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联手制华？“双普会”与美俄关系前瞻

【导读】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关注，美俄关系的发展态势和前景显得更加复杂难料。本文作者认为，美国国内多方力量的博弈以及两国在国际层面的结构性博弈，使得美俄关系中的新旧障碍难以消除，总体上导致两国关系“快速重启”归于失败。由于国际格局和美俄关系性质的改变，短期内两国关系仍将维持僵而不死、斗而不破的状态，或仅能在部分具体领域开展有限合作，尚难通过“大交易”的形式建立更广泛的战略伙伴关系。尽管目前两国结盟对抗中国的可能性不大，但中国也要有所预备。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特朗普执政之初， 国际社会普遍预期美俄关系将迎来又一次重启的机遇。然而， 特朗普政府改善对俄关系的道路并不顺畅， 在国内外的多重压力下， 非但未能促成两国交好， 反而在一些既有问题上出现关系倒退的现象。本文以双重博弈的视角探析美俄关系的态势及其障碍，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未来美俄开展有限合作的可能前景。

美俄关系的发展态势

自克林顿政府以来， 美国历届总统均有改善美俄关系的夙愿， 但都以失败告终。从目前看， 特朗普似乎也难以逃脱这一历史宿命的“魔咒”。特朗普一度对俄罗斯及普京示好， 引发美国政界、战略界一些人士的不满。

一方面， 特朗普公开高调支持发展美俄关系， 多次在推特和媒体采访中强调美俄合作解决全球性议题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 特朗普曾屡次暗示可以放松或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还是候任总统的特朗普在2017年1月接受采访时就宣称， 如果俄罗斯在反恐或其他对美国重要的领域愿意提供帮助， 美国可能会撤销奥巴马政府的对俄制裁。在此后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时， 特朗普再次在对俄制裁问题上“打太极”， 引发外界猜测。在美国媒体披露特朗普曾向俄罗斯外长和俄罗斯驻美大使通报有关“伊斯兰国”的高度机密信息后， 更是引发舆论大哗。

因此， 在特朗普执政之初， 许多人认为美俄两国将迎来关系重启的战略机遇期， 有学者甚至分析美俄关系转圜将迎来所谓“逆尼克松时刻”，两国将联合制衡中国。

然而， 随着特朗普执政即将满一周年， 从美俄关系的发展状况看， 非但“逆尼克松时刻”没有上演， 美俄关系“快速重启”也宣告失败。尤其是在2017年8月初， 特朗普签署的包含对俄罗斯制裁的法案更是使两国关系落至冰点。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认为， 制裁使美俄关系改善的希望破灭， 是彻底的贸易战。

此后， 美俄更是陷入一轮又一轮的“口水战”“外交战”“媒体战”， 从互相在言语上表达失望、要求对方裁撤使领馆人员， 到互相加强针对对方媒体的严格管理或将部分媒体列为“外国代理人”等， 都反映出两国关系的互不信任已广为加深。

在此之后， 国际舆论对美俄关系的判断逐渐走向悲观， 认为两国关系改善无望， 甚至会进一步恶化。但如果仅仅用“恶化”来概括这一段时间的美俄关系并不准确， 因为美俄关系复杂多变， 其中许多微妙的变化和特征很难单纯用“恶化”或“改善”这一类词语进行评估。

其一， “通俄门”“干选门”遭遇美国主流媒体集中报道， 导致美俄关系的负面因素被渲染和夸大。美国国内的建制派、亲民主党的主流媒体， 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仍未摆脱“特朗普冲击波”的影响， 抓住一切机会制造针对特朗普的负面舆论。在诸多外交议题中， 俄罗斯问题成为反对特朗普的抓手。美俄矛盾被加上“通俄门”“干选门”的凸透镜， 二者之间的矛盾被放大， 负面消息的“能见度”骤然上升。相比之下， 美俄积极合作的一面则较少得到舆论关注， 在这些主流媒体上常常被其他信息掩盖甚至销声匿迹。

