资本主义下的性别政治：家庭与公共生活

导语

2020.08.05

性别和性问题正在美国公共讨论中占主导地位，这在过去是少见的。从美国总统惊人的公开厌女症，到一连串发生在工作场所中的性侵，再到另一方面，历史以来的女性游行背后的力量，以及性别关系已成为政治辩论的重中之重。在一次深入的对话中，历史学家史蒂芬妮·库恩茨(Stephanie Coontz)用历史的视野来审视我们当前所面对的关头，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即性别关系受到近期工人阶级收入停滞和不平等状况急剧上升的影响。最后，她意味深切地恳求道，将性别政治纳入更广泛的进步政治视野中。

斯蒂芬妮·昆茨(Stephanie Coontz)是常绿州立学院的作家，历史学家和教职员工。她教授历史和家庭研究，并在2001年至2004年担任当代家庭委员会主席，担任研究和公共教育主任。昆茨(Coontz)撰写并共同编辑了几本有关家庭和婚姻史的书。

资本主义与家庭

由Catalyst采访

一次与Stephanie Coontz的访谈

C：  你的学术项目一直以来与现代家庭与性别的关系相关【1】，你是怎么想到这里的?

SC：  我一直对社会历史感兴趣。当我上高中时，我获得了历史方向的美国革命女儿奖。他们可能会有些遗憾，因为我父亲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因为他的缘故，我读高中时读一些《人类的世俗物品》和伯托特·布莱希特的诗《工人看历史》之类的书。

当我上大学时，我意识到我父亲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真正解释我遇到的一些六十年代的事情，种族和性别问题，还有非理性愤怒和暴力的爆发等等，比如16世纪的猎巫运动，它既不是正如许多女权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是由男性针对女性进行的，也没有表现出上层阶级控制下层阶级的企图。

尽管如此，马克思最基本的见解之一就是被一些理论家拓展形成的[社会定位]概念。它说明了你是如何在谋求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计的过程中，与他人、社会机构相互联系起来的，以及因为你的性别种族和阶级所产生和面临的规则与价值观，这些对于理解人们如何组织和概念化他们的生活至关重要。

我记得当我刚开始研究阶级地位对人们观点的影响时，我非常震惊。我想了一个类比，当我们开车或是步行过马路时，看路口的方式也不同。如果你的一生，一直只是开车或者只是走路会怎么样呢?事实上，没有人会说：这是我当下的利益，我不在意其他任何人的需求。或者说至少只有很少的人会这样。作为社会人，我们想要相信我们做的事情有意义的，而不只是自顾自的。在这个类比中，一些开车的人可能会和总是走路的人有关联，所以他们其实可以看见一些自己以外的人的反应。

我一直被这些所吸引，也就是人们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过滤它们产生的需求，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是有意义的好的人。最终，它们使我对人们如何变得为社会公正而抗争产生兴趣，以及人们如何通过一种在我看来是趋向互惠的本能的社会冲动调和对社会不公的接受甚至不公的升级。比如，我开始相信，巫术指控其实不是从富到贫，或者相反，而是从稍微好一些的人到比他们差一点的人，往往是由于对原本的和谐的互惠关系的消失感到内疚或者害怕。

在我深入学习女性历史之前，我便试图从这一角度来理解种族主义的发展。比如，资本主义培育了一种进步的平等思想，并且在事实上辅养了一种比在等级制的前资本主义之社会中更加连贯而深远的种族主义思想，对此我感到很惊讶

于是我开始将种族主义视作一种方法，人们用来调和他们在奴隶制的物质利益，或者默许其以这样的机会平等的信念来延续下去。我意识到一个相似的动向，即那些关于女性无法参与到那些被男性视作理所应当的自由的生物学理论上的发展。

与此同时，我受雇在Evergreen教书，并对女性的历史十分感兴趣。一个在The Feminist Press的编辑建议我拟定一本关于女性历史的书的提纲，我便着手开始写了。但在那时，也就是70年代末，这本书的内容似乎很可能变成要么是这么多年来女性所承受的事情，要么是尽管如此女性所做的事。

所以我开始为这本书寻找一个吸引我的角度切入，它要让我能够以一种复杂的、矛盾的交流等角度来了解男性和女性。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像是突然有一个声音，“我的天，就是家庭啊”，那就是把我带到这个方向的东西。

C：  不过那个时候，家庭也确实是许多女权主义者所争论的中心，并且它恰好就是你所见的男性主导权真正形成和显现的主阵地。当时的环境怎么影响你的呢?

