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拉越的革命武装斗争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武装斗争的决定与积极准备武装斗争 (3-10)

第一节 砂拉越解放同盟的武装斗争是暴力反抗的继续

第二节 砂盟对於武装斗争是被动的

第三节 砂盟应积极主动的领导和配合汶莱人民党的武装起义

第四节 汶莱武装起义吹响了武装斗争的号角

第五节 砂盟决定走武装斗争道路和发出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号召

第六节 关於在国内进行的积极准备武装斗争

第七节 关於在印尼进行的积极准备武装斗争

第八节 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终於宣告胜利结束

第九节 历史的教训

附录   当年的武装斗争是不能免的

第二章     砂拉越西部印尼边区的武装斗争(11-55)

第一节 砂盟的战略安排

第二节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P.G.R.S)的建立

第三节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成立三个支队

第四节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

第五节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

附录一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成员名单及曾在此地区工作名单

附录二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 第二支队工作区图

第六节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

附录   山林中哭泣

第七节 与印尼共成立联合部队

第八节 印尼对待西部印尼边区基地的办法与我们的对策

第九节 西部印尼边区的武装基地红旗为什么不能再飘扬

第三章     砂拉越东部印尼边区的武装斗争(55-65)

第一节 成立北加里曼丹人民军

第二节 旧连队起义归来

第三节 为了统战而冒最后的险

第四节 北加人民军成立三个支队

第五节 马罗河基地的大汇合

第六节 马罗河武装基地被轰炸后的战略转移

第七节 撤离马罗河武装基地

第八节 第二省印尼边区武装力量的重组

第九节 边打边搞的战略原则是武装斗争的创举

第十节 对东部武装斗争的结语

第十一节对印尼边区武装斗争的综述

第四章 砂拉越河的武装斗争高潮(66-73) 

第一节 林和贵决定回国

第二节 建立海口区领导中心

第三节 海口区“巨网”行动

第四节 敌人的青山围剿

第五节 建立马当山基地与武装斗争的发展

第五章     拉让江的武装斗争高潮(74-88)  

第一节 三支武工队的成立与发展

第二节 边区民族区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的开展

第三节 华区农村的武装斗争

第四节 诗巫市革命斗争的发展

第五节 宋溪美禄的反围剿斗争

第六节 成立拉让特别保安区委员会

第七节 敌人开展“诛达”行动

第八节 敌人的军事行动与军事围剿

第九节 拉让江的杀敌夺武

第十节 敌我在拉让江的战略战术

第十一节敌我在拉让江的军事优缺点

第十二节拉让江武装斗争高潮的经验

第十三节国内的武装斗争高潮总结

第六章     黄纪作的“和谈”(89-115)

第一节“和谈”的背景

第二节“和谈”开始

第三节“和平”行动结束后

第四节“和谈”的终结

第五节 武装斗争终於走向低潮

附录一 目前形势和合法斗争的问题

附录二 《谅解备忘录》

附录三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声明

附录四 1973年“斯里阿曼”和谈

附录五 小船哀歌

第七章     对错误路线的批判(115-118)

第一节 对《谅解备忘录》的评价

第二节 对“停止武装斗争，参加和平合法斗争”的批判

第三节 对“留下精干坚持武装斗争，但大量削弱武装力量，并加强非武装斗争”的批判

第四节 我们国内党领导为什么会犯严重的路线错误?

第五节 以“坚持武装斗争为主，不主动削弱武装力量，放手武装动员群众，建立武装斗争基地和加强非武装斗争”才是正确的革命路线

第六节 我们必须从这次路线错误中吸取的教训

第八章     西部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队的坚持与瓦解(119-127)

第一节 “和平”行动后的北加人民游击队

第二节 坚持西部国内的武装斗争

第三节 重上印尼边区建基地

第四节 谈判走出森林

第五节 北加人民游击队的覆灭

第六节 不幸事件的影响与应吸取的教训

附录  凤凰岭的记忆

第九章     东部北加里曼丹人民的坚持与瓦解(128-150)

第一节 对拉让江地区坚持下来的进攻

第二节 拉让江华族对武装斗争态度的改变

第三节 拉让江下游出现小宗派活动

第四节 对北加人民军的重组

第五节 在国内试建武装斗争基地

第六节 重建边区武装斗争基地

第七节 对在边区与国内建立武装斗争基地的总结

第八节 武装突击队向东北挺进

第九节 围剿与反围剿斗争

第十节 杀敌夺武斗争

第十一节 敌我双方的斗争策略

第十二节 武装斗争形势的不断走向更低潮

第十三节 再坚持十七年武装斗争的意义

第十四节 通过和谈结束武装斗争

附录一 重开家业历艰辛，汗水浇开胜利花

附录二 旧区有哪些革命武装斗争经验值得吸取?

附录三 参加重建印尼边区武装斗争基地人员

第十章      砂拉越革命武装斗争的终结(151-174)  

第一节 武装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火车头

第二节 被迫上山是不易避免的

第三节 什么时后拿起武器的问题

第四节 把武装斗争坚持到底

第五节 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动力

第六节 武装斗争的走向最后失败

第七节 武装斗争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附录一 对战略战术的探讨

附录二 回顾我们的杀敌夺武

附录三 北加人民武装战斗简报

附录四 殉难人数统计与分布

后语175-177

前言

编写《砂拉越的革命武装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对研究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所领导和发动的27年砂拉越的革命武装斗争提供资料。

这本书的相当部分资料是摘自《砂拉越的革命武装斗争》(草稿)，《北加里曼丹革命四十年》，《对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的简述》，《斯里阿曼后的北加里曼丹游击队》，《憾大地、泣鬼神的史迹》，《记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走过的路》，《我的片段回忆》， 《七十三天二十四小时戒严》以及其他等等的资料。凡是被编进本书的资料，如有差错，概由编者负责。本书的传阅和翻印，都须得到编者的同意;否则引起的不良后果，编者一概不负责。

砂拉越革命武装斗争

（1963－1990年）

第一章 武装斗争的决定与积极准备武装斗争

（1963－1965年）

第一节 砂拉越解放同盟的武装斗争是人民暴力反抗的继续

砂盟所发动的抗英反马的武装斗争，是石隆门华工事件、仁达、阿顺和反让渡暴力反抗的继续，同样都是反帝、反殖、爱民、爱国的正义斗争。但还是有许多的不同点，正如它思想指导的阶级性和科学性，斗争目标、路线、方针的明确性，党军组织的严密性和纪律性，军事战略战术的机动灵活性，活动地区之广,斗争的持久,对统治者的震撼等等,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另一次人民斗争的大展示和大实习。

第二节 砂盟对於武装斗争是被动的

砂盟对砂拉越过去人民斗争的规律是认识不够的，它没有认识到人民革命斗争从非暴力斗争发展到暴力反抗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非暴力斗争时期的同时必须作好暴力反抗的准备，是必须应有的认识。所谓作好暴力反抗的准备，就是在非暴力斗争时期为暴力反抗打下群众基础，注重研究军事、学习战争，为暴力反抗和武装斗争准备必备的精神和物资条件。可是砂盟不够自觉做好这样的准备工作，以致不懂得武装斗争，而把它看得特别复杂和神秘，形成对武装斗争无知巩惧。其实，武装斗争的规模可大可小，小至一个地区以小组或小队试搞,再逐步扩大;斗争形式也可低可高，低至武装自卫，锄特，地雷战，麻雀战，伏击战等等。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敌人主动破坏和平宪制斗争(实行大逮捕,追捕和枪杀革命者，拒绝交出政权给大选中获胜的政党等等)，武装斗争也能够得到一部分群众的支持和参加，武装力量也有周旋和隐蔽的条件，就可对敌人的残酷迫害和暴力镇压实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就能避免被动挨打的局面。总之，当战争是避不了，又不懂得战争，只好以最低级、最小规模开始，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第三节 砂盟应积极主动的领导和配合汶莱人民党的武装起义

砂拉越、汶莱和沙巴曾统称北婆罗洲三邦，后又称为北加里曼丹三邦，在英殖民主义未入侵前本是一家人，后来还是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在汶莱苏丹统治时期，汶莱是三邦的统治中心。在英帝统治时期则以砂拉越为统治中心，所以当砂拉越的革命首先开展之后，砂盟对北加三邦的革命斗争，自然负有领导和推动的责任。因此当砂拉越革命斗争开展的初期，即50年代初就曾派刘华钧、雷皓莹去开展沙巴的革命工作，1962年初还再派郭伟忠、陈成玉去开展。而对汶莱，到了50年代末才派出砂盟的三几个普通成员去参加人民党有关的印务馆工作和他们的文娱活动，以加强对汶莱人民党的联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要砂盟更重视三邦的斗争统一战线和华巫的民族斗争统一战线的建立，从全局和实际出发，调更多更强的干部去加强汶莱的人民斗争，是可以做到的。但实际上，砂盟是太忽视了汶莱和人民党的工作，以致后来不能积极领导和配合人民党的武装起义。

1962年6月22日，在文铭权被捕前夕，汶莱人民党的地下高级负责人AbdulahJafar和Hidup，在美里加拿大山一号井旁边跟文铭权和他的陪同人员雷皓明会面时，他们要求砂拉越革命组织配合他们即将发动的武装起义，但文铭权表示没有条件配合他们的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三邦中，砂拉越的革命力量是最强大的，汶莱次之。汶莱有条件发动武装起义，为什么砂拉越不能给予配合?砂拉越在那些方面条件比不上汶莱?主要比不上的是：砂盟对三邦(尤其是对砂拉越)的人民斗争历史认识不够，对武装斗争的觉悟和掌握军事斗争手段太慢而已。

在当年，砂盟如果能够积极主动的领导和配合汶莱人民党的武装起义，通过起义从敌人手中夺取一批武器和财力物力，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主动、逐步地退向农村、森林和边区;起义后立即宣布成立北加国民政府和北加民族解放军，马上争取国际，特别是印尼的承认和援助，并把武装斗争推广到全北加去，那斗争的气势必定更波澜壮阔，更气壮山河。

可是文铭权从美里加拿大山会面回来大约经过两星期,他和黄纪作(另一名砂盟中委)就被捕被限居，但他们又主动要求放逐到中国去，所以他始终没有把即将爆发的惊天动地的起义斗争加予传达，他更不是主动争取留下领导和配合汶莱的起义斗争，反而是主动放逐到国外，远走他国。这使到汶莱武装起义后，砂拉越的革命力量在敌人的不断大逮捕和残酷镇压下处於被动挨打，面临被瓦解的严重局面。这不能不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第四节 汶莱武装起义吹响了武装斗争的号角

1962年12月8日，为了反抗英帝国主义的破坏和平宪制斗争(汶莱当时的人民党获得所有议会的席位，但英帝国主义不交出政权)，而导致武装起义。这场武装起义是由汶莱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所领导和发动的。武装起义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没有把城市武装起义自觉地转到农村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所以这场波及三邦震撼北加里曼丹的人民武装起义，才坚持了一两星期就宣告失败。但这场武装起义的很快失败，没有使砂拉越人民悲观消极，反而对砂拉越人民，特别是对华族的武装斗争思想有很大的鼓励;于是武装斗争思想得到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华族青年中掀起了武装斗争的思想热潮。

第五节 砂盟决定走武装斗争道路和发出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号召

英帝的破坏汶莱人民的和平宪制斗争，血腥的镇压汶莱人民武装起义，大肆逮捕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党员和革命者，以及强硬行推行“马来西亚”计划等等情况告诉我们，要继续推动北加里曼丹的革命斗争，只有坚决走上武装斗争道路，而走和平宪制斗争道路是没有前途的。于是当时砂盟在国内牢外仅存的中委林和贵，大约于1962年底决定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和1963年1月初发出积极武装斗争的号召。在这之前，林没有争取砂盟中央和外省重要干部的意见，就匆促决定和发出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号召。林和贵决定武装斗争的主要根据：

『甲，以6.22和7.23，特别是从12.11开始，英殖民主义者实际上已经蛮横无理地关闭了人民进行合法和宪制斗争的大门。不但如此，它还在张牙舞爪地四处对革命人民进行镇压和迫害。在这样的时刻，如果我们不起来领导人民进行自卫和反抗,就会脱离群众，就只有死路一条，坐以待毙。而要进行自卫和反抗，除了武装斗争的办法之外，已没有其他的选择。

乙，汶莱人民已经武装起义在先，他们的武装起义，虽然是失败了,但他们起义时,所举的并不是建立汶莱共和国的大旗。而是也把沙巴和我们砂拉越包括在内的北加里曼丹共和国的大旗。在起义行列中，参加的力量，不仅有汶莱本土的人民，而且还有沙巴和砂拉越的人民，不仅有马来族人民，而且还有其他的民族人民。这无形中已在实际上向我们表明，不但是马来民族，而且还包括了若干的其他民族人民，已经先于我们走上了武装斗争的大道。同时把砂拉越人民的革命斗争已经和汶莱以及沙巴人民的革命斗争紧密地结合一起，成为北加人民统一的革命斗争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革命的武装斗争，从此也将不只局限在汶莱境内进行，而是也会在沙巴和我们砂拉越境内进行了。换言之,从此,革命的武装斗争，实际上已成为现实存在于整个北加，包括存在於我们身边周围，我们即使想要反对或避免涉及也已完全不可能了。

丙，砂拉越的马来民族领袖,例如阿末再尼等,已经到印尼去组织和训练部队,准备返回砂拉越进行武装斗争了。既然马来民族的领袖已起来领导和准备开展武装斗争，身为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组织，我们还能反对或袖手旁观吗?

丁，印尼政府已经公开宣布抗马和积极支持北加人民进行武装斗争了。印尼除了在实际上早已在砂拉越的一些地区展开军事的行动以外，他们还正在其加里曼丹的地区成立了一个军事对抗马来西亚的前线作战司令部，准备长期对北加进行军事攻击行动。他们甚至还和菲律宾当局一样公开承认了阿查哈里的北加革命流亡政府,并让该政府在其首都地区公开设立办事处或代表处。这就告诉我们，今后印尼抗马军和汶莱起义军都将会在包括砂拉越在内的整个北加进行活动，而我们如果不也积极主动起来进行武装斗争的话，就将会处于上述两者和英殖民主义雇佣军对抗之间的夹缝中，就有被夹击扼杀以至灭亡的危险。

戌，世界革命形势汹涌澎湃滚滚向前，周边的国家或地区,尤其是中南半岛，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已在蓬勃发展，并不断取得重大的胜利。这些都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条件,它们正极大地在鼓舞和推动着我国人民起来进行武装斗争。

己，在上述历史背景和内外环境条件下，人民早已有了武装斗争的要求。他们中的一部份早已表现出跃跃欲试，甚至自发地起来准备斗争了。

总而言之，我们之所以决定要进行武装斗争乃是由于当时的环境条件迫使的。这首先就是英殖民主义者的逼迫，同时也是斗争形势发展促使的。当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是我们决策的主要根据之一。但是，主要导致我们最后决定走武装斗争道路的仍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引自《历史回顾-我的告白》

砂盟决定走武装道路之后，不能立即开展武装斗争，主要原因是还没有掌握武装斗争的本领，所以还须通过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才能正式开展武装斗争。这个迟来的决定和号召，还是得到华族革命者和革命群众的热烈响应，对当时革命形势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也有效的促进了革命组织的巩固与发展。

林和贵代表砂盟发出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号召之时，他只作很简单的传达，没有详细的说明和具体的指导，仅由各单位按照各自的能力去开展宣传武装斗争的思想，有力的鼓舞和动员了群众拥护和参加武装斗争。而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是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在国内准备;一方面是派人到印尼准备，但准备重点放在印尼。

我们的武装斗争准备是在汶莱武装起义和印尼实行抗马政策之后，更是在印尼公开支持和帮助我们进行武装斗争的条件下开展的。因此，我们的武装斗争准备，可着重到印尼去准备，首先可在印北边区建军和建立革命武装基地，然后逐步向北加国内开展。

第六节 关于在国内进行的积极准备武装斗争

当时在国内进行的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做法是：在华族中广泛大力的宣传武装斗争思想，热烈的学习各种军事知识，号召参军或到印尼受军训，开展军事训练，募捐武装斗争基金，囤积军事物资,制造武器火药等等，以上的号召都得到热烈的响应和支持。在参军或接受军事训练方面，主要得到华族青年的热烈响应，少数华伊的中年人也能够响应号召，在当时国内砂拉越的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省农村和城市郊区，大都广泛的开展了热烈的军事训练。参加军事训练的约有两、三千名，如果更大胆的放手号召，人数必将会更多。

1963年初，砂盟中央通知第三、四省派同志开路到各自的砂印边界，以便派人员到印尼去受军训。1963年华人新年后不久,美里有古春辉、钟吉祥、李旭同、钟带友、林万森、黄进茂、李南春等,他们带了一把猎枪,个别把“巴冷刀”，炊事用具，一些粮食、药品和各自的衣服，就从廉律(Riam)上路，走了两天又过了两夜，受尽艰苦，到巴功(Bakong)一带，断了粮，上长屋找粮了解情况，导致钟带友和李南春被捕，其余五位见势不妙就撤回。1963年三、四月间，第三省也有郑永生、黄祥云、江志航等三位同志被派开路到砂印边界。他们带了简单的生活用品和一支猎枪，在郑永生的带领下从巴厘河(Btg.Baleh)的Gaat河出发。郑永生一马当先，背着一个“乌约”，左肩挂着一支枪，右手握着刀,边走边砍记号,不辞辛劳的爬山涉水到了第七天，粮食不够才被迫撤回。以上这两组同志，在当年都由於没有跑山开路的经验,又不会使用地图指南针，以致不能抵达边界而撤回。在当年，这是超越了同志们的水平，也是难为了同志们的任务。

1963年3月间，砂盟留在砂拉越牢外的唯一中委林和贵也到印尼西加去准备武装斗争之后，他对国内的联系和指导就更少了,国内各省流於各自为政。国内外的武装斗争准备工作，很缺乏交流经验，国内也没有一位能够领导全国的中心领导能够在初步准备武装斗争的基础上，注重研究如何在国内建军和掌握开展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而只是消极地等待砂印边区武装斗争的开展和引导。这对准备和开展武装斗争,对边区和国内武装斗争的互相配合与支援都是很不利的。1963年初，砂盟另两位中委文铭权和黄纪作也到了印尼西加，这时是可以派个别高级干部回来加强国内的革命斗争和武装斗争。可是没有这样做，这跟砂盟中央在对革命和武装斗争缺乏以自力更生为主的革命思想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过於忽视国内的斗争，使到第一省内奸更容易出现和难於制止其对革命的破坏，进而使第一省印尼边区的武装斗争得不到国内及时有效的配合和支援而陷於很危难的境地。

可是经过了一年多(主要是1963年)的积极的大力准备武装斗争，在国内还不能爆发武装斗争和不能及时满足革命群众,特别是华族革命青年对武装斗争的要求。于是到了1964年年初，武装斗争的热潮开始下降，革命内部的分化淘汰也开始，并随着干部的不断被捕和叛变而逐步严重化。到了1965年年中，更因为叛徒事件的严重出现，而产生了大分化大淘汰，组织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单从第三省的情况，在1962年已有约一千名的盟员和会员，可是到了1968年只剩下约两百名)，也严重的脱离了华族的革命群众(第三省当时约有一万名农会会员和北盟盟员，到后来大部分瓦解了，他们几乎都不愿捐钱、捐物帮助我们)。这主要是我们不能正确对待武装斗争和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必然后果。

在当时我们为什么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呢?我们当时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主要的内容是：一方面是表现没有及时开展武装斗争，另一方面是表现在合法保干(把原来在农村非法保干的部分干部转到城市去合法保)上。其主要原因是：(1)在和平合法斗争时期，很缺乏做必须和可能的武装斗争准备，所以使我们在掌握武装斗争这个阶级斗争的最锐利武器上落后于武装斗争的形势后面。(2)过于依靠外援而缺乏自力更生搞武装斗争的思想。因此，主要的领导干部过多集中到印尼，使到国内的武装斗争更缺乏有力及时的正确领导，使斗争更陷于自流和消极无能的状态。(3)不能及时了解农村和农民。这就更无法解决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问题，而更容易受错误观点所束缚(例如华区地方小，经不起一下的镇压，不能开展武装斗争等等)。从根本的说，我们所以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就是因为我们还很缺乏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北加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第七节 关于在印尼进行的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方面

在汶莱武装起义前，砂盟在砂拉越第一省已作了面对镇压的一定撤退准备，例如把暴露的干部转到农村去隐藏。为了准备退路，1962年中更派干部到印尼西加边区搞地下工作。1963年初,更成立了砂印边区工作6人小组，分成三个单位。田云端、温锡华和林海量从保林山过山口洋;陈金发和蔡国志从水路到印尼;李现贵(李江)等人从石隆门过印尼。工作的重点地区是山口洋(Sinkawang)、坤甸(Pontianak)、邦戛(Pemangkat)、三发(Sambas)和孟加影(Bengkayang)。后来还增加开展华莪(Sangauleda)、上候(Sanggau)和新丹(Sintang)等地的工作。我们和印尼人民虽有着不同的效忠和服务对象，但在履行国际主义的立场与观点上，他们愿意支持与参加我们的斗争。经过努力，印尼华族不少被组织起来,可以逐家拜访，组织篮球队和学习小组，也得到他们的人力、物力、医药、交通和经济的支援。如果不是预先打下的群众基础，和获得当地领袖和群众的认同,及西加印共省委的援助,1963年大批人员越界到印尼准备武装斗争，必然遭遇更多的困难;即使后来当我们印尼边区的武装斗争遭遇到很大的困难时，他们还是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

在1963年初，有一批砂盟的领导和干部到印尼准备武装斗争,到了年中就有大批同志从水陆两方面越界到印尼。1964年之前,从砂拉越第一、第二、第三省(从第三省直接越界的有5人，其中3名华人，2名伊班人) 越界到印尼的约有五百多人。他们到了印尼，有的公开有的秘密，通过各种形式积极的准备武装斗争，争取早日打回老家。他们发挥了革命者英勇艰苦奋斗的气概，终於争取到当时印尼国民党政府、印尼共产党、西加华侨、马来亚共产党及其他方面的积极帮助，所以逐步的突破困难和取得成织。

1963年7月，约一百多名越界的同志参加了印尼军方所举办的军训后，加入印尼右派份子所操纵的国民志愿军，即Sukarelawan，又称“连队”。这个军队设有几个连队,革命组织委托沈友贵负责第一连队，驻扎在第一省印尼边区;最初是郭楚然，后是马耀负责第二连,驻扎第二省印尼边区;沈智威负责第三连，驻扎第三省与第二省印尼边区，总部设在印尼的新丹。这支军队1963年后开始不断的越界进攻马来西亚军队，它的有效活动时间约一年多。参加的同志却受到许多考验和折磨，例如受到右派军人的欺侮和通过军事冒险的陷害等等。但同志们受苦受辱和流血牺牲，却有力的鼓舞了国内人民群众的斗争，有力的破坏打击了敌人,有效的学习了军事本领，一定程度地熟悉了印尼边区的地理环境,和一定程度上开展了印尼边区的民族工作，为建立我们独立的人民军队和边区武装斗争基地创设了条件。

1963年12月，印尼外交部官员向文铭权和黄纪作表示，他们愿意在爪哇岛泗水为我们训练一批为数30名的军官。受训者的条件，必须是砂盟组织内的领导人或重要的干部。砂盟派出文铭权、黄纪作、杨柱中、黄纪晓、庄其全、赖水、贝旺(真名黄庭茂)、庄美新和Nawawidahran等10位同志去接受3个月严格艰苦的军官课程训练。

1963年底，沈友贵和温国宏去巴菜加拉岸(BALAI KALANGAN)见西加司令DIAWKUDU，送他礼物，陪他到甘榜走走看看，在交谈中他问起我们有什么需要他帮助，他们就向他提出武器等的要求。过后他给一支中型的机枪，近200支轻机枪和步枪，3支手枪，还有许多子弹、手榴弹和地雷。同时还送一个小广播电台，也广播了一小段时间。

1963年2月尾，文铭权、黄纪作、黄纪晓、杨柱中、王麦柯等在印尼外交部安排下到东爪哇军官学院训练三个月。3月初乘印尼巡洋舰到西加巴罗河口，再前进到河尾的阿桑山( Asuan Sang)和自山口洋来的50个(其中10位是女性)同志会合。随后在1964年3月30日正式成立砂拉越人民游击队。这一天亚桑山营地，文铭权等4位总部人员及6位指导员分列在人民军军旗两边，还有林广明和温长流同志也和全体5个班50位队员一起列队立正，并在向军旗行注目礼之中，缓缓升起军旗。军旗设计说明：

1. 三个黄色五角星代表北加三邦，也代表三大民族。

2. 黑的圆圈把三个五角星连起来，象征坚强的团结。

3. 军旗底色是红色占2/4。

上下两边各是白色，待将来革命胜利时，全部改为红色。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分建五个班：

第一班    指导员： 黄纪作、林约翰。

班长：       何士曼。

队员：       陶玉清、刘亚勇、黄乐山、立方、杨大全、杨永福、曾永胜、魏才新、赖民和。

第二班    指导员： 杨新春、吴大卫。

班长：       何士曼。

队员：       胡立克、朱达邦、丘马正、许无影、黄礼贵、邱亚运、何德生、黄海明、鲁依顺、赖立利。

第三班    指导员： 黄纪晓、贝旺(黄庭芳)。

班长：       苏娜。

队员：       余亚花、吴玉金、刘小明、刘月珍、唐秀妹、吴美莲、苏依娜、邓月梅、李惠娟。

第四班  指导员： 文铭权、庄其全(张其昌)。

班长：       李世荣。

队员：       王子吉、苏哈里、方达、鲁巴卡、钟亨利。

第五班  指导员： 王麦柯、严立坚。

班长：       邓妙平。

队员：       陈维平、魏廉斯、陈伟清、李建、邓亚利、苏慷慨、乔治、哥尼、杨思梅。

1964年底,我们有30位住在三口洋的同志(20位男，10位女)在印尼右派军人的要求下,被派往印尼廖岛接受所谓“军事训练”廖岛是个孤岛，四周无人烟，舷外快艇只驶入半小时可抵达新加坡。我们同志们住进训练营之后，每天只训练爆破，准备派我们潜入新加坡进行爆破。右派军人的这个企图，受到同志们的坚决反对，再经叶存厚等同志的交涉，以蔡向荣为首的29位同志,也重回坤甸，并前往孟加影接受了一个月的正规军事训练。在训练过程中，因枪支走火而牺牲的张玉凤烈士，也盖着北加里曼丹旗帜而安葬在军人烈士墓。

1965年震惊世界的9.30事件后，10月26日，以黄纪作为首的领导干部在印尼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在印尼边区马罗河尾建立了第二支新型人民军队-北加里曼丹人民军。这支军队最初由旧连队撤出40人作为基干，并从印尼山口洋调来50多人充实力量，第二省也有一批同志参军，合共有队员一百多人，组成三个支队，活动於第二第三省印尼边区，总部和第三支队指挥部设在马罗河的加拉央。

1966年西部革命内部领导分裂之后，黄纪晓到火焰山组织火焰山部队(有很大的部分队员是西加华族，也有少数印共人员参加)，曾有队员一百多人，并成功的攻打了印尼西加华莪空军飞机场，缴获了大批武器(约一百多件新式武器和大批弹药)，有效的武装了这个队伍。

经过了三、四年的努力,我们能够在印尼边区独立建立了砂拉越游击队、北加里曼丹人民军和火焰山部队(与印共的联合部队)三支人民武装队伍(约有四百多名，并用相当现代化武器武装的队伍)，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织，并为北加革命展示了新的光辉的一页。

第八节 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终于宣告胜利结束

从1963年砂盟提出积极准备武装斗争之任务，到1965年为止，我们用了约三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这项重大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北加武装斗争的基石，这是我们感到很光荣和自豪的一件大事。

我们在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方面取得的主要成织是:(1)我们已经相当广泛和相当程度的提高了人民武装斗争的思想，并有力地打击了英马反动派的和平宪制骗局。(2)我们初步学习了军事和掌握了武器，建立了北加人民的军队，为开展武装斗争创设了必须的条件。(3)在国际上建立了广泛的斗争统一战线，主要是与各兄弟党和印尼政府的统战关系，在国内也加强了同汶莱人民党的关系。(4)有力的推动了印马对抗的发展，并有力的打击了英马反动派的统治和配合支援国际上的革命斗争。(5)有力的促进北加革命的巩固发展等等。

我们能够取得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辉煌成织，这主要跟砂盟的英明领导和同志们与人民的英勇奋斗，也是跟国外各种革命力量的积极援助分不开的。

第九节 历史的教训

领导革命斗争的革命组织必须认识到革命斗争从和平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为主是不易免的，因此必须在革命斗争面临镇压之前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主要是预先掌握好军事的本领，才能不失时机地同敌人实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当时，只要我们有了以上的斗争觉悟，我们可派人到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军事，学成通过印尼回来;也可通过苏卡诺政权和印共的帮助，向印尼学习;或向汶莱人民党学习。人民党主席阿查阿里还参加过印尼的独立运动,在印尼国民军队中与印尼人并肩战斗，并取得陆军上尉的军阶;还有汶莱的马来人，无论如何都比砂拉越的华人更多的掌握军事,所以通过汶莱我们也能够学到军事。可以说只要有心，善於争取和学习，我们是能够提前掌握到一定程度的军事本领的。

附录

当年的武装斗争是不能免的

(2008年12月12日)

³ 探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北加里曼丹的国内外大气候的影响下，20世纪60年代初，北加的革命斗争，不能免地会被迫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主要的根据如下：

一、在国际社会主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和东西方冷战大潮流的冲击下，在中苏和亚非拉武装夺取政权的激励下，各国的革命当具备了一定条件时，就容易顺势而走武装斗争的道路。

二、砂盟和北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和是个非法的地下革命组织，它是坚决反帝反殖的，它与英帝是势不两立的。尤其在当时冷战的环境下，英帝国主义把我们的革命组织定性为共产和恐怖组织，它决不让我们长期利用公开合法斗争，而会坚决利用一切手段加予毁灭。所以当革命势力一旦暴露和威胁英帝的生存时，它必定会实行残酷镇压和消灭政策。1962年，当砂拉越华族城乡的革命力量已普遍被动员起来和砂拉越与汶莱反大马群众运动高涨之时，英帝就在1962年的“6.22”、“7.23”，不断地实行大逮捕。在汶莱人民起义之后，英帝更随接在砂拉越实行“12.11”大逮捕。在这之前，革命组织还没有明确的保干政策，所以不少的革命者在大逮捕行动中，为了逃避被捕而到处隐蔽和实行非法保干。在这次大逮捕之后，革命力量不断地被暴露，大小逮捕还是不断地发生，主要革命力量如不实行非法保干，恐怕不用多久，狱中便会塞满革命者，狱外也要停止革命活动。所以在残酷的镇压下，革命力量不能实行武装自卫与反抗，也须立即实行非法保干。

三、地下活动必然会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汶莱起义后，在砂拉越革命者面前只有四条路可走：(1)走到地下开展革命活动;(2)走到印尼去接受军训;(3)被捉进监牢;(4)当革命逃兵或叛徒(许多当逃兵的结局最后还是被捕坐牢、被迫放下思想与交代才能了结)。不论走到地下或去印尼，都难免会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走到地下，起初是隐蔽在市郊和农村，后来感觉群众住家不能隐藏那么多人，活动不方便也不安全，不得不转移到群众的后芭或森林集体(以小组为单位)保干。在履行室外保干过程中，在面对土著暗特威胁和敌兵射杀时又感到须要有刀枪自卫，后来更感到在华区有必要实行武装除特，否则会严重脱离群众，从而不得不逐步开展武装斗争，革命才能巩固发展。

四，汶莱武装起义，是砂拉越武装斗争最大的催化剂。在汶莱武装起义前，砂盟最高领导人文铭权已认识到只有通过革命两手，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革命开展不久之后，就特别重视开展山区的民族工作，这不但能为革命被镇压时预创退路，也可能为将来的武装斗争创设条件。但是在汶莱武装起义前，在砂拉越的革命者与革命群众中仅个别人提到武装斗争的问题，大多数人都没有武装斗争的觉醒。可是汶莱起义之后，砂拉越华族人民认为，汶莱人民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英帝还是不要还政予民，而且在砂拉越还是不断的逮捕革命者，这令革命人民深感只有通过武装斗争，革命才能有希望和才能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于是武装斗争突然迅猛地燃烧，汶莱失败的武装起义，还更成为砂拉越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最有效催化剂和最有力的动员令。

五，不开展武装斗争革命会失败得更早。在汶莱武装起义后，华族社会普遍对和平宪制斗争失去信心，把希望寄托在武装斗争上，当时不能立即开展武装，也必须立即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才能稳定和发展革命;否则不断有人被捉进监牢，或者有的可能因不满革命组织的右倾而闹分裂，更多会因悲观消极、立场动摇而跑回个人道路。这样不须要多久，革命组织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提早失败。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是在1962年底或1963年初提出的，而且立即在国内积极全面地开展可能的准备工作，随即第一、二省就派大批人员越界到印尼去大力准备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准备不论在国内或国外，都是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可是到了1965年中，拉让江流域的革命组织内部同志看到武装斗争还没有开展而动摇，出现了大分化大淘汰，革命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1968年底，边区武装力量一开进国内，就迅速广泛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民族工作与武装斗争，那里突出武装斗争，革命就得到巩固和发展。武装斗争，确是当时革命前进的最大动力。

六，马印对抗很有效地加速了积极准备武装斗争任务的完成。1963年初，印尼苏卡诺政府公开反大马和积极帮助我们反大马。我们利用马印对抗的有利形势，从印尼方面学到军事和组织军队的能力，到了1965年底之前，我们已很有成效地完成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任务，并从此走上开展武装斗争的不归之路。

七，具备了条件开展武装斗争

到了1965年底，经过两年多三年的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我们基本上已具备了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是：

(1)我们的武装斗争是能够得到国际社会主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同情支持，也能得到斗争上的互相配合与支援，是顺时代潮流而动，斗争不是孤立的。

(2)北加里曼丹当时是个半原始半封建的殖民地社会，人民普遍反帝反殖，他们对要开展的武装斗争多数至少会保持善意的中立，同时又有广阔的森林回旋余地与交通的不便，很大的减弱了敌人优势的发挥，为开展和坚持武装斗争提供了最大的可

能性。所以我们的开展武装斗争是符合国情的。

(3)有砂印边区、国内华区和小部分民族山区作为初期武装力量的生存和活动的主要依托和基地。

(4)我们的武装斗争能够得到已有十几年出色地推动北加革命

的砂盟和北共的领导，又有能力有办法建立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开展和坚持武装斗争的重大保证。

以上所述四项，就是我们开展和坚持武装斗争的必备基本条件。

依据以上的各种分析，当时走上武装斗争是必须和不能避免的，也是具备了基本条件开展武装斗争的。26年的武装斗争，也证明了我们是有条件开展和坚持武装斗争的。

我们当时虽有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但不等于具备了致胜条件。致胜条件，只能在长期的革命和武装斗争中去创设和争取。

我们不能因武装斗争最后失败了，就断定武装斗争是错误的。武装斗争的最高目的固然是武装夺取政权，但也可武装自卫、宣传组织群众、发挥对统治者的威慑作用、促进社会的发展、配合支援国际的共同斗争、并为往后创设更坚实的斗争基础等等。一个斗争是否正确，必须从斗争的意义作用与得失而定。

在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长河中，要尽可能的付诸於和平斗争手段，实在被迫又有条件时，也必须坚决采取武装斗争的手段。一两次武装斗争，往往不大可能就取得最后胜利。俗语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是民族独立解放的必然之路。

第二章 砂拉越西部印尼边区的武装斗争

第一节 砂盟的战略安排

1965年9月19日，砂盟在印尼西加省会坤甸召开会议，称为“9.19”会议。这个重要会议上，由文铭权宣布在砂拉越的西部和东部印尼边区建立两个武装斗争基地，以东部基地为中心基地。东部基地以林和贵为主要负责人，黄纪作为助手。西部基地以杨柱中为首，黄纪晓为助手。文铭权则以印尼西加孟加央为领导中心，推动一切革命斗争。

以上的战略部署和组织的建立与干部的使用，是基本正确的。而问题主要是出在会议后，文铭权很快地离开了领导岗位去中国，并再也没有回来。而组织地位仅次于文的林和贵，又不能负起国内最高的领导责任，使武装和革命斗争失去了一个团结内部的灵魂人物和舵手，这是以后武装力量内部高级领导不断出现不团结和犯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重要根源之一。

第二节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P.G.R.S)的建立

在1964年，革命组织在山口洋各个公会里，挑选了四十位男同志和十位女同志在有关同志的带领下，奔向西部边区印尼境内的亚桑山。他们到达亚桑山一个多月后,文铭权等十位同志在苏班德里奥外长部长为首的印尼外交部秘密的安排下到达亚桑山。数天后，在1964年3月30日正式建立砂拉越人民游击队，这是砂拉越和北加革命史上，建立起来的第一支在我革命组织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成立一个总部，共同负责领导部队和同印尼外交部搞统战关系。总部的领导成员是：文铭权、黄纪作、黄纪晓和杨柱中四人。

当时部队人数有六十人，编排五小队，四小队为男战士组成，一小队为女战士组成。

部队成立后，就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实弹演习，同时也进行政治学习和开展五好战士活动，选出五好战士，在队伍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由于干部和战士都有一个共同奋斗的革命目标，一个共同的革命心愿，打回北方去，打回老家去的要求，因此大家都能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怕牺牲的精神，投入紧张而又很艰苦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

部队与印尼的统战关系，当时实质上是与印尼外交部苏班得里的中间派搞统战。文铭权等十位同志(包括黄纪作、黄纪晓、杨柱中、温长江、赖水、庄美兴、黄庭茂、张其昌(以上是真名)、吴大卫(是部队名)〉在印尼爪哇接受高级军官的军事训练后，由印尼外交部秘密安排到西加三发县的亚桑山;从山口洋被安排去的同志的情况也相似，因此印尼的中央政府与西加的驻军都不知情。

在同外交部苏派搞统战时，他们的意图是要把我们这一支部队，全部控制在他们手中，不愿意我们的部队与其他势力、派系搞上统一战线关系。他们派有数位军官人员到亚桑山，协助训练我们的部队和处理军事物资、医药的供给问题。除了与我们的部队有关系外，他们另外组织和训练一支叫做“歌纳”的部队，其成员主要是边界的达雅族人，由他们直接领导指挥。

我们的部队为了摆脱被他们全面控制指挥的处境,部队领导人除了创设条件设法与留在山口洋的领导人和有关的人员联系外;同时也创设条件秘密派部队到边区、民族区开展活动和工作，为把部队转移到边界活动和立足，创设有利条件。

当时部队的武器、弹药、粮食、医药的来源，全部是由外交部苏派解决供应。武器弹药基本够用，粮食也不成问题，而部队自己也进行小量的劳动生产，改善部队的生活。

部队在这期间，主要是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没有进行军事战斗，只有例常的军事巡逻和放哨。

部队在亚桑山时，我们有一位战士文健平(真名蔡南光),不幸在行军途中被达雅人所装的山猪箭射中腿部，因流血过多而牺牲了。

第三节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成立三个支队

1965年9月19日坤甸会议决定，要在西部第一省边区成立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在东部二、三省边区建立北加人民军。会议的决定，使到原先建立的砂拉越人民游击队，从领导层到干部、战士都做了巨大的调动。留在山口洋和坤甸地区的数百人都在短期内被分配到西部和东部，立志要在东、西部边区建立部队和基地，为北加的革命武装斗争作出应有的贡献。当时仅仅留下极少数干部同志坚持搞地方工作、交通工作、联络站工作等(同印尼政府搞统战工作的办事站)。正当大批人员刚刚被安排上了边区或在中途时，印尼却发生了1965年9月30日的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对北加革命武装斗争的影响极大和深远。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在第一省边区总共建立三个支队。当时第一支队主要活动地区在伦乐的砂印边区，第二支队活动在打必禄一带至第二省的砂印边区，第三支队在双空地区一带。总部设在第三支队。总部负责领导三个支队的工作。当时，总部的领导成员为：司令杨柱中，政委黄纪晓，后勤总务李玉兰，谢嫣素负责国内第一省的地下工作，在部队内没有安排工作职务，林和贵为委员(暂留西部，原先安排去东部。后来，总部的领导成员职务有所调动和增加叶存厚)。

第四节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

一、第一支队的组建

第一支队的领导成员为，正司令庄奇全(原名张其昌，西连路

32哩人，后来调去第三支队)，副司令拉南，正政委张亚华(曾佩雄)，副政委：何士曼(官木荣)。

第一支队的组成是：一部分是亚桑山的老成员，一部分是刚从伦乐地方新到来受军训的成员，以及较后再到来的青年成员组成。

亚桑山的老队员半数以上调往到第三支队,印尼“9.30”事件前后从伦乐地方到来的新成员，仅接受初步的军事技术训练后,大部分被安排到第三支队，仅留下少数成员。

第一支队是要建成较为灵活和机动的队伍，故其成员都是男的，而且队伍较小，共有成员三十多人。

第一支队的成员:亚桑山的老成员是何士曼、庄奇全、拉南、杨大全、杨思枚、哥尼、苏哈里、邱马证、李健强、苏慷慨、周海明、赖明和。

伦乐地方和其他地区先后参加者：田光海、董存华、杨小杨、沈永强、刘汉平、苏英乡、马少英、张小龙、廖建生、陈松林、彭新顺、陈剑波、张强、张志刚、郑勇、陈岗、陈丹群、赖永石、刘宴文、刘吉茂、邓亚汉、张砂华、蔡少雷。三位是巴都依淡甘榜的达雅青年，其中一位是亚林。

二、第一支队活动的地点和基地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在亚桑山时，派小队到伦乐边区地带活动时，看中了离印境内的巴都依淡甘榜步行约一个多小时的山丘地方扎营，这临时扎营的地点的山岭上，后来将把它建设成为基地。这一基地,第一支队一直驻扎到因印尼发生“9.30”事件时开始逐渐放弃，马印联合围剿时期(约1967年底)才完全撤离该地区。

这一地点是在印尼境内，周围附近都是达雅民族居住的甘榜。在砂印边界一带多数是森林和原始森林。我们的干部、战士就是越过这些无人烟的森林边缘，而深入到伦乐县华族区的。

部队的基地附近都是民族区，有巴都依淡、单容、沙哇、廉、巴当亚奕等甘榜。

部队另外在单容利八建立一个交通站，方便采购粮食和运输，对外联络，同印尼外交部苏派以及其他印尼军队搞统战联络站。交通站也是民族区，离基地大约一整天的水路和山路行程。

营地是建设在一个山岭上，山岭下有一条小河，日常的用水，食水都下到小河挑水上到厨房用，冲凉洗衣用下流水。从小河斜斜走上营地的最高营房大约有二百步远。

当时总共建了五座营房和一个厨房，存放弹药和物资的仓库设在指挥部的营房里。在营房的中央建一个操场，供整队、集合、早上练习枪操等之用。营房的屋顶用伞叶盖，睡觉的床位是用竹片铺，或再铺上树皮。每座营房都依地形挖筑有工事与工事沟，大约三四尺深不等，工事沟挖成相通到每座营房，方便在发生战斗时使用。简单的营房和工事建筑，却花费了不少同志的精力和宝贵时间。

三、第一支队的武器装备、药品问题

第一支队的武器、弹药、装备和药品等，当时主要是印尼外交部苏派提供的,有一部分士登枪(ST)是其他的印军队给的。在没有经常发生战斗的情况下，基本上，武器弹药够用。假如是经常发生战斗，武器弹药的来源供应确是一大难题，除非能获得印尼当局的继续提供。

当时主要使用的枪是：旧式来福枪(LE)和轻机枪(士登枪ST)为主，另外还有二支捷制的自动来福枪，一架美制的机关枪以及个别把大马枪和小马枪。每位干部战士都有一把枪好使用。这类型的军械已经是很老式的，根本无法与印尼军的精良武器比较，也远远比不上英马军队使用的现代化武器。但对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来说，这是有生以来所拥有的宝贵武器，不管它是旧式的枪支，却是为解放北加的重要工具。

手榴弹、地雷较缺乏，不能分发给每位战士，只有分发给一部分有需要用到的战士随身带。军用背包、吊袋、水壶、饭格基本上都有,少数战士不足的,用普通的物件代替。

至于药品方面，从严格上说，是很不足的。例如急救药包、急救药品不能每位战士都随身带，只有少数的战士拥有，以及医务人员才带有较足够急救药物。因此，更不用说要储备到充足的药品了。对通常使用的便药都缺乏，常用青草药代替之。

上述的弹药、装备、药品的供应来源问题确实是一大难题,印尼当局没有定期供应。革命组织、部队、领导上也不能定期供应，第一支队必须自行解决难题。因此，第一支领导要求干部战士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克服困难。

四、第一支队的军事技术训练

生活在边区战争的环境里，没有练出过硬的军事技术本领是难于立足边区的。因为敌人随时随地都可能在战士们的周围地区出现,每位革命战士随时都有可能投入生与死的战斗中。一支队的基地建立在边区,经常可以听到英马军轰炮到印尼边区境内的声音,有时几乎每个夜间都能听到炮声。炮弹有时落到印尼军人的营地,有时却击中印尼的达雅族甘榜，造成一些伤亡事件。印尼方面的前线军人，当然也开炮回击，双方炮轰的事，在当时，可说是司空见惯的事。英马军队除了用大炮，迫击炮轰炸外，有时动用飞机配合地面部队，在印尼边境内进行机枪扫射和投弹。曾经有一次，英马军队深入到离一支队基地约一、二小时的地方，同印尼军队发生战斗，双方激战，各有伤亡。

由于处在战争的环境里。第一支队的干部和战士，都十分重视军事技术的训练和学习，同时也十分注意提高警惕性，二十四小时，日夜轮流站岗，经常在基地周围进行巡逻，干部战士的枪支装备随身带，学习、开会、劳动生产、冲凉等，枪都不离身,准备随身应付紧急敌情。

一支队组建后，依情况每一、二个月安排数天或一个星期的军事演习，演习的重要内容是：紧急集合(平常时由领导决定,秘密进行，不论是白天和夜晚，次数不定，有时一天，二、三次,以检查干部、战士的备战观念和应敌能力的反应)，遭遇战、埋伏战、夜战、进攻、撤退、包围、侦察等。除了安排军事演习的时间外，这些干部和战士负担较多的日常事务工作，特别是在有新兵到来训练时，如站岗、巡逻、运粮、劳动生产等等。

新兵到来，人数不定，有时仅有数位，但不论人数多少，都由第一支队的领导层，商量决定训练新兵的计划。军事训练的计划内容由司令编订，政治学习由政委安排内容，医药急救常识由医务负责人主持学习，训练的时间依情况而定，一般上，安排半个月到一个月不等。

负责军事技术的教练，由司令从部队中选出军事技术较好的干部、战士数位，组成一个教练小组，由司令亲自带领教练小组，共同负责训练新兵的工作。

训练的内容和项目:番、爬、滚、伏、整队、队形、行军、进攻、撤退、走独木桥、爬绳过河、越障碍、跳土坎、找寻跟踪痕迹、侦察、当尖兵、夜行军、夜战、求生存、包围、反包围、遭遇战、伏击战、反伏击、指南针使用、军操、军泳、枪械使用、抛手榴弹、埋地雷、实弹射击等。

训练的地点在基地和周围附近地区进行，只有训练军游泳和实弹射击时，则安排单容利八站，那里建有一个简单的射击地点，旁边有一条河流流过，涨大潮和有山洪时，大约八十到整百尺阔，适合进行军泳训练，因来往的船只稀少。

新兵刚到边区生活，一般上，多数人都不适应和不习惯，除了物质生活条件艰苦外，住在森林里，气候寒冷，蚊虫多，夜晚无灯火，有时到森林里找些“打麻”，用“打麻火”照明，日常冲凉要爬山下岭到小河冲，这一切给生活上带来许多不便，再加上要过有组织纪律的军人生活，多数新兵一时适应不来，都觉得很辛苦。另外又是刚刚到达部队，数天内就安排军事训练，好些新兵都说：从伦乐越界到部队基地，就行军几天没休息，还没有休息够，疲劳还没过，马上就要投入军训，这真的就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才能取得胜利。

当时，部队的情况和处境，实在难于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在时间上，也不允许我们的战士慢慢才来进行军训，只有越快越好对战士才有较安全的保障。

我们的新战士，不愧是北加人民的好儿女，为了北加革命事业，天不怕，地不怕，互相学习，互相督促，互相勉励，互相帮助，投入紧张的和艰苦的军训中，发扬不怕苦、不怕脏、不怕臭、不怕疲劳，不怕伤疼的精神，刻苦训练，直到结束。训练期间，不少战士的衣服擦破了，手脚磨起了水、血泡、跌撞、摔伤了手脚或身体等。但大家毫无怨言，毫无退缩，坚持奋斗，训练到底。训练期间，战士们最流行的口号是：一帮一，一对红;轻伤不下火线;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

关于军事理论的学习，只有个别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战士靠自己选学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没有其他军事著作的书籍);一般的战士，只安排集体学习毛主席语录，如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游击战十六字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战争与和平，以及古巴游击战的小册子等。

五、关于政治和医药学习

政治思想工作第一，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指导的生命线，政治桂帅，政治是灵魂等等。可见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但在战争的环境里，生活动荡不安，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低，又没有学政治书籍的习惯和兴趣，因此要抓好政治学习和教育工作这一环，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又是件不得不抓好的重要工作。

在第一支队生活较安定，没有特殊情况时，一般上每个星期都会安排一天给干部，战士进行集体的政治学习;只有新兵到来，才特别安排政治训练和学习的计划，如学习一个星期或半个月。

晚间，由于缺乏灯火，一般上则安排干部，战士集体收听北京电台的新闻报导和解放军之声的广播。

政治学习的内容：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革命目标,共产党，群众路线问题，毛泽东的著作《老三篇》，《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问题》、《论持久战》、《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等。还有毛主席语录中的共产党，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战争与和平，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群众路线等等。学习比较多和反复学习的要算《老三篇》。

学习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一边学习书本，一边结合对照检讨自己的实际工作、斗争和思想，一边检查、发现纠正缺点和错误。

关于医药常识学习

一个生活在边区的革命战士,处于战争的岁月中，随时随地都会同敌人发生战斗的情况下,不懂得一些基本的医药急救常识是很被动和危险的。例如：枪伤怎么处理?晕倒怎么办?毒蛇咬伤、食物中毒及如何解决呢?这些事件都是需要及时处理和抢救的，否则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的。

基于斗争环境的需要，唯有要求每位战士都要学习一些基本的急救常识。当时只能学到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是根据在山口洋和华莪站同志们学的知识编写的简单材料进行学习。同时也要求干部，战士自学一些青草药的知识。为此适当地安排一些时间进行学习，使普通的战士们，都懂得一些基本知识，这不仅对战士们在生活上，工作上，行军途中有利，也有利于开展民族工作，帮助医治他们日常出现的病伤痛问题。

六、第一支队与印尼的统战关系

我们的部队是由文铭权等亲自领导建立的，是由自己人领导自己人的。为了早日把部队开向边区活动和建立自己的基地，为了完全摆脱被印尼外交部苏派控制的命运，部队就秘密地派小队到边区的民族甘榜活动，熟悉那里的情况，最终把整支队伍转移到离巴都依淡甘榜不远的山区建立基地，随后在单容八建立一个联络站，同时也同山口洋的有关的领导人联络上。

在部队离开亚桑山后，同印尼外交部苏派的联络将开始逐渐松懈。在坤甸会议前后，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领导人先后离开后，同他们的关系将更加松懈。第一支队成立初期他们还供应一小部分的弹药和一部分的粮食给我们的部队，后来仅仅维持军事情报的交换，弹药和粮食他们就不再供应。虽然是如此，关系还算好，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冲突互相有联络往来。

第一支队的基地，离巴都依淡不远，经常在边区周围甘榜活动，就同驻守在边区地区的印尼军队搞上统一战线关系。驻守在边区的印尼军,多数是由印尼中央派系的正规军，驻守时期不长,经常换防(如西里瓦仪部队，不拉威耶耶，西加十二军区的丹容布拉等等)。我们部队同他们除了交换军事情报外，同他们联合派队一起巡逻边界，有时双方预先商定各自应负责巡逻的范围，联合出击或抗击英马的军事行动可说是没有。一般上，都是印尼军队自己同英马军队双方发生战斗。我的部队只有一次在印尼军队的要求下，派出一小队战士，同他们的军队一起行军，到达马印边界线停下，印尼军的前头部队已同马军展开战斗。战斗结束，印尼军集合队伍后与我们小队一起回到印军驻地。

总之，在当时,第一支队与边区印尼军队的关系是良好的。彼此没有什么冲突。例如，印尼军队巡逻边界，有时到达我们基地的周围附近，就停留在我们的营房休息、炊事、吃饭、甚至过夜，他们的连长和士兵，同我们的基地的干部，战士有说有笑。

第一支队的基地和单容利八的联络站，大约是在1967年4月间全部放弃，转入边界森林地带活动，与印尼的统战关系就结束了，第一支队就进入了反对马印联合围剿的军事斗争阶段。

七、第一支队的粮食和交通问题

第一支队，虽然是一支小队伍，解决粮食物资供应问题较为容易，但面对马印长时间的联合军事围剿，必然会遇到粮食物资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的部队根本无法在边区生存立足，更谈不上要在边区壮大队伍。这是一个极其严重，极其迫切，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干部战士不能没有饭吃(能充饥的食物)，不能总是空着肚子喊战斗，喊坚持边区武装斗争，没有东西好吃是要饿死人的。为此，第一支队的干部战士，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付出了极大的精力，花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有时甚至有的同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不是只有一支队面对的问题，相信，凡是在边区森林坚持武装斗争的部队，都要面对的实际困难问题。

在第一支队还同印尼外交部苏派的军队保持统战关系时期,他们起初会供应一部分的粮食(主要是米)和弹药，较后期就没有供应。由于我们能公开活动，故不足的一部分，一方面可在单容利八联络站，利用水路下达士古拉小市镇(有华人经商和居住)采购(主要是米、油、盐和药品);另一方面，通过自己劳动生产，种稻，种木薯、种番薯和蔬菜等以及打猎、捕捉解决。因此，部队的吃饭问题，基本上能够解决。

在印尼抗马的有利形势下，部队还不能做到丰衣食足，生活水平不如国内普通群众生活水平而是比他们艰苦得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经济困难;二、交通运输困难;三、刚到一个新的、不熟悉的民族地区立足活动;四、是一支刚建立而各方面经验不足的年轻队伍等等。

例如经济问题：西部部队领导上没有定期拨款给第一支队，当时西部部队政委拨给第一支政委的现款仅有数百元。这种情况，解决的办法，要靠第一支队自己筹款。交通是一个大难题，第一支基地到单容利八交通联络站要花整十个小时的山路和水路:而单容利八到士古拉小市镇也要花费整天的水路行程。这是指公开正常的情况。如果是在围剿时期，那就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要在民族区解决粮食问题，也成大难题，他们的生活贫困，米粮生产不足，他们不足的和缺乏的物品，也同样到远地购买。

为解决经济困难，交通运输困难,为改善部队的生活条件,就发动干部战士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进行劳动生产。当时开了几块芭地种木薯、番薯、稻、蔬菜等,派战士们狩猎、捕捉。后来还砍伐较大块的原始森林，准备做稻芭，因马印发动联合军事围剿行动而放弃了种稻计划。经过干部、战士一段时间的努力，确实生产出大量的木薯、番薯等粮食，为部队解决了大量的粮食，减少了部队的经济开支，减少长途运粮的负重，生活上也得到一定的改善。

部队为了节省米粮，煮饭经常是渗了三分二或一半的番薯、木薯。逢年过节时，才全部煮白米饭，如猎获山猪等，就吃得丰富些。

马印联合围剿时期，队伍全部转移撤进森林里活动，劳动生产停止，芭场遭印尼兵破坏。达雅甘榜有印尼兵驻守，部队将只能吃储藏的粮食，但很有限，不能维持长久。因此，在这样的时期，部队的生活过得很艰苦，又很动荡不安，随着而来的逐渐地陷入严重缺粮状况。为着解决吃饭问题，经常大伤脑筋，甚至有的战士，因此而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

芭场遭到破坏，印军长期驻守甘榜，要通过民族兄弟帮助解决粮食，困难重重，危险性极大。初期部队还能秘密地联络上以前被安排回甘榜的民族队员和积极支持部队的民族兄弟，并通过他们了解印尼兵的活动情况以及解决一小部分的粮食。后期因民族队员和积极支持我们的民族兄弟遭到印尼兵残酷的镇压和迫害,印尼兵也限制甘榜的民族兄弟出入，不准他们到稻芭去(靠近森林边缘的)。同时又是长期驻守不撤跑，加强监视等。这种情况要联络民族兄弟不仅面对许多困难，危险性也大。这里指的危险性大，其中有由于印尼兵残酷镇压和迫害甘榜的民族结果引起群众的分化，有些变坏了有些害怕了。

芭场被印尼兵破坏了，能解决粮食的木薯，所剩无几，根本无法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再加上印尼兵经常埋伏在芭场周围，防备我们的部队倒回去找寻粮食，因此芭场也变为一个危险的陷阱。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我们的干部和战士不能坐以待毙，只有积极创设条件，开辟新的交通线，打通到单容利八由曾广平(彭瑞清)同志负责建立的地下交通站(大约在1964年尾建立)。从这里解决部分部队的粮食问题。交通站的群众约在1967年尾被印尼兵全部赶走，交通员只好撤走，转移到另外一个地点叫地地八班的地方建立运送粮食给部队。后来因交通员运粮给部队后，在归途路上,被印尼兵在船上搜到带有部队的信件，收音机等物品，四人全部被捕，因而影响这一地点的暴露不能再使用。部队派二位同志化装成普通群众到印尼后方，联络上曾广平。商定开辟印尼海边的交通线，利用内河与公海进行海上运输粮食，这种运输法，实在是艰苦和困难得很，同时双方约定的地点和时间都要准时无误，船只只能在夜晚靠岸，上完货物，马上离开岸边驶进公海返航，使用的是小帆船。

第一支队能在缺粮、缺物资、缺经济的时期，还能够解决这些涉及部队存亡的严重问题，曾广平以及其所负责下的同志，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所建的地下交通站,起了极大的作用。他们还不分日夜，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积极筹款、采购货物，一次又一次的避开印军的监视和封锁线。那粮食物资一批又一批的运到交通站或森林的边缘区，才由我们的部队运进深山老林储藏起来,这些为部队的存亡所作出的革命精神永远令人敬佩。他们为革命立下的功绩是谁也忘不了。

总之，第一支队的经济和粮食来源是困难的，前期是印尼抗马时期，第一支队的粮食基本上能够解决;随着斗争的持久，马印双方长时间的发动军事围剿，民族各自遭到严重破坏，失去了与他们联系，加上后来黄纪晓带着一批火焰山部队成员到来，部队人数增加等，逐渐地，第一支队的粮食陷入困境。所以后期只得适当减粮，白糖断绝，药品奇缺，干部和战士穿着补丁加补丁，原衣难见的旧军装。虽然还不至于长时间断粮，但有时没饭吃，是平常的事，不足为奇。可见生活和斗争得很辛苦。但基于干部和战士基本上还能团结合作，方能把北加的革命武装斗争继续坚持下去。

八、第一支队的民族工作

第一支队要在印尼民族地区立足，要坚持武装斗争，要壮大和发展部队，就一定要开展民族工作，就要同民族搞好关系，就一定要得到他们的同情、支持和帮助，否则我们的部队根本无法想要在边区民族地区立足。因此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和第一支队到边区活动和建立基地时，就立刻开展民族工作。但是，在当时,开展边区民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是什么?它与国内开展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方法和形式有什么不同?区别在那里?例如：究竟是要发动边区(指印方)的民族直接参与北加的革命?还是只争取他们同情、支持和帮助?这一系列问题是还没有完全清楚和明确解决的问题。这就直接影响到民族工作开展的效果。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原本搞民族工作的同志调去第三支队后,就由第一支队内重新挑选出几位同志，由何士曼亲自负责领导他们开展基地附近的甘榜民族工作。

由于多数同志都不曾搞过民族工作，缺乏经验，语言不通,对民族的风俗习惯也不了解，真的是困难不少。为了搞好民族工作，首先就积极学习民族语言，同时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进而了解和熟悉他们的生活、民情和民俗等。

边区的民族甘榜大大小小有数十座，有些甘榜有印军驻守,部队不便去开展活动，仅选开展基地附近甘榜。如巴都依淡、单容、沙哇、加翁、廉、巴当亚奕等。这些甘榜分散在边区地带，有长屋，有分散住家，甘榜路程距离半小时，一小时至数小时以上不等。当时部队的重点选择巴都依淡，单容两座甘榜，其他的甘榜根据情况和实际需要不定时的去作宣传工作，同他们保持联络和搞好关系。

边区民族大多数过着非常贫困而又简单的自然生活，全靠刀耕火种，风调雨顺的年就是丰收年，年粮足够或有余。碰到天灾人祸时，一年的日子难于渡过，要靠种木薯、玉米、南瓜等杂菜以渡难关。食油奇缺，连基本上每天要吃的食盐有时也断绝;加上他们不懂卫生或不注重卫生，体质弱，疾病多，又不懂得医药治疗，相信神鬼，用“鲁坤”治病，求平安，造成他们生活贫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它是一个远离城镇，偏远落后的山间地区，交通极其不便，走的只能容一人行走的山间小路，行的只能撑小船的小河流，是印尼政府还没有发展和管制松懈的贫穷边区。他们所生产的主要是自食的稻米和杂粮，几乎没有经济作物的生产可供交换和买卖。生产工具落后，使用的是巴冷刀和斧头等。

面对着如此的边区民族兄弟，应如何开展工作呢?当时的作法是：向他们宣传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性质，组织纪律，斗争对象，粉碎“马来西亚”，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等等。争取他们的同情、支持和帮助我们的部队。除了做宣传教育工作之外，严格要求搞民族工作的同志遵守和执行部队的组织纪律，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要倾听群众的意见，要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要了解和注重他们的风俗习惯。

在具体的工作上，如他们农忙季节时，同志们帮助他们砍芭，种稻和收割;有伤、病痛和急病时，及时派医务人员去帮助医伤治病，还免费送药品。有时他们也会到部队基地找医务人员治病，我们也教育他们要注重卫生清洁工作。有山猪、鹿等野兽破坏他们的农作物时，帮助狩猎，猎获野兽，与他们共同分享，不占为己有。由于部队战士的一举一动都表现是关心他们的利益,维护他们的利益，毫无损害他们的利益，部队战士与他们同劳动，同甘共苦，同他们深切交谈往来，有困难时互相关心和帮助，完全没有旧军阀主义的作风，因此，深得他们的尊敬和爱戴。

民族兄弟经过宣传教育，以及亲眼目睹我们部队是一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部队，所以我们的部队到周围附近的甘榜去开展工作活动,他们都会支持和欢迎，并希望能经常到他们的甘榜去。在工作重点的巴都点的巴都依淡和单容甘榜，部队安排数位同志长住在民族兄弟的家里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有的同志还认了达雅为父母亲，其关系更为密切。这些工作同志，每一、二星期都定期回部队商量和研究工作的进展。在工作中，同志们不但要搞好同民族兄弟的关系，还要争取教育甘榜头，同他搞好关系，有了甘榜头的同情和支持，在甘榜内展开工作就容易和顺利多了。由于我们部队同民族兄弟的关系密切和良好，每逢年节时他们都会请部队战士到他们的家过年(丰收年);平时有的民族兄弟经常会送些米、糖、树糖、烟丝、菜类等给搞民族工作的同志和医务人员;部队所建立基地的地方，种木薯、番薯、稻等的芭场是民族兄弟借给的;部队所砍伐的原始森林，准备种山稻的芭场也是甘榜头同意和答应的，由熟悉地形的民族兄弟找给部队的;砍伐树的斧头等工具是他们借给战士们使用等等。总之，部队当时能在边区顺利立足，开展工作，劳动生产，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是非常重要的，否则，面对重重的困难是难于克服的。

第一支队在当时没有用组织的形式把他们有效的组织起来,这是很大的缺点。原因是：一、缺乏经验;二、领导上没有明确的搞边区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三、缺乏民族工作、民族问题的理论指导。

在这里，还应提到的是巴都依淡等甘榜有不少的年轻人想参加我们的部队，当时考虑到我们的部队没有带民族队员的经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顾虑这些想参加部队的民族青年能过部队有组织纪律和艰苦奋斗的严格生活吗?因此不敢大胆放手吸收他们，仅仅吸收三位试验，等以后慢些时间依情况才另做决定。后来这三位民族战士在部队中的表现还好。

在马印联合围剿初期，部队还能同甘榜的民族群众保持联络，他们还会秘密的支持和帮助部队做些工作，如提供印尼兵的活动情况，帮助购买一些粮食或送给部队一些粮食等。后来由于印尼兵长期驻守在甘榜中特别是巴都依淡，单容甘榜，并残暴的镇压、迫害、逮捕、审问、毒打同我们部队有密切来往的民族兄弟。因民族群众受不了印尼兵的迫害，有些分化变质而出卖自己的队员，并限制民族群众到森林边缘的稻芭等。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继续到甘榜去活动和联络是不妥的;另一方面也很难联络到他们，同时危险性很大，故此，部队要解决粮食的难题，另打通到单容利八的交通线。

后因印尼兵袭击部队发生战斗事件，部队的战士被单容副甘榜头杀害的事件，以及部队到离甘榜更远的边区森林地带去，就逐渐地放弃甘榜的民族工作。

九、第一支队的战斗和伤亡事件

第一支队成立后，同印尼军队搞统战共同抗马时期，第一支队

曾经应边区驻守的印尼军队(西加民族部队)的要求，派一小队战士与印尼军队一起开赴马印边界接近马方比滑军事基地,当时只有印尼军队过界同英马军队发生战斗，我们部队的小队同一部分印尼军队留在边界守候没有直接加入战斗。战斗结束，同印尼军队一起撤回印尼基地，随后返回部队。在整个印尼抗马时期，第一支队不曾自己主动出击英马军，因此无伤亡事件。

马印军事联合围剿时期，第一支队也不曾主动出击印尼兵、英马军，但曾被印尼兵袭击和遭到英马的埋伏而展开激烈的战斗。

在1967年5月22日，一大批印尼兵袭击第一支队在边界森林石洞的驻地(可能是痕迹的暴露)。当时印尼兵摸到石洞很近,留在石洞的第一支队干部战士才发觉，但因石洞没有后撤的出口洞，洞口被敌军的火力封锁，只好坚守在石洞中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在战斗中，有的同志要冲出石洞口而壮烈牺牲，也有的同志确实在敌人枪声稍停的一瞬间，而幸运的英勇冲出洞口，但多数的同志顽强地坚持同敌军战斗一个小时以上，直坚持到傍晚天色变黑，乘着视线不清撤退出去，摸黑在附近不远的地方隐蔽，等到第二天，天刚蒙亮时，一起撤退到预先约定的联络地点集合而后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在这次事件中牺牲了陈钢(真名：陈亚旭)，赖永石同志,有个别同志受轻伤，敌人伤亡不详。

在1967年时第一支队派一小队进入伦乐县内执行任务,他们在回归的途中，在伦乐县的加丁山的森林里，因英马军在山岭上预先布好埋伏，我军小队不察，在行军上岭进入敌人的埋伏圈内被敌军开枪扫射，我军的一小队战士在苏哈里小队长的带领和指挥下，英勇的还击敌人，双方展开激战。我军战士临危无畏，顽强奋战，终因敌众我寡，处在不利的地形，被动挨打，数位战士和队长在战火中英勇牺牲。虽然有些战士当时能够撤离战斗现场,甚至远离现场，联络到群众数天后，但在敌人增兵继续搜山追剿的情况下，相续同敌人驳火而牺牲了。在这次事件，整个过程中,我军战士，没有一个投降，直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为北加的革命武装斗争献出了宝贵的年轻的生命,不愧是北加人民的好战士!

