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维”：从苏联的倒台到华盛顿的下降（1989-2020）

作者： 维姆·迭克森斯 沃尔特·弗门托 魏 文编译

引言

苏联的“新思维”(1989--1991)开始了东方—西方两极主义的垮台，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29--1944)的结果。西方对阵东方的两极主义始于1929年的战争/全球的金融危机，结束于布雷顿森林协议，在那里战胜的大国将其世界秩序强加于人：两极主义。在战胜的大国之外是第三世界，即1956年参加“万隆计划”的国家。

这个两极主义或新的权力的战略秩序是在1929年金融危机的解决和1939—1944年世界战争决定的模式的结果，以1989—1991年苏联的垮台开始结束。在这种结束开始时，一直在出现金融城的全球主义的单极主义，这为1989年“单极的”“华盛顿共识”打下基础。这是大陆主义的和全球主义的金融单极主义之间的一项协议和休战，以便确保从两极主义过渡到单极主义。这一休战由于1994年1月全球主义者比尔·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而被打破。

由于2001—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美国大陆主义的单极主义下降的开始，我们清楚地进入了两极主义最后一个角色垮台的阶段。如果全球主义在1989年的“华盛顿共识”已经表明它的存在的话，先于苏联的“新思维”。刚在1994年1月当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的时候，表明了它的整个全球主义的战略计划。

金融的全球主义牵涉到金融资本一次规模和形式的飞跃，也意味着一种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破裂。因为它放弃了在共和党内的统治地位，占据民主党的高层，服从于工业大资本和有组织的劳动者工会运动之间民主党的历史性联盟。民主党的高层表示从这个时候起单极的全球主义的利益已经不是美国的利益。从它的高层认为它的大型敌手将是工业大资本和有组织的和正式的劳动者。对于金融的全球主义来说从1979年这已经是一个现实，世界将它的工业重心从美国转移到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太平洋，香港从1840年起曾是英国的殖民地。

在漫长的历史上每个时代大国的停滞正好与它们认为是不可战胜的历史时期相一致，它们相信这一点正好是在完整地系统地称为重组(“新思维”)的灾难性的垮台之前。

这里不试图进行一种历史的分析，我们做过的事情是在《罗马帝国的古老》中已经看到，从30年前苏联的解体中已经看到，今天在美国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观察到很少次感受到了悬崖的地缘甚至是深渊的底部，在这个深渊已经呑没一个完整的帝国之前，即使这样信我们也没有看到它。

有趣的是指出在罗马帝国战略利益之间残忍的权力的斗争没有发生在帝国的末期，而是在它战争中更大的胜利的时期，随之有一种很强的替代能力，很大数量的年轻的生命准备好代替死者和老人、奴隶的劳动力。那是斯巴达克的时代。

当战争在地理上越来越频繁的时候帝国屈服了，因为它的支出不可持续，明显地变成非生产性的，也就是说不能再生产。缺乏对奴隶的支配使其降低了替代这种劳动力的能力，这导致除了让奴隶自由(释放他们)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以便保障劳动力的生物再生产。上述情况意味着经济权力更加分散，外围的省份加深它们更大的自主权的要求，以罗马的权力中心作为代价。这就是奴隶制度和罗马帝国的结束。

上述情况似乎是战争的结果，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劳动，除非能够将其支出转移给第三者：国家或人民。我们要问的是上述说法只对古代有价值还是对今天的时代也有价值。从政治经济学的前景来说。军事支出被看作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支出，前面的情况是有效的，与统治的生产关系没有关系，不论是现在或是前资本主义的(比如罗马帝国)、社会主义的(前苏联的)、资本主义的(美国的或西方的)的生产关系。

在我们的时代武器的生产也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活动，因为它没有鼓励民用工业的和群众的生产，防务的支出倾向于更多限制经济本身的扩张，因而限制经济在整体上的增长。在一个经济周期内生产的武器不会列入下一个周期，在最好的情况下，不被使用，因为使用武器是破坏性的工作。武器的出口可能对它的生产者有利，但是对购买者将是非生产性的支出，换句话说对于经济的整体继续是一个非生产性的支出。