SC：  当时我已经是女性主义的支持者，但我总是被“父权制”这样的概念所困扰，这是一种完全与历史无关的惊讶，同样还有从学习猎巫对女性(来自不是极其贫困的也不是极其富有的不同家庭)的谴责的方向所带来的困扰。人们对他们的利益，名誉和权力的估量多么复杂，这让我着迷。我想超越过去，将家庭视为压迫的源头，而不是将其简化为人际关系。

C：  随着研究的进展，你后来看待家庭的视角不一样了吗，还是说这些研究多少证实了你刚开始的想法?

SC：  我的研究不断地改变了我的观点。在与一位人类学家共事的过程中，我开始了解到，在早期的觅食园艺社会(foraging and horticultural societies)时衍生出的合作互惠的最原始的机制，也破坏了社会与性别的平等。

很明显，家庭长期以来都是压迫和统治女性的源头，但是它也在统治男性。首先，因为家长制对女性配偶选择的控制同样形成了对年轻男性的控制，在后来的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男性对于女性的职责会使他们肩负重任。

家庭在规范和控制它的成员，但在某些方面也保护了他们。它们一直在被现存的社会等级制形塑并为之改变，但也有时它们也变成了对这样的层次结构的削弱或者挑战。我逐渐意识到家庭随着时间在如何变化，以及它的变化过程是多么复杂，这让我质疑婚姻本质上到底是不是是一个压迫制度。我不再相信它是，尽管我们依然背负着来自婚姻还是一种强化性别的种族的和阶级的权力关系的主要形式那时的许多包袱。

我仍然认为我们需要去区别个人的和结构性的男性主导。当一个男性为了支持家庭主妇而去付出额外几个小时的劳动时，很难说他在压迫她，哪怕这种社会实践加深了女性在社会中处于次要的地位或者他自己的妻子对这一好意的依赖。

C：  让我们在工人阶级家庭这里停一下。有这样的观点，比如Jane Humphreys在70年代所论述的，认为工人阶级的家庭并不只是一个压迫的场所，也是一个工人们试图从雇主那里保护自己利益和在残酷的市场经济中生活的地方。你认为这是一个你越来越倾向的观点吗?

SC：  是的，家庭一直以来是一个促进男性对于妇女儿童的所有权，但同时也给他们保护的地方。它允许雇主们付给工人们比实际再生产所需更少，但也让工人们能够抵制剥削。它是一个男性与女性儿童之间的内部斗争之地，也是一个有着利他主义和爱的地方。

如果回到马克思提出的关于生产与合作的社会关系的观念，家庭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它既包含了权力与压迫、也有合作与共需。反过来，它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所看到的那些我们认为应该对与他们所面对的雇主和公司更有“阶级意识”人们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C：  你的工作不仅仅着眼于历史上的家庭形式的变化，还包括了最近的资本主义时代。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一种特定的、在你的工作成果中表现突出的家庭形式，也就是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male breadwinner family)，你论证说，不仅仅这种对经典的家庭形式的怀旧是错位的，而且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这种形式的历史事实上很短暂，只有几十年。那么，这种家庭形式的寿命到底有多久，又是什么让它得以维持，是什么将它破坏了呢?

SC：  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男性养家糊口家庭是真正意义上大多数家庭的主流。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之后，大多数的孩子才成长于这样的家庭，他们的母亲不再在农场或做小生意帮助她们的丈夫，也不再出去打工，或者孩子们自己去打工。

工业革命的早期，妻子们一般都会在他们孩子还小的时候外出务工，因为他们的婴儿或者刚学步的小孩不能为家庭经济做出贡献。这与今天是相反的。当他们的孩子到了可以去工作的年龄，妻子可能就会不再务工，而是将时间和专长花在最大限度利用好孩子和丈夫的收入上。她会做很多内部生产，也会用缝纫之类的方式来换取额外的收入。

所以，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多数妻子仍然在农场或者做小生意来协助丈夫的工作，或者外出务工直到他们的孩子可以工作，到那时再在家赚钱或者操持家事。

在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中，母亲在家以顾家为主要工作，照看孩子直到他们青少年时期结束。这一家庭形式成为最主流的亲子安排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逐渐消退，并在战后的经济大繁荣中短暂回潮。

但男性养家糊口家庭这一概念的形成比现实情况更早，这也是从早期性别与家庭关系的一种有意思的脱离。在前现代社会，存在男性霸权家庭(male boss family)，但尽管男性是家庭劳动力的主导者，女性也被认为是在家庭劳动中非常重要的，她们被称作伙伴或者帮手，而不是小女人或者更好的另一半.