在这次中埋伏牺牲的同志有苏哈里、郑勇、张强、陈剑波、彭新顺、张志刚、邱马证、苏慷慨、蔡少雷等，只有陈丹群一人在战斗中脱险，回到部队中。

1969年初，黄纪晓带领剩下的火焰山部队的干部战士顺利转移到第一支后，黄纪晓等同第一支个别战士在一起时，有一次扎营地也曾被印尼兵袭击，但全部同志都撤离，没有同志牺牲。

这里要写的一件事是变质的达雅(据说是单容的副甘榜头)杀害我部队战士，这次事件是发生在黄纪晓等到第一支队以后的事。当时由陈丹群带张小龙和一位火焰山部队的战士，名字叫亚狗的，一同到单容甘榜附近的一座“朗莪”(园地小屋子)联络群众，刚好是联络到已变质的达雅，当时同志们都不知道，以为他们同从前一样同情和支持部队。这些坏达雅假殷勤的煮些木薯给陈丹群他们，就乘陈丹群他们毫无疑心戒备的情况下，就假装玩玩陈丹群的枪时，并马上顺手开枪杀害陈丹群，亚狗来不及跑也被杀害，只有张小龙马上及时跳进土坑安全跑脱，没有被杀害。

十、黄纪晓从火焰山转移到第一支队

在1967年时，黄纪晓同印尼共产党西加省委书记亥鲁联合组织了火焰山部队，建基地在火焰山(自己取名)的森林里，距离双空约三天的路程。部队建立后，主要在火焰山和华莪等地区活动。火焰山部队在7月间主动出击打华莪的空军飞机场，缴获大批武器和弹药，装备了火焰山部队。但随后印尼方面调派大批的精锐的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对华莪、双空地区展开长时间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火焰山这支刚建立而年轻的部队，就面临着严重军事考验，当时火焰山部队不仅面对着印尼兵的军事进攻，初期还要负起保护撤进森林中的华莪地区的群众。随着斗争的持久，伤亡事件增多,弹药逐渐减少，粮食也越来越困难,斗争日益艰苦。这期间，黄纪晓派去石隆门地方联络的一小组战士，一直没有照约定的时间内返回部队。如此情况下，黄纪晓只得先带领一批干部和战士在1969年初从火焰山地区沿着印马边界地带向第一支活动地区的方向转移，终于联络上第一支队。剩下仍留在火焰山的队员，也先后接到第一支队。

黄纪晓带领火焰山部队转移到第一支队后，印尼兵也加紧对第一支队的军事行动。印尼兵加紧对付第一支队，有可能是他们估计黄纪晓等转移到第一支队，其原因：从火焰山地区到第一支队，路途遥远，除了要走森林地区，也要避开许多的民族甘榜,越过民族地区，如他们的稻芭，木薯园等;加上队伍粮食不足，在路途经过达雅的木薯园时，虽然有选择地点和注意技巧和拔些木薯解决粮食问题，但暴露的可能性也很大。上述这些都可能造成军事上的某些暴露，另外上文中有提到黄纪晓的扎营地点被印尼兵袭击的事件，那次被袭击时印尼兵有可能拿到有关黄纪晓的一些物件。

黄纪晓等到一支队后，除了要面对印尼兵的搜索和进攻的军事行动外，也要面对着解决粮食困难的问题。这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支队原本是面对着的，但此时就更显得困难和严重些。在面对这种情况下，何士曼同第一支队的一些战士与黄纪晓等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是组织手续，组织关系问题没有处理;再来，黄纪晓带火焰山部队到第一支队，何士曼同第一支队的战士们感到突然，事前并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通知，故不知情(当时黄纪晓同林和贵也失去联络)。虽然彼此之间不是很和谐协调，但是面对严重的军事斗争和局面，基本上还是能团结合作共同对敌。

为解决部队面对着的许多困难,当时除了派同志去印尼后方同搞地下工作和秘密交通站的曾广平联络以解决较多的粮食物资供应部队外;另一方面派同志进入伦乐县联络搞地下工作的同志。这两方面的联络工作，虽然碰到不少困难，但基本上还是顺利。

李江同志等克服困难，深入伦乐县联络上地方的革命群众,顺利地同搞地方工作的同志联络上(林和贵等在1968年6月间回国,在海口区建立了地下领导中心，重整第一省省内的工作，后来派出干部同志到伦乐县从新开展工作)，并通过他们转达信件到海口区的地下领导中心。后来，海口区地下领导中心派同志安排船只并同黄纪晓等约好下船的地点、时间和信号等，顺利地把黄纪晓等从A字的记号的海边接回海口区地下领导中心。

黄纪晓等回国后，领导上决定把第一支队和火焰山部队干部所剩下的队员要他们通过水路，接回海口区地下领导中心，同时也接回在印尼搞地下工作的曾广平等，以及一批要参加北加革命部队的西加男女青年。

在海口区地下领导中心时，领导上决定成立了北加人民游击队，并发表了由政委刘文广(林和贵)、司令黄汉(黄纪晓)签名的北加人民游击队成立宣言。从那一天起，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就结束了该段特定的历史使命，其剩下的干部和战士参加了北加人民游击队，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十一、第一支队成员使用的枪械，牺牲成员等名单

(一)第一支队剩下的成员回国后，参加北加人民游击队的名单：

1.  何士曼(SM) 2.  拉  南(ST) 3.  杨大全(LE)

4.  董存华(LE) 5.  田光海(XX) 6.  杨小杨(LE)

7.  沈永强(LE) 8.  刘汉平(LE) 9.  杨思枚(ST)

10.哥  尼(LE)  11.刘吉茂(LE)  12.邓亚汉(ST)

13.刘宴文(LE)  14.苏英乡(LE)  15.马少英(XX)

16.张小龙(ST)  17.廖建生(LE)  18.张砂华(ST)

(二)第一支队牺牲成员名单

1.  陈松林(LE)(66年上果树跌死)

2.  苏哈里(ST)(67.3.30)

3.  邱马证(ST)(67年)

4.  陈剑波(ST)(67.3.30)

5.  李健强(LE)(            )

6.  苏慷慨(ST)(67.3.30)

7.  张  强(LE)(67.3.30)

8.  张志刚(LE)(67.3.30)

9.  郑  勇(LE)(67.3.30)

10.陈  岗(ST) (67.5.22)

11.赖永石       (67.5.22)

12.蔡少雷(ST) (67.3.30)

(三)安排回甘榜的民族队员三位：

1. 亚林(大马枪)    2. XXX(小马枪) 3.xxx(LE)

(四)逃跑二人：在印尼投降

1. 周海明(LE)  2. 赖明和(LE)

第四节引自《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的简述》作者曾佩雄

第五节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

一、第二支队建立前的工作情况

二支队的领导核心干部，基本上是来自第一省内巴达旺地区和打必禄地区的民族工作干部。他们从开辟通往印尼西加中部边区的交通道开始，就一直奋战在这一片荒山野岭、环境险恶的地带，走过一段崎岖坎坷的途程。

甲、开辟交通线

1961年，砂盟在大发展组织的基础上，调派了工农学运和政党内的一部分干部到第一省内各个民族甘榜、长屋去搞民族工作。其由有坚民同志具体负责的巴达旺区和打必禄区，就有陈伟玉、杨小扬、梁阿明等优秀干部。他们日以继夜，艰苦奋斗，走遍了他们负责下地区的甘榜，不但熟悉了一大片地带的地形、地势，也普遍深得达雅同胞的拥护和支持。

1962年底，为了配合“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需要，砂盟决定在这个地带开辟二条交通线直通印尼西加边区的士加央河地带。以24哩木瓜山为起点，一条沿巴达旺路经安拨梯头，士必斯达印尼边界的甘榜士加央;另一路则经打必禄区直达边区的顺达斯、思得港。二条交通线均沿河下须行到华人店区巴莱加拉岸，始的安排经上猴到坤甸。

接到任务后，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得助于平时工作的成果，很快就完成任务，打通二处交通线。

1963年初叶存厚、杨柱中等人就是由陈伟玉，杨小扬从巴达旺一线带到印尼边区的士加央甘榜;同年6月间罗平(沈智威)等一批一百多人的参军队伍就是由梁阿明从木瓜山带到打必禄，再结合交通员刘振华几个人带到顺达斯，再由陈伟玉带到巴莱加拉岸，最后由杨柱中安排经上猴到坤甸。此后，继续有人从此线到印尼参军。

开辟交通线并不是如同漫步走路那般轻松写意，而是要经受各个方面的严酷考验，才能完成任务的。

想当年，同志们饮食不足，忍饥挨饿，风吹雨打。越高山涉急滩，穿梭在敌营间……，心底里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完成任务!”就是这一个信念，就是这一股革命气节，造就了我们队伍中的革命英雄。

1963年底，一向体格硬朗的陈伟玉同志，由于长时间的不断工作，病了。他笔直的躺在床上，双眼凝视上方，微微抖动双唇，无声，他要说什么?没人懂。一天，两天……，他面黄骨瘦，胸膛肿胀的鼓起，手足亦青黄浮肿，视之心疼。站在边沿的同志，鼻酸泪下，以颤抖的双手，拉上盖布遮上他的脸，陈伟玉同志牺牲了，葬于巴莱华人公琢。

1964年初，韩碧峰同志还经常出入在打必禄与顺达斯间的工作地区。那里(边区)敌人重兵驻守，古加兵还常越界巡逻，企图袭击我们的人。尽管如此，同志们还是坚决执行交通线的任务(打必禄一线除了接应参军的人员之外，也是两边领导传递讯息的要道)。三，四月间，碧峰同志就在打必禄边区被袭击而牺牲，次日才派人寻回尸首，葬于顺道斯甘榜后的一个山坡上。

路是人踏出来的，工作成效是用血汗换来的，同志们付出了代价。

乙、 开展民族工作

不论搞什么工作，也不论在那里搞工作，都必须紧密地联系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工作才能取得成绩，完成任务。

同志们在过去的工作中，在开辟交通线的始终都这样做了。在完成了交通线任务后要继续使用交通线，要在这地区立足，要创设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必备条件，更需要这样做。只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具体的，深入地搞好所在地区的民族工

作是迫在眉睫的急务了。

1963年底，杨小扬、梁阿明便着重搞甘榜士加央的工作。而甘

榜顺达斯则由韩碧峰，刘少康，强立，阿乱，阿斋，灭帝，黄安，田森等人，陈伟玉直驱巴莱加拉岸。

1.   开展边区民族工作面对的问题

(a)    当时国内边区甘榜敌人重兵驻防。从巴达旺、士必斯、阿达斯至打必禄到处建兵营，控制甘榜人，追捕可疑人士，还经常越界过印境干扰，夜里不停炸边界地区，笼罩一片恐怖气息。

(b)    印尼一方的抗马行动，一方面方便与我们开展各方面的工作，但印尼人员的实际行动也增添许多麻烦给我们。

(c)    当时印尼边界甘榜，除顺达斯以下(士加央河下游)的甘榜，常与打必禄和印境的巴莱保持联系和购物等关系，算是比较开通，女的围沙龙，男着简便衣物，也较善待外人;往上游走从芒高起，经恩加马、苏鲁、巴拉巴珊、士加央、西德至波、色奴都等则处于半原始状态，特别是近“双公”周围的甘榜。他们衣不遮体，不卫生多病，长期缺粮，存有“恐外”(外来者)思想，实处野蛮状况。尤以南面的甘榜山巴冬，竟然在树上筑巢，无衣物，睡在火灰堆里。我们上前打招呼，他则横摆着脸不着声、不睬你。

(d)    我们的同志，有理想，有决心，满怀热诚，一心一意想做好工作，完成任务。但面对新的环境，新的问题和新的困难要搞好工作，谈何容易。除了部分打必禄土生土长的工作者之外，其他同志都面对语言不通问题，衣食住等生活问题，一百巴仙要靠自己解决(从始至终这里的第二支队同志从来没有得到领导上任何一分钱的资助或物质供应)，而砂拉越的革命者要到印尼边区搞民族工作，又是处于武装斗争的环境里，也是一个新课题，……。总之，人生地不熟，新环境里的困难险阻与在国内时截然不同，只有包必死的决心才敢于向前，敢于战斗。

2.  干部的调配

1963年底至64年初，砂盟先后调派部分干部加强印尼境内的边区民族工作。1964年初成立的“第一省南方民族工作委员会”就是国内民族工作的基础上，集合多一些干部力量，希望能够在短时间内把第一省从伦乐开始至西连的巴莱里吟的广阔边界地带(从印尼境内边区搞起)搞起来，利于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砂盟派张德文(沈友贵)去负责这个地区的工作，同时调派了刘天石、刘振雄、奇勇、百佳等加强干部力量。此外，也有一些可能由于过去的工作关系而为避过敌人的逮捕而到这个工作地区来的。故此时聚集在甘榜顺达斯的人数大约已有四十个人。实际上真实搞民族工作的只是其中的少数人。

张德文到地区后，成立了此地区的核心领导组，也从地理及工作方便为考量把工作区分成A处和B处，A与B各成立一个工作组，是以“0—即砂拉越先进青年会”的关系建立起来的。

张德文负责核心领导组，组员有：杨小扬、刘振雄、刘振华、赖百佳。工作组A处以刘振华为组长，组员是：百佳、阿乱、田维和;B处以杨小扬为组长，组员包括刘振雄、刘天石、黄奇勇。领导组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工作组则定每个月开一次会。

组织的工作系统调配停当后，进一步把所有人作适当的安排，分配。

A处计有刘振华、田维和、阿乱、强立、阿斋、阿巴、立群、高峰、小婷、田森、黄安、士能、小芳、小凤、芳龄、忠联、朱兰友、宋小芳、李莲芳、许素娥、杨志坚、赖百佳、利明、拉腊(后七人来往巴莱之间，兼搞统战)。

B除则由杨小扬、刘振雄、梁亚明、刘天石、砂孟、小青、灭帝、黄奇勇、阿祥、黄子处、宋梅青、蔡惠忠、邓有福、勇明、房孙和、张树康、李现清等。

3.   依靠群众，艰苦不懈地开展工作

经过整合组织后，同志们便全力投入紧张的工作中去了。

领导组的同志通过会议讨论研究，制定了工作计划，指出工作方向，和进行工作的方式，方法。

(1)    在印尼境内边区搞民族工作的目的是为“积极准备武装斗争”创设条件，因此，一刻也不能忘记：(a)务必把自己的队伍确实地武装起来;(b)必须熟悉地区的地理，地形，地势，掌握各个甘榜、长屋的交往联系;(c)坚持自力更生，重视劳动生产，预备粮食(研究试验地库存粮或地道的开掘);(d)进行军事训练和军事知识学习。

(2)    工作必须有中心、有重点地搞，创造典型，有点到面，推动全局。

(3)    时刻注意和掌握向国内(第一省)伸展的时机，使砂印边区形成一大片可以自由回旋的工作区。

(4)    积极主动配合搞好本地区与印尼西加十二军区的统战工作。

(5)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尽力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必不可缺的物质的采购和交换，减轻病痛的缠绕，提高生产力，搞好福利工作。

(6)    不断进行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7)    要善于发现群众中的积极骨干，加强培养，形成群众的核心力量，并做好必要的保密工作。

(8)    A处的工作以顺达斯甘榜为立足点和起点，从速向西南面的笨地地区的三个甘榜及西面的芒高甘榜进展，进而努力开发四面八方的地区;B处的工作以甘榜士加央为中心，并立即向色奴都，波和西德，苏卢进发，努力创造条件开展周边的甘榜工作，A,B二处的工作必须制定具体的工作计划，按时完成任务。

经过组织的调整和作了工作的部署后，同志们便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

4.工作成绩

从1963年底至1966年初，整整两个长年的时间里，同志们一直沉浸在繁重艰苦的工作中。他们手无寸铁还要提防敌军的袭击，他们没得到丝毫的经济资助却要在原始森林和山区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他们不通当地语言、风俗习惯，却要想方设法把处于半原始状态，衣不遮体，贫困多病的当地土著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和觉悟;困难多多，但吓不倒他们。他们坚信组织的领导、坚信正义的革命事业必然会取得胜利，抱着必死的决心，马不停蹄地奋斗。

敢于战斗，勇于不断地付出，终归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1) 基本上把活动地区的十几个甘榜搞起来，并在个别甘榜有了骨

干分子组织。从他们不太欢迎我们到和我们建立密切联系，供应情报、物资(主要是杂粮--木薯、玉蜀黍等)支援，特别是色双都甘榜群众主动献出一期稻谷收成的米粮(等同甘榜人每户的数量)等。

甘榜士加央有七位青少年组成积极分子小组，其中阿好曾在1969年初当政委受伤不能走动的危急时刻，勇敢的步行了几个昼夜去找部队的同志来背走政委。当时阿好才15岁左右，后来一直在支队中直至斯里阿曼。色双都还有5个成年人是部队的秘密队员，也是甘榜的地下工作组成员，其中甘榜头乌(Uh)和Bangang曾二度被捕，经受印军的严刑(用生木炭火烧额头、手、足加捆绑)，坚贞不屈，仍找上队伍，直到Uh再度被捕，惨遭杀害，光荣牺牲。甘榜Punti也有几位青年直接加入A处的部队。

(2) 同志们紧密依靠群众，坚持自力更生，勤俭节约，解决了自供自给，并有了少量的存粮。

借助甘榜色奴都群众的支援，在甘榜色奴都三十一户口中的二十几户家中，我们分存在每户谷仓平均有五百筒谷，合约一万筒谷以上。我们开拓了(先后)七个地库，存有十几瓮粗盐，少量食油和布匹。至于杂粮则藏在地面暗仓(少量，一般只供短期食用)。

同志们不断种植豆类、蔬菜、木薯等。也动员大量甘榜人，广泛地到处种木薯，我们可随意取用。

甘榜Serimbu的钟伯伯和伯母，大力支援部队，他们甚至交待面对困难时，随时可以去取他们的米粮。后来，两位老人家也被印军杀害。

(3) 经过不断地细腻地调查讨论，侦察巡逻，学习训练，民族工作

的主要干部基本上掌握了甘榜语言，通晓风俗习惯，了解他们之间的联系;其他干部和同志则对整个广阔的山区，山岭河川十分熟悉，可以不用地图和指南针来往自如，准确达到目的地。

(4)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B处的杨小扬同志在人手十分缺乏的情况下，还特意选派梁亚明和砂孟在UH配合下去开展双公区七个甘榜的工作，改变了当地群众恐外排外的思想，基本上表示欢迎我们的同志到他们的地区。为后来总部在双公区建立基地打下了基础。

当然，在工作中也存在着缺点和弱点。

(1) 领导干部存在着怕难、怕危险的个人主义思想，不敢向前跨进，安于搞有一点成绩的甘榜，止步不前;

(2) 领导上没有安排和布置边区与第一省的组织的直接联系关系，束缚了活动的自由开展，即使在非常需要与省内配合时也无从去争取和实现;

(3) 我们的干部在独立搞工作、解决困难的能力等方面还不强，也限制了工作的进展阔度和深度;

(4) 在相等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的工作者没有武装，群众把工作者视为到甘榜找生活的人，阻碍了工作的开展。

丙、开展与西加十二军区的统战工作

在开展边区民族工作的同时，砂盟指示必须利用印尼苏加诺政府抗马的有利条件，设法与第十二军区搞好统战工作。领导上也派了个别搞统战的干部由张德文同志负责去开展工作。

当时，只知道第十二军区司令利奥古都准将有意同我们的人建立“联合边防志愿军”(他们称为“Kpos”)。此外，一无所知，也毫

无联系的关系。

有关的负责同志商讨之后，便主动积极地与巴莱加拉岸和上喉(Sangou)的军人联络，以便进一步与十二军区司令搞好关系。

1964年初，联络了上喉的军部负责人：一位少尉(Letnan)和一位上尉(Captain)。他们告知第十二军区确实有意在巴莱一带与我们的人组织联合边防志愿军，但无指定负责人;也告知军区司令利奥古都准将亲身到该区视察并亲身解决处理这个问题。

三、四月趁经上喉之便，赖、张再度联络少尉，答应他在家训练(听口令和操练)我们几个民族工作干部，借以进一步了解军区的动静。

1964年中，军区准将到访巴来，恩德刚(有直升机场)，在顺达甘榜过夜。负责人动员民族工作者热情相待，并礼貌的送上准备好的一点礼物。准将若有所思，表示将再次来访，多住些时日。次日，赖、张随准将经上喉返伸甸，途中准将表示要带张到坤甸军部。

到了第十二军区司令部，准将要求张随他到南加的各达邦(Ketapan)(是他定期巡视之务)。前后过了整十天，只要有时机就主动与他交谈，提出一些问题或要求，他虽是严谨不多言，但只要顺其意还可谈。

约在七、八月间，准将再次到巴莱区，在甘榜芒高住了几天，主要由赖与他接触，提出问题和要求。在那几天里，他见到了我们和甘榜群众热情相待，尊重有佳，十分满意。往后便一直由赖与他联络，包括他属下的有关人员。

1964年底，准将答应配给武器、弹药、粮食和电台(设在巴莱加拉岸)等支援我们，直到1965年同志们才正式得到。

1. 武器：四架连型轻机关，汤姆斯枪一支，手枪两支，卡宾枪两支，LE莱佛抢和Sten轻冲锋枪约一百多支;地雷，炸药，子弹较多。

2.少量的食油，糖，急救包，背包，匕首，军鞋等(本来是答应如同正规军的配合供给约一连的给养，看来是被中途载去)。

3.电台设于巴莱，装好后于1965年中试播，据打必禄一带的群众告知，收听率良好，向领导人报告后，由领导上处理。

4.现金越币一万元(随即悉数交给领导人林和贵收)。

能有这样的成绩，确实得来不易。当地的同志们全副武装起来

了，成了一支武装民族工作队，积极性加强了，工作也比较方

便开展。特别是甘榜群众，也得到极大的鼓励，对我们的人亲

近得多了。

二、建立第二支队的前期及艰苦过程

1965年11月，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总部暨第三支队建立后，将

原来在阿桑山建成的部队编为第一支队，并将原来在士加央河地带活动的民族工作队改编成第二支队。

总部委定第二支队指挥部成员如下：

司令 - 赖百佳(温国鸿)   政委 - 张德文(沈友贵)

副 - 杨小扬(杨贤华)      委员 - 刘振华、刘震雄

接受了总部的指令后，张德文同志返回工作区召集了预定的指挥部成员开会，讨论建立第二支队事宜，探讨边区的形势(主要涉及二支队范围)以及二支队的工作部署。

经过认真地研究和讨论后，会议参与者取得了一致的共识，并做出相应的部署和决定。

会议指出，当前边区的形势最主要方面是印尼反动军事将领篡夺了印尼政权，实现残暴的军权统治，全面追剿印共及其领导下的进步势力，并必将改变抗马的国策成为联马一致对付我北加人民武装，迫使我军在印尼边区立不住脚。因此，一场严酷的“围剿”(马印联合，双边夹击)与反“围剿”的斗争即将到来。

与此同时，我二支原来与第十二军区的统战关系也必在大逆流影响下宣告结束，并变联合为对抗。

我们在印尼边区的民族工作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一般上十几座长屋达雅群众，除了少部分外，都支持我们部队，其中也有少数中坚分子协力为我们工作，支援部队，甚至要求参加我们的部队。但是基础是薄弱的，从一个处于半原始状态，文化低，几乎与世隔绝的民族，怎可能在一、二年的工作后要求他们做到坚贞不屈，为革命献身。

我们即将建立的第二支队，可以说都是好同志，相信组织的领导，充满革命豪情，耐劳吃苦。然而，认真来说，政治认识，觉悟水平和工作能力还是差的。全支队上下，几乎完全没有军事斗争经验，战略战术水平极差，战斗力弱。在全队62人中，勉强能参加战斗的人数只有半数。病弱和女同志站了相当的数目。粮食短缺，完全没有外来的支援，活动区域也狭小。我们的武器装备是已被淘汰的旧式轻型冲锋枪和步枪，弹药有限，可以说处于非常严重的弱势。

从上述情势可预估，印尼反动军事集团必将对我军进行“围剿”，残暴迫害群众。群众在敌人的威迫利诱下而无可奈何地屈服，也可能反转头来对付我们。我们的军力难以击垮强大的敌军，没有能力打歼灭战，消耗战只会拉跨自己不能多打。倘若敌军进驻甘榜，控制群众，我们又无能保护他们，将迫使我们非常孤立，几近寸步难行，局面将是非常严酷的。

我们唯一可以寄望的事，希望在砂盟和部队总部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致，发挥革命者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打出一条出路，保存我军的有生力量。

会议决定：(一)十二月中旬正式把第二支队建立起来。分成五个小队，各小队设正、副队长各一人;(二)随支队的建立，立即进行二周的政治和军事训练(有紧迫任务者外，争取尽可能多人参加)。政治课由张德文同志负责，军事技术训练由黄德辉同志主要负责;(三)抢时间做好粮食存备工作，抢种短期可收成的杂粮(主要是豆类);(四)加强群众工作，甘榜的骨干布好秘密联系办法，提高他们对敌人残暴性的认识;(五)对活动区进行周详的侦查，以利转移和回旋;(六)出版支队刊物“战斗报”，加强队伍的思想教育(由杨小扬同志负责)。会议还决定，A,B处的负责人在必要和适当的条件下应对调地区活动(队员可以不调或少调)以利负责人了解和掌握全地区的情况，利于今后的斗争。

第二支队于1965年12月中旬宣告成立。总人数约是62人，按总部的训令，可安排一小队(12个人)到总部去参加军训，以加强二支的战斗力。大约过了一个月，只派回两个人(即黄德辉和黄威廉)，而且他们携佩去的二门轻机关枪(链型机关)也被留在总部而换回两支(sten)轻冲锋枪。

二支队建立后，即刻按会议决定，紧张的投入各项工作中。

1. 政治、军事训练如期进行，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2. 民族工作进一步加强了，除了原有甘榜的工作外，也积极向周围地区的甘榜进行了解、联系和宣传;

3. 检查安排好在甘榜色奴都收获的稻谷，还开辟二处种植赤豆和花生等豆类的耕地，工作顺利，收成可望;油、盐等也尽力收集和存藏(委不同组合的个别人，在负责任的参与下，挖掘地库);

4. 为了便于在敌我军力悬殊的情况下与敌回旋，负责同志亲自随侦查组的同志进行了整个地区相当周详的探索，几乎跑遍了工作区的南北东西。

1966年一开始，印正规军(Siliwange)已开始调驻Balaikalangan与甘榜Suntas。三、四月间张德文同志为了与A处负责人会晤，面商一些问题，特请士加央甘榜群众撑长舟往Kpg.Suntas，路过Kpg.Manka时，印军人一直注视着，并忽忙用“挂尾长舟”往下游去。此情似有蹊跷可疑，张同志便改道不往Suntas，而在对岸去找刘、赖等人，吩咐撑船群众调转回Sekajan。后来得知印军在查问张的下落，准备对付。

张同志与刘、赖二同志开会时，报告情况经过，大家认为，统

战的同志应及时退撤，与A处的同志配合工作，并设法通过打秘禄一线了解省内情况和尽可能打通到东部的交通道(二省边区)。还要求尽力向punti的西南方发展，熟悉地形兼搞群众，利于A，B处的会合。

约在四月间，张同志到总部参加反“围刮”斗争扩大会议。回二支后详细的与同志们分析反“围刮”斗争的准备工作，要求大家做好战斗准备，覆行钳制敌军的义务。

同志们分头抓紧时间加强各方面的工作，精细布置与群众在紧急时期的联系方法，寻找必要时转移的方向、建营地的有利地点，筑战壕，收藏粮食，还抢时间多种赤豆、花生，扩大木薯种植范围。

大约到了8、9月间，已届豆类产期已足之时，趁敌未到之际，准备抢收。

经过向群众了解后，得知甘榜中(上游地带)尚未有印军驻扎，还在豆芭四周作了侦察。于是，经过调集人力，选出较能战斗的同志负责站岗，作了战斗准备。在一个晴朗的早上出发，预定用一天的时间，收割完二个地点的赤豆和花生，先藏在附近地区，再作转移收妥。

张同志带病也随队出发，到了第一个豆芭，他亲自布置了岗

哨，分配工作，调动人力，要求同志们抓紧时间，加速完成第一道抢收工作。大约费了二个小时，完成了任务。这是已近中午，收队后用过中餐，准备到第二个地点工作，张因病由警卫带回营地，队伍托刘振雄，黄德辉指挥。

到了第二个地点(花生芭)已近下午二时，布好岗哨同志们又投入了紧张的抢收工作中。眼看工作将完成，突然间，密集的机枪声响起。张同志与其警卫也赶到了现场。查问了解，得知守正面山头的岗哨(敌人的来路)睡着了，他们的枪也丢了，人翻滚下山跑了回来。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下(若岗哨不睡，必先见到敌人，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不能给敌人予有力地回击，虽然没有同志付出血的代价，也是一次严重的失败。

经过与甘榜群众的联系与调查后，得知敌军是一股约二、三十人的先头部队，他们是从甘榜芒高出发，从山路步行，不经甘榜，到达该处，偶然碰上我们的。由此可见，印军已逐渐聚集下游一带，准备往上游驻扎。

事件发生后，张同志赶去总部一趟，准备汇报此一事件的详情。

到达总部当天，首先遇到在营地山脚下的叶、杨二位领导同志，他们带了一大批战士在那里的榴莲山搜拾榴莲，见到张同志殷勤地以榴莲招待。张把事件前因后果作了报告，但两位领导人并未作任何表示，只是听了也就算了。张同志进一步登阶梯上营地，见到了林和贵同志，他听了报告，也只是轻轻地说声：“为什么会这样?”也沉静了下来。从整个接触的过程看来，不能不令人感到总部领导人间的矛盾趋向严重化，这将对西部人民武装带来严重的危害。此情此景，张同志只好即刻赶返第二支。

1967年2月，赖莲秀从第三支逃跑到二支来，他说了许多三支队的情况，包括举行“民主斗争大会”。他表示对总部和三支队的不满，自愿投到二支队来。张同志虽然对他擅自离队表示反对，并劝他倒回原来的支队，但，也考虑到他即不愿意，又表示要留在二支队，只得收容他留待观察(总部又没派人来联系)。严格规定他不得散播三支队的情况。一段时间后，他还是肆意破坏总部和三支队，严重影响了二支队的战士，接着他借运输的条件，逃跑投敌。

从1967年开始，印军逐日增多进驻士加央河上游。他们以士加央、色奴都为重点，每个甘榜约有一营的兵力，还配有住处不定的机动兵力，中游地区以芒高为中心，约有一、二连的人数。

敌军驻定后，就疯狂的展开活动。他们监视、控制群众，威迫他们供出我们的踪迹，人数和活动规律;他们偷、抢群众的家禽，还无耻调戏妇女，闹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群众先是怨恨，但没人能为他们出头，保护他们，久而久之便陷入惊恐，畏惧的状态。

当时色奴都有两位妇女被印侦察兵(8、9人)强奸，引起群众的极度不满，他们决定要报仇。甘榜中的骨干Uh和Bangan找上部队，负责人和他们讨论后，决定由甘榜人以狩猎之名引他们到预定地带再由部队设伏一举歼灭之。但，群众一直无法引他们出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Uh带领群众以“美人计”灌酒引他们到Palamang(达雅人在稻芭建的临时住处)去，成功的砍下九个禽兽的脑袋，然后移入山中深崖灭迹。

印军怀疑是我军灭其侦查小队，于是，侦查四处，重兵抄山，控制和胁迫群众，企图一举把我们消灭掉。

为了避开敌之锋芒，二支队日处的同志化整为零，一小队为单位(小队亦可再化小)分散活动。这样做，敌人既不能找到准确的目标，我方又便于联系群众或进行其他方面的工作，又便于解决粮食问题。A处的一小队则处于相对平静之态，也许活动范围小，人数少，又只在比较有基础的甘榜易于隐蔽的缘故。

此时，有一组B处的小队，在张同志指挥下，趁到Entuai和Serimbu一带联系群众，准备折转Babak山倒回工作地(也进行侦察，确定可用的地点)。在Serimbu钟老伯母告知，有一大股印军在约一周前从Ngaban和Sosok经此处入山，大约有成千人。此线可通达G.Babak山区，此处分散住有极落后的山巴董(Sampatong)人，居民均在树上绑建极小的茅舍，睡在火炉的灰粉中。预计印军准备包抄围剿，情势险恶。

1967年4月间，通过群众掌握到有一小股敌军会从Manka步行到坡，约有二、三十人。他们准备循人行山间小径走，途中必经一处弯度相当大的十多尺阔的大沟，两头弯曲处有一道以竹塔成的独木桥。而两旁则凸起山丘，隐蔽良好。

二支的几位负责人精细研究和讨论后，一致认为，反“围剿”斗争原则应立足在“打”字上，要敢打，在有利条件下歼敌之小股力量，挫其锐气，才有利于保存自己，因此，决定调动力量，准备打一次埋伏战。

经过进一步调查，部署，开动员会，精细掌握情况后，提先在敌人到来之前，一股三十多人的队伍在正付政委的指挥下出发了，准时顺利到达目的地，设好埋伏圈，只待敌人陷入罗网，即可一举歼灭之。但，不幸的是敌人即将来临之前，一位战士的枪走火，而且射向太空，巨响远传，为免反遭不测，队伍只好撤走，返回营地。

事后了解到敌军的确沿那条山间小径走，在听到枪声后，才改道走山林，并呼唤援兵一起到伏击点去，准备围攻我军。

此后敌人活动更频繁，而且每次出动的兵力，都在一连以上的人数。我方只要一出去活动，必逢遭遇，被袭击，其中有一次，我方趁夜深时去拔木薯也被攻击，幸好已作了充足的准备，才能迅速背了木薯安然撤走。

1967年中，第二支队指挥部召开会议，讨论当前的局势，提

出应对的方案。

张政委在会上指出：

1. 印军已经在我二支队活动范围四周进驻重兵。从东面的Suntas起始经Punti到南面的Serimbu，Sampatong再经Pol，Senutu到西面的Sedet向北面的Sekajan，Enkadok形成一个包围圈。重点甘榜的驻军均以营单位的兵力驻守，其他甘榜至少有一连的兵力。敌军驻守后，不停的活动搜索，寻找我们的踪迹，对我支队造成严重的威胁;敌军在甘榜，对群众进行威迫利诱，强迫群众供出我们的情况，控制群众不得供粮食给我们，利诱悬赏群众割下我们的人头;还限制它们不得远离甘榜，到稻芭工作必须在敌军的监视下一起去工作。真是无所用其计，企图置我于死地;

2. 群众在强敌的残暴镇压面前，看到我们不能保护他们而产生了害怕，退缩甚至讨好投敌，只有极少数中坚分子才敢于面对强敌继续和我们站在一起;

3. 支队本身，体弱多病和难以参加战斗的成员占了相当大的数目，真正能战斗的，严格挑选出来也不外乎三十几个人，装备差，战斗力弱，这是严重的弱点。此外，我们要取得粮食也十分困难和危险，即使深夜去找木薯也还被伏击。特别必须指出的事，总部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对同志们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出现了不少问题。我们三番四次设法联络总部却屡次失败，通往东部的交通线至今仍未进行开辟，而我们又没有与省内革命组织的联系关系，对国内情况一无所知……总之，局势对我二支队十分不利，一场殊死战斗即将来临。

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表示同意上述分析。

在讨论应对的方案时，同志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最后决定：

1. 群众工作不可轻易放弃，必须按特殊情况抓紧积极分子一环通过他们团结甘榜人;

2. 必须继续设法联络总部;

3. 准备派人回国找省内革命组织联系，了解国内情况;

4. 在自愿原则下，把重病者、体弱多病与思想情绪有问题遣送回打必禄群众区结合地方群众活动;

5. 设法向东开发交通线(A处同志负责);

6. 加强队伍内的宣传教育工作。

1967年底由强立、阿斋等同志安全的把九位同志送到打必禄潜伏，争取与群众配合隐蔽和活动(据刘振华的报告，只灭帝一人擅自离队)。

1968年1月1日余白日和沙克由A处出发，要到B处联络，途经Enkadok Kg时被印伏兵袭击，B处长同志立即派曾月维等五位同志赶往机枪巨响方向准备接应，在将达目的地途中，见百日、沙克两人身受重伤，立即赶回约定联络处。张同志见百日肚破肠外泄立即用毛巾(把一对小肠推回腹中)为他包扎，但不久百日同志牺牲了。沙克则手臂受轻伤，为他注射仅存的破伤风预防针。但不幸一周后也牺牲，在Senutu人的协助下用木板制棺，安葬于山中。

Senutu甘榜头Uh一直跟随张政委，Ah Hau(士加央少年)则随小扬同志活动。据他们反映的情况：驻扎于士加央和西德的印军比较松懈大意，经常有一、二十人的小队来往两处之间。为了二支队的生存，负责人准备再打一次埋伏，引敌比较注意远离我二支队的重点活动区，也有利于三支队。并准备转移现有的营地，撤向深山中(现营地只离波一、二小时之遥)。

1968年2月初，负责同志选出了约30位战士准备去埋伏，另由小扬同志带领病弱和另外的一小队同志转移到预先选好的地点去建营房，也背负必须带去的东西(物质、器具)，一切准备就绪，小扬他们便走了。张同志布置几位有经验的同志处理埋地雷，积累生竹堆(准备燃烧大火引敌)及战斗准备，准备中午过后就出发。

事物的发生真是有不测之巧，就在当天下午约十时，敌人就摸到我营地，正面岗哨一发觉就奔返营地报告。张同志立即下令入战壕准备战斗，并传令“听令行动，不得擅自开枪”。瞬时，敌人的机关枪、冲锋枪，各式武器从四方八面响起，中间杂着以大型迫击炮轰炸的巨响声。敌人的火力再强、炮声再响也吓不了人民战士，同志们蹲在壕沟，精神抖数，平心静气，一心只待令行动。

歇了半小时后，张同志召唤黄德辉，刘振雄到跟前，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他亲自判定，来敌众多，从三面交叉开火，只后方的平地沟一带无动静。因此，下令准备撤退，由德辉领队，振雄掂后，并派天石点燃竹堆，规定“生竹堆”一爆响，立即行动后撤。

过了半个多小时后，我已离营地登上南面的山峰，停下休息。

山下营地的“战斗”仍在热闹进行中。迫击炮、地雷声不时震耳响起。一直到午后才平静下来。下午预计敌人已撤走，派了同志到现场去侦查。

事后，根据德辉等侦察及Uh安排群众区了解后所知实情，证明二颗地雷均开了花，也有迫击炮从竹丛或树肖反弹的迹象，据称敌军死伤多人。

经此一战，二支队B处的全体同志建了新营地，远离群众区，

在林中安定了下来，张同志立即着手处理派人回国联系革命组织事宜。

张同志信中详述西部部队，第二支队所面对的局势，恳请组织上给予指示和协助，信中特别强调，一旦联系到组织一定要原班人马返回二支队，也当面着令执行此一任务的同志，一定要回返二支队。

1968年3月初，挑选了以黄德辉和黄威廉为负责的6人小组(有跑山经验又富战斗力，经多次训练的人选)动身出发了。这是二支队寄予厚望，不惜派出可取的军事人才的庄严行动，负责同志望着他们的背影，久久不能平静。

1968年真是多事之秋，不幸的事故接踵而至。年初一开春。就牺牲了二位善于行军作战的同志。在送走几位同志回国后，刚又回到营地没几天，张同志带警卫赶到联络地点想联络Uh和Bangan，在那里仅过了一夜，就听到联络讯号的响声，于是和小扬同志一道趋向该处，一见到他们两人疲惫不堪，痛苦难当的坐在一棵大树下。一见张同志就悲疼的述说他们的遭遇。原来他们和群众会面后到一个达雅人钓鱼的小“兰莪”捕鱼休息。由于疲劳难当，在那里睡着了，结果被一大批印军闯上，不由分说强迫他们到甘榜波去。急走了几小时，到波就被捆绑起来。敌人严刑拷打，迫他们说出二支队的踪迹，硬要他们领头带路，但他们始终站稳立场，肯定回答“不知道，自己是抓鱼的”一直到入夜，敌军仍不死心，说不带就枪毙。仍然无效，结果叫波的达雅起火烧生木棍，就用熊熊烈火的炭木去烧二人的额头、膝盖、肩膀、手臂。他昏了过去，坚持不做答。夜，深夜，悲眠的夜，响起了昆虫鸟语声，他们就惊醒过来，见四周无人，设法挣脱了绳索，一拔腿潜进林中。他们先到一个坟地去取了藏好的食粮，逗留了几天才出发找部队联络。

他们坚贞不屈的气节，深深打动了同志们的心，立即为他们清洗腐烂的伤口，敷了药，用纱布包扎好。随后带他们回营地。

过了不久，二支队司令赖百佳带了他手下的五个人逃跑，向印军团投靠。

局势十分紧迫，张同志召集杨小扬、刘振华、刘振雄和刘天石开会，共同商议如何带好支队，以求保存支队的生存力量。这是已是68年底，经过严谨的讨论，一致认为，总部已完全失去了领导作用，派回国的人有音讯全无，处境对我二支队非常不利。倘若出现差错，支队可能遭扑灭的不幸。为此，一致决定，部队应暂时做好隐蔽工作，提高警惕，充分做好严密。并决定必须继续了解国内情况，已备取得联系后，处理二支队的问题。也同时提出，刘振华和小扬可考虑对调岗位一段时间，以便大家能了解、熟悉二支队的地形，全面掌握情况，可以负起带领全支队的任务。小扬特别强调这样做的必要性，刘和其他与会者也同意。

散会后而、三小时，刘振华就在途中叫群众传来一张纸条说“张，杨想要夺他的地盘”，因此，他宣布要“脱离支队”，“带小队自生”。

晴空霹雳，雪上加霜。在严重的局势面前是考验一个革命者如何对待个人利益和整体(革命)利益的最好时刻。得到这个严重的消息后，张同志立即赶去找他商谈。但他避而不见，而且不止号令群众不准我们进入他的“地盘”--主要是甘榜“本T”。事已如此，为免发生不幸事故，只好折回。

事实摆在面前。在生死战斗来临之际，能视死如归，坚持到底的有几许人。面对强敌的追剿，面对失去组织的整体领导，面对连吃饭求生存都有问题的考验，一般人是难以支撑下去了，怎么办?只有两条路;一是投敌或坐以待毙;二是积极设法保存革命力量，继续斗争。一是死路，一是坚持革命的光明康庄大道。只有坚持斗争才能保存革命力量，也才有前途。

张同志在征求了负责同志的意见后，毅然决定派小扬同志再次带人回国，一定要快速解决二支队面对的问题。

做了决定后，张同志亲自随小扬同志等五个人去联系群众、了解情况、侦察和了解准备要走的地带情况。工作进行的顺利，但不幸在回返营地途中，于1969年3月初在西德老稻芭被印伏兵袭击，小扬同志当场牺牲，张同志也多处受伤，另三个站岗的同志不知所踪(事后才知道他们安然回来和同志们会合，即天石，奇勇和阿祥)，只有一位士加央少年随张一起撤走。越河急行了一个多小时，张同志伤口刺痛不能再走，两个人一起隐蔽起来。深夜里派达雅去找我们的同志，逗留了二、三天后国民等几位同志才急速把张同志背走，隐蔽在一个子青芭养伤。一段时间后才赶去与同志们会合。

事实上，在被袭击之前，张、扬同志已得到Uh被印军杀害的不幸消息，为免造成影响没向同志们说。

甘榜头Uh的被杀，副政委小扬同志的牺牲，给张同志巨大的打击，但同志的牺牲，工作的挫折决不能阻挡他要保存二支队的决心。于是，在无可奈何之下，决定自己带几位同志回国，以求彻底解决问题，把留下的同志委托振雄和国民同志带到A处与刘振华会合(一共二十四人)。

布置好联络地点、讯号、方法后，张德文等六位同志于1969年4月底启程回国。5月间抵新路二十四哩木瓜山。设法联系后，于5月31日抵海口区瑞裕港一群众家住下。一个礼拜后才见到领导人林和贵到来。〔注(1)〕他们走了以后，又住了三天，才到“海口区”领导中心。〔注(2)〕

留在边区的同志全由林和贵领导同志亲手包办处理，只是用我们支队一起回国的刘天石等几位同志作交通员倒返边区。

引自《记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走过的路》作者沈友贵。

三、第二支队的后期斗争

(一)回国联络

1968年3月初，张德文(沈友贵)派人回国联络，久无音讯。1969年4月底，张不得不起程再回国联络。1969年中，留下的A处负责人(刘振华)也派出维和(田新春)带领一部分队员回国联络，寻求高层领导解决二支队所存在的许多复杂的问题。

(二)重上边区联络

1970年中，维和带着四古、杨丰、翠娥和伟娥向南方出发了。我们行动非常小心，机密，经过十多天的番山越岭，终到达印尼境内的士加央河。这条河是我们进出印尼边区必横渡之河。当时刚下过大雨，河水高涨又湍急，河面也变得很宽了。我们就在河边休想，等到天黑才过河。我们准备一条绳子由四古同同志先游过河时拉到对岸去，杨丰同志负责站岗，我带伟娥一齐过河，她根本不会游泳，很怕水。到达河中央时，她竟放弃绳子，改抓我身体，我没穿上衣，身体又滑，她抓不住，一下子就被河水冲走了。我一发觉，马上放掉绳子，紧抓住她，我誓不松手，终在半浮半沉中把她拉到对岸。把她扶上岸后，我俩差不多精疲力竭，这时才发觉离开我们过河的对岸有几十米远了。值得庆幸的我们顺利地过河了，没有不幸的事故发生。我们离开河边找个适当的地点休息。

第二天，我们走了一天的路程，终于到达目的地，甘榜本地加央。我无限兴奋，我回到曾经坚持战斗多年的熟悉的地方，又将和别离多时在异国奋战的老战友们会面了。

我先安顿好我的队伍，在下午四五点左右，我先行到甘榜加央前的小河边去埋伏，只要有群众下来洗澡，我便有机会联络他们。

我焦急地等待着，直到傍晚六时多，终於有一个群众下来了，可是他并不是洗澡而是大便，我耐心地等到他即将离开时，赶紧向河面丢了一粒石头，当他回头望时，我马上认出他是副甘榜头，也就是后来参加部队的Satak同志的父亲。我用当地的甘榜语叫他Ah Mang，这是我在当地时习惯这样称呼他们的。他也机警地向四周巡视一番后，才对我说De En Ade Katik(他们有在这里的意思)，然后示意我在河边等他。

接着他便若无其事地先回甘榜去了。换好衣服背上猎枪的他假装打猎，来找我了。他没有直接带我去找刘振华他们，只对我说：“Kampong niap musuh”(甘榜里没有敌人)，我便写了信条由他转去，他要我在原地等候他。

晚上八时多，甘榜头终於带来少强和青天两位同志，无限高

兴。我过后跟随他们去振华他们的营地。从那里到营地还需两个小时的

行程，一路上我们保持沉静，但我内心不但思索猜想，同志们的现况究竟怎么样呢?思潮起伏，心情真无法平静，终於到达了营地。这时已深夜十点多了，老战友们个个精神饱满地整齐列队欢迎我的到来。我们热烈握手，经过无法忘怀的反围剿斗争，经历着几场生离死别的斗争考验，还有那物质生活极为贫瘠的磨炼，……。在这漆黑的夜晚，我们久别重逢在这异国他乡的森林边缘，大家都无限激动和高兴。赶紧数一数，有刘振华、亚谷、秀丽、小婷、高锋、立群、林峰、巧英、莫明斯、刘震雄、少强和青天，一共十二位，一个都没有少。真是笔墨难以形容的高兴。

隔天，国内到达的新老战友互相介绍认识，大家互通别后的各方情况。紧接着我们召开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A处负责人会议。由刘振华主持，出席者有林峰、我及刘震雄(他原来是B处负责人之一)。这是一次重要会议。首先是刘振华介绍了我回国后的砂印边区中部的局势。他的发言归纳有以下几点：

A，客观上的不利因素：

一、中部边区的民族工作，在二支主力所在地的B处，现已完全放弃。

二、A处的民族工作遭受印军和民族坏蛋的严重破坏，工作范围也大大缩小了。

三、军事行动上得不到支援。

B，主观上的不利因素

一、战友们由于长期坚持边区斗争，缺乏完整的政治训练和整修，政治思想水平不高;

二、由于农作物遭受敌人的破坏，储存粮食和其他军备都很不足;

C，有利因素：

一、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和第三支队在西部的武装活动已完全停下来，印军的视线也转移了。所以剩下中部边区这一点武装力量，也得以潜伏下来，也就是说还有活动发展的空间和希望;

二、有部分吃苦耐劳，久经考验的战友为骨干;

三、民族工作范围虽然缩小了，但仍然有经过“围剿”斗争考验的民族群众在支持我们;

四、还有希望争取和东部人民军的联系;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中部边区若能以小股武装力量潜伏活动，还 是可能的。我们应以巩固原有民族工作为主，再积极准备军粮。我们不适合开展大队的武装活动，以避免敌人的大规模围剿。

接着我谈到国内形势，我认为国内敌我形势呈现紧张复杂。海口区的领导中心经过“2.24”的军事围剿后，已化整为零，我们分散各队的小股活动，敌人一时也不会很快地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围剿;经过残暴镇压后的群众，其中部分虽出现恐惧但也提高了认识和仇恨感，我们现阶段更要重视提高和巩固群众的工作，同时寻找游击回旋的空间，以应付今后日益尖锐的斗争。

会议上也讨论了边区斗争和国内斗争的相互关系，坚持边区斗争的意义和条件等问题。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边区斗争和国内斗争必须进一步配合起来。但是面对边区和国内之间的一大片的土著区和混合区地带，我们必须开展工作，否则我们那么小股的武装队伍坚持在边区的意义就不大。

过后，边区战友们为我们国内来的战友准备了“丰富”的“宴席”。真是别出心裁，有山猪肉、有鹿肉、还有猴子肉，同志们还砍了很多糖树芯，有木薯叶、拉子茄和山菜。这花费同志们的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我们非常感动，也深深体会到革命队伍的温暖，这种情谊真不是一般人所年体会的。

这次我们在边区停留了一星期，维和便带亚谷和青天两位同志再倒回国内。一星期后，终於回到他们出发时的据地。

(三)再上边区改建部队

过不久，领导上终给维和指示，要他带五位同志再远赴边区，去成立北加人民游击队第三中队。领导上把北加共产党党旗和军旗交托

给他，要他在宣布第三中队成立仪式会上悬挂。

这次跟随维和再上边区者有：坚利、李平、周明、林红和不悔，我们很快回到西连路36哩的据点。我们准备好粮食必需品后，便向南方的印境边区进发。

这次我们很顺利又快速地到达目的地。刘振华同志召集了砂拉越游击队第二支队A处负责人，这是第二支队的最后一次会议。维和在会上传达了组织上的指示，要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活动的范围和基础上，成立北加人民游击队第三中队，继续坚持边区的武装斗争。

北加人民游击队第三中队，是由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的部队同志、火焰山部队的部分同志和国内新参加进来的同志，共二十二位所组成的。

在1970年5、6月间，北加共产党党旗，北加人民游击队的军旗，在砂印中部边区高高升起。红旗飘飘象征着新的开始。新同志老战友们怀着无限兴奋的激情，整齐的队伍，严肃地向党旗敬礼。接着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庄严地宣布：“北加人民游击队第三中队正式成立。”至于领导层则暂由老二支A处负责人承当。

后来领导上指示政治指导员为刘振华，中队长为田维和，领导组成员林峰。至此开始，我们北加人民游击队第三中队接承砂拉越人民

游击队第二支队的任务，坚持在砂印边区的老二的阵地。

(四)坚持边区工作

北加人民游击队第三中队成立之后，根据当时主客观形势的分析，有几项工作迫切地需要解决的：

(一)要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和战士的政治思想觉悟水平;

(二)抢时间去巩固原有的民族工作;

(三)积极储备粮食;

(四)加强严密保安工作;

(五)设法和东部联络。

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当时边区教育材料缺乏。我们考虑到已经在边区坚持很久时间的同志，对国际国内形势和社会的实际情况有了脱节，所以我们安排他们部分分批回国内整顿学习，也算是充电。

第一批成员有刘振华(负责人)、刘震雄、小婷、秀丽、青天、伟娥(此同志由四古，不悔带回国内后，再转调到第二中队)。

第二批成员有林峰(负责人)、巧英、少强、高峰、立群、亚谷、莫明斯。(边区局势变化，此批同志后来未回国内。)

第一批同志回国二十天左右后，就由青天、四古、不悔三位同志带来了十三位新同志。他们是：向阳、亚光、亚辉(后来当逃兵)、大强(上边区途中病逝)、成岗、月良、石海、国亮、仁坚、敬华、敬发、敬阳、何东。安全抵达边区者十二位，加上我们原有的三中队成员总共有三十位。

新来的同志中有五位没有武器，仁坚是拿土制手枪，其余都是拿土制猎枪。我们三中队队员，包括交通员，只有十一枝军用枪，(这些武器还是从和印尼第12军区搞统战时得到的，也是二次世界大战后遗留下来的旧式武器。)这样的武器配备，面对强敌，首要是如何保存自己。

坚持边区武装斗争，面对围剿时，如何解决军粮问题，现在新同志已到来，我们在粮食方面也还没有准备好。我们没有选择余地，只有面对现实，即来之，且安之。

面对越来越吃紧的形势，我们提前派出四位同志往东部去寻找

联络。他们在印尼旧连队时期，曾在二省活动过。由莫明斯负责，其他三位是亚谷、周明、仁坚(医务员)。

新同志刚到边区就面对粮食短缺，思想斗争很大，情绪也很波动，情绪低落者表示不愿意留在边区。我们考虑后决定再由青天、四古，不悔把成岗、月良、敬华、敬发带回国内，由领导上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

留在边区的同志思想斗争也很剧烈，巩固内部，站稳立场成为我们当时最紧要的工作任务。

(五)“围剿与反围剿”斗争

由于我们队员增加，必须的例常活动难于避免暴露，很快引起印尼军方的注意。他们非常清楚我们过去能坚守边区斗争是得到边区甘榜人民的支持。这次印军开始围剿我们时，一开始便重兵驻扎在甘榜，一面限制和监视群众的日常活动，一面威逼利诱地组织甘榜民防队，分发枪支配备;这些民防队员充当印军进山围剿我们时的响导，有时晚上在通往甘榜的小山路旁埋伏我们;对于土族群众的坚定份子也进行残酷镇压，甚至酷打杀害。许多甘榜群众逃离他处，其中有六十多人竟然来投靠我们的部队。我们自己面对粮食问题，如何能收容群众，只能劝告他们返回甘榜。印军始终无法寻找到我们的踪迹，围剿行动也暂停下来。我们后来把可能被捕或迫害的土著群众，有决心者，留在部队。他们是：Satak、Japin、Abu、Lamoi、Asim Kurat、Sadu和Na Eng(女)八位。

当时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队伍自卫能力都成问题，首要是保存自己，才能进一步做到消灭敌人。这段日子我们的活动要尽量保密，避免和印军冲突;另一方面也焦急等待和东部取得联络后，能共同策划，突破困难。

不幸的是做为第三中队负责人之一的林峰，意志消沉，对部队一切活动、困难不闻不问，没有负起应尽的责任。1971年1月19日晚上，我方同志在运粮途中遭到埋伏，不幸的是一位刚参加进来的甘榜积极分子Sadu被活俘。我们当晚就转移营地，但在印军搜索下，一星期后，1月28日，我们的新营地遭到袭击，造成刚上队不久的许敬阳和何东两位队员的当场牺牲。

当晚事件发生时，维和和林峰都在营地。站岗的石海同志发现敌情后，及时呈报。维和马上指示同志们向左方的高山撤退，紧接着，敌军的枪声就响了。由于我们许多是新队员，没经过真枪实弹的考验，枪声一响，难免惊惶失措，加上没有预先演习，谁带队谁切后，所以许多同志撤退时就走失了。

印军终占驻我们的营房。维和一个人在附近山头寻找失散的队员，他先找到亚光，四天后印军撤出营房，走了。同志们也相继摸回来;林峰说，他和巧英撤退后在半途遇到翠娥，他们一齐撤退到本地打包甘榜附近的稻芭边，找到粮食，准备停顿几天。可是第二天又面对敌情，他们匆忙再撤时，翠娥又走散了。后来据悉，翠娥被甘榜本地打包反动份子杀害了。

面对当时的紧急状况，我召集了负责人和小队长联席会议，共商对策。同志们都认为我们大队不适合集中活动，应“化整为零”。因为一，不容易解决粮食问题;二、行动不够灵活;三、队伍大不容易保密。维和询问林峰的看法，他说没意见，由你们决定好了。

维和认为同志们提的应对办法是正常可理解的，但他个人认为，我们的队伍三十多人不是非常大的数目，主要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大部分同志的武器配备差，有者根本没有武器，缺乏战斗力，也未经过严酷的考验;粮食奇缺，这是致命伤;队员们不够乐观战斗。若我们把队伍分得太小，死守山头，恐怕不容易坚持，还会被敌人个个击破而被消灭的。

(六)分批突围

维和建议全部人员分两批突围，第一批撤离砂印边界倒回国内者为：国亮、石海、亚光、亚辉、林红、向阳、李平，由维和负责。希望回国内后和仍然留在领导中心的政治指导员刘振华取得联络，以便重新安排第三中队的工作。

第二批撤离砂印边界倒回国者为：立群、少强、高锋、坚利、杨丰、巧英、Satek、Kurat、Lamoi、Abu、Na Eng、Japin、Asim，由林峰负责。第二批稍慢回国，本也想能等到去东部联络的同志回来后一起回国，但等不到。

当我等第一批同志回到国内时，才获悉组织上还有分配一批新同志要去我们在印境边区的单位，后因带队的响导未到，而逗留在三十二哩一带。

我们第三中队的这批回国的同志，后来被接待在海口区第一中队的活动区内的一个临时据点。当时在点的有北加人民游击队司令黄纪晓和北加人民游击队总部成员曾佩雄。在我们未接到新指示之前，我们自己决定展开整风工作，大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认识和改正错误，促进交流，也提高斗智志。

这时，第二批从砂印边区撤回的第三中队队员也已抵达，也了解到林峰和他爱人许巧英离队逃跑了，Na Eng被树枝掉下来打中头部而牺牲了。去东部联络的同志没联络上，莫明斯反而牺牲了，其余返回联络站后，亚谷和仁坚又离队了;在回国途中，周明半途又遭埋伏袭击而牺牲了。这是第三中队成立至此时，牺牲了五位同志，出现了四个逃兵。

(七)重新出发

部队经过休整之后，便回到晋连路36哩南面山区据点。这里离开西连市镇约三公里，离开晋连大路只一公里。山的北面是华族及达雅混合区。山的南面直达砂印边区，那全都是达雅民族区。政治指导员刘振华和其他经过整顿后的同志们，也从士巴岸的领导中心回到这里集合。

第三中队的领导只有政治指导员和中队长。指导员主持会议，讨论几项问题。一、边区工作;二、国内工作;三、成员调配问题;指导员表示，党组织上没有特别具体的指示。

一、对于砂印边区印境的工作，我们担心经过印军对边界土著

群众的残暴镇压后，加上我们又离开一段时间，不知我们再去工作会面对那些新的问题。指导员认为凭着我们过去几年和群众相处的良好关系，坚持在那异国的民族区阵地还是可能的。他自告奋勇地表示，他较适合去。他将带领一小队较精干灵活的同志倒回印尼边区。

二、对于国内工作，我们第三中队的活动范围也相当广阔，南面接砂印边区;北面接第一中队的海口区;西面接三个新村的武工队;东面接北加人民军的活动区。不过东部这些地区还没有我们武装部队活动过，情况可能复杂些。然而在1963年以前，我曾参与公开政党到此公开活动过，以及配合当时秘密地下的民族工作活动，所以我想依靠过去旧的社交关系来开展新的工作，条件还是有利的。我则留在国内工作了。

三、人员的分配

(1)上边区者：少强、立群、秀文、杨惠、石海、国亮、四古、陈坚、不悔、明光。负责人彭少康(刘振华)。

(2)国内者：高峰、李平、志勇、杨丰、志明、李坚、亚光、

林红、坚利、小胜、少海、玉林、向阳、秀丽、彩玉、燕峰、惠中、林明和水清。负责人是田维和。

会议结束后，大家各自积极准备执行新任务!

把国内工作的同志分成三个小组。

第一组：秀丽、小婷、燕峰、向阳、惠中、苦成。由惠中和苦成负责。活动区是从砂隆河东面直至北加人民军的活动区。此组也随时准备和东部人民军联络。

第二组：亚光、玉林、小胜、杨丰、少海、林明和水清。由杨丰和少海负责。活动区是从晋连路34哩以下至26哩。

第三组：坚利、林红、李坚、志明、志勇、李平、高峰。由李平和高峰负责。活动区，南至砂印边区，北至一中队活动区、砂隆河西面至晋连路34哩。

由于第三组的活动区是第三中队的活动区的中间，这个重要据点距离敌人的集中点的西连市区只有3公里之遥。为了方便联络，维和便决定留在第三组。

各组成员都各就各位，我们第三组在1971年12月中旬作了一次据点转移，可能因我们活动的暴露，我们在转移途中遭到伏击，结果造成林红、李坚和志明三位同志的牺牲，诚属不幸和痛心!但我们国内小组没有停顿步伐，继续开展工作，也取得一些小成绩。

(八)放弃边区工作

上砂印边区的小队到达印境的甘榜本地加央之后发觉到，当地的实际情况远比我们的估计严峻得多。

首先，当年印军围剿不成功之后，非常震怒地对甘榜群众展开屠杀，副甘榜头即是Sateck同志的父亲被杀害，另一位被杀害的是Japin同志的叔叔。这种残暴行径使甘榜群众愤怒但又非常害怕。

其二，印军对甘榜群众的农作物进行挥砍破坏，群众维生的粮食都困难，更难在粮食上支援我们。

其三，是印军联合甘榜中的坏分子组成的民防队，除了进出巡逻，还严控群众的进出，也不准群众进山打猎，以切断我们的情报。

面对以上这种前所未有的恶劣情况，随着同志们吃完随身携带的粮食，大家只能忍饥挨饿，采野菜野果充饥。希望多坚持数日，期待能改变恶劣条件，重振工作。可是，以野菜野果维持生计，对同志们的健康影响很大，虚弱的身体如何坚持爬山跋涉呢?

