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媒：在世界危机的地缘政治中战略计划的争夺

引言

我们面对的是结构性的和文明的世界危机，已经出现了对于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全球化选择的不同的战略计划，重新提出了人民—国家、文化和其他文明的特殊性，受到了白种人、欧洲人和英美人的西方的压迫和无视。

在一个历史和空间过渡的世界上，本文将对世界危机的地缘政治进行解读，以便注意到为了重构世界和社会的安排进行的争夺和和争夺中发挥主角作用的角色。这导致我们确认为争取摆脱依附、屈从和欠发达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的计划在世界制度历史的外围中得到支持的机遇，与推动一个多极世界秩序的权力模式相结合，在权力--价值—国家规模的时代，这已经不是大陆的而是世界的权力模式。

不论是中国和金砖国家提出的计划，还是从倾听教皇佛朗西斯科的倡议出现的世界的/宗教间的人道主义的计划—都表明五大一神教宗教的对话、协议和一项共同的战略—提出了巩固和实现世界上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的计划，因为它们与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对立。后者依靠它的破坏性和不可持续的积累、生产和消费的模式威胁自然和人类本身的生存。在这里成为未来必要的地平线和世界多元的建议。

一个结构性的、体制的和文明的危机的世界

为了思考今天反对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的条件，需要置身和深入我们所处的世界形势。21世纪发生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和体制的世界危机，重新确定世界社会的安排，开辟了地缘政治秩序一种历史—空间的过渡，这是在世界体系的外围对解放进程特殊的可能性的条件下发生的。

这场世界的危机和正进行的历史过渡对世界秩序的设计提出质疑，从美国—英裔美国人1989—1991年建立的单极主义—向多极的日益发展，同时质疑霸权主义的大国和世界权力的“重心”，从美国和英裔美国人的一极到中心在中国、亚洲--太平洋和金砖国家新兴的一极。这同时发生了亚洲的再度兴起和世界的非西方化，以便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建立5个世纪以后，依靠它在文明意义上的影响再次集中于东方。

世界危机的文明性质重在日益质疑欧洲中心的现代性普遍显示的计划，它导致殖民主义、认识论的种族主义、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降服。现在已经开辟了一种激烈的争夺和关于文明秩序的辩论。如果说由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成立了不结盟国家的运动，出现了南方的国家和人民第一个觉醒的浪潮，某些国家是世界历史上古老的国家，现在我们遇到第二个浪潮。

这个浪潮在发展中，因为种族主义性质的、排外的和西方优势的“文明的冲突”的范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走向新的强调“文明的联盟”，以便推动在相互尊重、容忍作为根本原则的基础上新的世界共处的方式，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有可能丰富而不是排斥，其性质已经不是普遍的，而是多元的。

这场世界的危机强有力的出现是由于2008年美国金融爆炸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一场过度积累和实现的危机，是金融化和制造有名的投机“泡沫”的结果，包括一场不同属地的模式的战略计划和权力的计划之间的争夺，美国国内和西方英美一极之间的争夺。由于为了资本没有结束的积累权力的不断建设，重在以积累和资本主义再生产为基础的“金融帝国”之间深刻的争夺：这场冲突注意到在英美世界权力的核心已经发生破裂，这同时以特别的方式表现在这场全球的危机中，作为权力的选择出现了多极主义。

这是一场面对古典的美国帝国主义和和一个新的全球规模的帝国主义，也就是说，面对那些大陆规模的利益和角色，他们将自己的实力(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意识形态-文化的)稳定在美国的国家—民族和北美自由贸易条约之上，与已经跃向全球规模，与巩固一种新的资本统治方式为基础的利益和角色对立，它们产生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被称为“全球金融网络”)，推动一种新的体制和超国家的全球国家化的趋势。

可选择的计划的出现

利用这场世界危机所代表的“历史的机遇”和历史的过渡，21世纪已经重新出现了对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金融全球主义可选择的战略计划，重新要求人民—国家的特殊性和尊严、文化和文明，而这些在历史上曾被白种人、欧洲人和英裔美国人的西方压迫和无视。“我们的美洲”成为此事一个清楚的例子。由于“时代的变化”、“财富的转向”或在次大陆不同的政治进程中出现了拉丁美洲民众的国家的计划。

这场世界危机正在全面的发展进程之中，对确定一个胜者或一批胜者还远没有结果，危机日益加深。这样，在“我们的美洲”关于民族的-民众的政府的拉丁美洲主义的计划“周期的结束”的思维具有力量的同时， 2015年在阿根廷基什内尔主义的失败，巴西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2016年通过一次议会的政变被罢免，自从查韦斯总统去世以后委内瑞拉主要在2013-2014年间出现政治和经济的危机，这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回应普遍的例外条件的结束。相反，英国“脱欧”的现象和在美国2016年特朗普的胜利标志着这场危机深化的一个新阶段，在世界制度最后的霸权主义大国内部，广泛的不同社会力量的出现表现出反对跨国的金融全球化(不论是“右派”或是“左派”)。拉丁美洲国家--民众的计划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进程的周期远没有结束，我们认为历史的机遇继续开放，它提供的世界危机普遍的条件，以便在解放的和革命的进程第二个浪潮中重新出现和实施一项自己的战略计划(主权的、自主的、可选择的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在“我们的美洲”与解放的和革命的“第一个浪潮”拥有的世界条件不同， 今天存在可选择的多极性质的和可能是多元的权力模式，这表现在由中国—俄罗斯轴心率领的金砖国家的建议和梵蒂冈佛朗西斯科教皇率领的世界宗教间的人道主义。这是对抗的战略计划，面对英美的金融资本主义的战略计划这是制度的和文明的选择。