其二， 缓和美俄关系是多届美国政府的目标， “标新立异”的特朗普尚未放弃两国关系转圜。冷战结束后， 美国历任总统均有意缓和、发展美俄关系， 但无奈受制于各方因素， 在任期结束时美俄关系都难以逃脱陷入低谷的宿命。特朗普一直以来对俄罗斯不抱敌意， 执政后有意在对俄政策上与前任奥巴马有所区隔， 不仅十分看重美俄关系， 还认为美俄合作可以解决世界许多重大和紧迫的问题， 并将改善美俄关系列为外交安全战略的重要方向。尤其在反恐问题上， 特朗普强调联俄合作的重要性， 多次表示愿意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建立新型关系， 构建反“伊斯兰国”联盟。当前， 叙利亚反恐局势的好转实际上离不开美俄在这一地区拥有共同的目标与责任， 以及达成一定程度上的默契与谅解。

其三， 美俄之间没有爆发重大的地缘政治危机， 在一些具体矛盾的处理上两国也都互留余地。相比小布什和奥巴马任内， 美俄在2017年以来看似龃龉不少， 但多数都停留在口头或外交层面， 并未出现类似格鲁吉亚危机和克里米亚危机等事态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

在北约问题上， 特朗普虽然放弃了“北约无用论”， 但仍强调北约的重点是反恐， 不愿将防范俄罗斯列为北约的首要任务。

在叙利亚问题上， 特朗普尽管在2017年4月发动针对叙利亚空军基地的导弹袭击， 但在行动前提前通报了俄罗斯。俄罗斯对这一军事打击的反应也极为冷静， 并未采取实质性回应或报复措施， 美俄两国在叙利亚的战略合作未受到影响。

在对俄罗斯制裁的问题上， 由于美国国会两院以超过2/3的压倒性票数通过制裁俄罗斯的新法案， 特朗普不得不签署， 但他本人对国会通过制裁法案颇为不满， 称该法案存在涉嫌违宪的明显缺陷， 侵犯宪法赋予总统的行政权和若干行政部门的合法权利。

其四， 美俄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不断， 确保两国关系不冷却。2017年以来， 两国关系气氛不佳， 特朗普和普京仍然利用多边会议的场合会面交流， 寻求破冰机遇。7月， 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 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首次与普京会面， 会晤时间被延长至2小时16分钟， 并且达成了一系列战略共识。11月， 特朗普和普京在越南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短暂会面， 就涉叙利亚共同打击“伊斯兰国”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

除会面外， 特朗普和普京还多次通电话。俄罗斯圣彼得堡恐怖袭击发生后， 特朗普第一时间与普京通电话表示对俄罗斯打击恐怖主义的支持。

此外， 美国以导弹袭击叙利亚空军基地后，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仍然按原计划于4月首次访俄，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随后于5月回访美国， 确保两国关系不会因为缺乏沟通而被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歧所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 在美俄两国的学界、战略界有不少长期跟踪研究美俄关系的有识之士不断发出理性的声音， 呼吁两国改善关系。这些人士认为随着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 美国不应陷入“冷战思维”的窠臼， 不应把一个已经衰落的俄罗斯当作长期战略对手或威胁美国的严峻挑战。

为此， 一些美国和俄罗斯的智库和学者积极为美俄关系的改善、推动美俄开展战略合作建言献策。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和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 (RIAC) 联合发布题为《美俄合作路线图》的研究报告， 指出尽管美俄两国关系紧张， 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 战略互信缺失， 但两国应着眼于在未来寻求合作， 降低战略对抗的强度， 推动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并在经济、能源、北极、欧洲-大西洋安全、中东、战略平衡、网络空间、反恐等八个关键领域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还与美国东西方研究所共同发布报告， 提议应以“双轨”思路展开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美国著名战略家基辛格、布热津斯基， 以及俄罗斯问题专家斯登特 (Angela E.Stent) 也都主张美俄关系修好或者建立“有限伙伴关系”。然而， 美国国内的多股力量博弈不断加剧， 美俄在国际层面的博弈也在持续， 这些不利因素都阻碍了两国关系的实质性改善。

美国国内的影响因素

在特朗普政府处理对俄关系的问题上， 可以明显观察到美国国内的多种政治博弈， 这些博弈导致美国难以快速地缓和对俄关系， 而且， 这些美国政治生态中的变量越来越在美俄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特朗普政府的对俄政策。

