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 ——探讨行动传播研究的概念、方法论与研究策略

关键词：行动传播研究  传播行动主义 方法论  研究策略  赋权

上

“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命题来自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中第11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传播学大多数研究以研究本身为核心任务。在多年的田野工作和试验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则尝试发展了研究与行动并举的或以行动为核心的研究，简称为行动传播学研究。

2007年，我们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项目“边缘群体与媒介赋权——中国流动人口研究”(以下简称为“移民、传播与赋权”)[1]。边缘群体一般指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资源相对匮乏的群体。在中国，边缘群体不是少数群体，如生活在联合国贫困线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有1.5亿，流动人口有2.3亿。边缘群体也是相对的概念，比如相对男性，妇女边缘;相对城市人口，农村人口边缘等。这一项目聚焦于边缘群体中的流动人口，其目的是要探索传播在赋权边缘群体流动人口中的作用。

研究项目源于对1999年以来多国合作的国际互联网研究[2]的讨论与反思。我们认为，传播学研究、特别是传播新技术容易以国际(主要是欧美国家)流行的“新技术”或“新媒体”等概念及其学术讨论为中心，使我们只看到有关新媒体普及的乐观数据，但却遮蔽了或偏离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本土的核心问题，忽略了研究不同群体如何使用媒体及其赋权的重要议题，对公众、特别是边缘群体对媒体的认知及使用过程与推动社会变革的关系缺少实证的和系统的分析。在反思过程中，我们尝试与工人NGO[3]合作或与当地政府机构合作发展了诸多地方传播行动，力图通过对地方传播行动的研究发展关于行动的知识和理论，使研究结果能够有效地应用在社会实践中，在推动社会变革中发挥作用，即“改造世界”。

这篇论文在讨论行动传播研究的定义和性质的基础上，以实施六年的研究课题“移民、传播与赋权”基础，探讨行动传播研究的方法论和能够促进社会改变的研究策略，以阐明行动传播研究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以及面临的挑战。

一、探讨行动传播研究的概念

从传播学发展历史看，行动传播研究(笔者英文拟定为action-orient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与国际传播研究领域中的传播行动主义(Communication Activism Research)非常近似。因此，我们从传播行动主义研究框架出发，进一步讨论行动传播研究的定义和特征。

在这里，本文首先解释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行动主义”、“传播行动主义”和“传播行动主义研究”。

关于行动主义(activism)的研究已有很长时间的历史，超过1000个研究文献讨论了有关行动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议题，包括行动主义的艺术活动、行动主义的社会活动家和民间网络、行动主义的活动主题如流产、艾滋病、反对核武器、动物权利、环境保护、同性恋、种族、宗教、女权主义运动等[4]。不同的英语词典对“activism”有大同小异的定义，如韦伯词典提供的定义为“一种强调直接行动以支持或反对某一争议性议题的学说或实践[5]，牛津词典的定义则是“使用运动方式推动社会变革的政策或行动”[6]等。在笔者看来，行动主义首先是一种行动，无论是社会行动还是个人行动，均会以各种各样的行动或运动形式呈现出来;其二，行动主义所涉及的社会变化包括广泛的议题，但大都是有争议的议题，如是否应该支持或反对研制核武器等;其三，行动主义的目标是要带来社会发展方面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被行动主义者认为是正当的、公平的、积极的(对社会发展有益的)和值得争取或必须争取的变化;其四，行动主义者相信行动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传播行动主义(communication activism)即采用各种传播手段，如大众媒介、新媒介、传统媒介，如墙报、民谣、街头剧，以及其它文化形式来推动社会变化的行动主义。传播手段的革新在行动主义中日益受到重视。行动主义2.0(Activism 2.0)专指网上行动主义，被认为是“适合人们生活习惯的采用社交媒体进行”的行动主义[7]。

根据Kevin M. Carragee，传播行动主义研究(communication activism research)是一种以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为主题的、试图回应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重大问题的学术领域(Scholarship)[8]。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其学术来源可以追溯到应用传播学(applied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发端于1968年“新奥尔良研究与建设性的发展”会议的应用传播学，鼓励传播研究者回应社会重大问题[9]。换句话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期望在回答社会实际问题方面做出贡献，并在回答这些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发展有关行动的知识。除了应用传播学，传播行动主义研究的学术来源还包括批判性修辞研究(critical rhetorical studies)、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和参与式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等[10]。这一学术领域直接针对当前社会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进行研究，与边缘群体一起工作以通过研究和行动研究推动社会变化。

在传播行动主义研究领域，Carragee 和Frey是其主要推动者。他们所提出的重要观点之一，是有关第一者视角研究(first-person-perspective studies)和第三者视角研究(third-person-perspective studies)的区分。第三者视角研究指研究者以文化研究或批判性修辞等分析框架去研究个人或组织的行动。相反，在第一者视角研究中，研究者不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研究行动，而是与活动家一起工作并参与行动以取得改革目标。Carragee强调，对传播行动主义研究来说，干预/行动本身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它一定要有研究者的参与，即研究者与边缘群体或民间组织一起参与行动/干预以推动社会公正[11]。这样，传播行动主义研究似乎排除了第三者视角的研究。

