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码头工人的力量

旧金山(San Francisco)和南非德班(Durban)的码头工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性杠杆地位。长期以来，他们都善于利用这种权力，不仅为了争取更高的薪水，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

2003年9月20日，旧金山市中心;当地国际码头与仓库工会(ILWU)第十分工会的仪仗队伍，会同数千移民，工会人士以及其支持者一起沿着市集街(Market Street)游行，参加为“移民工人自由行(Immigrant Workers Freedom Ride)”举行的欢送仪式;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活动，旨在为美国移民政策改革争取支持。

码头工人有力量，全世界的码头工人都可以驾驭他们处于战略要地的角色。他们不仅为自身的工作权益斗争，也为更广泛的社会正义事业而斗争。

彼得·科尔(Peter Cole)在《码头工人的权力：德班和旧金山湾区的种族和行动主义》一文的比较研究中揭示了工会是如何在近代一些影响最深远的斗争中实现持久性变革的。这本书讲述了来自不同大陆的码头工人的经历，展现了跨越半个世界的工人们，是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生活的世界。

彼得·科尔是西伊利诺斯大学(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的历史学教授。他接受了谢菲尔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劳动关系讲师凯蒂·福克斯·霍德斯 (Katy Fox-Hodess)的采访。

凯蒂·福克斯·霍德斯（以下简称凯蒂）：

您写作这本书的原因是什么？为何将南非和美国放在一起比较？

彼得.科尔（以下简称彼得）：

当今世界的一大特点就是，随着交通工具的发展，出行的速度和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全世界人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到处都是商品，人口和思想的全球性流通。

因此我的想法也是基于这些现实的，尤其是在2007年，我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教授美国历史之后。在那次访问中，我也造访了南非，因为我深受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的鼓舞，这很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伟大的社会运动。

我开始关注有人已知晓的事实：南非和美国之间的确存在着令人震惊的相似之处。最明显的相似之处便是两个国家都存在数个世纪的种族压迫，同样也存在广泛而坚实的反对种族主义的群众基础。与此相关，这两个社会都建立在工业资本主义和白人霸权主义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互相演化，并且创造了现代世界。

在书中，我认为德班和旧金山湾区(San Francisco Bay Area)的码头工人不仅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而斗争，他们也同样反对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译者注：旧金山湾区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一个大都会区，总人口数在700万以上，该地也是美国人均所得最高的地区之一)。我也分析了他们如何在工作场所开展活动，特别是罢工活动。他们试图通过斗争推翻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并且促进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这也正是资本家和政府想摧毁码头工人组织力量的原因。

凯蒂：

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工会是如何在极度不平等和分裂的社会中反对种族主义的。你认为国际码头及仓库工会（ILWU）第十分工会以及德班码头工人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工会主义者可以从“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中以及最近南非为争取种族平等的运动中得到什么教训呢？

彼得：

简而言之，在二十世纪中叶，国际码头与仓库工会第十分工会，即旧金山湾区分会的成员，与美国其他工会或机构一样，成功地整合了一支队伍，为社会中的种族平等而战。他们组织第一次罢工后不久，就整合了工人组织，并且不带任何偏见地对待黑人工人。

二战期间催生出大规模的移民，并导致成千上万的非裔美国人移居到旧金山湾区。第十分工会友善地欢迎黑人工人加入他们的工会。这与排斥隔离黑人的造船工会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第十工会也保护他们的新成员不受雇主的种族歧视。在战后的日子里，非裔美国人开始参加当地的公职选举;所有这些行动都发生在1964年《民权法案》(the Civil Rights Act)出台的几十年前。该法案宣布禁止种族隔离。