面对特朗普总统对俄罗斯的暧昧态度， 美国国会首先从调查和立法两方面入手， 国会对特朗普政府的施压客观上影响了美国的对俄政策。“通俄门”“干选门”成为一些反对特朗普的民主党、共和党议员的利器， 以限制和削弱特朗普的执政能力。当前， 美国国会有4个委员会正在调查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可能与俄罗斯的联系， 包括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司法委员会以及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监管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职责主要是通过调查发现事实， 判定有没有出现违反道德的过失， 最终可能导致的极端结果是发起对特朗普的弹劾。

随着相关调查的不断深入， 各种爆料不断出现， “通俄”引发的疑云已经从塞申斯、弗林等高官逐渐转向库什纳、小特朗普等特朗普总统的家人与亲信， 进一步迫使特朗普政府在缓和对俄关系方面难以做出决策。

与拖沓冗长、悬而未决的各委员会的调查不同， 2017年7月底，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包含对俄罗斯制裁的法案， 实实在在地重挫了美俄关系， 使特朗普缓和对俄关系的能力和政策空间都受到进一步限制。立法机构由于担心在特朗普主导下美国对俄政策出现松动， 于是主动出击， 力图引领、塑造美俄关系的未来走向。8月2日， 特朗普正式签署《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 (CAATSA) ， 此法案扩大了对俄罗斯、伊朗及朝鲜的经济制裁。由于此前国会参众两院均以2/3以上人数通过此法案， 特朗普虽然觉得法案有缺陷， 但还是在权衡后予以签署。

此法案涉及俄罗斯经济制裁的部分相当严苛， 对美俄关系的打击是特朗普执政以来最为严重的。在能源领域， 法案规定若受经济制裁的俄罗斯个人与实体持股33%及以上， 美国能源公司将禁止与其合作开发近海、深水、北极油气及页岩气;总统可自由决定是否制裁俄罗斯能源出口管线。在金融领域， 禁止向期限超过14天的债务工具提供融资或以其为标的相关交易;要求财政部长提交对主权债务和衍生工具制裁效果的报告。在国防及情报领域， 制裁任何参与或代表俄罗斯国防及情报部门交易的个人。此外， 还涉及金属、铁路、人权、网络安全、腐败等多个领域的经济制裁。

最重要的是， 制裁法案将针对是否取消或放松对俄制裁的审议权交由国会， 如果总统有意修改或结束制裁， 国会有权召开听证会加以审议， 决定是否调整制裁， 也有权通过联合否决决议阻止行政机构取消制裁。这意味着特朗普以行政权力取消对俄罗斯制裁的路径已经受到国会限制。如同1974年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一样， 此制裁法案很有可能成为长期横亘在美俄关系中的障碍， 不仅使俄罗斯一直以来希望美国放松或取消经济制裁的诉求化为泡影， 还限制了特朗普政府缓和对俄关系的政策空间。

在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方面， 需要特别提到司法部下设的特别检察官、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罗伯特·穆勒 (Robert Mueller) 。特别检察官是司法部为调查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违法犯罪行为而特别设立的临时性职务， 主要针对一些存在利益冲突的案件开展调查。在本次“通俄门”事件中， 司法部长塞申斯选择回避， 由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负责任命特别检察官进行调查。特别检察官的名称及权力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变化， 在1978年《政府道德法案》颁布后， 一度成为独立检察官， 在人事权、调查权、经费权等各方面拥有更为独立于司法部的权力。 但由于独立检察官在1999年调查克林顿总统“性丑闻”事件的表现， 引发了美国政治精英的反对， 国会在当年未对独立检察官条款重新授权， 独立检察官由此重新回归特别检察官。