下面我们看苏联倒台的结局，至少对西方来说是一个让所有的人吃惊的事实。然后我们看美国，如果现在作为帝国的国家的衰落至少可以用类推的方式能够解释同样令人吃惊。

苏联的垮台—1989—作为扩张主义的大陆主义的集团完全令人吃惊，至少对西方是如此。美国作为大陆的帝国主义的结局从2017年起正在摆在我们的眼前，但是公民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可能企业家和政治家也没有感觉到这一点。这是缺乏领先的视角，今天不是公众的过错。首先是一种对重要的信息操纵的结果，对广大的公众来说不掌握这些信息，因为政府的责任，特别是因为有深刻的权力“金融机构”和它们巨大的与世隔绝和掩盖信息的平台的责任。

2019年9月《全球欧洲展望简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2020：一种美国的‘新思维’”的文章，警告特朗普最近“赶走”安全“顾问”：新保守派约翰·博尔顿，这是一个与戈尔巴乔夫当年提出“新思维”同样的象征性规模的历史事件。在公开赶走鹰派的新保守派的时候，他们认为“特朗普标志着已经不可能的美国帝国主义的结束”。甚至非常清楚地指出他是第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统”。

在特朗普2017年11月选举胜利之前，我们已经指出，美国处在一场严重的结构性危机中间，在国内全球主义的和大陆主义的力量之间，特朗普正在表明一种中心国家的民族主义，主要反对全球主义的帝国。在其他的文章中我们指出，这场国内的危机在“阿勒陂战斗”(叙利亚)--在那里在军事上打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之后，已经不能出口到其他国家(比如印度、俄罗斯和中国)，因此只能在美国内部加深危机。

这同时意味着的事情是美国单极帝国主义的结束—我们称之为华盛顿—可能是英国--西方帝国主义文明的结束。对于资本主义的西方集团来说这个断言非常深刻和有力，如同30年前苏联的”新思维”和解体对于东方集团那样。因为对于美国和“英美的西方”这是非常深刻的，如同在古代对于罗马帝国、在现代对于苏联那样。“华盛顿”的“新思维”是现代最后的事件。我们将回顾一下“新思维”的时代。

对“新思维”的回顾

25年前我们已经在政治经济的基础上提前说过“西方的”“新思维”。在我们的书《南--南关系和一个新的文明计划的挑战》(2017)中，我们更新了对在西方的“新思维”已经具备的条件思考与不可支撑的军事支出有关的需要，这种支出已经不能由其他国家或人民分担，像在罗马帝国、苏联时期和今天的美国一样。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也多次证实我们今天是有道理的。我们打算分析美国作为帝国主义以及今天盎格鲁撒克逊西方文明的危机。

军事支出因其内容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支出，这种说法是有效的，生产关系不论是资本主义之前的(如罗马帝国)、社会主义的(如苏联的)或是资本主义的如美国。它没有鼓励民用经济的增长，防务的支出更多倾向于限制再生产。在“战争的经济”的祭坛上牺牲的所有财富意味着一种虚假的生产(再生产)成本，也就说是说在下一个生产周期不再为自己支付的投资，在最好的情况下会利用它的终端产品。军事支出在国内分配的能力通过税收意味着减少民用经济部门的活力。这种非生产性的支出通过出口武器和收到提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保护”得到的支付转移给第三国，意味着转移非生产性的成本，随之对第三国再生产进行限制，这有利于武器的生产国和它的军事工业复合体。

现在美国和它的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盟国在80年代约有6亿居民，与此同时苏联和华沙条约的人口不到4亿。为了能够保持军备竞赛的同时，简单的人口差异意味着美国每人投资100美元，苏联需要每人投资150美元，以便支持在军备竞赛中的某种竞争。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苏联的两倍(中央情报局估计过高是为了将苏联说成死敌)。美国可以将防务的支出转移给第三国，甚至超出大西洋协议的成员国，比如拉丁美洲第三世界的情况。与此同时苏联出口更少，经常对它的成员国不收钱。

在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支持美国开始的军备竞赛的速度和实力对苏联来说可能意味着是军事投资的三倍以便能够保持竞争。例如如果美国将5%的国内生产总值投入军备竞赛，苏联必须投入国内生产总值的15%，这只有在更多地削弱民用经济，依靠紧缩和消费的萎缩这个代价才是可能的。因此，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和制度停滞的前景。

我们知道1955年美国的防务支出高于苏联的两倍，到1975年才达到持平，80年代初苏联的防务支出超过美国。在里根时期(1981--1989)美国的防务支出比1980年上升(5%)，1986年达到6.3%。在苏垮台以联后，在随后的几年再次上升，因为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干涉。在2008年全球金融大危机爆发以后在2010年和2011年美国的防务支出分别下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7%，2015年下降到3.3%。