我的书首次披露了国际码头与仓库工会，特别是几十年来其下辖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地方分会(译者注：也就是指第十分工会)如何推进完全平等的议题。这也就是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译者注：美国歌手、运动员、演员，因其在政治激进主义及在美国民权运动中的活动而出名)和马丁·路德·金曾加入这个工会，并且被授予荣誉会员的原因。这个工会致力于平等事业，其中的许多成员，也包括其传奇而又长久的领袖人物，澳大利亚移民哈里.布里奇斯(Harry Bridges)，都持有左翼政治观点。历史学家罗伯特.科斯塔德(Robert Korstad)将其描述为民权联盟主义(Civil Rights Unionism)。

关于德班，我在书中详细介绍了一个组织完善的工人群体——即南非最伟大港口的工人们——是如何在一个种族资本主义的社会中获取他们的集体权力的。成千上万的黑人工人向世人展示了他们的力量。他们不顾可怕的种族隔离压迫，进行停工和罢工斗争。资本家和国家机器非常清楚地明白，对黑人权力的容忍是打破种族隔离的关键因素。所以他们试图通过大规模解雇，镇压黑人工人，彻底改革雇佣制度并引入新技术等手段摧毁这些黑人码头工人的权力。

至于相关的经验，例如为何在批判奥克兰和其他地区警察的种族主义做法时，第十工会始终走在其他工会及相关机构的前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会中有着许多的非裔美国成员，工会还有与更广大的黑人社区在民权问题上开展合作的悠久历史，以及数十年来，工会也与其他社会正义团体进行了数十年的合作。

例如在2015年的劳动节，当地第十工会的成员放下了他们手头的工作，抗议警察在旧金山湾区，南卡罗莱纳州(South Carolina)以及北查尔斯顿(North Charleston)对黑人的杀戮。斯泰西·罗杰斯(Stacey Rodgers)是这一行动的领导人之一。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奥克兰人，同样也是一名仗义执言的普通工人。在种族主义和无身份证明的移民工人议题上，工会采取了更积极的立场，而他们自己成员的身份更能充分折射出美国工人阶级的人口结构。

另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第十工会的积极分子参加了旧金山湾区五一劳动节的活动。他们十分重视这个由工人创造，为工人服务的节日的重要性。

凯蒂：

正如你所解释的那样，旧金山湾区的国际码头与仓库工会第十分工会，即当地码头工人工会，在美国工会运动中是一个例外案例。这不仅因为其在种族融合问题上保持前民权运动的立场，也因为它在工会民主及其他领域的激进主义方面拥有悠久的历史。为什么第十分工会和第六分工会（海湾地区仓储工人地方工会）可以成为激进主义和工会民主主义的坚实堡垒？它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彼得：

国际码头与仓库工会的历史开始于1934年的“大罢工”，这次罢工使美国太平洋沿岸的所有港口都瘫痪了。当旧金山的警察们和航运公司谈拢了价格后，便在“血腥星期四”当天，夺去了数名工人的性命(译者注：血腥星期四，指1934年7月5日(星期四)在旧金山发生的警察镇压罢工码头工人事件。此次事件促使了国际码头与仓库工会的成立，而为了纪念此次事件和事件中死去的工人，之后每年的7月5日，变成了美国西海岸码头的一个假期)。在当时，有十多万名工人在旧金山举行大罢工作为回应。这场罢工使旧金山瘫痪了将近一个星期。

此后不久，很可能是有史以来对工人最友好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以及他的劳工部长，同时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性内阁成员，弗朗西斯·珀金斯(Frances Perkins)都向雇主施压，要求他们与工人谈判。这场胜利的大罢工使得工资上涨，工时减少，工会受到承认。工人们在此后建立了由工会控制的工作调度以及招聘制度，这一制度让港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后一点，在一个以前被种族隔离的行业和充满种族主义敌意的港口中，工人团体迅速团结在了一起，对于理解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与人们所憎恶的“老板挑选临时工”——许多工人被迫相互竞争，争相贿赂雇主和老板——的情况有所不同。现实是，雇主们不得不把选择工人的权力交给工会。于是，工会选举了一些成员担任工作调度员，他们以一种极为平等的方式为工人分配工作：调度员会在那些来到工会寻找工作的人群中，根据谁在一年之中工作时间最少来挑选工人，事实上，最后一名变成了第一。(工作时间最少的最优先得到工作)