这种从法律和社会权力层面的排除在根本上不是因为她们没有能力，而是每段关系一定会有一个主导和一个服从，而她们服从于男性持家者。我最常用的例子是一个被广泛传播的对妻子的布道：“尽管你可能会比丈夫有更优秀的思维能力，在很多方面都更好，为婚姻带来了更多的财产。但是正因为他是丈夫，上天派他来高于你”。你或许更聪明，更强，更富，但每段关系必须有人来掌控，那个人就是丈夫，这也太糟糕了。

但这件事的另一面是，自有财产的、获得遗产的女性，或者拥有大量财产和较高地位的丧父或未婚女性，并没有被排除在经济甚至政治领域之外。这样的女性被视作是社会层面的“男性”。阶级比性别在很多方面都重要得多。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内部生产与交换在外部工薪劳务和先进交换下显得无足轻重，这使得将经济生产和家庭再生产结合在一起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了。而那种花钱可以买到成品的消费社会的缺失，这使得一个人待在家里去完成半成品变得更合情合理。那样往往会比让一个人出去为了小额工薪务工更能改善家庭的生活。

这样你就开始理解让男人和小孩离开家、让结婚的妻子留在家的市场经济了。但是同时，新的关于民主与平等的理念——被血统所加重的阶级不平等——将女性的次要地位扔进了旧的不平等问题。

启蒙运动的新观念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得自由婚恋的观念浮现出来，我的书中有说到过，这是一种年轻人可以选择自己的配偶而不是听从父母的意愿的观念。所有这些东西在一起重新定义了性别，这是非常有力、相当诱人的，但与后来最终被认为理所应当的平等不相容。到如今，我们仍在与那种女性为养育者的意识形态残余作斗争。

C：  这个阶段是什么时候呢?

SC：  十七和十八世纪。新的民主理论拒绝了“因为社会等级一些人必须从属于另一些人”这样一种观念。尽管如此，你的确需要女性待在家里，那么这种丈夫和妻子的分离就会不断增加。但你仍然会有很多关于自由婚恋的压力——如果没有找到恋人，人们会保持单身，或者因为爱不在了这种想法而离婚?

如果爱比家长权威更强大，那我们如何维系这种性别秩序呢?逐渐出现的新的观念对此说“不”，不是因为女性必须从属于男性，而是因为“男主外女主内”、因为男女有完全不同的能力与需求。

男女是截然相反的，也是互补的。在前现代欧洲和殖民地美洲，女性被期待强到可以拧掉鸡脖子或者在市场上激烈地讨价还价。哭泣也并不是没有男子气概的，男性会负责安排许多社会活动，与亲戚保持联系，并且安排婚礼;事实上，女性在那时是被认为更加性欲旺盛，更容易有性错误，几乎不会为她们的母性角色感到伤感。

但是现在，这些共有的特征越来越多地分裂了。男性是坚强的、精明的经济行为者;女性太弱而无法应付这样的竞争环境，但她们是性和道德美德的保持者、培育者和社会安排者。按照这种观点，男人和女人只有通过婚姻才能获得其他性别的资源，情感，技能和能力。

男人不负责任，因为社会决定了他们的主导权。他们之所以负责，是因为女人太脆弱无法做男人必须做的事情。男性需要保护女性，他们希望保护女性，因为她们代表着这些男人不再拥有的社群价值(几乎是资本主义前的)。因此，妇女是需要依赖的，必须受到照顾，但她们也占据着道德，关怀的高地。

对于与“真正的女性风采”荣誉契合的许多女性(其中不包括非裔的美国女性或其他与男性并肩工作的女性)，这似乎在许多方面都向前迈进了一步。现在有人会告诉妻子，不是，你不必服从丈夫，你的思想可以比他所允许的更高。这提供了一种自尊感，这在之前的性别等级制中是没有的，许多女性都相信了。对于许多工人阶级的男人和女人来说，这已成为一种有抱负的观念，也是赢得某些工资需求支持的有力论据。

人们可能会争辩说，如果确实需要男人成为担任提供者，而女人太弱而不能做到这一点而并需要他们的保护，那么男人就应该有能力赚取足够的工资来使他们成为提供者。因此，出于所有这些包括心理和自尊的原因以及阶级利益，这种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观念早在其能够付诸实践之前就已经扎根。即使在今天，这种想法对一些人也仍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C：  让我们再多花些时间在这些养家糊口的男性家庭落实的几十年上。你似乎要说的是，对于女性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服从于男性的问题。

一方面，你可以将其视为摆脱雇佣劳动的一种逃离，因为在19世纪，工作条件相当残酷，尤其是当女性在分娩时必须承担的额外责任被增加时。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她们退出劳动力大军，她们就变得非常依赖男人。

SC：  你可以在19世纪看到这种交易。南希·科特(Nancy Cott)研究了经历这种到照顾型的女性家庭主妇这一观念的过渡过程中中产阶级妇女的日记【2】。她发现她们的日记(我在19世纪女性的公共著作中也看到这一点)反映出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她们在道德上优于男性，而男性则陷入了唯物主义和现金兑换的非个人世界。

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对自己在家中工作的价值也有了新的自我怀疑——一种感到无法证明自己值得他人的供养的焦虑，因为自己没有养家糊口。女性失去了自己作为一个有产出的家的共同供养者的意识。她们不得不在爱的领域中来弥补它。

C：在你的工作中你指出了这一点，即在1960年代的现代女权主义出现之前，1920年代还出现了某种小型女权主义爆炸。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女权主义转变，又为什么如此短暂呢?