根据Kevin M. Carragee，传播行动主义研究至少具有如下特征[12]：

1.研究主题关注“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传播行动主义研究者将研究聚焦于发展中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通过研究为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缺少资源的边缘群体进行抗争或倡导，以促进社会平等和公正。

2.理论与实践(行动)相结合。行动传播研究者从实践出发，努力发现、确认和回应发展中的不平等现象，利用其理论知识和洞见在实地发展有效地干预行动，其干预行动又回过头用以检验和发展概念、假设和理论。这一过程构成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的循环，以促进生产有效的社会变化和生产关于行动的知识。

3.与社会中边缘群体建立伙伴关系以共同从事行动。在传播行动主义研究中，传播行动主义研究者学习与在地的边缘群体以及联系边缘群体的民间社会组织或社会活动家(activists)一起工作，讨论不平等或不公正的问题并发展有效的干预行动。

与传播行动主义研究一样，这篇论文提出的行动传播研究首先也是一种学术领域，我们定义为“探讨利用传播手段发展行动以推动社会公正的学术领域”。与传播行动主义研究不同的地方在于，行动传播研究的领域是更为宽泛的以行动为核心的学术领域，它不仅包括(1)第一者视角的研究——研究者参与行动的研究，即以行动推动改变社会并从行动中发展改变社会的知识的研究，也包括(2)第三者视角的研究——即研究者对已有和正在进行的边缘群体传播行动的研究，还包括(3)研究者为促进社会中的某种不公正得到解决而进行的应用传播学研究，以及为倡导行动而做的研究，比如就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问题进行调查，之后将调查结果撰写成政策建议书、公开信或内部报告等形式，提交给有关部门，并就此问题与相关部门/社会组织进行对话和社会倡导等，以促成社会改变。第三类研究首先使用第三者视角做研究，之后将其研究结果作为行动建议直接应用于边缘群体的传播实践，或作为政策建议，通过推动对政策法律的审查、修改或重新制定以促进社会改变。

与传播行动主义研究相同，行动传播研究的主要特征也包括：(1)关注“社会公正”、(2)理论与实践(行动)相结合，以及(3)与边缘群体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其不同点在于，行动传播研究还强调(4)“研究赋权”，即行动传播研究者将研究看作是一种“赋权”(empowerment)的过程或工具，致力于在研究过程中增加研究参与者[13]对传播以及传播权利的认知和增强进行传播的能力，并以此作为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因此，在行动传播研究过程中，会包含诸多种类的教育、培训、交流行动，以唤起边缘群体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意识觉醒和批评，使研究成为让沉默者发声的工具，即研究本身将成为促进社会改变的催化剂。

总之，上述具有四个特征的研究，我们称之为行动传播研究。

六年来，定位于行动传播研究[14]，我们积累了诸多经验和教训。这篇论文将结合我们的课题研究实践，试图从两个层面上回答经常被质询的问题：第一，从理论层面，行动传播研究是客观的吗?如果研究者参与了行动或“研究对象”也参与了研究，如何理解和保持研究的客观性?第二，从实践层面，发展怎样的研究策略以达到促进社会变化的研究目标?我们对此有何总结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行动传播研究面临的挑战以及我们的回应。

二、关于行动传播研究的方法论

这一部分将从三个方面来回应行动传播研究是否客观的问题。(1)如何理解研究的客观性?(2)如何理解行动传播研究的客观性?以及(3)在行动传播研究过程中，我们如何在研究中追求客观性。

（一）关于研究的客观性

关于研究的客观性，笔者认同“批判现实主义”的主张。在传播学界对西方新闻客观性的分析中，罗伯特.哈克特和赵月枝曾阐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来源和体系，其核心观点我们概括如下[15]：

1.与诠释主义不同，批判现实主义强调社会真实是存在着的，独立于观察者及其范畴和概念之外;社会真实是可接近的，可理解的，能够被有意义地描述和解释。

2.与实证主义不同，批判现实主义承认对真实世界的描述只能通过社会建构的概念来进行，承认知识构成的社会性。这意味着批判现实主义坚持知识是主观和客观、概念和现实相互作用的结果。她们引述莫斯可的分析说明：“现实主义把存在看作是由感觉观察和解释实践双向建构而成的。依此观点，现实是由我们看到的和我们如何解释我们所看到的组成的。”[16]

简言之，批判现实主义承认存在着独立于观察者之外的客观事实。观察者所描述和分析的客观事实则是通过研究者建构完成的，影响建构的因素包括价值观、观察视角和知识背景等。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几乎不存在没有研究者主观因素介入的客观性研究结果。

那么，我们进一步追问，什么是社会真实或客观事实?如果客观事实都是研究者建构的，那么在研究领域还有没有一个研究客观性的标准或是真理?在这点上，我们同意半根基主义的观点(neorealism or quasi-foundationalism)。知识论上的非根基主义指不存在理论或价值中立的观察和知识;半根基主义则在本体论假设上相信存在独立于人们声称之外的实体，比如云雾缭绕时人们可能看不清山顶，但并不意味着山顶不存在，因而半根基主义要求社会研究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指出“知识声称应具似真性(plausibility)或得到具有可信度的证据的支持”[17]。