不幸的事件终於发生。同志在采野果时，只采到“椰林仔”，这种野果含有毒性，处理不好，服食后会昏迷、闭尿等症状。少康这小队就是服食这“椰林仔”而集体中毒过，还好没发生最不幸的事，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清醒之后，同志们商量之后认为，无法再坚持下去!在1972年初他们正式放弃砂印边区的印境的民族区工作，撤回国内。在横渡士加央河时陈坚同志不幸溺毙，其余同志顺利地回到国内。

摘引自《我的片断回忆》作者田新春

在西部砂印边区境内的武装红旗，从1964年起飘扬到1972年初，终於在沙印中部边区宣告最后结束。

注解：

(1)：张同志在新路二十四哩见到交通员时，已知是林和贵派来的交通员。因此，当抵达海口区瑞裕港时，满以为林和贵应已在等候(因边区时局紧张)。然而谁都不会想到张同志等急切需要解决边区人民武装部队问题的同志们却被“冷落”在一个房间。长达一周有余。

一周过后，林和贵和谢妈素带了几位随身守卫员来。张同志高兴得赴前去握手问好，但，林和贵却脸如严冬，冷酷无情，二话不说就跌坐在小房间门口，着令张同志作报告。还不到十分钟之久，林和贵已呼呼入睡，头都斜枕木门边。张同志只好沉默等候，对坐在房门对面。过了好一阵子，林和贵也许在梦中惊醒，一坐正，就严声责怪张同志，“为什么不作报告?”张同志被逼只好轻声回答：“因为你睡着了，只好停下来等候。”林和贵自知理亏，才又叫张同志报告，大约谈了半个小时，林和贵就忽忽带人走。同志们惊奇的看他们的背影逐渐消失在椰林小道，心沉意冷。三天后，第四天，林和贵带了原班人马再来，这次把张同志撇在一旁，私自按张同志在报告中提出的要求，办法等等，派张同志带回的人去接回第二支队的同志。

(2)：过了一段时日，张同志就发现到：1968年派回国内联系的黄德忠等同志早就到“海口区领导中心”，林和贵没有安排他们倒回第二支队解决边区的问题。

同时，张同志还从陈禄贵那里了解到：林和贵在张同志到达“海口区领导中心”之前，散布说“张同志在边区早就对革命失去信心，悲观失望，消沉颓丧……，等等谣言。”

附录一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成员名单（列有次数者）

及曾在此地区工作名单（无列次数者）

陈伟玉(陈玉球。1963年9月于巴莱加拉岸病逝，民族工作负责人)

郑秀莲(韩碧峰，1964年中带打必禄边界驳火牺牲)

梁亚明(彭梦合，士加央民族工作者，派往双工开展工作，被留在三支后牺牲)

1. 杨小扬(杨贤华，于1969年3月在甘榜西德地区驳火牺牲)

2. 刘振华    3.  朱兰友   4. 强立     5. 阿乱

6. 余白日    7.  沙克 8. 阿斋      9. 阿谷

10. 朱小清   11. 小婷 12. 芳龄 13. 小芳

14. 小凤 15. 立群 16. 高峰 17. 田维和

18. 贝雄伟   19. 黄安 20. 灭帝 21. 天森

22. 汉秋 23. 黄汉清   24. 宋小芳   25. 李莲芳

26. 谢金明   27. 刘畅之   28. 阿祥(印尼华人，自己要求留在印尼)

29. 许素玲   30. 杨志坚   31. 利明 32. 拉腊

33. 赖百佳   34. 士能 35. 砂孟 36. 马沙里

37. 吴朗 38. 李现清   39. 房孙和   40. 吴爱光

41. 勇明 42. 张树康   43. 陈少勇   44. 莫明斯

45. 许国民   46. 李思庭   47. 曾月维   48. 黄德辉

49. 黄威廉   50. 刘天石   51. 刘振雄   52. 张德文

53. 宋美青   54. 刘惠忠   55. 余亚珠   56. 许巧英

57. 奇勇 58. 小枚 59. 黄子处   60. 杨忠联

61. 蔡布生(于69年5月间被土人杀害。)    62.黄品

1966年初派12名成员赴总部训练，结果只两人回二支队。

1968年1月1日，余白日驳火牺牲，沙克枪伤，一星期后破伤风逝世。

1968年中派黄德辉、李思庭、勇明、房孙鹤、曾月维、黄威廉6名成员回国联系，联系上领导人后便留在国内，没按二支负责人限定(信中也注明)一定要返回边区。黄德辉等同志留在“海口区领导中心”。

1968年底，投敌(印尼军)者：杨志坚、赖百佳、拉腊、利明、许素玲。

1969年5月回国处理二支问题者六人：张德文、刘惠忠、朱小青、小梅、刘天石。

张德文同志离开后留下的成员，即派刘天石等回边区带返国内者：

1.刘振华 2. 黄品      3. 杨忠联    4. 高峰

5.立群       6. 刘振雄    7. 宋海青    8. 余亚珠

9.许巧英 10. 田维和   11. 许国民   12. 莫明斯

13.  小婷 14. 朱蓝友   15. 强立 16. 砂孟

17.黄汉清    18. 阿乱 19. 阿斋 20. 阿谷

21.阿好  22. 张树康   23、24、25(三个达雅人)

附录二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

第二支队工作区图

图中注明甘榜名称：

1.Balai Kalangan         8. Sidet

2. Entekong               9. Semutu

3. Suntas             10. Pol

4. Mangkau                11. Serimbu

5. Enkadog                12. Antuai

6. Palapasang             13. Punti(三个甘榜)

7. Sekajan

*Sekajan河

第六节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

一、第三支队的组建

1965年10月5日，在印共的协助下，我们的同志乘数辆大型罗里车，驶向华莪(SANGAULEDO)集合。由印共领导的军团DEPONGLO，给我们进行了一个月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且是真枪实弹的训练。训练一结束，即於十一月初，整队步入山林到双空。

1965年11月尾，在双空下的一个山坡建大竹营，同志们都很积极吃苦，1966年1月尾基地营房大部分都建好了，全体同志都搬进去住。基地操场建好了，同志们以轮流的方式军训，晚上各班也有学习理论。在民运工作方面，以朱增仁(林亚林)和彭梦合(梁亚明)为首各带20多位同志，向土著长屋进军，大队的粮食和农耕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在生产方面，除了种菜和杂粮外，还砍了一百英亩山地种稻，分别在双空南面40英亩，称为1号芭;在双空与巴拔山之间在甘榜罗格附近40英亩，称为2号芭;在巴拔山下一条河叫ANAM河的河边砍15英亩，称为3号芭;在巴拔山下砍5英亩，称4号芭。在1966年尾，敌兵开始进攻双空基地时，在双空南面的49亩生产地，被迫放弃，其余60亩还有收成。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成立於1965年11月下旬,营地建在双空巴拔山地区。双空山海拔6000尺以上，周围80公里山峦起伏，山势陡峭，绝大部分地区为原始森林盖覆。山区内分布有九座达雅长屋。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就在这样有利的地理条件和不利的群众条件下，扮演着一部可歌可泣的战史。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人数约有200人,队伍最大,领导力量最集中，战斗力也最强，加上总部也设在第三支队驻地，总部的司令和政委更兼任三支的司令与政委。这样，第三支理所当然成为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主力与核心。

为了更好与更有效地进行领导与指挥，大家决定在第三支队中设立一个指挥部,其人员与分工如下:司令杨柱中;政委黄纪晓,情报谢焉素/文军，行政邓亚礼，保安张其昌、赖水，生产李玉兰、林约翰，民运梁亚明、刘亚勇，宣教魏少川、陈金贞，总务赵绍华，贸易陈爱胡。

1966年2月，由林和贵主持的一次西部领导机关的会议上，黄纪晓提议他担任的政委职务改为叶存厚担任，他改任为副司令。当时与会者，一致通过上述的提议，从此叶存厚就成为政委。

1966年5月，西部领导机关决定把砂拉越游击队的指挥部改组成三个部分，即训练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司令部杨柱中，政治部叶存厚，后勤部黄纪晓。当时所有西部的领导人同意把林和贵、谢嫣素和李玉兰安排在后勤部工作。

二、第三支队内部的不团结与分裂

叶存厚和杨柱中在国内时，对林和贵就有不满，不够尊重服从他为领导。到了印尼后，叶、杨对林在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上，在处理学习、生产和组织问题上都有不同的意见。叶、杨对林的留在西部而不去东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呈现了抗拒的情绪。上了双空基地之后，1965年11月间，西部领导机关在双空举行会议，确定以林为主要负责人并作了分工，但还是各搞各的。

1966年9月初，对反围剿斗争的方针、对和印尼的统战关系是否决裂、对是否以军事回击敌人的杀害等问题也产生不同的意见，而且把矛盾扩大成为叶、杨和林、黄之间的矛盾。1967年2月7日之后，林、黄相继离开三支到火焰山去，叶、杨召开民主斗争大会,公开批斗林、黄等西部领导同志。这呈现了第三支队领导层和西部领导层的不团结与分裂的公开化。

在这个不团结与分裂的过程中，林和贵始终是居於重要的领导

职位，不论错误属于谁，他对内部的团结负有最大的责任。不论是国内，或是到了印尼未上双空基地之前，他都没尽力去化解叶、杨对他的意见和不满，反而在新时期转为激化。上了双空之后，西部中心领导的问题马上呈现，他在解决这个重大和敏感的问题，也缺乏充分的说理和民主协商，后来西部的领导机关，虽一致通过他为西部的中心领导，但叶、杨在思想感情和行动上并没有很好的尊重和服从他的领导。当矛盾剧激和公开化前后，林也没有在领导层和同志中作必须的解释、说服和坦诚地进行检讨,以及对自己的缺点实行认真的纠正和改造，而是较消极、孤独、沉默和不够深入到干部和同志们中去了解和解决问题。而且当彼此的矛盾还没有演变成敌我矛盾时又主动离开双空基地，不是继续挽救革命，他更放弃对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领导。

文铭权在武装斗争的关键时刻，不远离工作岗位，西部和三支内部矛盾是能够得到避免或解决的。

三、第三支队反围剿斗争的方案

1966年9月初，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总部，为了处理不久后将出现的马印反革命联合军事围剿的问题，在总部驻地双空地区召开了一个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总部扩大会议，出席此会议的同志,除了总部的林和贵、杨柱中、叶存厚、谢嫣素、李玉兰、黄纪晓外,还有第三支队指挥部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黄声梓、陈金贞、黄祥明、赖水、张其昌、梁亚明、陈宗有、林亚林。第一支队的代表曾佩雄，第二支队代表沈友贵、杨贤华等同志也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反围剿斗争问题，这个问题本来在八月间，总部已经讨论过，但由於当时无法得出共同的结论，故决定召开总部扩大会议，以便让多一些同志参加讨论，设法得出一个为大家都能接受的反围剿斗争的方案和计划。

经过了三天会议上的讨论和争论后，形成了两种反围剿斗争的方案。

第一种意见是林、黄、赵(黄声梓)以及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意见。简要说来，认为面对敌人的反革命军事“围剿”，我们的态度是一反对的，二不怕，把基础建在打字上，不仅要敢打且要善打,不打无把握的仗，要考虑局部的战斗与全局的关系，要做好胜败两种可能性的准备，要做好退却的准备。

第二种意见是杨柱中的意见。他从这样的论点出发，他认为我们队伍的素质很差，战斗力不强，指战员缺乏战斗经验。女同志多，病、弱的多,我们队伍中的弱点就是特点。因此，他得出结论：我们不能打。接下去的意见便只能是大转移大撤退。

这两种意见经过几天的争论后，相持不下的时后，来迟的叶政委终于到来。杨柱中说问题再从头谈起，当双方面把各自的意见重新说明之后，叶存厚说，第一种意见是冒险主义，第二种意见是逃跑主义，他来了一个左右开弓，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持第一种意见的同志驳斥了叶存厚的指责，重新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而持第二种意见的杨柱中默认了叶存厚的批评。

会议继续开下去，在其他许多问题上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了约十天的讨论，终於通过了由林和贵提出的，由同志们作了修改和

补充的反围剿斗争的方案。方案的要点如下：

(1)指出反围剿斗争是一场斗争，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的形式将反复进行。为了适应这场反围剿斗争的需要，要处理如下的工作：a，建立中心区。其条件要注意群众条件、地形、交通、敌军兵力不易到达、地点适中。在此中心区域要储备粮食，要建设防空、防炮的工事,要建按当时条件许可的医院。b，建设边缘区,把民族群众的工作，作为工作的重点，设法使边缘区能为中心区提供物质。C,作好中心区之保密工作。d，建立其他单位的联系。

(2)加强军事训练。重视敌情观念的教育，训练从实战需要出发，军事技术训练着重近战、夜战、拼刺、爆破、站岗、侦察、投弹等，重视排、班干部的训练。

(3)加强政治训练。着重在如下几个问题的教育：革命之目的、意义与前途。坚持边区斗争问题：围剿的问题，吃苦耐劳的问题，牺牲精神问题，投降逃兵问题，对群众的反围剿宣传，民兵组织等。

(4)在财经工作方面：要解决食药品、生活必须品问题;要处理生产与保卫生产问题。

(5)全军进行军事管理。

方案才通过，敌人就来了，所以没有可能对方案作详细的计划和付之执行。

从以上两种反围剿的方案，都不够具体实际，不是犯左就是犯右的错误。

四、第三支队内部虽对与印尼统战决裂的看法有分歧，但在反围剿斗争会议结束后，叶存厚回到当时他直接负责下的民运A队。1966年9月11日早上在他们的驻地附近进行生产的时后，发现有敌情，他们就迅速地撤走了。在当天下午四时许，他们派出郭文忠和斯能(达雅族)两位同志去当天早上出事地点侦察，结果被敌人逮捕。然后被带往敌军的一个连队驻地，在双空的一个甘榜，此甘榜跟我军设在双空的公开站(阿吉甘榜附近)一个多小时的路程。郭文忠和斯能两位同志被捕后，经敌人的审问后，敌人得不到什么情报，在第二天就把他们俩枪杀了。印尼发动军人杀害了我们的同志之后，才派人到我军双空公开站通知我们的同志去认是不是我们的人。

面对郭文忠和斯能两位同志的遇害，在应如何处理的问题上。叶存厚认为这两位同志遇害是印尼反动派向我们发动围剿的序幕，应坚决为牺牲的同志报仇，故应撤除双空的公开站，把总部的机枪和机枪手调去民运A队驻地，决定伏击敌人。

而林、黄等认为这两位同志遇害事件，可能是印尼反动派向我们发动围剿的序幕，但也可能是极右派军人的个别行动，也可能是反动派的一种策略手段，我们应对此事持谨重态度，在明确了印尼反动军人杀害我们两位同志的目的和意图，即确定了对方的政策后，我们才主动袭击敌人才比较适合。当时的作法应该是双空公开站放慢些才撤，先通知双空公开站向对方在双空的连队及驻在文旺的营部提出强硬的抗议(由杨柱中负责处理)，另一方面通过我军驻华莪代办处向孟加央的印尼边区局令部以书面方式提出，要对方针对此事向我方道歉、赔偿损失，以军礼安葬烈士，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抗议和要求(由黄纪晓负责处理)。与此同时，密切注视对方的反应，以了解其真正意图,同时积极进行战斗部署。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设法延长与印方的统战关系，争取时间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准备，但如果由印方首先采取决裂行动，我们只得坚决进行战斗。

当时叶、杨与印方断绝统战关系之后，我东部北加人民军方面，还从印尼边区司令部得到武器的支援。

五、叶存厚对反围剿初期的情况报告与估计

叶存厚于67年，8月29日给刘晓及何松林两位同志的信中有这

样的字句：“我们这里几月来生活很紧，自3/6以来，我们已进行了将近20次的大小战斗、消灭敌人约二排，死的比伤的略多一些，只是7月31日至8月18日的20天里，我们便打了九次仗。包括两次用迫击炮进攻甘榜敌人据点，二次用爆破筒伏击敌人。目前敌人在我军同志的英勇连续打击下，士气低落。加上我们对据点进行围困,切断交通线，敌人不敢上下和走出据点一步，只是死守在据点里挨饿。最近敌人改用飞机空投粮食,我们在设法对付。在我们这里一共有一营敌人，分三个方面进攻我们。但几个月来,敌人不仅消灭不了我们，反而在同志们的团结斗争下，处于被动地位。这里最重要的问题，便是要有大无畏的勇气，在任何强大的敌人面前，绝对不低头屈服。

“我们相信，只要再过一段时间，这里的敌人便可能被我们赶跑”。

“在这激烈的斗争中，大多数的同志表现良好，他们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我相信只要再锻炼一些时后，这些成百名的同志将逐渐形成我们(最少是第一省)的主力兵团的骨干。”

“在几个月里，在我们的队伍中，出现了三五个逃兵及一批被清洗出去的坏分子，那也不足奇，这些都是一些立场不定、品质恶劣的分子。他们的逃走或被清除，只有使队伍更纯洁更有战斗力，我们主要的是‘质’而不是在量。现在我们正准备再清除一些。包括前被清除的(指逃兵)，在180人中约有20人。”

“我们现在不仅要把大部分的人力投入战斗，而且花在许多人马作群众工作，在人力上也感到一些吃紧。我们感到很欣慰,经过战火的教育，现在的群众比过去觉悟得多了,有几个甘榜约几十名群众要参加部队，但被我们拒绝了。和我们一起斗争或战斗,我们是欢迎的，但参加我们部队，却不好随意接受。事实上，在严格挑选下，已有一些群众参加了战斗，他们倒打得蛮好，一枪一个敌人。我们的活动范围也大大地扩大了，从文旺到拉央下面整20座甘榜，人口约四千人的地区都有我们同志在活动，而且群众越来越好。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建立第一个红色政权(当然这是简单的红色政权)。”

“现在，你们可以发现到处有群众在协助我们，包括买盐等。”

在1968年7月16日叶存厚给黄纪晓的信中，还有提到:

“这里下面(指火焰山)情况很紧，你们处境非常危险和困难，望你善自保重。”

“这里下面(指双空地区)情况较松，工作有很大的进展，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在武装斗争和反围剿的初期，指挥员是最容易犯轻敌麻痹的错误，叶存厚也不例外的犯这个错误，以致没有作最坏的实际准备,例如作长距转移的准备，所以在反围剿的中、末期处于消极、被动和挨打的地位，甚至被消灭。

六、反围剿与覆灭的演变

1966年9月11日，在双空搞民运工作的郭文忠和士能同志被敌兵逮捕并遭杀害。

1966年9月尾，叶存厚和杨柱中下令三支队赖水调派20人以张其昌为指挥，主动出击敌兵的一个前哨站。攻打后,1966年9月中印兵从孟加央和华莪调大兵上双空地区。此时，叶存厚和杨柱中派人到华莪与双空地区的中间路段伏击敌兵。1966年9月尾，印兵进攻基地。此时总部开会决定撤出双空基地，大队撤到双空山与巴拔山之间的2号芭附近建营房，而叶存厚和他的警卫员黄乐山去朱增仁的民运工作队。自从叶存厚和杨柱中下令主动出击敌兵的前哨站后，叶存厚与林和贵的不和就更明显与表面化。

1966年10月初，大队转移到巴拔山4号芭，4号芭周围都是榴连树和其他果树，去3号芭也不远，只须二十分钟路程，因此在粮食方面较容易解决。

1966年10月中，在4号芭召开总部会议，由林和贵主持，提

出了几个问题讨论。其中，对敌兵要打还是不打的问题，总部人员的意见不一致，后来召开总部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总部全体人员，讨论到最后还是不能下结论。当时局势又紧张，因此会议在没有结论之下休会。

从这个时候起，部队领导层内的矛盾，更尖锐与表面化。

1967年2月7日，叶存厚等人了解到林和贵等人要离开三支基地，他们感到愤怒并立即召开“民主斗争大会”向林和贵及其支持者批斗。开了“民主斗争大会”后，黄纪晓、林和贵、黄声梓、陈宣平、谢嫣素和曾佩雄等先后离开第三支队，到中间站去，有的到山口洋等地去。而“民主斗争”还继续的进行下去，不过没有开大会，而是向林和贵的支持者进行个别的批斗，被隔离到其他地区去。当时第三支队同志们的士气低落，有些同志对革命无信心而离队。

1967年4月间，得到情报，敌兵要进攻巴拔山，因此我方派30人在半路伏击敌兵。伏击敌兵后，撤出巴拔山4号芭。前后共4次撤出，几经周转最后又转回4号芭，其中有两次转山头时没有粮食，只好吃树叶、山番薯、老鼠、蛇，能吃的东西就拿来吃，过着饥饿的日子。

1968年2月间，是第五次撤出4号芭，也是最后的一次，此后同志们再也不能返回4号芭来了。

战斗三天三夜

1968年2月某一天，和往常一样，站岗的站岗，工作的工作。早上大约7点钟，在4号芭ANAM河边渡头站岗的两位同志发现对面河边有10多个敌兵要过河，河边山坡上的小树在摇动，敌兵有多少不清(这个岗哨24小时都有站岗)，我们自己造的竹筏在岗哨这边，敌兵要过河只有找浅滩才能过河。

河边的岗哨离大队营房，用快跑只须3分钟。站岗的两位同志发现敌兵后，一位同志回大队通知政委和司令。敌兵来到ANAM河边，肯定是土著带路，同时也有备而来。杨柱中司令当即命令赖水派4位同志到河边去岗哨监视敌兵的动向，同时派一小队戒备。当时大队里的同志们都还没有出发工作，因此大家都准备战斗。当岗哨同志回到河边时，有几个敌兵从浅滩的大石头上面慢慢的走到河中间，河边岗哨的同志，就瞄准向敌兵开枪，枪声一响，中枪的敌兵跌进河里，其他在河边的敌兵就开始向我方岗哨的同志猛烈的扫射，岗哨6个同志，慢慢的撤退到半路和在埋伏的同志结合。敌兵有的走浅滩，有的游泳过河。埋伏在河边到大队半路的小队，看见敌兵有的沿路走，有的没沿路走，我们只能打沿路走的几个敌兵，其他的敌兵照样向大队营房的方向前进。埋伏的小队马上撤回大队营房，安排在第一营房备战。大约一个小时后,敌兵来到了第一营房附近，距离第一营房大约有30米远的竹丛边。第一营房是叶存厚指挥。敌兵冲向第一营房，被我方同志用机枪扫射，有的倒下，有的退回竹丛边(那一带有许多手腕般大的竹丛)。当我方同志没有开枪时，敌兵机枪又扫向第一营房来，有时敌兵冲上来，我方又反击敌兵，大约每隔半小时，敌兵就向第一营房扫射一轮，伺机要进攻，我方给予阻击，一来一去的拉锯战。

当敌兵初到第一营房时，政委和司令还派3位同志到另一条小山垄去对敌兵的左面袭击，敌兵在没提防之下，被我方同志打个正着，有的敌兵倒下。敌兵发现左面被袭击，敌兵又向左面山垄扫射。因为那条山垄不大，又没有隐蔽物，不能久留，三位同志倒回来大队，同时向政委和司令说，他们发现敌兵大约有二排(60多人)的兵力。

敌兵坚持不撤走,同时也没有向大队其他的方面进攻,敌兵只是牵制着我们大队，也许是等援兵到来才向我们大进攻。

4号芭的营房是这样的：共有六间，是建在一条有许多小竹丛的山垄上。第一营房是建在山垄的半山腰，其他的营房是建在山垄上，当时第一营房是敌兵的目标，其他的营房也许还没被敌兵发现到，第二营房和第一营房距离大约有50码远，叶存厚政委、杨柱中司令、钟桂友(张子诲)、林广明(赖春)和赖水等都住在第二营房。第二营房也日夜防守着，如果敌兵冲上第一营房,在第二营房的同志正好向敌人右面打下去。第四营房是厨房，其他的营房都住着队员。

打了一天一夜后，敌兵还在竹丛边，没有撤退的迹象，后来政委和司令，下令准备撤上第二站,第二站是巴拔山的半山腰。巴拔山共设有三个站，从4号芭上第一站,只须一个半小时的路程,第一站到第二站也是一个半小时，第二站到第三站即最后的一站,是巴拔山顶，要走二个小时的路程。每个站都建有一至二间的营房。后来司令指派赖水安排人员运粮上第二站。第二天开始运粮上第二站，除了防守的第一营房的同志和病弱的同志都一起运粮，一天可运两回。当时主要的粮食有番薯，还有一些木薯干，少许的豆类。大家顺利的把粮食运上第二站。

在第一营房的同志与敌兵对峙了三天三夜，我们是以轮流的方式守着敌兵的进攻，当时同志们的士气都还很高。在第三支队唯一的一支重机枪也派上用场，它保护整个大队同志的生命。这支重机枪是当年三支队还没有成立之前，是第一支队的同志来双空地区时带过来的，是支旧式的机枪，是用子弹盒的，一支机枪要三个人扛，当时机枪手是曾文平，副手是陈伟清和黄忠平(杨的警卫员)。

在这3天的防守战中，没有同志牺牲，只有古玉光受轻伤,他的手腕被敌兵射到。这时同志们的体力和精神开始不足，因为几夜都没有睡觉，同时子弹消耗了许多。政委和司令等同志决定在第3个夜晚撤上第二站。第3夜下半夜两点多，第一轮敌兵枪射响，我方反击后，第一营房同志留下阻击，大队其他的同志，开始撤上第二站。第二轮敌兵枪声响，我方反击后，第一营房的同志开始撤上第二站。

当时，赖水和3位尖兵在前面，向第二站方向前进，其他的同志一个跟一个在后面。那时正好是晴天，朦朦的月色，透过参天古树照在地上，也觉得有些光亮，走了大约半个多小时，还没有到第二站，敌兵枪声又响了，这时我们知道第一营房同志开始撤了，这时大队先撤的同志加快脚步撤上第二站。大约10分钟后，敌兵枪声又响。第一营房同志撤退时给敌兵发现，接着我们听到敌兵进攻第一营房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了好几阵，同时敌兵也向第一站发射迫击炮，大约打了十多发，一个一个都在大树梢上炸开。到4点多敌兵已追上我们后面的队伍，我们只能边打边撤。后面是张其昌同志负责，前面是赖水负责，其他的同志包括领导同志都在中间，后面的同志迅速撤到一条山垄上。

这时我方居高临下，同志们各找隐蔽物，正向敌兵开火。有的同志与敌兵距离不上十尺，近距离的对打。我方处在山垄上，因此有的同志把手榴弹的安全圈拉开让它滚下去爆炸，敌兵也被手榴弹炸死、炸伤不少。这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呐喊声，响成一片，硝烟弥漫，火光一片，双方大战，枪声回响几个山头。

赖水在前面带队，边撤边想，敌兵从4号芭猛追到第一站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再撤到第二站，敌兵同样也会尾随到第二站来，因此不可撤上第二站，只有甩开敌兵为要。赖水跑去向政委和司令提意见，在敌兵穷追之下是否还要撤上第二站，当时在场的领导同志有叶存厚、杨柱中、张子诲、黄祥明和林广民等同志，一起商讨如何撤退问题。在后方指挥对敌作战的张其昌，安排好后面作战的同志后,迅速的跑过来，说：“亚花同志牺牲了，亚花不知道敌兵已移向右侧来了，当场被敌兵打到”。当时是早上4点多，敌兵还不敢冲上来，只是枪声响个不停，双方打来打去。

政委与司令等人在商讨后大家都同意不要撤上第二站，要设法

甩掉敌兵的追踪，但是要如何甩掉呢?当时赖水就向他们提出在一站与二站之间，有一条石壁小径可通到甘榜英加力的一片榴连山，我们只要把进石壁小径的路口痕迹清除好，敌兵是不会发现到。大家同意后，大队马上动身撤，接着赖水把大队前面的同志向后退，进入石壁的小径，后面一个跟着一个，走过石壁小径。这里是危险的悬崖陡壁，若是真的跌落下去，也许骨头也找不到。这时已是清晨5点多，后面张其昌等人也慢慢的开始撤退。正巧这时李约汉被敌兵打到脚不会跑，战地医务人员陈秀珍同志赶快把约汉的伤口包好。在这后有追兵的紧急关头，陈秀珍同志毫不犹豫地背起约汉，在后面张其昌等的掩护下一起撤进石壁小径。经两位灭迹高手伪装后不被敌人发现，整个大队安全进入石壁小径。经过一个多小时后到了榴连山，当时已是6点多，天已经亮了。大家在榴连树下休息，同时点算队员，点算结果除了亚花同志牺牲外，其他的同志全部都到齐。这时我们很清楚的听到，敌兵进攻第二站的枪声和手榴弹的声音，当时在第二站只有粮食,如番薯……等。这片榴连山的榴连刚跌完，满地都是榴连，有些还可以吃，有的已经坏了。同志们已几天都没有好好的吃东西，肚子早已饿坏了，眼前现成有这么多的榴连可以选来吃，同志们都在选榴连吃了。这时陈秀珍同志说：“回忆过石壁那一段路，背着李约汉同志走过石壁，也没觉得重，真是不可思议!”

不久后，政委与司令叫赖水去，对他说现在要跑进巴拔山的南面的森林，甩掉敌兵的追踪，叫他带路。这片榴连山是巴拔山的西南面，是大山与子青芭的边缘，因此我们要向东南面跑就能进入巴拔山的南面的原始森林。

艰难困苦的日子

大队在榴连山休息后，接着就向巴拔山南面的原始森林前进，大约走了五分钟，后面的同志传来说雪姑同志(吴令雪)不见了。司令马上派四位同志到休息的榴连山去找雪姑同志，半个小时后四位同志回来说：找不到雪姑同志，也没有东西留下，雪姑同志就这样不见了。大队继续走，大约走了20分钟，前面有一片大石壁，同志们上了石壁后，到一条大山垄上。这时已是上午10点多，大家在此地小休息片刻，休息后又继续走到下午4点多，在一条附近有小溪的山垄上过夜。在此地住3天，在这3天里吃的是阿扁(一种棕榈树的芯)、野菇，少许的干粮如木薯干。由于怕敌兵发现到我们的住处。因此，找粮的同志不敢走太远的地方去，过着半饥饿的日子。在转移的过程中，有的地方住3天，有的住整10天。

这里是片原始森林，这个季节果子开始没有了，同志们只好以溪水来充饥，大家饿到脚都软了，走起路来跌跌倒倒，一小时的路程要两个小时来走。经过一个多月没有什么东西吃，遇到小溪，同志们除了喝水外，许多同志就如水獭般用手捉小鱼、小虾、螺等之类，捉到小的就直接放进口里去生吃，较大的就放进食格里，到晚上可煮来吃。在原始森林的小溪(石头的小溪)里,小鱼、小虾不怕人，对着你看。那时捉了小鱼、小虾生吃，吃在咀里都没有感觉到味道。

有一次，大队转移到一条小山垄过夜。山垄下有一条溪，小溪

两边有许多无肉的树种籽，像龙眼籽般大小，形状也像龙眼籽。有的同志就拾了很多，晚上就煮来吃，有的同志就吃整食格，吃得太多了，过后就晕倒。大约有10多位同志，因吃太多中毒晕倒，有的3至4小时才醒过来，恢复正常一样;有的晕了整10个小时，才醒来。好像张其昌同志整个人就呆呆的，什么事情他都忘记了，像个傻子般。张其昌同志是我们的指挥员，如今变成了一个“傻子”，也就等于被敌兵杀掉了一个指挥员，张同志直到牺牲都没有恢复正常。文开智同志(黄国敌)是宣教组成员，吃了树籽后，晕了三天三夜，后来全身冰冷僵硬牺牲了。我们把他的尸体埋在两边小溪，中间一小块陆地，附近一丛黄竹为纪念。

在此地大约住了4天，我们又转移到另一条小山垄去住。派人去找粮食，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把它拿回营地来，如野芋苗、山香蕉芯、野菇，可吃的树叶等等，煮熟后分给大家吃，7、80人,一人能分多少呢?有一次我和两位同志到附近的小溪拿水，看到溪边倒下来的腐树，有蚂蚁在咬腐树，我们也拿腐树来吃。在这条山垄住有一个月，大部分同志的身体已变形，成了皮包骨。有的同志本来体弱的，现在已不会走了，后来转移到另一处，一个小时的路程要3个小时来走，走了几天到一条山垄住下。在这几天转移的过程中，其中有一条山垄上发现了许多传单，那些传单是第二支队有些同志出来投降后,所写的传单,当时是1968年5月尾。老天不作美，天天都下雨，找粮的同志，个个都成了落汤鸡，冷到发抖，牙齿在打架，没有东西吃，天又冷，许多同志体弱因此生病。

自从与敌兵战斗三天三夜撤退之后，时常都有派人去和250民运队的同志联络。据民运同志报告说：土著被敌兵镇压，很多都倒向敌兵那里去了，要从土著群众中得到敌人的情况是不可能的了，只有民运同志亲自去摸索。在这种情况下，民运队同志活动是很危险的，一来怕被敌兵发现，二来怕被土著发现。在那个时期，有的民运队同志被土著杀害。1968年3-5月间，也有派人到中间站(火焰山部队)联络，政委派贝旺(外号大哥)同志到中间站去几次。据所知，打华莪飞机场后，当地的局势非常紧张。敌人加紧镇压当地的华裔群众，并实行抢、烧、杀的三光政策，许多青年男女都跑进山，敌兵又进山追杀。

1968年6月间，在一条山垄上驻扎，又是下雨天，用树胶布和树叶做成的小茅屋，只能容纳5-6人，小茅屋时时都漏雨，睡又睡不好，吃又没有好吃，只有拿水来充饥。在那饥寒交迫、艰难困苦的日子，不时有同志生病而牺牲，叶存厚、黄祥明、杨柱中等同志，在一间漏雨的小茅屋里宣布吸收共产党员来提高同志们的士气，但是许多同志力不从心，枪支、背包都无力背了，走起路来脚已千斤重。

分两队反围剿

1968年6月间，叶存厚、黄祥明、杨柱中等同志决定把大队里的80多人分成两队。在队伍出发的前夕，政委叫王麦哥去他的营房，他对他说：“现在决定把80多位同志分成两队：一队由叶存厚和杨柱中负责，走的路线是1字形，一个月后在打望甘榜某旧稻芭会合;另一队由黄祥明、赖水和林广明同志负责，走的路线是C字形，进入巴拔山南面森林再出甘榜打望某旧稻芭会合。分队的目的是一来使敌人分散目标，二来容易找粮食,黄祥明同志这队由王麦哥带路，名单已经安排好了明天早上出发”。黄祥明这队人员有：黄祥明、王赖水、林广民、陈长胡、亚德、赖依腊、马沙里、何德生、吴志武、何小强、李烈珍、林玛连、苏娜、陈为等、鲁林生、彭明珠、蔡红辉、郑爱明(印尼华侨)、贝小如

(印尼华裔)、黄桂杏(印尼华裔)……等等。

隔天7点多，两队人员一起出发。两队按各自方向向前进。黄

祥明这队大部分同志是病弱的。3个小时的路要一天来走，走了几天后有的同志已经不会走了。

有一天，转移到一条山垄上过夜，陈长胡同志对赖水说:“赖水同志，我不会跑了，不要拖累你们，我自愿留下来，你们继续走吧。在革命的道路上就是这样的，一定会有牺牲，以后全靠你们了。最后一定会胜利的，我没有什么可交代了。”长胡同志缓缓地，同时上气不接下气低沉的声音说了这些话，一句句都牢印在我脑海中，我把陈长胡同志对我讲的话转告黄祥明。黄祥明说：他要留下，就留下吧，我们继续走。当陈长胡同志对我说话时，亚德同志也在场，他对我说也要留下来。

隔天陈长胡和亚德同志就留下，没有跟队伍走，队伍继续前进到一条小山垄住下。隔天早上派两位同志拿一些煮好的野菜倒回去看陈长胡和亚德同志，发现两位同志都已经牺牲了。就把他们俩的尸体扛到一棵大树下，以树叶遮盖他们的尸体。队伍又继续转移到另一条山垄住下。当晚赖依腊同志对我说：“赖水同志，我不行了，我留下在这里。天亮你们继续走吧，希望你们能和政委和司令他们会合。隔天留下赖依腊……等同志，队伍又继续前进。到了另一条山垄驻扎，隔天拿了些煮好的阿扁芯倒回去看赖依腊等同志，看见他们又都牺牲了，强忍悲痛地把他们的尸体拉到较安全的大树下后，以树叶遮盖。

此条山垄驻扎有3天，在第4天早上大约7点多、8点，李烈珍和彭明珠同志到山垄下的小河取水，小河上方山垄就是岗哨。正当他们俩弯着身体拿水时，敌兵从小河上游而下，发现到他们俩，敌兵马上开枪扫射，两人当场牺牲。敌兵大约有一排，站岗的同志不敢开枪，怕一开枪敌兵就马上会发现到我们的其他同志。站岗的两位同志回到营房后，大家就准备撤退到另一条山垄去，但发现到黄祥明同志不见了。三位同志在后面掩护撤退，后来撤退到山垄上，一直到下午3点多，派两位同志倒回李烈珍同志与彭明珠同志被打的山垄去，发现敌兵已经走了，我们又把队伍撤回去，同时派四位同志分两路去找黄祥明同志，后在另一条山垄找到他。到晚上7点多，大家都没有吃东西，当时安排人守岗后，经过贝小如和黄桂杏同志处，贝小如同志手拿着一条已去皮的木薯(已经变黑了，但是还不会坏，因为天气很冷)对赖水说:“赖水同志，今晚是不是吃这个?“我回答她：”我去问祥明同志，再来跟你们讲。“在那时每位同志讲话都无气力,简直是饿得天昏地转，形如骨头人。那段木薯就是最后唯一的干粮，再也没有其他干粮了，当晚大家把木薯切碎煮汤来吃。

天亮后，又转移到另一条大山垄住下，祥明、广民、赖水和其他几位同志商量吃的问题，当时赖水和林玛莲、蔡红辉提出到3小时路程的谷仓拿谷，祥明同志不同意，理由是怕敌兵发现到我们的队伍，后来只好派人去采野菇和砍阿扁芯，这两天的解决饥饿方法，主要是喝水为主。后来再向祥明同志提出要去拿谷，这时包括广民同志也同意。这个谷仓的谷是当年在2号芭所采的部分谷，当时是由林玛莲负责带几位同志把谷藏在此谷仓，这个谷仓是在一条小水沟边，周围有许多大青藤，谷仓在中间。后来祥明同意派赖水，林玛莲、蔡红辉等4人去拿谷。林玛莲同志说：只要找到那条小水沟，谷仓就能找到。后来我们4人按照方向出发，经过几条石头小河，最后找到了谷仓。但是大部分的谷都被老鼠吃掉，已成谷壳，后来在谷仓底部挖一些谷，我们每人只背几公斤而已(因为大家都没有气力了)。回到营地已是下午5点多，把谷分给大家用木棍敲去谷壳，后来把米煮成粥来吃，但是有的同志已经不会吃了，只能喝少许的粥汤。

过了三天后又派人去背谷，但是走了两条山垄后，发现敌兵走过的足迹。我们继续前进走到了谷仓，发现谷仓已被敌兵烧掉了。但是我们发现到敌兵是地毯式的搜山，无论是石壁，或是石洞，遇到陡石壁，敌兵就用绳子上，敌兵正好是向我们营地的方向搜去。后来，没有背到谷，回到营地去已是3点多，祥明、广民和赖水商量后，决定明天早上转移到250民运组活动的范围去。10多位同志有的已经不能走了，隔天早上发现吴志武(吴福安)和马沙里(李玉祥)又牺牲了，我们把他们俩的尸体扛到一棵大树下埋了。郑爱明同志(印尼华裔)对赖水说：“赖水同志，我不走了，我自愿留下来，你们继续走吧!”

当时，45岁左右的何德生同志(丘南镇)以很低的声音对赖水说：“赖水同志，我不行了，我不能跟你们走了，不要拖累你们，我留在这里。”他手拿一只手表和一支汤匙说:“如果你有机会见到杨同志(杨柱中)把这个交他。”我对他说:“如果我还活着一定会把手表亲自交给杨同志，这支汤匙你留着吧,也许还有用”。最后他对我说：“我没有什么可交代了，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人民的。”后来我叫两位同志,把他扛到一棵大树下，两边大树根，风雨打不到。

我们又继续转移，走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在山垄小路上遇到了250民运组的一位同志。他就是要和我们联络的，他带我们到一个小石洞住。隔天早上我们派两位同志拿一些煮好的竹笋，回到郑爱明同志和何德生同志的地方去，发现何德生同志牺牲了，而郑爱明同志不见了，至今下落不明。

我们住的这个小石洞是250民运组的地区，是子青芭，有许多小竹也有竹笋，是甘榜英加立的旧稻芭。据民运联络同志说：我们明天先到第一个民运组，然后才去政委和司令的地方。不过这段路很危险有敌兵出没，后来祥明、广民和赖水一起商量决定隔天早上6点就要出发。第二天早上6点钟，大家都准备好要出发了，但是祥明和广民还没有准备好，一直拖到八点多才出发。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前面是山坡，我们的队伍在坡下，突然间山坡上的枪声响，打向我们的队伍来。前面一个倒下去是民运队的联络员，赖水是第二个，迅速的伏下去，赖水向倒下的同志拉几下没有反应，他滚到左边的树林去，敌兵的枪响向我们打个不停，我们队伍走在最后的两位同志也倒下去了，那时林玛莲(蔡玉花)和苏娜(黄金碧)在队伍中间的同志都向左边的树林散去(在出发之前已经先讲好了，如果发生事情要向左边树林去，因为左边是250民运组活动地区，右边是大山原始树林)。到11点钟左右，林广民被敌兵捉去。这次被敌兵打，损失惨重，广民是北加革命政府成员之一，林玛莲同志是125中队第二小队队长，苏娜同志是在1964年当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成立时10位女同志的班长，后来到三支队是医务人员，而250民运队联络员杨小明(吴大维太太)是民运队医务员。

被敌兵打散的其他同志，后来到当天下午3点多大家又集合，只剩下8个人，后来在一个旧稻芭边的子青芭过夜。隔天早上，我们就按跟民运联络同志所讲的地点走去。到中午我们找到了该地点，但是空无一人。在该处原本是：鲁比海、陶玉清、林玛沙、林雪清4人，是250民运队的一个小组。现在4人下落不明，后来赖水和祥明同志商量后，决定按照方向去找政委和司令的队伍。经过许多小山垄和小山沟，最后终于找到了政委他们，那时已是下午5点多。一个月前黄祥明等20几人出发，现在回来只剩下8人，他们是：黄祥明、蔡红辉、陈为等、鲁林生、何小强、黄桂杏、贝小如和赖水。

战斗到底

1968年11月间，整个第三支队除了民运同志外，大队只剩下60多人。大队领导同志时常都有派同志，去旧稻芭找粮食和侦察敌情。有一次朱增仁和杨思珍同志(曾玉兰)要到某个地点，走到半路被敌兵袭击，朱增仁同志当场牺牲，而杨思珍同志则被捕。

1968年12月尾，大队住的地点又被敌兵袭击，赖耕耘同志的肚子中子弹，她对杨同志说：“我不行了，把我的枪和子弹背包拿去……”话还没说完，接着胸部又中弹，而牺牲了。此次被敌兵袭击有8位同志牺牲，他们是：黄祥明、钟桂文、贝旺 (外号大哥)田志峰、赖耕耘等8位同志。

1968年12月尾，有一次在旧稻芭侦察敌情的同志被敌兵袭击，牺牲了几位同志，林亚曼同志(廖福生)是牺牲者之一。

当时大队领导同志，派同志出去侦察敌情，有的同志出去也没返回大队，因为有的被敌兵袭击牺牲，有的被敌兵捉去，有的被土著杀害。被敌兵捉的有：刘玉明、张亚国、陈新华、林巴利、陈美华等。被土著杀害的有：张子明、宋小英、陈维达等。

1969年1月尾，大队要转移到另一条山垄去，不知何故民运没准时出发，拖了两个小时后才出发，走到半路在山坡下，被山坡上的敌兵开枪扫射，会跑的同志都安全撤退到某个地点去，现场留下几位不会跑的同志，被敌兵活捉去。他们是苏明、秋妹、李惠娟和李黎扬4位同志。

1969年1月底又一次被敌兵袭击，同志们冲散了，叶存厚带一队朝一个方向，杨柱中带一队朝另一个方向。隔天，杨柱中这队派高举同志去找叶存厚那队，高举同志找到了叶存厚同志队伍后，要倒回杨柱中这队来，走到半路听到枪声，杨柱中这队被敌兵袭击，当时高举同志加快脚步跑回杨柱中的队伍去，跑到后,已有蔡红辉(蔡里胡)、魏廉斯(曾康胜)几位同志牺牲了。后在高举同志的AK15枪的掩护下，杨柱中等人撤退，由高举同志带路来到叶存厚这队集合。

1969年2月间，叶存厚同志有时还派同志到4号芭一带找粮食，有时派同志到巴拔山二站一带仓库拿药和绷带之类(小仓库只放药品之类)。当时整个大队人数还有30多人，是在250民运队工作范围内。这个地区已被敌兵包围，这时政委叶存厚同志才深切领悟，只有突出包围圈，才有生路。但是已太晚了!剩下30多人，有一半同志是病弱的，行动都非常困难。为了其他同志更灵活的转移，那些病弱的同志，要求领导同志把他们留下来，可是领导同志坚决不同意，表示绝不能白白看着这些病弱的同志在森林里自生自灭。就说：“要死，一起死吧!”因此决定不分队突围，继续一起突围，宁愿一起战死在沙场。当时大队已被包围，敌兵时刻都来袭击，坏的土著看到我们同志就杀。

1969年2月尾，叶存厚安排10位病弱的同志，到一个认为比较安全的地点住，由坚利同志带队，他们是：何小强(温秀枝)、候赤壁(候赤妹)、杨玲扬(杨柱英)、陈秀珍(洪秀)、陈秀华(洪秀珠)、贝小如、黄桂杏等10人。出发后走到半路，被敌兵袭击，整个小队全部牺牲了!

1969年2月尾的某一天，叶存厚派几位同志到4号芭谷仓拿谷，他们来到4号芭附近谷仓，背了谷准备回队，走到4号芭上第一站的山垄上，被敌兵袭击，彭梦合同志和高举同志(蔡高)当场牺牲，其他的同志成功回到大队。

1969年3月中，整个第三支队的同志，有的被敌兵枪杀，有的被活捉，有的被土著杀害，有的饿死和病死，最后只剩下8位同志。他们是：政委叶存厚、司令杨柱中、张立华、陈梅枝、伊沙、唐秀妹、陈水和、陈新汉。8人之中杨柱中的小腿已受伤，但是还能走路，其他的同志也能走路，后来转移到旧稻芭的一间小茅屋住。

在1969年3月某一天，他们8人要转移到另一处去，当时陈新汉同志先到屋外看是否有敌兵，其实敌兵早已包围了小茅屋，陈新汉同志就向敌兵开枪，但是枪打不响。这时叶存厚和杨柱中走出小茅屋，敌兵就向他们两人开枪扫射，两人当场倒下去，张立华同志是在杨柱中同志身后，她推拉杨同志没有反应后就把杨柱中同志的AK15拖拉下来丢给陈新汉(曾永光)同志。陈新汉同志接过枪后，马上就向敌兵扫去。与此同时，叶存厚同志的肚子也中弹，当时他一手按住伤口，一手指着他的背包，因为他的背包里有他的重要文件和日记簿里有很多重要的血史记载。但在那紧张的关头，同志们没能力拿他的背包，后来被敌兵拿了。6位同志终于撤出敌兵的追击，但是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政委叶存厚和司令杨柱中誓死不举白旗，顽强战斗到最后一刻，他们的英勇和顽强、誓死战斗的精神，永远留存!

1969年3月尾，剩下6位同志，他们是：张立华、伊沙、陈水和、陈新汉、唐秀妹、陈梅枝同志。这时仅剩下4人，他们为了找粮食又到稻芭一间小茅屋去住。陈新汉同志已不大会走路了，他留在小屋里休息，其他3位同志去找木薯，3人走到半路又被敌兵追击，陈梅枝同志当场牺牲，张立华同志和伊沙同志跑回小茅屋来，但是陈新汉听到枪时就马上离开小茅屋隐蔽到另一个地点去。木薯拔不到，陈梅枝同志又牺牲，新汉同志又见不到，张立华和伊沙两人只好撤向4号芭。

1969年4月间，陈新汉同志被敌兵活捉。大约同年5月间，

张立华同志和伊沙同志也被印兵活捉，当时她们几乎没有力气走路了。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游击队第三支队就这样全军覆没…。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的史迹，给人们留下既英勇顽强，且悲壮惨烈的回忆，也深值得我们去探讨与总结这一段血泪史。

七、第三支队覆灭的历史教训

1966年底，对西部边区的武装斗争和国内的革命斗争都是很不利的。在边区西部和三支领导层的矛盾已濒临剧烈与公开化;在国内陈传鑫内奸事件也已爆发这两个事件，没有及时加予克服,对革命必将造成严重的打击和破坏。

三支的覆灭，最根本的是政治上的不团结，也即大敌当前,不能求同存异，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其次，才是军事上的死守边区基地和缺乏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特别是坚持不了时，没有及时转移到新区。我们不能通过军事保卫群众和打退敌兵对基地的进攻，基地迟早总是要搬家的。三支的复灭，是犯上严重的政治和军事错误的必然结果。

文铭权在危急时离开领导岗位，对三支的复灭应负一定的责任。林和贵不去东部而引起与对杨的宗派斗争，又不尽力团结内部和挽救革命，他当时更是国内直接的最重要领导，他对三支的复灭，不能推卸应负更大的责任。

一、二支和火焰山部队没有被消灭，不是他们什么都比三支强，而是相对弱得多，他们之没有被消灭，主要是他们内部较团结和较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而已。

摘引自《憾大地，泣鬼神的史迹》作者赖水

附录

山林在哭泣

敌后变前方

记得在1963年，大马成立前后，数百名青年男女越界去印尼，接受军训。可是，1965年印尼的“9.30”事变，打破了我们的美梦，印尼新政府已改变态度，使到我们在一夜间失去靠山。

为了提防印尼新政府派兵围剿，我们接受了当时领袖的命令，纷纷撤往边界的原始森林中，建立自己的游击基地。这种基地，由伦乐边界开始，向东至第二、第七省一部分，有四、五个之多。

苦难的日子开始了。

双空山建三支

1965年11月，我与其他队员奉派至边界的双空山，建立第三支队，当时部队有180人左右，都是由三口洋，三发以及印尼联队(当时的志愿军)中抽调出来的，女队员约占四分之一。

双空山，海拔六千多尺，夜间气候非常寒冷，第三支队的基地建在山顶，占地两亩多，有宿舍、课室、训练场，周围有防御工事。我们到双空山，夜晚寒风彻骨，若床下没有生火，彻夜难眠。

双空山是个主峰，周围二、三十平方英里地区统称双空，也是

第三支队管辖范围，这里全部被原始森林遮盖著，而且山峦重叠，地势陡直，行军作战非常困难，尤其遇到悬崖，攀登削壁，攀登危险，可说“一失足成千古恨”。

双空山由几条属於士加央河的支流分割著，莫小看这些河面只有三、四十尺的浅滩小河，遇到大雨时，不须半个钟头，河水暴涨十多二十尺，有若万马奔腾之势，若在河里洗澡走避不及，一眨眼即被卷到下游，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里的居民不多，在双空脚有座百来户的长屋，叫双空中午，由长屋到山上基地，要两个钟头。长屋不远处有条小河流过，周围几个小山头还有四、五座较小的长屋，最近的步行至少两个钟头。

说到步行时间，还是用当地达雅人步行来计算。若换作城市的人，时间恐怕要加二、三倍。而且，当地联系长屋之间的羊肠小径，已算是顶好的交通线了。至於行军，逢山过山，逢水过水，一个指南针在手，即通行四方，根本是没有路的路。

记得双空离第一省的安拔梯头最近，当年我们越界，由安拔梯头步行两三个钟头，就到边界的甘榜士必，再经甘榜西的至士加央河支流，南下二天即可抵达双空山基地。

军事训练

第三支队建立初期，几乎所有队员都有充足的配备。如手提轻机关枪、莱福枪、中国AK自动步枪、轻机枪，手榴弹等。每位队员还配有二百粒左右的子弹。此外，第三支队尚有一门迫击炮。上述武器都是苏卡诺时期援助我们的。

我们的军事训练采用印尼正规军式。基本训练内容有射击、爬行、翻滚、拼刀、夜行军、突破封锁线，利用指南针行军等。

人们戏谑说，当一个好的游击队员要具备“夜眼”、“铁腿”及“神仙肚”三大条件。“夜眼”就是夜行军，至於“铁腿”顾名思义就是能耐跑和长跑。不过，做起来可真不容易。因为平时每人全身武器配备起码三十斤，加上背包十多斤，再加粮食及其他物质。因此每个人身上背的重量在五、六十斤之间。要翻山越岭，连走两三天，普通人是受不了的。最后说“神仙肚”，在山里断粮是平常事。因此，找到蚱蜢、老鼠、蛇为“上菜”，当然好味，但树叶、树根、野果一样照吃。同时，连饿几天也照样能上战场，不过这种人不多。

我们每次分十二人为一小队训练。别看卧倒、翻滚这类简单招式。后期中埋伏，有的队员就是在一两秒之间，没有迅速卧倒或翻滚开去，而被印尼兵打死的。

木薯加白开水

第三支分出六十人左右为生产队，在基地的右方种植木薯及少许菜类。至於油、盐等物质，每星期派一小队人至文芒去背回来。文芒是一个只有二、三间华人商店的小镇，离基地要步行二天。

我们日常的伙食，一日三餐以木薯为主。把木薯去皮，放点盐煮熟，配点野菜，这就是很好的伙食了。有时也渗点番薯或一点米。十头八天，运气好的话可分一点山猪或鹿的肉。饮料只有白开水。当然，以后局势紧张时，有山沟里的水喝就算不错了。

为了提防印尼兵围剿，我们也储粮备战。把粮食藏在山洞或偏僻地方，以备转移时用。

打响第一枪

在双空山相安无事了一年多，印尼兵在1967年中，开始派兵进攻第三支队的民运队，打响了第一次围剿战。

由于部队要联络周围长屋居民，并收集印尼军方的情报，因此派出七、八人一队的民运组，驻扎在每座长屋旁边。其中有一队民运组，在营房睡觉时被三十多名印尼兵包围。凌晨时分，印尼兵先开枪，队员在睡觉中惊醒，才纷纷开枪还击，并且翻滚突围。由于黑暗，印尼兵没有追赶，因此才能背著伤兵和病弱队员，退回山上基地。

后来我们发觉，印尼兵以连为单位，已开始驻扎在每座长屋旁，每天都派小队搜索，而且每三个月换防之后，即开始军事进攻。

在各处陆续驳火中，第三支已有数名队员被击毙。这种冲突，多是被印尼兵埋伏，也有巡逻时发生遭遇战。当时，估计双空基地的形势难以固守。故大队全部转移，只留下一些小队在原地进行骚扰战。

巴拔山建新营房

经过两周行军，第三支队转移至巴拔山。我们开始伐木建新营寨。在四周筑工事，加派哨兵站岗。这时大队约有一百人左右。其余的队员被分派成小组，分散在各长屋周围。

巴拔山的势比双空还要陡直，山脚下是士加央河，河水急。

在巴拔山建立新营房不出几个月，印尼兵追踪而来。这次的战斗，比第一次围剿更激烈。我们除了忙著与印尼兵周旋之外，也面临食粮短缺的困境。

在巴拔山上，队员们的情绪开始低落，思家情绪在女队员中更为普遍。

队员们在1963年离家至今已有四年多。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每次驳火，难免有伤亡，眼望著周围的队友一天比一天少，也许明天死亡之神会降临到自己头上。真有望断云山，肝肠寸断之感!

反击战

我们决定进行第一次的反击战。一天，我们派出三十多人，在一条印尼例常巡逻的小径两旁埋伏。由于居高临下，算是有利作战地形。

中午时分，一小队十二人的印尼兵进入了埋伏圈。我们放过了前面的尖兵，一声令下，在火网中，印尼兵当场有一半队员中枪阵亡。

虽然这次埋伏获了许多枪械、弹药。但我们本身也牺牲了一位队员，伤了三名。回返基地，一片愁云惨雾，大家都默不作声。

类似的反击战，我们前后打过了好几次。原本以为印尼兵会退却，谁知道恰好相反。印尼兵不只加兵力，而且派出精锐的“红帽兵”出击。我们面对优势的敌人，打一场没有补充的消耗战。显然的，越拖下去就越不利。

在这种情势下，加上粮食吃光，伤病增多，我们明显的处於被动之下。为了避敌锋芒，我们经常在一个地方扎营一、二天即转移阵

地，叫做转山头。

背着人头赶路

情况恶劣时候，长屋的居民由过去支持我们转为反对我们，队员们被砍头的事件发生过好几次。

一天，我们接获报告，一位小队长下山了解敌情。数天未回，知悉是被砍了头。立即派一小队下山调查。我们终於在一座田芭的小屋中发现吊着一个头颅，肉已开始腐烂。知道这个就是被杀的小队长的人头。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将它包好，带回山上。

当时，有的人建议把人头带着，等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建立基地时，才把人头埋葬。行军路上传来阵阵臭味。由于要避开印尼巡逻队的追踪，我们也顾不了这么多。

最后，情势实在太过紧急，看来没有一个长期安全之所，只好将这位小队长的头颅埋在一个山坡上作为记号，以备后来找寻。后来我们阵亡的队员都是就地埋葬。事过境迁，今天，又有谁想到去发掘与重新安葬这些死难者呢?死者已矣，现实无情，这些长埋的枯骨，将永远掩没在原始丛林之中。

阵地战

1968年底雨季开始，队伍只剩下七、八十人。我们仍然在转山头，躲避印尼兵的追踪。那时候粮食已吃光了，只好靠木薯叶、榴连核、野果充饥，有的队员由于饥饿过渡，脚开始肿，有的脸也肿，走路寸步难移，双脚似有千斤之重。平时十五分钟可爬上的斜坡，如今要一个多钟头才爬得上去。

一天中午，部队撒至一个高山上，正在扎营休息，火才生好，印尼兵一个连队已跟踪至山脚，前面的岗哨先开枪。我们纷纷找大树、石头隐蔽物。印尼兵的火力很猛烈，在这种前有追兵，后有斜坡的情况下，只好奋力阻挡。

印尼兵的士气高昂，曾三几次冲锋到前面，都被我们的火力按下去。双方僵持至薄暮时分，印尼兵才吹号回营。为了提防印尼兵夜袭，大家各就各位持枪戒备。肚子饿了，只好吃生番薯充饥。

印尼兵方面，隔不久即开来一大排火。显然也是怕我们下山突袭。就这样双方僵持至天明。天刚拂晓，印尼兵又开始进攻，子弹呼啸在头上飞过。较小的树被子弹打中爆裂比比皆是。每隔一个钟头，印尼兵即派一小队人冲上来，被我们打下去之后，不久，第二队又再冲上来。如此反复进行拉锯战，我们又坚持了一整天。

入夜之后，部队决定由后面撤退。我们静悄悄爬下山去。当时预料也许印尼并没有发觉，我们的撤退很顺利。其实，隔天在榴连山再发生遭遇战，证明印尼兵其实分头包围。

这次两天一夜发阵地战，我们牺牲了一位队员，受伤的却有七、八人之多。印尼兵方面，由于他们主攻，因此损失自会严重些。

翻越峭壁

经过了整夜的急行军，第二天中午，我们撤退至榴连山，这时刚好榴连成熟，满山满地榴连，大家好高兴，忙着拾榴连，填饱辘辘饥肠。

倒楣的事接踵而来，这时印尼追并又到，一轮猛攻，我们又阵亡了几名队员。大家只好拼命抵抗。也许印尼兵是小队，所以进攻不太激烈。我们留一小队抵抗，大家向后撤退。

到了夜晚，前面一片削壁，大家咬紧牙根，一步步爬上去。由于削壁陡直，有的地方没有好踏脚，又是伸手不见五指，只好一个接一个听暗号和靠摸索爬上去。

从半夜开始，一直爬到天亮，我们终於抵达山顶。回首脚下云雾缭绕的山腰，大家不禁捏一把汗。许多队员躺在地上，有如大病一场，久久都起不来。

其中有一位女卫生员竟然背著一名伤员爬上山来，事后她也不

明白为何会有如此神力?

这是不是求生的意志所使然呢?

伤病饥寒交迫

经过了连续的战斗之后，部队里伤、病越来越多。尤其是粮食缺乏，在饥饿折磨之下，饿和病是密切相关的。

经过了连续的战斗之后，部队里伤、病越来越多。尤其是粮食缺乏，在饥饿折磨之下，饿和病是密切相关的。

这时候，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找食粮。天一发亮，就分成许多小组出发。漫山遍野找野菜野果。晚上带回来，部分煮了分给队员吃，部分贮存做干粮。

在山里，几乎能吃的东西都找遍。例如香蕉心、木薯叶、藤心，树的嫩芽等能吃的都吃。甚至山里头的榴连核，因为榴连掉下来，肉被野兽吃掉，或是烂掉，而榴连核开始长苗，一样煮来吃。有时运气好的，在山沟里抓到鱼，用火烤了连骨头都吃掉，也有的人吃蚯蚓、昆虫等。这种生活比野人还要悲惨。

队员几乎十个中，九个都有病，骨瘦如柴的现象随处可见。在疾病和饥折磨下，许多人感觉开始迟钝，目光呆滞，有的发出歇斯底里的呼叫声，这种惨况，鲜为人知。

当然，逃跑事件日益增多，能逃的多是身体较壮，有行山经验的。而留下来的却多是病弱伤残，只好坐以待毙。

活活饿死的情形，也发现过好几宗。其中有一个气若游丝的女队员在凌晨时分突然回光反照，叫著要吃木薯叶，大家七手八脚煮好端到她面前，她没吃一口，静静地离开人间。

后期每天都发生许多悲惨的事件，大家眼泪也流光了，变成麻木不仁，有的队员说最好还是一阖眼，静静地离开这个尘世算了。

第三支队已面临覆灭的民运。

山林在哭泣

1969年2月间，第三支队经过几次分散和会合，总数仅剩三十人左右。其中有几次中埋伏。一下就死去六、七人。在这种打批死亡，而毫无补充的情形下，队伍眼看由大到小，已经变成一支残兵了。

四月间，第三支队又再中伏，这次司令及政委都牺牲了，其余队员被冲散。结果多数被俘虏。我也在一次驳火中受伤被捕。第三支队到五月间已经全军覆没。

在坤甸监狱，我又渡过漫长的岁月。后来被本州政府引渡回来，我记得在第三支队覆没期间，双空区发生多年来最大的连续几天的暴风雨，许多树木折断山林在狂风中哀嚎，也许她是在哭泣，哀伤这场战争终将终结。

第七节 与印尼共成立联合部队

一、成立火焰山部队

印尼“9.30”事变后，印尼右派军人集团篡夺政权，对印共及其同情支持者进行血腥镇压，使印共的力量遭到严重的损失。这一事件后，印尼共中央发表《自我批评》声明：检讨了过去所犯的错误，决心从严重的流血经验中吸取教训，坚决批修正主义，纠正错误，决心从血泊中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印尼共西加省委在新年期间发表了文告，表示从1967年开始，要坚决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但是，他们没有武装，要找北加同志。他们在昔邦找到在那里搞后方地下工作的北加同志蔡国志，并通过他去华莪找在那里的北加革命领导人。

1967年2月间，总部根据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在会上决定在双空与华莪中间地带建立个前哨站或中间站。这个据点将同一支、二支一样起着战略协同作用。平时负责华莪基地联络工作和为三支购买与运送粮食、日用品与药品等物质。这项任务交由黄纪晓负责，刘顺胜、朱云辉、叶碧珠等同志也加入工作。随后，他们就离开双空基地前往华莪。

1967年4月6日，印尼共西加省委书记苏斐安(Sofian)与副书记陈礼夫来到华莪山区(SangauLedo)与北加共产党的林和贵及黄纪晓就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商讨，并做出初步的决议。随后，印尼共派人下到昔邦，叫陈文协和邓武吉省委干部上去华莪进一步研究，然后再跟北加林黄领导人协商，最后一致通过以下的决定：(一)印尼共决定在火焰山成立一个部队;(二)军事方面由我方负责，帮忙他们训练军事干部，带动他们的军事;(三)政治工作互相配合，统一领导。大家也同意共同成立个宣传组，出版《不灭的火种》刊物;(四)后勤部也互相配合工作;(五)成立联合指挥部，由黄纪晓任司令，以反击印尼军围剿;(六)地方工作，由各自分头去做，西加的由他们主要负责，我方给予配合与协助。

印尼右派军人集团上台后，不但在全国掀起反共的浪潮，也掀起反华排华的浪潮。他们也把矛盾对准西加的华人，特别是66年至67年反华发展到了更加严重的地步。印尼共西加省争取华侨和统一整个华侨问题，於同年4月16日发表了关于《西加华侨的决定》。这一《决定》有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具体纲领是要西加华人团结起来，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并与北加革命战士结合起来。

同年5月，印尼政府强逼华人在华莪地区进行修补道路，这是无代价的劳动，引起华侨强烈的不满。为此当地华侨成立了一个“西加华侨反迫害斗争委员会”，加强团结力量，准备进行斗争。我们以前在华莪成立的农会，也跟他们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当时印尼右派军人政权实行野蛮的白色恐怖统治，对在卡布亚斯河(Kapuas)一带、西加各地的华人进行烧、杀、抢的政策。西加的万足地、孟加影、华莪和甲板巴厘等地不甘被杀被捕的华族年轻人，被迫上山进行自卫自发的斗争。那时西加各地布满干柴，只要点上火星，星火就到处燎原。我们同志利用这血淋淋的现实揭露反动派的野蛮政策，从中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从而动员了大批华人青年来参军。那些没有来参军的，也当起了民兵的角色作用，支援与配合我们的斗争。

当时成立联合部队的山区很冷，为了表示我军有顽强的意志与火热的斗争，与之抗争，因而命名此山地为“火焰山”。而在此山地成立的部队，称之为“火焰山部队”。这支部队有一百多人，多数为印尼共人，负责人是黄纪晓、刘顺胜、朱云辉和印尼共西加省的省委正副书记。火焰山部队成立了三个月后，在华莪印尼空军机场进行了一场夺取武器的战斗。

二、夺取华莪空军基地武器

1967年6月，群众有反映个情报，即华莪空军基地戒备松弛，那里有很多武器，只要进一步掌握情况，做好动员与部署，可以乘敌不备、出其不意，完全可以胜利夺取武器的。

刚好，4月间，万足地、孟加影和华莪一带有近百位群众在刘汉明、马云的带领下，来到华莪，寻求军训。6月间印共又征收了一批新兵，我方帮忙他们做短期的训练。我们一边训练，一边派情报组进行侦察。通过侦察与调查，我们了解到他们有多少兵力，属于什么兵种，拿什么武器，和怎么布兵，等等。

7月13日，我们又得到一个重要情报，即7月17日他们的头目会来。由于6月间印尼军队内有发生摩擦冲突，而这种冲突又是枪对枪、一个集团对一个集团。为了避免这种冲突，上面就把整连空军驻兵的武器收起来。在7月17日头目会来检阅，还会收回枪支，若没收回就不能向上头交待。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夺取武器、武装自己的好机会。印尼共发展的新兵没有武器，而我们只有少数陈旧的枪，多数都打不响，正需要装备自己。我们考虑结果，下决心打。我们从第一批印尼新兵训练中挑选出6个技术较好的队员，加进我们队伍，人员共有30个出。

7月13日，做出战斗决定后，还有花二天时间进行紧锣密鼓的部署。

我们同志最后掌握到的情报是，掌管钥匙的四个守兵,换岗的时间是14日到16日，他们拿什么武器都清楚。这样，战斗一开始，我们就迅速控制了整个基地。这个贮存武器的仓库是当年荷兰人做的相当牢固。当时我们有准备烧焊去割铁条，却偶然拿到钥匙，行动进行得更快，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在行动时要求尽量少杀伤，因为里面有些是好人，因而行动时只打死4个守兵。印尼共还写了字条，大意是说：我们不是要打你们，而是借用你们的武器反对政府。

这场战斗，夺取武器共100多支枪，其中包括50多支来福枪，

和50多支冲锋枪，而我方无人伤亡。我们又即刻派2个通讯员，用一天的时间到四面八方去通知80个左右群众来帮忙运走武器。这些负责运输的群众平时要到各地去进行劳动生产。当晚，就一股脑儿把武器搬完，天亮之前撤回火焰山。

三、“7.15”夺武战的影响

1967年2月7日，林和贵离开了印尼边区双空基地和三支之后，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各个支队和火焰山部队已呈现各据一方,几乎是各干各的，没有统一的指挥。因此，在打华莪空军基地之前，没有可能对这一战可能引起的严重化和应变办法有较清楚的认识与必须的准备。这一仗战功是显赫的，但在军事上却是盲动的，结局自然是不好的。

这一场夺武战斗震撼印尼反动当局，他们派了陆军教导团特种部队(又称红帽兵)来驻守，并调查实况，以为是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打的，但调查不出其实质。初时，第12军总司令DiaKud曾到处贴告示：“我们原是朋友，共同打马来西亚，为什么变成打印尼?……希望你们不要留在此地，回去好……”。但接下又发生了2个印军去甘榜采波罗蜜被火焰山部队歼灭，并缴两把AK47。同时，於华人8月25日有12个印军去参加李三保、杨长新的生日会，也被火焰山部队全歼。

这一系列的攻击行动，使印尼反动当局怕得要死，恨得要命，马上派了几千名兵力进行追剿。他们在华莪的宋彬港、马拉舨、上下板先、哇郎等华族农村进行四光(即杀、烧、抢与砍)政策，其中杀了几百名华族，约有整千名被迫上山，撤向巫落河港一带，跟火焰山部队在山里坚持一个月出。后来，印军来搜索,发生交战，部队同志在前面狙击，掩护群众转移。新军区司令苏玛尼走马上任，他采取怀柔政策，到处贴告示，号召群众，只要出来，就不对付。后来中老年、妇女、小孩先后出去，被遣送到山口洋、坤甸等城镇去，民兵和青年留在山上。出去的群众中出现坏分子，出卖了情况，造成几百群众被捕。

长达一年多的持续围剿。初期火焰山部队坚守阵地，敌军来就打。后来内部出现逃兵，有些沦为敌人的耳目帮凶，达雅群众在敌人的威迫利诱下,也反过来带了猎犬配合印军的军事行动。逐渐困难越来越多,坚守阵地三个月后部队撤进森林，坚持斗争。面对敌人有增无减的军事进攻，又面对粮食的短缺，火焰部队的领导人认为，分散战斗更有利于保存与发展。於是1968年1月后，火焰山部队北加同志与火焰山部队印尼共同分开战斗。一年多后,火焰山部队坚持不了，牺牲了几十人，黄纪晓带领剩余的人员有陈群、陈亮、华民、亚喜、咪咪、青刚、苏立明、松青(朱云辉)、理治、伟娥、武萍、小珠等二十三位(多数是西加华人)转向第一支队去，又再撤进国内。

在打华莪军用机场之前，黄纪晓没有请示林和贵，也没有通知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更谈不到斗争上的互相配合支援。事后获悉，攻打行动后不到一星期，印尼空军就到双空去轰炸。火焰山部队原本是要分散和牵制三支敌军力量的作用，但攻打机场基地之后，却起了反作用，成为印尼皇牌军更野蛮残酷围剿三支，加速了三支的覆灭。

火焰山部队打华莪空军基地，虽军事是成功的，但我们不能单纯从军事观点去看。若从政治的和军事战略要求的层面来看是不可取的，结果是虽胜犹败。

若是站在印尼共产党人的立场上，也可以看到这场攻打行动后的影响。印尼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在印尼右派军人的法西斯的屠杀与残酷镇压下，濒临瓦解的边缘。对侥幸保存下来的印共领导人，可以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收拾残局，重建或重整党和革命群众组织，为印尼人民指出斗争方向,顽强地带领印尼人民指明坚持继续斗争。在那时，他们在保存革命力量的基础上，可以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对西加至整个加里曼丹各民族人民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以及逐步建立革命政权。若能这样做，这将对西加省委的斗争和我们在边区的武装斗争都是有利的。但印共跟我们的合作引起了印尼右派军人的不安，加上火焰山部队的攻打华莪机场,和接连开展几场进攻战，导致他

们下了铁心，要消灭火焰山部队和其他边区部队。

我军在异国的土地上，从争取统一战线的战略去考虑，我军应不主动出击，即使有很好的夺武机会。主动出击，就失去盟友的机会，盟友就转化成敌人，扩大打击面，树敌越多，使自己处于更加孤立不利的地位。在印方认为，在不断镇压之下，印尼共基本上已被镇压下去了，在西加还出现省委和北加革命联合开展武装斗争，华莪空军事件更给他们狠狠一揍，刺激了他们派军来围剿。实际上，华莪空军基地夺武的成果不能持久，也巩固不了。一时一仗的胜利，反而对加速三支的灭亡，对第一、二支都产生不利的影响。

四、西加印尼共的最后战斗

1967年初，印尼共成立了以鲁斯兰(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为代主席的新中央，并继续领导印尼人民进行斗争。1968年6月，印尼右派军人集团发动了对在爪哇省勿里达县南部的印尼中央所在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使印尼共力量又一次遭受损失，鲁斯兰7月被捕后被判死刑。

1968年初，火焰山部队已化整为零，印尼共所领导的大部分成员，有的下到昔邦，跟那里的群众自发力量结合起来坚持斗争;有的分散到山口洋、坤甸、三发等沿海地带跟地方同志结合起来，开展地下工作;西加印尼共省委书记苏菲安则带领了一股武装力量辗转於华莪、孟加影、中公港、上候、横平山里、松柏港农村以及米仓港上游等一带。

1971年，印尼共在米仓召开了一次西加印尼共扩大工作会议。会议是由苏菲安主持，还有陈文协、郭明山、老马、老潘、邓武吉等10多人参加。会议提出建党和开展群众工作,以及要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会议有总结一条经验：要进行有效的武装斗争,就要作长期的准备，而且要有人民的觉悟和参与，才能进行武装斗争。苏菲安强调，往后的工作重点是在卡江上游，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以华族为主的在三发、华莪一带。

印尼共订1972年5月25日为“升旗日”，在兵营等处升旗,在沿海城镇广泛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这样做却弄巧反拙，无形中告诉敌人他们还有力量，结果招致敌人从三发至坤甸沿海城镇进行大逮捕，使印尼共遭受严重的损失。

1972年，印尼共领导武装斗争仍在昔邦、华莪和卡江等一带坚持斗争。但在敌人的高压政策下，有些在围剿中牺牲,有些被捕，有些离队投诚，革命武装力量进一步遭到削弱。

苏菲安带领的10多人最后一股武装力量，是以合法的身份潜伏在Kualan自己的伐木场。1973年，印尼反动当局出动了特种部队-红帽兵，从山口洋和坤甸分二路合击苏菲安的部队。

在敌人不断围剿打击下，最后只剩下苏菲安和他的两位警卫员。当时他分配其中一个警卫员下来搞粮食，不幸在途中被捉,叛徒带着印军上去包围苏菲安。印军在包围袭击中打中苏菲安的头额，而壮烈牺牲。另外一位警卫员逃出，后向敌人自首。至此,印尼共组织陷于全面瓦解。

第七节摘自《北加里曼丹革命四十年》

第八节 林和贵对西部印尼边区武装力量的不负责行为

林和贵在当时的砂盟内部，不是二就是一号人物，竟可在砂拉越游击队第三支队的内部矛盾还不够尖锐化，他也没有应尽努力之前，就率身离开而不顾。根据他当时身边的干部曾佩雄透露，林一离开三支就准备回国。其实，林离开三支后，西部印尼边区各武装单位就呈现各自为政的局面，他更让他们自生自灭。当林回到古晋海口区，建立了领导中心之后，他对边区的武装力量，也缺乏积极的进行挽救。1968年3月初，二支政委派专人回国联络，音讯全无。1969年4月底，友贵不得不亲自回国联络，虽见了林，但他的态度冷漠。

第九节 印尼对待西部印尼边区基地的办法与我们的对策

在印尼“九.三0”政变之前，我们西部印尼边区的武装部队和武装斗争基地已经进行了一定的建设。在这之后就投入了更加紧张的反围剿的斗争。敌人实行对付我们的主要办法是：在军事上，实行军事封锁，派遣特务和飞机侦察，派兵毁坏生产地和进攻营地，有时也结合炮轰和飞机轰炸。在经济上，实行经济封锁和破坏我们的生产。在政治上，收买镇压群众以及进行一定的反动心理战。印军对群众的镇压是很残酷的，对达雅群众实行严刑拷打和杀害;对华族群众实行烧、杀、抢、砍等四光政策，有的整个村的大小群众都被杀，约有几百人被杀，还有大批群众被迫迁到坤甸、山口洋和别的地方的集中营过着非人的生活。我们的主要对策是：在军事上，在敌兵进行围剿时，除了集中防守营地和生产地外，必要和可能时派兵袭击敌兵;敌兵进攻营地和生产地时，有时就利用有利的地形给予回击，或者主动撤退和转移;敌兵撤退了，也有主动进攻敌人。在经济上，进行生产。在政治上，教育组织同志和群众。敌我双方斗争，主要靠的就是这些。初时敌人不但不能有效对付我们，反而遭到损失。后来敌人通过叛徒和特务逐步摸透我们的情况，不断加强进攻，而我们的弱点和困难不能及时克服，革命内部的逃兵叛徒、牺牲损失就越来越多。

第十节  西部印尼边区的武装基地红旗为什么不能再飘扬

西部印尼边区的武装斗争基地，从1964年3月30日建立到

1969年3月叶、杨壮烈牺牲和1972年初二支撤出印尼边区为止，敌我力量始终是非常不利於我，但我们还是坚持了长达8年之久。所以只要我们能更好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必能更好更久的坚持斗争。

这些主观能动性就是：第一，在思想上，全军同志必须站稳人民立场，求同存异，坚持团结，破坏团结就是民族和革命的最大敌人。所有妨碍团结的个人尊严、个人名利地位和主观幼稚等等不利的思想都必须坚决抛弃。第二，在组织上，在当时的情况下，文铭权不能回来领导，林和贵又没有去东部，西部的中心领导有必要重新确立。要重新确立，必须通过充分的民主和协商,并给予必须的尊重和服从，绝对不可随便、含糊和马虎从事，或者口是心非。要真正服从一个中心领导和一个中心领导机关，统一指挥和实行各单位的互相配合与支援。第三，在政治上，自马印对抗结束后，马印成为我们的共同敌人，但最大的敌人还是大马，最大的打击对象也应该是大马，印尼只能是次要的敌人。所以当处敌友转化的时刻，也须尽量缓和其转化的速度和力度;敌友关系正式转化之后，我们也必须尽力减弱或避免主动攻击，以麻痹、延迟、缓和对我们的仇视和打击。第四，在军事上，印尼是我们次要的敌人，我们又利用它的领土建基地，所以必须采取严格的自卫原则，要努力避战，非不得已绝不开展战斗。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及火焰山部队所有主动打的战都是在印尼境内开展的，而不是针对我们国内的敌人。对於印尼边区基地，必须尽力坚持，但不能死守，能坚持就坚持，不能坚持就向西部国内或向东部转移，等撤退后不被注意和必要时再回重建秘密或公开基地。如能够在以上四项要求的指引下坚持奋斗，我们就能更充分地发挥主观的积极能动性，必定能够更久更好的坚持西部印尼边区的武装斗争基地。

第三章砂拉越东部印尼边区的武装斗争

第一节 成立北加里曼丹人民军

1965年印尼“9.30”事件后，印尼由“纳沙共”三种势力组成的中间偏左的政局变成右派将领集团控制的局面情况，从对抗马来西亚变成马印媾和，印尼由支持我们变成跟马联合围剿对付我们。情况起了180度的变化，情况变得很不利于我们的革命武装斗争。为此，我们在印尼边界的同志，在山口洋、坤甸等后方一带的同志必须撤离到印尼边区，否则将成为“瓮中之鳖”。

根据“9.19”坤甸会议决定，东部也要建立部队和基地，由林和贵(后来没有去东部)黄纪作、贝文对和蔡瑞庆负责，於是黄纪作就带领同志们到东部去。

当时印尼东部驻兵是Brimok(机动警察部队)，我们同志跟他们搞统一战线。当时有一个边区作战司令叫苏巴诺的左派准将,他跟印共有关系，又是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在他授权命令下，我们获得了一百多把士登冲锋枪(Stengun)弹药和其他武器。

当时黄纪作等50多位同志从山口洋出发到东部去。1965年10月初，黄纪作租了一艘大艟舡，购买了三大桶的汽油。利用印方送的二艘挂尾车，由卡布尔斯江(S.Kapuas)上边界。在航驶过程,凡是有市镇和有印尼兵的地方都不停下来过夜，只在无人处休息了又连夜赶行程，航驶了几天几夜才到达靠近第三省边界马罗河的马丁努斯(Martinus)。此处暂驻下来，然后又赶下赶上好几次，才把要载的东西都载完。

后来又再往上游转移,才在马丁奴斯的对面加拉央(Kelajam)驻扎下来。驻扎下来后，配合事先抵达的同志，一方面进行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又联络沈智威、温贤定等在旧连队的同志们，积极准备创建自己的部队。

经过短暂准备后，於1965年10月26日，在东部印尼边区建立了又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北加里曼丹人民军。

第二节  旧连队起义归来

在1963年7月越界的约有一百多位的同志参加了印尼右派分子所操纵的北加里曼丹国民军(TNKU)。这个军队有几个连队：第一连驻扎在第一省到板督对面的印尼边区一带;P65背面总部设在印尼的新丹。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这支军队经常越界到北加的境内袭击哨站和进攻马来西亚军队。我们参加旧连队的这批同志在连队没有领导权，且经常受辱受苦，面对通过军事冒险的陷害的种种考验与折磨，他们殷切希望能创建自己的军队。

“9.30”之后,印尼反动派在加紧围剿印尼共产党的同时,也不放松对北加革命者的进攻。他们把二连与三连分别驻扎在距离我们自己部队较远的地方，加强对我们的控制。印尼右派将领有告诫下面的小头目要注意提防我们，他们设法把本由同志们掌握的机枪、迫击炮和其他较好的武器调走，注视同志们阅读、听广播和各种活动。对他们这种倒行逆施、取消抗马和反共的反动行为使同志们极为不满，更激起同志们起义的决心。为了等待起义的时机到来，全体同志团结得像一个人，自觉的服从领导的部署和指挥。为了麻痹他们，我们同志表面上更注意和他们协同合作，积极修建营地，经常去钓鱼找野菜，使人感觉同志们仍然安于生活。然而，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同志不断秘密派同志去自己的部队，熟悉路程，处理联络，偷偷地下把子弹、衣服和粮食运回部队，一切工作都在准备着。

印尼的国庆是每年的8月17日。国庆后情况将对同志们更为不利，因此同志们决定在国庆日之前起义。

距离行动的时间只有几天了，大家都感到兴奋又紧张，且进行了最后的准备。同志们反复地检查了自己的枪支，试了又试，把不好的零件偷偷换掉，子弹选了又选，晒了又晒，备足备够。德兴同志的背包已经装满了子弹、衣服等东西，他还要硬穿上两套厚厚的军衣。在这最后的机会，大家心往一处想，都想为自己的部队多背些物质。

正处在这节骨眼上，可恶的疟疾病传染开来，有几个同志先后病倒了。当疟疾发作时，穿上两套衣服，盖上雨布，还直打颤二、三个小时，四肢酸软、疲惫无力。这样，既难於背走那沉甸甸的背包，且不利于万一起义不顺时面对的战斗和必须在一夜之间要越过敌人哨站的急行军。疾病的缠绕使同志们十分焦急，唯恐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为了保证行动的顺利实现，1966年8月10日，老班长(贝贵和)接受负责同志的分配，先把病号带回自己的部队。老班长带着三位同志与联络信，一步不停地赶回部队。第二天又带着领导上的指示，独自赶回旧连队，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8月16日清晨，三连派一位同志去二连，通知他们配合三连一起行动。这是关系那儿20多位同志能否认顺利脱离旧连队的问题。

当天，同志们密切注视周围情况的变化。时间一分一秒的消逝，感觉比往日过得特别慢，好容易才等到夜幕低垂。同志们吃了一顿较丰富的晚餐和喝一杯浓咖啡，以准备透夜的急行军。8月17日晚8点半了，距约好行动的时间还不上半小时，但是两处的群众和印尼志愿军都在营地烧着大火在跳舞。同志们只好挂起蚊帐装着睡觉。等待到群众离开后，同志们就钻出蚊帐,负责同志把事先用印尼文写的字条放在蚊帐里。同志们背着鼓胀胀的军包，紧握着已选好的纲枪，一个接一个步下了长屋，向着和另一处同志接合地点前进。

跟印尼志愿军睡在一起的营地的同志，也乘着他们还在狂欢之际，钻出蚊帐，夺取了他们的迫击炮也赶到了集合点。负责同志安排好

队伍，交待了战斗准备之后，向马罗河进发。

起义的队伍，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夜，行进在小径、大路、田芭和丛林,摸过楼上住有志愿军的群众临时长屋的楼下…。可敬的老班长虽已经过连续两昼夜的急行军没有休息了，他们深厚的革命感情，关心同志们，他时而抢过刚痊愈同志的枪，时而又拿着迫击炮筒。他时常走在最前头，为了顺利过河，他先在黑暗中游过湍急冰冷的河水，找来了小船把大家载到对岸。当大家歇下之际，他抢着炊事，宁可自己吃苦在前，也要让同志们填饱肚子。老班长对同志的满腔热情，对革命尽责态度，鼓舞着同志们，他为这次起义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翌日，那些志愿军起身时发觉情况有异，他们发现字条后,气急败坏的大骂一顿，还派一小队人员追赶而去。经过两天一夜的急行军，我们同志早已於8月18日到了马罗河，乘着领导同志派来的挂尾车，凯旋回到了基地。

三年寄人篱下、委屈求全的旧连队生活总算结束了，我们可以成立自己队伍的愿望总算要实现了，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啊!

