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电影节入选影片导演到“反抗灭绝”的全职抗议者

从欧洲电影节入选影片导演到“反抗灭绝”的全职抗议者

- 德国人扬-格里特·赛勒（Jan-Gerrit Seyler）的选择

作者：鲍里斯·赫尔曼(Boris Herrmann)

文章大意译者：吕途

原文刊登在2019年11月4日《南德日报》(Sueddeutsche Zeitung)

(译者注：我可以翻译英文，但是，我不能翻译德文。今天《南德日报》几乎用整版篇幅刊登了一篇XR抗议积极分子的故事。一位德国朋友把德文口译成英文，我用英文速记下来，然后再翻译成汉语。因此，本文不能算是真正的译文，是文章大意的翻译。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故事的主人公，找到下列信息：扬-格里特·赛勒生于1979年。他从孩童时期便投入了视觉和表演艺术。他担任了自己第一部短片HANDICAP(2007/08)的编剧和导演。赛勒在丹麦的欧洲电影学院学习电影，完成了其毕业作品CAMILLE，而后在德国汉堡传媒学院上研究生。他的部分短片作品包括：《集邮者》(2011)、《牛仔与印第安》(2011)以及《还活着》(2013)。他的短片《我还可以复活》(Ich hab noch Auferstehung)获第27届欧洲电影节(2014年)最佳短片奖提名。)

这是柏林“反抗灭绝”抗议的第四天(2019年10月10日)，扬-格里特·赛勒(Jan-Gerrit Seyler)在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参加抗议，他把自己拴在一个浴缸里，一只胳膊固定在钢管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警察不能轻易把他清理走。他已经躺那里很久了，后背开始麻木，他尝试调整姿势，但是，他可以移动的空间有限，套在钢管里的手腕很痒。躺在那里也很无聊，他一会儿盯着警察的脸仔细研究，一会儿数一下旁边那座高楼有多少扇窗户，有时候，他还得尝试让她妻子放松下来，妻子带着他们两个儿子在旁边。大儿子说：“爸爸被困在澡盆里了。”后来，妻子受够了，推着童车离开了现场，到了晚上，警察也下班了。他的右手是自由的，他用这只手为自己做些过夜的准备。他穿着保暖袜、保暖鞋，皮夹克，盖着保暖毯。服务团队一直在照顾他。每隔几分钟就有人问寒问暖：要不要抽烟?要不要喝杯咖啡?他摇摇头，不能喝咖啡了，因为他戴的尿不湿已经满了，而且，他戴的尿不湿号码太小了。20小时之后，警察才最后对这里进行了清场，把赛勒的胳膊慢慢从钢管里弄出来花费了很长的时间。赛勒被逮捕，然后很快就被释放了。3天以后，他又在参加另一场示威了。他妻子实在受不了了，回汉堡了，把大儿子一起带走了，把不到一岁的小儿子留给了他。

记者问赛勒：“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赛勒回答：“我没有什么好损失的。今年3月份，我开始全身心参与“反抗灭绝”，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真的确信，人类正在走向灭亡，而且就将发生在本世纪。我40岁，一直从理性上知道，人类只是地球历史上的过客，但是，我以为人类怎么也还有几千年的时光。年初，我带着儿子去汉堡市政厅广场上，和上千学生一起欢迎瑞典女孩格雷塔的到来。看到学生们眼睛中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我内心突然充满悲伤，我觉得格雷塔并没有把她知道的全部信息告诉这些学生，所以，这些孩子们还充满希望。我回家之后，在电脑里输入搜索：什么是格雷塔知道而我不知道的。我读到了杰姆·本德尔(Jem Bendell )的论文《深度适应》(Deep Adaptation)。文中告诉我们：人类正在高速走向灭亡，地球大气温度在以指数倍的速度升高，伴随着环境灾难，各种经济和社会会走向崩溃、会发生战争、人类文明被毁灭。本德尔教授的观点和IPCC报告的观点是不一致的，IPCC报告认为，人类如果付出足够的努力，就还可以挽救自己，而本德尔教授认为，我们人类此时要考虑的是如何去适应即将到来的灾难和崩溃。我同意本德尔教授文章的观点，因为，是基于科学数据。本德尔教授的论文没有得到媒体关注，但是，在学者中间流传很广，他的论文在2018年10月份上传到网上，很快，下载数量达到50万次。”