相比历史上的独立检察官， 特别检察官的权力有所减弱， 却仍保留了一些独立的权力。特别检察官能够以阻碍司法、破坏证据、威胁证人等理由起诉任何干涉调查的对象。穆勒的调查重点是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是否阻碍司法、特朗普在大选期间与俄罗斯是否有勾连、俄罗斯是否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是否有金融犯罪等。在人员组成方面， 穆勒的团队延揽了擅长处理金融欺诈、贪污、洗钱、行贿、有组织犯罪等各类案件的黄金律师团队。在信息获取方面， 穆勒能够与联邦调查局直接合作， 可以得到更多有利于调查的情报。在权力监管方面， 罗森斯坦不会每天对穆勒的工作进行监督， 但可以要求穆勒就采取的任何一个调查或起诉步骤加以解释， 并可以决定这些步骤是否需要继续。从结果上看， 穆勒将会向司法部提交一份内部报告， 司法部必须告知国会， 然后决定这份报告是否公之于众。特别检察官拥有的一系列权力对特朗普的对俄政策造成极大的压力。

从个人层面看， 穆勒任职以来已经在美国政坛刮起了“调查旋风”， 被卷入其中的特朗普竞选团队或现任政府官员的范围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就目前披露的情况看， 穆勒调查的效率和对总统执政能力的威胁超过国会的4个委员会。

2017年7月， 联邦调查局探员就奉搜查令搜查了特朗普的前竞选主席马纳福特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宅邸。在搜查结束后， 穆勒又向马纳福特发出警告， 表示准备起诉他。

2017年9月以来， 穆勒还要求白宫提供特朗普执政后最受关注的一些行动的有关文件， 包括解雇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相关资料。穆勒的办公室给白宫发送了一份文件， 详细列出了调查人员正在寻查信息的13个领域。其中一个要求是说明2017年5月科米被解职后的第二天， 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任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等俄罗斯官员举行会面的情况。 穆勒向白宫的要求表明， 特别检察官的调查已经向特朗普的核心圈及总统本人步步紧逼， 并且将调查重点转向了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后的行为上。

12月1日， 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在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认罪， 承认于2016年12月在是否与基斯利亚克私下联系的问题上对联邦调查局说谎， 并愿意配合穆勒的调查工作， 以换取“从轻发落”。

对弗林的成功取证是穆勒调查行动的一项重大阶段性成果， 相比同样配合穆勒调查的特朗普前竞选团队外交顾问帕帕多普洛斯 (George Papadopoulos) ， 弗林在特朗普团队中发挥的作用更为关键， 他的“倒戈”可能会牵引出更多涉嫌“通俄”的深层人士。弗林供述的文件已经显示特朗普的一些“资深幕僚”知晓并指导他与基斯利亚克对话， 外界普遍猜测穆勒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前， 特朗普政府对穆勒的调查能走多远已失去控制， 只能被动招架， 毫无还手之力。在这一波“通俄”调查的冲击下， 特朗普的执政合法性遭受质疑， 遑论改善美俄关系。

除了立法与行政机构外， 作为“第四权力”的美国媒体长期关注“通俄门”的调查进展。在“通俄门”的语境下， 美国所谓“自由派”媒体与“保守派”媒体在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时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为代表的“自由派”媒体几乎连篇累牍报道特朗普及其团队的“通俄”嫌疑， 唯恐遗漏任何一个可疑细节， 在束缚、限制特朗普对俄缓和关系的博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特朗普对俄罗斯始终保持暧昧态度， 部分“自由派”媒体频频在一些关键时点曝出特朗普团队可能通俄的“黑料”， 以引导舆论， 转移关注点， 向特朗普政府施压。

2017年7月，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结束一天后， 《纽约时报》率先披露了小特朗普、特朗普竞选团队主席马纳福特、库什纳在2016年曾经会见俄罗斯律师纳塔莉娅·维塞里尼茨卡娅。 此事一经披露， 舆论几乎不再关注美俄领导人在峰会会晤上取得的成果， 如叙利亚西南部的停火协议等， 转而激烈讨论小特朗普是否已有通俄之实。在美国国内舆论的压力下， 特朗普不得不收回了美俄两国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在网络安全领域达成的合作意向。

国际层面的影响因素

特朗普任内， 美俄关系除了受到美国国内力量的掣肘， 也受到冷战结束以来两国在国际层面博弈的影响。苏联解体后， 美国尽管在不同时期调控了对俄罗斯的打压力度， 但实际上并没有停止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甚至以“民主化”“西方化”和“后帝国化”作为对俄政策目标的三大支柱， 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本质上就是继续扩大冷战的成果。 在这一背景下， 美俄提出的两国关系新框架无法根本实现， 彼此之间的战略博弈和结构性矛盾有时甚至被掩盖。