换句话说，如果美国将6%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防务支出，苏联应当将12--18%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防务支出。由于经济的支柱比美国少三分之二，将成本转移给第三国的能力更小，通过出口和对外经济支柱的收益更少，可以理解为什么民用经济和整体经济的增长在苏联下滑，到80年代末导致停滞。

它的军备竞赛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保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但是，在冷战中军备竞赛也是一种制度的竞争，竞赛使苏联再次越来越走向经济的深渊。民众的需要得不到照顾，使国内处于非法的进程。冷战对苏联来说意味着可持续的发展不可能，因此出现它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性的衰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本身成为问题。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危机，“新思维”使其走进危机，国家再次向内以便能够生存，当出现国内已经从属的矛盾的时候，国际势力的矛盾就更加容易和更有力度渗入。

由于“新思维”或全面重组，注意力应当放在增加民用的生产和使必要的社会关系适应它。军事工业复合体是集中的计划重要的轴心。重组民用的经济使经济的整体的增长发挥作用意味着在共和国的经济政策领域做出分散的决定。在授予苏维埃共和国更多的自主权的时候，“新思维”的后果没有预料到，促进了民族主义的感情，加强了共和国的地方权力，因此使中央的权力推向分离。围绕着军事工业复合体拒绝集中的计划，导致共和国的独立。柏林墙的“倒塌”象征社会主义集团的解体，因此标明实体的社会主义的倒台。

由于实体的社会主义的倒台，情况指明资本主义对于人类是“唯一可能的制度”，其性质似乎是持久的。这种前景由国家推动，通过华盛顿一个反动的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表达出来，这意味着对于南方的国家来说关闭了任何发展的选择。作为后果它可能服从于三重大陆主义：美国和它的公司与北大西洋公约。

在这个框架内，“华盛顿共识”划出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框架(1991)，当时使它有力地进入全球化。美国作为冷战“光荣的胜利者”出现，但是实际上“华盛顿共识”在美国已经表明强有力的破裂了，这是美国金融单极的大陆主义与单极的全球主义之间斗争的结果。一种战略的冲突在美国和从美国迈出步伐，但具有全球的性质，因为它涉及欧洲的大国、日本以及在东南亚大量投资而出现的战略角色中国，外迁的全球的跨国公司已经发展。

关于美国帝国

美国从1920年到1960年对世界经济的统治的基础是它的债权者的地位。相反从60年代开始它的统治来自它负债者的地位。但是，它作为世界上主要的债务经济的影响非常强有力，如同过去它作为净债权者的地位所反映的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4--和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之间的这个时期，美国积累了世界货币黄金的75%以上，这是对美元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以来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支持。在这个时期美国有贸易顺差和大量的黄金储备，可以购买和重建被打败的欧洲和外围依附的拉丁美洲的大工业。

从1958年起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开始运行的时候，国家用美元结算它们的国际贸易交易，同时这些美元被体系主要的中央银行用黄金兑换。各国同意保持固定的汇率，但是在例外的情况下可以调整，美元和黄金之间按35.20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比价交换。

在60年代出口特别是从德国和日本的出口包括设在欧洲和日本的美国跨国公司的出口超过它们从美国的进口，此事减少了它们对美元的需求，因而兑换成黄金。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命令关闭世界的中央银行用美元兑换黄金的窗口。在这个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变成了一个信托资金的体系(或这些资金没有一种有形的资产的支持)。

1974年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之间的协议，石油的价格飙升。在那个时期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主要的产油国)达成一项协议，可以因为它的石油收取它想要的东西，但是必须用美元回收它所有的净利润，不论是以购买武器的方式或是通过购买美国的债券。后来美国决定石油的价格的确定和专门用美元支付。依靠进口石油的国家必须 拥有美元作为储备，与美国有贸易顺差的国家被迫接受美国的国库债券(一种期票)。换句话说这是美国强加于人，世界的其他国家以向美国贷款的方式保持它们的顺差和储蓄。这样美国作为真正的帝国能够在40个国家建立军事基地(今天有800个)，这种军事支出的美元意味着“借给了”世界上其他国家。不能履行这项条件的国家冒着一场被侵略的具体风险。