赛勒过去是电影制作人/导演、探戈舞教练、冲浪运动员，现在，是全职的“反抗灭绝”运动积极分子。他妻子是台湾人，38岁。他/她们是在台湾认识的，当时她妻子是他探戈舞课堂的学生。当记者访谈的时候，赛勒喝着咖啡，他妻子坐在一旁喝茶。现在，两个人都没有工作，靠政府救济生活。大儿子21个月，小儿子10个月，白天送两个儿子去日托。夫妻现在的状态都不太好，有时候，晚上也不把孩子们接回家。

大多数公众都很难接受“反抗灭绝”运动。在很多电影里，世界都完蛋很多次了，而这一次动真格的啦。赛勒认识到，自己的两个儿子也许会成为最后的人类。赛勒深陷悲哀，尤其是早上醒来，看到儿子躺在身边戏耍，无忧无虑，不可能理解父亲此时的心情。过去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突然都失去了意义。他已经很久没去他的书房工作了。书房里面挂着他从业电影制作15年来获得的各种证书和奖项。他制作的电影在2014年获得欧洲电影节的提名。过去，有动力制作电影，因为他希望为后代留下些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未来了，那么这样的工作就没有意义了。他妻子请求他继续制作影片，这样也可以有些收入。但是，他认为，人类已经在走向灭绝，没有动力去做过去做的事情。一位心理学家说，当一个人接到死亡通知书的时候，会顺序产生下列心理反应：(1)拒绝承认、(2)生气、(3)讨价还价、(4)抑郁、(5)接纳。赛勒说自己现在处在第5阶段，已经接受现实。今年3月份，他加入了XR/反抗灭绝，他感到自己找到了该做的事情。

这是一种“绝望的反抗”，也就是说，明明知道希望渺茫，但是，还是会去反抗。各种抗议和行动，就如同在进行着滑稽的游戏，但是，总得做点儿什么。他妻子无法忍受他的这些做法。在柏林，当他把自己拴在那里的时候，他接到妻子发来的信息，如同是告别信：“我为你的行动感到骄傲。但是，我很悲伤。你去做你的革命者吧。……你的做法已经超越了我的底线。”那一刻，他从来没有觉得那么孤单过，同时，他也从来没有那么想念妻子和孩子们。赛勒说：“我渴望一个幸福的家庭。不要称呼我为革命者，我们不是革命，我们是反抗。我们并不想推翻政府，我们只是想唤醒政府。别人说我们要求2025年实现零排放的要求是不可能的，现在，只有提出这样不可能的要求，才能为人类争取点儿可能性。”

如果抗议没有结果，会怎么样呢?挫败感会不会让抗议变得越来越极端?赛勒认为，挫败感肯定需要某种形式的发泄，但是，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走向暴力。非暴力抗争有时候需要更大的勇气，离开舒适区，不觉得羞耻。赛勒将继续行动，警察会一次次逮捕他，而他将微笑面对。赛勒说，在柏林的时候，他和那位对他进行清场的警察聊了很久，最后他们达成共识，其实他们在同一个浴缸里。这不是一个攻击性的反抗运动，不想伤害任何人。大家呐喊、歌唱、冥想、自愿被捕。参加到运动中之后，赛勒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左翼运动，因为如果是左翼运动，和警察妥协就是错误的。

赛勒对妻子承诺，他休息一周陪家人。他其实也想成为一个“正常”的父亲，给孩子戴尿不湿，而不是自己穿上尿不湿;他也想带孩子们去公园玩，而不是去堵路;他也想待在家里而不是睡在路上。她妻子说：“如果人类在那艘即将沉没的泰塔尼克号上，我的角色就是伴随轮船沉没的弹琴的乐手。但是，我丈夫不是这样的，他是英雄主义的。” 赛勒在准备着他的双肩背包，准备去河中的岛上去扎营了，去保护他的岛。他正在建一个树屋，用来保护那座岛和岛上的森林。“反抗灭绝”运动的下一次行动计划在2020年4月份举行，赛勒等不及到那个时候才采取行动。赛勒的故事真该拍个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