金砖国家虽然是作为全球的金融银行诞生的，以便撬动和引导跨国资本的扩张，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提供“空间的解决办法”，因此作为新的全球多边体制有倾向性的角色出现，改变它的性质。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这些角色在试图朝成世界权力新的极前进，发展更高水平相对的自主权，在旧的世界权力中心利用权力和利益以便推动自己的战略计划，这清楚地表现在金砖国家2014年在福塔雷萨的首脑会议上。在那里提出了新开发银行和一项紧急储备基金的建议，这两个工具作为对国际传统的贷款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选择，这样寻求更大的生产的自主权和一个新的全球的金融结构。它与名为新的丝绸之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欧亚贸易运输和生产的大型计划一起，金砖国家开始清晰地将其赌注放在一个新的多极世界秩序上。

另一方面，与前述有更多的联接，2013年豪尔赫·贝尔戈里奥被选为天主教新的沙皇，出现了可以称为“世界宗教间的人道主义”：一个联接五大一神教的宗教，也包括原始的人民的宗教的宇宙起源学，寻求重启对话，达成保卫生命和人的协议，应对野蛮的资本主义依靠它现在非理性和不可持续的积累、生产和消费的模式使自然和物种的延续处于危险之中。

权力--价值--国家的全球规模

可选择的世界权力配置的出现提供了从国际支持的意义上说为下一个可能在拉丁美洲的解放浪潮提供有利的条件，在权力的门槛升级的时代为世界上国家的—民众的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计划提供有利的条件。实际上根据对世界危机的未来的研究，可以肯定现在将权力强加于人，在世界的水平上确定和计划，因为资本主义现阶段跨国的金融全球化和出现了这些可选择的计划。根据这些解读和地缘战略的联接，大国、超级大国或中心国家的帝国主义的概念是分离的和从属的，不论是在本国的范围内还是在大陆的范围内，它们相应的属地模式是有优势的。虽然国家和相关的政府没有消失，而是发挥一种突出的作用(事实上最近几十年它的数字已经扩大了)，强调对它们唯一的限制和局限正在越来越明显，在一个大型跨国公司和全球的金融网络进行联接与协调的世界上，在规模、实力、设计和开发战略的能力都广泛地超过了它们。

现在正在评估国家—民族逐渐断开，不论是机构还是权力--价值—国家的规模，追求的是倾向是将一个全球“跨国的国家”强加于人，对于资本的自由流动没有国家的障碍。一种机构的设计和全球国家的式样可以在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20国集团、大型投资和贸易协议如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条约等工具中看到。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已经依靠“布雷顿森林条约”将一整套多边国际机构强加于人，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当时的统治方式是多国的，而现在是跨国的。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历史的过渡时期，经济集团的特点是处在一个中间的阶段，跨国的资本超越所有类型的边界。

这对解放的前景提出了一个补充的困难。如果拉丁美洲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注意到在“我们的美洲”需要建设一个大陆工业的国家，以便得到足够的权力规模，能够以有主权的方式在国际舞台上行动，在这个21世纪全面的世界危机中这是确实的。这个大型国家的集团或地区的权力一极需要从事共同的事业，或成为那些世界权力配置的一部分，以便将赌注放在摆脱依附处在臣属地位的屈从的历史条件。

这涉及一个打破标志着在世界制度中陷入屈从条件的历史机遇，放弃再版出口的金融原始积累的模式，将赌注放在地区的工业化，其基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这个进程协调认识的生产上。这件事只能通过提出这些挑战的“我们的美洲”人民政府的第二个浪潮才能实现，面对世界动荡的力量制定一项地区的战略议程。

关于多元世界必要的建议

我们理解世界需要多元的建议作为未来的地平线遇到了在这条道路上的条件和前景。我们从非殖民化和解放哲学的研究重提多元主义的观念，为的是使战略措施包括计划和角色的多元化，汇合在一项世界规模的战略中，不是集中在一项统治的措施，而是集中分析包括不同内容和不一致的措施，也就是说不是非常概括的综合，而是多样性的联接。因此多元主义的名称不是另一种普遍论，如同过去欧洲中心论的文明普遍的建议那样，在那里文明的历史从欧洲文明的构成开始，结果是它通过世界的欧洲化的扩张。这种欧洲中心抽象的普遍论自我感觉完全实现了普遍的文明历史，这与16和17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的倡议(法国的、英国的和德国的)是一致的，那些知识分子如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

使用多元主义的概念以便指名和注意到在对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全球主义所选择的世界权力配置中发现的潜力，将注意到这些倡议的世界规模，同时不仅存在一种战略的倡议号召、总结和包含其他的倡议，而且表现出文明的对话、共处和文明的倡议。为此，我们谈到文明的危机是为了与文明危机(被理解为唯一进入危机的文明)的欧洲中心论的提法相对抗。受到质疑和过渡的事情是英美欧洲中心论普遍的文明的建议，但是产生危机的角色是多元的，是一种文明的对话，这件事情使危机成为文明的危机。(三位作者的全名是：维姆·迭克森斯 沃尔特·弗门托 胡利安·比尔梅斯)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9年1月31日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