SC： 其实在更早的时期，我们今天认为的女性主义思想就已经爆发了。那是在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之后。当时有人认为，应该认真对待平等的思想，并将其扩展到性别和阶级问题上。事实上新泽西州当时已经允许妇女参加投票。

女权主义文学有很多。我记得在我的脑子里上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一个：“平等的法律是使自由被寻得，没有人压迫别人。给女性更多自由，或者给男性更少自由。”但是它减退了，随着革命的狂热消退，更多的保守势力出现了，生活的现实表明，事实上，现代女权运动的客观基础并不在那里。

然后，在20世纪初，一些事情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了劳动力的队伍，消费社会的发展甚至使得无业妇女也进入了公共领域。妇女参加了战争，长期的争取选举权运动变得更加激进和可见。同时，反对维多利亚时代教团组织的矛盾使一些主流思想家也认为，男人和女人在结婚前应该更自由地进行社交和相互了解。在咆哮的20年代，你会发现性革命不仅比以前更加激进，甚至还超过了1960年代。

令中产阶级传统主义者感到害怕的是，男孩们不再只是给女孩“打电话”、坐在客厅里或前门外，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去与女孩出门约会。同时代的人们还担心汽车是“移动的妓院”。

但是，传统的女权主义者对性解放和个人自由的论调感到失望，并担心这样并不会真正改变妻子服从于丈夫的情况，甚至还会妨碍全面的解放，这种担心是正确的。无论如何，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压力下，所有的这些不同的女权主义和女性独立主张都消退了。

甚至在此之前，还有人挪用弗洛伊德的学说来制约女性性行为，但这只是以一个非常刻板的公式来努力营造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后来被贝蒂·弗里丹形容为“女性的奥秘”。

C： 大萧条将妇女带回家庭是怎么一回事?有人会认为，随着工资的暴跌，男女双方都会被迫外出工作进入经济体制，应该是会促成妇女离开家庭。

SC： 尽管有许多女性主义和社会活动家的努力，但是20世纪早期对女性气质的再定义并没有真正挑战“男女有本质区别”的总体想法，对此几乎没有提出一个不一样的，更性别化的转折。

不论是在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中，男性气质同往常一样，甚至比从前更多地和养家糊口捆绑在一起。所以，当大萧条到来的时候，男人们开始失去工作，女人们不得不出去工作、或者承担更多的家庭内部生产。这时，男性和女性都会产生一种怨愤感，尤其是男性对失去男子气概的怨愤。而且，对女工的敌视是极大的，因为她们拿走的了男性本来本来应该拥有的工作。

C：  那么，让我们来说说1950年代。在《奇怪的搅动：女性神秘感和1960年代黎明的美国妇女》一文中，你提出了一个论点，即这十年对家庭的影响这是矛盾的。

一方面，在战争年代，有反对妇女加入劳动力大军的声音，还有对父权制的观念的新主张，这些都在让女性回到家庭。但另一方面，经济压力又将她们拉回劳动力市场，从而为男性主导家庭的瓦解奠定了基础。就在之后的几年，又到了妇女运动的兴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那十年呢?

SC： 五十年代是为了自我毁灭而生的。那些让男性养家糊口家庭成为典型并使其看起来像是家庭生活的黄金时代的东西，也正在破坏家庭。如果你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这个时间节点，你已经经历了大萧条时期，年纪大些的妇女不得不去工作，已经准备好安定下来的妇女不得不推迟结婚。

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年轻的情侣匆匆忙忙就结了婚。而在1946年，男人们回来之后，离婚率有了很大的增加，因为其中有些婚姻太匆忙而没有成功。但对于那些没有离婚的人来说，即使大多数上班的妇女起初并不想辞职，她们也面临着来自政治领导人、雇主和大多数退伍军人的巨大压力，要让她们把这些工作还给男人。

只有少数工会(例如UAW)想争取充分就业，这样“Sister Sue”和士兵们都可以工作。甚至像我妈妈这样的妇女，她们在造船厂工作，当士兵们开始返回时，她们便获得了一张解雇通知。她愤怒极了，她们原本希望推迟到战争后再成家，却看到年长的女性因为大萧条而不得不放弃。