国际信贷是统治的新形式

在一个特定的国家范围内贷款合同的发展作为一个期票的链条出现，在这里资金作为账面上的货币只是抽象地出现。当债务不能赔偿时必须结账。为此需要建立价值的储备基金。储备的抽逃表现在支付结算上。这种会计是必要的，以便防止将生产的流通与它对投机的倾向分开。直到60年代中期中央银行的当局(10家中央银行的团体)和国际金融当局做到抵消投机的压力。私人银行的扩张从贷款出发，1965年以后发展了。直到那时贷款和国际信贷的主要来源是多边或双边的机构。

生产和流通(营销和金融化)进程的统一包含危机的可能性，以至对抗的可能性。生产和流通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资金而达到。但是，这种相互关系当信贷介入时是更不透明的，今天在世界上这个越来越占主导的地位。对于资本的再生产资金不是末端贷款也不是末端。但是贷款有助于临时的利润再生产，而不是生产资本的再生产。

资金贷款的行动有别于信贷。贷款是使用一种根据过去创造和拥有的财富先前汇集的货币资本，以便在将来创造更多的财富。相反，信贷是关于靠未来的劳动创造的期货商品的所有权的一种称呼或权利。没有预先的储蓄在债务的基础上的信贷扩张意味着创造资金，不保障未来的生产性投资。私人投资银行的出现对于这个发展是关键。

投资银行的建立和它与商业银行的合并1933年被罗斯福(美国前总统)否决，1999年由比尔·克林顿(美国前总统)再次执行。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2010年由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签署的《多德-弗兰克法律》被再次否决。私人投资银行的专业进行兼并和收购，获得资金以便私人企业能够进行投资，生产性的或非生产性的投资。

随着这些债券正常的升值变成实体经济再生产进程的扩张，创造更多的财富，它的价值也是现实的。由信贷支持的积累的非生产和虚拟的性质到了第一位，此时“剩余价值”的准有效性肯定是一种债券或权利关于未来的劳动的积累。国库债券的发行是为了向防务的支出提供资金，不创造未来的财富。股票超过所有参与企业未来的利润的一项权利。如果投资于扩张，是现实的资本的发展。一个企业的股票是原则上反映资本确实投入企业(在会计账本上设备和机器的价值)的债券。股票的资本是虚拟的，因为在计算一个企业的实际资本的时候(机器、楼房等)不能两次计算资本和它在账本上的价值。由康采恩自己重新购买股票使它在市场上的价格上涨，但是这样并不是企业实际的财富，而是虚拟的资本。

从1965年起国际私人银行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实际运行，政府没有控制的信贷明显扩大，实现发展，正好是在实体经济中利润率趋于下降的时候。在第一个时期这种扩张的出现是由于在生产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生产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造成私人金融跨越国家边界的流动增加。1964年这类信贷没有超过国际储备的20%，其规模仍完全可以由国家的中央银行控制。1970年这类信贷相当于国际储备的70%，因此投机的压力增加。

在中央银行对国际私人信贷失去控制的时候，我们看到货币更加不稳定，这在1971年结束，当时美元兑换黄金结束。1975年国际信贷已经超过国际储备，1980年国际信贷是国际储备的两倍以上。在90年代投机商的储备结果不受限制，同时官方的国际储备则受限制。到90年代中期金融经济在整体上操纵的资金是实体经济的50倍以上。从那时起我们可以说私人银行事实上在统治世界。

在1970年至1990年之间国际私人银行的债务总额增加了12倍，跨国银行用于非银行的信贷增加了32倍。国际储备在私人资金达到它的力量的同时变得可笑。国家的货币当局(中央银行)面对市场的自由博弈和投机对于保护汇率已经没有任何权力。国际货币系统变成私人的投机和不稳定的系统。在这个(跨国银行的)私人货币系统中美元占统治地位，因为投机是用美元进行的。

美国帝国和“三驾马车”

在争夺世界市场当中，外国直接投资引起产权的组织跨越边界。由此改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在国家之间越来越少，而在跨国的私人的金融康采恩之间越来越多。

直到1990年发生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75%发生在美国、欧盟和日本的三角，蛤有20%流向外围国家。在每个国家1%的本地的康采恩—公司占有这个国家在国外50%的外国直接投资，它们特别指向兼并和收购，或者说指向非生产性的但是赢利多的活动。由于有力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在“三驾马车”不同的极逐步发展一种企业之间的贸易，越来越多地表明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有计划的生产(价值链)的链条。康采恩变成了大型跨国公司，它们在世界上有很多分公司。