“半根基主义只是强调共识的基础是独立于我们声称的事物而非声称本身的特性。这一点如何可能呢?菲力浦斯(Phillis)认为，虽然没有理论自由的观察，但从不同理论框架出发的观察有重叠的地方，即有些结果是所有观察都会得出的。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低层观察(low-level observation)中。比如，两个女孩子牵着手在街上走。在所谓的高层观察(high-level observation)中，来自某些西方社会的人可能作出她们是同性恋者的解释，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她们可能会被认为是好姐妹。但不管理论框架如何不同，在低层观察中，我们可以确认两个女孩子牵着手在街上走这样一个事实。因此，我们可以在低层观察中达成共识，并且这种共识的基础是独立于声称的事实”。[18]在这里，半根基主义区分了两种事实，即低层观察的事实和高层观察的事实。相对来说，对来自低层观察的事实不同的观察者更可能取得共识，高层观察的事实则是观察者以各种理论或分析框架建构的结果。判断一个研究结果是否客观，“应该最终得到独立于我们声称的证据的支持”[19]。对研究者来说，追求研究的客观性就意味着要不断反省“建构”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二）关于行动传播研究的客观性

应该说，行动传播研究实际上对研究的客观性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一旦研究显示出偏差，其行动或实践便立刻能反应出来。

根据前述对研究客观性的认识，我们认为，行动传播研究的客观性指研究要追求以下结果：了解研究对象(农民工群体)实际的真实的生活状况，确定符合项目目标并可有效实行的行动方案并实际实行。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研究者必须要深入农民工群体的实际生活中，在实地通过科学方法探求有关行动的条件和结果。仅仅依靠在办公室查找资料或套用国外经验，就不能了解真实情况，也就不能做到客观;但同时，研究者要持续不断地反省自己的价值观或观察视角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以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行动方案，以使行动有效。

在行动传播研究中，研究者不可避免地与社区NGOs/公众成为长期合作伙伴。这种伙伴关系的最大益处是促使研究者尽可能地接近和理解局内人[20]的社会实际生活。这一点应该说是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需要，但对行动传播研究特别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了行动的结果和是否能达到促进改变的目标。一般而言，研究者作为一个外部群体，其生活经验、知识背景和观察视角可能与局内人完全不同，也可能对局内人及其行动存在着一种想当然的成见或误解，因此可能看不到影响行动的重要事实，或即使看到，对事实的理解也可能与局内人存在较大差异。特别当局内人是处于社会边缘的脆弱群体的时候，就更需要与他们生活经验完全不同的研究者谨慎地考察其生活情境、他们所遇到的社会问题以及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即从局内人的视角来观察和解释器需要解决的问题，以认识行动的目标、条件和结果。但是，这不等于说局内人看到的事实就是最真实的或其对事实的理解就是最正确的，或他们的认识会直接成为行动的依据。研究者的接近和理解局内人的社会生活，是为了发现事实，但所有事实的陈述都是建构的结果，即局内人会从自己的需求、利益和框架出发来强调某种事实的重要性以及提出改变的意图，研究者理解局内人生活的目的不是要将局内人的框架变成自己的框架，而是要在理解其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利用自己的相关知识和分析框架，与局内人一起讨论发展或建构在地行动的知识和策略。此外，当地若发生行动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涉及局内人(在这里是研究的目标群体)，也涉及所有利益相关者，比如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当地村民、房屋出租者、当地政府相关机构等。研究者和局内人同样需要考虑和讨论利益相关者所强调的事实及其分析框架，来确认行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三）追求客观性的原则和方法

我们在研究中努力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批判性地阅读基层调查数据。在事实层面，要检验(1)事实数据是否确凿?(2)个人经验、视角、主观动机、价值观以及调查环境对建构事实有何影响?(3)事实的代表性如何?在意见和解释层面，要检验(1)被访者表达的意见/解释与其生活环境(包括团体环境)的关系是什么?以及(2)意见/解释的代表性如何?

第二，检验对立的解释。其目的不是要反驳对方，而是要寻找和分析支持对立解释的资料，并做出评述。如果对立解释不能得到有效支持，则增加了自己假设成立的可能性;如果对立解释能得到有效支持，要继续发现可替代的解释是什么。

第三，寻找反面案例或类别。这些案例和类别可能是个例外，但更有可能会促使我们质疑自己的分类和结论自我反省，考虑研究者与研究参与者的关系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并主动对已被建构的事实尝试采用三角测定等。

第四，与研究参与者(NGOs或社会公众)及相关利益群体不断分享和讨论相关知识、行动经验/教训、研究阶段性结果、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逻辑及理由等，以保持对知识生产的不断反省。

(上)注释

[1] 项目全称为《边缘群体与媒介赋权——中国流动人口研究》，简称为“流动人口、传播与赋权”。项目发起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教授卜卫和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邱林川。项目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及其他大学的师生和流动工人约20人组成，共20多个分项目，项目周期为2007年至2012年，后延至2013年。

[2] 国际互联网研究项目于1999年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传媒与政策研究中心发起，20多个国家先后参与，每年通过全国性定量调查进行国际比较，以发现国际互联网发展的趋势。卜卫和邱林川当时是国际互联网研究项目的中国组成员。

[3] NGO即非政府组织或民间公益组织。在中国，官方话语为“社会组织”。因为工人社会组织容易与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向混淆，本文采用了工人NGO指代民间自下而上成立的工人社会组织。

[4] Lawrence R. Frey and Kevin M. Carragee, Introduction: Communication Activism as Engaged Scholarship, Edited by Lawrence R. Frey and Kevin M. Carragee, Communication Activism, volume two, Media and performance activism, Cresskill, New Jersey: Hampton Press, Inc, 2007, p.3.