第一， 美俄的国际战略观有根本分歧， 战略互信已消磨殆尽。自冷战以来， 在美国看来， 苏联和俄罗斯一直是邪恶的象征， 这种观点在美国的政界、学界和民众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冷战结束后， 美国竭力维护其主导的国际秩序， 将国际秩序作为全球霸权地位和美国治下繁荣的根基。

基于这种战略逻辑， 俄罗斯被视为“战败者”， 美国的全球战略要求削弱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 将俄罗斯控制在西方的影响之下， 使俄罗斯无法再恢复历史上的帝国地位， 使之变成后帝国时代的欧洲民族国家。  即使不能将俄罗斯纳入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 那么至少要使之无法成为“自由世界”的威胁。因此， 当2000年后， 俄罗斯国力有所恢复， 乃至重新试图确认在独联体的影响力时， 美国是无法接受的。俄罗斯则持有截然不同的战略观。

苏联解体初期， 俄罗斯曾一边倒地倾向西方， 希望能够融入西方。但这种融入与西方国家设想的不同， 俄罗斯谋求一个平等的地位， 而不是类似战败者的投降式安排。在普京时代初期， 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是重新成为世界性大国， 并将原苏联地区作为“地缘支撑”。同时， 俄罗斯将西方国家视为最重要的外交方向。尽管已有不满， 普京仍为美国的阿富汗战争提供了支持， 并默许了北约和欧盟的再度东扩。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北约和欧盟将防务范围向东一直推进到了俄罗斯边界。在俄罗斯看来， 美国仍然在挤压俄罗斯的地缘空间。当这种边界逐渐越过原苏联的国界后， 对西方的期望开始变成失望和怨恨。

普京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被认为是俄罗斯与西方决裂的开始。普京强烈抨击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毫无节制地使用武力， 认为“单极世界”不可接受， 对北约东扩、反导系统、美国的双重标准等提出了强烈批评。 乌克兰危机则将美俄间的战略矛盾完全暴露， 并彻底撕裂了美俄之间的战略互信。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荣誉主席卡拉加诺夫指出， “我们一直都在后退， 希望西方会因此而喜欢我们， 但这只是一厢情愿。事态最终发展至乌克兰可能被纳入西方联盟， 甚至加入其军事机器。”“最终我们停止退让， 开始反击。”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特列宁则认为， 美俄关系已经陷入稳定的对抗。 由此可见，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虽可能缓和， 但相互间的信任已经破裂。

第二， 美俄在涉及地区安全秩序方面的矛盾和博弈难以消弭， 尤其是对冷战后欧洲大西洋安全秩序的态度截然不同。美俄对俄罗斯“势力范围”的理解存在深刻分歧， 美国认为俄罗斯非法占领克里米亚， 直接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裂分子， 挑战了欧洲的稳定与安全局势。推动经济一体化和集体安全应是保持欧洲稳定的重要方式， 经济制裁和北约的军事行动则是对俄罗斯行为的被动回应。  俄罗斯则认为自身对邻国的外交走向拥有一定的发言权， 美国有意挑衅俄罗斯在周边地区的战略地位， 北约东扩蚕食了俄罗斯传统上的“势力范围”。因此， 美国试图将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纳入北约和欧盟的行为不断刺激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 导致美俄两国逐步陷入“新冷战”。

第三， 美俄两国的战略关系并不稳固。一方面， 美俄在不正面相对的代理人战争中发生冲突的概率增加。两国如果在叙利亚、乌克兰等地发生战略意外或误判， 双方的代理人或盟友间的冲突可能升级为美俄之间的地区性小规模冲突。另一方面， 管控危机的稳定性降低。当前， 美国正在大力发展反导系统、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和网络武器等， 俄罗斯不仅担忧自身的战略核威慑力， 尤其是二次打击能力被削弱， 还对美国军事技术发展的趋势深感忧虑， 因而也不断地开发研制现代化武器装备， 加快建设战略防御体系。这将导致未来美俄面临战略危机时， 安全局势升级压力加剧， 局面失控的风险上升。