在“三驾马车”内部从80年代开始对其余的世界市场的分配进行争夺。在那个十年结束时，日本作为胜利的大国出现，特别以美国为代价，此事造成两国之间的摩擦，不仅是在贸易领域，而且也在外国投资领域。在90年代的上半期成立了地区贸易集团(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制约在“三驾马车”的集团之间外国直接投资的扩张。那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扩张重新指向外围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处在领头的地位。从那时起在北方的新保护主义当中可以看到一个双重的运动。中心国家正在将地盘让给全球的跨国公司，南方作为新兴的外围同时被迫开放。苏联的解体有助于达到一种在中心的经济集团的跨国公司之间对世界新的瓜分，没有更多的政治上的批评。

向全球化过渡

生产的能力深思熟虑的转移到中国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时日本在由政府帮助的一项部门政策中间进行了一次坚定的工业转换的过程。这项措施开始在低收入的国家基本上在亚洲东部将劳动密集型和技术标准化的制造业活动进行外包。日本以这种方式建立一个跨边界的外包系统，引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能够引发亚洲东部群岛的发展。从这项计划受益的国家和地区的第一个集团是东亚新的工业化经济体：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之后 也包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最后是中国和越南。

令人吃惊的原因是1997年东南亚投机的危机并不在亚洲，也不在某些没有顾忌的投机者，而是在于在大型跨国公司与全球的跨国公司之间爆发的世界经济战。货币的危机在香港之前开始表面上是针对泰国的货币孤立的打击。投机商们使它的货币不稳定，同样的形势发生在马来西亚，我们也可以明显地在拉丁美洲看到。解释是在亚洲的这个地区对美国来说让它屈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合适的。以便以后能够依靠美国的跨国公司渗入它们的市场，特别是排挤日本的跨国公司。这是1997—1999年日本“经济奇迹”的结束，它的瘫痪从那时开始。正是这个时候一个全球的资本进入舞台，正在使所有的国家成为“新的新兴殖民地”。

冷战结束，曾经设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失去它的作用和将消失。发生的情况完全相反。1999年北约开始对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军事干涉，事前没有咨询联合国安理会。这个事实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是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开始。北约伴随着全球的跨国公司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90年代起成为战略的经济角色 有能力将有活力的经济统治强加于人。这个事实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继续。因为它需要用一项在地缘政治领域全球的战略计划作这补充，以便在结构上限制所有国家的国家主权，对此科索沃的战争是个机会，在这项任务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很重要的。

在90年代的上半期，可以看到流向外围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同时强烈地制约北—北之间的流动。在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集中指向出口方向的工业，尽管不是专门的，在这方面成为一种投资的补充，根据是在工业部门国内的储蓄，特别是在中国。这两方面的投资加在一起有助于使工业部门每年增长10%(韩国)和20%(中国)。这种空前的增长率表明中国经济的上升不是依靠高水平的外国直接投资，如同在西方经常解释的那样，而是它先前从70年代开始有过强有力的发展。

由于外部对生产部门的这种刺激，亚洲--太平洋的增长率达到历史的水平。这种推动透露出投资以生产的方式指向实体经济。这种发展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1979—1992年间以异常的方式增加它们廉价的出口，然后变得越来越在技术上先进，特别是向美国的出口。

全球主义的进展以大陆主义者为代价

20世纪末表现出一种全球的金融资本新的形式。全球多数资本的运行已经在国家之上，在中心国家甚至是在美国之上。它在华尔街和伦敦城的金融中心运行，加上整个的金融城网络，它的支持点在每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它的总裁们成功地进行争夺，反对民主地当选的总统。每个国家的金融城的出现作为新的全球主义的—地方的新机构，这对本国的政府是历史的关键的选择。

在操纵这个全球的跨国的金融规模时，大型金融的一个部分争夺它自己的空间。代价是跨国的金融资本。跨国大型银行的投放从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进行，从1992年底起由于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而自己进行投放。1993年欧盟的建立是另外的情况。

当1998年格拉斯—斯蒂杰尔法律被废除时，大陆主义开始它下滑的阶段，决定性地失去了战略的主动性。因此对它的第一次大反攻是2001年9月华尔街中心塔的倒塌。该法律是1933年金融危机期间引入的，规定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开，在1999年全球主义的势力在比尔·克林顿政府期间能够废除它。这发生在一个大型兼并的时期。新的六家最重要的银行在1997年增加了它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20%的占比，到2008年增加到60%c以上。从此，全球的大型跨国银行开始与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的大型跨国银行不平等的对立。