[5] 韦伯字典英文原文为：“a doctrine or practice that emphasizes direct vigorous action especially in support of or opposition to one side of a controversial issue”，参见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activism，2012年8月24日下载。

[6] 牛津字典英文原文为：“the policy or action of using vigorous campaigning to bring about political or social change”，参见

http://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activism，2012年8月24日下载。

[7]Ivie, Kristin. "Millennial Activism: Is it Activism 2.0 or Slacktivism?" Social Citizens. Retrieved 18 December 2011，转引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Activism_2.0，2012年8月24日下载。

[8] Kevin M. Carragee, the Need for Communication Activism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Communicatio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July 2012。参见http://www.icc2012.net/docs/ICC2012-KevinCarragee.pdf, 2012年8月25日下载。

[9]Lawrence R. Frey and Kevin M. Carragee, Introduction: Communication Activism as Engaged Scholarship, Edited by Lawrence R. Frey and Kevin M. Carragee, Communication Activism, volume two, Media and performance activism, Hampton Press, Inc, 2007, p5.

[10]Kevin M. Carragee, the Need for Communication Activism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Communicatio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July 2012。 http://www.icc2012.net/docs/ICC2012-KevinCarragee.pdf, 2012年8月25日下载。

[11]Kevin M. Carragee, the Need for Communication Activism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Communicatio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July 2012。 http://www.icc2012.net/docs/ICC2012-KevinCarragee.pdf, 2012年8月25日下载。

[12]本文根据如下文章进行了概括：Kevin M. Carragee, the Need for Communication Activism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Communicatio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July 2012, http://www.icc2012.net/docs/ICC2012-KevinCarragee.pdf, 2012年8月25日下载。

[13] 在非行动传播研究中，这些人被称为“研究对象”。

[14] 此课题包括20多个分项目。从课题的整体框架看，每个分项目均是为一定的行动服务的，因此，可以说“移民、传播与赋权”课题是行动传播研究。如果将一个分项目从总课题中独立出来，比如对建筑工地的工人媒体使用的研究，研究者本人并为此采取任何行动也未研究工人的行动，则不属于行动传播研究。但这个研究在课题框架内，是为了发展工人媒体政策服务的，并且之后会有其他研究者利用此成果发展倡导行动，使之成为一种行动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置于课题框架内的这个研究，仍是行动传播研究的一部分。

[15] 根据罗伯特.哈克特和赵月枝著，《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沈荟、周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1-93页的内容进行概括。

[16]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沈荟、周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1-92页。

[17]曹群，魏雁滨：《质化研究的质量：一个半根基主义的观点》，《复旦社会学论坛》(第一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78页。

[18]曹群，魏雁滨：《质化研究的质量：一个半根基主义的观点》，《复旦社会学论坛》(第一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79页。

[19]曹群，魏雁滨：《质化研究的质量：一个半根基主义的观点》，《复旦社会学论坛》(第一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78页。

[20] 我们采用“局内人”指代所有行动研究的目标群体。相对研究者来说，基于社区的目标群体是局内人。在这个课题研究中，特指劳工NGO和流动劳工。

下

三、行动传播研究的基本策略

为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我们在研究实践中发展了三种行动传播研究的基本策略：发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在研究设计(过程)中包含赋权;采用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等。

（一） 采用批判的视角发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

行动传播研究的目的是改造社会。但为了改造社会首先要认识社会，而认识社会要从改造社会的需求中提出研究问题。这就需要行动传播研究者去发现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需要改变的“不公正”，就这些“不公正”发掘其背后的社会背景(结构或机制的原因)，以从中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

在制定研究计划初期(2003年至2006年)和实施研究计划时(2007-2011年)，我们持续地讨论：中国社会转型中涌现出哪些有价值的(急迫的和重大的)与传播相关的研究问题?主要途径是在实地与劳工社会组织的成员一起讨论我们以往执行的传播与发展项目，这些项目的主题涉及农村妇女和青少年抗击艾滋病、在流动人口中预防人口拐卖、反对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促进性别平等、健康传播、劳工文化等等。我们观察到，第一，从进城劳工的角度看，他们为摆脱贫困进入了陌生的城市，遇到了与他们生活环境有巨大差距的城市环境，这种差距“可以以一个中国人到了美国或其他国家来比喻”[21]。虽然大量农村务工者不是出国，是国内移民，但他们同国外移民一样，经历了“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第二，处于政治、经济和社会边缘的流动劳工因为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以后遇到身份认同的困惑，难以找到文化认同，更加被边缘化;第三，应该看到，主流政策“融入城市”几乎是一个单方面的过程，即移民劳工需要学习认同城市文化或是一个被同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双方相互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一定是增权的过程;第四，更重要的是，劳工社会组织开始建设自己的文化和传播系统。对各地工人文化的初步调研引发了我们强烈的研究兴趣，从2007年，我们通过大约20多个课题和行动研究来探讨如下基本研究问题：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在建构流动议题时，传播扮演了何种角色?在推动社会公正和变革中，传播如何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流动劳工如何使用媒介(包括大众媒介、传统媒介和新媒介)发展劳工文化?这种文化的内容、性质和作用是什么?其发展的原因、过程、动力和社会影响因素是什么?劳工文化如何能挑战边缘化劳工文化的主流文化?劳工文化如何能帮助建立起工人阶级的文化主体性，最终推动社会公正和社会变革?我们认为这是传播学研究在面临中国社会转型时的重大议题之一。