第四， 美俄两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弥合。在反恐问题上， 两国虽然有共同利益， 并展开了一些合作， 但在很多问题上的认识仍有较大差距。例如， 双方对叙利亚恐怖分子的定义仍有差别， 俄罗斯眼中的一些恐怖分子是美国支持的武装反对派， 双方目前的合作只能算是权宜之计。随着“伊斯兰国”走向溃败， 新的焦虑与隐患正在迅速浮上水面， 若不能维护合作成果、延续合作精神， 双方在昔日“联合反恐”的合作下掩盖的利益分歧、立场对立、战略对抗、地缘争夺的矛盾可能凸显。在网络安全问题上， 双方的矛盾也愈演愈烈。俄罗斯指责美国垄断网络基础设施， 并对其开展网络攻击， 妄图建立网络霸权。美国也指责俄罗斯有官方背景的黑客对美国政府和企业持续发起攻击。这种指责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达到高潮， 双方在网络安全方面的矛盾不断被激化。

在国际舞台上， 互利互补、相互依赖的经贸合作关系能在大国间的双边关系中发挥“稳定器”的作用。例如， 中美强大的经济纽带就在两国关系中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 然而， 美俄关系缺乏这种条件， 两国经贸关系薄弱， 互补性也不强。只要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长期存在， 两国的经贸关系就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乌克兰危机后， 美国还暂停了两国之间的官方经济合作渠道， 包括双边贸易和投资工作小组。

据美国官方统计， 2016年美国对俄罗斯的货物出口额约为57.92亿美元， 自2013年达到111.4亿美元后逐年下降。  据俄罗斯官方数据， 2016年俄美两国的贸易总额为202.8亿美元， 在两国外贸总额中的占比都很小， 无法为两国的政治关系兜底。此外， 特朗普政府十分重视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 欲使美国成为重要的化石能源出口国， 而俄罗斯的经济十分依赖能源出口。未来， 不排除俄美两国在能源方面存在激烈竞争的可能性。

另外， 欧洲这一“第三方因素”也使美俄之间的战略博弈更为复杂。一方面， 欧洲对俄罗斯的战略疑虑依旧存在， 成为美国改善对俄关系必须考虑的外部因素。虽然自克里米亚事件以后， 欧俄关系在近期整体有所改善， 但欧洲东部国家依然对俄罗斯“心有余悸”。特朗普当选后， 欧洲担忧美俄会快速接近， 绕过欧洲达成某种“大交易”， 进而损害欧洲的整体利益。特朗普在上任后三次出访欧洲， 参加北约峰会、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多边机制， 并接待欧洲各国和欧盟机构领导人来访， 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也访问了欧洲， 发出巩固美欧同盟的呼吁。通过高层交往， 美欧之间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逐渐接近， 特朗普放弃了“北约无用论”。特朗普在7月访问波兰时发表演讲， 强调“强大的欧洲是西方之福”， 并敦促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和其他地区造成不稳定的行为”。 另一方面， 当美俄的战略博弈触及欧洲的利益时， 欧盟会表达不满和忧虑， 希望美俄关系能守住底线， 美俄两国的博弈不能破坏欧洲地区的发展与稳定。

欧盟所持的矛盾复杂心态在对待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特朗普赢得2016年美国大选后， 欧盟担心特朗普执政后可能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 于是在2016年12月， 率先决定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6个月， 以此向尚未执政的特朗普表明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的立场毫不动摇。英国、德国领导人发出的“美欧必须联手对俄罗斯保持压力”等的倡议， 均是对特朗普政府的“喊话”。东欧、波罗的海的部分沿岸国家甚至认为， 美俄缓和关系和2017年欧洲多个国家举行大选， 将为俄罗斯创造“可乘之机”。但在2017年8月， 特朗普正式签署包含对俄罗斯的强硬经济制裁的法案后， 欧盟又认为美国的制裁手段过于强硬， 伤害了欧洲的能源和安全利益， 警告“美国优先”并不等同于“欧洲最后”， 并考虑采取相应反制措施。