.跨国的全球银行(花旗集团、汇丰银行、巴克莱银行、劳埃德集团、荷兰国际集团、桑坦德银行等)计划从跨国的金融城网络建立全球的实力，作为统治的形式，代价是跨国的大型银行(摩根大通公司、美国银行、高盛集团公司等)，以及它们特别与大型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五角大楼、华盛顿有联系的跨国公司。2001年这个部分对世界贸易中心(全球金融贸易的中心)所在的纽约双子塔被炸毁做出回应。2008年由于莱曼兄弟投资银行(受到全球主义的花旗集团控制)垮台对抗继续。

尽管如此，全球主义取得进展，大陆主义继续处于守势，这可能从全球主义者奥巴马2009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可以看出来，他连任两届，他的措施使“在实体经济中没有支持而发行美元的政策”合法化，这由全球主义的大银行从美国联邦储备展开，以便拯救它自己的银行。

全球主义者面对一种新的多极社会构成

在新的千年可以看到美国和欧盟参与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不断上升，以香港、台湾和日本作为代价。微软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然后其他巨头进入，特别尽管不是专门的，信息和通信公司比如亚马逊、苹果、谷歌、脸书、因特尔、甲骨文、网飞、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高通等。在1990—2017年这个时期美国来源的全球公司在中国投资2500亿美元，特别是在信息和通信领域。

同时全球的跨国公司也发展中国国家的大型集团。几年前中国几乎在所有的高技术部门和来自美国的全球公司竞争。在这个千年的初期美国向世界市场出口的技术产品是中国的三倍以上。随着时间美国变成了在中国生产的技术产品一个大规模的进口国，这些产品过去在美国本地生产，造成的贸易结算越来越负面。

在现在这个十年美国人只是在由汽车工业和航空工业组成的部门保持一个广泛的领先地位。从2010年起北京处于出口的领先地位，在信息和技术领域超过美国的跨国公司。同时科学仪表的销售与美国持平，发电厂的出售接近与美国持平。今天北京是世界上高技术产品如工业机器人、芯片和工具机械最大的生产国之一。美国巨头看到与中国巨头的竞争越来越复杂了。

最近十年期间西方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产品的领域表明一种停滞的趋向，退回到2007—2008年危机之后曾经达到的水平。这种停滞归因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利润率在实体经济中降低了。外国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地对资产进行投机。依靠购买自己的股票。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制作的名单中，2018年100家主要的跨国公司估计工业的公司下降了，其中一些公司甚至离开了这个名单。

在2007—2008年的全球危机之后，中国向世界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加速。这表明中国的企业国际化的决心，中国在其他国家的经济中投资和战略的决定增加。这种情况与一个不同于布雷顿森林系统的金融机构的系统的发展有关系，与提出“新的丝绸之路”有关系。新丝绸之中的倡议与在中国本土“走向西部”的地区投资政策相结合，已经演变到包括与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建设相联系的协议和计划，主要是在能源、食品、矿产和贸易运输领域。新的丝绸之路包括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建立的走向一个多极世界的机构的协议。这项规模巨大的投资计划包括60多个国家，成为双边和多边的投资与合作协议。首先是推动了人民币元作为资本交易的货币更多的国际化。

现在的地缘政治：在美国走向一种“新思维”

在今天的地缘政治图画中，我们看到全球化的金融资本的势力试图将一个全球的国家依靠它自己的全球的货币强加于人，具体地说将一种虚拟的货币(天秤座libra)强加于人。这项计划意味着取代美元和随之结束美国帝国。“全球的国家”的提出高于国家和联合国，甚至在美国之上。它有自己的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基础的军队，但是补充来自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军队，由于已经是现实，一般会发生。

但是，为了能够最终实现它必须能够让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甩开它的配置，事实是没有一次军事冲突这是不可能的。在2016年底我们曾非常接近一次世界的对抗，世界得救了，至少是一段时期，在这个时候特朗普赢得了美国的总统选举，打败了全球主义和民主党势力的阶层和它的干部，打败了克林顿和奥巴马。