旧三连和二连40多位同志胜利起义归来，不仅解除了印尼套在我们同志身上的枷锁，而且为成立与发展自己完全独立自主的军队，提供了军事干部的条件，在武器上也大大的加强了。从此，我们有了多支机枪，也有迫击炮，增强了同志们武装斗争的决心和反击马印围剿的信心。

第三节  为了统战而冒最后的险

1967年初，黄纪作为了延慢我们与印尼统战的彻底决裂，在印军的要求下，还派出张庭芳、温尤远、沈钦龙、吴荣德、陈爱娘、黄华忆、庄静英、林爱芳、贝小妹等等28位各支队的同志到多脑河去，接受爪哇来的二等兵团，即“511”兵团的军事训练。

以上28位同志，他们一上船，枪支就被缴了。到了多脑河,他们没有接受军训，反而被软禁了五、六个月。后来同志们觉得情况不对，只好假装服从，并自己锻炼身体，劳动、种菜、钓鱼等等活动，也尽量和印军打好关系。当时要求出去钓鱼的同志，有的了解军营周围的地形和去路，准备好集体逃跑的办法。当时机一到，同志们就按预约办法逃跑。终於他们都脱了险，又回到自己的部队。

第四节  北加人民军成立三个支队

在黄纪作领导下，首先建立了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的第三支队，紧接着同年又在第二省卢勃安都对面印尼境内建立了北加人民军队第二支队，隔年又在第二省板督对面印尼境内又建立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

为了统一领导三个支队，成立了总部，总部的第一代理书记兼主任是黄纪作，第二书记是贝文对，蔡瑞庆是委员。总部的黄纪作和蔡瑞庆直接领导第二省及边界一带工作。

一、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

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于1965年10月26日,在印尼马罗河的加拉央地区建立,是北加人民军最先建立的一个支队。

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建立时有指战员80多人，分成4个中队。支队长是罗平(沈智威)，副支队长是叶子华(江先枋)，指导员是沈新民(沈耀彬)。

第三支队武器虽然还不够现代化，但全是军用枪枝，而且许多队员是参加过旧连队，经过较正规训练的锻炼和考验过的战士，所以战斗力还算比较强。

北加人民军是在印尼政局起了极大变化，而且对我军不利的情况下建立的。为了迎接未来的挑战，指战员必须积极投身为完成各项任务而奋斗。

首先面对要解决的就是近百人的吃饭问题，在那深山老林里，只能靠自力更生，向大地要。面对着茫茫的林海，还要准备面对印尼反动军队的军事干扰和围剿，没有革命精神是不可能胜任的。在指挥部的正确领导下，指战员们充份发挥艰苦奋斗和勇敢战斗的精神，经过几年顽强奋斗，前后开辟了几百依甲的原始森林，包括大至近百依甲的大大小小的园地，有号称2.4点，5.1点,1.11点和老、新点,等等的园地,种下大批的木薯、玉蜀黍、稻和各类蔬菜，尽管收成有好有坏，尽管也有饿肚的时候，但基本上解决了指战员肚子问题，还有储藏相当数量的木薯干、稻谷等做为战备粮。至于糖和肉类只能从林中的野果和山上的猪、鹿和水里的鱼儿去解决，盐对我们是很重要的，由于事先一次就买了六吨,因而没有缺盐的问题。

除了搞生产外，还派出一批指战员开展基地周边的伊班群众工作。1969年3月28日，为了加强边区的民族工作，还成立了伊班民族解放同盟。有一次在深入较南部的工作中，由于同志们身上的钞票引起土著的贪心，而使整个工作组的杨立夫、蔡秀明、黄亚莲和陈尽忠四位同志，被土著杀害。

为了争取与第三省革命取得联络，第三支队还专门派出一批指战员开路进入第三省的路线，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1967年底跟第三省的洪楚廷取得了书信的联系。

1966年12月24日，印尼反动军队开始了对第三支队的军事围剿。从此我军被迫开展了一系列反围剿的军事斗争。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阻击战中，我军打死敌兵一人，打伤数人，我军牺牲了蔡建国和杨利民两位同志。

在往后的几年反围剿中，第三支队还开展了以下几场主要的战斗。

1967年底，印尼苏岛空降部队约一百人，进攻我12.24营地，遭到我军一小队同志的回击，结果打死、伤敌兵各一名。我军牺牲一位女同志。

1968年初，为了扰乱敌军的围剿计划，我军派出一麻雀组到敌人后方偷袭敌人，结果打伤敌兵一人。

1968年3月10日，印方为了阻止我军抢收稻谷，派出苏岛空降部队200多人进攻我5.1点稻芭。结果遭到我军由六位同志组成的麻雀战斗组,以一颗八号迫击炮弹、一颗五号迫击炮弹(经过改装)和三颗手榴弹组成的“变相地雷”阵(又称天雷阵,因一颗迫击炮弹是挂在树上的)炸退，也炸死敌兵七人，炸伤五人(其中包括敌兵连长)，我方无一伤亡。

1968年9月26日，我军在已经放弃的12.24营地附近袭击敌兵，打死打伤敌兵3人。

1968年10月4日，我军在数百名印尼陆军教导团(红帽)进攻我们1.11营地时，打死敌副队长一人。

1968年10月16日，我军的一个加强小队为打破敌人的围剿，在Nibongi长屋附近伏击敌兵，结果歼灭约七名敌兵，缴获GL2支、TS2支、手枪45MM2支、子弹和装备。

除了军事斗争，我军也同时对敌军进行政治宣传，表示了我军采取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态度。

1968年底，在经历印军两年的围剿之后，黄纪作和洪楚廷各带

一批指战员，向第二省和第三省转移，第三支队原地仅留下少数同志坚持边区基地斗争，直到1971年才完全撤离边区基地。

二、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

随着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的成立，紧接着於1965年12月12日在第二省的边界Marakai(马拉该)地区(即卢勃安都与英吉里利对面一带)成立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这一支队有70多人，支队长是沈钦龙(沈坚平)，副支队长是范子香(李洪彬)，指导员是杨传兴(扬平)。二支的人员主要来自第二省的英吉里利、邦督、成邦江、木中、实巴河等地参军的同志，也有部分来自北加国民军第二连的，还有来自马罗河的第三支队成员。

二支成立的初期主要是在边界一带活动，除了集中训练、搞生产之外，也到附近长屋去团结教育土著民族。

1966年，还自二支队抽出二、三十人成立卢巴河武工队，队长范子香，副队长吴铁，指导员黄赛莺。武工队只有3把枪，分配给鲁成、鲁红、林英三个同志拿。主要在英吉利里副县活动，分华区与民族区两部份。所谓武工队，就是以武装形式搞群众工作。在国内以分散活动，由於活动太频繁和较急进，暴露较大，民防队到处侦察，敌兵又到处设下埋伏，在马纳区和马鹿各有个三人小组被袭击而牺牲。范子香还曾为武工队规定了详细的四大纪律和五项制度。武工队在国内活动了两年，牺牲不少，后撤回边区整顿。

二支成立以来，在第二省边界甘督地区连续主动出击;1967年6月4日，我方伏击马来亚军队，打死打伤四个。伏击点是在敌方两个哨所之间，战斗五分钟结束，缴获三支半自动来福枪。同年8月26日,我方四人组成的麻雀组，迎击过桥的大队敌兵，打死打伤3个，其余敌兵狼狈跑回营地。同年9月14日，又一组麻雀组摸到敌军驻地附近的河边埋伏。在清晨敌军冲凉时，突然袭击，打伤一个，其余10多个来不及穿裤赤裸裸地经过市区跑回军营。同年9月17日，我10多位战士深入敌后运输线，在安巴河伏击一船敌兵，打死10个，俘虏一个，仅一个潜水逃脱，缴获AK来福枪2把，SKS半自动来福枪6把，手枪一把及其它军用物质。1968年3月，为了扰乱与牵制敌人兵力，我方派出一组同志到古弄密长屋附近，在敌兵冲凉时打伤2个。P73，1969年10月2日，我军打伏击战，打死3个，击伤一个，缴获一把半自动来福枪、一把汤逊枪、一把美国手枪等。

三、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

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的前身是B.P武工队(横江板督武工队),这支武工队於1966年成立，主要负责人是张庭芳(张凡)和陈明惜(士杰)。队员有蔡美发、温俊南、张源富、张权富、李兴庄、黄祺磷、温尤远、将来等。当时他们分开两个地区开展民族工作，横江地区的工作由陈明惜负责，板督地区的工作由张庭芳负责。

到了1968年，在邦督的对面印尼边界境内成立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人数有近30人，支队长为陈明惜，副支队长是刘佑晴(刘洪)，指导员是沈泽清(陈亮)，总部的成员蔡瑞庆副政委也在那里领导工作。第一支队成员来自北加国民革命军第三、第二连和二支及二支的人员，板督和横江等第二省新参军的人员和第二支队的一些人员。

一支队一部分同志被分配去组织、教育国内华族工作，华区工作重点是放在邦督、横江这两个地区。这些华族对革命的支持几乎是100%，也有十多个青年(包括个别伊班族)参了军。另一部分同志搞印尼边区一带的伊班民族工作。当时河西(Sg. Ketungau)一带伊班民族工作搞得不错，军民情谊深，我们同志还在那里搞生产，也储存了一些粮食。但在敌人的反共宣传与威迫利诱下,有些伊班群众变坏，其中有一对父子，杀害了前来了解情况与搞粮食的刘瑞珍(方旋)、李雪蓉(李丹蓉)夫妇。

部队的粮食解决,除了个别时后有自力更生搞些生产之外,大部分是靠群众种的木薯为主粮，有时也向群众募捐或购买。

一支在边界和国内也打了一些仗：1968年7月23日，在第二省边界武高地区，俘虏敌军情报组负责人两名，缴获汤逊手提机关枪一把，左轮手枪一把。同年11月17日，在第二省甘督横江地区，我方打死兵3名(其中一名民防队头子古拉曹长)，打伤数名，我方三位同志牺牲。1969年9月29日，在第二省邦督边界武事(印尼)地区，我军伏击敌军，打死敌军4名(包括排长、队长各一人)，重伤其连长，我方无伤亡。同年11月20日，又在邦督武事(印尼)地区歼敌两名，缴获两把格冷自动来福枪，及一些弹药和配备。1970年2月6日，我军伏击敌船，歼敌三个，缴获一把美制手枪，一批子弹和其他军用物质。另一次在西成公路伏击兵军，敌军车队有7、8辆，我军打第一辆(以为只有一辆)，打死一个，敌兵全部跳车,有的枪留在车里。过后，援兵赶到，我军已撤离火线。

第五节  马罗河基地的大汇合

1968年8月底，北加人民军各支队的多数人员集中於马罗河基地，从第三省来参军的五、六十人也集中於基地，共有人员约240人是边区与国内人员在马罗河基地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汇合。

在这次胜利的汇合中，人民军总部於9月12日举行了隆重盛大的集会，热烈欢迎到边区参军的第三省同志们，也於9月21-23日隆重、盛大、热烈的庆祝北加人民军建军三周年。在庆祝期间，正式宣布中央第二分局组织成员如下：第一书记黄纪作，第二书记贝文对，第三书记洪楚廷，委员蔡瑞庆和沈智威，二局职员研究员黄赛莺。北加人民军总部组织成员如下：主任兼政委黄纪作，副主任洪楚廷，副政委贝文对和蔡瑞庆，总部职员兼研究员黄赛莺。第三支队指挥部名单如下：支队长沈智威，副支队长江先仿和沈耀彬，指导员洪楚廷，职员何瑞英。上述的宣布后，军政机关显得更建全，更能感受斗争的挑战。之外，还举行了盛大的聚餐和联欢会，把同志们的武装斗争的信心和热情鼓得更足更高。庆祝后，对前线更加强防卫，民族工作和生产部得到加强。

从1965年10月26日成立到1968年10月1日，马罗河武装斗争基地被飞机轰炸为止，是北加人民军顺利、迅速的发展时期。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好局面，在客观方面，当时印尼在9.30政变后上台的右派须要稳定内部及疯狂对付印尼共产党，而他们只主攻点在西部，东部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较有回旋余地。在主观方面，在领导上，黄纪作的武装斗争立场坚定，工作负责、积极和富於创造;在政策上能尽力缓慢印尼的统战破裂和印军的进攻，抓紧敌军大进攻之前的有利时机大搞生产，大力打进第三省的通路，实现了边区和国内斗争的互相配合与支援;在组织上，能较好的识别和使用干部，特别是能够起用蔡瑞庆、沈智威、杨传兴、范子香等有生命力的干部，所以内部能团结一致;在思想上，领导上也较能重视思想教育，例如开展整风运动、发动大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和三查(查立场、查斗志、查成绩)运动，使队伍更坚定更积极乐观。

第六节  马罗河武装基地被轰炸后的战略转移

1968年10月1日，马罗河武装基地被印尼飞机轰炸之后，北加人民军总部认为今后基地在敌军的陆空的加强进攻下,我军很难有效的打退敌军，有效的保卫基地和继续实现大规模的生产，实现粮食自供自足，所以有必要暂时削弱基地的斗争，以加强第二省印尼边区和开展第三省国内的武装斗争。

1968年10月中，黄纪作为了联络西部的领导与解决革命的重大问题，也为了加强第二省印尼边区的武装斗争，他带领了几十位同志开往二省印尼边区。洪楚廷也带领了二十余同志重回第三省国内边区的民族区开展民族工作。基地留下的的同志，是由贝文对和沈智威带领坚持基地的斗争。

第七节撤离马罗河武装基地

1969年4月19日，由於第三支队的人员的大量被调动，所以第三支队的组织部和指挥部都须改组。组织部人员更动如下:书记贝文对,副书记沈智威，委员江先仿、何瑞英、邓白鸽、刘新华。指挥部人员更动如下：支队长沈智威，副支队长江先仿，指导员贝文对，同时委任赖福枝为总部职员。

1969年6月29日，沈智威因出到支流河口冲凉，被敌兵从马罗河边的对面开枪射中而牺牲之后，第三支队的指挥部人员，还作了如下的调动：支队长贝文对，副支队长邓白鸽，指导员贝文对，副指导员刘新华。支队的军政中心领导，实际上就是贝文对。沈智威的不幸意外牺牲，对支队的坚持马罗河基地斗争的打击是不小的。这时，黄纪作能回到基地，对于基地的坚持，对于他避免或推迟犯右倾投降的错误，势必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1968年底，东部印尼边区的武装斗争基地已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可是由于我们缺乏更正确的战略思想，也即对于边区基地的重要性和长期坚持的必要性缺乏明确的认识，所以不够重视创造坚强的边区森林武装斗争基地，就此逐步地和过多的把武装力量分散到印尼和国内群众区去开展游击斗争，而逐步地走上放弃边区森林武装斗争基地的结局。以致1970年底只留下约一中队的兵力坚持基地的斗争。当部队撤到马罗河尾时，敌人通过叛徒摸清了我们部队的情况，只空降了约一连的兵力，就轻易把我们逐出最后的营地和生产地。即使基地被迫放弃了，也可转到别的地方或当敌人不注意的时后回老地方重建;不能建公开的，也可建半公开的，甚至建秘密的森林基地。总之，为了武装斗争的巩固发展，我们必须不断千方百计的坚持基地到底。

第八节  第二省印尼边区武装力量的重组

1968年10月初，黄纪作从马罗河基地到第二省印尼边区，二

省印尼边区与国内的武装斗争，就由他直接领导和推动，他把这里约

一百人左右的武装部队重组为三个队伍：一、10.26警卫战斗队,二、3.30战斗队，三、1.17战斗队。

一、10.26警卫战斗队

10.26警卫战斗队的主要任务是：(1)保卫总部领导黄纪作和黄赛莺;(2)负责印尼边区与国内的联络;(3)出版《人民军报》与《朝阳》，供内部同志和群众阅读;(4)搞边区和国内的民族工作，以及华区的群众工作。

10.26警卫战斗队，队长范国强。队员：鲁成(刘德寿)、鲁红、鲁恩、林英(杨小琴)、小园、小莲、广源(韩必亚)、苏利亚、立国、海松、东兵(余清寿)、海涛、亚利、东海(刘邦官)等等。

1969年初，10.26警卫战斗队住在印尼边区一条最大的古拉河的一条支流都脑河。都脑河附近有一座高山叫Kelinglan山是边界山，这个山地风景非常优美，因此被命名为“美丽的风景点”(S. Ketungau)。在这里他们住了整年的时间。1969年初，黄纪作和黄赛莺对10.26警卫战斗队开展了整风运动。首先由黄赛莺向每位同志提出意见和批评之后，也有很多同志向她提出意见和批评，总共有三十多条意见。可是黄纪作逐点地解释和辩护，变成好像没有什么缺点。在黄纪作的心目中，黄赛莺几乎什么都是对的、好的，这一点部队的许多同志都有同感。在斗批改期间，有一位同志向黄赛莺提出最多的意见，引起她的不满，第二天这位同志使用的S.K.S冲锋枪被换回旧式的来福枪。对这件事，在场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领导的做法。

1970年初，在古拉河风景点进行整风结束之后，10.26警卫战

斗队转移到第二省印尼边区接近板督一带住下，黄纪作和黄赛莺更脱离同志和实际，他俩在山上同住一间小屋，其余同志们都住在距离较远的地方。每天三餐的饭菜，都是属下的同志送上。每次送饭上去，在好远的地方就要出声，静悄悄上去，就会受到批评。如果别的单位派人来联络,也须得到批准才能上去见领导。

1970年初到1971年底，印军已结束了对西部印尼边区和马罗河基地的围剿，已经更能够集中兵力对付第二省印尼边区的武装力量，所以斗争环境日益的艰险。

在敌兵不断的加强围剿和对群众又威迫利诱下，有的同志被敌兵打死，也有的被伊班砍杀，艰险与日俱增。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扩大回旋余地，更好解决粮食问题，而派一批精干到第一、二省边区开辟新区，为此也牺牲了好几位同志。还有又出了几位逃兵，其中有一位古晋马当人叫阿利，是黄纪作的卫兵，他成了叛徒，又带兵伏击同志。几个联络点都被他出卖，好多干部都在联络点被伏击身亡，范子香和海燕更被诱骗而被他亲手枪杀。

10.26警卫战斗队处境日益艰险，牺牲逃跑的同志不断出现，到了1972年5月27日，黄纪作去第一省海口区开会时，他的警卫战斗队所留下的同志已不多了。这种孤零的出现，一方面是强敌的不断加强进攻;另一方面，是领导者较脱离同志和实际,不能及时有效的领导,特别是战略战术不够灵活机动,和不够善于利用国内外边区进行回旋。

二、 3.30战斗队

3.30战斗队的队长是李洪彬(范子香),副队长是沈坚平(沈钦

龙)。其队员有江流(明海)、蔡谊松(蔡汉仁)，海燕、燕坤、小明、伟明、亚丁(李林英)、林梅(林爱芳)、小梅、亚业、宗西、陈燕、黄石林(郑瑞绵)、罗卜、起来、华勇、小坚、坚民、红青、贝金、大进、木木、明光等等。

3.30战斗队主要的工作地区是在都劳河上游，前期是在印尼边区古拉河地带搞民族工作，后期才开辟都劳河地带。3.30战斗队主要工作任务是搞民族工作与肩负打仗的工作。二支和3.30战斗队前后共打八场埋伏仗，缴获到二十几把武器。3.30战斗队较常出战的同志是李洪兵、沈坚平、江流、敢斗、亚利、老黄生、东兵、宗西等。

之后3.30战斗队为了工作方便，与较灵活的行动，又把整大队分为两小队。由沈坚平带一小队，其人员有宗西(郑春喜)、陈燕、朱利金、小梅、林梅(林爱芳)、黄石林(郑瑞绵)、罗卜、坚民等等。

由李洪彬带一队。人员有海燕、江流、谊松、小明、伟明、亚丁(李林英)、龙江、贝全、华勇、小坚、红青、起来、亚业、燕坤等等。

沈坚平这小队，又分成两小组人去进行工作。宗西、陈燕、朱利金等去搞粮食。黄石林、林梅、罗卜、小梅等人去搞民族工作。据说当这两小组的同志出去搞工作时，沈坚平和他的爱人坚民，就走出去向敌军投降。之后其他两小组同志工作回到住点时，已找不到他们的领导人。沈钦龙这小队是最早出问题，因为他本身早就对革命没有信心。他出去投降，对小队同志与民族工作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随后其他小队的同志也陆续出去向敌军投诚。有的在敌兵进行围剿被袭击而牺牲,有的打伤被敌兵抓去。据知当时有七、八位同志被敌军押到印尼新当军事基地去监禁。这些同志当时受到敌兵的欺负和污辱。如果他们要走过敌兵的面前时，没有向敌兵说：“对不起，请让开”和弯着腰走，就遭到敌兵用脚踢和挨打。沈钦龙和他的爱人去投诚后，还常常带兵来追击队里的同志,还把他们曾在敌兵那里缴获藏起来的好枪拿走。在1971年12月18日，3.30战斗队属沈钦龙领导的队伍就完全瓦解了。

李洪彬带领的小队也和沈坚平小队一样，分成两小组，一小组的组员是：亚丁(李林英)、江流(明海)、贝全、华勇、小坚、龙江等。另一小组是李洪兵、海燕，谊松(蔡汉仁)、燕坤、小明、红青、伟明、亚业、起来等。第一组六位同志在边区几座长屋，单独搞群众工作将近整年。以当时这小组的几位同志的思想理论水平与政治认识是不高的，当中都没有较强的干部领导，他们只是比较会讲伊班话而已，就任由他们自己去闯、去拼。再加上那些地区的民族群众政治觉悟又差而且落后，当时又受到两国敌军的夹攻，而且那印尼右派反动敌兵又进行反共宣传之下，群众就很害怕支持我们北加人民军队。所以在这样的局势下其中有几位同志去到某甘榜搞工作时，就被坏伊班人杀害掉。他们是芳妮(余风春)和革平等。他们的人头被敌兵拍下照，用来威吓我们的同志和向伊班群众进行反宣传。经过此次伊班砍头杀害我们的同志后，以后我们的同志到长屋搞工作时，就非常警惕，当同志向群众进行宣传时，另外的同志就持着枪警戒。

以后我们的同志就很难去搞民族工作，伊班群众在敌军的威迫与镇压下，就完全不能供应粮食给我们同志。许多问题无能力解决时，这些搞民族工作的同志就设法去联络李洪兵队长。同志们还未回到点时，就嗅到一阵阵的臭味，因为小明同志在点被敌兵突击枪战时而牺牲了整个星期,已发臭了。

搞民族工作的同志转到第一个联络站拿字条，字条里并没有向同志们指示什么。他们再到第二个联络站去看是否有字条，字条还没拿到，反而给敌兵袭击，幸巧没有受伤而平安撤退了。他们还再坚持去第三个联络站，到了最后一个联络站时，他们被敌兵埋伏袭击，牺牲了一个同志就是谊松(蔡汉仁)同志。当时剩下来的几个同志心情很乱也很恐慌了，变成草木皆兵，就像在十字路口彷徨，不知选择那一条路走，思想大混战。结果三个选择出去投诚，就是亚丁(李林英)、燕坤和大进。这三个同志走了以后，仅剩下最后一个江流(明海)同志，当时他思想斗争也很大，剩下他一个人孤军作战，感到好凄凉，这时不知何故他突然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既使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坚持战斗下去”。想到这里，他思想很矛盾。当时思想斗争得非常激烈，想了好久终于战不胜“私”字，最后一刻还是选择出去，第二天就走到甘榜叫伊班人带他出去投诚。

据说，李洪彬和他的爱人海燕，在事发过后，他们慢慢潜入二

省国内英吉里利地区去，在该地区生活和工作一段时期之后给坏群众出

卖，被黄纪作10.26战斗队的通信员叛徒亚利枪杀，而牺牲在1971年间。

3.30战斗队在新地区开辟工作，也是为了分散敌军对我军围剿的目标。当时3.30战斗队是在都劳河上游开辟新区，初期他们开展得很顺利，伊班群众都很热情地支持他们。过了一段时期,这座长屋被印军用火烧掉。据知，当时该座长屋大约有一百多个群众，长屋被大火烧后无家可归，全部被迫而暂时走进森林和3.30战斗队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左右。他们无法生活下去，因为没有粮食可吃。后来就跑出去向敌兵投诚并与敌兵合作。敌兵命令伊班群众把所有在长屋附近种下的木薯全部砍光掉，目的是要切断人民军队的粮食。从此3.30战斗队就很难在那个地区搞民族工作了。以上事件的发生，极大影响和动摇我军的好多同志们对革命武装斗争的思想和信心。

为什么会导致330战斗队的瓦解，使到同志们牺牲的牺牲，投降的投降?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1)1968年底到1969年底，应该还不是主要袭击敌军的时后，以我们当时的武装力量及同志们的思想素质还是非常弱。当时应该是着重巩固内部，加强领导干部和同志们的理论水平和政治工作能力，以至壮大我们武装斗争的力量。在这个同时积极搞好民族工作，尤其是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落后的思想水平，并以他们切身利益着想，搞好福利工作，并向他们宣传我们武装斗争的意义和目的。当群众清楚我们为什而来，他们就自然会积极支持我们的武装部队，我们也才能在边区立足与建立根据地。

可是，当时的领导(黄纪作)的政策指示330战斗队要积极打伏击战，还限定多少久要从敌兵那里夺到多少枪枝的指标。当时我军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相反加剧敌兵大向我军围剿，拼命向伊班群众进行反共宣传、放火烧长屋、恐吓群众，使他们害怕和恐惧，切断群众给人民军的粮食供应等。

(2)领导人方面，从二省边区的总负责人及支队的领导干部，自己的思想都不够注意改造。再加上领导人对属下的联系非常松懈，对属下的工作很少审查和总结，更缺乏详细的指导。当属下同志在工作中碰到许多问题和困难时，没有领导人在身边解决困难,更得不到领导在精神上的关心和鼓舞，有的同志出去搞工作几个月或半年，更长的甚至整年都没有见过领导人。这样不健全的组织生活和领导的缺乏关心，都是造成3.30战斗队瓦解的主要因素。

三、1.17战斗队

在1969年初，第一支队也和其他支队一样，再次展开了整风运动，第一支队的领导班子也改了人选。蔡瑞庆政委仍是第一支队的直接领导，他在同志们中的印象是一个老实、忠厚、直率、且较忠于革命的一个领导人，陈明惜(世杰)是支队长，而刘洪(刘佑晴)是副支队长,程亮(沈泽清)是指导员，蔡东华(蔡爱友)、马利(陈维训)、新兴、刘新业等是交通员。而张凡(张庭芬)就被当时的斗批改运动整出来，从支队长变成一个普通的队员，原本拿较好的枪，也被调换，在一个时期内什么领导会议都不给他参加，让他一个人住在一个地方悔改。

当时领导批判张凡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等。领导这样对待他，的确给他一个很大的打击。可是，张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信念和理想，不管领导怎样对他，他始终坚持革命。后来由蔡瑞庆政委直接领导他，他和蔡政委商量，并要求要到另一个新地区开创工作。蔡政委认为张凡是有革命理想和真正忠於革命事业的干部，所以同意他的要求。於是蔡政委就调派张凡到河西(都脑河西部)印尼境内搞民族工作兼开辟国内的交通线与国内的华族群众工作。当时分配一小组同志给他，人员是若飞、将来、小妹、丹蓉、洪明(王福隆)、小军等。

张凡在河西的民族区工作搞得不错。当地的伊班群众大部分基本上都会支持他们，和群众的关系都很好。在那里搞生产(自力更生)也有成绩，也累积不少粮食。在黄纪作他们10.26警卫战斗队遭遇困难的时后，只剩下一小组人，还撤退到他们的地区去重组。

在1969年张凡也打通了进国内的交通线，他们进入国内靠近西连，就是(BALAI RINGIN)56哩那一带地区搞华伊群众工作。从56哩至80多哩那一带地区的群众工作都搞得不错，在那地区设立了一个边区和国内的联络转站与交通站。黄纪作在1972年中到海口区和林和贵会谈后，也在70哩(海南村)地区居住了半年之久。

1970年1月17日，蔡政委牺牲了。当时张凡、程亮(沈泽青)和队里的同志一起开追悼会，追念蔡政委。为了纪念蔡政委，就把第一支队命名为1.17战斗队。

在蔡政委还没有牺牲之前，一支队里的领导班子情绪就很低落，如正副支队长都在搞儿女私情。两个负责人，同时追求一个女同志，为了私人感情问题常常闹情绪，根本无心搞支队里各方面的工作。可想而知，他们对队员们的思想教育是很差的，更无能为力提高同志们的政治认识与理论水平。由于他们在私人感情上闹情绪，不但影响支队的工作，更影响队员们对革命的信心。从上到下情绪都很低落，许多工作都停滞不前。很多同志都使唤不动，所以才会发生1.17蔡政委的牺牲事件。当天，没有一个同志肯到联络站去，蔡政委只好亲自出马到联络站去拿信。因当时联络站已有敌兵在伏击，他就在这样情形下牺牲了!

之后，一支队正队长世杰(陈明惜)和他的弟弟马利(陈维训)及他们的爱人莫小英、坚红双双对对一起出去向敌人投降。过后，又带敌兵来追剿和袭击队里的同志，造成同志的牺牲和受伤。与此同时，他们还破坏队里的藏粮点，把米粮和盐都拿到清光。

第一支队和1.17战斗队所以能够坚持战斗得较好，这跟蔡瑞庆政委、张庭芳和沈泽清等领导的带领同志不懈地奋斗，以及国内外边区的华伊群众工作也搞得相对好，也较能灵活的使用国内外边区活动，这些起了不小的作用。至於内部也和其他战斗单位出现的牺牲、损失与逃兵及其他的消极落后的现象，除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困难之外，最有关系的是领导上在识别使用干部有偏差，政治领导和思想教育能力还不够强势所造成的。

第九节  边打边搞的战略原则是武装斗争的创举

黄纪作到了第二省印尼边区之后，在1969年通过整风运动和斗批改，提高同志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战斗力，之后就发动同志们去搞民族工作和伏击敌兵。在这过程中，他大约於1970年首创边打边搞的战略原则。

所谓边打边搞，就是在武装斗争中有好打的敌兵就开展战斗，没有时就武装宣传组织群众，这就是边打边搞政策。在敌我力量对比极悬殊的情况下，革命武装部队只有灵活的执行边打边搞政策，弱小的革命武装力量才能得巩固和壮大，才能最后转弱为强，起而战胜敌人。所以，边打边搞的提出，是关系武装斗争成败的创举。

黄纪作提出边打边搞之初，他认为打与搞的关系，必须以打为主，所以他过於强调打。他对这个政策又没及时跟进和总结，以充实认识和纠正错误，以致不能正确有效的执行政策，特别是仗打过多而激怒敌人的围剿和残酷的镇压群众。在敌人的围剿下,我们不能打退敌人的围剿，保护群众和自己，所以群众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出现害怕、脱离我们，甚至被敌人利用杀害我们的同志，而我们又没有及时把同志们撤离艰险的地区，牺牲逃跑的人自然不断出现，以致在两、三年内，二省边区部队几乎溃不成军，折损了大部分的军事力量。

由此可知，不断地更充实理解和更灵活的执行边打边搞，是关

系武装斗争成败的关键政策，是每位领导者和同志不能不关注的大事。

第十节  对砂拉越东部边区武装斗争的结语

黄纪作从马罗河基地到第二省印尼边区活动，在两三年内，他所带领的武装力量大部分力量遭到牺牲和损失，除了强敌的因素外，就是我们的主观因素。主观因素可概括为三大因素：一、黄纪作是善攻不善守的领导干部。在困难时不够负责积极，不及时了解情况和有效的解决问题，特别是几个主要的联络点被出卖了，还不能采取有效防卫措施，造成蔡政委等好几位同志在联络点被伏击而牺牲。二、在识别使用干部上出了偏差。在他的身边应重用蔡瑞庆、李洪彬、杨传兴，而不是黄赛莺、沈钦龙。对於沈钦龙，不但太重用，也使用在过于远离领导的地方。三、不够善於用兵。当面临强敌围剿和残酷迫害群众又没能力打退敌人进攻时，没有及时集中兵力以便加强领导和指挥，或灵活的转移，以避免被动挨打和自生自灭不利局面的出现。有了以上三大因素的相互利用，就使部队不可免的要遭受重大的牺牲损失。

东部边区的武装斗争，从1965年10月26日在第二、三省印尼边区建立北加里曼丹人民军和武装斗争基地起至1973年10月20日结束斗争，先后约坚持斗争8年，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历史事迹。它所以还不能更久、更好的坚持斗争，是我们主观上还有不小的弱点和错误所使然的。这些弱点和错误主要可概括为：一、缺乏健全的领导中心。在马罗河基地被轰炸之前所建立的领导中心，之后反而受到比较大的削弱，后来几乎是黄纪作一个人在发号司令，不能有效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二、对干部的识别使用和保存也有不小的偏差。对杨传兴、黄赛莺和沈钦龙的使用都不够恰当。蔡瑞庆和沈智威都因小事而牺牲，对第一省的联络不该派杨传兴去而使他被捕入狱，这些有生命力干部的损失，是很不利於部队的巩固发展的。三、选错打击的对象，我们当年的最重要敌人是大马，但我们在军事上主要打击的却是印军，只要看我们所打的仗，大部分在印尼境内并主要是针对印军的，就表示我们是打错对象的;而且还过多的开展战斗，这就激起印军的仇恨和疯狂反扑，而不能更好的利用印尼边区巩固发展自己。四、缺乏灵活的战略战术。在砂拉越国内外边区建立和坚持武装斗争基地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在一定条件下，基地可以搬家，它的形式也可放低和改变，但绝对不可取消和放弃。在敌军的严重军事围剿之前，没有坚持条件的，要及时转移兵力，要灵活的使用国内外边区同敌军周旋到底。不然，我们就更被动挨打，很容易被打垮。由於有以上的不足，就使我们不能把东部印尼边区的武装斗争和武装斗争基地坚持得更久更好。

第十一节 对印尼边区武装斗争的综述

一、开展和坚持印尼边区武装斗争的条件

从1964年3月30日在印尼西加逊空建立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到1973年10月20日撤离边区为止，我们共坚持约9年多的印尼边区的武装斗争。我们之所以能够广泛的开展和坚持长期印尼西加边区的武装斗争，这跟以下的重要条件是分不开的，即：(1)当时以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亚非拉人民的独立解放斗争，亚非拉人民尤其是东南亚人民的独立解放斗争和武装斗争也还在高涨，汶莱起义后对砂拉越人民武装斗争的激发与鼓舞,以及印尼(特别是印共、印尼华达群众)的抗马与支持和帮助我们反抗马来西亚，这是我们在印尼边区开展和坚持武装斗争的有利客观形势。(2)在以上的有利革命和武装斗争形势下，砂盟在林和贵的倡导下又相应提出了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任务，随后他还亲自到印尼去准备这个任务。当积极准备武装斗争取得了成果之后，文铭权和黄纪作果敢的在印尼西加边区建军和建立武装斗争基地，相继黄纪作也在印尼马罗河建军和建基地，最后黄纪晓还和印共建立火焰山部队。(3)印尼西加广阔的边区森林地带，为我们部队提供了广泛的回旋余地，这也是武装斗争必备的重要条件。(4)国内人民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以及提供部队撤退和转移的方便。(5)我们全军上下都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所以全军较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以及有一大批像叶存厚、杨柱中、蔡瑞庆、沈智威、蔡建国、刘顺胜、范子香等等坚持战斗到最后光荣牺牲的领导和战士。具备了以上的必备条件，就为我军提供了广泛开展和长期坚持的现实性。

我们在印尼边区的武装斗争所以不能取得更好的战绩，主要是因为：一、我们这个部队从上到下的思想素质和革命彻底性还不够，教育和知识水平也不够高，特别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不够系统和不能融会贯通，缺乏实事求是的能力，很容易犯左派幼稚病的错误。二、领导干部所犯下的错误。文铭权在最重要的时刻离开领导岗位。林和贵的思想素质和革命彻底性不够，官僚作风较为突出，不善於团结带动高级干部。叶存厚和杨柱中的思想和理论水平也不够高，不善於从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高度出发，求同存异，尊重、耐心地帮助有缺点错误的领导改正,坚持团结和共同奋斗。三、在与印尼统战关系上的问题。当已出现破裂的危险时刻，缺乏耐心和细心设法去尽力缓慢真正破裂的最后出现;即使是真正破裂了，也应尽力缓和与缓慢双方矛盾的剧烈化。四、主要的打击对象问题。在印尼取消抗马和印马联合夹击我军之后，印马反动派都是我们的敌人，但主要的敌人应是大马，而不是印尼反动派。可是我们打击的和进攻的主要对象却是印尼反动派，在西部印尼边区我们所主动打的每一战都是针对印军的。我们对印军宣称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中的对“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理解和执行有偏差。所谓人犯我，我必犯人也要看必犯人的条件，如有能力犯人，犯人后也应能能经得起敌人的反扑，并促进武装斗争的巩固发展，那就可必犯人;反之则忍、则避。只从表面和局部出发，而不顾后果的主动进攻敌人，只有过早、过多、过大的激怒敌人，引起疯狂和残酷的反扑，是加速自取灭亡的做法。五、在坚持与放弃印尼边区的武装斗争基地的问题。在这方面的问题上，西部领导犯了死守基地的错误，没有及时实行战略转移，终至全军覆灭;东部领导在困难的时刻较轻易放弃基地，促使容易犯右倾机会主要的错误。(六)武装斗争的互相配合与支援问题。由於武装斗争的准备过於忽视了国内的准备和开展，国内没有一位(尤其是第一省国内)有能力的领导直接推动和领导武装斗争的准备和开展，而较为消极的等待印尼边区武装斗争的领导和带动。这就限制了国内对印尼边区武装斗争的及时有效的配合与支援;尤其是陈传淦内奸的破坏，就更限制了第一省国内对边区斗争的配合支援。部队间的斗争配合与支援也做得差。印尼边区武装部队的分裂，各自为政，更谈不上斗争上的自觉配合;东西部武装部队之间，由於相距太远，又没有现代化通讯设备，彼此更难实行互相配合与支援。(七)由于主客观的复杂因素，不但西部，同时东西边区武装力量都没有实现统一指挥，这很大地限制了武装力量的保存发展和战斗力的发挥。以上这些弱点和错误，在强敌的不断夹击下，就使我们不能更久更好的坚持印尼边区的武装斗争东西部印尼边区武装斗争的相比，东部的斗争比西部坚持得更久更好，这是因为东部的内部团结、国内与边区的斗争配合与支援、对印尼统战关系的处理、对主动进攻敌兵的节制等方面,都是相对好。还有东部印尼边区，地处偏远,交通更不便，回旋余地广阔，又最慢成为印军的主攻对象。以上这些相对的有利条件，就使东部印尼边区坚持得更久更好。

我们过去坚持9年多印尼边区武装斗争所取得的主要战绩是：(1)成长了一批军事干部，有力的促进国内武装斗争的巩固发展，对印尼革命群众也是一个斗争的启发和鼓舞，也促进印尼边区社会的发展。(2)成功地领导和推动国内武装斗争的开展。(3)在印尼边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并为以后坚持边区武装创设了一定的条件。(4)使印马反动派遭受了不小的破坏和损失。其主要是：在政治上，使它们威信受到打击和削弱;在军事上，使它们每年要动员约一万多名兵力对付我们和蒙受几十名的伤亡。在9年的时间里敌死亡约七百多名，并在战场上被我们夺取了约两百多件新式武器;在经济上，使它们每年至少花去一亿以上的“马来西亚”币。(5)也有力的配合和支援东南亚的革命斗争和武装斗争等等。在这9年多里，我们也牺牲了约两、三百多位战友，以及其他一些损失。这说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的血是没有白流的。

很遗憾地，我们在9年多的漫长岁月里，由于种种主客观困难，而客观的主要困难是马印夹击与力量对比太悬殊，主要的主观困难是宗派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干扰，因此，我们非但没有利用这段时间，在马印边区形成一个坚强的武装力量，并不断的坚持边区的基地斗争。这时边区武装斗争的失败，是1973年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导因。而这个路线错误，对砂拉越和北加的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打击与影响是深重的。

第四章  砂拉越河的武装斗争高潮

第一节 林和贵决定回国

1967年初，林和贵离开三支到火焰山去，与印共西加领导开会后，他和黄声梓、陈宣平转移到山口洋。从山口洋林黄再到坤甸，找不到印共的领导人之后，又再回到山口洋。

林去坤是为了“找兄弟党同志们请他们给我们提意见，或帮助我们到东部去。”引自《历史回顾，我的告白》从各方证实，林是没有意去东部。9.19会议后到1965年底他上边区的两三个月时间，是足够他交待工作并及时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即使他赶不上了，不得不上边区参加三支的工作，他也应尽快转到二支去争取到东部去，他却没有，而且还在三支停留了一年多，闹了事，才被迫离开。

这次他去坤甸找不到兄弟党帮助，他应该回到火焰山而不是三口洋。因为在这里，他才能更好的挽救边区的武装斗争和更好的创条件去东部。

他从坤甸回来，如火焰山站不住脚，二支也去不得，完全有条件去一支。他不去，更下决心在印尼群众区重建部队，这不是实际的决策。

林重建部队的主意肯定之后，就在山口洋大白树村建营房，集合干部和招收印尼的同志，实行军政训练和劳动生产，黄声梓、谢嫣素、曾佩雄和李运华等同志都参加这方面的工作。

1967年约八月间，林和贵觉得国内第一省有问题，他派陈宣平一个人回国，并带了陈传淦、曾繁浩等五人到印尼见他，而陈传淦在站岗时却意外的被印尼兵活捉，主动暴露内奸身份后於两三天后用飞机被运回大马。

在大白树村的营地受到印军袭击之后，林和贵带领几十人，经过几天突围到一个华人农村叫新邦村。这个村是在山口洋与华莪之间，长期是李亮清负责的，搞得很好，群众也很支持革命，重新恢复山口洋大白树村的工作。当他们在新邦村工作了几个月之后，就听到华莪地区的华人已遭到印尼兵和达雅坏蛋所实行的杀光、烧光和砍光的疯狂迫害。紧接着新邦也遭殃了，新邦村也遭到猛烈炮火的攻击，他们的队伍也被迫大转移。经过几天和几个农村之后，他们终於突围到直木港，过后又从直木港渡河到假狮和帮戛。

直木港、假狮和帮戛三个地区都处於三发河边。1962年,我们就派以潘瑞清为首的同志在这里开展群众工作，为往后革命退路作准备，所以这里的群众基础是很好，是潜伏和准备回国的好地方。当他们在这里安定下来和工作得到开展之时，不论是从印尼和国内方面得到的情报，都证实陈传淦无疑是个内奸，国内第一省革命组织已被敌人所渗透与控制。

当林证实了陈传淦是内奸之后，他决心回国。他还派曾佩雄、田云端、陈宣平、陈圣贤、蔡德章等同志先回到古晋海口区，通过廖景凤联系到赖锦玉、曾繁浩和陈禄贵等第一省省委，共商回国的办法。为了安全，几位省委都不赞成那时林和贵回国，但他再考虑之后，还是不动摇的决定就回国。

1968年6月22日清晨，约40位同志(一半是西加参军的同志)分别乘着两艘长船同时出发，并头前进，互相照应。每艘船各坐着一个船头侦察，和船尾掌舵的，其他的同志都伏在船上用帆布盖着。途中遇到大风大浪，险些把船打翻，后变成两艘船分头前进。第一艘船於6月24日中午到达海口区的德洛沙邦，后一船迟了两天才到同样目的地。

林不用陆路而用水路回国，幸好没有遇到敌人的海上巡逻艇，否则就会一网打尽。他回国前确定“至少是整个第一省的革命组织和工作已经遭殃，已经是完全处于敌人政治部掌控之中了。”引自《历史回顾，我的告白》而他这次回国前后，政治部都懂，政治部无论如何，不可能让他自由自在地回来，双方必定有一番争夺战。可惜这么大又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在他的《历史回顾，我的告白》中没有较好的交代。

赖锦玉，曾是林身边一个很崇拜他的干部。在林回国前，他已和政治部建立了关系，政治部也交给他联络的电话号码。他在林回国前，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同政治部合作，二是逃往国外，三是向领导交待。如果他真正同敌人合作，他又懂得林回国的消息，林的安全就会受到不小的威胁。还好，赖选择向领导交待，给领导方便，但他也向林提出问题，他要林交待，为什么他带那么多人去印尼，为什么只带那少少的几个人和几把枪回来?他也表示愿意再坚持三年，林能回答他的问题，他也能搞通思想，他就继续革命下去。三年过后，林始终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也没有搞通思想，他才离开革命。

第二节  建立海口区领导中心

一、在海口区建立领导中心的根据

古晋海口区是在砂拉越河口左边的一片森林沼泽地，一面被海三面河环绕着。主要的居民有华族和马来族，主要的农作物是椰林和稻芭。林和贵从印尼回到国内，把领导中心建在海口区,主要的根据是省内的革命阵地大都受到叛徒和内奸的严重破坏，只有海口区受到较小的破坏，而且群众基础较好，这是最主要的条件。其次，海口区是个沼泽森林地带，不利于行军作战。交通只能靠小路和河流，十分不便。如果敌人要进兵围剿，要动用飞机和舰艇，容易被发觉;用小路和其他船只进兵，行动缓慢，我们会赢得时间，利用纵横交错的河流转移撤退。

二、领导中心的建设

海口区领导中心的第一个营地就建在靠近端必腊(Tambirat)的鲁勃沙板，把经过扩建的邱伯屋子当营房。为了使领导中心发挥实际的作用，还紧急成立几个工作小组：

(1)成立军事工作小组，负责中心的保卫工作，负责同志们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在军事工作小组领导下，又成立警卫班，负责保卫与协助领导干部进行工作。

(2)成立兵工生产小组，负责研究制造和生产枪支弹药，和负责解决部队的装备。

(3)成立后勤总务小组，负责处理同志们的伙食、日用品，和供应军服、背包、吊带等配备。

(4)成立医疗卫生工作小组，负责医疗卫生工作，培养医务人员，出版关于卫生与治疗小册子等。

(5)成立宣传出版机构，加强宣传医疗卫生工作。复刊《劳动报》和《解放报》，每周出版发行《新闻剪报》，出版宣传教育小册子，翻印出版革命理论书籍和图片册子等等。

三、领导中心执行的紧急任务

在整顿组织方面，执行了几项紧急任务：

(1)采取认真严肃批判的态度，争取团结了一些有严重错误的同志，并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在清除叛徒内奸破坏干扰的基础上，整顿了省委会和属下各单位各部门的领导机构，恢复与发展了第一省的革命工作。

(2)把边区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二支队和火焰山部队剩余的指战员接应回国进行休整与培训，再集中各地区前来参

军的同志，改编成立北加人民游击队。

(3)把分散在印尼西加各地的地下工作者和志愿参加北加革命斗争的西加同志接应来海口区，进行学习与培训，然后分派他们参加北加人民游击队或省内的地方群众工作。

(4)大力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来自各地的指战员和省内外干部同志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展开革命大批判，批判叛徒内奸，批判叶、杨宗派主义，从而提高了同志们的政治思想觉悟、认识水平、政策策略水平和识别正确与谬误的能力。采取这样的办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大的限度集中人力，最有力的学习、改造与提高同志们，提高大家的信心，充分调动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充分依靠大家的努力，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恢复与开展省内工作。革命又向前发展了。面对敌人的军事围剿大家顶得住，面对敌人的心理战大家坚持下来并发展了工作。

四、宣布成立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队

在海口区整顿组织的同时，林和贵也积极准备成立北加人民游击队和宣布成立北加共产党。

1969年5月尾，沈友贵把在边区战斗的第二支队砂罗越人民游击队剩下的一部分同志带回国内。同年7月，黄纪晓也把边区剩下的火焰山部队队员带回国内。为了更好地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林和贵见时机已成熟，就把砂罗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官木荣领导)和第二支队以及火焰山部队剩余指战员改编为北加人民游击队，同时把西加参军的华裔同志和国内参军的同志，经过训练之后，全部编入北加人民游击队，并宣布1969年7月13日成立北加人民游击队。

北加人民游击队成立时，总部的领导班子是:政委林和贵,政治部主任谢嫣素，司令黄纪晓。后勤陈禄贵，成员田云端、沈友贵和曾佩雄。

与此同时，也宣布成立北加人民游击队三个中队：以怒诺半岛为主要活动地区的第一中队，中队长是钟顺昌(福泉)，指导员是赖福财(程万里)，其他领导班子还有林孙会(陈林);以伦乐县为主要活动地区的第二中队，中队长是刘月辉(武革),指导员是李亮清(李克文)，其他领导班子还有官木荣(奥士曼)和赖顺德(光海);以西连路一带及过去砂罗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为主要活动地区的第三中队，中队长是田新春(维和)，指导员是赖福贵(刘振华),其他领导班子还有田关祥(振雄)和蔡锦华(奇勇)。

五、宣布成立北加里曼丹共产党

林和贵回到第一省国内跟文铭权与黄纪作取得书信的联络，并取得共识。於是1969年8月5日，林和贵宣布成立北加共产党并成立中央第一分局，领导砂罗越西部(第一省)党的工作和北加人民游击队。1970年3月30日，黄纪作也宣布成立北加共产党，并设立中央第二分局，领导砂拉越东部(第二、三、四省)党的工作和北加人民军。

林和贵、黄纪作于1971年9月19日共同宣布成立统一的北加共产党，发表了建党宣言和党章，并确定这一天为北加共产党的成立日。政治局由文铭权、林和贵和黄纪作三人组成,文铭权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下设第一、二分局。林和贵任中央第一分局书记，黄纪晓任副书记，谢嫣素任领导成员。黄纪作则任中央第二分局书记，贝文对任副书记，洪楚廷任领导成员。

第三节  海口区“巨网”行动

林和贵他们在海口区集中这么久，又集中来自四面八方的旧部队指战员、地方干部同志和参加部队学习班的学员，不断地有成批成批的人员濒繁的进进出出，时常运载大批的粮食与用品解决数百人的吃用问题。所有这些，都可能引起敌人的注意，敌人必然利用大批的“耳目”，使用一切侦察手段，甚至进行秘密逮捕某些嫌疑分子，用威迫利诱手段，以榨取情报。敌人发现林和贵的行踪以及海口区的活动是在69年年底，一个参加学习班的叫贝xx的被捕，他出卖了秘密。

获取重要情报后，敌人一面继续侦察，一面准备发动一场有组

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他们没用直升机进行调兵，也不能用舷外摩多机器，因为声响太大，容易打草惊蛇，恐惊走我们同志。陆路不能用，只能由水路去，军用船艇不够，便动用水警及公务局的船只及驳船，还发动工兵做大量的浆来划以运载军警。

经过周密的计划筹备之后，1970年2月24日清晨4时，敌人就宣布怒诺半岛实施24小时戒严,即发动“巨网”行动(Operation Jala)，妄图把在海口区的革命武装力量一网消灭。

这场第一省空前的军事行动，主要目标是在端必腊附近，是我们已离开了三个月左右的部队学习班的旧地点。

面对敌人来势汹汹的进攻，同志们严阵以待，待机而动。24日当天“中心”的全体人员立即撤走。在半沼泽地山林急行军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停下。下一步怎么处理?是集中在原地进行反围剿?还是采取突围的方针呢?考虑到在围剿区内粮食、医药问题，跟群众和外界又断绝了关系。考虑到我方庞大的队伍、军事上的弱点(包括许多同志无枪支，缺少军事训练等)，敌强我弱是极其悬殊，又处在不利的地形。因而久留是不利的，且是危险的。大部分同志认为，应当避敌锋芒，大部分采取分批突围，突到非围剿区去，才能更好的保存势力。

根据当时情况，林和贵为首的领导机关就决定分4批(实际上是6批)突围：

第一批是地方工作者，约有20多人，在亚林的带领下，首先在海口区的围剿区内潜伏，结果是这一部分牺牲较大。

第二批是向儒毛涧(Nyamuk)方向突围，这一批有36人，只有8

支军用枪，大多数是地方同志与学员，有些有土制枪(不一定能用)，多数没有枪支配备。这一批军事人员很少，弱者为多，战斗力很弱。

在黄元兴(锦隆)的带领下，到了儒毛涧左手港。3月19日，刘月武(振民)当天一早安排让两位同志去只有10分钟距离的群众(温细)家背粮。两位同志到群众家旁边却被巡逻的敌兵发现，他们俩紧张地从原路撤回，敌兵沿着痕迹跟踪而至。站岗同志站在椰树树根上，以为是群众来，失去应有的警惕，被敌兵先开枪，他的手部被打伤。敌军初时以为是无武装的地方同志，子弹打的很高，椰叶与香蕉叶都被打断。以为如此可以吓倒这些人，并能束手待擒。锦隆镇定地躲在椰树头后，他用LE来福枪对准纵行的前面二个敌兵开枪;一枪就撂到一个，后面敌兵不敢前进。由于Paku和杂草长得很高，蹲着看不到人。锦隆听到敌兵发出2声口哨，另一端敌兵回应一下。他急中生智，也吹2声口哨,看到一个敌兵露出头来，他眼快扣动板机，又打倒一个。敌兵裹足不前，只能靠乱枪扫射来壮胆。双方对峙了1小时多，恐怕援兵来，我方同志主动撤离战场。

最后撤离时只剩下黄锦隆等6位同志，振民与其他29位同志已失散。6位同志向南偏东走，走了2天多到了Sadong河边，发现上下都有敌兵驻守，他们从群众那里找来一艘小船，乘朦胧的月夜从2股敌兵中间突过去。6个人只有一把浆划，有的同志用手划，有的用椰壳划。划到江中心，听到下头敌兵发动了引擎来巡逻。巡逻艇用探照灯在水里到处照，同志们很担心会被他们发现,大家都做好最坏打算，准备万一发现就跟他们拼了。同志们确有被探照灯照到，可能江面太阔，目标太小看不清楚，给同志们溜过了。

沿着对面河岸向砂隆河口走，走到士巴岸河(S.Sebangan)口，

想过河却被漩涡冲流回头，同志们只好向河岸内找群众。这一组同志算是胜利突围了。

当天，直升机有飞来兜2、3圈又飞走了。据说，第二天才来收尸。

剩下失散的绝大多数同志,后来又回到海口区的围剿区内，有的

病死，有的饿死，有的被打死，有的坚持不了出来投诚，这一批损失很大。

第三批突围的有林和贵、谢嫣素、黄纪晓、叶碧珠、曾佩雄、赖锦玉夫妇、魏国威、陈宣平、廖景凤、余世达、郑水同(伟强)、郑亚茂、黄玉莲(雪华)、王前史、陈闹胜(洪然)、小山、武革、亚喜、惠平、华民、洪生、阿品、耀民和张民华等30多位。这是领导机关、干部和部队主力部分。当前2批撤离，这一批也开始向南或西南方向突围，过山马拉汉河的正是潮汐，河阔约百尺，流水湍急，他们砍了十多条香蕉茎做木筏，把枪、背包、吊带放在上面，会游泳的用绳子绑住木筏，在前面边游边拉，其他的同志一手抓住木筏一手划水，就这样的安全渡河。走了几天，割到晋连路17哩新生村的学校对面，从群众路出到大路边下到14哩。

他们在此逗留几天，发动群众了解情况，把一些地方工作者留下，安排了一辆载石的六轮罗里车，由赖锦玉侄儿当司机。转移当晚30多个同志，绝大多数伏在车后，用加央盖上，从10哩疾驶奔向石角的上湾头。到此,这一批主力部队的突围算是成功了。

这批30多位同志胜利突围后，领导机构派方里、文生、亚昌和亚弟四位从石角乘船到亚沙再也河口，打算进海口区联络未突围的同志。由于当时还是围剿，还是戒严，情况不明，估计河口几艘是兵船，他们只好倒回。

第四批有约50位，大部分是地方同志与学习班学员，只少数有枪。由于两个“中心”人数太多，容纳不了，被安排到外边的蔡建国弟弟的家集中。宣布戒严时，他们没有得到指示该怎么办，於是以林亚美为首的跟同志们商量决定，自行突围。

他们首先向西行，下午时分接近三密(Sambir)一带，派余亚珠、蔡汉文(高坚)和陈康(益安)出去了解情况。敌兵跟踪痕迹而来，发生了驳火。队伍改向西南撤，撤进了森林。到了端必腊(Tambirat)一带，派蔡华、南飞雁(严安干姐)与雷鸣出去联系群众，又发生驳火，南飞雁不幸牺牲。情况既了解不到，粮食又没有搞到,还驳火牺牲同志，真是祸不单行。估计到南面、西面已被封锁拦截，又不能向东倒回原来的出发点，比较可行的是向南突围。

按预定方向突围了将近一星期，粮食也吃完了，抵达晋连路32哩 Jin. Ensagau树胶芭。随即派两位同志去了解情况和联络有关同志，不失时机的把30多个身份较白的学员与地方同志公开地遣散。他们所留下的背包等堆集在芭里被达雅人发现，引起了暴露。同时他们也联络上地方同志刘寿新(林不悔)和田新春同志。

剩下大部分是西加的同志，他们是文科、小碧、向阳、向东、向红、向欣、向荣、碧峰、海兵和林亚美等约13位同志。

他们向东南方向继续突围,到了西连与打马庚(Tebakang )一带，民防队跟随踪迹而来。文科站岗见到化白的“达雅人”向他打招呼，他没有保持足够的戒备，上前时被枪杀。在这场驳火中，另一位同志碧峰牺牲，两位同志受伤。

队伍撤向晋连路36哩,再转下到34哩高坚同志的家。又用车把同志们载到26哩，在墓山对面扎下营。当时敌情还是很紧,24哩还有没岗拦截。翌日中午，李亮清的弟弟来到营地。第二天清早才6点，站岗同志匆匆的跑进来通知有敌情。随即“哒…搭…哒…”子弹呼啸嗖嗖地飞向营地，我方仅零星的反击。经过2、3阵猛烈的扫射，大部分同志纷纷中弹，撤出火线时只剩下5位同志，带队的亚美脚部也受伤，8位同志洒血沙场。

这一批突围同志经过4次驳火，牺牲了11个的同志，反围剿才结束。

林和贵那一批主力突围后，剩下40多个同志原地待命。沈友贵感觉不妥，於是他跟陈禄贵、田云端等干部商量，认为久留围剿区不好，必须主动分批突围。会议决定，由沈友贵带30位先行出发突围，一旦胜利突围和跟外边同志联络上，就立即派联络员回来报告与接应留下的突围。