因此，如果女性已经结婚，她们就会开始生孩子并退出劳动力市场;如果她们还没有结婚，她们就会提早结婚，因为毕竟，这些男人似乎已经得到了这些好工作，并且负担得起给她们长期以来都没有的住房和舒适感。

但这些早婚和育儿的冲动，在物质上和心理上为1950年代婚姻制度的瓦解铺平了道路。

如果有人告诉你婚姻将是你一生中最令人兴奋的事，那就只有结婚那天和分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令人兴奋的事”，因为在那之后，只不过是相同的每一天，你越来越感到绝望，或者至少感到不满。

早在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之前，杂志和心理学家就想知道为什么“史上生活最好”的一代女性竟如此烦躁和焦虑。那个时代采访过的女性几乎都谈到了这种巨大的内疚感，因为她们的生活比父母更好，但她们仍然感到有什么缺失了。弗里丹(Friedan)帮了许多家庭主妇一个大忙，给她们的这种不适感命名，并告诉她们这并不是因为她们在心理上不够女性或不够成熟，而是因为她们是真正的人类，有权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并拥有一些在家庭之外的东西【3】。

在这个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更多父母将他们年轻的女儿送入大学。许多父母认为，他们把男孩子送上大学为了有好工作，而送女孩上学能有好丈夫，但事实并不总是这样。

许多被送到大学的女孩会发现，她们真的想找一份工作，但当她们结婚并辍学后，她们就错过了曾有过的智力上的兴奋。因此，不满情绪来自许多方面，甚至在之前，这种不满曾被民权运动、反战运动中的年轻人的激进放大，而当妇女不能平等地参与抗争时，愤怒就越来越大。

但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同样的经济繁荣和不断扩大的消费社会使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可能产生了年轻单身女性无法填补的劳动力需求，因为一半的女性二十一岁之前就结婚了。

如果你要招募新工人，就必须找已婚妇女，即使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从事了兼职工作——一种作为后备劳动力的工作。想要和需要帮助的雇主必须使妇女工作更容易，他们提供更多的休息时间来吸引女性。在供应方面，节育的逐步改善使妇女更容易推迟结婚，而家庭便利的普及使已婚妇女更容易重返工作岗位。

结果是，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妇女涌入了劳动力大军。尽管许多女性对喜欢自己的工作这件事感到内疚，然而，到了某个节点之后，在家庭之外的工作或对工作的期望也成为了女性身份认同的核心部分。

C： 从女权运动的早期开始，传统的性别规范便受到了非常深的侵蚀，尤其是在社会民主的国家。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你对欧洲和美国的最新进展有什么评价呢?

SC： 我们最近得到过一些提醒，这些提醒，告诉我们性别歧视竟可以如此持续存在。但是如果要使女性达到与男性相同的水平时，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需要做的努力是很多的。如果这是一个水缸，我认为现在可以说水缸已经超过一半满了。

可以明确，性别平等的思想不仅在原则上而且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婚姻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有趣的是，我们曾经将婚姻视为最压迫的制度，但实际上，至少在年轻人中，已婚男子的行为和价值观念要比未婚男子更为平等。

与最近不同，婚姻不再造成男女平等的夫妇在行为上的倒退。生育会造成倒退，但这部分是由于工作-家庭支持不充分的限制，尤其是在美国，超额工作的丰厚报酬，使男性回到家(照顾)的代价高昂，就让旧有的模式延续【4】。

在欧洲，父母休假政策和良好的育儿服务使工作和育儿更容易结合起来，与美国相比，欧洲育儿家庭在婚姻上压力较小，夫妻的幸福感比未育儿家庭更高。在实施了有力的工作家庭政策的国家中，双职工夫妇的离婚率低于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5】。

在当代家庭理事会(CCF)上，我们组织了关于性别革命是否停滞不前的几次辩论【6】。最近，戴维·科特(David Cotter)和乔安娜·佩平(Joanna  Pepin)报告说，高中高年级生呈现出某种形式的传统主义的增加，在妮卡·菲特(Nika Fate)截至2014年的调研中，发现在18-25岁的男性中也有这样的情况。

相比之下，2016年的GSS相比下创下了支持性别平等的新高【7】。另一方面，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竞选活动无疑利用了许多民众的厌女症，而#MeToo运动则暴露了大量性骚扰问题是仍然存在的。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在美国，工人阶级的职业仍然有很强性别上的区分。平均而言，在不同的教育水平上，女性的收入仍低于男性。有趣的是，性别差距最大的是收入最高的职业，曾经尽管是收入最高的女性，其收入仅与平均收入的男性相同。现在，在阶级和性别动态产生复杂的相互作用之下，她们已经比这些男人赚得多得多了。