在传播学界，媒介中心或技术中心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主流。但行动传播研究要采用批判的视角发展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因此，研究的焦点不是媒体或媒体发展，也不是媒体对受众或边缘群体的影响，而是边缘群体如何使用媒介技术以及这种使用对生活的影响或是对社会改变的影响。比如，不识字的年轻女性如何通过电视识字、手机是否能被流动女性用来扫盲和身份认同、QQ如何能帮助年轻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们形成相互支持的网络、山歌如何帮助少数民族预防人口拐卖、女性杂志如何帮助打工妹获得预防艾滋病的知识、信息传播技术如何帮助贫困女性减贫等。在此课题中，我们不是要研究新技术或新媒体对流动工人的影响，而是根据他们的传播实践研究流动工人如何使用媒介改善自己的状况，进而影响媒体和社会。我们聚焦的问题是：什么是工人的适宜媒介技术，什么是当地的传播传统，什么是工人的技术创新以及这些适宜技术和创新带来了何种影响等。这样，以往从未被包括在媒介范围内的传播形式如工人民谣(音乐)、独立影像、网络工人视频、民众戏剧、农村传统戏曲、社区舞蹈、博客、网站、村报、小型杂志、工人MP3广播、黑板报、海报等，都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在工人的传播实践中，其所使用的媒介形式或分类并是非固定的：例如工人乐队创作的民谣《想起那一年》等，音乐公司制作成专辑公开发行，建筑工地上可为工友们现场演出，制作成演出视频可在网络上流传，电视台邀请工人歌手演唱并在电视上播出，其歌词、演唱录音和彩铃也被放在工人网站上供大家下载……这些基于民众实践的跨媒介传播还包括“工人MV”(Music Video)、“工人MP3”、“苗语影像”和“打工春晚视频”或残障团体创造的“非视觉摄影”等。在网上流传的工人MV《流动的心声》，由影像、摄影、音乐、歌曲创作以及视频软件和互联网技术综合而成，旨在表达流动儿童不再漂泊的渴望。

目前在传播学界，新媒介研究似乎更受到关注。在互联网早期普及中，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很快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但是，很早以来的就存在的印刷媒介鸿沟(如农村人大都不读报和杂志等)则很少有人关注。如Benjamin指出的，数字鸿沟与其他媒介鸿沟的联系被研究者忽略了，“今天的数字鸿沟其实就是昨天的学校计算机鸿沟，上一世纪50年代的电视鸿沟，30年代的收音机鸿沟，以及半个世纪以来的阅读鸿沟”[22]。为什么现在我们几乎没有阅读鸿沟的研究?这可能与研究者潜在的意识形态相关：即要研究更有价值的群体和更有价值的媒介，有价值的群体通常不会是农民或底层民众，不会是使用印刷媒介或传统媒介的群体，有价值的媒介也不会是传统媒介，而是更能带来“先进观念”、“先进技术”、“强国”和巨大市场以及对主流人群最具影响力的媒介。将“先进”、“强国”与市场捆绑在一起，建构了所谓的新媒体研究的价值取向以及互联网话语。互联网等新技术被理所当然地当作从外部输入的一种先进力量，人们必须或被迫跟上所谓的时代潮流。但一直以来，对“互联网必定推动所有人进步”的前提缺少反省，比如谁更会进步?谁因此会拥有更多的权力?为什么会进步?在什么条件下会进步?以及进步表现在什么方面?是增加了个人的权力还是增加了某些集团的控制?谁定义了“进步”?

“批判研究者与其他取向的研究者的区别不在研究技术上，而在于他们如何切入一个研究问题，他们所追问问题的类型以及他们进行研究的目的”[23]。对行动传播研究者来说，处于社会不公正情境中的脆弱群体所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需求，就可能发展成为行动传播研究的研究问题，以促进社会改变。

（二）包含赋权的研究过程

行动传播研究本身被看作是一种促进改变的社会实践和增长边缘群体主体性的过程。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赋权自然会被纳入其中。

什么是“赋权”?来自心理学、哲学、工业和动力学等学科的学者已经提供了多种定义和解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将其定义为学习活动，即“在学习过程中个人或社区能够创造、拥有和分享知识、工具以及技术，以改变他们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24]。另一则定义则说明赋权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或组织可以获得权力、接近各种资源以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为此，他们必须首先获得一定的能力以实现他们个人的抱负和行动目标[25]。