沈友贵他们向西南前进，第一天就遇上3条很阔的河，他们砍下香蕉茎、浮木制成木筏渡水而过。他们曲线前进，行军了几天，到达晋连路19哩，又向西北方向走了几天，才胜利到达10哩的Kuah。在他们顺利地联络到了淑英等地方工作者，了解情况后，沈就安排4个同志赶回海口区去联络，可是也没有联络上。这批算是第5批，也顺利地完成了突围的任务。

沈友贵他们撤离后，还剩下陈禄贵、田云端、朱越钦、蔡锦华、潘水清、蔡姜、明山、克浪、四古、亚音和石海等17位同志。在超过联络时间后，又等不到沈友贵他们派人回来联络，他们决定自行撤离。在这之前，他们派3位地方工作者出去了解情况和搞些粮食，但超过时间，音讯杳然，只好走为上策。

初时他们决定向青山方向突围，因为队里有个叫绍辉的，他是海口区人较熟悉这些地方。后来改向西走了两天，第三天中午在旧火车路休息，给跟上痕迹的刘勇明、周明和杨国强追上。原来他们三个是先前派出探明情况，倒回来联络的。

走了约一星期后，来到了32哩的联络点，但获悉联络员已被捕。他们不从原路出，改偏上一点平行走向大路边。为了严密,等到中午才过胡椒园，但在经过竹林时却被达雅人撞见，想向他们宣传教育，却给他溜掉。群众说这位达雅人是坏蛋，他肯定会去报兵的。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尽快撤离此地，他们割到大路边,静待夜幕降临，才越过大路到对面一边。

太阳西下，黑幕笼罩大地，四周一片谧静。倏忽，兵车隆隆响从下而上，9辆兵车在同志们面前驶过，就在他们潜伏的上一点停下，人头攒头的敌兵涌进小路去。他们潜伏点若暴露，被团团围住，是极大的危险!同志们屏息静听，发现敌兵只是进小路,没有发现有在四周围住的迹象。这样他们才较宽心。稍后在侦察清楚后，队伍很快突过对面，沿着小路走了约半哩才停下。

安顿后，派队里的地方同志去联络当地的同志，终于联络上了刘寿新，在刘和当地同志的引导下，突向36哩，才结束了这场反围剿斗争。

在这次围剿中被杀害的许多人，其中有达雅人、马来人，被杀害最多的是华人。老年人、中年人、妇女和小孩、青年男女都以不同的藉口和和手段加予杀害。

根据敌人於同年6月14日所发表的战报：在“巨网”行动中，

共有64位同志牺牲(包括一些无辜的群众)，被俘虏的有27个，被捕的群众有303人。从历来的反围剿行动中，海口区这次反围剿斗争的代价算是最大和最多的一次。我们的错误与缺点是：首先，不应该在受到叛徒内奸破坏的复杂危险和还没有国内沼泽地作战的经验下，集中太多又不精的在海口区领导中心，更不应在敌人军事围剿之前没有及时的撤退和转移。所以容易暴露和随之而来的疯狂军事围剿，以及不容易避免的过多牺牲损失。从参加领导中心的学员被捕而暴露了情况和引来围剿，在围剿中牺牲最多的也是学员，这表明把普通学员带往中心是不正确的。以上是造成过多牺牲损失的最关键因素。在海口区做为短期基地是可以的，只是在出现异乎寻常情况或有迹象敌人要采取军事行动时，要及时与迅速撤离海口区。这样，就可以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与损失。其二，很缺乏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工作。主要体现我们存在轻敌与麻痹大意的思想，不能始终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在各方面落实保安和必要防范措施。对海口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也没有深入和实地去考察与了解，没有在周围和必要的地点预先储藏粮食、医药等，没有预先准备好必要的回旋余地或撤退转移的路线、接应方法，没有对部队指战员和学习班同志进行从思想到实际行动上的反围剿斗争的准备工作。林和贵和黄纪晓都有印尼边区反围剿的斗争经验，对反围剿准备的这样忽视，令人费解。其三，在统一步伐，人员调配与突围方向都存在问题。在宣布戒严后，附近有50左右同志留在群众家，没有得到指示，不能在统一部署的情况下统一步伐，进行有计划的、有步骤的突围。结果他们自行向西突围，正中敌人下怀。后来他们向南突围，在没有接应配合的情况下，又被敌人觉察与袭击下，牺牲多位同志。我们再从这次牺牲较多的同志是地方同志和学习班的学员来看，他们较多是在围剿区内兜来转去，人员调配不好，又得不到较多的军事人员的带领与保护。亚林带的地方同志与向东突围的大批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其四，对反围剿战略战术的掌握还不够坚决。在当时的情况下，当遭到敌人围剿时，还没有撤出的力量只能分批并尽速的撤出包围圈，同时留下少数精干同敌人周旋，或开展战斗，以牵制敌人和配合支援突围的队伍。但当沈友贵主动突围后，林和贵接见他时还责问：“谁叫你出来?为什么出来?“，这可见林对反围剿战略战术的认识和执行还不够自觉。

敌人发动这场第一省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是否能战胜敌人的进攻,攸关到第一省部队本身的兴衰存亡的问题。虽然我们付出不小的代价，但没有打击到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他们妄图一网打尽的阴谋也没有得逞。

林和贵在艰险的情况下，回到国内，在海口区建立领导中心，立即开展对叛徒、内奸的揭露和批判，整顿组织，建党建军，重新开展了革命工作，也推动了国内武装斗争的发展，从而革命形势蒸蒸向上。可惜林和贵在领导海口区反围剿方面的错失较大，致使向上的革命形势受到一定的抑制。

林和贵要在海口区建立领导中心，就受到他身边多数人的反对。领导中心建立过程，坚持保持两三百人的超大型活动形式，许多学生青年也到中心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来往往的人，不但多而且复杂，随时暴露与引起大规模的军事围剿是不难想象的。可是，反围剿的准备，却公认出奇地做得差。中心被暴露之后，也不作长距离转移，好像有恃无巩。中心在海口区活动了20个月，才面临“巨网”行动，这是很不正常的事。所谓的海口区，北面临海，其余各面几乎为河所环绕，面对大围剿才转移，困难和危险应是多多的。幸好，所谓巨网，还是一张破网，有一个破洞，即围剿开始时的晋连路，从1至15哩几乎没有什么布兵，可让我们大部分人员安全冲出去，不然我们的死伤就更惨重。主要基于以上种种，令许多人对海口区领导中心和“巨网”，行动自然地产生诸多的猜疑。

第四节  敌人的青山围剿

反动派不消灭革命武装力量誓不罢休。继“巨网”军事大围剿之后，翌年3月初敌人又在第一省发动了一次较大的军事行动 —青山围剿。

第一省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在海口区的“巨网”行动突围之后，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处在不断转移、转辗颠簸的状态中。他们曾到过晋连路、石隆门、石角、马当、印尼邦戛、打玛诺，又返回青山和斯巴岸等地。

1971年2月中，林和贵带了部份的第一省省委和一批有关工作人员来到巴哥(Bako)地区的水塘路农村陈胜贤家，召集省内各地方干部同志探讨研究2.24反围剿斗争问题，分析省内革命形势，以及如何恢复开展2.24围剿后的工作等问题。在此，先后召来学运、工运的干部同志和石角、石隆门等的农运地方干部同志到来开会和进行训练。

工运的廖景凤等和石角区的黄炽统、张桂花等一批干部同志开会完毕先后离开后，接下去是石隆门区的李景清、刘道谤等一组同志正在开完会而要准备返回之际，正好遇上了敌人的包围进攻。

3月8日凌晨，一队敌军乘黑摸到同志们住所附近埋伏。正当敌

人正式向我住所发起进攻之际，与二位守岗同志碰上。经过双方交火后，我方一位同志牺牲，另一位受轻伤。敌人估计我同志有防备，不敢冲向住处，留在原地。

在枪声响后，在屋内的同志们纷纷夺门而出，撤向屋后，撤向了青山。由部队指战员、地方工作者和部份要求同志保护的群众所组成的约70人的队伍，彻夜急行军争取突围。直至次日中午时分，到了青山北面山腰才停下歇脚。至此，正面对敌人来自北边的发炮攻击。估计敌人一时未上山，而且同志们又处在敌人发炮的死角，可以赢得时间休息和研究对策。

林和贵等领导干部召集青山巴哥的地方工作者集中研究分批突围和突围的方向问题。分析讨论的结果是，认为敌人这次的袭击行动是没有预谋计划和周密部署，而是当时得到情报才临时采取的行动，因而敌人有漏洞可被我们利用。

另外，从群众方面掌握到的情况是，敌人的布兵情况是驳火的周围、水塘路河边、青山镇上、马来甘榜和北向的沙滩、海面都有敌兵活动。换句话说，东面、东南和北面都有敌人，而西、西南和南面则没有。

最后决定：分两批先后突围，由出席会议的工作者、部份当地的工作者和群众所组成的近二十位，先在天黑后向南突围，大队则后伺机而行。他们选择南方突围的根据是，这个方向没有敌情，同时只要步行数小时就可以到达巴邦村。只要能安全到达此村，可算胜利突围。在此，有地下工作者可联络，要暂时荫蔽此地或转移他处都可以安排。

先行突围的小批，是由一个军事干部和地方干部带领。倘若他们能在天亮之前突过一块泥泞难走的沼泽芭，到了河边就有船，过了河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当他们成功到达巴哥和巴邦的交界处时，那里一带地势低、积水深，在那陷至膝部的低洼里兜来转去，对不习惯走烂芭的同志却是件苦事与难题。遇到苦和难面前，有一些同志不是咬紧牙根、顶着困难上，而是动摇犹豫，甚至闹起情绪，而没有继续坚持前进，而耽误了良好的完全突围的时机。

由于没有在一个晚上突过目的地，接着产生了一些难题。为了解决食水和吃饭难题，他们去周围找群众，却被甘榜坏群众碰见，导致敌人获得情报追踪而至，造成一位同志被捕和近十位牺牲。这次的被捕和牺牲者，由于和领导的关系不够好，因而有的人也产生了猜疑。

向南突围已不可能了，大队只能选择向西突围。向西行，有悬崖陡壁的阻挡，要过几条大河，大河有敌人日夜巡逻，还要过一个极为难走的红树芭的大沼泽地，难度与险度都加大了。

在行进中，他们好不容易才攀上了悬崖陡壁，天黑时又涉水过第一大河。在巴哥河口到达文丹沙滩时，敌人也追击到此。他们只好退进红树芭里，绕圈子向山都望方向前进。

第三天清早，大队在越过一块西瓜园时，被来劳动生产的马来群众发现。这些群众若向附近巡逻的军警报告，对大队是个威胁。为此，沈友贵与潘瑞清两位留下把50-60马来群众集合起来宣传教育，其他大伙赢得时间，撤离远一些。半小时的宣传教育后，两位同志才后面追赶上了大队。

突围大队在傍晚进入了大沼泽芭。在大沼泽芭里，一脚深一脚浅的艰难地走。经过爬藤有刺的树芭，几乎个个的脚底都被荆棘刺插了，但大家都忍痛而行。由于吃不饱、睡不好，还要赶路，个个都累得直不起腰。一个队员叫沈仁中的累到倒地，处于半昏迷半休克状态，经过抢救才醒过来。在沼泽地宿营，密密麻麻的蚊子像轰炸机一样，疯狂地向着每个人袭击。同志们只好用泥浆敷涂身体暴露的部份，只剩下两粒眼睛。许多同志坐着，有的靠在树干休息，天未亮又继续行军了。

过后他们渡过文丹河到达山都望，再渡过山都望河到达西林泽。在此逗留了一星期后，再乘船沿着诗巫劳勿河(Sg.Sibu Laut)到达马当地区。总算成功的夺取反围剿的胜利。之后他们又转到伦乐与印尼交界的一个海滩处的山林里。在此，他们休整了一个月左右,才回马当山区,又继续开展工作和进行斗争。

在当时的华族农村活动条件，领导中心利用群众住家进行大批频密的活动是容易暴露的，如不立即把领导中心转进群众后芭或森林里，类似青山的围剿事件是不难再发生的。

经过扫荡、镇压后的海口区、青山地区，过后工作又很快恢复过来。我们首先进行镇压反革命分子，对那些在2.24行动中通风报讯，跟敌人同流合污的，造成革命同志与群众被捕牺牲的予以坚决镇压。经过规劝、警告和镇压，基于慑于人民游击队之威严，这些反革命分子表示愿意将功赎罪，有的马上捐钱、捐粮，有的用他们的身份证去古晋买粮食，……。

在同志们回到这些被围剿的地区后,进行坚决斗争和努力工作之下,群众革命信心也逐渐恢复过来。同志们发动他们种稻、玉蜀黍、黄豆等农作物，收成后卖给部队，也有的捐献给部队，减少了去古晋等外边搞粮的压力。

第五节   建立马当山基地与武装斗争的发展

海口区和青山围剿之后，一年多在不断的转移，没有一个安定的基地，既不利于巩固内部，又难以开展各项工作。考虑到马当山区周围群众基础较好，地形有利於长期的活动，也有利与适合开展省内革命工作和武装斗争。於是在1971年他们就选定马当山区作为目标，决定在那里建立新基地。

在马当山区的西冷山边建立据点,接着才在山中建立基地，即地

下领导中心。在基地内部和周围筑起了工事，也建设有操场和射击场。对周围的自然地理环境进行不断的调查和熟悉，对有关反围剿斗争和路线、方向、地点、粮食等都做了必要的准备。

随着基地的重新建立，各方面工作重新得以恢复。在宣传出版方面，继续出版《劳动报》、《解放报》和《新闻简报》，出版宣传教育小册子，翻印出版革命理论书籍等，质量都比以往有所改善和提高;在军事工作方面，除了制造更多武器、弹药之外，还加强了军训，更建设了地下试验和射击场;在医药卫生方面，除了实施以往的医疗卫生措施之外，还增设了牙科医疗。总而言之，各方面的工作都重新得以恢复，并有所改进与发展，内部也呈现积极争取、团结向上的氛围。

与此同时，又扩建了部队-成立了第四、五和六中队。以石隆门和石角一带为主要活动地区的第四中队，该中队的负责成员有杨德保(小杨)、邓远达(亚汉)、庄美兴(华强)、蔡志成(亚骰)和郑金利(子华);以跟随领导中心的第五中队，分成三个小队，中队长是田锦华(建伦)、副中队长是伟琴，指导员是文彬。其他领导班子还有张树康(华林)、蔡国盛(少光)、春阳。这一中队除了负责领导中心的保卫工作之外，还负责训练侦察、通讯联络和运输等工作。第六中队是个警卫中队，人数有二十多人，中队长是张伟胜，指导员是亚海。这一中队的任务就是保卫领导中心领导干部的安全。

新建立的北加人民游击队，成立了六个中队，一般一个中队有30-50人之间。同志们的士气高昂，工作也积极热情，特别是第二中队，他们不仅坚持在伦乐与边界一带开展群众工作，而且还成功地开展了几次的伏击战，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打得最漂亮的就是第二中队在比亚瓦公路打的那一场埋伏战。当时，在伦乐比亚瓦公路靠近北印边界的驻有一连的马来西亚军队，在离伦乐18哩的兵营之间经常来往。1972年3月22日，第二中队的30多位指战员在四哩处设下了埋伏，等了第6天(即28日)下午4点左右才打上。一共有三辆兵车进入埋伏圈，前面一辆载有四个兵士的吉普车，战斗开始，目标第一枪打司机打不到，却打到司机座旁一个敌兵,给第一辆溜走了。后面两辆大卡车载有20个兵士，经过后面二小队指战员的好一阵子勇猛扫射，终於获得全歼，缴获全部武器弹药。

第一省领导中心设在马当山区的二年多期间，还经常保持一百多人的活动规模，也没有引来军事围剿，只和小股东敌兵遭遇一次和被袭击一次，出乎平静与安定。

在“和谈”事件之前，在第一省的革命武装斗争呈现了生机活力，并蓬勃向前发展着。

60年代末70年代初，砂拉越河的武装斗争高潮，是当时国内外革命斗争和武装斗争形势的必然产物。假如没有西部领导层的分裂、砂拉越游击队第三支队的覆灭、叛徒内奸的破坏和海口区反围剿的错失，砂拉越河的武装斗争必定更高涨和坚持得更久更好。

第五章 拉让江的武装斗争高潮

第一节 三支武工队的成立及其发展

1968底，北加里曼丹人民军在印尼马罗河尾的基地被轰炸之后，洪楚廷带领十几位新老战士进第三省国内，原是立即开展边区的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原定当这方面工作取得较大的成绩之后才开展华区的武装斗争，这将更有利於拉让江武装斗争的巩固发展。后来发觉如果民族区和华区的武装斗争不同时开展，边区的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反而得不到华区斗争的及时配合和支援，而可能面对更大的困难和危险，因此，重新决定民族区和华区的武装斗争必须同时开展。每个武工队都以最优秀的战士和最好的枪去开展深入民族区和混合区的民族工作。

一、中游武工队

所谓“中游”(MR)，是指拉让江的中段，即位于加拿逸河(Sg.Kanowit)的左岸和加地拔河(Sg.Katiba)的右岸，其中有贝河(Sg.Poi)和牛麻河(Sg.Ngemah)麻正河(Sg.Machan)和如楼河(Sg.Julau)一大片地区，称为“中游”地区。

中游武工队成立于1968年年尾，由邱亚陶(蔡铁军)任宣委，温贤定任队长，队员有30多人。

部分中游地区除了拉让江江边有一些华族群众作为联络站和帮忙购买粮食之外，中游武工队的工作几乎完全是搞伊班群众工作。中游武工队的成立，标志着中游民族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阶段。当武工队开进中游时，他们以加地拔斯河(S.Musah、S.Chammomay) 牛麻河和 Ulu Dap的三个工作点为基础，逐步扩大，开辟新地区工作。到了1970年，先后创设和建立了S.Bat、 S.Sipan、S.Kajah、S.Uka和 Ulu Machan等工作点。

1971年底，北加共产党中游特别委员会成立，加强对中游的领导。在开展民族区的伊班群众工作，提出了流动宣传与深耕细作二者相结合的策略。在这个重点地区组织长屋工作委员会，部队同志与群众一起进行种稻和木薯的劳动生产。在流动宣传方面，到了1972年，上述四条大河的大部分群众都宣传过一次(重点在S.Ngemah和S.Poi的河尾)。同志们到附近长屋去宣传，附近未去的长屋群众，有的等待了几个晚上，准备欢迎同志们的到来呢。

中游武工队在贯彻执行“边搞边打”政策的过程中，从1969年起，就开展了39次大小战斗，打死敌兵32名,特务2名,还有个别民防队向我军自首。其中打了二次较大的战斗: 一次是1970年8月27日，一股为数15名的民防队乘长舟沿着牛麻河中段逆流而上，被事先埋伏的我军猛烈扫射，打死13个，打伤一个，缴获一把枪和各种子弹200多发(其他枪支跌进河中)，我方无伤亡。另一次，是在1972年1月20日於加地拔斯中段打的。由於前个晚上恰好下大雨，河水涨至伏击点平，减弱了优势。翌日的中午，来了二艘船，事后了解的是敌兵指挥官阿沙巡哨站，敌船倒回时就遭我军的伏击，经过激战，打死敌人9位，由于敌兵是警卫队战斗力较强，在他们负偶顽抗下，我方也牺牲了4位同志。

在中游的民族工作阵地，武装宣传群众工作是取得明显的成

织，但我们也付出了约半百位同志宝贵的生命代价。1973年初,中游武工队调走了一批指战员参加在拉让江下游成立的王仰仁战斗队，减弱了力量。

二、OMT武工队

所谓“OMT”地区，即是指乌也河(Sg.Oya)、沐胶河(Sg. Mukah)和达斗河(Sg.Tatau)的地区范围。

OMT武工队是在1970年初建立的，其前身O河武工队是在1969年6月成立的。O河武工队成立时，宣委是林庆端，队长是蔡家布(纪平)，队员还不上10人。OMT武工队成立时队长改为黄祥云(向军)、宣委是王连贵。到了1972年，武工队人员发展到100人以上(不包括牺牲与逃跑的)。短短不到四年,人员就发展了10倍以上。

OMT单位的同志较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在同志们当中开展“毛主席著作天天读”等运动，对巩固与提高内部、发挥同志们的主动性、积极性，都起了良好的作用。在武工队成立后，采取了广泛的武装流动宣传群众的政策，宣传了远至加帛和第四省的广大华、伊群众，几乎所有的坡都有同志们进行宣传，也宣传了100座以上的伊班长屋群众，大部分的伊班群众都会同情我们革命斗争，也有部分会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我们的革命斗争。

在武工队成立之后，也成立了蔡铁军战斗队，肩负杀敌夺武的任务。在后来50多次大小战斗中，打死打伤敌兵约80名(其中包括一名营长)，打死特务分子约20名(包括加拿逸特务头子江绍浪)，缴一支左轮手枪、一支卡兵枪和30多支猎枪等。战斗员们也两次大胆的潜入加拿逸市开展杀敌，以及轰动一时的1972年“2月行动”。当时OMT单位出动了几十位同志，在O路30哩摧毁了几十部工务局车辆。同时，打死一个特务，打上两场麻雀战，缴获一批猎枪。

特别值得一提，OMT武工队同志们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大胆广泛的活动，尽管地形、民情不熟、新兵多、武器绝大部分是自制的,他们还是敢于北至万年烟海边，东至不拉加和加帛市，甚至一队14位同志也敢远征第四省，广泛活动于第四省。OMT单位的工作是有成织的，但活动在诗巫市郊后埔港、伊干江、巴赛河一带的“9.30”特工队，后来面对严重的分化淘汰。多年来，该单位也牺牲了30多位同志。

三、下游武工队

所谓“下游”(DR)是指拉让江下游的泗里街、民那丹和诗巫市区以下的地区。

1969年初，下游武工队成立，成立地点是在义郎桥以上的广东芭地区。成立时沈耀彬当队长，黄理生任宣委，队员有4、50位。武器极为简陋，只有个别把史登枪(stengun)，其余的多数是自制水龙管枪，也有一些队员一时未有武器装备。

初时，下游武工队基本上分成两个活动：一由沈耀彬、刘扬彬带一队在 Ulu Sarikei Wuak、S.Selalang以至第二省的 Roban与Sg.Kerian河尾的S.Budu一带活动。后来人员有很大的调动与变化。“和平”行动之前，则由刘明耀与何可兰等带队这一带活动。二由王世良、卢春新带一队在Nyalong河尾、Entabai和Pakan(以巴干的Buku为重点)一带活动。

1969年，黄国华曾带个小组以公开与半武装的形式开展木中、宁木、乌邦、砂拉卓的华族工作。后来，黄又去了两次，附带处理跟黄纪作打算前来拉让江的联络工作。

下游军区最大，分为四个军分区，人数也最多,后来高峰时期总人数发展到将近两三百人。多年来,下游也牺牲了近百名。不过下游武工队是成立在第一军分区(即泗里街一带)，成立后就进行一番训练，五个月后方开始广泛的活动。初期重点也在那一带混合区活动，逐步进入深入民族区活动。69年8月，敌人就派大兵进行围剿，由于初期民族群众基础差，在少数坏蛋伊班群众的出卖陷害下，在下游牺牲了12位同志，绝大部分是在民族区牺牲的，还有三位被捕。后来经过镇压Kuput(杀害沈耀彬的坏蛋)等坏蛋分子，起了以一儆百的作用，再加上敌兵主要集中在华区活动,故武工队在混合区，民族区可以进行较自由广泛的活动。到了1972年，第4军分区的东方红特工队和华区民运组相结合,也开始去马兰诺人居住的地区活动。经过几年的广泛突击流动宣传群众，混合区和深入民族区逐渐联成一气，有利于武装斗争。

下游战斗队于1970年初成立，王世良(武辉)任队长兼党代表、叶富盘(活用)任副队长。同年2月25日，首战告捷，他们在离泗里街市区6哩处(在巫叻路口进去一哩)埋伏一辆载有8个兵士(政治部刘锦成也在内)的军车，打死两个，打伤个别个，还缴获一把史达林手提机枪。71年2月26日，也在泗里街椰甲地区一场大型伏击战，打一队12位步行的巡逻兵，打死9个，不幸的武辉武工队在这次指挥战斗中，中弹而英勇牺牲。还有一次，在里应外合的配合下，我组织敢死队正要冲进驻泗里街保皇港的民防队营房进行缴获，说时迟那时快，巧好遇上巡逻前来的一队马来亚的正规军，发生驳火，缴获的夙愿成了泡影。1973年初，拉让江战斗队(即省战斗队)成立了分成三个小队，队长分别是宋平、刘小雄和华联。总指挥是杨会强，仗还未真正打上，就突如其来了所谓“和平”和谈。

在拉让江武装斗争高潮时期，各个武工队有好几次都争取打大型的伏击战，都因各种原因没有打上和打好仗，骚扰战、麻雀战和地雷战是打的不少，也给敌人不小的威胁与打击。由于我们还不能“知己知彼”，凭主观愿望，过于强调打缴获战，往往造成打不好。另外，不注意节制，在华区多打，也杀了个别不够死罪的反动分子，使华区农村阵地遭到破坏，不同程度的犯上了“左”倾冒进的错误。

第二节  边区民族区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的开展

三支武工队成立之后，我们就通过武装的形式，流动突击上长屋、“朗高”进行宣传和动员伊班群众。在开展民族工作的初期，我们遇到了不少的困难。

当1968年年底，我们的部队开展第三省伊班民族区的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的时后，我们所面对的主要困难是：(1)群众基础是很薄弱的。除了部分群众受到人联党的影响和少少的几座长屋，曾有过地下民族干部的短暂工作之外，其他的伊班群众对我们斗争的认识就几乎是空白的，再加上民族之间所存在的误会、猜疑、恐惧和仇恨感等等，因此，我们的斗争非但不能得到伊班群众有效的配合和支援,而且还要往往遭到少数伊班坏蛋的陷害。(2)地理、民情不熟悉，语言普遍又不通。(3)军事能力差。战略战术才开始摸索，开路人少能力也差，走弯路和迷路是常发生的，行军连找宿营点、找水、找柴和炊事都要花不小的气力。(4)民族区的生活能力也差。对采野果，对捉鱼打猎和对生产都缺乏能力，所以在生活物质上更难于自力更生。(5)过不惯山区的长途行军爬山涉水和背重的考验。(6)不容易解决粮食问题。经常面对生命的危险或付出生命的代价，还是要经常面临缺粮缺菜的威胁;尤其是缺菜。有“马拉煎”炒盐头，还算是不错的菜。(7)经常遭到伊班坏蛋、民防队和敌军的打击破坏，等等。在上述种种困难情况的交织之下，同志们在思想上的饥饿、苦和死的斗争是较为突出的。

为了摆脱上述的困苦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局面，我们采取的主要对策是：(1)注重提高我们的军事(特别是跑山开路的能力)生活和语言的能力。(2) 以固定点和流动两种形式进行宣传教育群众。(3) 通过医药服务、劳动生产和文艺活动以发动群众。(4)实行“边搞边打”政策，以发动群众和打击敌兵。经过了两三年的艰苦奋斗之后，我们的人力物力已从边区和华区得到不断的加强，我们的军事、生活和语言的能力也得到提高，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和影响也得到加强，并从而开展杀敌夺武的斗争，少数先进伊班群众(约十多人)也先后参加部队，这使民族区的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发展到一个高峰。

我们在不断的加强民族区的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敌人也在不断的加强对我们的镇压。它在已开展武装斗争的民族区的小市镇设立住点。在各河流的重要地方派驻民防队(由熟悉当地的伊班人组成)，引诱发现我们行踪的伊班人去密报，实行粮食管制，有时还实行飞机轰炸，不断的加强对我们的军事进攻等等。但还是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致使敌人于1972年在牛麻、坡、乌驿等河流建立“新村”，把群众驱赶进“新村”，这使我们的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又面对更多的困难，尤其是粮食问题又更难解决。

在民族区的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中，我们深感粮食是最为突出

的困难。只要有了粮食，一切事情将好办。形成这个突出问题的原因，主要是：(1)伊班族的生产力很低，自己都吃不饱，那能再给我们粮食。(2)商业不发达，交通又困难，有钱都难买到东西。(3)敌人实行粮食管制。(4)群众觉悟又低。(5)我们又缺乏条件进行生产。所以使到我们不容易解决好粮食问题。还有另一个突出困难，就是伊班坏蛋和民防队，这两者是狡猾、残暴又互相狼狈为奸，我们大部分同志的上当、受害都是他们干的。这个突出的困难，随着伊班民族工作的更深入和更广泛开展是能够得到更好解决的。

至於伊班民族的不能广泛的动员起来参加我们的武装斗争，主要的原因是：(1)伊班族与反动派的矛盾不够尖锐。(2)武装斗争觉悟不高。(3)历史上由于武装斗争失败所形成的悲观消极情绪还不能打消。(4)我们的武装力量不够强大，又得不到国际的有力支持，所以我们对他们的鼓舞和推动力不够大。过去虽然伊班群众还不能更好的参加我们的武装斗争，但他们最主要的原因是看不出武装斗争的前途。所以一旦有了更好的武装斗争条件和形势，令他们见到光明的斗争前途，他们是有可能恢复他们过去光荣的战斗传统，并以令人意想不到的勇气和热情投入武装斗争。实事上，他们也一再的表示，他们的心是跟我们一样的,时机一到是一定要倒向我们这边的。

伊班区的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已证明伊班族是善良的、明理和忠实的，只要稍多受到我们影响地区的群众，不但少危害我军的安全，还会多少给予我们帮助，而且支持过我们的长屋，变为敌视我们的，至今几乎还没有发现。被迫进“新村”的一些伊班群众，至今还没有听到强烈的怨恨我们，被我们处决的一些伊班坏蛋。除了他们的个别亲戚仇视我们之外，也没有多少人起来为他们抱不平。所以认为他们会“半夜反”，这是一种民族偏见。同时，也证明伊班群众更崇敬他们的领袖的。正如乌榜(Ubong)在没有离队之前，他们简直把他神化了。也证明伊班群众是很急需要改善生活的，今后谁能带领他们改善生活，谁就必定能得到他们最坚决、最真诚的拥护。例如，我们为他们搞点医药

卫生服务，他们就非常感激我们，并传得有点神奇。

我们的同志在开展民族区的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中，所体现的艰苦奋斗、自我牺牲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很突出的，是很可贵的。如果不是在当时有利的革命形势的冲击下，不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华文化的哺育下，是不可能有那样难能可贵的表现的。

我们为了民族区的武装斗争，已付出了我们最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代价。我们之所以付出那么大的代价，除了民族区缺乏武装斗争条件和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之外，还有指导上的不够及时有力和较冒进(没有先取得典型经验，就四面同时出动)也是不能忽视的因素。相信通过它所播下的革命斗争、武装斗争和民族团结的种子，总是要开花结果的。

第三节  华区农村的武装斗争

为了使边区、民族区和华区的武装斗争能够连成一片，和在斗争上的互相配合与支援，所以开展华区的武装斗争也是势所必须的。自从1966年起第一省、第二省和第三省的华区都先后开展了武装斗争。

1970年初，我们决定在第三省华区开展武装斗争。随即把地下干部武装起来，并在华族农村广泛的开展拥军运动和武装斗争宣传运动，在城市的华族学生和部分革命群众中也同时开展了这种运动，给予及时有力的配合与支援，于是在华族中立即广泛掀起了拥军和武装斗争的新高潮。只要我们有宣传和活动到的地方，捐钱捐物资都很踊跃，同时也有部分青年热烈响应了参军的号召，所以不到一两年的宣传组织，华族的武装斗争就已广泛的开展了，并同时在人力和物力上给民族区和边区的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予有力的支援。这使拉让江的武装斗争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

在华区武装斗争全面开展之后，在政治上，我们全面恢复了北

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和砂拉越农民协会的组织，并以《解放之声》、《农民报》和《少先报》等群众刊物，以及通过发传单和张贴标语等等形式以宣传教育群众。此外，还通过召集坡众会议、文娱演出、突击学校向学生演出和开展反黄运动，以提高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在军事上，采用警卫工作队、战斗队、战斗组和民运组的形式执行不同的任务，不断的加强军事学习和军事训练，加强武器研制(成立枪械制造组)和战备工作，并为了满足同志和革命群众的要求而在城市乡村开展杀敌夺武运动。同时，为了华区武装斗争的巩固与发展，还以华区为基地，大力的开展混合区民族工作，以便为华区武装斗争打下更稳固的基础。

在华区武装斗争开展之后，敌人采取的主要对策：在宣传上，它很大的加强利用各种报刊、广播电台、散发反动传单和书报、召集公民集会，到学校向学生灌输反动的思想，强迫革命家属写信和上电台呼吁等等，以加强它的反共反武装斗争的宣传和加强它的心理战。在发挥特务组织的作用上，在华族城乡大力和广泛发展特务组织，以加强掌握情报和加强反动心理战。在军事上，大量的调集军队，把华区农村当作它是主要的进攻地区，不断的加紧巡逻、扫荡和围剿。除了在各主要城镇经常保持大量的驻兵之外，还在卢仙路渡头、宋溪美禄、木桂兰、丹章公集、东来、民丹发展区和保皇港等地方长期固定驻兵(主要是伊班兵)，以实行侦察任务和配合正规军的军事行动。还不时夜间炮轰森林，以扰乱我们的军心。还有更实行了长期的夜间戒严，以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在迫害群众上，实行恐吓逮捕、严刑拷打、坐牢和迫迁进“新村”，有时更指使和纵容反动士兵开枪杀害无辜群众，先后共杀害了约二十九个华族农民群众。此外，还不断的加强粮食和军事物资的管制，多次的公开通缉我武装人员，到了1972年还放出风声要在多处建“新村”等等。敌人所实行的这些反动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和限制了武装斗争的发展。

在当时华区的武装斗争中，由于我们对砂拉越和华区农村武装斗争的认识还很差，也缺乏实事求是的能力，所以容易以先进同志和群众的热情和要求决定我们的政策和行动,因此容易犯“左”的错误。例如：在活动上过於公开和暴露，在杀敌上过多杀特和过多在华区开展战斗，在反黄上个别地区不必要的过多敲掉群众的唱片等等，这都会不同程度的损害我们和群众的关系，并易于遭到敌人的过大镇压。

到了1973年，拉让江战斗队成立后，立即开到下游准备开展战斗。如果不是杀敌夺武的热情受到1973年错误路线的突击，是可能犯更严重“左”的错误的。

在过去华区农村的武装斗争中，已证实过去和今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华区农村武装斗争的实质基本上是属于武装宣传组织群众的，而部队则属于自卫性质的。所以，开展过多的杀敌夺武斗争是绝对不适宜的。也证明，在一般情况下，华区农村是不适合保存太多的武装力量和进行太多的武装活动的。而在很长的时期内它应成为边区和民族区人力物力的重要或主要的来源。

我们深感在过去困难的武装斗争条件下，在武器上，我们主要仅靠几把土制枪和几颗土制地雷，就搞得拉让江波浪翻滚。如今后有新的更好武装斗争形势，那对敌人的威胁就更不堪设想了。

我们深感在过去华区农村的武装斗争中，即使华区虽狭小，但如果没有伊班族杂居，那事情还是好办的。但实际上，由于有伊班族掺杂华区之中，所以没有伊班族活动到的地方可以说是很少的。因此，我们的武装活动很容易被伊班群众发现，他们又较会密报，这给华区农村武装斗争的巩固、保存和发展增添了不少的困难和阻力。由此可见，华伊的团结合作，对华区农村武装斗争的关系也是很大的。

第四节   诗巫市革命斗争的发展

随着北加人民军开进拉让江，各武工队广泛地在混合区和深入

民族区进行活动，逐步掀起武装斗争的浪潮，城市斗争也逐步向前发展。

城市和郊区群众进一步被动员起来，而且也发展了新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城市市民同情支持革命，许多知识教育界、商界、政府公务员，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在道义上不同程度支持革命。为了配合进行城市统一战线工作，我们出版了《解放之声》，为了加强学运方面的工作，我们开始出版《少先报》和《学生报》。当时城市革命力量比较强还是学运，特别是中华中学、公教中学和黄乃裳中学，其他中学也是有一些力量。这些学运的骨干力量有些转入地下，有的转入半地下，他们在侨南、大群、南山、女皇道(即现在的敦哈志奥本路)乌也路2、3哩处设下小组非法战斗点，化白出去工作，回到“点”就是半武装、地下非法战斗人员。我们工作或活动的形式是公开和秘密的结合、半武装与非武装的结合。这种工作或活动形式比较机动灵活，有利于工作的进行。

1971年3月30日，党组织提出大力反对反动色情的殖民地文化运动为城市的革命中心任务。5月17日，诗巫市统一打一场反黄的序幕。不幸的，这次部署计划已失风露馅，在伊丽沙白学校执行反黄任务的、手无寸铁的李钟焕与江泽善同志被敌人枪杀了。周玉麟学校和公教中学等处的同志也遭射击，所幸未击中。

提出这一项中心任务，是基于长期来统治阶级通过奴化教育和灌输色情思想来腐蚀和奴化年轻的一代，使他们身受毒害，甚至堕落为颓废的一群，为了拯救新的一代，就必须砸碎这个套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我们号召大家动员起来，广泛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写信给报馆、唱片商、书店、电影院等，希望他们不要当反动派的帮凶、有意无意的散布黄色毒素，来荼毒青少年，危害整个社会。开展反黄运动，不但是炮打殖民地的奴化思想，也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开展意识形态的斗争。将近两年里，在诗巫市总共张贴、散发和寄出24种以上的文告、传单、书信、大字报等，数量达数万份以上。武装同志曾大胆在郊区如东山小学与侨南小学进行反黄文娱演出，学运同志曾召集20多位学生在飞机场附近和女皇道后芭等地举行联欢会。通过反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一场大力批判和反对色情文化的群众性斗争，打击了色情文化及其毒害下所形成的一股歪风逆流，打击了敌人及殖民文化教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发扬了健康文艺，宣扬了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唤醒、提高城市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有力支援与配合了农村的武装斗争。这场由诗巫市带头掀起的反黄运动逐步推广发展到农村，也在农村广泛开展反黄运动，城乡互相呼应，连成一片，掀起了整个拉让江的反黄运动。当然在反黄运动的高潮时期，在某些地区也犯上过激过左的错误。

1973年初，在城市也开展“二反一提”(反对增税，反对物价上涨，提高土产价格或提高工人工资)运动，我们也发了10种以上关于这方面的传单，群众反映良好。

标语战是城市斗争的一个特色，它形式多样，及时轰动，又是揭露打击敌人、为我宣传教育的一种武器。标语战有时是挂红旗，红旗(有党旗和军旗)约有2尺 x 3尺，上端用一条木棍穿过，一条约4尺的绳子，两头分别绑住木棍的各端，再拿一条约从电线到地面约一倍长的尼龙绳，绑住木棍和绳子的中间。胆大心细、手脚灵活的城市同志，只要把尼龙绳子绑住石子丢上越过电线，把红旗拉上电线绑住，不到2分钟就挂在市中心的电线上空。我们经常是挂在公教中学到巴拉路这一段，即南兰律路头的汇合处，很多人可以看到。有时在标语或红旗下面放置个罐子，牵上电线，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伤痛了“地雷专家”的脑筋，有时忙透整个上午才除掉“障碍”。群众看到红旗或标语，又看到敌人惊心肉跳的狼狈相，无不拍手称快。有时城郊采取统一时间统一的标语战行动，天一亮可以看到马路、墙壁……漆写着显眼夺目的标语;有时横副布条天空挂，直写标语贴在商店、学校、码头、公共场所……传单、标语散发在马路、住宅、商店等各个角落，即大白天参加散发传单的同志把自己的脸蒙上假面具，各分配二、三位同志负责一间中学，乘上课时突击到学校去散发给每一班的师生。其中在籍的学生(如张丽珍)有时也参加标语战，她们去别校散发了传单，脱下面具，又回到自己学校上课。有时统一行动去工厂分散传单。标语战平均每个月开展一次。三年多来，我们同志共贴、发、寄70种以上的文告、传单书信、大字报等，数量在10万份以上。通过标语战，更好的宣传、贯彻革命组织的政策，提高我革命在群众中的威信;有力地揭露、批判和打击敌人，教育、鼓舞和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钳制了敌人，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支援与配合了其他各条战线的斗争。

在城市革命斗争发展的三年多，城市的学运仍然起着培养干部和输送干部的作用。三年多，诗巫市输送了40多位同志到其他的农村单位去参军，呈上10万元经济，提供药品等大批的物资，支援与配合农村的武装斗争。

农村的武装斗争打得“砰砰”响，诗巫市也不甘落后，城市也开展游击斗争。诗巫同志多次用土炮去炮轰海军基地，也有个别次用土炮去炮轰警察署。当敌人张罗特务分子到处侦察我同志活动和破坏革命的时后，诗巫市同志就开展对敌特的斗争，在那几年在市区和郊区处决了整10个反动特务份子。其中一次，黄仕武与吴祯和两位同志深入在近市区打死十分猖狂又罪大恶极的黄德锋警长，捷报传来城乡广大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称赞“干得好，打得好!”又有一次在新珠山一带开展杀敌夺武，但可惜没有成功，由于轻敌与情况突变，反而黄仕武与包振鸿两位同志受到恰巧经过的军车上的敌军袭击而英勇牺牲。

随着诗巫市革命斗争日益发展，共产地下分子直捣它的老巢，他们不能高枕无忧，不能不采取对策进行反击;他们增派军警特务，设搜查站和加紧巡逻，加强收集革命情报，进行户口调查，组织“自卫团”，在市区与郊区进行夜间巡逻，和开展反革命的心理战等等。

其中敌人在70年12月尾，有搞二、三次突击集中搜查。一次在新珠山，另一次把黄梨园一带群众全部集中到益智小学。在这次突击集中搜查中，碰巧诗巫市主要负责人叶俊杰路过这一带也被集中搜查而导致被捕。

第五节  宋溪美禄的反围剿斗争

1970年初，拉让江流域成立了下游武工队，其属下的第一、二、三、四军分区也积极相继展开了武装斗争。

第四军分区，四面是水，东边是伊干江，西边是拉让江，南边是伊干江与拉让江的接头。它像一个孤岛，在军事上虽不是什么战略要地，但在政治上影响不小。它接近诗巫市区，当地群众包括木桂兰、白花河、王士来、上坡南明厂、英基罗、宋溪美禄和德洛邦河的华族群众觉悟高，不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人联党的反帝反殖时期，都有很好的表现。因此，当局早已蓄意在此找个突破口，从点带面，对下游武装斗争进行一次彻底剿灭。

一、戒严的前奏

1970年7月，政府在拉让江流域展开了“户口调查”，妄图阻吓群众藏匿陌生人(革命者)，阻扰家庭成员离家出走(参加北加人民军和地下活动)。当时拉让江下游武装工作队宣委黄理生，刚好一段时间留驻宋溪美禄地带，他联合第四军分区领导黄招发，先后在油菜岛、福民路等地召开较大型的群众集会，及时揭发了“户口调查”的实质，呼吁人民团结起来，不与有关工作人员合作，并藉此宣传革命真理。这种集会影响很大，风声已有泄漏，因此四处张目的敌特已在该区更加秘密频频活动。

1970年8月中，该区的一位民运工作的重要女干部新峰，因患胃病，在两位先进积极分子掩护下，乘坐电单车到诗巫市就医。可是他们的行踪暴露，约午时十二点在返回途中，经光民码头被捕。新锋被捕后，经不起考验而放弃革命斗争，于是政府开始出动野战部队到该区活

动。

8月20日，油菜岛园芭边的一个临时住点，住有黄理生的交通员江采辉、刘华荣和张宫女。约于早上九点许，江采辉和刘华荣有事到群众家，临时住点却被敌军突击。当时点内的张宫女听到稀里哗啦的声响时，敌军已是很近了。敌军猛烈的枪声和呐喊声，使她来不及拿走重要文件(包括黄理生的信件)，匆忙地向后山撤退。

敌军依据坡中敌特的情报及叛徒的口供，加上缴获的重要文件，已经肯定当地隐藏着重要共产党领导人，而且断定第四军分区已成为共产党领导下游武装斗争的指挥总站。当时三省政治部警监林家亨，黄德峰等为了立功领赏，大力主张派大军镇压。于是密谋已久的军事行动，便迅速展开。8月22日早上七时开始,广播电台宣布24小时戒严令。一场74天24小时戒严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终于揭开了。

这次围剿行动是第三省历来规模最大，动用各兵种最多，还动用战舰、直升机运输和侦察，历时最久(前后达三个月之久)，由于敌人在叛徒提供情报和协助下，似乎要打一场硬仗和“持久”战，非把我们和领导机关毁灭不可。

敌人一开始进攻中心点在顺溪美禄一带，其他地区较后才逐渐加强进攻。

二、我军的战斗力

围剿开始，我方留在围剿区内有一个警卫组，一个特工队，宋溪美禄、英基罗、王士来下坡、白花河、木桂兰等5个民运组，人员有40多人。

从整个战斗力来讲，同志们的武器配备极为落后。黄理生警卫

组武器会较好些，东方红特工队队长拥有一支史登枪，其他全部是自制的水龙管枪，猎枪子弹陈旧，很多都打不响。

民运组女同志和新兵居多，即使是组长或老组员，也仅参军不过半年多。他们具有群众工作经验和理论知识，但缺乏军事训练和临场对敌战斗的应变知识和经验。大部分同志连枪声都没有听过，更毋需讲打战。从军事角度上讲，他们的武器根本无法与拥有先进机关枪、大炮、直升机等比，也不能跟训练有素的敌军相比。加上长期以来，搞地下工作，工作讲究严密，还未冲破组与组的直接联系以及坡与坡地形的熟悉，造成各民运组只能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活动。因此，面对强大敌人大规模军事行动，便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

三、敌之军事围剿和政治进攻

初期，敌军在叛徒提供的情报，重点围剿在宋溪美禄后山一带，“8.25”事件，蔡丹利、张宫女牺牲更迷惑了敌军，以为共产主力是藏在宋溪美禄后山一片大森林里。这也是各民运组初期都能在华族群众聚居的地方得以平安无事。

据悉，数以千计的敌军，昼夜不停向后山涌进，然而共军却不在那里。

9月初，敌之军事顾问专家改变战术，从后山大森林转向江边群众区，划分几个重点行动区采取地毯式的扫荡，妄图消灭我军。如宋溪美禄江边区，敌军将福民路、鼎新路和福民鼎新横路，四方紧紧包围，大路旁每隔一棵至二棵橡胶树都站一个兵，以防突围的共军。在包围圈内进行梳头般搜索，穿来插去，纵横交叉，并高声呐喊：“你们被包围了，快快出来投降!”

敌军改变战术，在华区产生了一些效果，这造成了宋溪达山民

运组黄增安同志的牺牲，王士来民运组、白花河民运组等住点的暴露和

东方红特工队的遇险。

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敌军也加紧对广大群众的镇压。很多革命群众、年轻人等被捕，有些监禁在诗巫的“京林乐监狱”，有的则被押到古晋的集中营。

政治进攻与心理战并配合军事行动，也是他们惯用的。召开群众集会和组织民间团体进行反共宣传，以达到反共灭共的目的。

群众集会有召开两次:一次在光民中学,一次在光华中学。

1970年10月16日，由地方头人在宋溪美禄光民中学召开群众大会，参加的是宋溪美禄、德洛邦河，木杰而姑坡民，人数约有三千余人。

1970年11月4日，光华中学也召开了类似的群众大会。出席者约二千名，是英基罗、达山、宋溪沙迪、下坡、白花河、木桂兰上半段的坡民。大会通过“群众大会八项誓约”，效忠政府，反对共产党。最后由耶谷首席部长当场宣布放宽戒严令，改为夜间宵禁。74天24小时戒严令终于全部结束。

四、敌方成立反共组织“维治协防理事会”

1970年10月初，宋溪美禄、德洛邦河、和木杰而姑成立了第四军维治协防理事会。随后相继在英基罗、宋溪沙迪、宋溪达山、下坡、白花河和木桂兰上半段成立第五、六、七、八区维治协防理事会。

理事会负责所属范围的各坡负责人，各坡约每十家一组，由组长负责。如第四区的福民路有14组，鼎新路10组，光民路5组，荣光路8组，油菜岛7组。组长负责组员，并对理事会负责。一家出事，全组都有责任，一组出事，其他组也有责任，彼此连成一片。敌方成立协维治防理事会，目的在于民间自己进行反共活动，彼此监视，不要涉及共产活动，要对政府效忠。

这些组织初时在农村产生一定作用，群众与群众之间互相猜疑、互不信任。这样，当我军来访时，群众很恐惧，怕被邻居发现。因此支援革命更加秘密了，风声更难泄漏，这对我军往后的斗争却更加有利了。

这个理事会在74天戒严令解除后，在我军的警告下，便逐渐自动解散。民众又恢复以往的态度、照样同情支援革命。

五、 戒严期间民众状况

广大群众，尤其是顺溪美禄的群众是这次军事行动最大的受害者。最初的半个月内，一批又一批群众被扣押、限制，集中到学校，安排叛徒去认人。许多群众被监禁数天、数个月甚至数年等。大批青年由于家乡实行军事行动，为了避开牢狱之灾而流落他地，有家回不得。

长期实行军事戒严，大批农作物被毁，菜园、椒园荒芜，大批家畜由于没有饲料而饿死，农村经济受到空前破坏，人民资产受到巨大损失。

全区内中小学全面停课，学生正常学习受到破坏，不少学校成了军事营地。

六、终於战胜了反围剿

整个反围剿中，除了宋溪美禄和达山坡发生驳火和牺牲了三位同志，还有一位同志渡江被捕，其余同志都安然无恙。我们所以安然面对严峻挑战，战胜千难万险，关键是心中怀有为人民服务崇高的理想，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主要是通过避敌锋芒和撤出围剿区)，及在

群众的大力支持拥护下，所取得的成果。

在结束74天24小时的军事戒严后，当局改以长期宵禁(放松军事围剿)，和进行大量的政治宣传，分化人民群众的活动。先后两次召集居民在光民中学集会，发表“反共宣言”和成立“民众防卫队”等等。可是这一切，影响和动摇不了有政治觉悟的广大群众。

经过如此前所未有的残酷军事和政治进攻的洗礼，我们的民运工作，却在同年12月全面而顺利开展和恢复。群众的支持和热情与围剿前相比不减反增，接着1971年涌现大批的积极分子，促进和推动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新形势。

第六节  成立拉让特别保安区委员会

1972年3月26日，鉴于我们日趋发展壮大的革命武装斗争使敌人坐卧不安，他们宣布拉让江为“特别保安区”(简称为RASCOM)。他们要加强组织行政措施以对付人民武装斗争。“拉士贡”(Rascom)的主要部门，即军事、警察与民事，成立“拉士贡”委员会，要协同统一指挥作战;砂拉越首席部长担任州行动主任全权统率作战，有权采取一切他认为必须采取的行动;中央政府给予州政府一切支援，以全力对抗北加共产党及其北加人民军。要军队派军队，要钱送钱，州政府要什么，中央政府就给什么。看来，他们是下了铁心，全力以赴对付拉让江的革命武装斗争，不达到消灭之誓不罢休!

在调整和制定(或加强)应付措施上，他们提出了对付拉让江武装斗争的办法：

一、建立“新村”

面对日趋严峻的武装斗争居民，敌人有计划像第一省那样在拉

让江华区建“新村”，但还未实行。他们除了陆续逮捕革命同志与群众之外，从1969起他们就先后把泗、丹和巫各地的有关革命群众迫迁进第一省的“新村”，以断绝军民的鱼水关系。

1972年，敌人在拉让江中游牛麻( Ngumah )的河口南光(Ngmgung)和河尾查苛(Jagau)建立二个徒置区“新村”，把几十座牛麻与Poi的伊班群众全部强行赶进。1972年2-3月，OMT武工队在乌也路30哩破坏了敌人的公务局车辆和在乌也河尾处决了本古鲁伊曼之后，敌人就在史瓜奥(Ulu Sekuau)建“新村”，硬把达斗河尾60家二座长屋和OYA河尾6座长屋迫进史瓜奥“新村”。敌人也有强迫加拿逸卡巴(Kabah)河的几座长屋群众搬离，但受到坚决抵制，只得不了了之。

总之，在1972年，在OMT和中游两个单位，有74座长屋的1154家全部人口7649人被迫进4个伊班“新村”。一时会给我们民族工作同志带来活动与粮食供应等一些困难，但打击还不是很明显。广大伊班群众被迫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长屋，离开辛勤耕耘的家园，离开赖以生存的森林，强行集中在狭窄的小天地，生活靠什么?反动派口口声声安抚群众说：“徒置计划目的之一是为了改良居民的经济水准及生活素质。”我们可以想象，农民离开了自己自由耕种的土地，当局又没有提供更好的职业出路，所谓“改良生活水准与素质”，只是缘木求鱼!

二、自卫武装

反动派在革命战争中也开始体会到，对付人民武装的反抗，单靠军警，而没有广大民众力量的支援配合，是不够的。因而他们在混合区与民族区收买与组织地方民防队配合正规军作。在大小城市，反动派重视组织所谓“自卫团”，把枪支主要发给马来人和个别较反动的长屋“自卫团”团员。在农村成立“自卫团”有接受简单的训练，一般不敢发枪。反动派夸下海口说，“自卫团的目标是达到5万人”，但在推动城乡华族群众参加“自卫团”受到坚决的抵制。在诗巫市也有号召城市各阶级各阶层市民在晚间巡逻，反应冷淡，后也不了了之。

三、加强反革命心理战

1972年“拉士贡”成立之后，反动当局显著的一个策略改变，就是由过去军事进攻为主，转为政治进攻为主。所谓政治，就是搞反革命心理战，致力经济发展，努力争取民心。以政治进攻为主，并不是要放弃军事上的进攻，相反有时某个阶段还是以军事进攻为主，有时两者并重，但整个来讲，他们开始更重视反革命政治的作用。

在1972年之前后对比，之前反动军警残暴杀害群众较多，而之后则较少。在反革命战争实践，他们吸取了经验，杀人无多大好处，杀人越多反而只能激起人民更大不满、更大的仇恨，因而对惨杀群众的反动士兵进行了告戒，在军队内部并作了一定的纪律整顿。同样的，与其军事手段消灭共产党人与革命军人的肉体，不如在政治与士气削弱之，甚至瓦解其斗志，让其自行屈服投诚，这才是上策，才是真正的胜利，比起军事它不用花费很大的气力且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1972年以后，敌人更加重视搞反革命的心理战，全年散发了约几十种的反革命传单，仅仅5月就投下了350000份传单。每当一位同志牺牲，他们就以散发传单，散布什么“不听劝告的结果落个悲惨的下场!”又可能又发一种什么“若再不出来，xx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的传单。若有一个同志投诚，他们可以大作文章，敌人可利用他通过电台、报纸、传单、反共集会等形式，大发厥词，大肆告戒坚持革命斗争的同志要“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当人民武装处决一位特务分子，他们又会通过各种媒体，咒骂什么“共产恐怖份子惨无人道杀害手无寸铁的无辜良民百姓……”。若狱中释放一批政治拘留者，就有可能召开个记者招待会，强迫发表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本国的国情，武装斗争没有前途……”等等。反动当局可以在某一坡逮捕一批群众，进行盘问、拷打、威迫和利诱之后释放,再来个集体“声明”,什么“与共产党一刀两断，不再受恐怖份子的欺骗，对马来西亚与元首不二的效忠……”。他们还利用部分同志的亲朋戚友，通过传播媒体，呼吁我们什么“放弃无谓的斗争，赶快弃暗投明，与家人团聚……”。如此等等，反革命的心理战不一而足。

搞反革命心理战，这是反动派惯用的伎俩，也形成了一种对付革命的政策。对革命意志薄弱者和动摇者，它就会产生作用;对不明真相者或觉悟低者，长期也会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共产主义有坚强的信念和决心为祖国独立、民族解放及人民幸福而斗争的共产党人与革命者是不会产生作用的;相反有时是起着反面教材的作用。

四、控制学生

根据革命的第一项总方针看来，学生在革命斗争中往往起着先锋队的作用;革命队伍的高级领导人也来自学生;革命队伍中不少是学生。因而，反动当局想方设法对学生进行控制：对他们灌输奴化教育和进行色情思想的腐蚀与荼毒;对进步的学生与教师进行恐吓与逮捕。1972年3月22日，反动当局开展了所谓“毕德”行动，在第一、二、三与四省逮捕了1百多名教师与学生;逮捕一些师生，然后威迫他们在学生、在公共场所或通过媒体，说什么“以往受共产党恐怖分子的甜言蜜语所误导”，劝大家“不要再陷入共产分子的圈套，要认清恐怖分子的狰狞面目……”;反动派也重视在中小学举办什么“防止共产分子渗透学校的展览会”，也利用“自新人士”在会上散布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陈词烂调，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敌人控制学生，很明显地，他们是要切断革命队伍的人力和兵员的来源之一和限制革命队伍发展壮大。

五、搞发展

我们革命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解放与提高生产力，在解决人

民吃饭问题的同时，要不断改善提高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照顾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人民的政权尽管本质上是反人民的，但权宜之计，在搞经济发展的同时，可以搞些人民的福利。他们可以减少扩军备战，省下一批经济搞发展，也可以从五年马来西亚发展计划中拨出一笔款项来发展，用来改善城乡的基本设施，降低人民的贫穷率。如果一个国家能致力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能达到经济繁荣、国家富强与人民生活安定，革命的星火不但不会燎原，而且会自行熄灭。

反动当局搞发展，尽管根本的动机不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却是对付革命的一种有效策略。后来实践证明，他们搞发展，是有成绩的，对人民会起安抚和转移视线的作用，对革命会起着削弱的作用。

六、搞民事服务

反动派也打着“为人民服务”的牌子，搞些这样那样的民事服务。1972年2月4日，他们在加拿逸开展个所谓“砂叻”行动。他们成立了民事行动组，走下乡村跟居民生活在一起，他们起着政府与人民的沟通的桥梁作用。他们带着药品与针筒为群众看病，消除病人的痛苦，他们向村民讲解清洁卫生和怎样治病;他们指导村民如何提高生产力，改善生活;他们指导村民如何实行家庭计划，如何养育婴孩，……等等。

他们也学我们为伊班群众医病的做法，搞“飞行医生”，用直升机到偏远长屋分药治病。

尽管反动派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他们这样做，会起一些蒙蔽作用，对争取民心是有好处的。

七、实行粮食军用的管制。

八、在政治上，他们把民族资产阶级争取过去，把人联党纳入联合政府;另一方面，在城市开展“诛达”行动，破坏我们的统一战线。

第七节  敌人开展“诛达”行动

乘着强劲的农村武装斗争的东风，城市也扬起了革命航船的风帆，乘风破浪前进。除了许多城市群众支持革命之外，也有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看到革命有力量也倾向革命这方面，即使不支持革命的，基于慑於革命的枪杆子，也不敢讲不利革命的话，也不敢表示不支持或反对革命的态度。有时城市的“小女将”在大厅广众面前宣扬革命道理，这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也必恭必敬的倾听。这样，诗巫市革命斗争高涨时期，大多数的城市各阶级各阶层的群众表示同情支持革命：杂货店供应食米杂货;书店供应纸张、油墨、印刷品;有些医生供应药品、免费诊疗，甚至帮忙训练医务人员和给予医术指导;有些知识分子主动向革命出谋献策，刘贤任老校长帮忙写封面《学生报》三个大字报……;更多城市群众以经济支援革命斗争。根据警方自己调查透露，拉让江革命组织的经济主要来源於诗巫。

所有这些，反动派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总想伺机进行反扑，狠狠的进行镇压与打击。1972年3月尾，他们宣布拉让江地区为“拉让江特别保安区”，倾全力要摧毁与消灭拉让江的革命武装斗争。他们一时无暇顾及(更准切的说是没有捞到有价值的城市革命情报)对付城市革命斗争。直到1973年7-8月，城市有一些革命同志先后被捕，在敌人威迫利诱下，有的出卖了秘密，搜集到这些城市的情报，耶谷政府喜出望外，於是在9月22日宣布开展“诛达”行动(Operation Of Judas)，援引公安法令一举逮捕包括律师、医生、会测师、木材商、商家老板等29名城市知名人士。他们是：陈则颂、林恩洲、赵增荣、丁永超、郑传景、许如顺、丁仲敏、柳承彬、黄聿杰、许庆南、魏顺莲(黄中的教师)、郑元石、黄礼秋(商家老板，也是市郊保干)、叶立德、刘其凤、陈国侨、萧招冬、吴庆发、李培新、黄江涵、周振裔、何余厚、刘文华、何仕松、何有明、萧孝江、黄和顺(曾担任国会议员)、许家栋和林鹏寿。城市响起一声霹雳，震撼迩遐，无数人既感到鼓舞，鼓舞的是这些有钱有社会地位的人都同情支持革命;打击的是，叛徒出卖了革命情报，革命又遭到了新损失。

以诗巫郊区后埔港、南山为主要活动基地的9.30特工队,於1972年内部就陆续出现分化淘汰，敌人借机大造反革命的心理战，他们就利用这些叛徒对诗巫市和OMT武工队人进行反攻倒算。到了1973年下半年，诗巫市又有公开同志和半非法战斗的同志先后被捕，也有同志被敌奸陷害，也有一些同志在锄奸反霸斗争中牺牲，城市革命斗争开始出现退潮。由于城市同志犯有“左”倾冒进倾向，不能见好就收，不能主动进攻到一定时后停止进攻，或在敌人进攻之际主动后撤，也没做到及时全部把已暴露、有活力的积极分子收回来，导致更多的被捕。在“谈判”前夕，还有几位离队投敌，“谈判”之后，诗巫市的革命斗争走向了低潮。

第八节  敌人的军事行动与军事围剿

军队和警察是统治集团的国家暴力机构的首要支柱，是他们用以对付与镇压人民武装反抗的重要手段。可以说，那里有人民武装出现，军警就派到那里，那里有战斗，他们调派兵遣将，飞机大炮齐动员，人民武装走到那里，就追到那里，而且紧追不舍，非消灭不可!