这个系统把工会会员们互相联系在一起，并且共同构建社区，这一理念后来由第十分工会的知识分子及领导人赫布·米尔斯(Herb Mills)所总结提出。工人们变得对彼此坦诚，因为他们一起工作，都为了更好的制度奋斗，并通过他们建立的民主制度加强平等。

凯蒂：

尽管国际仓码工会和当地第十分工会都对左翼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并不是所有当地的工会在种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问题上都遵循着相同的立场。你认为，国际工会领导人通常对当地人的种族主义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而且他们通过地方一级的工会民主的原则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国际主义者的做法有道理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还有什么举措可以推动顽固的当地人向前进呢？

彼得：

布里奇斯和其他国际主义的领导人的确推进了当地第六分工会斯托克顿(Stockton)支部里一群顽固的白人仓库工人的组织工作。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该分工会拒绝接收一名在战争期间被俘的日裔美国人入会，于是国际仓码工会撤销了该分会。但是与此同时，数十年来，第十三分工会(位于洛杉矶长滩(Los Angeles–Long Beach))和第八支部(位于波特兰(Los Angeles–Long Beach))都拒绝接受非裔美国人的组织工作，布里奇斯和其他国际派的官员一直拒绝推动做这两个分工会的组织工作。在我看来，尽管布里奇斯本人在民权联盟主义者群体中是一名勇士，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做得不够多。

当然了，反驳的理由便是，布里奇斯——实际上是整个国际仓码工人联合会——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被无情地指控为共产主义者，遭受迫害，所以他们总是疲于奔命。此外，布里奇斯和其他人担心，拥有更多保守主义者成员的分工会可能会中途退出，重新加入更保守的东海岸工会联盟，即国际码头工人协会(the 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Association)。如果布里奇斯和其他人更努力地推动当地分工会的工作，那将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这违反了工会对种族平等原则的承诺。不平等不会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己消失，我们必须努力奋战以消除不平等。

凯蒂：

对于国际仓码工人联合会第十分工会和德班的码头工人来说，与“外部”政治和社区团体保持联系，对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结果，似乎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那么这些关系是如何形成并维持的呢？你从今天激进的工会积极分子身上学到了什么呢？

彼得：

不管是在湾区还是在德班，港区工人及其组织都与其他社会运动团体结盟合作。例如，国际仓码工会定期与黑人教会开展合作，促进湾区和南方地区的民权运动发展。与之相似，他们还与其他工会组织，学生和宗教团体以及反对种族隔离运动中的其他友好人士一起努力，并且在近期的声援巴勒斯坦建国活动中，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德班也是如此，码头工人在2008年那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反对从某国向南非邻国津巴布韦倾销武器的运动中，也受到了公民社会中其他盟友的鼎力支持。

至于怎么做?这个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在某些情况下，第十分工会的成员向联盟之外的其他人伸出援手，但也发生过相反的情况。第十分工会的进步行动主义的名声远近闻名(它被称作“劳工运动的良知”)，因此它经常被请求暂停自己手头的工作，为其他事业奋战。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2011年，三万人(甚至更多人)在码头工人的帮助下游行到奥克兰港(Port of Oakland)，成功使得港口关闭，这也是我认为在“占领运动”中最伟大的时刻。

毫无疑问，工会内外的积极分子需要建立这种联系，而不仅仅是在他们需要一些帮助的时候。如果你想别人支持你的事业，那么你就必须为他人挺身而出。国际仓码工会在激进主义者和左翼人士中赢得了如此的尊重与威望，正是因为它实际上已经兢兢业业地工作了八十多年。