实际上，“赋权”的概念与边缘或脆弱的社会群体有密切联系。社会学上的赋权概念经常指向那些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被决策层排斥或被歧视的群体，如残障人士、少数族群或女性等。《美国社区心理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在1995年曾出版了一期“赋权”专刊，专门讨论了赋权理论及其应用。有学者已总结说， “赋权”一般被定义为一个发生在地方社区的有意识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缺少有价值的资源以及未被社会平等对待的人们，可通过重建相互尊重、批判性反省、关怀和小组参与等手段重新获得接近和控制资源的权力 (Cornell Empowerment Group, 1989 in Perkins & Zimmerman, 1995)。Perkins and Zimmerman建议采用“赋权导向的干预”(empowerment-oriented interventions)，以便在实践过程中以提高社区人民的能力来代替对风险因素的考量，以探讨影响社会问题的因素来代替责备受害者，以促进社区人民参与和合作发展知识和技能来代替“权威专家”自上而下的“指导”[26]等。参考上述关于定义的讨论，我们发展了一个相对简化的定义：即“边缘群体重新获得(收回)自己应有的权力和主体性，并发展有效地行使权力的能力的过程”。

根据Perkins和Zimmerman的研究, 赋权理论一定包括过程和结果，且无论过程或结果如何，其赋权都会表现在不同层面上[27]。这些层面包括：个人层面，即个人在社区组织中的参与程度、个人控制资源的能力、自我认同、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以及对生活和环境的控制感等;组织层面，即在组织内部分享集体领导的程度、组织网络的发展及对政策的影响等;社区层面，即个人或组织能否采取集体行动以接近政府资源和社区资源(包括媒介资源)、与其他组织形成联盟以影响社区发展等;政治层面——工人NGOs所发展的行动有力量改变社会结构或政策，以促进社会公平。

在赋权的框架中，行动传播研究的研究设计[viii]包括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 “图绘”研究(mapping);行动研究;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以及传播交流。分述如下。

“图绘”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和分析流动工人的媒介使用、信息交流和文化实践，以及影响他们媒介实践的相关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因素。表面上看，“图绘”似乎与“赋权”无关，与其他研究并无不同。但实际上，“图绘”的重要内容都与“赋权”紧密相连：(1)“图绘”大众媒介如何建构有关流动的议题及建构的意识形态，其目的是要揭示这种建构对流动人群是增权还是减权，抑或使边缘群体更加边缘化;(2)“图绘”不同流动人口群体(性别、族群、宗教等)的媒介使用及其文化实践，其目的是发掘他们久已存在的使用模型和其内在的传播系统/传统，通过在社区重构其传播传统，帮助建立和发展其主体性，这是赋权的基础也是赋权的过程;(3)“图绘”劳工社会组织如何进行参与式传播倡导，总结其经验教训，以发展基于在地实践和有利于社会改变的理论，使其成为社会公共知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进行文化与传播政策研究，以发现“减权”的部分，通过增强边缘群体对话政策的能力，提出新的文化与传播政策，以实现增权。

行动研究通过参与或发起传播行动，来探讨发展劳工文化的条件、动力以及有效传播渠道，探讨建立工人阶级文化主体性的行动方法以及相应的理论。(详见研究策略3)。

与其他研究不同，行动传播研究会包括“能力建设”。“能力建设”在这里被定义为“促进边缘群体文化传播的行动能力”和“参与社会能力”的过程。其活动的基本形式是举办传播倡导工作坊。与各类社会组织合作，我们在多个项目点实施了60多个工作坊，包括工人影像培训、工人读报兴趣小组、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记者媒介参与工作坊、“反对以劳动剥削为目的的人口拐卖”音乐创作工作坊等。我们也参与了工人团体举办的劳动文化论坛、新工人文化艺术节、“打工春晚”等重要活动。“能力建设”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提供一个平台交流经验和提高传播能力，更在于这同时也是一个集体建构知识和生产知识的过程。

通常一项研究到成果出版的阶段也就完成了，但行动传播研究还要包含关于研究成果的 “传播交流”过程。经验表明，至少有四种途径可用来交流和推广研究理论与行动模式。

针对学术界，通过参加国际和国内研讨会并出版论著或论文增加传播与社会发展领域的知识，并促进其议题在学术界“可见”和讨论，以改变现有的传播学知识结构。

针对研究参与者，我们采用“论文工作坊”的形式，即将我们的研究结果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向研究参与者进行宣读汇报并展开讨论。一方面可以重新检验研究理论和行动模式以及激发新的研究想法;另一方面，促进这些经过检验的理论和行动模式成为一种可接受的赋权方式，在推动社会变革中发挥作用。

针对政策制定者或大众媒介，我们在政策研究和促进双方对话的基础上，采用倡导或游说的方式，发展支持工人文化和媒介的政策和行动指南。

针对社会公众，我们通过大众媒介、工人团体的另类媒介以及其他渠道，传播其研究成果，以促进公共领域的文化讨论和建立工人文化的主体性。如2012年5月31日，我们联合十家公益机构联合举办了“关注困境儿童”的倡导发布会，就帮助困境儿童的“赋权”和“慈善”模式等公共议题进行了公开讨论。