早在人民革命斗争未进行武装斗争之前的反动军警，就到处追捕地下分子。在拉让江地区，早在汶莱事件之后，反动派就大动干戈，到处出动军警追捕地下革命分子。1964年2月1日，泗里街池守光同志是拉让江第一位被枪杀的烈士，他手无寸铁，在毫无反抗的情况下，竟被英帝的雇佣军-辜加兵射杀而死!1964年泗里街的王仰仁同志在转入地下后被捕，在狱中由于他不屈服，被活活严刑酷打至死。1967年初，泗里街还有陈明存同志在隐藏点被敌兵伏击身亡。

拉让江各支武工队才成立，在民族区进行活动就面对敌人的军事进攻。在中游，69年初在敌人的军事行动中，武工队宣委邱亚陶(蔡铁军)等6位同志都先后牺牲了。O河武工队才成立，武工队长蔡家布(纪平)第二次进民族区也驳火牺牲了。下游武工队1969年头才成立，8月8日反动当局就发动了“双网”行动，在泗里街进行大围剿。在围剿期间，沈耀彬武工队长等几位同志，在坏分子配合下也先后牺牲。

1971年8月8日，反动当局在诗巫县开展所谓“牙由”军事行动(Ngayau-追击意思)，并配合全日戒严。这一年，虽然拉让江地区有25位同志牺牲(不是“牙由”军事围剿中牺牲的)，也有9位群众被敌人惨无人道的杀害，却不能阻止城乡的革命武装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1972年8月8日，反动当局又在拉让江地区开展所谓“捧碰”军事行动(Pumpong-砍头意思)。这一年，敌人更加重视拉让江地区的武装斗争，宣布本地区为“特别保安区”，除了保持军事进攻之外，还调整与加强了各种反动统治。

军事行动一展开，通常紧接着伴随而来的是全日24小时戒严，即使全日戒严解除了，还保持夜间12小时不等的宵禁不止，给人民极大的不便与痛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8月22日在诗巫市对面的宋溪美禄一带所实施的74天24小时戒严，时间之久，在北加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反动当局妄想在第一省年初二月的“巨网”行动在这里重演，但他们没有得逞，此次军事行动仅造成三个同志牺牲，个别同志被捕，绝大部分同志都突围成功，或在本地区坚持与敌周旋而胜利保存下来。

在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他们可能用小股兵力，进行反游击战术，或长期围困我们。

敌人为了应付不断升温升级的人民武装斗争的烈火，他们在本

地招兵买马，在外增派外来军队。仅在1973年5月尾，从马来亚就调来了第5营皇家马来军团。

他们还实行“堡垒”策略，不仅在游击区安兵扎寨，也在非游

击区之外，如第四、五省建哨站，他们决定要在全砂拉越建军警哨站38个，把我们革命基地与革命活动范围划入其重重包围的内线作战之中。

此外，1972年某军事指挥官提出什么“新战略”，即实行什么天空直升机和江上的炮艇相配合，支援地面的战斗部队。这并不是什么“新创意”，而是早已惯用的应付伎俩。

令人可笑的是，在大路的反动军警被人民军打得心惊肉跳，却要命令群众清除大路50码以内的路边杂草灌木;14天内必须执行命令，否则一天要付款100元。但人民群众无视什么“命令”，则听之任之，反动派毫无办法。

敌人发动了大小许多的军事围剿，但造成我方的伤亡很少。而我方的大部分伤亡，是敌兵利用了密报和结合小规模的伏击而造成的。我方在华区敌人的军事行动中死伤的人很少，多数是由民族区遭受坏群众陷害和地方民防队的攻击而造成的。

第九节  拉让江的杀敌夺武

我们要武装夺取政权，不开展杀敌夺武斗争，是不能消灭敌人和保存发展自己，以便最后战胜敌人和夺取政权的。我们在过去的武装斗争中，也深感到开展必要和胜利的杀敌夺武斗争，是动员群众和带动武装斗争的火车头。

过去的武装斗争，不是武装夺取政权，而是属于武装宣传组织群众的阶段，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武装宣传群众。即使它的任务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在武装宣传组织群众的基础上，也只有适当地结合开展杀敌夺武，才能提高士气和战斗力，才能鼓舞群众的革命热情，才能打击反动派的气焰，促进武装斗争的巩固发展。所以，开展杀敌夺武，是武装斗争的巩固发展所必须的。

在武装斗争的初期，我们的同志和群众都怀着较强烈的阶级仇、民族恨和报仇心，也较有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同时又较轻敌，对杀敌夺武，不但喊声大，而且决心也大。一有开展战斗，就不顾艰险，有些抢着要去;轮不到去的，就落泪和闹情绪，也常有所见闻。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在拉让江的各武装斗争单位，一般都在武装斗争开展不久之后，纷纷成立战斗队或战斗组积极开展战斗。当时所成立的战斗队，以十几和二十几人为多，三十人以上的是少数。战斗队是采取伏击战，战斗组是以麻雀战和地雷战开展杀敌夺武。

在拉让江大型伏击战共打上七场，在杀死敌人上还起了作用，但却只缴获到一把现代化武器，其余的6把还是战斗组以伏击战和摸营战(一次摸到两把伊宾枪)取得的。除此之外，还开展了许多骚扰战、地雷战和麻雀战，给了敌人予一定的打击、威胁和破坏。

国内打的战之所以比不上印尼边区的，主要的原因是：(1)国内武装力量的指挥力和战斗力比印尼边区的相对差。(2)武器也相对差，尤其拉让江下游的战斗队，武器主要是靠土制枪。中游战斗队所拥有的现代化武器也不够好，并还渗用约1/3的土制枪。(3)国内敌兵比印尼兵较有纪律和较不脱离群众。(4)国内比印尼更难掌握到敌兵活动的准确情报。(5)国内的武装力量，比印尼边区的更接近敌人的统治中心，地形(尤其华区的)也更不利于战斗等。

通过杀敌夺武，实事已证明对武装斗争的巩固发展的关系是很大的。有利方面，通过它能够提高我军的指挥力、战斗力和同志们的士气，能够提高我党我军的声威，能够加强我军我党的武器装备，能够更好的鼓舞和动员群众，以及更好的促进武装斗争的巩固发展。对不利方面，在打仗的过程中，虽不容易看出，但打了之后，势必引来敌人更残酷疯狂的反扑，并遭到破坏与损失。

在过去的武装斗争条件下，我们在开展杀敌夺武方面，所面对

的困难也是不小的。在边区和民族区有地形好打却缺乏粮食，在华区有粮食又缺乏打的地形和周旋条件。辛辛苦苦找到了伏击点，并做了战斗准备，往往又由于被不明群众发现而使战斗告吹。即使克服了种种困难打上了仗，也经常由于指挥力、战斗力和武器问题而打不好战。在那时要打上一场好战，对于我们的确是很艰辛的。

在过去的武装斗争条件下，为了武装斗争的巩固发展是须要实行边搞边打的基本战略原则的。所以，即使为了执行武装斗争的主要任务-宣传组织群众，也须要结合打;但必须以搞为主，而以打为辅。

游击战以主动进攻为方针，但实行这个方针也须看条件,不顾条件的实行主动进攻，也势必会导致更早的自取灭亡。

在过去的条件下，我们不能更多和更好的打仗，主要是客观的条件而不是主观的努力不够。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多打仗固然不易，即使多打了也对革命不一定有利。因此，必须从全局考虑有条件、有能力应付敌人反补，才可主动进攻敌人。

第十节   敌我双方在拉让江的战略战术

几年来，敌人镇压我们武装力量的基本战略战术是:(1)进攻的重点放在华族农村;(2)具有战略意义的农村地方设固定的军事哨站;(3)实行主力军队和地方军队相结合的原则;(4)广泛发展特务力量，侦察人民武装力量的活动情况;(5)实行攻打住点和路上伏击;(6)对人民武装力量的重要活动基地实行围剿，并结合炮轰和飞机轰炸;(7)实行逮捕、迫迁群众和“新村”政策;(8)实行粮食、军用品的管制;(9)实行反动心理战术等等。

我们采取的主要战略战术是：(1)初以边区为武装斗争基地，后以华区为武装斗争基地，逐步深入民族区;(2)在重要的战略地区设武装单位开展活动;(3)人民武装力量分为战斗单位和民运单位执行不同的任务;(4)武装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5)在敌人的围剿进攻下，往往以潜伏，转移，派出战斗组牵制敌兵达到保存自己和破坏敌人的围剿;(6)对特务实行警告，罚款，迫迁和处决;(7)对敌军以骚扰战，麻雀战，地雷战和伏击战进攻敌人，等等。我所采取的战略战术，可说是低级和简单的，但就已使敌人在军事上很难对付我们了。所以当我们的战略战术上能够更成熟和更高级化，敌人就更难于对付我们了。

第十一节 拉让江敌我在军事上优劣势的对比

我们在战争中已经和敌人打了约五年的交道，敌我双方彼此都有一定的认识。我们必须更深入更全面的总结敌我双方的优劣势，更自觉减杀敌人优势和扩大其劣势的作用，更自觉的发扬我们的优势和克服劣势，以便更有力的推动武装斗争的发展。

敌人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其优势主要是强大(军队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政治经济力和外援都远比我们好)、军事经验较丰富。其劣势主要是反动与脱离群众，不够团结，不够艰苦奋斗，兵力不足，很难充分发挥优势的作用。

我们有什么优势和劣势?我们主要的优势是得到群众的同情支持、较团结和艰苦奋斗，能够发挥弱小的积极和灵活作用。我们的劣势主要是弱小，武器通讯太落后，缺乏经验和战略头脑，容易犯错误，不易战胜敌人。

第十二节 拉让江武装斗争高潮的经验

拉让江的武装斗争高潮是武装斗争的一次实习，也是个武装斗

争的序幕战，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总结的斗争经验。

一、革命战争的威力是很强大的

革命战争是最能动员组织群众，是最能打击、破坏和削弱敌人，也是敌人最难镇压的。即使现在武装斗争的暂时挫折，也绝对损害不了它的权威。所以武装斗争是革命和对付敌人的最锐利、最有威力的武器，敌人是最害怕的。而且在70年代初，我们如果没有了军队，取消了武装斗争，革命就几乎会失去一切。因此，我们如果不背叛革命，不投降敌人，就必须更重视和学习战争和将武装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强调武装斗争，但我们必须也同时重视非武装斗争，它是武装斗争的左右手，威力也是不小的，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只有两者都适当注意了，才能最快的推动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发展。

二、只有动员依靠群众，才能进行革命战争

的确正如毛主席所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敌人要征服我们的军队，就必须首先征服群众。有了群众的支持，不论在印尼边区或国内，我们只有数百名弱小的军队，敌人就至少动员用数千名兵力，动用了一切可能动用的力量，使用了许多残酷的手段，反复坚持围剿了许多年，还是不能搞出太象样的成织，经常甚至搞得很狼狈。要是缺乏了群众的支持，武装斗争的困难就多，牺牲损失就大了，最终坚持不了。因此，今后必须更重视宣传组织群众和更重视搞好军民关系。

三、必须重视在政治上建军

建设军队是武装斗争中的一项主要任务。我们应重视在政治上建军，并应把它放在第一位。在军队内部不断的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不断的坚持四个第一和发扬三八作风，不断的推动四好单位和五好战士运动，不断的发扬军事的民主作风，努力搞好内部的团结，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外要努力宣传组织群众和搞好军民关系。军队有了好的内、外部关系，就能不断的发展自己和战胜敌人。

四、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问题

宣传组织群众、杀敌夺武、壮大武装力量和建立武装斗争基地，是武装斗争中的主要任务,而实行边搞边打相结合，是那时武装斗争的基本战略原则。缺少了，游击斗争就不能胜利发展。

除特问题。不解决好这个问题，不能发动群众，革命武装力量

的保存也会面临严重的威胁。但除特须重证据并必须由重要领导机关批

准，以避免错杀人。

叛徒问题。叛徒的出现，最容易打击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破坏军民关系。对我们的打击和破坏也比较大，因此，一定要努力减少叛徒的出现。要减少叛徒的出现，尤其要严格要求新兵的素质，此外，要注意教育训练和执行严格的严密制度，以减少叛徒问题的出现和破坏。同时，要区分离队，逃兵和叛徒，也须严禁杀害逃兵叛徒。

武装力量的发展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它对部队的巩固和发展，这对武装斗争的长期坚持和胜利开展的关系是很大的。太放手发展，在平时不易搞好的内部团结，战斗力不强，也容易出事故;在敌人严重进攻和遭挫折时，容易流血牺牲，容易出逃兵，造成保存的困难，甚至有时还可能使武装斗争处于非常困难的处境;再加上武装斗争的长期、曲折和艰苦性，所以一定要非常重视和认真对待发展工作。要注意发展，但更要注意巩固与保存。在发展上要讲究对质的要求，立场、身体健康和战斗力都必须注意，条件不足的宁可坚决不发展。一般参军前，都必须适当的联系、教育和考验，不认真和过于放手发展新兵，就是玩弄游击斗争，是很有害的。对于吸收达雅族队员，必须更谨重。

必须对立统一搞武装斗争。也就是说，武装和非武装斗争，政治和军事，武装斗争基地和游击区，边区和国内武装斗争，华区和民族区武装斗争，战斗单位和民运单位，集中和分散兵力，进攻和防御等等都必须结合得好。同时，也必须大力发挥骚扰战、地雷战和麻雀战的威力。

五、灵活的战略战术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的游击斗争，切忌战略战术上的消极保守，在强敌的不断进攻下，是无法避免灭亡的命运;反之，有了灵活的战略战术，敌人就不易阻止我们的发展壮大，过去我们的战略战术基本是正确的，所以武装斗争能取得重大成织，并坚持到今天。但由于也犯了一些不小的错误，所以也促使武装斗争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一般我们在具体工作上的挫折和损失，也都是缺乏灵活战略战术的必然结果。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着的武装斗争，往往在一处坚持了一

定时后会被迫作战略的转移，在中国，在马来亚，在北加，都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要把斗争坚持下去，就要作长距离战略转移的准备，不然就会使武装斗争遭到惨重的损失或失败。一个武装斗争的领导者，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同时也必须认真学好毛主席有关运动战和游击战的论述。

要有灵活的战略战术，就必须具备有一定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理条件，此外，还须有一定的理论水平、斗争经验和调查研究和决策的能力。

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就不敢搞武装斗争，搞起来也不敢坚持下去。即使能够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而在战术上不重视敌人，也还是不能战胜敌人。因此，我们必须特别强调毛泽东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教导。

第十三节 国内的武装斗争高潮

1966年初，我们印尼边区的武装力量开进第二省国内，1968年开进第一、三省国内并立即迅速的开展了国内的武装斗争。古春辉没有牺牲，第四省的武装斗争也会开展。到了1973年，国内的武装斗争发展到一个高峰。

我们7年来国内武装斗争的主要成织是：(1)发展和保存了一支人民武装力量，这支军队曾发展到最多约九百多名。(2)使华、伊群众工作得到恢复并得到新的巩固发展。(3)限制了敌人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和剥削。(4)党也得到新的巩固发展。党员曾发展到约两百多名。(5)使敌人遭到不小的破坏和损失。在政治上，提高了党的威信而打击了敌人的威信，长了人民的志气而灭了敌人的威风。在军事上，使敌人每年不得不动员近万名的兵力对付我们，7年来也造成敌人约九百多名的死亡和从敌人那里缴获了现代武器20多把、猎枪各约90把。在经济上，至少用去近十亿元，还有无形的经济损失。(6)有力的配合支援印尼边区和东南亚的人民武装斗争。除此之外，全体军民也受到了一次锻炼和提高，为今后的革命斗争打下了更好的基础。而我们也为此受苦受难和遭受各种损失，并蒙受了约两、三百名的牺牲损失(也是我们最主要的损失)。这个战争的结果，对敌人还是很不利的，敌人没有从中捞到什么便宜。

我们所以能够取得以上的成织，主要是党在战略战术上的领导基本是正确，我们的指挥员是能够英勇奋斗，我们的斗争是不断得到国内人民群众的同情支持，也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不断的配合和支援。

在国内的武装斗争高潮中，还是不能克服各自为政的局面(主要是不能用现代化通讯)，不能有效克服左的错误(不顾后果的开展杀敌斗争、基地的规模太大(古晋海口区领导中心)、(反围剿的战略战术不够机动灵活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冒进等等)，不能突破民族工作的难关，海口区会议又不能把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提高与系统化，这为武装斗争的发展投射了很大的阴影。

第六章  黄纪作的“和谈”

第一节  “和谈”的背景

一、 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

70年代是美苏两霸激烈争夺的年代，也是第三世界人民向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发动进攻，推动历史前进的年代。

“和谈”出现於1973年10月19日，在这之前的世界形势是怎样的呢?

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在激化，美苏争夺激烈，局势动荡不安，“天下大乱”正是当时的形势特点。

美苏两霸大肆宣扬什么“缓和”，大念“和平”经，骨子里却在加紧争夺势力范围和争霸世界，而且越演越烈。他们争夺的重点在西欧，又扩大到其侧翼中东、巴尔干和世界各地。他们在欧洲、亚洲等地大量驻军，建设各地军事基地。两霸的海军也在世界四大洋争夺，两国的战舰在这些领域进进出出，不断的游戈、演习、威吓对方和监视对方。双方世界军事对峙，有增无减，什么“一代人的和平”什么“持久的和平”，都是蛊惑人心、假的东西，明争暗斗才是真的。简而言之，在美苏两霸的争夺下，在他们不断扩军备战下，世界的革命因素和战争因素都在增长。

整个国际形势是这样，我们周边的东南亚形势又是怎样的呢?

1970年，马来亚民族解放军6个突击队正开始跨过马泰边界,南下马来亚各州，在抗日、抗英之后，又掀起一场国内武装斗争。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新人民军正把武装斗争发展到吕宋岛、泰加诺、亚科文、比沙亚斯和棉南佬，在同马可斯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胜利。在泰国，1969年泰国人解放民军总司令部成立，武装斗争不断发展壮大，发展扩大到北部、中部和南部的一些地区。缅甸的革命武装斗争也在胜利的坚持与发展。

值得一提，在1973年，印支三国的抗美救国、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正如火如荼的蓬蓬勃勃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巨大胜利，面对这样的局势，李光耀惊恐的唉叹：“共产势力如日中天，来势汹汹，转眼就要吞没整个东南亚。”事件才一年半后，印支三国抗美武装斗争就先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标志着那时的周围国家武装斗争形势很好。

在70年代初,非洲的莫三鼻给、波德角和圣多美等国家相继获得人民战争的胜利。大洋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也取得了民族独立。

综观上述，从当时那样的国际形势来看，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缓和，更找不出有进行和谈和停止武装斗争的根据。

再从国内形势来看，长期来马来西亚政府在国际对外关系上追随帝国主义和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使其声名狼藉，极为孤立。为了摆脱这一窘困孤立的处境，对外它不得不调整与改变路线与政策。为此,它极力摆出一付新兴独立的国家姿态，提倡“东南亚中立化”政策，还准备跟社会主义中国建交。对内政策也做了一些调整,实行了“怀柔”政策，开展争取民心运动和发展经济计划。在砂罗越把以往的人联的资产阶级拉进组织联合政府。在马来亚也争取民主联合党和马回，扩大其统一战线。他们还表面搞了一些缓和其他民族情绪的措施。所有这些改良和缓和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会起着转移人民视线、缓和其内部矛盾的作用。但正如文铭权当时所指出的那样：“它仍然极端反共反人民,仍然积极推行对外讨好外资，对内加强剥削劳动人民的经济政策,仍然肆无忌惮的实行种族主义教育政策。因此，这个反动政权仍然是革命的对象。”从实质上说，统治阶级同各族人民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改变。

在拉让江和砂拉越河地区，尽管革命武装斗争力量在强大反革命压力面前出现一些困难，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分化淘汰，但革命形势还是处于较高涨的状态。

1968年尾，黄纪作带了总部人员转移到第二省印尼边区，由于黄纪作在杀敌夺武上执行偏“左”的政策;到了后期(71-72年)他更陷于爱情的泥沼，更消极不负责，更脱离实际和同志，更不注意巩固内部，结果华伊群众被镇压而变得消沉害怕支持革命，同志牺牲，逃跑，也有不少投降，特别是1971年12月18日3.30战斗队副队长沈钦龙带一批人投降，到此为止，一段时间来就有40多人投降。黄纪作从第一省海口区开会回来后，第二省的武装斗争已从最高峰时的拥有100人以上的部队仅剩下不到20人，呈现低潮的状态。

二、海口区的中央级领导会议

自1965年9月19日坤甸会议之后，中央级的领导会议好多年都没有召开。有关党军的一些问题、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问题以及一系列问题都迫切需要讨论和解决。黄纪作就设法通过公开线和武装线联络。黄纪作经过了2、3年的努力，牺牲(有的被扑)了一些干部、战士，总算跟在第一省的林和贵取得了联络。

1972年5月，黄纪作带了范国强、黄赛莺、蔡爱友、张和云、辛泽标等不到10位同志，从第二省出发，经过整个月的长途跋涉，顺利地到达第一省的海口区端必腊 ( Tambirat )，成功地和西部的领导人会面，举行了会议。

1972年中，林和贵带了沈友贵、陈宣平、潘瑞清、张伟胜、陈胜贤等10名人员，用水路来到三密，先进后山驻扎下来。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第一分局书记林和贵、委员谢嫣素、黄纪晓以及中央第二分局书记黄纪作。会议上双方共同交流了离别后的情况，讨论了砂罗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的问题。会议制定了革命第4项总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进行人民战争，开辟游击区，建立农村根据地;努力搞好各条战线的工作，积极支援和配合武装斗争。”会议还决定把北加人民军和北加人民游击队统称为北加民族解放军。在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以及制定新的革命总方针之后，黄纪作还表示要回第二省去开辟与建立鲁巴河根据地。后来黄纪作在给洪楚廷信中也提到,要建立鲁、拉(即鲁巴河-拉让江)根据地。

会议没有解决党军的统一问题;也没有全面总结开展武装斗争以来的斗争经验，把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提高到更自觉、更完整、更灵活的层次;更没有针对当时国内武装斗争，即将面临被疯狂镇压的局面的战略战术，作出必须的研究与决定。

东西领导人在中间开会，两边是各自的警卫员和工作人员。周围的同志会隐隐约约听到他们谈话声，听不到内容是什么。会议是上午九点开到11点左右，下午是1点开到4点。第一天散会后，看到与会者面带笑容。第二天没有引起特别感觉。第三天散会后，气氛大有不同，与会者的脸色难看，估计会议是开砸了。第四天虽然还有召开，看来有开与没开，没有两样，一些问题是谈不下了。据黄纪作以后对人说，在谈到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合并为北加民族解放军的问题时，在谁任政委与总司令的职位上谈不下。还有黄纪作对林处理叶、杨问题也出现了大的分歧。会议的不寻常气氛与争论，在双方随行人员都留下消极的影响。

这次会议，不是成功，也不是团结鼓舞人心的会议，而是不欢而散的会议。

三、海口区会议之后

会议结束后，林和贵等返回在马当山的营地，他对会议保持沉默，他们还庆祝新的革命总方针的制订，始终否认在会议中的矛盾与不愉快。

会议结束后，黄纪作、纪晓和纪权三兄弟往同个方向走，这不是好的兆头。黄纪作留在会议地点医治痔疮。半个月多，黄纪作他们的住点遭敌兵搜索到并受到炮轰。大队撤向海口区的如毛涧，在此黄兄弟分手。黄纪作带了10多人向西连路方向转移。在路上，范国强对黄赛英说，从海口区会议看，可以看出这个革命是做不下去了。他俩决定把黄纪作送到第三省之后，就要离开部队。

1972年约9月间，黄纪作的队伍开到了西连路36哩，他们在那里住了几个月，会见了父母和其他家人，会见时间太长又不够注意安全。

海口区会议后，洪楚廷第一次和黄纪作取得联络，从联络员那里传来洪已是北共中委的讯息，不久黄纪作却通知中央第二分局的领导成员，书记黄纪作，副书记黄纪晓，委员洪楚廷。同时也要洪准备船，接应他们到第三省去。以后洪楚廷曾问过林和贵是否增选洪为中委的事，他说可以这么说，但否认把黄纪晓调到东部当副书记的决定。21世纪初出版的《各国共产党总鉴》的书中有提到：“1972年8月，北加共中央会议，会议增选洪楚廷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央第二分局副书记。”这可以证明，海口区会议是内部分裂的开始，会后又是黄两兄弟把分裂公开化。

1973年年初，黄纪作来到Balai Ringin 54哩，跟去时留下的一组结合。后他们转移到西成路71哩一带的海南村，他们在那里驻扎了几个月。在这里，黄纪作表现消极，心事似乎多多，他身边有的干部事后猜疑，那时他可能正在作出去的准备工作。当住点住久，缺乏安全条件，有的同志提醒必须转移，他也不注意。以致6月19日，一股敌兵搜索到他们营地站岗的方向，李兴庄(应端，38岁，海南人)得到警报，他在走向站岗方向去侦察情况的当儿，遭到袭击而牺牲。黄纪作的队伍才被迫撤离此地，向第二省转移。

部队抵达第二省的板督(Pantu)，一支的指导员沈泽青带领一部分同志留在这一带坚持战斗。

他们来到了成邦江附近一带的Sg. Doris沼泽地驻下。在此，黄纪作召集范国强、黄赛莺、蔡爱友和黄纪权四个主要干部，讨论去拉让江地区联络的问题。前两位主张割到卢勃安都(Lubok Antu)，再向北或东方向割到第三省。而后两位主张，用船突击驶向泗里街。黄纪作也同意后者的主张，决定用水路去(其实用水路条件不具备)。

会议后，黄纪作派范国强、黄赛莺带了五位战士，尖兵陈虎、

海燕、蒂玛和二位比达友同志国民和庆云去成邦江福州芭处理联络兼搞粮食。在途中，他们跟敌军发生2次驳火，他们直接割向印尼边界老点一带，取出贵重的物品，兜转了二十多天抵达英吉里利。又沿卢巴河而下，船划了一段路程停下。范、黄就打发5位同志去实巴荷(Spoah)联络(那里有拉让江下游武工队派来的黄国华等联络员)，自己则留下准备离队。73年9月30日，范、黄俩向英吉利里警署自首。

五位战士走了2天到达木中，10月8日阿浩阿纳鲁东(国民)和阿布阿纳马拉(庆云)却放弃武装。向木中当局投诚。剩下3位同志继续前进，10月10日，他们被跟踪的敌军遇上发生驳火，3位同志被打散了。10月11日，张秀芳(海燕)在搭巴士过程被捕。10月12日，陈爱娘(蒂玛)被追踪的敌人袭击而牺牲。最后只剩下陈双佑(陈虎)一个，他还要继续坚持下去。10月15日，在实巴荷又遇到一位马来坏蛋的出卖，陈虎同志突不出敌人的包围，在同敌人搏斗中牺牲。於是联络拉让江的任务就告吹了。

第二节  “和谈”开始

一、谈判的前后过程

在黄赛莺他们没有按时回来，又感觉到周围有敌情，黄纪作他们就转移向成邦江方向。1973年10月3日深夜，队伍内有一位叫丘白胜(进武)的，却偷了革明的枪走掉。部队又转移，在靠近卢巴河的西南潜伏下来。10月10日傍晚6时，他们看到飞机在上空盘旋，而且听到黄赛莺的声音在上空播话，呼吁黄纪作等放下武器，走出森林 …。黄纪作听到呼吁，当场落泪!

毋庸置疑，黄赛莺他们已投诚了，黄他们的离队下山，给纪作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看来周围的敌情还紧。再说，警卫工作队剩下的同志也不多，而且绝大部份同志也缺乏信心再坚持下去。

如何克服眼前的困难与问题?黄纪作提出解决问题的两个方案:(一)要突围坚持下去是可能的，再坚持3、5年也是可能的，但将会造成更大的牺牲。看来这一方案不是良策。(二)跟政府进行谈判，停止武装斗争，出去开展公开合法斗争。黄纪作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认为出发点是为了同志与群众的利益，万一错了，他宁可背这个黑锅。

跟其弟黄纪权和干部蔡爱友商量之后，黄纪作就策划有关出去谈判事宜。

黄纪作给两位联络员各带两封信。纪权带的两封信，一封交黄纪晓，一封是去古晋给首席部长耶谷的信。张和云带的两封，一封去拉让江给洪楚廷之信，另一封也是给首席部长的信。

1973年10月13日上午，两位联络员从森林营地出发后，公路搭巴士。张和云的形态装式引起打票员的疑心，被告密，而被抓进了英吉里利警察署。张告诉当局要跟砂拉越首席部长进行谈判，黄纪权在邦督也被截住，他们俩立刻被用直升机秘密送往古晋。

当天下午首席部长耶谷在古晋中央医院收到黄纪作给他之信。傍晚，他立刻接见了黄纪权与张和云，并表示愿意接见黄纪作，越快越好,地点可用在成邦江的省公署。耶谷也复了信交由纪权转交给纪作。

次日下午，黄纪邻把两位联络员载到西连路29哩。在纪权老家一带，他联络上了纪晓，并带了纪晓给纪作的信件。

联络员回到森林营地，纪作看了信件中有一篇是文铭权《目前形势和合法斗争的问题》(附录一)的文章。看了这个文件，黄纪作越感到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据他说“是完全合乎文主席指示的精神实质的”。

10月19日傍晚，黄纪作带了3位身边人员抵达成邦江的省公署。

次日上午9点25分，谈判就在第二省成邦江(后改名斯里阿曼)的省公署进行。

北加人民军的代表有黄纪作、其四弟黄纪权、警卫队长蔡爱友和战士张和云4位。政府一方的代表有首席部长耶谷、Encik Wan Sidek、Encik Abang Yusuf Putih、Datuk Hj. Hamdan Sirat、Tuan Ibrahim Bin Mohd Noor、Tuan Hj. Mohamad Amir Bin Yaakup、Encik Azizan、Tuan Haji Alli Kawi、Encik Fauzi和黄纪邻。

1973年“和谈”，正式的谈判时间只有2个小时，最重要的内容是10月21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附录二)。

值得一提的是，黄纪作无视党的纪律,在事关取消武装斗争,解散军队的重大问题上未争取其他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就擅自出去谈判。同时，出去谈了就匆忙的签署《谅解备忘录》。

谈判之后几天，黄纪作就安排出人下山。在他的指示下，10月

25日，警卫队就出了10位成员。这是73年“和谈”后的第一批出人(不包括已出的纪作等4位)。接着，11月16日，第二省又出了5位。

这是“和谈”行动在第一、二省的第一期计划宣告顺利实现。

在政府当局看来，当时黄纪作处在那样艰险困苦的环境，被迫作仓促的“和谈”，未得北共中央其他领袖的同意与认可，实际上不能代表北加共产党，他只能代表个人，或者代表一个小单位。显然的，这样看待对黄纪作是很不利的。

在“和平”行动期间，政府成立以政治部为主的行动委员会来处理“和平”行动的问题。在第一期计划结束后，这个委员会有开会，做出以下决定：以《谅解备忘录》的条件与精神为基础，在第一省与拉士贡地区加以推行一切行动;不再跟整个党或一个组织进行正式的和谈，却以领袖或单位的个别来处理;加强实行军事行动或心理战的压力，通过黄纪晓把第一省北加人民游击队叫出来，最后迫林和贵出来。在拉士贡地区，设法联络上洪楚廷，劝他接受和谈，等等。

二、洪楚廷的态度

黄纪作在安排其弟纪晓在第一省执行“和平”行动计划的同时，1973年11月4日，他带了张和云飞抵诗巫。

在诗巫，政治部袁悦凌、周威廉，同黄纪作安排在拉让江地区执行“和平”行动的计划，他们拟定以下决定：立即冻结在泗里街沐鲁都地区的军事行动，以方便处理联络;安排黄纪作的联络员去联络，设法把有关之信交到洪楚廷等领导人手上，并安排跟他们见面。

黄纪作分别于10月28日和11月7日给洪楚廷写了两封信。

(一) 1973年10月28日的信是这样写的：

“ 101同志(注一)：

你好!同志们好!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文主席身体健康!

(1)    我曾于数月前寄给你 08-02-73及 09-04-73两封信，不知你有收到吗?

(2) 最近我接到文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合法斗争》问题的指示，

请你们认真研究。我完全同意文同志的观点。

(3) 按照我根据一、二省情况的分析(三省情况你们比较清楚)，我们

的武装斗争正遭遇极大的困难。我们非常需要改变斗争形式,也就是从武装的改为和平合法的斗争，以便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

(4) 由于和你们联系很困难，我们本单位又处于极端不利的情况

下，我已和首席部长接触举行会谈(请看双方所签的备忘录)。这次会谈由我主动提出，条件也由我主动提出，谈的结果也达到了我们的最低要求。

(5) 我认为改变斗争形式，将使我们从孤立的地位摆脱出来去开展

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从而争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的支持。我预料，如果搞得好,我们能搞得比1962年联合党时期更出色。经几天接触的结果，我初步觉得耶谷是个民族主义者，是我们应争取的盟友，而且只要我们改变斗争形式，和他们合作的条件是具备的。

(6) 只有大踏步地后退，才能大踏步前进。只有放弃这一次的武装

斗争(因为它已处于孤立的地位)才会有经过充分准备的、

全国范围的、国内外条件有利的第二次的胜利的武装斗争。

(7)    我们的新口号应是“重返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继续进行政治斗争，继续为人民服务。”

(8) 按现在的备忘录，我们所有的队员在出来后都享有马来西亚公

民或外国侨民同等的权利。这样他们就可以到沙巴、第四、五省等地寻找生活，搞些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9) 在条件允许时，我们应争取开展全国性反黄运动，争取和平的

运动，因为我们达致的只是初步协议而已。

(12) 在接到我这封信，你们各单位就应停止主动出击，另方面我也

要政府方面停火以利于磋商，和减少双方的损失。请在接到此信后停止一切除奸行动，以利于双方和谈为期半年。

(13) 贝坤同志方面不知你们能尽快通知他们吗?总之，关于三省方

面的事情将和你们磋商后再决定。

(14) 进行和谈的做法，我认为是完全合乎文主席指示的精神，以及

拥护中马建交的运动等以扩大我们的影响力。

(10) 以上这些措施不知你们会同意吗?我准备在曙光(张和云)和你

们取得联络后和你们面谈。

(11)   为了使我能争取各武装单位的支持，政府方面是会给我们方便

，因此，我有许多方便条件去和各单位的会商。你们若有什么新的条件，我们也可以和政府方面再次举行谈判实质的。

102(注二)1973.10.28

注一：101是洪楚廷的通讯代号

注二：102是黄纪作为通讯代号

(二)1973年11月7日给洪楚廷的信是这样写的：

“洪副主任：

你好!同志们好!祝毛主席身体健康，祝文同志身体健康!

我已于今年十月写信给砂州首席部长兼行动主任耶谷阁下，表示在他的书面方式保证我的人身安全与自由的情况下愿意与他会谈，而且会谈万一不成功也允许我回返森林。首席部长的回信给了我这方面的保证。接着，我们于十月十九日、二十日及二十一日在成邦江举行了会谈，并且签署了初步协定。(即《谅解备忘录》)。这个初步协定也达到了我的最低要求，现在寄这份文件供你们研究，你们若有其他不同意见也可提出来，我们将以这个初步协定为基础进一步与有关方面举行会谈。

由于签署了这个初步协定，政府方面将提供方便让我与各人民武装单位进行磋商。三省的问题当然必须和你们商量后决定。

我希望你在接到我这封信后能来见我，面商一切。并给于你及随员的安全及见面后重回你的工作岗位的自由，我认为不成问题，拉让江特别保安区的政治部主任也再三作出了保证。

请你在接到此信后，停止锄奸，也停止主动出击;但停止计划尚未安排好之前，必须保持警惕以免损失。

曙光的准字和武四是在我的安排下，由有关方面发给他的。其他详情可和曙光同志面谈。

为实现本州和平及继续为人民服务而努力!

黄纪作派张和云带了给洪楚廷的信在伯特利联络上了民运组同志。接着，也联络上了黄理生。黄理生当时是省委级干部，是下游武工队宣委。

黄理生获悉这一重大讯息，於11月13日傍晚自行去到由政治部安排的地点跟黄纪作见面。会谈的结果，黄理生接受黄纪作的意见与决定。

回营地后，黄理生决定:1，他设法去找和见洪楚廷( 包括带上信件)，争取洪出来见黄纪作;2，在11月21日之前，重组他的属下单位，并集中在沐鲁都的冻结区;3，派个联络员跟泗里街政治部保持密切的联络;4，要同志们解除武装，把武器藏起来，分散到群众中去住或从较深入处转到群众家附近住下。

11月中，黄理生通过关系在民丹的东南坡后山找到了洪楚廷。

正当拉让江硝烟弥漫战犹酣，却突如其来一个“和谈”，洪楚廷受到强烈震撼并感到非常的突然。他感到非常“突然”是有二个根据：大约一年前洪楚廷有写信给黄纪作，禀报关于州长的儿子有提出要和谈的情报，在黄复信给洪的信中说“没这个必要”。既然“没这个必要”，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突然变得“有必要”了?!‚再说，1972年中那次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会议没有谈到和谈问题，怎么才一年出一些，就突然冒出这个问题?

当时拉让江的革命武装斗争正以磅礴之势蓬勃展开，武装斗争才开展不久，怎么突然要放下武器，将其全部毁掉，把全部人送出去，搞所谓“公开合法斗争”?这对拉让江地区武装斗争来讲，真是突响的惊雷!

洪楚廷怀疑黄纪作有革命立场问题，他问黄理生对这方面的看法如何?理生表示看不出什么问题。

面对一个事关革命武装部队存亡的重大问题，要做决定性的抉

择，真是伤透了洪楚廷的脑筋。他食不甘味、寝不安枕，紧张艰苦的分析研究路线问题。他尽量争取所能争取的意见，反复进行思考之后，洪楚廷写一封信给黄纪作，信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坚持武装斗争的可能性，也强调处理革命重大问题，一定要特别慎重，特别是得到文铭权和林和贵的同意。信由黄理生带出去，洪还交待理生不必太快去找纪作，多争取各方意见，多争取时间思考商量和研究对策。但理生却很快去找纪作，并带回一封纪作给楚廷之信。信大意是，革命虽有可为的一面，但要触礁时，革命航船还要开足马力驶去，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纪作也再一次表示，要楚廷大胆出去见面，不必多心多虑。同时，理生还带来了文铭权的《目前形势和合法斗争的问题》文章。

面对重大的问题，要弄清情况，自然会想面谈。洪有要求黄进森林见面，对方也答应了，会面也准备了。但后来又藉词推托说:“没有安全保证”，坚持要洪出去。洪楚廷想到要利用《谅解备忘录》实行妥协。出去还可能返回部队，而且提出出去要见林和贵等的要求，他们都答应了。又想到不出去恐怕不利于实行妥协和内部的团结，等等。於是洪楚廷终于决定出去见黄纪作。

11月20日，洪楚廷出去见黄纪作。洪明确指出，我们还是有坚持武装斗争的主客观条件，完全停止武装斗争，全部出去是错误的。因此，洪楚廷主张，必须留下(包括第一省)一部分精干坚持武装斗争，待机而动。当时纪作对楚廷之主张表示同意。

洪楚廷见到黄纪作时，觉得他缺乏革命的热情和责任感，也难以了解到一些情况，对重大问题也研究得很不够。当洪表示《谅解备忘录》中得到的东西太少时，黄却表示激动和不满，扬言自己是“弱者办了强者的外交”。黄多次强调，他和如何争取公民权。一个公民权究竟有多大的价值?而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部队可以轻易加以解散?而用无数革命烈士鲜血换来的枪杠子可以轻易的加以销毁?黄纪作在同洪楚廷的讲话中，他也表示自己没有立场问题。

既然黄纪作承认在第二省面对“极大的困难”，人们自然而然会联想到，以不恰当的组织方式独断、不恰当的时机提出“和谈”，是不是遇到困难，信心不足，或是立场动摇?甚至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革命的旗号，实质上却是兜售不革命或反革命的货色?

在洪楚廷出去期间，他原想也去第一省找林和贵。但政府却推三托四，借口什么“没有直升飞机”等，而加以拒绝，就连要见王连贵也不允许。由此可见，政府不希望让楚廷去联络，怕详情被掌握，而改

变初衷，对他们都是不利的。

由于组织不健全，各省份的通讯联络还有不小的困难，基本上大家长期处于各自为战，彼此情况不明，特别是第一省林和贵的态度如何也未能了解到。同时，对黄纪作也了解不多，面对他还有一定的信任，则增加了对搞通路线问题的难度。当黄理生再来联络时，洪楚廷又收到一份据说是文铭权的信件，信件其中一点说:“形势变了，我们的斗争策略就要相应作出改变或者侧重面有所不同，或者是整个的修改……。”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特别是“和谈”出现后，若不调整与改变政策，武装斗争必将遭到敌人一次严重的军事与政治进攻，军队内部势必出现一次严重的分化淘汰,华区阵地也很可能遭到一次严重破坏。而当时边区基地已放弃，国内武装斗争基地未建立起来，民族区的粮食问题也难以保存大量的武装力量。这样，主动留下精干分子坚持武装斗争，把缺乏条件坚持武装斗争的人员主动复员。这种“精兵简政”的办法,不但对武装斗争有可能坚持得更好,又能更好的利用公开合法斗争。考虑到这些问题，洪楚廷对改变政策、实行妥协下了决心,他同意留下少数精干坚持武装斗争，只得把大部分人员撤出。

12月上旬，第一批40人是出了,但还是争不到什么利益。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已不可能做出新的让步，也不可能不利用《谅解备忘录》。於是洪楚廷就提出要政府公布《谅解备忘录》，以保证回返家园的复员人员的一点合法权利。但政府却反建议，要求部队人员全部出完后才公布。双方为此而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弁。最后，双方都做了一定的让步，签订了《君子协定》。

《君子协定》是安排《谅解备忘录》公布后，如有再出人的时间规定。

1974年3月4日，《谅解备忘录》公布后，拉让江只有出7个人员，而且还留下了121位武装同志。周威廉、袁悦凌政治部他们骂洪楚廷等违背了《君子协定》。

拉让江地区最后一批是4月23日撤出。这样，在“和平”行动中，拉让江共出了265位销毁武器 265支。

洪楚廷在“和平”行动出现后，不能立即认识到黄纪作思想立

场和路线问题的严重性与破坏性，不能坚决地反对和批判，反而决定“出多留少”并利用《谅解备忘录》，把没有条件坚持武装斗争的人员送出，这助长了右倾投降风，使革命遭受更大的破坏损失。

三、文铭权发表声明

1974年，北加革命出现了一股激浪凶猛地冲激着整个党军，使革命的处境岌岌可危!3月4日，政府公开宣布“和平谈判”和《谅解备忘录》。

在中国的北共主席文铭权收到这一举世瞩目的讯息，3月9日，他立刻以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身份，发表了郑重的声明。

这“声明”指出，1973年的所谓“和谈”，是一个背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事件。所谓“停止武装斗争，在宪法范围内自由的参加合法的政治活动”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道路，是背叛人民利益的道路。他号召北加所有游击战士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好好总结这次惨痛的经验教训，高举革命红旗，继续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斗争形式，继续奋勇前进 !

同年9月30日，文铭权又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的唯一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坚决反对目前在我国革命斗争中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坚决反对不惜严重破坏党组织，搞毁自己的军队、把用人民鲜血换来的武器，奉送给敌人的背叛行径;坚决和修正主义、取消主义、投降主义的谬论作斗争。我们党号召全体党员与革命群众坚决和叛徒划清界线，肃清他们的影响,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大道前进。”

文铭权在《声明》中又指出：“形势变化了，我们的政策和策略可以改变。但是，我们完成人民民主革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纲领不能改变。同样，‘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的道路也是不能改变的。”

而黄纪作自圆其说：“按照文主席的指示精神，及我对当前国

内形势的分析，我们务必急需改变斗争形式，才不至于完全的脱离群众”。

其实，黄纪作收到这篇“指示”(按黄纪作所说)是在他决定进行“和谈”,派其弟拿信给首席部长之后才收到的。这份“指示”，不过只是为他的“和谈”信念，寻找借口而已。

黄纪作通过销毁武器，把游击队人员奉送给敌人的“办法”来“改变政策和策略”，不但得不到党主席文铭权的支持，反而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而黄纪作听了文铭权的“3.9”声明后，公开驳斥文铭权是“脱离北加革命实践”在“说梦话”。

文铭权的“声明”对洪楚廷、曾佩雄等170多位留下的同志是打了兴奋剂，鼓舞大家更有决心与信心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主进行革命斗争到底。

四、林和贵的态度

黄纪作派其弟纪权也很快联络到了黄纪晓。1973年10月27日，黄纪晓带三个人从西连一带出来。

此后，黄纪晓就设法联络第一省北加人民游击队的各中队和各地的民运单位，劝说和安排他们放下武器，回返家园。

林和贵是第一省最高领导人,也是北共国内的最高领导人。林和贵跟黄纪作不久前在海口区开过会，并没有谈起和谈的问题，一年多后却突如其来一个“和谈”!

“和平”行动对第一省同志打击很大，它的出现宛如平地一声霹雳，使人难以置信与接受，不知所措，正当人人心慌意乱之际，黄纪晓等到处招摇劝说。在大家情况不明、人心慌乱之际,这样，从西连到打必禄一带的北加人民游击队三中队、海口区的一中、石隆门的四中，石角的五中和各地区的民运工作人员大批的拉出去。到林和贵2月6日正式派代表去见首席部长时，第一省已有大约三分之二的部队人员已出到了外边。

1973年底，74年初，林和贵还在马当山区。1974年1月中，林和贵收到黄纪作通过电台发出的密码，并获悉黄纪作要他派人出去联络。外边的小小天地已大闹了两个多月，大批人员也被拉跑了，怎么林和贵这时才懂得，令人生疑?

这时，林和贵才不得不召集同志开会，他指出黄纪作的“和谈”是叛变投敌，走的是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要求大家站稳立场，坚持革命，坚决批判这一错误路线。

林和贵指派陈禄贵和陈松青带领一批28人撤向海口区地带。留下的部队主力、战斗员、警卫员和各工作机关人员整百人，他带领大队向朋尼逊路转移到老路坚持，再不行的话就准备转向印尼边界去坚持。

但在那股逆流汹涌的冲击下，大多数人都随波逐流，甚至有的干部带头先出，像林和贵身边的干部陈xx、蔡xx、李xx、杨xx和大山等都跟着不告而别。此时，林和贵也动摇了。他讲，今后要以非武装斗争为主，但要坚持一部分武装力量以相配合。

那时，林和贵没有公开表示要出要留，内部也没有明确的政策。当时多数同志认为出去是不对的，但要留下又没有信心，因而大家思想斗争很激烈。一个叫坚明的西加同志斗到神经错乱，大跳舞，被送进神经院。另一位叫笔山的西加同志也精神错乱到开枪打死自己的同志。

文铭权发表“3.9”声明，看来好像林和贵准备要留下来。在其队伍倒回石角区的上湾头驻下时，林和贵召集几位省委级干部,他提出若要留一批人员，问谁有决心与信心，没有人表态。林和贵派曾佩雄去找最有战斗力的第二中队的2小队人留下，但他们都不愿意留下。林和贵看到这种趋向，林又犹豫动摇了。

在“和平“行动期间，反动当局大造反革命的心理战，大力渲染出来的前同志是怎样受到“公平”的对待,他们是怎样的“自由”，刊登洪楚廷跟政治部袁悦凌的“友好”谈话照片，似乎给人觉得洪楚廷也出来了，拉让江地区都接受“和谈”行动计划。另外，反动当局又动辄施加军事行动的压力。敌军暂时撤离马当山区半个月，在林和贵没有反应之后，他们立即又派驻更多的军队向林和贵施加压力。令人愤懑的是，竟在“和谈”期间，即74年2月7日，发生了流血事件!当晚有28位同志乘船前往海口区，在青山海口区遇上三艘兵船，遭到了袭击，造成朱云辉、黄佳美和韩佑快三位同志牺牲，其余全被扑。(参阅附录“小船哀歌”)

林和贵对自己去留公开上没有明确的态度,在安排曾佩雄、潘瑞清带领一部分坚持留下进行武装斗争之后，他最终於3月28日选择了出去。砂罗越一场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在文铭权不在时，主要由林和贵发动起来的，但在“和平”行动前期批判黄纪作的林和贵，却在文铭权“3.9”声明公开批判黄纪作后，林和贵还出去!如果林和贵是彻底革命的话，他不但应公开批判这一错误路线，并要坚决留下来，而不是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

从以上事实的演变，可以了解到林起初对“和谈”装不懂，任由取消武装斗争的恶浪去冲跨武装力量;在不能装不懂时，他就马上在属下开展反对和批判;当见到他属下不少的干部和同志决心出去时，他更抛下同志和不顾文铭权的反对，决然地带头出去，又起了推波助浪的作用。他也许以为这样的做法，可以把他不要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错误和责任推给黄兄弟，推给洪楚廷和他属下的同志，但天下那有这样方便的事?

“和平”行动在第一、二省共出了305位，被销毁的多种枪支(不包括第三省)224支，各种子弹4390发，地雷、手榴弹等爆炸物共28个。

“和平”谈判后的结果，使我军人员损失将近80%，损失大批

武器装备，使我军以及革命群众的士气遭到极其严重的打击和创伤，使

北加革命武装斗争遭到空前严重的挫折。

第三节“和平”行动结束后

一、第一省留下 52位

开展了八个多月的“和平”行动，终于在74年7月4日宣告结束。

在这之前，林和贵获知拉让江地区有留下一股武装力量坚持斗争，他也希望第一省同样能留下一部分武装人员。当时乌云密布、妖风狂吹之际，没有多少个干部和战士主动愿意留下来。倒是有一部分西加的同志，他们在砂拉越无亲无戚，怕出后会遭到政府的迫害，宁可留下或投靠印尼共。作为领导干部的潘瑞清认为印尼的西加同志为了北加革命，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但我们作为本国的北加同志更应留下，有责任带领他们一起战斗。另外一位领导干部曾佩雄，原本是出去的,但当他看到潘瑞清希望另有一位领导干部留下配合他时，他就毅然留下，带领同志们一起战斗。

林和贵安排曾佩雄和潘瑞清等52同志留下，并要他们至少坚持3至5年，等待时机，同时跟曾和潘等处理了往后多方面的联络办法。

7月5日后，第一省坚持下来进行武装斗争的52名名单如下:

(一)在伦乐与边界一带活动的15位：

1，官木荣(何士曼、李立峰)2，黄元兴(黄锦隆)3，吴芝顺(李长春)4，苏亚扁(苏英乡)5，刘佑桃(何毅慧)6，蔡玉平(蔡亚强)7，郑美娥(郑佩坚)8，韩鹏发(杨志坚)9，官德添(蔡汉辉)10，叶润新(陈赤明)11，温和海(温燕林)12，何水莲(苏红梅)13，吴梅花(赵林峰)14，陈振和(陈亮)15，刘和海(刘宴文)。

(二)在马当山与三巴里山区活动的16位：

1，潘瑞清(曾广平)2，曾佩雄(张亚华)3，杨祖国(林快) 4，黄学钦(黄志伟)5，赖水圳(蔡存华)6，林玉燕(李丹心)7，黄桃妹(温锦青)8，林玉平(林武山)9，蔡永才(蔡武德)10，郑春霞(陈慧利)11，杨碧美(杨文武)12，刘水枝(刘伟华)13，李开劈(李志勇)14，余世达(余少波)15，田育淦(李北辰)16，潘瑞汉(廖发扬)

(三)在马当和石角区活动的13位：

1，廖增胜(彭文彬)2，朱木成(江英)3，黄祝妹(苏伟娥)4，吴玉珍(林明鸣)5，温水清(张继前)6，古桂金(廖永鸣)7，黄炽坤(马敬红)8，蔡莲香(李桂珍)9，黄月娇(李芳玲)10，林祝枝(钟江红)11，蔡月瑞(邱晓辉)12，郑和清(郑宝龙)13，黄月云(黄小惠)

(四)在朋尼逊路10哩等地区活动的8位：

1，温华祥(刘小平)2，池嫣当(林秀芬)3，沈仁忠(陈万红)4，吴国荣(吴汉明)5，杨文兰(杨孟兰)6，赖清红(林武劲)7，李乔英(江起劲)8，黄玉莲(黄雪花)

1974年7月5日“和平”行动后坚持下来的52位，牺牲16位，离队或叛变的17位，1986年被扑及谈判出来的19位。

二、拉让江地区留下121位

在拉让江地区，70年代初，一般同志还满腔热忱、斗志昂扬，对黄纪作提出的“和谈”普遍有疑问与顾虑，但由于水平与觉悟不够高，难以事实摆得清楚和道理讲得透彻。但基于大家基本上相信党，忠实于革命是留是出基本上服从于革命组织的分配。那时，大家的信念是，出去是革命需要，是为了开展公开合法的斗争;留下也是革命的需要，是为了更好的坚持武装斗争。敌人用反革命的两手策略来对付我们，我们也要用革命的两手策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时坚决要求留下来和坚决要求出去都是少数。有些要求留下来的，由于健康欠佳或其他原因，后来还是送出去了。有些原本希望能留下来，却又留不住。那时，出去的约占拉让江地区总人数的69%，许多是体弱或带病者或是根据需要者。

在“和平”行动期间，有6位同志(郑秋台、黄幼钦、黄国华、黄玉妹、刘贤超和江先和)他们选择了去中国。他们乘的轮船抵达中国黄浦江码头，却不被中国接受入境，只好返回砂拉越。

1974年7月5日后，在拉让江地区，只留下121位(约占

31%)，名单如下：

(一)  OMT单位(指于74年7月5日在该单位)

1，王连贵(怀远)  2， 黄祥云(劲强)     3，俞诗东(怀武)

4， 余清禄(求实) 5， 卢友爱(扬帆)     6，郑赛云(怀坚)

7， 刘仁祥(怀恩) 8， 李华健(志峰)    Y9，朱宋盘(学恩)

Y10，雷月梅(红坚) 11，江秀娇(新苗)    12，阮赛兰(志方)

13，梁娇芳(勇劲)  Y14，江玉英(百炼) Y15，潘启坚(反修)

Y16，林贵美(怀全)  17，邵火祥(志武)    18，余碧兴 (增坚)

Y19，余志发(学愚)  Y20，沈秀琦(坚持) Y21，江海佳(民军)

22，洪惠莉(劲草)   23，黎嘉文(怀民)    24，吴贞美(三民)

25，杨云庭(武东)   26，高夏远(怀学)    27，高永发(向恩)

28，黄天火(向前)   29，江祝英(意坚)    30，郑珠英(海燕)

31，梁桂仙(怀锋)   32，黄焕娣(思远)

注：当时在OMT的32位，后来牺牲9位(Y记号)，坚持到1990 年

10位，中途离队13位。

(二)MR(中游)单位(指74年7月5日在该单位)

1， 林其清(怀军)    Y2， 黄理行(尖兵)   3， 李瑞金(武波)

Y  4， 陈干共(怀鸽)    5， 许保业(学民)   6， 叶绍国(毅强)

7， 李金焕(风雷)    8， 许月珠(立远)   9， 蔡美英(思英)

Y10，吴贞香(思晶) 1，刘赛凤(兰青)Y12，Sinia Ak Ubong(学峰)

注：当时在MR的12位，后来牺牲4位，坚持到1990年5位，中途

离队3位。

(三)DR (下游) 单位(指74年7月5日在该单位)

1， 洪楚廷(学群)     2， 卢宝兰(永红)  3，刘昌心(志坚)

4， 陈光德(毅坚)     5， Ubong Ak Nuing   Y 6， Burang(武群)

Y7，蔡安明(华联)     8， 余汉文(保国)        9， 刘祥勇(忠勇)

10，张延居(铁汉)   11， Aju Ak Ubong(武英)

12，Serijin Ak Ubong(冲宵)Y13，姚银花(向阳)

14，谢水源(红兵)  15，黄长安 (强汉)     16，毛巧兴(一心)

17，陈日强(勇斗)  18，黄美华 (革红)     19，方孝章(耀武)

20，黄育灿(建国)  21，叶春理 (红阳)     22，杨祖华(学军)

23，黄珠英(立志)  Y 24，孙剑平 (向东)    25，范碧芳(连英)

26，刘添福(志明)    27，谢惠莲 (邱平)     28，林树雷(持政)

29，吴德芳(学英)  30，李碧云  (小李)   Y 31，刘小雄(学东)

32，黄招发(向东)   33，杨省智  (红军)    34，赖子铨(长城)

35，俞惠莲(明辉) 36，赖子发 (思忠)     Y 37，黄华道(小坚)

38，黄玉芳(红姐) Y 39，詹赛琼 (向党)   40，钱功洲(益民)

41，林新化(红辉) Y 42，倪新聚 (峰火)   43，洪顺美(怀民)

44，吴松华(承志)  45，吴松英 (阿毛)   46，温贤定(杨会强)

47，刘扬彬(活学)  48，张淑英 (张秀琴) Y 49，卢春新(忠民)

50，江盛材(发扬)  51，吴庄贤(战明)    52，王伟忠(思武)

53，刘志明(夺武)  54，张锦兴(征远)    55，张碧云(胡兰)

56，何可兰(斗争)  57，张瑞泰(高岩)    58，黄金凤(朝光)

59，吴孟康(夺武)  60，卢方理(火苗)    61，吴德松(爱国)

62，池贞芳(穷红)    63，刘月兰(曙光)    64，许仲铁(铁兵)

65，翁仰恩(卫国)    66，刘赛莲(怀英)    67，刘华荣(图强)

68，陈世灿(江晖)    69，詹雪娇(武英)    70，高月隆(小虎)

71，王广清(奋勇)    72，卢美珠(小兵)    73，吴德顺(吴云)

74，张德豹(立新)    75，吴良鸯(小红) Y76，李道进(鲁青) Y77，何秀云(战荣)

注：当时在DR的77位，后来牺牲12位，坚持到1990年22位，中途离队43位。

第四节 “和谈”与和平行动的结语

一、“和谈”与“和平”行动的产生

出现了“和谈”和和平行动，最重要的动力是源於黄纪作在面临个人艰险时对革命和武装斗争立场的发生动摇、缺乏党性组织纪律性和争夺个人领导权的思想。党中央的不健全和林黄的不团结，使黄纪作的行动不会受到必须的约束，而能胡搞乱为。这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和谈”与和平行动。

二、“和谈”与和平行动的目的

黄纪作是很有名望的公开领导干部，他不满与不信任林和贵的领导，要通过海口区会议削弱林的领导权又不能实现，会议之后又不是从速奔向自己的重要工作岗位，而且长期逗留在不该久留的地方，结果炮制出通过“和谈”停止武装斗争和重返社会，搞公开合法斗争为人民服务的怪招。他以为通过这一招，把党和军队完全搞夸了，由他重组，他幻想就可稳掌握领导权，并开展新的局面，结果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在武装斗争中，两次高层领导的不团结，都导致不是犯左就犯右的路线错误，这已成为历史的必然现象。

三、“和平”谈判的实质

从当时国内武装斗争的基本情况，即是多数同志有信心坚持武装斗争，广大革命群众还是支持拥护斗争，群众也没有要求和敌人和平谈判;我们和敌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共同利害关系;敌我力量对比更是非常悬殊的等等情况来看，我们根本没有必要主动向敌人提出和平谈判。我们主动提出谈判，只有主动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助长反动派的气焰，鼓励敌人更集中力量向我进攻;也只有主动向敌人认输求饶。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动向敌人提出和平谈判的实质，就是自觉或不自觉的背叛和取消革命和武装斗争。

四、“和谈”暴露了黄对林的势不两立

“和谈”刚开始，黄纪作写了两封信，一封给黄纪晓，一封给洪楚廷，通知“和谈”的事，唯独更高级的林和贵不写信通知，这是黄纪作根本不尊重、不顾林和贵的做法，也是主动公开决裂的显示。

在“和平”行动中，黄纪晓和洪楚廷在诗巫市的第一次见面中，他已认为林和贵立党为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被林架空，林突出自己而不突出老文(文铭权)。黄纪作还向曾佩雄、蔡南生等第一省干部宣扬他和林的矛盾是属於敌我矛盾，即使革命胜利后，还须经长期的斗争才能解决。黄纪作更向洪楚廷表露，要把第一省革命组织弄垮了再重组。黄纪晓起初就不要通知林和贵“和谈”的消息，而是见人就拉，以逼林投降。

黄两兄弟对林为什么那么仇深，这是局外人至今还是无法理解得了的事。

五、为什么那么多人跟着走?

“和谈”与“和平”行动即然是错误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跟着走?这主要是当黄纪作的投降事件发生之后，以林、洪为代表的领导力量，没有及时加予反对和抵制，还有相当部分同志对艰险、曲折、长期的武装斗争生活还不适应，对武装斗争前途也不感乐观，加上不彻底的革命思想，就难於抗拒，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随投降风而去。

六、是挽救还是破坏?

依照普通常识，实践检验是真理的。可是我们还没有完全依照黄纪作的路线办事，也还是未见其利反而是先见其大害，党政军人数猛减了约80%，利用《谅解备忘录》出的人还要被审问和被迫集体发表自白书;狱中五、六百人的斗争阵地也完全垮了，战友被迫忍辱含泪的出来;同志和群众的革命情绪受到很大的打击;党军的威信受到很大的削弱，我们的敌人还在狂笑。而留下坚持武装斗争的同志更加的孤立无援，而且还面对敌人疯狂的军政进攻。如果那时我们完全依照黄纪作的办，那就还要立即宣布革命的破产。黄纪作30多年前所主张的通过和谈停止武装斗争，重返社会通过参加合法斗争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而且他对这条路线还预料，搞得好，我们能够搞得比1962年时期的联合党更出色。可是30多年后的今天，黄纪作从未带领任何人去为革命搞公开合法斗争，还有什么更出色可言?如果要有更出色，那只有在新的革命气节里，新的革命风流人物，才有这种风光。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肯定，黄纪作1973年提出的路线，不是挽救了革命，而是破坏了革命。

当黄纪作认为他的“和谈”是无私的，但当“和谈”公开化之后，很多敌我友的人都把他的行为当作是向艰险低头的投降行动。即使感谢黄纪作的“和谈”救一命的人，也没有把他的行动视作为无私奉献。自古以来，我们坚信大公无私的英雄，必定是流芳百世，而不是遗臭万年。

第五节武装斗争走向低潮

我们的武装力量於1972年初完全撤进国内之后，国内的武装斗争于1972年达到最高潮。但高潮的背后却已笼罩着阴影;在非武装战线方面，在狱中的革命力量已呈现已益明显的分化淘汰，学运斗争也遭到严重的削弱，人联党内的资产阶级也是已投进敌人的怀抱里;在武装战线方面，在马印夹击下印尼边区的武装斗争已停止，国内民族区的武装斗争也因不易解决粮食问题而缺乏条件供大量人员坚持，武装力量在华区还显示了一时的兴旺，但却过于集中在华区的小天地里。而实际上在1971年第二省武装力量已出现了严重的分化淘汰，1972年中之后第一省武装力量的分化淘汰也开始出现，1973年第三省武装力量主动投敌的也多至二十几名，国内武装力量有逐步走向分化淘汰的趋势，再加予主动与敌人“谈判”和签订停止武装斗争的《谅解备忘录》公布之后，武装斗争的形势就急转直下，使武装斗争正式进入了困难的斗争低潮时期。

在以上的情况下，黄纪作的投降路线一出现，洪楚廷就反对和批判，并号召坚持武装斗争，相信会有更多人留下坚持斗争，打击和损失也会更小。但还是不能避免，革命和武装力量出现一次大的分化淘汰和削弱。

七十年代初，在砂拉越所掀起的武装斗争是历史形成的，但历史的行程，也注定这场武装斗争是不能免的要走向低潮，不可免的要遭受严重的挫折。这是因为：(1)我们的武装斗争是较孤立的，不但在国际上几乎得不到物质的支援，在国内更得不到达雅民族的积极参加，致使敌我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太悬殊。(2)民族和阶级的矛盾不够尖锐，即使最先进的华族，对武装斗争的决心也不够大，不易经受得了敌人的残酷镇压，而且敌人的社会改良还在不断加强。(3)多数的人民军指挥员、战斗员还脆弱，不易经受得了严酷和艰苦的斗争考验。(4)战略上的指挥不够统一和正确。(5)不断的受到内奸、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特别受到左倾幼稚病的破坏。总之，我们这支在当时还弱小、幼稚和孤立的人民军队，在与强大、老练和多援的反动军队的作战中可以勇往直前，不出现严重挫折，那是天大的奇迹。所以，1973年“和平谈判”和错误路线，它仅使这种斗争低潮和这种挫折更早更严重的出现而已。

附录一

目前形势和合法斗争的问题

(一)

先谈一谈世界形势以及东南亚形势的发展

目前世界上四大矛盾依然存在，并继续发展，但形势却有了很大的变化。美帝在东南亚的失败，以及由于扩军备战，由于其国内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避免的危机不断地发生,这个一度极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已经大为衰弱。这样社会帝国主义与它的激烈争夺就严重地威胁到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形势迫使它不得不设法从越南以及东南亚地区暂时撤退或减少驻军，以应付其他问题。当然它不是心甘情愿的，只要有办法，它还是要赖在这些地方。这从今天它在东南亚推行的种种政策中可以看得出来，形势迫使它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搞一搞缓和以应付它的种种困境和对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激烈争夺,并进一步为将来搞紧张作好准备。

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美苏两霸都装出一付维护世界和平的姿态，搞了许多这样那样的会谈和谈判，签订了许多这样那样的协定。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妥协，造成一定程度的缓和，在某些方面他们之间又有激烈的争夺，造成紧张的局面。但是它们的缓和是权宜的，争夺却是实质的。它们正在继续搞核竞赛，搞扩军备战，争夺世界资源，划分势力范围。它们搞缓和是为了勾结,而勾结则是为了分赃，分赃不均，则势必又要争夺。因此从实质上说这两霸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缓和，其缓和却在孕育着越来越尖锐的矛盾。

很清楚，这种情况并不说明帝国主义改变。帝国主义总是帝国主义，它在自己有力量的时后，或者相反，在穷途末路的时后，突然进行军事冒险，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威胁就存在一天。

由于世界两霸的勾结和争夺，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对两霸，特别是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真面目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这两霸的欺骗越来越不灵了。现在第三省世界已经纷纷起来进行捍卫自己民族权益的斗争, 他们和两霸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了。

总之，从世界范围来说正是：“天下大乱”。

目前，苏修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在西欧大肆活动，为推销所谓“欧安会”十分卖力，在中东等地耀武扬威，大搞颠覆，如此等等。但其暂时的目标却是西欧和中东，它现在搞的是“声东击西”(周总理政治报告)一心把其西翼搞得安安稳稳。美帝也正在加紧在西欧和中东等地展开活动，摆开架式，准备和苏修争雄，以夺回它在这些地区失去的利益。这些情况说明，这两霸目前暂时的战略重点在西方。另一方面，苏修已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敌人，它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破坏性较之美帝更大。因此为适应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为适应世界革命的需要，国际无产阶级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灵活改变是完全需要的。

在上述情况下，东南亚的形势也有个的变化。只要世界形势没有突变，在相当的时期内，东南亚形势的相对缓和是存在的。

(二)

我们在制定斗争策略时，要看到世界的变化，要看到我们地区形势的变化，还要注意形势突变的在可能，尤其要看到我们地区形势发展的趋向,看不到这种趋向就不能进行领导。从我们的具体情况来看，着眼於形势的相对缓和的趋势是重要的。

在“马来西亚”由于内部形势的发展，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拉扎克集团的情况是不妙的。对外它被迫不得不搞所谓“中立化”，还摆出一付要与中国建交的姿态。对内外则做出某种程度的所谓“让步”,竭力扩大反动的统一战线(在砂拉越和人民联合党搞联合政府;在马来亚和民主联合党，马回等的勾结也如出一辙);大搞其在马来族群众中欺骗很大的什么经济发展计划;还搞一些缓和其他民族情绪的骗局。当然它并没有因此放弃其反共反人民的基本政策。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一系列措施是有欺骗性的,对稳定其反动统治有一定的作用。这些措施的推行，使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已有缓和的趋势。

拉扎克集团内部的大马来族主义思想顽固地一再冒头，不断地可以从其统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措施看得出来(主要表现在经济和其他文化教育两个方面)。但统治集团也看出这些反动措施是不得人心的。这可以从一些反动头子最近的讲话看得出来。虽然大马来族主义在统治集团内是深根蒂固的，只要他们设法“补救”，还可以制造出一些骗人的假象。

(三)

事物是复杂的，我们的头脑也要复杂些，才能跟上形势。形势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其具体内容也是复杂的。从总的规律来说，革命总是要向前发展的，要从低潮走向高潮，最后取得胜利。但整个时期有不同的情况，发展过程也有顺利和不顺利的区别，因而各个具体阶段也有高潮低潮之分。

武装斗争的开展标志着我国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党的成立使我国革命斗争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最近武装部队的统一，对我国武装斗争也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但这些并不意昧客观条件总是有利于我们的，总是不变的。我们所处的国内外形势是在不断地变化的，因此我们看问题，就要看到方向和前途，要看到当前的实际情况，又要估计到将来可能出现的变化。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我们在估计革命高潮或低潮时就要承认其发展必然是波浪式的，有高有低，高潮之后会走向低潮，低潮之后必然会走向高潮，这样经过多次的反复，一直到革命取得胜利。然后另一个新的革命又开始了。其高低程度，持续时间的长短和反复的次数要看各种因素而定。

我们的党是一个年轻的党，但他的前身砂拉越解放同盟却是经历了十余年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事业可靠坚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二十年来的斗争历史证明了我们的组织和同志有能力担负起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组织。我相信我们的同志有能力担负起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要求他们担负的任务的。我相信即使我们遭到严重的挫折或失败，我们的前途还是光明的。但这并不能保证我们的同志在某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绝对没有问题，绝对不犯错误。只要我们不是唯心主义者，我们同时也要承认如果搞不好，我们还可能失败。如果客观条件不顺利而主观上又犯错误的时后，低潮就会到来，而且持续的时间就会比较长。相反，如果客观不顺利而主观上不犯错误的时后，低潮即使到来，持续时间肯定会大大缩短。

革命战争发展规律也一样，不会平稳地顺利地一直朝高潮发展的，不可能也不会在经过一个或几个低潮之后，就绝对地无条件地向高潮发展。这和主客观的因素都有关系。从我国革命斗争形势来看，我们的武装斗争和过去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和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和当前柬埔寨反美爱国战争还是不同的，他们所处的形势不同，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虽然他们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是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但就其同过程来说，高潮低潮的反复性较少，发展的趋势也比较平稳。我们的情况如何呢?在印尼对抗“马来西亚”时期，国际形势和东南亚地区形势都对我们十分有利，可惜的是形势发展得太快，而且对我们来说变化得很突然。印尼“9.30”事件后情况便不同了，而现在我们还要准备面对更艰苦,更长期及曲折的斗争。我们已经渡过十分艰苦的低潮时期，我们的工作已有一些进展，但真正的低潮还没有过去，而形势又有新的发展。新的形势要求我们要有更加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如果我们的政策和策略不能适应新形势,我们就要再一次面临更严重的时刻,低潮还可能逆转走向更低潮。

(四)

我们说了形势，也谈了革命发展的规律，这里谈一谈我国阶级

形势发展情况。这个问题是和历史的以及当前形势的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彼此影响很大。这是由于我们原来殖民地地位的改变，反动统治集团重新组合结果。由于统治集团推行各种反动措施，加速分化一批新的大小资产阶级的结果。

目前的阶级分化形势是：官僚买办(马、华、伊等族)逐步形成，并成了一个比较稳定阶级，但他们刚上台，反动本性还未彻底暴露，还有一些欺骗性。反动当局推行的所谓社会结构改革，将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产生一批新人的人为制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主要是马来族)。其发展结果必然造成旧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华族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化。极少部份上升为官僚买办，一部分勉强维持，一部分破产下降其他阶级成分。这些变化形成了各阶级间比较复杂的关系。目前反动统治集团所搞的“中立”“缓和”为加速新的一批资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方便条件，又由于局势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着趋向缓和的形势。他们的一些改良和欺骗性政策可能起一定的作用,减缓了旧的资产阶级的分化。使它和他们越来越尖锐的矛盾纳入可以控制的轨道上。於是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新上的大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暂时处于水乳相融的时期,而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上层同反动统治集团的矛盾即可能暂时处于相对缓和的状态。

由于形势的发展,反动统治集团统治策略的变化，国内形势的变化,我们以工农联盟基础的统一战线具有更复杂的内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是我们可靠的同盟。但因为我们各阶级关系的变化,使得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密切起来，使得资产阶级对农民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所以对资产阶级统战工作就有必要更加重视。

(五)

对农民的统战工作(特别是对兄弟民族的工作)过去我们已经谈得不少，这里我们谈一谈争取资产阶级问题(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按照毛主席的领导，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必须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就这三个问题谈一谈我们的实际情况吧!