在结婚生活中，我们看到男人越来越接受女性成就的迹象。一直到1980年代，如果一个女性比丈夫受过更多的教育，那就有离婚的风险，但在今天不是这样。

最近的研究表明，当妇女的收入比丈夫多时，离婚风险也不再增加。让大多数听到的异性恋女性感到高兴的是，一项自1990年代初以来对婚姻的研究表明，与传统分工的夫妻相比，平等分担育儿责任的夫妻在婚姻和性生活等方面的满意度更高。他们与平均分担家务的夫妻一样，是研究仅有的比过去拥有更多性行为的夫妻【8】。

然而，在这项研究中，只有30%的夫妇确实平均分担了育儿和/或做家务，因此，我们在这方面还有路要走。而且我认为，如果我们只是要让妇女加入劳动力队伍，让她们可能将工作和家庭结合起来，而没有合理地花费更多精力使男人加入家庭，让他们同样将家庭和工作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个进步的上限。

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我们所看到的对性别平等的支持的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和不安全感的加剧所产生的不满、恐惧和不信任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如何发展。

双方都工作的家庭的需求会不会继续增加对女性作为共同养家者角色的尊重?或者是将注意力集中在高收入女性面临的性别不公上会引起低收入工人阶级的反对?

C： 好的，让我们继续讨论不平等问题。最近的大量研究表明，在过去大概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一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富裕女性，另一边是工人阶级女性，她们在家庭和婚姻遇到的事产生了一些区别。

后者(工人阶级女性)的结婚率正在崩溃，离婚率则在上升，而富裕妇女的婚姻率仍然很高，离婚率则下降。因此，就家庭而言，不同阶级的经历似乎明显截然不同，这一点在战后数十年更加明显。

SC： 是的，婚姻和离婚率出现了巨大的阶级差异。在1960年代，高中毕业的人最有可能结婚，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可能性最低，但结婚率并没有因为教育程度和收入的不同而有很大差距。如今，高收入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性更有可能结婚，而离婚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

这一转变的原因很多，包括监禁率高、文化习俗变化，但一个关键原因是工人阶级男性的长期工资和工作前景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不公平的情形的不断加重。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让他们成为不太理想的婚姻伴侣，并且还提倡了男性的补贴行为，这些总体上都不利于稳定的关系。同时，尽管女性的收入仍然低于男性，她们的就业前景却比过去要好得多。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一个年轻人几乎可以从事任何工作，因此他们对收入的期待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大改善。从1947年到1970年代后期，以恒值美元计算，各代年轻人的平均收入是其父亲在同一年龄段的三倍。即使工作是危险的或具有贬低性的，对未来进步的信心也使一个人充满了 “做出妥协，坚持下去，最终会获得回报”的延迟满足的感觉。

一个年轻女人几乎可以嫁给任何一个男人，并期望他对家庭的支持比她可以带来的支持多得多，并且比她父亲能够支持她的母亲要多。即使丈夫的行为不够理想，她也没有替代婚姻的途径，而且，对平等较低的期望也使她更有可能“坚持下去”。

如今，尽管婚姻可以带来集中资源和获得支持网络的好处，但婚姻的风险要比过去高得多，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因为她必须平衡好投资恋爱关系的风险和收益，而不能投资自己的收入能力这一新的可能性。

如果男性继续工作，分担工资并实现女性对平等的更高期望，那么婚姻就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丈夫失业或滥用这对夫妇的资源，女性则可能不得不用自己的低工资来支撑他们俩，与单身时专注于自己的赚钱能力相比，她最终可能会变得更糟。

和中产阶级的美国人一样，低收入夫妇现在对婚姻的要求也有了更高的标准。受教育程度低和收入低的个体面临残酷的讽刺：当作为伴侣和父母，他们需要付出比过去更多的努力，技能和参与度，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正在失去这些，失去社会支持体系、和日常的可预计的收入、培养谈判能力的工作前景，失去了在生活重重时处理人际需求的抵抗力，失去了可以规避不良行为的奖励机制(这些不良行为短期摆脱了压力但破坏了长期良好关系)。

这里有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例子。一项新的研究表明，收入最低的人群，是在各个收入层中唯一的已婚人群的心理状况始终比未婚人群更好的群体【9】。让牢固的婚姻在低收入社区中非常有益的东西，恰是使它成为如此稀有之物的东西。如果你生活的社区工作机会少，且有普遍的贫困问题、不能信任警察或某些邻居、是社会资本和私人或公共投资水平很低的地方——天哪，有一个支持你的配偶在那儿真是太棒了。但是要找到一个支持你的配偶会难多了。