凯蒂：

你注意到，尽管国际仓码工会以英勇善战和行动迅猛的风格著称，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平静时期；在此期间，罢工活动数量有限，政治参与也逐渐减少。你如何看待解释这段平静的时期呢？在这段相对平静的时期之后，工会的战斗性和激进性是怎样被重新激起的呢？

彼得：

哈里·布里奇斯经常被指责为共产主义者。由于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普遍存在着敌视共产主义的现象(尽管第二次“红色恐慌”甚至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开始了)，哈里和他的工会组织在彼时深受其害。尽管他一直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他还是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经受了五次漫长的审讯，结果都证明他是清白的。

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弗兰克·墨菲(Frank Murphy)写给布里奇斯的一段话“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很少出现如此这般极具针对性而又冷酷无情的驱逐个人出境的情况，仅仅是因为这个人敢于行使属于他个人的，也是他身为人类的自由，这一自由得到宪法的保障。”或者，就像布里奇斯开玩笑说的那样“我不否认自己受到过公正审判程序的对待。我已经得到了所有我想要的正当程序。”

这种迫害肯定限制了布里奇斯以及许多其他人的选择。在二战结束后，国际仓码工会，其他海事工会和社会运动团体中的许多左派人士都处于守势;据称，冷战在美国国内也产生了寒蝉效应。所以我们不应该低估镇压的反动作用，它能够，也确实已经起到了反动作用;这也就是为何人们常说民权运动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算真正开始。

国际仓码工会的黄金岁月并没有持续多久。1948年国际仓码工会展开并最终赢得了一场持久战，这场战斗的起因就是政府为了试图摧毁布里奇斯和他的左翼组织。当雇主们在1948年失利时，国际仓码工会的成员也得到了喘息之机。到了1960年，雇主们和布里奇斯推动签订了一份新合同，这使得工人被迫接受了大规模自动化而无法反击。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工会进入了战斗性和激进主义的新阶段。这种变化既是大环境下的产物，也是工会本身发展产生的。美国民权运动和越战升级促使了数百万人的觉醒。这次社会运动在六十年代中后期遍布全球。码头工人的力量正是在这场运动中锻炼出来的，他们反过来也帮助了这场运动的发展。

凯蒂：

码头工人因能够通过阻止商业流通来施加巨大的经济压力而著称，但美国和南非的码头工人在运用自己的力量干预国家决策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包括公开的国家暴力机器镇压。你能否讲述一下两国的码头工人在运用自己的权力时所遭遇的最大的障碍是怎么样的？困难的程度如何？以及他们是如何让克服这些阻碍的？

彼得：

在德班和湾区，雇主们使用各种合法及非法的手段阻止工人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些“久经考验”的手段包括威胁解雇及正式解雇工人;唆使工人之间因种族，人种及劳动技能的差异而互相争斗;收买一部分工人以换取他们的忠诚与服从;监视工人;当然还有警察和政府的暴力镇压。

不过，我的书也集中介绍了新技术的运用，这减少了工人的人数(即劳动力成本)，提高了生产力，但同时也削弱或破坏了工人的权力以及他们的工会组织。具体而言，我考察了集装箱的引入。集装箱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彻底改变了全球贸易和世界资本主义。整个行业发生改变，数百万工人失业(同时在其他国家也有数百万人获得了工作)，消费主义兴起，还有其他更多的影响。

对码头工人而言，最大的也是最显著的影响当属他们的人数的急剧下降。如今，码头工人数量相比航运革命前只有不到10%。但他们运输的货物量能够达到航运革命前的十倍以上。尽管码头工人们设法维持他们的工会，但他们的队伍还是急剧缩减，组织力量也被削弱。不管是一般港口，还是我实地考察的两个港口都反映了这种情况。(如果不是货物运输量的大幅增加，其数量可能还会进一步减少;也就是说，航运的集装箱化以及其他相关进程导致全球贸易量的大幅增长。)