美俄关系前景展望

由于上述各种力量博弈的存在， 美俄关系短期内很难发生实质性好转， 更不可能发生质变， 或是出现两国结盟对抗中国的情况。但同时， 美俄关系也不会出现冷战时期那样的全局性对抗。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不再是苏联， 其实力下降使得两极格局不可能再现， 当今的世界格局和美俄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 两国战略博弈的性质与冷战时期并不相同。美俄当前的“新冷战”态势虽然包含冷战时期的博弈成分， 但并不存在经济制度竞争或代理人战争， 两国在一些地区安全问题上甚至还开展了有限合作。  在此基础上， 僵而不死、斗而不破将成为美俄关系的长期写照， 循序渐进地谋求在具体问题上的有限合作与突破将成为两国关系的努力方向。

首先， 美俄不会陷入集团式对抗。世界多极化趋势已不可逆转， 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等行为体之间既合作又互相制衡。俄罗斯虽然致力推动欧亚经济联盟， 但其战略目标是将该联盟打造成俄罗斯作为世界独立一极地位的地缘基础， 这本身就是确立俄罗斯在多极化世界中地位的举措。俄罗斯无心更无力再发展一个和美国争霸的联盟。中国和俄罗斯虽然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双方在国际政治、安全事务中紧密合作， 但这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 远非以往的中苏同盟。虽然北约和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依然存在， 甚至比以前更强大， 在乌克兰危机中齐心协力对抗俄罗斯。但正如特朗普多次强调的一样， 俄罗斯不是北约唯一的目标， 反恐、难民等问题所带来的现实挑战更加严峻。

其次， 美俄不会陷入冷战式的意识形态对抗。在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已经完成国家转轨， 至少在社会制度上成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 持有既“光荣独立”于西方又希望融入西方的矛盾心态。叶利钦时代自不待言， 他希望俄罗斯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普京曾被认为是欧洲中心主义者， 尝试在“平等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将俄罗斯整合融入欧洲体系。甚至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俄欧关系急剧恶化的情况下， 普京仍然指出：“俄罗斯与欧洲属于同一文明， 我们深层的价值观并无二致。” 西方国家虽然认为俄罗斯的民主有缺陷， 甚至指责俄罗斯政府侵犯人权， 但并没有像对待苏联一样将俄罗斯彻底划到意识形态的对立面。

再次， 美俄不会展开全方位的军备竞赛。乌克兰危机后， 美俄两国的军事敌意有所上升， 均在欧洲东部加强军力， 研发新型武器， 但这种态势更多是战术性的， 而非整体战略的调整， 美俄都不会倾尽全力搞军备竞赛。美国的军费2011年至2015年曾连续五年下滑， 2016年以来虽略有恢复， 但比最高年份仍有大约1000亿美元的巨大差距。 俄罗斯正在推进军事力量的全面现代化， 但由于经济实力所限， 近年又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或停滞， 军事力量增长缓慢， 基本上处于“吃老本”的状态。2015年和2016年， 俄罗斯的军费不到700亿美元， 只有美国的一成多，  与美国的军费差距十分显著， 这决定了美俄两国不会针锋相对地搞冷战式的军备竞赛。不仅如此， 俄罗斯在多数领域仍在“吃老本”， 没有赶上全球军事革命的步伐， 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 只能在原有军事装备的基础上修修补补。

最后， 美俄双方不会像冷战时期那样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 进行军事“摊牌”的可能性很低。冷战时期， 美苏两国在世界各个角落积极进行战略争夺， 以求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目前， 美俄两国战略博弈的主要区域是东欧、中东等地区， 且这种博弈并非针锋相对， 而是带有较强的间接性， 同时也蕴含着局部合作的可能。由于国力的限制， 俄罗斯无心也无力在全球范围与美国竞争， 战略目标不是与美国全面对抗。美国也已不将俄罗斯视为全球性的战略对手， 即使在小布什以及奥巴马任内， 两国地缘政治博弈十分激烈的时期， 美国也无意针对俄罗斯动用军事手段。因为一方面军事举措耗资巨大且难以获得北约欧洲盟友的支持， 另一方面美国自身也面临严峻的国内和国际问题， 而且由于在中东地区两场战争的教训， 美国国内对战争的厌倦感强烈， 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对俄罗斯采取军事手段。