不仅是全球主义者想要另一个国际货币制度，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南美的多边主义也想另一个国际货币制度。中国是美国主要的债权国，因为它与这个国家有巨额贸易赤字。从2013年起中国已经停止增加美国的国库债券，甚至减少它的持有量。这个国家试图通过在美国购买企业、商品和房产摆脱甩掉这些债券。美国很快封锁中国政府。对于中国购买企业和其他的有形财富欧盟也采取同样的做法。针对美国国库债券价格的剧烈下跌，为了更多的再保险，中国从几年前就与俄罗斯和印度一样一直在购买黄金。此外，中国、俄罗斯加上新丝绸之路的其他国家将赌注押在一个新的多极国际货币制度上，在这里美元与有主权的人民币元一样运作，也就是说不屈从于全球化的经济和直接由大型康采恩和它的虚拟货币操纵的货币制度。

特朗普担任总统更多时间，多极的中国将采取更多行动使它的多极计划取得进展。对特朗普政府我们看到它的主要矛盾是与全球主义势力的矛盾，其次才是与为“另一个美国世纪而斗争的”大陆主义的保守势力的矛盾。这后者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因为不能得到全球主义势力的支持，也不能得到为一个多极世界的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因此，清楚的是表面上有对中国的贸易战，特朗普最好的伙伴是俄罗斯和中国，或者说一个多极世界的计划。尽管特朗普与从香港的金融城提出计划的金融的全球主义进行一场激烈的战争。

“另一个美国的世纪”的计划已经没有人支持它，全球主义者不想支持一个建立在美元的基础上的国际货币制度，也不想支持中国和俄罗斯。中国、俄罗斯和新丝绸之路的国家正在“去美元化”，逐渐选择多极的人民币元作为越来越国际化的交换货币。中国和日本交换它们的产品用人民币元和日元，不用美元，美元作为国际交换大量使用的货币已经失去了许多地盘。不仅是与“新丝绸之路”有联系的国家已经购买了大量黄金，最近几年在西方许多中央银行面对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不安全也正在购买黄金。

美国共和党人的保守派抓住美元作为国际交换和储备的货币，为此使用粗暴的武力。鹰派人物比如蒂勒森博尔顿已经不得不离开特朗普政府，因为他们选择战争和粗暴的武力。现在美国正在通过斯威夫特系统封锁国际交换的转账，让石油的生产大国比如委内瑞拉和伊朗窒息，它这样做是为了保持石油的供应低于需求，以便人为地保持石油的高价，这样支持对石油美元的需求。此外，这两个国家也更明确地站在俄罗斯和中国一边，支持在石油的支付中去美元化，因此对“新丝绸之路”的倡议做出更多的承诺。

特朗普清楚美元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之前处在它最后的时期，尽管它不会由于重心的规律而垮台，也不会由于大陆主义者将其交出去。特朗普不会为了美国的大陆主义用武力将“另一个美国世纪”强加于人。总统确实将赌注下在撤消美国在40个国家的800个军事基地上，这是一项无法支持的支出，在石油美元失去空间和美元被黄金取代的时候，作为国际储备的“货币”也失去了对军事工业复合体提供资金的功能。

对特朗普留下的只是越来越多地与俄罗斯和中国联系在一起，以便作为一个国家幸存下去，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它已经一直是这样了。他没有公开表明这一点，而是在表面上向我们展示他与中国的主要冲突是因为贸易战。他希望将投资和设施外迁到中国(香港、上海等地)的跨国公司回到国内。为了做到这一点，特朗普降低了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的税收。虽然许多外国直接投资最近几年进入美国，布鲁斯是“候鸟资本”，它在任何时候将赌注下在短期的投机利润上，在爆发危机时就逃走。

特朗普将赌注押在另外一个总统任期上，如果做到的话，可能有助于重新让全球主义的势力在它们的寡头--战争的妄想中停止下来，世界可能再次免于一场世界的对抗。全球主义的民主党人为了一个新的建制派而斗争，采取罢免特朗普的措施反映出他们的绝望。

总之，美国国内的危机正在到达它的顶点，腐败严重，没有任何透明度。2020年可能直到形成内战，超越选举运动。不论特朗普是否获胜，2020年在国内和在世界范围将出现一场大的经济危机的局面。美梦需要另外一个国际货币制度，在这个制度内美国作为国家不再是中心。

如果全球主义者获胜，最有可能的事情是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的国际货币制度，美国很可能分裂为不同的地区的-地方的经济。如果特朗普实现第二个任期，最有可能的事情是全球主义者的失败，又是大陆主义者的失败，出现建设一个没有新的帝国的多极世界的可能性。这两种选择有共同点：一种对于美国的“新思维”.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9年10月18日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