在这两个地方，雇主们都有州/省以及国家政府为其撑腰。例如，在南非实行种族隔离的年代，黑人工人被开除以后，也就被从城市驱逐回到农村的“家园”。那里是极度绝望，穷困潦倒而又痛苦万分的地方。在旧金山，左翼码头工人(共产主义者，托洛斯基主义者，产业工人工会成员等等)也遭受了大规模的迫害。

凯蒂：

正如你在书中所说的，直到现在，国际仓码工会第十分工会和德班码头工人都在各自国家的工会国际主义运动中发挥着领导作用。近年来他们还采取行动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这种国际主义的声援？他们在实践中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彼得：

我这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德班和海湾地区码头工人所进行国际主义团结斗争的悠久历史。湾区的码头工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出于政治原因拒绝为船只装卸货物。20世纪30年代，旧金山的码头工人们拒绝为一艘日本商船装卸金属，以抗议该国对中国的侵略。

我的很多研究都集中于数十年来湾区工人为推翻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所做的努力上。早在1962年，他们就与社区里的反种族隔离积极分子合作，拒绝卸载南非的货物。他们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就是1984年发起的对南非货物的十天抵制活动，这一活动激发了湾区许多其他的反种族隔离行动。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还特别为此表示感谢。

同样，德班的码头工人也参与了政治性罢工的行动。1935年，他们曾短暂地拒绝为一艘意大利商船装载货物，以抗议该国入侵埃塞俄比亚。2008年码头工人拒绝为津巴布韦装卸来自某国的武器装备，我的书深入探讨了这一事件。时任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动用了警察和军队，恐吓并屠杀津巴布韦人民，让他们不要投票支持由工会主义者摩根·茨万吉拉伊(Morgan Tsvangirai)领导的反对党(译者注：摩根·茨万吉拉伊是津巴布韦前总理、工会活动家、人权活动家、津巴布韦民主变革党主席)。

我采访过一位德班码头工人的领袖，他明确表示这次行动是为了声援他们在津巴布韦的同志们——也就是说，他们不希望装卸那些将会杀死津巴布韦工人的武器和弹药。对于过去几十年中，津巴布韦人民为帮助南非黑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做出的努力，他们仍深表感激。

在南非，人们对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深感同情，并同他们站在一起。简单地将南非的种族隔离与以色列人对待巴勒斯坦人的做法进行比较并不完全合适(每一种比较都是这样)，但是我想告诉美国读者的是，南非人民对此十分清楚：当他们在色列或巴勒斯坦时，他们会明确而公开响亮地谴责这种情况，他们认为这就是种族隔离。因此，德班码头工人以及整个南非劳工运动界都批评过以色列，这并不新奇。

例如，南非工会代表大会(Congress of the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发布过一则新闻稿，呼吁人们关于以色列“公然违背国际法，轰炸人口密集的街区，非法部署使用白磷弹，袭击学校，救护车，福利机构，医院，大学以及礼拜场所。”并且宣称反对种族隔离的势头俨然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德班码头工人多次因以色列的以星(Zim)航运公司的货船停留在德班港爆发抗议。

同样，早在1988年召开的大会上，国际仓码工会就已经正式批评过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宣称以色列涉嫌犯有“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罪行”。该决议还引用了以色列记者阿莫斯·埃隆(Amos Elon)的话，该记者把加沙(Gaza)描述为“以色列国的索韦托(Soweto)”(译者注：索韦托是南非境内由种族隔离政策造成的最大非洲人集居城镇)。事实上，第十分工会反种族隔离斗争的领导人非裔美国人利奥·罗宾逊(Leo Robinson)是最早在这个问题上直言不讳的人之一。在21世纪的前十年里的湾区，阿拉伯裔美国社会活动家在这个问题上越来越起到带头作用。他们与第十分工会的盟友们合作，以“堵船”的方式，制止以星公司的货船在港口装卸货物。其中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是最成功的行动发生在2014年。