上述因素决定了虽然美俄之间争斗十分激烈， 互不信任根深蒂固， 在许多原则性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 但双方依然能够在拥有共同利益的具体问题上开展建设性合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中东地区合作反恐。自沙俄时期以来， 中东就一直是俄罗斯重点关注的地区。冷战时期， 中东是美苏争霸的战场之一， 叙利亚、埃及、伊拉克等国都曾是苏联的盟友。近年来， 俄罗斯着力重建在中东地区的影响， 尤其是2015年9月出兵叙利亚后， 俄罗斯在军事上和战略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再次占据影响中东局势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俄罗斯已经确保任何有关中东的重大国际决策都必须参与其中， 在叙利亚等问题上更是如此。

美俄两国在叙利亚的战略争夺背景复杂， 有地缘上的博弈， 甚至事实上的代理人战争。但在当前中东乱局蔓延、反恐和难民问题严峻的大背景下， 美俄也有巨大的共同关切和利益。对美国而言， 自“9·11”以来， 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一直是反恐， 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是以反恐的名义发起。美俄双方在反恐问题上一直拥有共同利益， 因此， 俄罗斯会允许美军过境运送物资， 会配合美国解决伊核问题， 这都是双方为了反恐大局和中东稳定所做之举。对俄罗斯而言， 其南部有大量的穆斯林聚居区， 其中一些人受到极端思想的蛊惑， 投身恐怖主义活动， 使俄罗斯常年备受其扰。普京认为， 当前在叙利亚共有约4000名俄罗斯公民和5000名其他原苏联国家公民在叙利亚“圣战”。这些受过训练的恐怖分子如果回流， 将对俄罗斯的安全造成巨大威胁。2017年4月， 圣彼得堡爆发恐怖袭击， 恐怖分子就是来自中亚、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人员。

2017年以来， 美俄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面大于竞争面。在美、俄、土耳其、伊朗四国的监督下， 三个“冲突降级区”内的停火基本得到了遵守。各方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打击“伊斯兰国”上。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已经完全控制拉卡， 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也完全收复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最后主要据点阿布卡迈勒市。美俄的成功合作推动各方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取得标志性成果， 预示着当地反恐形势正逐渐向好的方面发展。“伊斯兰国”在短期内已经无法再次控制或夺回该地区多个重要城市或据点， 该地区的恐怖袭击形式也将向“独狼”式、零星式、流窜式转变。

美俄双方在对待叙利亚巴沙尔政府的态度上也有所趋近。虽然在2017年4月初， 特朗普突然命令美军空袭了叙利亚机场， 在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首次直接打击叙利亚政府军。但从美国的后续表现看， 此次空袭确如特朗普所言， 只是针对巴沙尔的有限惩罚。此后的几个月内， 一方面， 美国增加了对北部“叙利亚民主军”打击“伊斯兰国”的援助。9月中旬， 美国向以库尔德武装为首的“叙利亚民主军”增加了3亿美元的武器援助。另一方面， 美国降低了对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支持力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 在“特普会”举行前的一个月左右， 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后决定， 终止实施4年多的中情局秘密武装和培训叙利亚反对派的任务。

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有一定程度的默契， 如果双方能够像此前达成伊核协议一样寻找利益交汇点， 努力维持合作， 妥善管控可能出现的冲突， 甚至在叙利亚乃至中东政治安排中展开协调， 或将为美俄关系发展带来一种新的模式：不追求“大交易”或是全球范围内的伙伴关系， 不再谋求一次又一次的“重启”或“再重启”两国关系的缓和， 而是在双方拥有共同利益的具体问题上开展有限合作， 同时， 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不急于解决分歧。在核不扩散、网络安全、朝核、阿富汗等问题上， 美俄虽有矛盾， 但也不乏共同利益。两国若能通过有限的合作方式循序渐进， 从具体问题着手“以点带面”， 在确保双边关系不跌破底线的基础上不断开拓新的合作领域逐步积累战略互信， 美俄关系就有可能最终实现融冰， 而不是急于转圜， 期待太高， 却一再跌入“重启、失败、再重启”的历史魔咒。

本文原载《当代美国评论》2017年第2期，原标题：《特朗普执政后的美俄关系：态势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