1.  关于我们的力量问题。我们的武装力量比敌人小，这点是事实。这就决定我们不能争取资产阶级了吗?不是的，只要把广大小资产阶级和下层劳动群众争取过来，我们就有可能把民族资产阶级吸引过来。搞得好，甚至还可能把那些和官僚买办阶级有矛盾较大的资产级吸引过来。我们公开搞联合党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情况虽然不同，一方面是敌人加强镇压，一方面是我们的斗争已进入武装斗争阶段。在武装斗争初期阶段，我们的武装力量虽然还不是很大，基础也没有现在好，在那时后，资产阶级正在犹疑或者害怕。既然是这样，支持我们的群众还是超过支持敌人的群众，后来，王其辉等人背叛人民倒向敌人，中小资产阶级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终于跟着他走了。这是因为:1，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2，敌我矛盾尖锐化;3，国内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4，则和我们的政策有关系，在这个因素则完全可以按照我们对势力，对其他特点的估计来作出的。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根据这样的原则:(1)继续争取或中立王、杨等,(2)如争取中立已不可能，尽量延缓他们背叛;(3)从群众的觉悟水平出发，提出当时绝大部分群众能够接受的口号，王、杨面对这样的抉择;要嘛就得继续跟我们走，要嘛暴露其背叛人民投敌的真面目而给予孤立，这样，受蒙骗跟着他们走的群众就能减少到最低限度。上述几个原则，我想当时还是可行的。总之，有正确的政策策略，我们就会有更大的力量，更有条件做好统战工作。

在估计革命力量,特别是估计支持革命运动的群众力量时,不要

以僵硬的观点去看待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但他们在不同的时期里也是会分化的。力量的对比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估计资产阶级对待革命的态度时，固然要看到群众对他们所起的作用。在估计群众力量时也要看到资产阶级的影响。我们的政策问题稍处理不好，影响很大，革命力量之间的变化就会很快。现在用不着回避，我们的革命力量是比过去小了。我们的情况是比过去困难了。

2. 中间力量的利益是什么?在谈判到这个问题的时后，我们不要忘记凡是英殖民主义者统治比较久的地区。议会道路的影响就比较深，这些地方的民族资产阶级都比较难争取，我国的情况就有这个特点。

不言而喻，在当前形势下，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从他们的阶级立场出发，他们只能接受议会斗争的道路。所以问题不在於我们是否反对他们参加，而在于他们以什么态度在限制范围内去反对反动派，在于他们是否坚持反殖、反帝、反大马。问题是他们究竟是站在我们一边还是站在反动派的一边。如果革命力量还小的时后，我们提过高的要求，提出他们不能接受的口号(正如我们已经做过的那样了)，就会加速他们改变原来就不坚决的反帝、反殖、反大马的立场。在这样的时后，当他们能在敌人的政策中得到一定的利益时，他们对反动派就会有幻想，就会把敌人给他们的议会道路作为至高无上的利益。这时要是我们反对竞选，势必造成和他们决裂的局面。决裂之前可以肯定广大人民群众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决裂之后群众就分化了。接受和资产阶级作这种决裂的群众究竟是少数还是多数呢?几年来的发展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眉目，我们是吃了亏的。

从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在我们当前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对中下层的群众还是有相当的影响。但随时间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当然会使敌人的真面目越来越暴露，官僚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就会发展起来，但这需要时间，敌人越狡猾，需要的时间就会越长。

3. 怎样才能向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一步一步取得胜利呢?目前坚决拥护(为了避免误解起见，编者特在“拥护”之前加上“坚决”二字)武装斗争的群众还不能说是多数。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武装力量虽然会逐步发展，支持我们武装斗争的群众必然会逐渐增加。不用说武装斗争是进行坚决斗争的最高形式，但用合法、半合法等较低形式也可以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如果以大多数群众能接受的方式，为维护他们的利益进行坚决的斗争，就能取得胜利并引导群众逐步站在我们这一边，支持我们的事业。

斗争形势有高有低，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只能从较低的形式开始，逐步趋向更高形式的斗争。斗争形式不能脱离群众的觉悟程度。有的群众能接受武装斗争形式，有的只能接受较低的合法、半合法的斗争形式。接受较低斗争形式的群众还是大多数，因此，我们现阶级的政策，特别是合法斗争的政策，要适应大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就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才有可能进行斗争,有可能取得胜利，从而引导他们前进。

合法、半合法的斗争，对于动员广大群众支持我们的武装斗争,对于争取资产阶级具有重大意义的。反过来，武装斗争的发展对于群众的鼓舞，对于他们斗争的声援是不可缺少的。不论武装斗争还是合法、半合法的斗争，都要开展群众运动，争取广大群众参加，才能发展和壮大。我们要向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就要进行武装和非武装的、合法半合法斗争。在目前情况下，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则非要合法半合法的群众斗争不可。特别是我们的武装力量还小的时后，更要这样做。

上面说这许多，我想大概的结论是：(一)至少在目前，只要没有突变，没有阶级形势的新变化，把我们的政策建立在与形势和缓趋向相反的设想基础之上是不现实的;(二)对斗争高潮低潮的发展要有正确的认识。要认识到它的反复性，波浪式前进的规律;(三)不论是搞武装斗争或搞合法斗争都要依靠群众,搞群众斗争，搞好统一战线的工作才有可能壮大武装力量。当我们力量还小的时后,要充分重视合法、半合法斗争的重要性。

(六)

下面再谈一谈合法、半合法斗争的形式和内容。

从形式出发，从我们的具体条件看,我们强调要注意合法、半合法的斗争，并不是不要武装斗争。相反，在当前条件下，合法斗争搞得好，武装斗争就会更有群众基础，就会搞得有声有色,以前我们在联合党中的做法和过去许多公开斗争，都是在当时条件下教育群众和争取群众的成功的合法斗争方式。在现在条件下,不能生搬硬套过去的做法。合法斗争的重要性要求我们根据新条件，创造新的合法斗争方式。泰国全国性抵制日货的运动也是一种非常出色的合法、半合法斗争方式。它非常有效起了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作用。最近，我们在古晋的街边小贩请愿的斗争，要求虽很低，规模虽很小，却也是团结群众进行斗争的一种很有效的方式。这一斗争不知是不是我们同志搞的,如果是的话，只要继续这样做，积许多这样的小胜利，以后就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斗争。(顺便提一提，可以不可以利用中马建交搞一个各阶层都能接受的规模较大的合法活动。)当然在斗争中要特别注意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要确保取得胜利，才有可能继续领导斗争。

至于议会斗争，你们的看法可能和我不一样，我想议会斗争是合法斗争中比较重要的斗争形式。如果我们不利用这一斗争形式。其他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会利用。究竟是让他指手划脚地领着群众走资产阶级的道路，还是把领导权掌握过来，引导群众站在我们这一边?我想，只要我们头脑清醒，不要幻想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无产阶级的专政，议会斗争还是可以搞的。(这一点在以前我曾同意)我们搞议会斗争不应该，也绝不可排斥我们暴露反动政权的本质，揭露他们所吹嘘的“议会民主”和“议会道路”，揭露他们的各种欺骗性措施。在一定时期内，特别是形势不利於我们开展普遍的游击活动时，群众还犹疑不决，不理解我们或一时看不到武装斗争的前途时，而武装斗争又处于低潮时，合法、半合法斗争的重要性就会更加突出。相反你们是会有体会的。(较早时老大他们关于不退出联合党的决定我完全同意，很欣赏。)

那么武装斗争应该摆在什么地位呢?当然是应该把它作为最后解决问题的基本手段，以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还是必须着眼于我们已经进行了整整十年的游击战、持久战。着眼于我们的特殊条件所要求的依靠发动绝大多数偏僻地区兄弟民族参加战争解决问题。战争越是持久，兄弟民族参加战争的问题就越显出其重要性，就越能证明争取他们，发动他们参加战争就不能取得革命胜利观点的正确性。(关于建立根基地、游击战、持久战的问题，请你们研究毛著)。

上面说的关于形势，关于斗争高潮低潮的发展规律以及合法斗争、议会斗争等等，你们可能有不同看法，正因为如此，提出来，就当作参考材料吧!

附录二

《谅解备忘录》

翌日(10月20日)黄纪作就跟首席部长签署《谅解备忘录》。全文如下：

砂劳越首席部长与北加里曼丹人民军

主任兼政委黄纪作签署之谅解备忘录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黄纪作氏在一封致首长的私人函件中，表示为了“恢复本州和平及终止战争，以便进行建设与发展”，他及他同僚愿意放下武器。该函於一九七三年十月三日收到。在黄氏请求下，首长於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九日，二十日及二十三日，在成邦江政府政府跟黄氏举行会议。在这项会议中，黄纪作氏提议在下述考虑下，他所指挥的北加人民军各单位愿意放下武器，重返社会为人民服务：

第一部份

(一) 北加人民军队的马来西亚公民地位受到保证，北加人民军印尼国藉队员，在申请时给予马来西亚公民权。

首长解释在发给公民权方面涉及三类人士，第一类为那些人士他们是马来西亚公民。第二类为那些他们想成为马来西亚公民之印尼国藉人。第三类(如有)由其他外国人士组成。至于那些真诚为马来西亚公民，首长保证他们将在马来西亚宪法下享有公民权利。至于第二类人士，根据黄氏估计大约二十人，首长解释根据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两国政府协议规定,应该把这些人遣送回国。可是，首长保证，由于情况改变，将把他们的马来西亚公民权申请，将在适当宪法条文下加以考虑。首长进一步阐明，所有重返社会的人士，将各自受到像看待任何其他公民权或其他居住在砂罗越外国人士同样的公平的对待。

(二)  加人民军队员获有机会参与砂罗越联合政府的管理。

在这项会议中，已向黄氏解释他们在从事合法活动方面，享有像任何其他马来西亚公民同样的权利。黄纪作氏在说明他这项请求时称，砂罗越联合政府成员党在下届大选中可以考虑他的一两名人士作为候选人，至于这一点，首长答复称，候选人提名一事完全由有关成员党来决定。政府不会选择候选人。他的一两名人被提名为候选人的可能性，可以由有关政党来考虑。

(三)在维护公安法令下拘留人士，在和平实现及人民利益下，应准他们重返社会。

首长解释维护公安法令授权有关当局可拘留任何人，如果他在砂罗越活动威胁到国家安全。政府经常检讨拘留人士案情，实际上，其中许多人已获得释放。那些尚被拘留的人士，如果政府认为他们不再对国家安全有所威胁，一定会考虑释放他们。因此这完全需看拘留人本身去接受国内情况的改变，决定作为效忠与爱好和平的马来西亚公民而生活。

(四)管制区将在恢复和平时撤销

首长保证在州内和平全面恢复时将顾到情况的改变而对撤销管制区问题作有利考虑。

(五)在过去殖民地统治时被递解出境赴外国的人士，在申请时答应给

他们马来西亚公民权。

首长解释了有关这项问题的国际惯例，并保证在马来西亚跟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将检讨这问题。

(六)政府考虑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合法化

首长解释在目前的情况下，联邦政府认为不允许任何共产党组织注册，跟国家利益不符。首长进一步解释联邦政府不可能改变这项政策，而且群众也不会接受这项政策的改变。首长相信在本国宪法现有体系内，任何人能够在不损失及本国安全情况下进一步贯澈人民的利益。

(七)他们组织内那些人员如要移居其他国家，应给他们必要的移居许可。

首长肯定这种请求将获得认可。

第二部份

设立一队出于自愿的先锋工作队，以协助政府为群众利益实现政府发展计划。

首长欢迎这项有建设性建议，并进一步解释称，目前州内已设有一个宗旨相似的这种团体。

双方同意北加共产党员拥有之所有武器弹药，应在双方管制下与监督下销毁。

上述谅解已记录在案，并於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日在成邦江政府官(现已改名为和平馆)达成。

拿督哈志阿都拉曼耶谷         黄纪作氏

砂罗越首席部长兼行动主任           北加人民主任兼政委

(附录三)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声明

(1973年3月9日)

同志们，最近发生了一个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事件，在这之前，我们党曾尽一切力量加以避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批人终於走上了向敌人屈膝投降的道路。尽管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人是被迫或被骗走上这条道路的。但作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不能不严肃指出，这是一条背叛人民的道路。

我们决不回避事实，我们承认我国革命斗争确实遭到了重大的挫折。我们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分析问题的，这个背叛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我们党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我们相当部份的军队被瓦解了，武器被销毁了。但是，经过这个事件之后，我们的党和军队那怕是在数量上减少了，却是更加精干，更加可靠了。

我们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把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作为我们神圣的历史任务，并把完成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作为我们的最低纲领。马来西亚反动政权是一个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买办阶级利益，压迫和剥削工农群众、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专政工具。它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屠杀为维护人民利益而战斗的共产党人，野蛮镇压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这个反动政权推行反人民的经济政策，在它的庇护下，外国大财团都纷纷前来大量投资，每年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巨额利润，封建官僚买办阶级也大发横财。所谓“独立”后的这么多年，劳动人民生活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每况愈下，通货膨胀，物资飞涨，广大劳动人民陷入贫困的深渊。这个反动政权继承英帝国主义的衣钵，正在卑鄙的、有计划的把反动的奴化教育强加在各族人民头上。毫无疑问，马来西亚反动政权是我国人民当前的革命对象。

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无法解决它越来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的，更无法保证它必然要灭亡的命运。它灭亡的时间可能早些，也可能迟些，我们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要加速它的灭亡。我们干革命为的是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为的是谋求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利益。形势变化了，我们的政策和策略可以改变。但是我们完成人民民主革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是不能改变的，同样，“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道路也是不能改变的。

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国际形势不断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在国内，马来西亚反动政权同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这种形势下，马来西亚统治阶级，在对外政策上被迫做了某些调整，高唱“中立”、“不结盟”的调子，在国内，则采取了某些改良措施，但它仍然极端反共反人民，仍然积极进行对外对好外资，对内加强剥削人民群众的经济政策，仍然肆无忌惮的实行种族主义政策。因此，这个反动政权仍然是革命的对象。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总结出一条经验，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的维护现成的国家机器，并应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开辟了争取解放的唯一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用他们的鲜血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我们的近邻，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政党在错误路线的指导下，走上了议会斗争的道路，所以虽然有三百万党员，几百万工会会员，几百万农会会员以及几千万同情者，但在反革命武装力量的进攻之下，几十万人头落地，革命队伍遭到了极其惨重的损失，免于遭难的兄弟党同志，掩埋好烈士的尸首，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总结了惨痛的经验教训，又继续前进了。远在拉丁美洲的智利，一度被修正主义者们吹捧为马克思主义取得合法斗争的榜样，曾几何时，一旦发生反革命政变，阿联德政权一夜之间就垮台了。同志们，这些事实有力的证明：“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因此，所谓“停止武装斗争，在宪法范围内，自由的参加合法的政治活动”，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道路，是背叛人民利益的道路。

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就必须要有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要有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要有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这就是革命的三大法宝。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维护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二者的相互关系”。二十几年来，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织。我们过去二十几年的经验证明，我们什么时后遵循上述教导去做，我们的工作就向前发展;我们什么时后违背上述教导，我们的工作就停滞不前。现在党成立了，军队建立起来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也初步形成了，我们的革命事业正在前进!我们能因为战斗环境的困难而藉口改变斗争的政策和策略而取消无产阶级政党吗 ?!我们能因为发生了某些可能的叛变情况而亲手搞垮自己的军队吗 ?不能!绝不能!!

同志们，武装斗争道路我们已经走了十多年了，我们的党是在武装斗争 的过程中成立的。在武装斗争的初期，我们自己只有一支仅数十人的小队伍，武器又简陋，后来，发展成为几支在各个地区活动的较大的支队。十多年来，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两国反动派，每年付出了以千万元的经费，动员了数以万计的反动军队，残酷的、反复的“围剿”我们，也不能阻止我们前进，这是因为我们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如果他们不积极送衣、送粮、送子弟参军，我们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事实说明，人民群众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尽管我们前进的道路上碰到许多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要克服困难，当然要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只有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并结合我们的具体情况，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否定和篡改这些普遍真理只能炮制修正主义、取消主义、投降主义的所谓政策和策略。同志们，敌人说我们被打垮了，是真的吗?不是我们几百人的一支队伍垮了，不是被敌人打垮的，几百支用革命烈士鲜血换来的枪丢了，不是被敌人夺去的。同志们，我们没有垮，只要我们还剩下一个人，我们就要坚持斗争下去，革命的红旗是永远也倒不了的。党不但没有垮，在党领导下，相当的一批武装队伍还存在，我们将继续以武装斗争作为主要的斗争形式，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我们将继续在城镇中开展群众运动，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我们是革命乐观主义者，我们清醒的看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武装斗争，面对严重的困难，我们也做好思想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暴。我们绝不会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它的反动统治极其不得人心，它正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敌人的疯狂挣扎表明它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党在这里号召，在部队里的，在农村中的，在城镇中的干部和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所有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好好总结这次惨痛的经验教训，高高举起革命红旗，继续奋勇前进 !党将继续率领群众，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只要我们能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只要我们紧握枪杆子，只要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精神，只要我们真正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只要我们好好总结经验，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取得新的胜利 !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让一切反动派和牛鬼蛇神哆嗦吧 !嚎叫吧 !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文铭权

(附录四)

1973年 “斯里阿曼” 和谈

-王连贵

（一）“和谈” 的形式

1973 年 10 月 10 日，北加人民军主任兼政委黄纪作，写信给砂州首席部长耶谷， 表示和谈的意愿。10 月 13 日 耶谷收到黄纪作的信。10 月 19 日 黄纪作和黄纪权等四人到达成邦江。10 月20 日 开始谈判，并签了 “谅解备忘录” 。10 月 25 日 第一批纪作身边的同志开始放下武器撤出。

黄纪作早期是砂盟的中央委员，以及之后成为北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么重要的一个领导人，置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不顾，去和长期激烈对敌的敌人谈判，可以不必经过与其他高级干部的集体讨论决定。在没有和西部主要领导林和贵，以及东部主要领导洪楚廷的商量，就自行采取这么重大的行动。这样的谈判形式是不可思议的，不论谈判的原因是什么，不论其结果怎样，这样的谈判形式是绝不允许的，在组织原则上是错误的，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再说，谈判仅仅一次和一天就签订协议，太轻率了!

照理一个组织的这么重要领导人的这么重要的一种主张和决定(与敌人谈判)，一定首先在最高层组织中进行反复重的研究，方可做出决定。如果集体决定要谈判，也得经过多次和相当时间的谈判。

即使黄纪作是以个人身份出去和政府谈判，也由于他在组织中的极重要地位，也会因而对组织产生巨大影响，也是不应该的，何况他以北加人民军主任兼政委的身份，就更加不应该了。

所谓的对某个中央领导人没有信心和不信任，以及跟其他中央领导人联络有困难等等原因，因而自作主张，私自行动，搞个“米已成饭”、“突然击”，这未免太过不尊重其他领导和其他同志，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作法，难免被人怀疑为借口之词。

（二） “和谈”的时机

革命过程中，与敌方举行公开或秘密的谈判是允许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谈判比较恰当。

1973年10月，黄纪作于耶谷政府举行的和谈时机会恰当吗?

第一，当时黄纪作个人的处境

黄纪作与林和贵1972年开会分手后，便准备倒回第二省，要去第三省与洪楚廷会 合，路途中曾与敌兵驳火，并牺牲个别同志，加上敌情紧，到接近成邦江时，派黄吴等七位同志去与第三省同志联络，又有同志牺牲和被捕，连黄也意想不到投敌。在这样的处境下，黄纪作出去和敌人谈判，不能不令人对他产生各种怀疑，例如怕死、摆脱个人困境，等等。加上在那之前，他领导下第二省国内和边区的武装斗争，都面对一系列的挫折打击，已走向低潮。

第二，当时国内革命形势

1973年，砂拉越革命组织还是坚持争取砂拉越独立，反对“马来西亚”的斗争和革命战争。

1973年第一省武装斗争形势还好。第一省边区武装斗争失败，以及第一省内遭内奸破坏后，1968年林和贵等同志回国整顿，恢复工作后，经过几年的奋斗，到1973年武装部队已经发展到约四百人，成立了六个中队，非武装和地下工作也都有相当的恢复。从上到下，没有想放下武器和政府谈判的问题。

1973年第三省武装斗争形势也还好。自从1968年开心建立武工队开展武装斗争后，第三省革命斗争也从低潮中恢复过来。到1973年三支武工队人员已经发展到四百多人，非武装和地下工作也都有了相当的发展。从上到下，也都没有人想放下武器和政府谈判。

狱中同志在极端不自由和残酷的逼害下，仍然有几百人坚持斗争和革命，甚至还准备越狱和准备把牢底座穿。

黄纪作领导的第二省武装斗争确实遭到很大挫折，从高峰时的近百人的部队，到1973年仅剩下约20人。

总之，虽然国内武装斗争面对局部的挫折和遇到不少困难，然而大体上还是处在发展和高涨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时候，提出全面停止武装斗争的和谈，很显然是不恰当的。

第三，当时的东南亚武装斗争形势

1973年是东南亚各国人民武装发展比较高潮的时期。马来西亚人民解放军的多支突击队，纷纷南下，在国内的几个州，不时展开战斗。泰国、缅甸和菲律宾等国的人民武装斗争也在蓬勃发展。尤其是越南南方、柬埔寨和老挝人民的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正打得烽火连天，取得巨大的胜利的时刻，根本没有和谈的气氛。

从当年黄纪作个人处境，以及当年砂拉越的武装斗争的形势，和当年东南亚各国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大好形势看，1973年和谈的时机是不恰当的，是错的。

（三）“和谈”的内容

1973年黄纪作与政府的谈判内容是，“停止武装斗争，参加和平建设”。黄纪作私下也是主张全面停止武装斗争，出去搞和平斗争。后来经以洪楚廷为首的第三省领导的反对，才改变原来主张，同意留人。

由于砂拉越是英国的殖民地，而且不论是砂解放同盟还是北共，都是坚持争取砂拉越独立的。因此，任何反对原来宗旨，站到对立的主张和行为都是被背叛，都是错误的。

因此，在1973年的“谅解备忘录”下出去，而放弃原来宗旨、赞成大马的，都是对自己原来立场的背叛。由于有留下部分继续坚持反对马独立斗争，所以没有完全错;坚持留下武装斗争者没错;出去而继续原来宗旨者，不站到对立面者也没错;而走第三条道路者，则另当别论。

（四）“和谈”的影响

从1973年10月21日黄纪作签署“谅解备忘录”到1974年7月4日的8个多月时间里，第一省出去者305人，第三省出去者265人，总共570人，留下坚持武装斗争第一省52人，第三省121人，总共173人。就是说我们的武装力量损失了月百分之七十六。这无疑是个巨大削弱和打击，至于对革命士气的打击，那就更难以估量了!

和谈后，革命的一条重要战线-监牢战线，没有了。长期坚持狱中斗争的同志们所受的打击之大，难以形容，其对革命造成的损害，不言而喻。

至于和谈对广大革命群众，更是不可理解，产生对革命的不利影响，可谓至深且

巨。

对国际革命也会产生少许不好影响。

和谈的最大收获者是政府方面。在短短的时间内，不费一枪一弹，只花少少一点钱，就极大削弱了其对手，不论是军事方面还是政治方面(包括心理战方面)，政府在和谈后，对继续留下坚持武装斗争的同志疯狂的进攻，都是前所未有的。

实践证明了，和谈对砂拉越革命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和谈极大的帮助了敌人，和谈大大提前了革命低潮的到来，和谈加速了武装斗争的失败。

实践也证明，和谈并没有实现搞非武装斗争的承诺。今天，马来西亚政府也还不允许完全放下武器的马共搞非武装斗争。由此看来，远在1973年要全面停止武装斗争，出去搞非武装斗争，只能是一种不实际的幻想。

当然，由于有了利用《谅解备忘录》的政策，出去的同志避免了被叛徒、逃兵的包袱，有的同志还有了解脱的出路，部分群众也避免了被进一步镇压和得到解脱，这也是事实。

总之，人们可以从和谈中吸取很多经验教训。

（五）“和谈”的原因

在长期革命过程中，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曲折，这是任何国家和革命组织所不能避免的，而1973年和谈时砂拉越革命过程中一次较大的曲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由于和谈是由黄纪作提出的，并未经与其他领导协商前已签下《谅解备忘录》，所以黄纪作应负首要责任。至于纪作为什么会去和谈，根本原因应该是他自身的思想意识和方法决定的，因为同样一种客观环境，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意识和方法去面对，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客观的原因是，纪作当时所面对的处境和之前所面对的部队内部情况和群众情况，以及敌情，等等造成。

第二，其他内部原因

黄纪作首先找到黄纪晓，纪晓不但没有反对，而是积极配合执行。假设纪晓坚持反对立场，甚至抵制，那纪作会不会有所改变呢?或者纪作即使坚持和谈，影响会不会不一样呢?因为纪晓当时是北加人民游击队的总司令，西部的重要领导人。

之后，纪作又找到第三省领导黄理生，以洪楚廷为首的第三省领导，当时虽然反对全面停止武装斗争是对的，然而提出利用《谅解备忘录》和精兵简政的政策，加上其他种种原因，还是较快的配合了黄纪作的行动。

林和贵当时对纪作的和谈，在主要干部中进行批判，而他自己却没有坚定的立场，采取见机行事的态度，加上他的某些严重缺点，造成他对干部和战士缺乏凝聚力，而造成在关键时刻的众叛亲离，最后，甚至在文铭权公开批判和谈的情况下，他仍然出去，这显然是不对和不应该的。

当然，如果当时除了主要领导以外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水平更高些，局面也可能较好些。

身为当时最高领导人的文铭权，由于长期在中国，极少与国内联络，不可避免的也应该负他所应负的责任。

第三，政府方面，除了长期军事镇压外，同时重视政治攻势所起的作用。尤其是

当时耶谷的政治手段的圆滑的配合。和谈是双方的，单方面构不上和谈。

第四，我们的群众基础不够，也是原因之一。

（六）其他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一，假设纪作1973年没有出去和谈，而是按照原先他和和贵开会计划的，他和纪晓到第三省结合，争取建立鲁让根据地，结果会怎样呢?如是这样，第三省武装斗争很可能提前向第四省发展，甚至有可能向沙巴发展，以及重回印尼边区发展。第一省方面也可能重新向印尼边区发展，砂拉越的武装斗争就不至于在1973年遭受重大挫折而是提前倒退，还有可能砂拉越的武装斗争再较好的坚持多几年，给敌人更大打击的，如到时需要和谈，才有计划的组织代表团之类的进行和谈，结果应该会较好。

第二，有一种说法认为：后来的实践证明，武装斗争也是不能坚持，也是失败走不通，因此1973年的和谈放弃武装斗争没有错。

1973年和谈后，武装斗争继续坚持了17年，还是失败了，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不能用来做为证明，当年和谈停止武装斗争是否正确的根据，因为17年前与17年后的国内外形势与武装斗争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和不同。和谈17年后的1990年，武装斗争失败了，当年不利的国内外形势造成武装斗争的失败。然而1973年和谈时的国内外形势，对武装斗争还是比较有利的。当年我们的武装斗争总的方面还处在有利的高涨时期，东南亚各国武装斗争也正蓬勃发展。

再说，纪作在第三省领导反对全面停止武装斗争而主张“出多留少”后，也改变原来的主张，赞成大部分出去搞非武装，留下少数坚持武装斗争。

我以为，看待历史，应客观的、具体的、社会的、发展的进行分析。现在行不通的，不等于过去也行不通;现在行不通的，也不等于将来也行不通。事物总是随着时间的转移而不断发展变化的。

第三，有一种说法认为，1973年和谈减少了部分同志的牺牲，似乎和谈不仅是   “对”的，还有“功”。

如果站在个人立场讲，这不但是事实，而且应该感谢和谈。但是，如果站在革命的当时耶谷的政治手段的圆滑的配合。和谈是双方的，单方面构不上和谈这对革命应该是不对的。再说，为了一时减少部分人的流血牺牲而使革命道路更加曲折和遥远，所造成的牺牲损失是难以估量和更为巨大的。

再说，战争就是要流血牺牲，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是战争的本质。从古至今，那有不流血牺牲的战争，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减少战争中我方的牺牲，尽可能的多消灭敌人，是军人的责任，保存自己，是为了消灭敌人，是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减少牺牲，如果是因为军队指挥员自身的怕死或怕队员的牺牲而向敌军投降，这无疑是不允许和不对的。军队是绝不容许投降的，如果允许投降，这只军队就比败无疑。

要革命就要付出牺牲的代价，要进行革命战争就要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没有牺牲，不可能有革命的胜利和成功，害怕牺牲就不能革命，害怕流血牺牲，就不要进行革命战争。当革命者被迫改变斗争形式时，被迫采取武装斗争时，你害怕流血牺牲吗?你只能放弃革命，甘当奴隶。当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的军队入侵时，这个国家的政府由于怕流血牺牲，不进行反侵略战争，对吗?除非甘当亡国奴。

为了正义，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流血牺牲，从来就被认为是光荣的，马来青年英雄罗斯里·多比的斗争没有成功，失败了。然而他的流血牺牲仍然是光荣的，有意义的，仍然是英雄，永垂不朽。害怕流血牺牲，而放弃革命立场之举，不值得宣扬。

像砂拉越这样一个民族，而且民族问题比较复杂的落后小岛国，要进行革命斗争，尤其困难曲折。因此，在斗争中犯错更难避免。我们不必回避错误，应勇于面对现实。

世界上从来没有没有缺点的人，从来也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尤其是那些干大事的人，当领导的人，更如此。

(附录五)

小船哀歌

-海岩

~ 记1974年2月7日晚上提前离开椰林青山河口小船遇袭经过

1974年2月7日(农历正月15日)。青山河口的海面上，映照着七彩缤纷的晚霞。与往常不寻常之处，就是“老虎船”的巡逻忽然频繁了许多。同时河岸上还靠着好几艘民防队使用的长舟。

老虎船的马达声，划破了落日的海空，增添岸上人们不安的心情的海风虽然不是强劲地吹袭海岸，海面上也没有掀起惊涛骇浪，但是，河口上捕鱼的渔夫，心里的恐惧感，并没有消除。他们在慌忙收起鱼网后，便赶忙回航。渐渐地，暮色已降临。西边的天际的晚霞，已逐渐消失。

在水塘路附近的一个山头上，天明和松青两位同志不知正在商量什么?只见一位女同志走过说道：“这两三天海岸上老虎船加紧巡逻。今晚要出去，将会有风险。”只见松青同志若有所思，语言中带有点伤感地说：“我两个兄弟已为革命牺牲，我还能怎么样?”接着便说起几天前黄同志签署的那封信。只见天明同志语调坚定地说：“我们离开中心的时候，领导同志有指示，在没有得到他的指示，不可自作主张，出去参加 ‘和谈’ ”。松青同志缓缓地说：“信中已说得很清楚，政府军已掌握我们在这里的情报，如果在所限定的时间没有出来参加 ‘和谈’，军方便将要派军队来围剿，后果你们自负。”天明同志认为，我们不可参加 ‘和谈’。松青同志深知情况严重，不要参加 ‘和谈’，必须迅速转移。天明同志说船已找到了，是他的一位亲戚的小摩多艇，大概只有四马力，二十个人是勉强容纳的下。这位女同志听完之后，便转身往营地收拾东西。天明和松青望着她背影，知道她的母亲不愿她跟部队转移，要她留下来。她听到这几天海上老虎船活动频繁的消息后，心里也犹豫不决。眼看今晚的转移行动，已经安排好了，只好服从决定。

转移行动原订九点多钟，由于船主的紧急通知，潮水退很快，八点半之前，必须离开。松香同志看一下手上那个他弟弟不久前寄给他的手表，已快八点半了，於是便集合队伍。

松青点名三位同志留下，等待中心派人联络。其他二十名同志，现在就开始下山到椰林小河边，载我们的小船在那里等待。队伍很快在经过半山腰的胡椒园后，便到达椰林里小河边。

这时，船主已在船头等待，不断催促大家快上船。松青在船边指挥，叫女同志先上船进入船里，持自动枪的同志都集中在船头。背包全部集中在船头中央，用胶布盖好。一切安排妥当之后，船主严肃地向大家交待，在遇到老虎船的时候，大家要保持冷静，不可以开枪。交待完之后，小船便缓缓往前开走。

小船在快到河口时，忽然搁浅了。只见几个男同志跳下水去，用力推着小船，幸好提前离开椰林，老虎船已在等候，在退潮水的协助下，小船很快脱离险境。

小船顺利到了小河口和砂拉越河接壤处。辽阔的河口和里里外外的大海，除了阵阵的浪涛声和哒哒哒…的马达声之外，隐隐可以看到六艘老虎船横排在河口的海面上，射出一道的探照灯光，似乎在寻找着猎物。

小船离开小河，船主便熄了灯，驶进湍急的河水，沿着河边，逆流而上。这时，有的同志便产生疑问，我们去的方向，怎么会是古晋?我们真正的目的地在那里?有的同志看到老虎船在远处的排阵心里开始紧张，深感今晚将会有事情发生。

小船继续缓慢地朝前驶。不久，便到了“哥比”地区，长堤码头已遥遥可望。

忽然，一道灯光，像闪电似的，向小船这里扫过来，小船暴露了。於是，所有的灯光都朝小船射过来。船主还是那句话：不要开枪，不要紧张，其实船上的同志都开始紧张起来。守在河口的六艘老虎船像猎犬发现猎物似的， 直朝向小船冲过来。还有很多艘民防队的长舟也从四面八方像箭般朝向小船扑过来。眼前的小船，就向一只小白兔，束成一团，在猎人和鹰犬的追逐下，已经无力跑动。

突袭小船：三人牺牲

老虎船和长舟越来越逼近。松青和船头的同志是否已上桥准备战斗?不过，在老虎船上的正规军人，手握“M16”机枪，已经都上桥，只等声号令，便可朝小船开枪。小船在一阵用马来话“停下来，停下来!”喊叫声中，只好停下来。就在这一瞬间，枪声四起。对于大多数未曾参加过战斗的年轻战士们感觉上枪声和爆竹声似乎是一样。尤其是子弹打在水面上所发出的啪啪声响。一阵又一阵的子弹声不绝於耳。但是大多数是打在水面上，可能是要起着阻吓作用，不过也有一些是针对着小船上的目标，松青同志和春明同志相信是在第一阵枪响时，就被击中。使到船头的同志不能还火。当时，松青同志手中的枪已经上桥，做好战斗的准备，无耐，有作战经验的政府军，一开枪扫射，目标就是船头地方。松青的头部和胸部，在中弹后，鲜血直喷了出来，把身边一位女同志，吓得脸发青。春明同志也同时中弹，躺在船头边，衣服染红了鲜血，显然是胸部部位中弹。

在船头另一边的天明同志看见两位同志牺牲的惨状，气愤的情绪像火山爆发般满脸通红，要拼到底!他不顾个人安危，站了起来，拿起挂在胸前的冲锋枪“史登”准备要开枪，但是，由于动作太慢还来不及上乔，坐在他左右两旁的“老叔”和警卫员少锋两位同志，便赶忙站起来阻止。“老叔”用尽力气地要抢枪，口中不停地大喊：“不可以开枪，不可以开枪，船上十多条生命重要。”正当两人在剧烈的争着枪的时后，少锋同志於是从天明同志手中“史登”枪的子弹盒的开关一压，整条子弹盒便被拉了下来。天明同志这时更气得大喊，为什么不让我开枪。船主眼见情况危急，便当机立断地喊叫：“不要打了!我们投降!我们投降!”船主的白色背心和喊叫声似乎起作用，枪声减弱了。由于驾驶盘失去操控，小船随着潮水的冲击不断地在打转，眼看小船就要被潮水冲走，船主赶忙宿回船里，紧握驾驶盘，小船才稳定了下来。就在这时后，船舱里传来一位女同志叫喊声：“华健!华健!”的名字。这时大家都把目光望着华健同志。只见华健同志已合上双眼，但身体紧靠在旁边一位女同志的怀里。这位女同志眼见华健已不再醒来，眼泪随着夺眶而出，痛苦起来。同志们知道华健已光荣牺牲了，大家都泪莹满眶，伤心地说不出话来。在同志们的心目中，华健同志是一位充满豪情壮志的女青年，为了追求伟大的理想，她忠心耿耿为革命事业献出青春年华。她在学生时代便积极投入学运工作，在新加坡义安学院升学时期，她也参予当地学潮活动，即被当地政府驱逐出境，永远禁止入境新加坡。回国后，又在组织的指示下，负责学运工作直到1968年间，领导回国整顿内奸破坏的革命组织，她来到海口区的领导中心参加学习班。之后，受领导上的安排，留在中心，参加宣传出版工作。1970年发生“2.24”巨网军事行动时，她和同志们一起，在重受包围，生活条件极差环境里，终於胜利突围出来。经过几个月的隐藏之后，又再回到实巴岸领导中心工作。不久，领导中心又转移到马当山区，她也跟随一起转移。1973年尾，发生“和谈”事件后，领导同志不接受“和谈”，结果，安排天明和松青同志带领一小队到青山地区隐藏，等待时机，从新建立中心。由于行踪暴露，不得不再转移。不幸，就在这次转移中，在小船上被袭击，光荣牺牲了。

再见！同志们！

小船受伤了。它仍戴着悲痛的同志们，载着三位光荣牺牲的同志的遗体，在老虎船和长舟的押送下，坚持到“哥比”长桥码头。小船靠码头后，老虎船靠近小船边，这时，一位面孔很熟“投敌前份子”大声向小船喊叫，命令船里的同志都上岸。

上了码头上，只见有政治部官员和军警人员已在那里等候。他们似乎已料到今晚会发生的一切。在严厉的监视下，每个人都打开自己的背包和物品，然后一一点算。天明同志很快就被单独带走，受伤的同志，也被安排上快艇朝朋岭方向驶去。到了海关码头，便在海关码头上等候多时的红十字车，载去中央医院。其他的同志都载去六哩拘留营。弹痕累累的小船和船主，驾驶员一起都被扣留起来。

小船在枪炮声中，巧幸没有沉没，保护着船上同志们到达码头。同时，小船也见证当晚悲惨的一幕。对於所有幸存者在短短几个小时的河上惊魂的情景，却留下毕身难予磨灭的记忆。

安息吧!朱云辉同志(松青)、韩佑快同志(春明)和黄佳美同志(华健)。

青山小分队队员名单：

(1974年)

1.  陈禄贵(天明)       13. 郑美云(亚军)

2.  朱云辉(陈松青烈士)  14. 林干友(林华)

3.  黄佳美(华健  烈士) 15. 李燕玲(李秀云)

4.  许日丰(方进)       16. 潘秀凤(郑坚)

5.  杨和本(春德)       17. 蔡锦华(少锋)

6.  陈传禹(许耿)       18. 郭翠治(李明)

7.  沈美全(许红)       19. 林秀朗(征程)

8.  许其宗(许明)       20. 杨和胜(雪明)

9.  郑惠兰(永光)       21. 德山

10. 杨莲花(白扬)       22. 韩佑快(春明)(烈士)

11. 张秀莲(林莫)       23. (少光)

12. 陈凤金(秀红)

第七章  对错误路线的批判

我们经过了整整两年的反复研究思考之后，才能较彻底搞通路线问题。在1976年公开批判错误路线之前，我们还发动了“8•22”行动，号召出去的前同志重回部队。但响应这个行动的人很少，仅仅六位同志重回部队。在这个行动之后，全面的公开的批判错误路线的运动随即展开。

第一节  对《谅解备忘录》的评价

《谅解备忘录》中的“将放下武器，重返社会为人民服务”，是这个备忘录的真正要害和实质所在，它的实质就是停止武装斗争和向敌人投降。《谅解备忘录》的真正价值，就是公开的无情的宣判了武装斗争的死刑，而它也只能是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自白书，诱骗自己同志停止武装斗争的反动书，向敌人屈膝投降入门证。我们革命人民没有从这个阴险恶毒的坏东西得到多大的好处，而从中得到大好处的只有反动派。

第二节  对“停止武装斗争，参加和平合法斗争”的批判

“停止武装斗争，参加和平合法斗争”,这是从根本上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是从根本上违背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是违背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意愿，是彻底的一条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

我们执行了这条完全错误的路线，就势必会取消党、军队和统一战线，使革命遭到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就会犯了一次难以挽救和难以饶恕的严重错误。

为什么这条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第一，它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殖民地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第二，北加的武装斗争是有它坚持和发展的必然条件的。这个条件是由北加是个半原始半封建的殖民地社会，同时已有一定的党、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基础;广大的北加人民是同情支持武装斗争的;有广阔的土地和森林;又有世界革命斗争的支援(特别是亚非拉的武装斗争的支援)等等所决定的。第三，那时还没有出现供大利用的和平合法斗争新形势。即使有，也绝对不能取消武装斗争和以和平合法斗争为主的。第四，武装斗争已经搞起来，绝对不可轻易放弃。

还有相当武装力量在相当广泛地区胜利坚持着，当广大的革命群众还相当热情拥护武装斗争和困难刚开始的时后，为什么就喊出我们的武装斗争正处于“极端困难”或“严重困难”的境地，并同时还认为我们非常需要改变斗争形式，也就是从武装斗争改为和平合法斗争呢?从现在看，这实在是很缺乏根据的。林和贵对这个做法，初则放任，后不得已时则反对批判，而且最后还在文铭权公开批判错误路线之后率众出去。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这不能仅仅被认为缺乏阶级斗争经验和理论认识而已，而跟思想问题和跟党的内宗派主义的斗争而削弱了战斗意志是有密切联系的。因此，容易对革命产生悲观消极和容易屈服于一时一地的困难，以至滑到严重的错误路线上去。

第三节  对“留下精干坚持武装斗争，但大量削弱武装力

量，并加强非武装斗争”的批判

“留下精干坚持武装斗争，同时大量削弱武装力量，并加强非武装斗争”的做法，有对也有错的一面。留下精干坚持武装斗争是对的，主动大量削弱武装力量和“出人毁枪”是错误的(它是个变相的投降形式);加强非武装斗争是有必要的，但不必削弱武装斗争力量去加强它。这个路线是向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妥协屈服的做法。它只是犯上程度不同的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路线错误。它不是弁证唯物主义的，而是折衷主义的手法。

我们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的后果如何?在维护革命方面是：我

们能够有效的保存精干的武装力量，使党、统一战线和军队不会瓦解，继续推动和带动一切革命斗争，并继续使敌人受到威胁打击和破坏;能够使华族农村革命阵地免受到更早更大的破坏(也有利于革命的巩固发展的一面)。在破坏革命方面：使革命武装力量遭到更早更大的削弱和使革命内部出现更早更大的分化淘汰;使部队不能更广泛的活动、更深入宣传组织群众和限制部队战斗力的提高;更大的打击党和领导的威信，影响革命内部的团结;不能及时有力的打击停止武装斗争的错误路线的执行;模糊敌我界线，更大的削弱了武装斗争和反马观念，更大的打击武装斗争信心和积极性;不能更大的打击和破坏敌人，更助长反动气焰，更有利反动派的和平欺骗和渗透瓦解革命组织;更不利国际间斗争的互相配合和支援等等。总之，执行这条错误路线，是大不利于革命的巩固发展，而大有利于反革命的巩固、发展的。

即使是这样的一条路线，在当时也只有第三省的武装力量才充分的执行它，第一省还是很不充分的执行，第二省更执行了完全停止武装斗争的彻底错误路线。这可看出，我们部队内在这个时后的严重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趋向。如果我们各主要武装力量都能充分执行了这样的一条路线，固然革命因此还是会遭到大破坏和大损失，但这样的一条路线的错误还是较容易纠正，其破坏和损失也是会较小的。

第三省的主要领导方面在当时为什么也会犯上路线错误呢?主要的原因是：(一)我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不够高，还缺乏弁证思考的能力，特别缺乏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也就是缺乏识破错误路线的能力。(二)还缺乏阶级斗争经验，对各种路线的执行结果不能有全面深入和正确的敏锐感受力。(三)对我们各主要武装力量内外部情况还缺乏了解,彼此之间也很缺乏经验交流,这就影响到对斗争发展规律、趋向、前途的更明确估计，这就影响到对战略战术的更好掌握。(四)对国内外的武装斗争经验还缺乏及时正确的总结吸收。例如：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后原有根据地还能继续坚持武装斗争吗?为什么马来亚国内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武装力量活动?我们的武装力量为什么不能继续坚持印尼边区?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最后放弃印边区武装斗争基地进国内对吗?等等问题都还没有弄清楚，这就影响到过高估计敌人而过低估计自己战胜困难能力，不利发扬革命英雄气概。(五)对克服各种武装斗争中所出现的困难，还缺乏明确有效的办法，主要是表现在对武装力量的保存问题方面。(六)对和平合法斗争形式的估计不够正确，对和平合法斗争存在幻想等等。由于有种种的复杂的因素，就使可免的但却不可免的犯上这次的路线错误。

第四节  我们国内党领导为什么会犯严重的路线错误？

我们在1973年年尾所犯的路线错误，不是一朝一夕而是经过一

定时间的孕育和发展而形成的，而且也是由一定的国内外因素所形成的。

在国际方面，当时所出现的中美妥协，中马可能建交，东南亚局势可能出现相对缓和，以及敌人的和平欺骗政策等等。以上这些情况，容易使不够坚定老练的革命者产生和平幻想，使革命内部的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容易出来破坏革命。事实上，在这个时后，缅甸、菲律宾和马来亚的投降主义与修正主义，都先后公开的或秘密的向各该国的反动派投降。而北加的右倾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也在这个时后登台表演，就不是偶然和孤立的，而是东南亚局势发展到一定时后的必然产物。

在国内方面，在思想和理论上，是我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够高和世界观改造不够好，所以，革命彻底性不够和主观唯心思想还严重;在组织上，是我们的革命还缺乏一个革命的、团结的和强而有力的党中央(特别是在国内缺乏一位坚定的、正确的和有领导力的中心领导)的领导，同时又不断的受到内奸、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干扰和破坏;在政治上，推动武装斗争的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较好的形成;在军事上，不够重视和不够及时解决好战略问题，特别是没有及时解决好根据地问题;在经济上，没有及时的解决粮食的自力更生问题等。

我们犯路线错误的最根本因素是思想、理论和战略上的问题，但客观上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由于有以上种种的因素，所以当武装斗争面临困难和敌人的诱骗时，就不可避免的会犯上严重的错误。

列宁说：“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这里所说的“社会产物”，对於我们主要指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产物。所以，我们这次的错误路线，应该是小资产阶级的产物，也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错误。

第五节  以“坚持武装斗争为主，不主动削弱武装力量，放

手武装动员群众，建立武装斗争基地和加强非武装

斗争”，才是正确的革命路线。

我们如果在当时看清“谈判”、“谅解备忘录”、“停止武装斗争，参加和平合法斗争”和“出人毁枪”的投降实质，我们就必须继续坚持武装斗争，同时坚决批判错误路线，对反复说服无效而坚持放弃武装斗争的，可把他们解除武装后放他们自己出去投降;适当的节制华区的武装斗争，同时大力加强民族区和其他省份的武装斗争，并通过其他的途径加强非武装斗争;努力建立武装斗争基地，使部队不但是战斗队而且同时是宣传队和生产队，实现不同程度的粮食的自力更生。主要依靠在坚持武装斗争中解决武装斗争的一切困难。这个做法，就简称为“以武装斗争为主，不自动削弱武装力量，放手武装动员群众，建立武装斗争基地和加强非武装斗争”的革命路线。这才是正确的路线。

如果我们能够坚决执行这条正确路线，我们一开始就能够坚决有力的打击错误路线，能够早日建立武装斗争基地，能够保存更多的革命武装力量和更广泛更深入的武装动员群众，能缓慢革命内部的分化淘汰和保存更多的革命力量，更有利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提高群众的斗争觉悟，使我党我军减少受到投降主义的玷污和享有更高的崇高战斗威信，更能促进革命内部的团结和积极性，更不利于敌人的和平欺骗和分化瓦解渗透革命力量，更能打击敌人和更能动摇敌人的统治，更能促成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新高潮的早日出现，更能实现国际间斗争的互相配合和支援等等。总之，将更有利于革命的巩固发展。

我们这场初期以华族为主的武装斗争，如果没有犯路线错误，斗争可能是彼伏此起和波浪式的向前进的。但由于我们党、军队和统一战线的弱点不少，敌我力量对比又非常悬殊，武装斗争在被敌人的不断残酷镇压下，犯上错误和出现暂时的挫折是不能完全避免，革命总是要在曲折中前进的。

第六节  我们必须从这次路线错误中吸取的教训

我们必须认真吸取的经验教训是：

(1)  必须大力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特别学会看问题的

实质和学会弁证的想问题)和世界观的改造(特别要改造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这是每个党员不犯或少犯路线错误的最大保证。

(2)   必须加强党、民族统一战线和军队的建设(军队的武器和通讯

器材须特别关注)。做好这三件事，是党避免犯路线错误和战

胜敌人的最大保证。

(3)   必须充分注重并及时解决好战争和战略问题。

(4)  必须学好历史和关心阶级斗争发展形势，认真及时总结斗争经验和研究斗争政策。

(5)  必须自觉地反对内奸、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宗派主义。只有坚决正确的进行这些斗争，武装斗争才能胜利发展。

(6)   必须坚决反对武装斗争的失败主义。我们的武装斗争能够胜利

开展起来，就必定有它能够胜利坚持发展的战略战术和前途。

(7)  必须健全领导机关与定期开会和坚决反对任何重大政策的个人独断，任何重大政策的改变都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和充分的走群众路线。

(8)  重大的斗争形式是绝对不能轻易改变的，只有当形势起了根本

的变化时才能改变。

(9)  农村是能够保存革命力量的，重要问题是要善于找出保存的

办法。在农村遇到革命力量保存的困难时，把力量转到城市去，反复证明这个办法是靠不住的，而且是很有害的。

(10)在敌人还没有被消灭的任何情况下，我们绝对不能主动放下手中枪，否则其结果都是更不好的。宁可战斗到牺牲，这比不战而降更好得多。因此，我们这个军队要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必须继续战斗下去。

通过这次的路线斗争考验，我们比任何时后更深刻的体会到，“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也更深刻的体会到，“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也更深刻的体会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通过这次的路线斗争考验，我们更坚信北加革命是具有坚持下去的客观必然条件。所以，只要我们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勇于攀登，我们是不容易被战胜的。

通过这次的路线斗争考验，也证明我们的思想是落后于形势的后头的。我们一定要更深入实际，更深入群众，更注重思想革命化和多学习多调查研究，努力赶上形势。

第八章  西部北加里曼丹游击队的坚持斗争与瓦解

第一节“和平”行动后的北加人民游击队

1974年1月10日，“和谈”的消息通过电台传到正被政府军队追剿的马当山区的领导中心和第二中队时，引起全军上下，领导、干部、战士、学习班成员等极大的震动和混乱。

当时的领导人提出：根据个人自顾原则选择，要出或坚持武斗，几经数月，反复开了大小无数次会议，由各人自己决定，最终剩下51人要继续坚持斗争。

51人中男的占29人，女的占22人。属北加的29人;属西加的22人，数年后在印尼后方，联络接回一位属西加的地方工作者。这样总数算是52人。

51人的队伍，从总体讲是弱小的队伍，不精干的队伍，更加严重的是不够稳定，还处在波动中的队伍，只有极少数干部和战士较坚决坚持武装斗争，就算这少数人是坚定的，但对“和平”事件后的形势和武装斗争的艰苦性、危险性、曲折性的估计是很不足的。因此，可想而知，这样的队伍要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是困难危险重重的，稍微处理不妥当，随时都有可能散掉。

当时，我们本来打算再要求政府方面能够延长“和平”行动结束的时间，好把那些波动不稳定的成员安排出去。谁知杨祖国战友等返回联络时，政府的军队就随尾追到，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时间再犹豫不决了，只有撤离险地，转到较安全的地方去。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危急，形势迫人，我们只有横下一条心，继续坚持下去，战斗下去。

第二节  坚持西部国内的武装斗争

一、领导核心的建立

要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下去，当时我们成立了一个领导核心，领导这一支部队。

核心领导组成员：曾佩雄、潘瑞清、杨祖国、黄元兴、官木荣五人。职务分配：总负责曾佩雄、付潘瑞清。

军事工作：正杨祖国、付黄元兴

后勤工作：正潘瑞清、付官木荣

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财政工作由曾佩雄兼负。

马当、石角、十哩的二支小队由杨祖国负责。同时把所有人员分成四支小队：十哩地区小队8人。

马当石角地区一小队13人。

马当山区-小队16人。

伦乐印尼边界一小队15人。

二、 坚持武装斗争下去的新任务

为了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我们领导核心提出“保存自己，争取群众，坚持武装斗争”的做法，实践的结果，我们办不到也坚持不了。

当时，对於我们来说，稳定部队的思想性情绪，巩固队伍是首先的。当时我们要求和安排所有的干部和战士们反复学习(集体与个人)，文铭权发表的《声明》，还编写了有关毛泽东对共产党、武装斗争、战争与和平、群众问题、群众路线、艰苦奋斗等论述和语录供大家学习，同时还出版《革命》刊物和《战斗》小报供大家阅读。规定时间让大家收听北京电台，解放军之声，马来亚革命之声。希望通过这些学习，能稳定情绪，巩固队伍，坚持斗争。

三、 敌人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疯狂进攻

政府方面向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的进攻的压力是强大的，也算是前所少见的，他们企图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我们剩下的武装力量全部消灭掉。

首先，随杨祖国战友返程就发动追击行动，想把我们未能稳定立足之前消灭掉，第一招不能得逞，接下去的军事行动是频繁和反复的，是前所未有的。他们除了出动正规的军队之外，还特地组织了所谓“反共突击队”、边防队、民防队等，甚至把军人伪装成普通群众袭击我们，还使用了所谓反游击战术。

在群众中还布置了暗藏分子，还使用了“拉出去、打进来”的政策，一有情报密告，一发现有蛛丝马迹，就马上发动军事行动。还收买了一批特务和反革命份子，监视革命群众和同志的活动，恫吓群众不可支持武装斗争。事实上，仅1975年，反动当局在伦乐就逮捕44位群众，朋尼逊62位，西连一带也逮捕了75位。

在马当山区除了设炮台，白天夜间打大炮进行心理战外，运用直升机，一个小小的马当山区就有60个以上的直升机场(发现的)，大小山垄，大小河流，甚至小山都有敌军搜索过的痕迹(有些地方是反复搜索)，等等。

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攻也是少有的，特别是心理战，强迫家属、亲友等等上电台呼吁,还印刷大量的传单、《新生活》、《新闻简报》等等在群众区、在马当山区、伦乐印尼边界等地散发。

四、人民群众对革命的大变化

1973年“和谈”事件给群众极深极大的影响，政治部的压力也是极大的，特别是使用“拉出去、打进来”的政策够毒辣。在这种情况下能坚定积极支持我们的群众少得可怜，几乎要等于零数。多数是采取观望的态度，少数或同政府合作的与我们对立。因此，我们在群众区活动，想争取教育他们，有不少的群众却是反而劝我们出去，不要浪费时间和生命!可见要争取群众不是容易的事。群众之间相互不信任也是极其严重的问题。我们本身又没有一个熟悉群众、搞地方工作者的干部。

面对上述情况，部队的经济粮食来源成了大难题。在马当山区活动的小队，时有缺粮的危险，特别是后期，玉米成了主粮。在干部战士心里，出去解决粮食一次，就是准备打一场仗!出去群众区活动的小队联络也是要准备打仗!

五、坚持国内战斗牺牲惨重

从1974到1980年的6年时间里，我们在国内活动，群众工作可说没有什么成绩，部队损失过半，仅仅剩下21人。1974年到1976年初，在十哩、马当、石角地区的二支小队全垮了，6人牺牲，13人脱离队伍。马当山区(1976-1979年)有七位牺牲(二位在群众区石角)，2位脱离队伍。伦乐边界(1975-1976年)有2位牺牲，1979年1人失踪。

六年来，我们的生活是很艰苦和危险的，我们完全是处于动荡的被动中，我们靠自己坚持斗争，有如茫茫大海中失去灯塔照明的一叶扁舟。在危急困难的时刻谁不想得到领导上的指示教诲。六年来，我们尽了力量，也想尽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同领导上联系，但都得不到任何回音和指示。

第三节 转移到印尼边区重建基地（1980年中-1986年中）

为了摆脱被动、被消灭的危险，我们於1980年中决定转移到印尼境内去立足。

当我们还在马当山区活动时，我们就曾经安排一些战士去寻找地点，熟悉那里的地理环境，并做了一些准备转移去的必要布置工作。因此，我们就能从容不迫地，从马当山区转到印尼境内临时驻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不断的侦察、了解、熟悉和比较，我们就决定选“沙龙芭”为立足点建营地。从这里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没有事先的思想准备和实际工作，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安全和毫不仓促地把队伍转移到这陌生的新地点。

一、基地选择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沙笼”芭做基地呢?

(1)它是中间地带，这里到国内，去印尼后方，去伦乐印尼边界的丹绒拉督，算是较中间的地方，对工作上较为方便些;

(2)它是沼泽地带中的小山丘，几乎是无人活动的地方，便以隐蔽;

(3)它离马印边界线的一天路程，平常马印军队极少会搜索和巡逻到这些地方;

(4)普通的达雅人几乎不会到这里来打猎，只要我们不暴露，注意痕迹消除，这样的点比较安全。

二、向森林要粮，向自然开战

到了印尼境，军情不紧，面对最大的实际困难是解决食粮问题。粮食能得到解决，印尼边界境内活动和立足是完全可能的。粮食不能解决，我们根本无法生存和立足，神仙都没办法!自古军事家都有这样的说法，“军队未到，粮草先行”，可见粮食对军队的重要性。而我们的现实情况是，我们转移到此，每个人除了随身的背包之外，能够负重背的粮也不多,就算极其省吃,也顶不了二个月。面对着这生疏的茫茫林海的原始森林如何长期立足，坚持斗争下去，确实是一个伤脑筋的大难题，摆在每一个干部战士的面前。幸好上下团结一致，发扬敢于奋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不怕牺牲的精神，敢于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创造出自己的新天地。中国的工农红军能吃树皮，草根达到长征的胜利;侠北延安能丰衣足食，靠的是南泥湾开荒，发展大生产的革命精神。中国红军能，我们同样是革命的军人，有什么不能!有了这样的信念，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就是主要靠着一支枪、一把刀和坚韧的意志力，这样艰苦的奋斗下去!

要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不能仅仅靠打猎、捉鱼，采集森林中一切人所能吃的东西，就能解决问题;主要要靠砍芭进行生产，要生产出粮食，最快要数个月或整年的时间。但在眼前这一段时间内，确实是很难渡过。

这初期的整年里，由于我们不熟悉地理环境，那里有河流可以捉鱼，那里有猎好打，什么时候是果子季节，分布情形如何等等都不很清楚。想要打猎，有时几个月都打不到一只山猪，一年内也只能猎获几只;捉到的鱼只又极少，要砍“利蒙”充饥也没有几颗可砍，表面上看起来这里确实是个穷森林。急忙砍得二块小芭地，在雨季时，费了很大的气力，烧不好，赶紧种下的番薯、木薯、菜类等，以为会有好收成，以减轻难关的渡过，但实际上确实令人失望，番薯不结薯，苗藤向天望，我们都称它为“望天神”;木薯却黄黄不长高，连叶都难吃，谁还敢指望它生大薯。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只得采集“海柳树叶”，找“猴头”(蕨类)种达雅菜来充饥。这些东西吃多了，实在是脚软软，脸脚浮肿，有时头昏昏。

我们极其缺粮，营养不良，身体很弱，但是，我们不能停下来休息。我们要寻找粮食，还要砍芭生产。回想当时，我们走路脚飘浮，肚打鼓，头冒汗。我们要砍倒一棵像人头样大的树，都要休息几次，身上要冒出几次的大冷汗。出外打猎的战友，经常空着肚子出，还要设法背猎物回呢!但是，我们毕竟没有屈服倒下，我们毕竟是能够渡过最艰苦的两年。

经过约两年的努力，艰苦奋斗，我们大胆地还小心地在印尼境内的“幸地末”河的两边砍了大大小小七块芭。在这些芭地里，我们种了山稻、水稻、薏米、玉米、木薯、番薯、芋头、南瓜、达雅黄瓜(地文)、花生、赤豆、芝麻、甘蔗、黄梨等等。为了保障农作物有好收获，我们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把芭园都围上篱笆;有的篱笆有意的留下缺口，内项开陷阱，装捕野兽。

在这里应该提到的是，我们不会忘记“凤凰岭”(自取)的

小队，他们最先到伦乐印尼边界活动，他们也砍有几块小芭地，他们是我们的先行者，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和启示。

一年后，我们的生活就逐渐改善，两年后我们迎来了大丰收。就这样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三、粮食的储藏

农作物有好收成，不等于问题全部解决，因为我们是处於军事斗争的环境，是处于森林生活的环境。只有把大量的粮食储备好，才算是较安全可靠和有保障。

收割了稻，晒了谷。我们用自制的木龚磨出米，除了日常的吃用之外，大多数都储藏起来，做战备之用。

木薯可以收成了，要晒成木薯干，才能收藏，没有及时做成，除了老、坏变质之外，还要遭到野兽的破坏。因此我们想尽办法，尽快收成。为此我们自做了较木薯的工具，这样可以减少人力，加快速度。较好的木薯碎，又用较重的木桐压弃它的水份，这样，晒干就容易多了。

谷磨成米，木薯干晒好，我们用自己锯好的木板，钉成箱，加上塑胶袋，装好密封，运去仓库藏好。

甘蔗，除了吃之外，就自制木较，较蔗汁煮成蔗糖，便于吃用和储藏。

我们当时所储备的粮食是足够的，米、油、盐、糖、肉干、鱼干都有。一直到我们离开森林时，还存有相当的数量。

四、从海水提炼食盐

粮食问题中的食盐，我们吃用不多，但又不可少，这是大家明白的事。要长途到群众区去解决，不但费时又有危险。斗争的实践教育了我们的干部和战士，前人故然可以海水晒盐，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海水煮成盐呢?我们活动在“凤凰岭”的战友们决心去实践，突破这一难关。结果成功了，战友们终於第一次尝到了自己煮成的带有一点苦味道和不够浩白的盐块。经过多次的实践，终於煮出了有如市场买卖的卫生盐。煮盐成功，我们就不必再担心没有盐的难题。

回想起来，想要吃一小汤匙的盐可不容易。夜晚大海边拿深远一点的海水，担心碰上印尼的巡逻兵;沙滩留下痕迹大，难清除;内河拿水，盐量少。加上煮盐选夜间燃烧木材又很多，不要看小一小粒的白盐沙，这是战友们的血汗结晶!

五、打猎捉鱼

最初，由于我们不熟悉地理环境，不懂得各种树子的季节和分布情况，也不太懂得山猪活动的规律等，所以猎获不多。随着战友们狩猎经验的丰富，熟悉地形，掌握各种果子成熟的时候，我们每年随便都可以打到二、三百只山猪。因此，我们后期肉类完全不缺乏，在狩猎的季节，就把山猪肉当主粮，各自能吃多少，就多少，喜欢吃什么肉，由各自选。

山猪肉除了当粮食食用之外，我们还把猪肉炸成干肉脯。山猪脯和山猪油，除了储藏在仓库里，就用塑胶桶密封，深埋在我们活动路线上的泥土里。要吃用时，才去挖(二、三年或更久都不会坏)。

捕鱼比打山猪来得容易些，只要知道那一条河流有没有鱼?有什么鱼?加上天气就行了。工具多用鱼钓、网和“鱼笼”。吃不完的鱼，我们多数是烘干，储备起来。

后期，我们才真正知道，原来这里的有些河流的鱼，多到你不敢相信。有一次我们有五位战友去捉鱼，做了两个“鱼笼”,

傍晚放在小河里，隔天早上去收鱼，谁知两个鱼笼几乎要进满鱼只。这些四、五寸长的“沙鲁旺鱼”，战友们只得把它烘干，仅仅装了四天鱼笼;烘干了数袋的鱼干。原先认为是穷山区，原来是鱼肉之乡。

六、树子季节

树子季节，是打猎的好季节，也是粮食来源的季节。在这茫茫的原始森林中，生长着不少的果树，尖必腊、淡杯、青兰、山红毛丹、仁打安、黑橄榄等等，以及不知名的果树。

在我们初期粮食不足时，尖必腊确实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我们曾经把它当主粮，从它小小粒没有肉直吃到它成熟掉下地。谁也数不清我们吃了多少?我们只知道它好吃，富有维他命。

我们也曾把它的种子，煮熟烘干当粮食以及储备起来，但不耐久藏，容易变质坏掉。

烘干的尖必腊肉，确是香甜可口，另有一番滋味，不能多吃，它太热了。

我们把淡杯和青兰煮成果汁当饮料。

七、政治思想教育

在印境内六年的时间里，除了进行劳动生产，空余的时间不少，我们就安排进行集体学习和个人学习，大家都学了不少的毛泽东著作的语录。定期开组织会议、庆祝会、谈心会等。定时收听北京电台，解放军之声、马来亚革命之声等等。

八、在印尼群众区建立合法点

我们在1981到1984年间，先后派出数人(多数是西加籍)到印尼后方去。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立足，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出现和生活，并搞到印尼的合法身份证。

由于我们部队中在1985年中有一位脱离队伍的成员，向政府透露，我们部队有派人到印尼后方去，引起印尼情报部的注意，并采取行动，最后导致我们在印后方全部人员都被捕(时间大约在1986年头，农历初四)。显然地，在群众区建合法点加速了部队的最后瓦解。

第四节  谈判走出森林

印尼西加的军事情报局逮捕了我们九位干部和战士后，当时，两名军事情报局长，特地找潘瑞清等商谈，要潘等同他们合作，想办法同我们联络，尽量说服我们放弃武装斗争，重返社会,结束西部这场武装斗争，对大家都有好处。假设我们愿意谈判走出森林，依谈判条件，全部人员一样处理和对待。

潘等的意见，认为我们仅剩下少数人坚持斗争下去，困难重重，意义不大，也不是办法，不如一起谈判出去，但主要看曾佩雄的意见如何?因此，潘等就同西加军事情报局长建议，用我们自己的人员回森林去找联络，印军不要跟去,较为方便和妥当。印方同意依此做法，在联络点联络上我们。

曾佩雄他们得知情况后，马上召集干部、战士开紧急会议讨论，讨论结果，几乎全部战友都认为，再坚持斗争下去，意义不大，也不是办法，同意结束武装斗争，同印方谈判。实质上大家都明白，我们没有多少条件和本钱同印方谈判。

随后，1986年6月左右，我们同印尼西加军事情报局长谈判。对方表明，要我们放下武器，结束这场对抗斗争。希望我们重返社会过和平生活，生活上医药上他们会照顾。欢迎我们在印尼居住，会公平合理对待我们，如同他们的公民一样。

曾佩雄他们提出：

(1)印尼政府要保障我们全体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

(2)让我们自愿选择马来西亚籍，或印尼藉，同时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

(3)印尼政府应给予我们足够的生活上的经济照顾;

(4)印尼政府不能逮捕和迫害部队成员和亲属，以及过去同我们部队有来往过的群众。

最后两名军事情报局长表示接受我们的意见和要求，并按照会议商定尽力去做。只有原来属於西加出生的成员，应属於印尼公民，不能选择马来西亚国籍。

谈判结束，我们剩下的全部10位战友，都重返社会。西部的武装斗争到此就结束了。我们西部继续再坚持了十二年的武装斗争，最后是失败了，但仍然还有它的历史价值。

第五节  北加游击队的覆灭

这次出现的覆灭事件，是有它的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必然因素的。在国际方面：(1)普遍的冲淡了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信念。这方面的形成：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还有力量，还有优点，并善于开展各种反动反共的宣传，以误导人民群众;另一方面，由于共产主义还有失误，还不够美好，所以就削弱了大家对共产主义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2)全球的革命武装斗争，尤其是东南亚的革命武装斗争是处於相对的低潮。对武装斗争，不要说其他的支持，就连道义的支持也受到限制和削弱，这就自然而然地影响到对武装斗争的决心和感情。在国内方面：(1)民族和阶级的矛盾不够尖锐还趋缓和，人民群众对于革命斗争和武装斗争处于相对消极状态，不能给武装斗争以有力的支援，尤其是人力的支援。(2)敌人更注重实行改良政策，力图使社会不至於出现政治的突变。(3)我们的武装部队主要是由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组成，不论是干部或战士都较缺乏革命的彻底性，所以在艰险的情况下容易背叛革命斗争。(4)不易看出当前斗争的光明前景。(5)部队内部的困难又多又不易克服。

由於有以上不利的国内外因素，已出现的不幸事件，不论从何角度看，都是不难理解的。

第六节 不幸事件的不利影响与应吸取的教训

这次的不幸事件，必将使到敌人对完全消灭我们武装力量的决心与信心更大，使武装斗争失败论更加尘上，我党我军的威望必将受到更大的削弱，武装斗争也必将从低潮走下更低潮，我们必将面对更复杂更艰险的挑战。

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要避免这一次不幸的事件是不容易的，但从中吸收经验还是必要的。应吸取的主要教训是：(1)必须更实际有效的加强对革命信仰与理想和革命彻底性的教育;(2)必须要有更灵活的战略战术，及时的减少同志们对艰险生活的承担。(3)在不利的革命形势出现时，对投敌事件的重新出现要有更自觉的防范措施，以免消极被动。

我们的北加人民游击队，在过去很不利的历史条件下，在敌我力量对比非常悬殊的情况下，跟敌人进行了一场非常不公平的斗争，而且足足的经历了长达二十二年的尖锐斗争，并在马、印反动派出尽了力量和使尽了办法之后，才把它消灭。可以说，虽败犹荣。

附录：

凤凰岭的记忆

-田

你可知道有个“凤凰岭”?就在那祖国西南角的另一边，属于西加国土上一片大沼泽的中央……

说起这片大沼泽，它确实有多大，我们也没有真正去考究。只知道它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沼泽林风貌。各种各样的树木，密密麻麻地长在水中的泥堆上。平时，野猪呀，鹿呀走过，远远就可听到“叮叮咚咚”踏水的巨响，而当雨季来临，但见汪洋一片，水赖等一大群一大群地在追逐鱼儿，也互相追逐，乐在其中。

而在这片大沼泽中，也不乏大大小小的“岛屿”藏在其中，“凤凰岭”就是其中的一个“大岛”。

那么，当年游击小分队是怎样发现它的呢?可惜，大家的记忆都已模糊，说不出一个精彩的故事情节来。大概是在斯里阿曼行动后，由锦隆和立峰率领的小分队，奉令返回二中活动的地盘搞群众工作。到了70年代后期，环境逐渐变得困难。于是，他们便从马印界线的边缘区向印尼一方更深入的领地转移。途中，高处望见大沼泽中有隆起的树丛，侦察结果，发现了这片乐土，并在那里落脚了7、8年之久。

笔者是在1980年杪才来到这里的。从马当山区，越过伦乐公路，越过比亚哇路，攀过“贝尔峰”，爬过“山猪山”，终于来到这沼泽的“岸边”。

与八哥相伴

尖兵“和哥”在水边把一片片的“拿刀”叶拨开，一脚踏入水中，原以为要深陷及胯，岂知脚下踏的却是木桥，3条、2条，甚至是单条的“海柳”木绑在树干脚，就这样一路搭过去，直到凤凰岭，少说也有2公里长。

然而，虽然所有桥可度，一路也有不少的树木做扶手，可是，背上5、60公斤重物负着，走得还是好辛苦。一不小心，滑了下去，陷进无底的烂泥，没有同志拉一把，那就起不来啦。

凤凰岭这个沼泽中的大岛，面积在7、8英亩内，是一个山坡，东边坡度较陡，西边平坦，延伸较长。两边劈成菜园，中间树木保留，坡顶便是营地。

营房用“榈椰”叶编织的亚答盖顶，睡床用小木条编成，有盖厨房设在半山坡，沿着梯级再往下走便是冲凉房。沼泽水虽然色暗，但也不是常见混浊的那种，而是清澈见底，小鱼儿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把手脚伸进去，它们就游前来啄个不停。

凤凰岭主要种的是木薯、番薯、金瓜、蕃茄，岸边则种满了甘蔗，蔬菜以树菜为主，其他几乎样样皆有，小量种植;另外，这里一丛，那里一丛的香茅、南姜、草药等。

在各种鸟类中最可爱的属八哥。枯树上，有好几对八哥鸟在那里筑爱巢，成天“娇!娇!娇!”地，独守营房时，可是它们陪你渡过每个清晨、黄昏。

醉人的树菜

由于是小山坡，水流快的缘故吧，土壤比较干燥些，正因如此，这里的番薯特别甜。可是，树菜却特别“精华”，只要连吃它几天，便特别精神，一、两个晚上都无法合上眼。我想，如果提炼成“提神剂”，功效肯定特别好。

我到凤凰岭后，小分队更小了，只有4到5个人。1年1、2次

与中心联络时，带回一些药品、种子、生产工具外，这里吃的、用的，大部分都靠自力更生。

凤凰岭上的主粮是木薯和木薯粉。在营地时吃木薯，外出狩猎则携带木薯粉。番薯产量不多，只能配着来吃，番薯叶和木薯叶则可谓半粮半菜。

虽然我们也种了多次的稻，但一来面积不大，二来麻雀很多，

收成不怎么样。因此，主要留给病人煮粥吃。

种稻的工也多，特别是椿谷，声音大，保安上不利。后来也制作了“笼”的研磨机械，可是谷不是很多，也派不上用场。

木薯磨粉，我们也制作了本身的木机械，不用纯工人来“搓”，省了许多时间和人力。制好的木薯粉多半储藏起来，也是小分队最主要的屯粮了。

万能木薯粉

说到木薯粉，它的用处可多呢?粗粉再椿一次，筛幼后，可以制成各种各样的糕点，特菜糕，非常受欢迎。中秋节来临时，还用来制作月饼。木薯月饼别有一番风味。

那么，糖从那里来?较蔗呀!我们还有台古老的较蔗机。其主体是2条直径约2尺，长度尺的木桐，两端都有转动的把手。砍成斜口的一截截甘蔗伸进2条木桐间，两端各1人以相反转动把手，蔗水便榨了出来。再用慢火一段时间，便是糊状的蔗糖了。我们在佳节前夕，都会煮糖一次。

记得在马当山区运输的时候，土油和盐2种是大家避而大吉的。土油一点也不能沾到身体，特别是背部，土油不小心晃了出来，整个背部就像火烧似的，甚至脱了一层皮。因此，来到远众的山区，这2种物品就别想能揹得到来吃用了。幸好满山都是树脂，起火是不成问题的。好的树脂燃烧得火光旺旺，可以用来看书;劣质的燃烧起来劈雳啪啦响，带丝的“油脂”四溅，碰到肉可惨啦，往往被粘出一大块来。因此，只能远远地放着，用作照明而已。

盐从那里来?