而且，当你正好有这样的配偶时，由于你不得不非常依赖对方(与中等收入的夫妻相比更加频繁和更加强烈，而中等收入的夫妻拥有更广泛的网络和资源来换取替代性或附加性的支持，从压力中得以缓解)，最终两个人都对彼此不断地提出巨大的支持需求。这往往会让人们感到失望和不安稳。

较高的收入的阶层中，双方所需的来自婚姻的经济和个人支持更少。他们拥有好友网络，足够的财力资源可以去参加瑜伽课、获得家庭帮助或者其他任何帮助。这些给婚姻减少了很多的压力。

在如今，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优势起不到决定性作用的地方是婚姻的后期。尽管受教育人群和中高层收入人群在人生黄金时期的婚姻更持续，但1990年以来，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夫妻的离婚率大大提高了，而阶级或受教育程度带来的离婚率差异在那个年龄并不大。

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这样的情况，中产阶级在育儿时期婚姻可以持续下去，但是，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你无法维持当下所期望的亲密感，热情和成长，并且你仍然希望再过20年的健康生活，那么“直到死亡会使我们分开”会比以前困难得多。

C： 这是否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的工薪阶层妇女选择投票给特朗普，这样一个看起来对他们所需要的社会保险制度怀有敌意的人?这是不是与不同阶层的妇女所面临的不同现实有关?

SC： 特朗普对工人阶级男女的吸引有很多不同的因素。要记住，他还赢得了中产阶级和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妇女(的支持)。这当然涉及种族主义，但是，当人们感到经济压力时，种族刻板印象和偏见也会变得更加突出，这是事实。

我最感兴趣的是那部分工人阶级的男人和女人、无论他们的种族偏见如何，都不完全是由自己的。白人工人阶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曾两次投票支持奥巴马，我所在的华盛顿州的每个伐木区也这样。但是正如我在别的地方写到的那样，当他们没能得到希望和改变时，就已经准备好换成愤怒和指责了【10】。

尽管许多特朗普的女性选民不赞成他的举动，但她们并不认为希拉里·克林顿愿意为那些已经失去优势长达40年的人提供支持，他们不仅是被忽视的，而且是不被尊重的。

我记得有位女士在投票支持特朗普时引用了一句话：“是的，他是个欺凌者，但他的那种欺凌，是你想拿来对付欺凌你的欺凌者的。”在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者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欺凌，他们向人们敞开心扉，认为是时候该捣乱了，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就可以很好地办到这一点。

事实是，我们在世界范围内都面临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其中很多都构成了痛苦的困境。但是，既然我们总归要取得些进展，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去接触众多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支持者、还有许多诚心的自由主义者和左派。

我的意思是，当我听到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期间发表的关于包容性和多样性的言论或讲话时，我总是会想：“我们可以在加上卡车司机吗?可以加上肉厂包装工人吗?”然后，当你认为懂了“一箩筐可悲的人”的概念所指的不可救药的人时，其实是在自欺欺人。

我们需要弄清什么是合理的忧虑。我们在美国看到的一些错位的愤怒，根源便来自这些忧虑/我们需要与它们对话而不是去顺从它们，也不是去要求人们立即公开地否定自己可能有的每一个错误观念或偏见。

很多专业人员都弄不明白在一个小镇、工人阶级或是农村社区如何运作。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和训练给了我们职业网络和技术工具，让我们能够实现地域上和职位上的流动。

但是，这一使专业人员的生活更轻松灵活的过程却同样使得一些个体被边缘化，这些人的身份认同、安全感和生计依赖于他们在特定的方面的具体知识和整套技能，以及他们在持久的人际网络中的位置，通常来说，这种网络内部存在着等级之分，并且包含着各种相互依赖、难以分割的关系【11】。

通过许多教育机构和工作机会，我的父亲从劳工组织者一路升为教授。他将我的妈妈和他的孩子们带在他身边，但是每年夏天，我都会回到图姆沃特镇的祖父母那里，我的祖先们曾是那个地方最早的白人开拓者之一。

那是一个很小的镇子，人人都相互认识。当我走进一家商店时，人们会说，“那是Mac的孙女”，你便不得不停下来参与谈话。一如我的夏威夷朋友所说的“谈话故事”。在这样的地方，一个人之所以找到工作，是因为他的亲戚跟他的上级说了好话，而一个小杂货店的老板获得了银行贷款，因为银行家在那里购物。或者你是一位农场机械师，就会帮邻居修修设备，或者是依靠着个人相识作为客户的店主。

许多工业社区，以及农村、小城镇都恰恰是建立在专业人员的流动、互换和效率的反面基础上的。他们靠着长期的熟悉和互惠的纽带。当你有求于邻居时，你需要了解他们的性格，而不会很快信任一个陌生人。但是，当你知道某人的人际关系时，你便会以某种方式提供某种程度上的帮助，而这在忙碌的专业化社群中是看不到的。