凯蒂：

你认为，航运集装箱化以及临时工制度推广所造成的后果在每个国家都不尽相同，因此你也举例说明在事关集装箱化的谈判中，国际仓码工会本可以做的更好。为什么不同的工会组织面对这种变化时有着不同的经历呢？那么，对于全世界那些面临着自动化挑战的码头工人来说，我们如今可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彼得：

考虑到这本书标题的重点在于“权力”，那么我这些简短的论点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事情很复杂，不过我认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旧金山的码头工人的权力根除了临时工制度及雇佣劳动制度的很多负面影响。关键的是他们坚持了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方面，特别是在工人们决定何时工作的问题上。他们不想做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朝九晚五的辛苦工作。我把这种改变叫做“从下至上的临时工工作制度改革。

在德班，雇主们和政府想要摧毁码头工人们利用法律漏洞组织 “远离行动”(其实就是罢工)的能力。根据法律规定，黑人工人不能罢工。因此，如果他们都不到公司报到，那么他们也就不算在罢工。也就是说，当数千名码头工人在同一天不去上班，就是一次实际上的罢工。

为了摆脱码头工人与非洲国民议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等反种族隔离团体日益紧密这一持续存在的问题。1959年，雇主和政府开始“自上而下”的雇佣和就业制度改革。无论何时，掌握权力的一方都为自己的目的促进了雇佣制度的改变。

同样，码头工人们的力量也改变着航运集装箱化的进程。在德班，工人们无力控制集装箱的引进，因此他们承受了所有痛苦。在三年内就有一半的工人被解雇，尽管生产率提高，但他们也没有见到工资增加一毛钱。此外，由于集装箱化，当数以百万计的其他黑人工人为反对种族隔离和他们自己的贫困而开始组织起来时，几十年来是这个国家里最激进的德班码头工人却沉默了。

相比之下，在旧金山和太平洋彼岸，因为国际仓码工会足够强大，雇主别无选择，只能就集装箱化与工人进行谈判。工会成功地保护了他们这一代工人。工会没有一个工人被解雇，他们还获得了更高的工资，这是布里奇斯所称的“分享使用机器带来的利润”。在引进新技术之前，雇主很少询问工人的意见。因此，托运人这样做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码头工人的权力。然而，集装箱化肯定削弱了工会的力量。

1938年，美国《公平劳动标准法案》(FLSA)实施，美国工人为每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进行了大约80年的斗争。考虑到生产率的巨大提高以及本国和世界总人口的增长，我们所有的工人至少在同样的收入水平下，都可以减少工作量。这是很合理的。

可惜，据我所知，在五六十年代的谈判中，从来没有人认真讨论过这个概念。现在《公平劳动标准法案》已经制定八十多年了，许多工人(工资和薪水)每天辛苦工作的时间远远超过8小时。

如今，在任何行业中，对工人来说，几乎没有比自动化更大的威胁。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除气候变化之外，二十一世纪最大的挑战。码头工人再次面临着另一波自动化浪潮带来的失业风险。用船运公司和港口爱好者的话来说，可能会诞生“完全自动化的港口”。这意味着不再需要码头工人。毫无疑问，肯定还需要留下少数人操作机器，但确实有一些公司在推动这一进程，但不是因为这会使生产率提高。有研究表明，如今的码头工人仍然和全自动港口一样高效。相反，雇主继续推动更高水平的自动化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机器不会参与罢工。至少现在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例子。

我对德班和旧金山湾区进行了一次比较研究，探寻码头工人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够拥有权力，并且还仍然能够把握权力。所有城市的码头工人都利用长期的激进传统来促进种族平等。当集装箱化这种新技术给整个行业带来了一波裁员潮时，他们依旧坚持了下来。即使在今天，世界港口的工人们仍然可以利用他们掌握着战略要点来斗争取得自己的劳工权利。他们对于国际主义和左翼政治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他们通过参与跨国罢工，抗议种族主义和专制主义。

译者：小路不会飞

来源：《雅各宾》[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