以上四种途径中，第二种“论文工作坊”、第三种“政策倡导”和第四种“社会传播”，被我们看作是改造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三种途径，我们与工人群体或组织、与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建立了联系以便能够就劳工与传播议题进行对话和发展新的行动。社会学领域已经发展了“公共(或公众)社会学”，即“将社会学带入与公众的对话中”，追求社会学家和公众的 “双向交流”和“相互教育”，使原本看来是“私人”的现象或学问变成“公共的”和“可见的”。“有机的公共社会学”(organic public sociology)的学者常常与劳工运动或其他权利团体等共同工作，这种共同工作(如讨论命名等)将会创造聆听和讨论社会问题的“公众”，同时，“我们可以将我们自己也建构为一个在政治场域中行动的公众”[29]。创造了公众同时也创造了行动的社会学家的公共社会学，由于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动力和力量，包括理性、公共辩论、知识和行动方法，因此比一般的采纳某种建议或行动的“改造”更具有社会意义。传播学领域还未有“公共传播学”，尽管在历史上公众中参与过讨论诸如“绿坝”、“实名制”等重要议题，但未能发展成学界与公众的“双向交流”和“相互教育”，这类似于Buraway指出的“传统公共社会学”，而非“有机的公共社会学”。由于文化、媒介等议题广泛地渗透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我们认为，作为促进改造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共传播学的功能特别值得注意。正如布洛维所说：“社会学家必须锻造他们自身与社会的联结，也就是说，去发展公共社会学。我们不能仅仅消极地去服务社会，而应当去保存及建构社会”[30]。

总的看来，促进个人层面的赋权大都靠“能力建设”，“图绘”研究、行动研究和公共的传播交流则更有益于社区层面和政治层面的赋权。

（三）采用互动参与的行动研究方法

行动研究起源于社会心理学等学科。心理学家Kurt Lewin在1944年提出了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的概念，并于1946年发表了“行动研究与少数群体问题”的论文。他将行动研究看作是一种比较研究，即比较各种形式的社会行动的条件与结果，其目的是更好促进社会改变[31]。行动研究在社会科学界被看作是一种“理性的社会管理”或“技术理性”，是一种以社会实验来回应主要社会问题的过程，并在其过程中通过反思不断产生新的知识和有效的行动方法。行动研究过程通常被概括为一种循环过程：(1)问题陈述与界定(需求评估或需求研究);(2)寻求和发展合作伙伴关系;(3)拟定计划和可能的行动策略;(4)采取行动;(5)对行动进行评估;(6)根据评估改善计划和行动策略;(7)继续采取行动……与非行动研究相比，行动研究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应用性。行动研究将集中力量通过解决实际问题以促进社会改变，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有关行动的知识和理论。行动研究通常在教育、护理、企业组织等领域中实施。这类为促进社会改变做行动的研究，我们也称之为Action-oriented research initiative。如果以行动为中心做研究，那么，这类研究大都需要研究对象不同程度的参与，因为改变最终是研究对象行动的结果。所以，行动研究的学者非常重视研究对象的参与。

参与研究则起源于不发达国家的社区发展实践。“参与研究的三个典型特征使之与一般研究区别开来：所有研究参与者共享研究计划的所有权;对社会问题进行基于社区的分析和具有社区行动的倾向”[32]，其背景是对资源和权力分配不平等现象的关注[33]。在一般的研究中，被边缘化的群体通常作为研究对象。但在参与研究中，他们是研究的主体[34]。他们试图通过参与式研究，重审自己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并获得新知识、信息和技术以增进对现状的深入理解并确认自己所拥有知识的价值，建立自信和发展主体性，以有效地控制自己的生活和改变生活现状。在参与研究过程中，边缘群体为改变自身的处境提出研究问题，就研究问题实施社区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发展行动，对行动效果进行评估……其研究结果会直接导致社区问题的解决，即“通过建构和利用他们自己的知识使处于底层的人们获得权利[35]。可以看出，这类研究虽然被冠名为“参与”，其实不是指边缘群体来参与他人主导的研究，而是直接作为行动研究者来进行研究。对这种边缘群体作为行动研究者的研究，一般概括为由当地人为当地人所做的研究。

参与式行动研究可看作是参与式研究与行动研究的集合[36]。但笔者认为，这种集合不是也不可能是参与研究与行动研究的简单相加。根据以上定义，参与式研究的研究者来自边缘群体，而行动研究的研究者则是经过研究训练的有一定专业背景的学者，那么，参与式行动研究究竟是学者来做还是边缘群体自己来做?我们暂且放过这个问题，而尝试回答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要有边缘群体作为行动研究者的研究?与其他非参与式研究相比，参与式研究具有何种优势?这种优势是否不可替代?从上述对参与式研究的概括可以看出，“参与式行动研究的优势在于不仅会产生对人们直接有用的知识和行动，还可通过建构边缘群体的知识和行动经验而使之赋权”[37]。我们的研究实践表明，非参与式研究，即并非由边缘群体直接做研究，也可达到用于行动的知识生产和赋权的目的，并且，还有可能结合学者的经验和理论，增加边缘群体关于行动的知识，扩展边缘群体行动的视野。实际上，在课题实施时，我们遇到了“参与研究”与“行动研究”不同的“集合”。如果研究是为了改变社会，“参与式研究”的要义在于：(1)研究问题是否是当地人提出和界定的，即当地人是否需要这个研究?(2)在研究中当地人的视角、观点、经验和地方知识是否受到重视和考虑?(3)在研究过程中，当地人是否能有效地介入并作为研究伙伴或咨询角色参与讨论?(4)研究结果是否是能服务于当地人或社区改变?是否能够发现改变的途径和行动方法?因此，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关键不在于谁来做研究，而在于是否能通过研究产生有效的行动和“赋权”边缘群体。经验表明，比较理想的方式是一种互动参与研究——研究者和工人NGO/工人的相互参与，使学者与边缘群体能够分享其不同背景的知识和行动经验：边缘群体或NGO可提供在社区行动中已拥有大量的地方知识和经验，学者则可带来超越地方知识的理论和行动经验，双方可一起分析行动的可能性，提出并实施和评估新的行动。