然而，在专业的精英那里，我看到了他们对那样的社区和在那里工作的人的不尊重。我的丈夫从航空业退休后，开始在我从祖父那里继承的土地上养有机草饲牛。当需要“收获”一头母牛时，我们就会叫来一个流动的屠宰者。因为对牲畜而言，最糟的部分是被送去屠杀的运输过程中的恐惧。因此，三个人带上一堆花了大笔钱投资的设备，其中一个人给牲畜完美的一下，它立即就倒下来了——不过，当你有跳来跳去的动物时很难做到这一点。然后，他们将皮整个剥下来备用，切掉头和蹄，将动物吊起并切成两半。我们会要内脏，所以他们将它们割出来，然后将剩下的交给屠夫完成。你知道他们一头牛收多少钱吗?他们处理的是1300磅的牛，对吧?他们收75刀。

这是给拥有这样的技术、知识、熟练度和一路抵达我们这里再赶到屠夫那儿的工作的费用。这让我感到很惊讶，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给这些人付75美元，却花500美元聘请一个顾问，任他的脚放在桌子上然后夸夸其谈半小时。在美国，对这种劳动尊严的尊重已经完全丧失了。如果你认为这样的劳动者会接受一个不尊重他们但自己连轮胎都不会换的人的意见的话，那么，你最好再想一想。

你必须尊重人们所做的工作、尊重他们的人性，然后弄清楚他们来自哪里，以及你如何与他们建立联系，然后才可以有改变他们的期望。即使你无法让他们改变到你想要的程度，也可以稍微改变他们，这一点很重要，也很有帮助。即便这样只意味着会多一个人认识你的人性。

【1】Stephanie Coontz and Peta Henderson (eds.), Women’s Work, Men’s Property: The Origins of Gender and Class (London: Verso, 1986); idem. The Social Origins of Private Life (London: Verso, 1988); idem. The Way We Never Were: American Families and the Nostalgia Trap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and 2016); idem. The Way We Really Are: Coming to Terms with America’s Changing Famil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idem. Marriage: a History — from Obedience to Intimacy, or How Love Conquered Marriage (New York: Viking, 2005); idem. A Strange Stirring: the Feminine Mystique and American Women at the Dawn of the 1960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idem. American Families: A Multicultural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and 2008).

【2】Nancy Cott, The Bonds of Womanhood “Woman’s Sphere” in New England, 1780-183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3】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Norton, 1963).

【4】Council on Contemporary Families (CCF), Brief Report, “Overwork May Explain 10 Percent of Men’s Wage Advantage Over Women.” July 2014,https://contemporaryfamilies.org/gender-revolution-rebound-brief-overwork-explains-wage-differences/, accessed February 18, 2018.

【5】CCF Brief Report, “Parenting and Happiness in 22 Countries,” June 2016,https://contemporaryfamilies.org/brief-parenting-happiness/; CCF Brief Report, “Gender Revolution and the Re-stabilization of Family Life,” August 2015,https://contemporaryfamilies.org/gender-restabilization/, accessed February 20, 2018.

【6】CCF Brief Report, “Back on Track? The Stall and Rebound in Support for Women’s New Roles in Work and Politics, 1977-2012,” July 2014,https://contemporaryfamilies.org/gender-revolution-rebound-brief-back-on-track/, accessed February 18, 2018.

【7】Joanna Pepin and David Cotter, “Trending Towards Traditionalism? Changes in Youths’ Gender Ideology,” CCF Online Symposia, March 2017,https://contemporaryfamilies.org/2-pepin-cotter-traditionalism/ accessed February 18, 2018. Barbara J. Risman, “A new generation wrestles with the gender struc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log, February 19, 2018, https://blog.oup.com/2018/02/millennial-generation-gender-structure.

【8】CCF Brief, “A Reversal in Predictors of Sexual Frequency and Satisfaction in Marriage,” June 2016, https://contemporaryfamilies.org/sex-equalmarriages/, accessed February 18, 2018.

【9】Daniel L. Carlson and Ben Lennox Kail, “Socioeconomic variation in the association of marriage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forthcoming.

【10】Stephanie Coontz, “Taking the Nostalgia of Trump Supporters Seriously,” Berggruen Institute, Insights, no. 4, http://insights.berggruen.org/issues/issue-4, accessed February 18, 2018.

【11】Stephanie Coontz, “The shell-shocked white working class,” CNN Opinion, September 23, 2016, http://www.cnn.com/2016/09/23/opinions/shell-shocked-white-working-class-opinion-coontz/index.html, accessed February 18,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