结语

在长期田野工作和试验研究的基础上，这篇论文尝试建构一种新的学术领域——行动传播学研究。在理论方面，行动传播研究的概念、方法论和研究策略是其最基础的部分，但仍有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澄清，如行动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资源、行动传播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和中心问题等等。在实践方面，行动传播学研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比如，研究者如何学习与边缘群体一起工作。我们认为，通过研究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非常不易，研究人员为此要做出特别的努力。这些努力至少包括：

第一，要在研究实践中不断学习平衡“行动者”与“学者”的角色。行动者角色要求研究人员扎根社区，深入实际生活，学习从当地人的视角观察问题和理解行动的意义，参与行动并在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学者”的角色则要求研究人员超越当前的社区经验，尝试与其宏观和微观的历史发展、与外部世界的理论/知识资源、与外部世界类似或相反的经验建立起联系，以专业水准做出自己的分析，并将这种联系及其洞见提供给行动者。

第二，研究人员要有真诚奉献的精神，能与当地人合作，且有一定的行动能力和传播技能。在研究实践中，研究人员应与利益相关者形成团队，以促进集体知识生产。

第三，对研究有一定的反省能力，包括对方法论和研究方法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在研究实践中能灵活有效地使用特定的研究方法来解决研究问题。研究情境同时也是流动的，而参与式行动研究会增加情境的不确定性。如果没有一定的反省能力，就无法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和行动方法达到研究的目的，致使参与式行动研究在一些情况下变成单纯的“行动”，而缺少研究的“行动”可能是盲目的和缺少效果的行动。在行动传播研究中，对参与的深度和广度、行动的理论和方法的适切性、研究的严谨与客观、对研究者与研究参与者的权力关系等都需要不断保持着反省状态。

第四，要敏锐地处理有关研究伦理的议题。行动传播研究通常触及社会不公问题，可能有更多机会与边缘群体发生关系。研究要确保尊重和不伤害研究参与者，同时让研究参与者受惠其中。研究需要评估研究参与者的风险并在保障研究参与者的安全前提下讨论进行科学研究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下)注释

[21] 根据孙恒对进城打工者文化适应的分析，2008年5月1日访谈。

[22] The Digital Divide, Facing a Crisis or Creating a Myth? Edited by Benjamin M. Compaine, 2001, p.102。

[23] W. Lawrence Neuman，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sixth Edition，Pearson Education, Inc,2006, p. 102.

[24] UNESCO. (n.d.). Glossary. Retrieved November 30, 2005 from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educprog/lwf/doc/portfolio/definitions.htm.

[25] Robbins, S.P., Chatterjee, P., & Canda, E.R., Contemporary Human Behavior Theory, Boston: Allyn & Bacon, 1998,P.91。

[26] Perkins. Douglas D & Zimmerman. Marc A, Empower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vol. 23, no.5,1995, p.570.

[27]Perkins. Douglas D & Zimmerman, Marc A, Empower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vol. 23, no.5. Oct 1995, p.570.

[28] 研究设计始于2006年至2007年。主要的研究设计者为卜卫、邱林川和美国学者Kathleen Harford。其中，研究设计的框架和四个组成部分是由Kathleen Harford提议经讨论形成的。2009年以后，其他研究者陆续参加了研究设计。

[29]﹝美﹞麦克·布洛维:《麦克•布洛维论文精选——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p.10-14。

[30]﹝美﹞麦克·布洛维:《麦克•布洛维论文精选——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72页。

[31]Masters, J. (1995) 'The History of Action Research' in I. Hughes (ed) Action Research Electronic Reader,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on-line，

http://www.behs.cchs.usyd.edu.au/arow/Reader/rmasters.htm，2012年8月25日。

Action Research, http://en.wikipedia.org/wiki/Action_research，2012年7月24日。

[32]﹝美﹞斯蒂芬.凯米斯、﹝美﹞罗宾.麦克塔格特：《参与式行动研究》，诺曼.K.邓津等著主编：《定性研究：策略与艺术》，风笑天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06页。

[33]﹝澳﹞利亚姆帕特唐、﹝澳﹞艾子：《质性研究方法：健康及相关专业研究指南》，郑显兰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2-153页。

[34]﹝澳﹞利亚姆帕特唐、﹝澳﹞艾子：《质性研究方法：健康及相关专业研究指南》，郑显兰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

[35] ﹝澳﹞利亚姆帕特唐、﹝澳﹞艾子：《质性研究方法：健康及相关专业研究指南》，郑显兰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0页。

[36]﹝澳﹞利亚姆帕特唐、﹝澳﹞艾子：《质性研究方法：健康及相关专业研究指南》，郑显兰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2页。

[37]﹝澳﹞利亚姆帕特唐、﹝澳﹞艾子：《质性研究方法：健康及相关专业研究指南》，郑显兰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0-152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文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