另外，谈到盐，则又重又咸，硬梆梆的，压在脊骨上，好几天都直不起来。那难道就不用盐了吗?

又幸好凤凰岭靠近海边。站在坡上，就可以听到不远处的海涛声。越过沼泽，不消半天，也就来到了南中国海的怀抱。那么，就向大海讨盐去吧!

要煮盐，我们一般选在年中进行，因为这时候的海水不会太谈，盐份高。

一到煮盐的时候，整队人马须一齐投入，还有就是用几个大油桶割成两半的“大锅”。

到了海边，扎下营地后，首要准备的是大量的柴，然后用大塑胶袋圈成一个个大水槽。就绪了，到了傍晚时候，便出发揹海水了。同样用塑胶袋置入揹篮里，盛满了海水，绑紧，回来倒进水槽。一个傍晚，几个人，也不知跑了几十趟，直到天黑，才开始生火煮海水。

火要加得特别烈，海水也一桶一桶地加，直到凌晨5时左右才不再加。而到了天亮，可以看了的海水凝固在“锅”中。不过，还需等待中午冷切以后，才能将它敲出来。

短短的几天煮盐期间，只有用又忙又累来形容。但我们却念念不忘忙里偷闲，偷偷地去享受畅游大海的欢乐，有时也去放网，捕几尾“乌桐”回来解解馋。

可是，这样煮出来的“黄盐”是不能食用的。揹回营地后，还需加工一番，再煮一次。盐泡水溶化后，让杂物沉淀，再把清洁的咸水倒出，用饭锅再煮一遍。这样处理过的，便又白又幼，我们游击商标的食盐了。

海边“捡破烂”

大海不但提供游击小分队充足的食盐，它也是我们日常用品的“商店”。小分队很多的用品都是从海边“捡破烂”而来的。最普通的是浮筒，不但可以用来提水、盛水，更大量用藏木薯粉、肉脯等方面。其它还有塑胶袋、绳子、拖鞋等。这些都是随着海浪冲到岸边来的。

记得有一次，我们捡到一个大树胶团，其用处可广呢。鞋底穿了，就把它切成鞋底，一线缝上去，又可穿一段时间。不过，树胶团不是那么容易切割的哦!起初，我们没有掌握到时，可真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手泡起了不知多少。后来才发现到，巴冷刀拉割它时，一边地倒水，磨擦面少了，也抵消了树胶的韧度，何尝不事半功倍!

还有一次，猜测是沉船吧，海滩上堆满大批的物资，只可惜我们迟到了，很多都中看不中用了，尤其是食物，也不知在海水漂流了多久，冲到岸上后又多久了，再加上野猪、猴子先行享用，罐头是不用想了，即使是瓶装饮料也找不到多少好货。无论如何，那次还是满载而归的。

年尾天，大浪冲给我们许多“补给品”，我们“破烂”捡得不亦乐乎外。

来到海边，还有二件乐事：一是山猪;二是采水果，拾榴连。

大自然的电影

沿海一带长着许多“拿多”树，也就是现在出名的家私木材。这种高大的乔木结满果实，有长的，有圆的，大小不一，成熟掉下来，不但我们爱吃，山猪更连核也吞下去。

其实，要知道当年果子是否盛产年，在7、8月份便有预知了。若那时，到处都听到野猪群为争夺母猪大打出手的厮杀声，那必定是野果盛产的一年。

到了11月开始，出来走动的时候，就不时可以遇见一堆堆的山猪窝。母猪相信是用它们的牙齿，咬了大量的小树堆成一堆，它就躲在里面生小猪了。等待三几天后，小猪眼睛睁开时，便带出去觅食了。因此，我们遇见的大多是空窝。有的虽有猪在，但远远嗅到人味后，也就逃之夭夭了。有时，母猪逃掉了，刚呱呱地的猪仔被遗弃在那，落到我们的手里，何尝不是一餐美味的烤乳猪!而且，这样的母猪也不会逃得远，只是在周围兜转，不幸的话。也会栽在我们神枪手的弹下。真的是“大小通吃”!吃了，还要偷偷地告诉你，它的几粒乳房特别香，割出来立即煮熟，相信还特别滋补。

亲爱的读者，读到这些，你们可别说反胃或骂我们太无情。我只能回答一句：“弱肉强食”，对于与大自然打交道的我们是再深深体会不过的了。

不信，您听!到处都是它们争夺食物的大斗声，其凶无比，那一只倒下去了，立即五马分尸，连毛发都找不到呀。可是，当我们闻声赶至时，它们却越打越远，瞬间便消失在我们的耳际。

然而，躲在果树下，却仿佛看戏般。母猪带着一群宝贝赶来，再分头寻找可吃的，眼看就要到跟前，伸手要去捉时，小机灵一惊吓，鼓着鼻子，夹着尾巴跑回母亲身边，转眼间，整群地一蜂窝溜了。

榴连叫人忘返

在丹绒拿督的“尖嘴”，马印两边，地形虽狭窄，但却是最肥沃的地带。平时，清凉的溪水鱼儿可见，到了年尾，却四处飘着果香。

也不知这些果树是怎么长在这里的，尖必腊、山竹、芒果、红毛丹、兰刹、胆贝，可谓应有尽有，只可惜红毛丹、兰刹多数是酸的，因此，万果中我们还是寻寻觅觅其“王”。

就说榴连，正种的山的都有。那山榴连也“与众不同”，圆是一样圆，可是很大粒，肉也相当，毕竟物以稀为贵，难得能拾获几粒。

至于正种榴连，我们无暇统计它有多少，只知道，每年会结果的有十来株，果实或多或少。最叫人难忘的要算那棵“波罗蜜”榴连。它长在山腰，3人合抱的主干，枝叶繁茂，走在山脊上，一眼望去，满树金黄色的榴连，少说也有千粒，大得象“波罗蜜”般，有水见了不垂涎?来到它的树下，更叫人忘返。其他还有“枕头”榴连，更大，只是树上挂着仅有的几粒，还不够猴子做早餐。

我们在附近扎营，一天巡一次，除了每一棵都尝几粒外，连核带肉带回来，晚上可忙了，煎糕的煎糕，熏核的熏核，虽然连连熬夜，可是，一个季节下来，大家并不是肚腩消瘦了一、两圈，反而整整增肥了10公斤。

结语

凤凰岭的故事怎也说不完，如果大家有兴趣，还是留待下回分解。

第九章 东部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的坚持斗争与瓦解

第一节对拉让江地区坚持下来的进攻

到了1974年4月尾，在拉让江地区只出了三分之二，剩下的没有再出的迹象，反动当局感觉不妙，於是紧张的发动社团领袖、公众领袖、地方政治领袖、有关人士、有关政府部门的领袖、家属等，向坚持下来的北加人民军发出呼吁，呼吁我们同志趁早出来，不出来有被消灭的危险……。

作为副首席部长兼副州行动委员会的杨国斯也给洪楚廷写信,问洪楚廷为何还未出来?并邀洪楚廷出去会面。拉让保安区政治部主任袁悦凌也给了洪楚廷与王连贵写信，施加压力，并恫吓说，6月22日必须移向指定的地区，翌日“保安部队”将恢复例常的巡逻。再不出来，7月4日，将宣布“和平”行动结束。

“和平”行动一结束，7月5日，反动当局即刻恢复了军事行动，重点是放在下游第三军分区。他们动用军舰与兵船在江上巡逻，直升机在上空侦察与散发传单，用地面部队在群众区和进森林搜索，时而配合炮轰。

1974年7月17日，一位女同志(何秀云)在诗巫龙岩区的军事行动中牺牲。这是军事行动开始后第12天，第一位牺牲的同志。尔后，在无数次的几十名、几百名的军事扫荡和围剿较大的军事围剿，要算75年9月9日的全日戒严，反动当局出动大约整千名兵力，在下游的东来、南舌、巴拉当等处布兵，从开始到结束，军事行动持续了二个月。另一次，1983年4月14日，在诗巫郊区和南门、如楼一带宣布几天的24小时戒严，至少动用了四千多名的兵力，却导致敌方自相开火，死伤30多个。

敌人开展军事行动，以长期驻兵、长期围困和粮食管制，通过戒严和炮轰，使我们不得不作长距离转移,他们妄图在我们流动中进攻和消灭之。虽然敌人无数次的大小军事围剿直接造成我们伤亡很少，但给我们造成困难与打击、苦的斗争和死的威胁，可以加速立场动摇者放弃武装斗争。

敌人在军事扫荡之后，没有取得成效，通常就向群众下手， 逮捕和迫害群众。75年9月那次行动，东来坡就有30多个群众被扑，麻罗、南舌与东南坡也扑10多个，连伊班人也捉一些。76年中，在麻罗坡也捉了72个群众。敌人还诱惑群众主动出来“自首”,并威胁不自首将要“面对严重的后果”,妄图隔离群众跟人民军的关系,以至不再同情，支持革命武装斗争。

敌人知道，单单依靠军事手段是不能消灭共产党和人民的武装反抗的，它们必须采取“军政并举”的策略，或有时以“军”为主，或有时以“政”为主。它们也知道，贫困是革命与人民反抗的根源。为此，要在政治上博得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就必须搞些发展，以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和缓解人民的不满情绪。

另外，长期的反革命实践，它们也总结出这样的经验：要削弱与瓦解我军全体同志的斗志，必须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即采取反革命的心理战，这将产生战场上所不能产生的作用。它们通过电台、报纸与传播媒介，大造反革命舆论，诱迫家属和前同志呼吁坚持斗争的同志放弃武装斗争……;通过召开反共集会、反共展览会等,以避免共产党的“误导”,以破坏打击革命的声誉;通过无中生有对革命的领导人，竭尽诬陷诽谤所能，以破坏领导人的威望，产生内部紊乱;通过通缉和以赏金为诱饵，在高赏之下出“勇夫”来密报，以达逮捕与消灭共产党人;通过蹂躏摧残烈士的尸体，大搞恐怖主义，以死相威胁，使同志们恐惧而放弃斗争;通过拉让江保安部出版《拉让江人民之声》(共出了30期)等反革命刊物，印发大量的反革命传单，以加强其反革命心理战的力度，配合军事进攻来消灭这股武装力量。

第二节  拉让江华族群众对武装斗争态度的改变

城乡华族群众受到1973年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打击之后，城市的革命阵地都跨了，多数工农群众也表现悲观消极，不论是从森林或从狱中出的绝大多人都消极了，都为个人生活忙得透不过气，那里还能为革命的。这次错误路线，对革命的破坏实在是很大。

华族农村，在敌人的不断进攻下，华族农民群众不但普遍消极害怕，还不同程度的向敌人提供情报以自保的也日益增多，使我军的活动增加了许多艰难危险，也容易流血牺牲;对群众的联系不但受到不小限制，也不容易发挥宣传和组织的作用。因此，为了减少牺牲损失，只留下少数精干坚持原有阵地的斗争，其余的人员就转移到民族区、边区和新区去活动，是我们必由之路。

第三节拉让江下游出现小宗派活动

革命转折后，1976至1977年，在下游第一军分区出现了“左”倾小宗派活动。

带头搞“左”倾小宗派的是刘扬彬(活学),他是第一军分区的副领导;另外一个是基层干部。革命转折后，他们立场就有了动摇。然而他俩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为名为利的个人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利用国内领导犯路线错误，以“马克思主义”自居，和“捍卫文铭权路线”为藉口，在一部份同志当中挑拨是非，散布流言蜚语，散布对当时领导第一、二军分区工作的温贤定和拉让江地区主要领导人洪楚廷的怀疑与不满，带领与影响一部分认识水平较低的同志，对继续坚持与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领导同志进行不正确的斗争，逐步形成小宗派活动。

他们的“左” 倾小宗派活动到了76年5月底达到最高峰。在这之前，他们单独研究和批判路线，并秘密地制定对付领导的计划。他们的行动计划是：首先和温贤定碰面时，要他明确表明对路线的态度。开展批判之后，还不能解决问题，就准备去找洪主任(楚廷)。若还不能解决问题时，再打算找OMT宣委王连贵。再不能解决问题，就按他们的办法“革命”下去。在一切部署就绪后，5月底，他们来到温贤定的住点。温明确告诉活学，领导上已经搞通路线了，也认为“出多留少”的策略也是有错误的，并争取8月份左右进行公开的批判。活学只再三强调他们那一部份同志要见温贤定，都丝毫不透露包藏的用心与行动计划。

5月27日，温贤定去见这些搞派别的同志们。在温来到之前，活学早就布置好场所，和不寻常活动。在进口处做起了门楼，上面大字写着“坚决打倒修正主义!”在住点的会场周围张贴许多显目的标语，如:“打倒黄纪作叛徒!”“打倒投降主义者!”“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之一”等，大字报栏上贴满了许多指责拉让江地区领导和路线的大字报;例如“自投降事件发生已近三年，但是党内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依然坚持其路线，对文主席的革命路线与指示不顾”、“向修主义当权派夺权!”诬陷温贤定“会陷害同志，要警惕!”公然指说温“没有能力当领导，要由群众来选举”、古吹“谁反对错误路线的功劳大，就由谁来当领导…”,“若死不悔改,林彪、刘少奇等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当领导同志进门时,他们中有同志就高喊:“打倒修正主义!”“彻底批判三省(即拉让江地区)的错误路线!”顿时场面呈现一定的紧张气氛。

温贤定跟他们谈路线问题时,他们有的一昧指责领导同志,有准备的直追问一些已经说明的问题，有意刁难与打击领导同志,提高他们自己。

“5.27”的斗争黑会，是一次不必要的错误的斗争，客观上起着给敌人利用来打击革命，对内起着消极的作用。但他们认为，这是“党领导下”的一次胜利;认为是群众起来斗修正主义的开始，是很好展现群众力量的体现;认为“5.27”就是好，谁反对“5.27”斗争,谁就是压制新生事物，就跟谁斗到底!扬言什么，谁否定(甚至不尊重)“5.27”斗争，谁就是修正主义!

后来，洪楚廷跟他们解释路线问题时,查问“5.27”斗争，活学

当时是主要负责，却推说许多情况不懂，解释说“5.27”不是斗争，只是“提意见”，说什么“没有人领导”，是同志们“自己随便搞的”?…后来领导同志指出许多事实后，吴德顺(吴云)等人才支支吾吾的说是“没有很好准备”的斗争。他们就是这样搞两面派，拉邦结党斗领导，在搞宗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跟领导同志分开后，吴云就公开向他们提出要跟敌人“谈判”，而他自己终于在77年6月27日，在制造的所谓“被扑”事件而投到敌人那里去了。同年12月22日，活学也带了6个身边同志(一个是才入伍半年的新兵)向敌人投诚了。

“左”倾小宗派活动所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给同志与群众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客观上起了敌人所不能起的作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了党的团结与统一;妨碍了学习与工作，给革命增添了困难;打击了党和领导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

第四节  对北加人民军的重组

我们对留下坚持斗争的121人员加予重组，重组后的北加里曼丹中央第二分局代理书记是洪楚廷，副书记是王连贵，委员是温贤定;北加里曼丹人民军总司令兼政委是洪楚廷，副政委是王连贵，副司令是乌榜(Ubong)，司令员是温贤定;也把拉让江的三个武工队改组为三个支队，活动於拉让江的中游、下游和OMT三个地区。从1974年初至1974年9月19日，留下武装人员的主要任务是整顿和重组，搞清路线问题，探讨坚持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以坚定武装斗争的立场。

第五节  在国内试建武装斗争基地

我们在肯定“出多留少”也是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之后，才发现了基地的形式可能对巩固发展武装斗争是很有意义的。于是在同志们中逐步扩大了研究，研究的结果大家都感到基地是当时巩固发展武装斗争所迫切需要的，而且大家都受到基地的鼓舞和表示积极的支持拥护。在武装斗争实际需要和同志们迫切愿望的推动下，领导上在发挥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迅速的初步的解决了基地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并正式决定派出一批同志开始从事国内基地的试建工作。试建国内基地的核心任务，是证明基地能否解决粮食的自供自给问题。

一、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在国内建设基地的简介

1977年初，我们派出第一批同志到民族区Poi河尾试建基地。于1977年7月中，我们劈了一片子青芭，种下了番薯、木薯和金瓜等等农作物，农作物的长势不错，但因人力问题和其他没有留下看守。8月底，一组同志到生产地工作被敌兵突击，丢失自制冲锋枪和北加来福枪各一把。造成出事有以下的几个原因：(1)由于对实际情况不够熟悉，选择了群众还有活动的地方作生产地;(2)同志们警惕性不够高，砍树声响和枪声控制不好，可能引起暴露;(3)没有留人看守;(4)被坏蛋发现密告而引起的。这个生产地简称A生产地。

1977年年底，同志们把一个营地的生产扩大并种下一批金豆，证明小块生产地不但能种出青菜，也能种出金豆及其他的杂粮。1978年初，同志们已放弃了这个营地，但不时回这个营地拿菜，到了5月中还种上一批金豆，长势过得去，但也还是没有留人看守。这个生产地简称B生产地。

1978年年初，同志们又开始开辟另一生产地，简称C生产地。5月底领导机关也转到C生产地。1977年Poi河九.一九会议之后，已决定进一步开展基地工作，但生产地和领导机关要分开。但由于同志们不够重视和努力，没有按照决定为领导机关预先创设营地，所以领导机关只得使用C生产地。这个生产地到7月15日中午被敌人直升机发觉(非常可能是偶然被发现)时，生产地已种下的各种青菜和杂粮(主要是金豆);被敌人发觉的第二天中午，敌人还用直升机侦察。

C生产地出事后，在8月中，有两个同志回这个生产地侦察，没有发现敌人的痕迹。但他们继续前进执行任务，他们也决定回时要到生产地再看看。据群众反映，9月29日牺牲的三个同志，是在B生产地被打的。这可能是同志们还不够相信C生产地已被发现，也因此可能引起对B生产地的暴露估计不足，又去看B生产地金豆的情况，再争取收成，但警惕又不够而引起的。

我们在试搞基地的一年里，初步取得的主要经验是：(1)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初步解决好战略战术问题，囤积必须的战略物资。(2)限制群众进森林，只有这个政策的有效执行，才能建立基地。(3)选择群众不会到的地方建立基地。(4)生产地位置大小要符合防御和防空的要求。一般生产地能够开在站岗的范围内，要东一小块西一小块，树不要完全砍光，有利于防空。(5)每块生产地，要朝东西砍，这样早上东边的太阳和下午西边的太阳都照得到，能较好解决阳光问题。(6)小块森林生产地，更要深耕细作，要特别重视发挥火烧土的作用。(7)要多种各种不怕少阳光，不怕虫害和易收成的农作物。(8)生产地一定要有人不断的守住，以防地面和空中的暴露。(9)生产地要重视军事化,以利于安全和打击敌人。生产地一旦暴露了，要积极努力的开展战斗。(10)生产地和领导机关要有适当的距离。(11)基地里实行生产、打猎、捉鱼和采果子相结合,才能更好解决粮食问题。(12)生产地要开辟一块以上，这将有利于坚持基地斗争。(13)基地粮食要多样化和科学化。

在试搞基地的一年里，我们也初步证明了建基地的战略任务是正确和迫切的，也初步感到基地可能是杀敌夺武的好战场。这一试验，使我们更坚决更有办法走建立基地的道路。

二、北加人民第三支队在国内试建基地的简介

在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于1978年3月开始限制群众进入森林，后于6月左右正式派七人小组着手搞基地工作，其中四人为流动搞粮，三人搞生产点。由於各方面原因，第一个生产地主动放弃，第二个生产地搞起来后于7月13日驳火。第三个生产点于10月间又建立，1979年7月初主动放弃这个生产点，收成一些杂粮。为了更有效的进行基地建设及有利於保存，领导机关于1978年11月间转入民族区，12月初搞生产点。1979年3月19日领导机关在生产点跟敌人驳火，基地工作再一次受到挫折，但同志们并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吃一堑长一智”，还是充满信心的再奋斗。

在基地生产屡遭挫折之后，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同志们向伊班群众学习生产板督粉的办法。经过了不断的试验，终於成功的生产出板督粉，有效解决了基地的粮食问题。

当基地从乌驿河尾转到达岛河尾之后,已学会生产板督粉,基地的种植生产也更好搞起来，内部也更安定。可是，又受到逃兵叛徒的干扰，不得不放弃生产地和实行转移。在转移的过程中,又发生驳火造成怀全(林贵美)同志牺牲。

在基地建设不断遭受挫折之后，内部矛盾加剧，同志们的斗争情绪也受到明显的削弱。后来采取了更灵活的战略战术，才使内部重新走向安定。

三、试建国内基地的成织与代价

在建立国内基地方面，我们取得主要成织是：1，使武装力量得到更好的巩固和保存，也增强了同志们的斗争信心与热情;2，初步掌握了在国内建基地的办法;3，掌握了生产板督粉的办法，为武装力量的长期坚持和广泛流动提供了更好的条件;4，提高了利用森林和广泛与长距离活动的能力;5，消耗了敌人相当数量的物力和兵力。据相当保守的数目统计，敌人六次较大规模围剿所动用兵力共在三千人以上(三•一九驳火多到上千兵)，而每次驻扎的时间长达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更甚的是三•一九驳火后,敌人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内，在芭古、乌驿和沐胶三条大河的几乎每座长屋分散驻扎了由五到七人组成的小组的民防队，而这些敌兵的运输及粮食供应绝大部分都由空运，单此可见其人力物力耗费之大了。我们也为了以上取得的成织，直接或间接造成了几个同志的流血牺牲(包括在国内民族区试建基地所遭受的损失)。同时也由于建设基地的艰苦生活和工作上还有失误，造成有时内部矛盾也较突出和某些消极的影响。

四、试建国内基地所表现的优点与缺点

优点方面：(1)众志成城意志坚。自从基地政策一提出，同志们就热烈响应，积极报名。尽管当时对基地的规律不清楚，但同志们都以“为建设基地再苦再累也心甘”的决心。在基地建设初期，物质条件是很艰苦的，工作又很艰苦的，每天吃三餐稀粥(最初连稀粥都没有)，同志们仍然起早摸黑的干。生产经验不够，农作物又不争气，同志们也没有气馁。反围剿期间，物质生活更为艰苦，也没有动摇同志们信心。(2)艰苦奋斗精神发扬得好。同志们在困难艰险的环境下不停的连续奋斗，“点”里是这样，出外更艰苦，有的同志经常进出没有怨言。从华区、混合区到民族区，在环境上是一个艰苦的转变，从吃饭到吃粥又是一个转变，从三餐吃粥到完全吃杂粮，又是一个更大的转变。尤其在转变初期，许多同志都不适应，好大削弱了体质,也增加了疾病。但是，同志们基本上都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很快的适应了新的环境。(3)敢于实践、敢于开新路。一件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总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没有三番五次的从头做起的决心，是不能达到胜利的目的。在国内搞基地，这是新的实践，白手起家，就要敢于突破一道道难关。

缺点方面：(1)战略战术水平还不够。对在国内建基地的特点还认识不足，在战略上虽然看到了民族区广阔天地对我有利一面，但在策略上不够重视研究，战术上也还不够积极主动的重视敌人,这是造成两次驳火的重要原因。在种植问题上对木薯、番薯、金豆、菜类等几种之间各应摆在什么地位、主次先后的关系也还搞不好。(2)主观主义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面还较严重。不够重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对敌情估计不足，有时易受表面现象所迷惑，比较轻敌麻痹。在一般干部中，遇事还不善于分析研究，而容易受私心影响，较多凭主观想象、怀疑就下结论，这是搞不好工作和搞不好团结的重要因素。(3)政治工作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不能较快的掌握一套适应基地斗争的政军生活经验，而在艰苦的环境中放松，甚至取消了对同志们的学习和思想的领导。

五、对在国内建立基地的看法与经验

(1)在国内建立武装基地，即使在当时武装斗争处于低潮情况下，也是完全可能的。七、八个人的秘密基地，粮食自力更生不难实现，吃、用方面还可能相当好和自由，也可能相当时期的稳定。十几个人的秘密基地，粮食(包括吃些板督粉)自力更生也可能，吃、用还可能好过边区基地,但稳定性就不如。七、八个人的国内基地，不如边区基地的稳定和安全。

(2)一般远离群众区(群众少活动的地方，或无群众活动的地方则更好)建基地较好，有时在群众区的仔青芭突击搞短期作物，如金豆和稻米也行。在某些地区和时后，突击搞大块生产短期作物也行。在武装力量还弱小的情况下，一般适当分散搞,小搞较好(包括吃用)，较稳。武装力量较大时，用限制森林的办法，在离群众不太远的限制区内搞，相信也行。

(3)没有粮食基础的地方，一般先派少数人去起家，打下一定粮食基础后，多数人才去较好。

(4)基地及其周围的战备物质(如油、盐、粮等)一定要力争尽快搞好，以利于应付意外，或者暴露后能与敌周旋，胜利坚持，减少困难和损失。

(5)搞物质和活动要尽可能秘密，基地周围尽可能不碰群众，少留痕迹。最好不在或尽少在靠近基地的地区搞物质，宁可远处搞，背远些，除非基地周围的群众基础好，要力争做误导和模糊敌人的工作。

(6)生产点要能适当的防空，又能有一定的阳光，这样要在生产地中留适当的树，生产地边缘的树逐步看阳光照射情况而逐步砍之。要种光照短的作物，如小芋头等。可在有效防空的树下种大批红毛芋。木薯以接种的为好，可套种在芋头中，适当种些番薯。

(7)要做好点内军事措施，与暴露后要设下陷阱或开展战斗，以打击敌人，利于基地建设。

(8)要逐步搞好基地周围的群众工作。

(9)要坚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要加强精神粮食，要采取和

创造适合基地情况的政治思想工作方法。

(10)要发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三番五次的精神。艰苦奋斗不但是克服困难的精神力量，还是克服困难的好方法，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因此，要艰苦时应艰苦，有条件吃好或多休息时应吃好和多休息，以免长期艰苦而感疲劳，以利于长期坚持艰苦的斗争。

第六节  重建边区武装斗争基地

一、重建边区基地的历史背景

在批判错误路线的过程中，东部武装同志大都认为撤消边区基地，并把武装力量最主要集中於狭小的华区，是我们1973年犯路线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大家感到重建边区基地对于巩固、保存和坚持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再加予当时在华区开展武装与非武装的工作都有不小的困难与阻力，而且巩固与保存武装力量也日益增多困难，经济与粮食问题也更形突出。同时试搞国内基地也初步证明是行得通的，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不是派人去开展第四省工作,就是集中主要力量重建边区基地。对开展第四省的工作，由于考虑到派高级领导去会阻碍建立坚强的领导中心，派中级干部去又领导能力不够强，为了较好解决各方面的困难问题，因此，先集中重建边区基地再开展第四省工作,就成为当时不可避免的抉择。

二、重上印尼边区建基地

1977年九•一九会议正式决定重建边区基地之后，重建边区基地突击队在刘小雄同志(第一省怒诺人)的带领下，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负重和爬山涉水的艰苦行军之后，终于在1978年2月19日抵达印尼边区德卡兰。

到了目的地之后，同志们就立即投入了紧张劳动之中，有的同志砍芭抢种远地运来的各种种子，有的打猎、捉鱼和采果子,有的同志还要赶回国内联络。初到时，同志们的生活很艰苦，每天吃不饱，而且还要抢早摸黑的苦工。很幸运地，同志们到了之后，果子日益成熟，山猪和别的动物也趋多，种的青菜很快也出产了，所以同志们到了果子大熟的时后，完全停止吃米，改为依靠猪、果子和青菜，就吃得每个同志肥肥胖胖和气力足，令在国内的同志感到羡慕和向往。

到了1978年7月底，又有一批同志参加建立基地，虽青菜已能多出产，但由于果子季节已逐步过去，打猎又不容易打到，主要粮食靠青菜并结合一点兽肉，很容易饿，气力又很不足，又要做苦工，这时同志们的矛盾与斗争又呈现激烈化，所以为了更好解决粮食问题，又展开了抢种金瓜、金豆和番薯的等杂粮的奋斗。经过了一段时间艰苦奋斗之后，粮食的矛盾是缓和了一些，但由于各种的杂粮产量不高，还是不能较有效的解决粮食问题。一直到了1979年5月之后，木薯的产量逐步提高，到了同年年底才改以木薯为主粮，同志们的身体和气力才基本得到恢复。

当生活的口粮得到解决之后，但战备粮食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1979年5月提出了大搞生产运动，以解决战备粮问题。在这一年，我们种了约30依甲的旱稻，并收成了几十包谷，也把稻芭里的木薯烘成木薯干，也有效的解决了战备粮问题。

但1980年初，我们把稻收成之后，我们在稻芭种的大片木薯园，又不断的遭到山猪和鹿的破坏，又不得不投入与动物的斗争中，致使我们在这一年里不能再种稻，不得不花很大气力把十几块木薯园围起来，并结合定时进行巡逻。这才有效对付了动物的破坏，免得由于动物的干扰而实行基地转移。

考虑到基地受到进攻之后，我们可能有必要作长距离的转移，所以在1981年初我们又到S.Dodjoe河建立另一个生产点，这个生产点命名1•12点。这个生产点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战备粮问题也得到解决。

在这战天斗地的过程中，没有粮我们向森林要，没有盛肉盛油的器具我们凿木盛之，没有屋我们劈瓦片造之，没有船我们自己造，凡是运不到而又须要的东西几乎都自己动手做。

当敌人正式发动进攻2•19生产地之前，我们已在边区胜利的坚持即将四年了。为什么敌人拉得那么久才向我们进攻呢?主要原因可能是：(1)我们一时对它威胁不大;(2)我们有节制活动;(3)两国的联合行动须要一定的时间协商和准备;(4)可能有意放纵我们，让我们暴露更多的弱点再加利用;(5)忙于准备对付苏越霸权主义，而对我们可能有所放松等等。

在过去四年中，我们取得的主要成织是：(1)更好纠正了战略的错误，使武装斗争重新走上更正确的道路，使之更立于不败之地。(2)有效的促进内部的巩固保存。(3)有效的支援和配合国内斗争。(4)初步掌握了建立边区基地的办法。(5)为反围剿准备了一批粮食和物质等。付出的主要代价是：(1)几十个武装人员的艰苦奋斗。(2)刘小雄支队长因山崩而牺牲。(3)花去约数万元现款等等。

主要的优点是：(1)重建边区基地的战略思想和具体战略部署(指2•19和1•12生产地的选择是正确的)。(2)乘敌没有进攻前大胆放手搞生产，尽可能多囤积战备粮和战备物质。(3)参加建立基地的同志能够自觉艰苦奋斗和创造性的劳动，没有直接参加的同志能够积极支援。(4)基本上做到发扬民主作风和走群众路线等。

主要的缺点是：(1)对敌人可能的进攻的长期性和严重性，以及其他的主客观困难估计不足，因此，对后撤的战略侦察和战备准备不够，粮食藏得不够隐蔽和深入，没有及时解决好后备点问题。工作不够稳扎稳打，而较为冒进(1981年的大生产不搞，改为存好粮，就更为符合实际)。(2)对在基地养育小孩子的主客观困难认识不够，以致没有及时采取更正确的对策。(3)不够重视政治和军事，容易老百姓化，也容易麻痹轻敌等。

主要的经验是：(1)对敌人进攻的长期性和严重性的估计必须尽量准确，方能进行最有效的战备。(2)在敌人没有进攻前必须紧抓时机，大胆放手的搞生产。(3)要特别注重保存好战备粮等。

这次重建印尼边区基地，能够顺利和有效的进行，这同1965-1971年马罗河基地的经验，特别还能得到原来边区好几位干部的参与和贡献是分不开的。

三、边区基地的反围剿斗争

1981年中之后，印尼反动派宣布它刚结束对西部武装力量为期一年的军事围剿之后不久，又於1981年8月26日，印尼反动军队终于向1•12发动进攻。进攻的政策是采取赶跑的政策。现在看来，其主要的目的可能是:(1)先礼后兵，不愿不必要的激怒我们,方便和平争取。(2)更好的了解我们的情况，方便对2•19的进攻。(3)使我们麻痹轻敌，为其长期围困我们的战略方针作更好的效劳。在当时，我们对印尼反动派采取这种进攻的意图，大体上都有估计到，但认识还不够坚定与深透。因此，就更容易对印尼反动派对我们进攻的坚定性和疯狂性，对马印反动派的合作性估计不够,也影响到1•12点人员不够及时撤离，或留人太少，以致志明夫妇被捕、叛变和华联同志渡河被水冲走而牺牲等等事故的发生。1•12点被进攻之后，大家都意识到2•19也将有可能很快面临进攻。因此，大家投入紧张的战备工作中，即人员的转入更隐蔽、侦察、抢收、抢运、修建和转移粮仓，派人进国内准备后撤(派不出入员而没有执行)等等，这些都是正确的。不足的是，对敌人一定会在收割时发动进攻和对敌人进攻的严重性估计不够，还缺乏更自觉集中力量通过更艰苦奋斗，争取把粮食存得更远更好些。

1982年2月6日，敌人也终于向2•19发动进攻了，这时边区基地会议正开始召开。敌人着陆之后，总部后撤的做法是正确的，但因轻敌还撤得不够快、不够远，潜伏点(指小孩子住的)也撤得不够远。

边区会议胜利召开之后，兵分三路，一路进国内，一路去1•12点一带，一路坚持原来阵地，这种分兵法是正确的。但在执行上是有缺点的，表现在留下坚持的，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开会和轻敌的影响)太慢撤出，以致有两个月在敌人的扫荡区内周旋，遇到更多的艰险。去1•12点一路的表现在把队伍开到离生产地太近的地方，才派人去侦察。

坚持下来的一路，但发觉不易突围之后，严格要求灭迹，逐步转移，隐蔽潜伏待机突围，也终于胜利突围。

5月初，当我们感到缺乏集中的条件时，兵又分两路，一路进国内，一路留下坚持。留下坚持的，抢运粮食之后，干部初步总结了经验和提出应变的对策(即坚持与流动，近搞与远搞，秘密搞与突击搞三结合;依靠藏粮，依靠森林，依靠生产，依靠运输，依靠节约等五个依靠，简称三•五政策)和开了继续坚持边区基地动员会，以解决继续坚持基地斗争的困难。动员会之后，留下小组坚持原有阵地和秘密搞生产，多数人转移到深入地区去设过渡点，并设法了解更全面的敌人和边区地理情况的做法，也是实际所必要的。

我们在反围剿斗争中所采取的战略方针和战术是：“避敌锋芒，隐蔽力量;抽出精干，打击敌人”。以前者为主，以后者为辅。具体的说，敌人来进攻时，我们要主动避开敌人，并把领导机关和不适合战斗的人员(主要是病弱人员)隐蔽起来，使敌人摸不着打不到，同时又抽出部分精干份子同敌人周旋，并以陷阱战、地雷战、麻雀战达到消耗敌人。以消耗战(打死、打伤)为主，以歼灭战缴获为铺，但两者必须结合。从事后看，这样的战略方针和战术还是基本正确的，但理解和执行的偏差是较为突出的。在“避敌锋芒，隐蔽力量”方面，对于通过突出敌人包围以达到避敌锋芒和隐蔽力量的必要性还认识不够，因此，也就不够坚决和及时突出或远离包围圈。但我们也必须了解到，避敌锋芒和隐蔽力量，不仅仅依靠一种办法(突围)，还有一种也是相当有效的办法，即不突围而避开敌人的扫荡重点。还有一种办法,那当然是一种不好的办法，即不突围又留在敌人扫荡重点内。从现在看，整个反围剿的转移情况，我们的主要和多数力量以及多数的时间，还是活动在敌人的包围圈外或包围圈内的扫荡重点之外的，而留在包围圈的扫荡重点内是属于次要方面，占的比重还是不大。在战斗任务和战术的执行方面，我们这次主动打一场麻雀战和一次摸营战，显然是打得太少。打得太少的主要原因是: (1)会议的影响。(2)非战斗人员没有及时撤到安全区。(3)藏粮被捣毁和烧毁是最大的原因。

反围剿斗争主要作用与意义是：(1)证明了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能坚持边区基地，使我们重新有了更坚定更正确的战略思想。(2)我们没有被拉跑拉垮，而且大部分人员还能够继续坚持边区基地斗争(边区基地在敌人的着重进攻下，遭到破坏和挫折是不易免的，但我们的最大胜利在于继续坚持边区基地和保存革命武装力量)。(3)有效的提高了我们坚持边区基地的战略战术水平。(4)边区基地红旗不倒，对巩固发展革命力量和搞好各方面的统战工作都会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5)使敌人消耗了人力物力，也造成个别伤亡(死一个，又传说溺死两个和伤一个)等。为什么有以上的作用与意义呢?主要是来源于：(1)重建边区基地的战略思想和对边区基地的具体战略部署大致是正确的。(2)所采取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形式是正确的，反围剿斗争中大体上还是能灵活应变的。(3)同志们的团结和艰苦奋战。(4)利用了敌人的弱点与困难(指挥与行动的笨拙)。(5)利用了边区和发挥森林的威力等。

这次反围剿斗争所遭受的主要损失与不良影响是：1，两个被捕叛变，一位同志意外事故牺牲。2，损失约占2/3的谷和1/3的木薯干及一批物质。3，损失军用枪一把，自制枪两把(一把是过河时失落的)。由于有明显失误的一面，同志们也有不够正确对待一面，又因没有进行及时的教育，致使同志们的斗志和热情以及领导的威望与信任受到削弱。4，太少开展战斗，会遭到敌人的轻视与助长其威风等。

为什么会出现以上损失与不良影响?为什么会使同志们在反围剿遭受更多的艰险呢?主要的原因是：(1)粮食藏得不够好，主要表现藏得不够远，藏在小沟和地面(特别是没有藏於地下)，容易被找到。藏不够好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领导力不能及时加强、不及时撤退、不及时搞新的后备点所造成的。领导力的不及时加强，是由于对加强领导力的意义认识不够，也由于忙于别的事和困难抽调人员所造成的。不及时撤退主要是由于麻痹轻敌所造成的。不及时建新的后备点，这主要是对敌人的侦察能力不能有较准确的估计，顾虑搞了又很快暴露;另一方面抽调人员去搞也有困难，也为了避免过早消耗存粮等。(3)开会所增加的困难与负担。由于开会，使我们处于较被动，人员容易暴露,也不及时撤退包围圈，不能多抽出机动人员打击敌人，不但粮食容易暴露，也更难抢运粮食，造成更多的损失。(4)在当前的情况下，在基地养孩子是不当的，但领导上对困难认识不足，没有及时主动正确的处理，所以造成更大的包袱。(5)不够重视，不够及时对边区的环境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侦察，不能及时形成更正确灵活的战略战术。(6)叛徒的出卖与破坏等。

以上各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对敌人进攻的长期性和严重性估计不够，造成工作一定程度冒进及对反围剿准备不够实际和准备不够等等。对敌人进攻的长期性和严重性估计不够，主要是主观主义所造成的。而主观主义是由于经验主义、经验不足和困难了解敌情所造成的。

这次反围剿斗争中，我们所表现的优点与缺点。主要的优点是:(1)多数同志都能坚定、乐观和积极艰苦的投入战斗。(2)干部也能起带头模范作用。主要的缺点是：(1)起初表现较低估计敌人，后来则过高估计敌人(轻易预测这个那个出事故)，似乎敌人很厉害，而我们则很无能。(2)个人脾气和个人计较较突出。(3)为了改善物质生活而不够严格控制枪声。(4)不够重视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等等。

四、边区基地的战略转移和政策的改变

1982年6月底，敌人的军事围剿还在继续进行，而我们的战备粮已大部分被毁，仅存的部分也转移了，同时也发觉了深入地区有条件解决粮食问题。在以上的情况下，为了战胜敌人的军事围剿和坚持边区基地斗争，我们于1982年6月23日提出“三五政策”，即“三个结合”(坚持与流动，近搞与远搞，秘密与公开突击搞相结合)和“五个依靠”(依靠藏粮、依靠森林、依靠运输、依靠生产、依靠节约闹革命)，以便解决继续坚持斗争下去的粮食和物质困难。

1982年7月28日抵达Piyang河，8月13日决定在这条河设过渡阶段和过渡点。其根据是：(1)有安全保障。(2)能够解决粮食问题。(3)为了更好总结经验和进行战略部署。对过渡阶段的要求是：(1)更好的了解我方和边区的情况。(2)总结经验和掌握政策。(3)培植种子，期限是三个月。

1982年9月19日决定暂时从2•19撤退。其根据是：(1)缺乏安全保障。(2)方便集中使用兵力。(3)坚持的意义也不够大。(4)有困难解决粮食问题。(5)必要时还能重回等。10月16日撤离2•19，11月11日抵达Piyang河。

1983年3月30日，是在敌人基本上结束围剿之后，我们为了继续巩固发展边区武装斗争基地而提出一二三政策：一是突出宣传群众、搞战备物资的新中心任务;二是设两个生产点，试搞半公开生产点和秘密生产点;三是实行”板督“生产、种植生产和打猎捉鱼三个结合。我们提出一二三政策的主要根据是:(1)我们一段时间是能够主要依靠森林解决粮食问题。(2)缺乏战备物质。(3)对敌人的可能进攻捉摸不清。采用这个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更好的打下基地的物资和群众基础。‚更全面的掌握各种基地的生产办法。ƒ更好解决运输、物资生活和生活呆板的种种困难。„促进部队的革命化和战斗化等。

1983年暂时不实行公开突击生产的主要根据是：(1)公开突击生产可能引来敌人的过早进攻，不利于巩固内部。(2)缺乏战备物资。(3)不公开突击生产也能解决粮食问题。因此，暂不公开突击生产，更有利稳扎稳打，避免冒进的错误。

1983年9月已正式把留在边区的武装力量分成三股：一股继续坚持边区基地斗争，一股到拉让江上游活动，一股坚持拉让江中游活动，到了1984年年底已完成了这个战略部署。

1984年年初，内部又出现分化淘汰，一部分同志继续坚持

Piyang河，一部分到马罗河尾的一条支流S.Karoap去建立新的后撤点，这个点命名为了3 29。

1985年中，已决定把基地从马罗河撤进国内，这不但能更好坚持基地建设，又能更好开展民族工作和其他的工作。所以即使没有分化淘汰的大量出现，也将会於1985年把基地撤进国内。实际上，最后一批撤进国内的同志是在1985年12月26日。

五、边区基地战略转移之后的变化

我们转移到马罗河河尾之后，活动是更加分散(以小组为单位)，所面对的主要困难是：(1)劳动和生活是更加的艰苦。因为同志们一面要从事繁重的“板督”生产;另一面又容易出现缺盐，或吃不够新鲜的鱼肉和猎肉(这是由缺乏收藏经验、缺乏收藏用具和缺盐所造成的)。(2)交通运输更困难。新交通线比以前长的多，能够参加运输的同志更少了，能够运到的东西也更慢更少了。(3)生产力低。生产出的东西勉强够用，不但没有什么战备粮，也缺乏物质条件可让干部多开会和让同志们集训，这对於巩固内部和发扬大家的革命积极性是更不利的。(4)受右倾的干扰比较大。有的生产地搞到有收成时，还因怕暴露引来敌人的进攻而几乎放弃，或因内部出现分化淘汰而不得不放弃。(5)部分同志不适应“板督”生产和吃不惯“板督”粉。(6)部分同志的病痛更多更重，虽然各方面的困难是更多了，但某些方面也有得到改善;例如休息时间比过去多，收音机、手表、鞋和电池等等也供应比较足。在拉让江上游交通线打通后，留在基地的人员逐步减少，运输也更方便了,到了最后两年吃和用的是比较充足了。

在上述情况和较不利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同志们虽然在基本上还能保持团结和积极向上，但革命的坚定性和信心是已经受到明显的削弱，思想问题也较突出，内部矛盾也形尖锐化。

六、边区基地离队事件的不断发生

自从敌人向边区基地发动进攻之后，边区的武装力量就不断出现离队事件，到了1985年发展到了高峰，前后离队出去的约占边区武装斗争的60%，成份包括高中级干部，其中高级干部是温贤定和乌榜，可说又一次严重的离队事件。其发生的原因，依照离开部队者一般自认，主要是革命的彻底性不够和对武装斗争的前途问题所造成的。这种看法是符合事实的。至于这次的离队事件为什么从边区开始?主要的原因是：(1)边区基地的反作用。过去许多人都响往边区基地，所以当基地遭受挫折和感到基地生活还不如自己所设想的那么美好之后，再加予感到整个革命形势也不妙，因此对武装斗争和革命斗争前途便产生悲观。又因为边区基地生活的较艰苦和较脱离群众，就容易受到旧社会的引诱。(2)干部问题。干部的退化与老化(包括病痛)相对严重。(3)对干部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教育也还不够。(4)不易实行更灵活的战略战术。(5)敌人较有效的和平争取和家属较有力的不革命劝说。在和平争取方面，敌人政治部通过他在木山的代理人俞贤良,散播武装斗争无意义的观点，如坚持武装斗争是钻牛角尖，敌人已把对付武装斗争当作很次要。散播前同志在公开合法斗争中的作用和个人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如有的已成为百万、千万富翁，出去更不必出卖和帮助解决职业问题等等。此外，还可很方便跟政治部代理人和家属的会面，同时，政治部和家属的劝降信和照片在有的单位内也都畅行无阻。

在这次的离队事件中，有好大部分同志在离开边区基地前的思想立场问题还不是很突出的显露。可是一进了国内到了群众区后，很快就出现动摇变节。这主要是内部同志的思想已退化到了离队的危险。但由于同志们还不够忠诚坦白，领导也缺乏深入实际的能力，所以对这种突变的危险性还认识不够。再加上不断有干部带头离队，男女的对拉离队这个特殊的因素，以及敌人的诱骗和家属的劝诱，不愿倒的也倒了。

在经历了十几年的武装斗争低潮的艰苦考验之后，武装斗争形势还未见好转，而且大家都会预想到还会面对较大的困难情况下，要避免这次离队事件，看来确实是不容易的。

边区基地，由于武装力量的分化淘汰而遭到一次大的挫折，但只要我们能够采取更灵活的战略战术，我们还是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的。特别是为了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的胜利坚持与开展,我们一定要百折不回的把边区基地建设坚持到底。

第七节  对在边区与国内建立武装斗争基地的总结

一、关于建立基地的正确性

在遭受1973年错误路线的打击和破坏之后的头三、四年，我们大多数的武装力量是集中在华区巩固和保存。但是继续坚持华区下去，那时的群众工作是很难开展，经济的困难也已突出来，而且还要面对不断的分化淘汰和流血牺牲。如果把一部分力量派去开展新区(指第四省)工作，又因缺乏领导和活动能力(主要是前者)而不敢作出决定。或者加强民族区的活动，而民族工作也不易开展，又有粮食问题的作梗，所以对巩固和保存武装力量，也难於发挥有效的作用。至於建立基地方面，多数同志都能体会到建立基地对於巩固、保存和发展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多数同志也能积极响应建立基地的号召。实际上建立基地已成为对同志们战斗的有力号召，鼓舞的有力武器。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走上建立基地的道路是人心所向，是势所必行的。

现在再回顾过去，当时不走上建立基地的道路，也找不出别的更好选择，所以1977年九 一九会议关于建立基地的战略决策应该是正确的。

二、关于建立基地的作用与影响

建立基地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是：(1) 有利武装力量的巩固、保存和坚持，也延缓了武装力量的大分化淘汰。如果当时不把主要力量用于建印尼边区与国内基地而用於其他方面，我们不仅不可能有较大的突破革命的发展，还可能面对更大的粮食与经济和活动力的困难，苦与死的考验也相对大，革命前途问题也可能更早的被提出来，所以武装力量的巩固和保存将会面对更大的打击，大的分化淘汰也可能更早出现，同时革命武装斗争也将会更早的走向更低潮。(2) 更自觉的掌握基地的武器。我们对建基地基地的内容与形式、规律与办法都有更好的认识与掌握。同时我们同志在山区的活动能力和利用森林的能力也有较大的提高。这对於武装力量的巩固、保存、发展和长期坚持，这对于开展民族工作和新区工作都创设了更好的条件。(3) 加重敌人的负担。我们走上建基地，敌人不仅要对付华区，还要对付活动于更广泛得多的民族区和印尼边区的武装力量，这使敌人在军事与经济上的负担就不能不更大更重。(4)对华区斗争的有效配合与支援。开始建基地之后，减少了华区同志和群众的负担，也带给了他们更多的斗争鼓舞;还有部分华区同志当巩固有困难时也转到基地巩固，但基地却为敌人加添了更多的军事与经济的困难，这对华区斗争起了有效的配合与支援作用。

建基地不能像希望的发挥作用，主要是武装斗争形势不断的低落;另一方面，是基地不能打退敌人的进攻，不得不过不稳定和艰苦的生活，对革命群众没有吸引和动员的作用。建基地不但起了正面的积极作用，也起了反面的消极作用。由于从领导到普通同志，对建基地都有不切实际的过高寄望，所以当武装斗争形势和基地的建设不如想像的好时，也容易对基地和武装斗争的前途产生悲观的看法，再加以基地生活艰苦和较脱离现实社会群众，反过来又会加剧内部同志的立场问题，以致助长了武装力量的分化淘汰。

经过好几年的艰苦奋斗和创造性的实践，已证明在当时的国内外革命形势下，特别是在敌强我弱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基地建设是能延缓武装斗争更低潮的到来，而要结束武装斗争低潮，并重新使之逐步走向高潮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建立秘密基地，而秘密基地对内部同志对群众的鼓舞和吸引力都不大，也就不可能有力的促进武装斗争的巩固与发展。

三、关于建立基地的经验教训

我们用了长达八年的时间和用血汗换取的重要经验教训是:(

1)凡是一种新的战略试验，必须先派少数精干份子去创造经验。我们这次在建立基地上，由于各种困难，典型经验还未取得，就许多人都来参加建设。这种做法是会增多工作的困难和危险，是一种冒险的作法。(2)一种新的战略任务刚提出，大家容易产生过高的寄望，但当实际遇到困难与挫折时又容易产生悲观失望和动摇。领导者必须对此有先见之明。(3)在敌我力量对比还没有产生较大转变之前，边区基地适合突击搞，搞了就要及时作战略转移,否则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4)当时的基地必须建立在较方便依靠森林和依靠群众的地方，同时还须注意搞好基地内的物质和政治生活，才能使基地多发挥积极的作用。(5) 必须灵活的使用基地的各种形式更好的为武装斗争服务。

四、关于基地建设的前途

我们要坚持武装斗争，就必须同时坚持基地的道路。在当时情况下，就必须在坚持建立秘密森林基地的同时注重创设条件和灵活的建立公开森林基地，进而建立群众区(山区)根据地，以便逐步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

第八节   武装突击队向东北挺进

向东北主要就是向第四省挺进。而向第四省挺进，对于我们的武装斗争是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主要的意义是：(1)使北加革命武装斗争向前大踏一步，为把武装斗争推向汶莱、第五省和沙巴，搭起了一座不可少的桥，使武装斗争开展到全国去，不先开展第四省武装斗争是不可能的，因此开展第四省武装斗争尤为开展全国武装斗争筑起一座战略桥，同时还可能影响汶莱和沙巴人民的革命，促进汶莱和沙巴的形势发展，也为实现我党对汶莱和沙巴革命运动的领导创设了更有利条件。因此，从长远讲，第四省武装斗争的开展，不但为将来可能出现的首先解放砂拉越的战略目标跨进一步，也为将来解放全北加跃进一步。(2)对巩固和发展原有阵地的革命和武装斗争起重大作用。首先，第四省是敌人在砂拉越的经济命脉，也是马来西亚最重要发展区之一。地处北加中部，与汶莱、第五省毗邻，靠近沙巴，是敌我必争的战略地。第四省武装斗争的开展和发展对马来亚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它们必然相当重视对付，这不但增加了敌人的困难，也会减轻原有阵地武装斗争的压力，使原有阵地武装力量的巩固、保存和发展更有保证。其次第四省武装斗争的开展和发展必定有力激励和鼓舞原有阵地的同志和群众，使他们看到革命的新希望和前途，有力增强他们的信心和积极性，从而更好促进原有阵地革命斗争的发展。总之，第四省武装斗争的开展，不但会促进原有阵地革命的发展，更使原有阵地的革命武装斗争立于不败之地。(3)是创造和迎接新的革命形势的重要一步。第四省武装斗争的开展使我们的武装斗争得到更广泛开展，使武装力量在砂拉越的大部分有了活动，这在国内外(尤其国内)都会提高我党我军的声势。加上也会使我军得到新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援，因此，使我们更有可能创造新的革命形势。随着汶莱独立后出现的新形势，我们就更有可能加以利用。(4)是建立国内武装斗争基地的好地方。第四省地广人稀，而且高山峻岭，交通仍不什发达，是建立国内武装斗争基地的好地方，是保存、巩固和发展革命力量的好地方。

总之，开展第四省武装斗争不但对当前有重大意义,对长远也是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此它是我们最重要的战略任务之一。

自1971年来，我们同志先后去第四省开展了六次工作。同志们这种革命大无畏精神，实在令人钦佩和值得学习。虽然其中一次，我们深入到民都鲁市附近时，牺牲了六位同志，但留下来的八位同志却胜利的在民都鲁地区坚持了半年多，为我们进一步开展第四省武装斗争创设了有利条件。过去六次的工作意义是深远的。我们决心高举武装斗争伟大斗争，踏着先烈们的血迹继续前进!

在1982年边区会议之前，主要是考虑到不能派出具有长距离活动能力和长期坚持独立工作的领导干部，所以没有正式决定向东北和第四省深入挺进。

但到了边区会议,由于为了革命斗争的巩固、保存和发展,为了创造国内武装斗争基地，为了把革命斗争发展到全北加去，也为了创造和迅速迎接新的革命形势，我们已经是很必要向东北挺进的了。也考虑到当时向东北挺进的民情(人民群众的同情支持)、地形(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敌情(敌人无法有效阻止我们的活动)以及我方的领导力与战斗力诸条件之后，我们认为是已具备了向东北挺进的决心。因此，边区会议通过了向东北挺进的决议。

边区会议作出了向东北挺进的决策后，我们开始积极准备向东北进军。1984年2月12日，东北突击队在王连贵的直接指导下宣告成立，并在怀武(俞诗东)和星火(刘华荣)同志的直接带领下於2月18日踏上东北征途。它头几年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一、依据实际可能对东北的重要地区进行战略侦察;二、根据实际情况在恰当地区立下脚根;三、准备好条件以迎接更多同志参加工作。

反动当局对我们开展第四省工作是十分仇视的，所以它千方百计妄想消灭这支小小的突击队，它制造种种困难阻拦我们向东北挺进。三月底，突击队刚踏上第四省土地的第一站-达斗河流域就遇到敌人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两个月后，即1984年5月敌人又在达斗河流域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动用兵力达五百人以上(敌兵放出风声说动用二千人)，妄想乘我们立足未稳，把我们逐出第四省。三年里，敌人除了不断加强其在第四省的军、政组织和心理战，其中央和州的军警头目濒濒走访第四省，出谋划策对付外，单就开展的军事行动就共有八次(包括三次较大规模的围剿)。敌人每次动用兵力都在近百名，其中三次围剿在五百以上，围剿时间最长达三个月。

根据敌我双方以及地形、民情的情况，我们从公开、半公开和秘密形式相结合采取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有时兜圈子，有时急进勇退，有时舍近取远等灵活的战术，在群众热情帮助配合下，敌人的军事行动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不但不能阻挡我们向东北挺进，反而扩大了人民军的声势。

三年里,我们接触了一千二百多名各族群众,其中包括华、伊、巫、加央、肯雅、普南、卡达山、吉卜和巴拉弯等九个民族。他们中有来自马来亚、汶莱、沙巴以及砂拉越各省(第二省除外)的不同阶层群众：除大部分为工农群众外，也有少数社会上层份子和政府公务员。在所接触的各阶层、各民族群众中，绝大部分给予我们热情友好的、不同程度的支持和帮助，有小部分群众对我们长期坚持武装斗争予以高度赞许和非常积极的支持，没有一个表示反对，仅有两个华族群众表示冷淡，不予理睬(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只管肚子，你们走你们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接触的群众中，约半数是伊班民族和少数民族。伊班民族普遍对现实不满，给我们尽力帮助，有不少群众更明确表示：“我们是反对政府的，但苦於不知该怎么做，有你们作领路人，那就好了。”而其他少数民族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更加热情、友善，也具有相当的政治认识。华族群众一般政治认识有高的一面，多数群众对武装斗争有明确肯定,但也有一定数量群众肯定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和给予不同程度支持外，又对武装斗争前途持较消极态度。

在我们向东北挺进之前，除对格盟那河西南部分地区(如实巴河)的地形、民情有一些了解外，其余是未了解的新区。但在人地两生，又有强敌阻挠的情况下，三年里我们同志还能行程约二千四百哩，登上砂第二高山峰顶-姆禄山(国家公园)，俯看祖国美丽河山，并游览了砂第一大湖-布奴湖(位于巴南河一支流上)。足迹遍布第四省大部分地区(包括所有的大河流和中等河流)和第七省布拉甲河流以及汶莱部分地区，而我们同志的物质生活却相对丰裕，也有相当充足的休整时间。这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军是有生命力的，各族群众是会欢迎和支持我们的,也体现出在当前形势下，坚持长期武装斗争还是有条件的。

这一次东北突击队的胜利向东北挺进，对我们的武装斗争是有着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的。它的主要表现是：它广泛的宣传和影响了群众;它增强了我军长距离活动的信心和提高了长距离活动的能力;它完成了战略的侦察;它为了新的战略部署和战略转移创设了条件;它为了把武装斗争开展到别的邦去创设了条件;它更证明我军是有长距离活动的能力的。所以，这次突击队的胜利是很有利于武装斗争的坚持和发展的。

这次在东北突击队，从出发到重回老区联络，整整长达三年，它是离开老区独立活动最久，活动得最广、最深入，又受老区大分化淘汰的打击，但它还是很出色的完成任务，这确是难能可贵的。

从实际需要出发，我们早就应把武装斗争深入发展到第四省去，但从这次胜利的突击中也可看出，如果过早的去开展，还是有可能遭遇到不小困难的。

1987年，我们的武装力量又作了一次新的战略部署，即把武装力量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洪楚廷带领坚持老区(拉让江地区)的斗争，一部分由王连贵带领开展新区(主要指民都鲁和美里)的斗争。

再经过新老区三年多的奋斗，显示都能坚持下去，而且新区已活动到了林梦河。还吸收了六位男女普南族青年参军(其中四位是本南族)。实际上所面对的困难也不算大，只是少数人坚持长期斗争，精神压力日益增大，斗志也日益被削弱。

第九节  围剿与反围剿斗争

在武装斗争进入了低潮之后，革命武装斗争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情绪也转为低沉，但整个反动的军事力量还是得到加强。即使在整个“拉让江保安区”，在对付人民武装力量上的军政组织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对付的正规军仍然保持六个营，只是战斗力稍为差些而已。

在十多年的武装斗争低潮中，敌人对我们的军事进攻，总方面是加强而不是削弱，几十名、几百名的军事扫荡和围剿的次数是算不清的。在东部单是大的军事围剿就有三次;第一次是对拉让江下游第三分区而发动的;第二次是针对印尼边区基地而发动的;第三次是针对拉让江下游的部分华区而发动的。以下是对九 九围剿和四 一四围剿的简介。

对九九围剿的简介

敌人这次发动对拉让江下游三分区的围剿，这跟这个分区的华伊地区相对加强活动和购买物资的暴露是有密切关系的。

1975年9月9日早上，敌人开始宣布实行全日戒严。戒严后开始进兵，主要的兵力布在华区的东来和南舌坡，诗巫路十哩伊班学校也驻了约百名兵和置放两门炮，戒严地区的周围各坡和重要地方一般都驻有个别股兵，形成包围圈。这次围剿的兵不是很多，大约是近千名。12日下午四时半用直升机指挥轰炮，以后经常轰炮，白天、晚上都轰，有时只有晚上轰;轰炮不是乱轰，而是有一定范围和固定点。12日开始逐步放宽白天的戒严，但驻兵不退，白天晚上也不时有轰炮。10月14日又再度实行全日戒严，8日再开始逐步放宽白天的戒严，晚上还时有轰炮，但兵也还没有什么撤。10月20日之后，兵才开始稍微撤。从开始围剿至结束，约有两个月。

围剿开始两、三天后，敌人都没有发现我们的影子，就动手开始捉群众，起初在东来坡捉两三个，以后陆续捉到十几个，甚至捉到三十个，以后其他如南舌、东南、麻罗等坡先后都被捉到十几个，至少也捉了十几个伊班人，也有发觉个别群众怕捉主动去报自己以前有看到人民军。敌人对被捉的群众进行了恐吓、利诱和进行反动说教之后，绝大部分都放回。在被扣留期间，群众还吃得不错(据说吃的是从菜馆叫来的)，释放前还特别请一餐。这次敌人对群众虽动手压，对群众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是不可免的，但要产生大的作用还是不可能的。

敌人这次围剿中采取对我们进攻的主要办法是：(1)通过长期驻兵和粮食管制。围困我们以断我粮食，通过反复实行全日戒严(特别开斋节期间的全日戒严)使我们感到事态严重，通过长期轰炮使我们离开森林，以便使我们不得不作长距离转移,争取在流动中进攻我们。(2)通过长时间的戒严破坏群众的正常生活,通过捉群众榨取情报和迫害群众，打击群众革命的积极性和方便进攻我们。敌人在这次的进攻中，更重视

虚张声势和使用骗术。

在这次反围剿期间，敌兵的积极性不高，多驻扎和多在群众区巡逻而少进芭和森林搜索;群众虽然受到更大的威胁和迫害,但并没有给敌人予什么大的方便;我们是有准备的对待围剿，同时同志们在这次斗争中始终保持积极、乐观和无所畏惧，各单位的互相支援也做得很好，所以这次反围剿斗争以敌人的失败和我们的胜利而告终。

对四一四围剿的简介

敌人由于发觉我们在拉让下游的华区重新加强活动，敌人於1983年4月14日宣布对下游华区(首先与重点是在诗巫市郊的高山坡开始)实行从14-17日的全日戒严，开展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行动。这次围剿，敌人动用了约四千名兵力，持续了三几个月的军事围剿，可以说是空前的一次军事围剿。

戒严区，敌人的一般布兵及其活动情况。在诗巫路(戒严区那一段)，敌人兵布的相当密集，有的甚至在路旁挖散兵坑、筑工事，对于来往车辆盘查得很紧，登记与货物都查，而且是一路查几关，车辆前进好似乌龟爬行，搞得巴士车司机怨声载道，有的甚至不想在当时行驶那一段路。

在拉让江江边群众一带，敌人活动也很频繁，群众大路似乎敌人天天都有巡逻，并且也普遍上群众家查登记与查东西。群众还看到南门火车路，估计至少有800多兵进后山，在铁轨路上走了半天才完。

在拉让江中也有敌兵船停泊查船只、登记与货物。拉让江一带，只许群众上街买东西，而不许群众随便走动。有一个本地兵(穿青衣)对一个在路上跑的群众说：我们不会打你，如果穿花衣的兵碰到是会打你的。敌人在戒严开始时，沿拉让江用船以扩音器，向群众宣布戒严，并夸称共产党已被重重包围了。

在亚山河一向，只知道有一股敌兵驻扎于火车路码头处。这一边敌人活动比较不紧，还允许群众到菜园工作。

在森林里，我们有发现敌人跑的个别条路，但还没有发现其驻扎之处。初步看来，敌人在森林中不是搜索得很紧。

戒严区外的一般布兵情况。巴拉当路一带也有一些兵，从巴拉当以下到十六公司整个下游沿岸，各坡也都有敌兵驻扎、东南坡、南舌、东来、麻罗等坡和民族区一带也有一股敌兵驻扎与活动。东来后山的一片森林，也有几处敌人跑过的痕迹。

这次敌人对我们围剿而变成自相残杀，虽然我方跟敌人有遭遇2次，敌人还被我方打死一个，我们毫无伤亡。就是我们的物资，也没有一点损失，而敌人则至少有二十个被自己人打死和十一个受伤。敌人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陪了夫人又折兵。

这次敌人的自相残杀，自相火拼的事件，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敌人用和共产党驳火而遭击毙来掩人耳目，真是只手遮天,欲盖弥彰!

敌人动用了几千兵力，其势汹汹的企图把我们搞掉，到头来却助长了我们的威风，彻底暴露了他们的丑态。从这里，再次说明敌人只是一只纸老虎。所以，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机智灵活、依靠群众、勇于斗争，那么我们就能战胜敌人的任何军事围剿。

我们对付敌人的大小军事围剿，主要是通过潜伏或长短离转移的方式避敌锋芒;有时也有计划派出战斗小组在围剿区或区外主动开展战斗，但往往不容易派出，即使派出了，发挥的作用也不大。

从武装斗争高潮到低潮，敌人所发动无数次的大小军事围剿，直接造成我们伤亡的很少，从这方面评估敌人，敌人的军事围剿是很失败的。但如果从这些大小军事围剿所造成我们的困难与打击，从给我们的苦与死的威胁，而加速了斗争立场动摇和主动投敌的破坏作用就不能低估。敌人确实是通过压降，而不是通过打降的。我们是通过避敌而得到坚持的，而不是通过打而得到坚持的。

在过去的武装斗争中，敌人能够使我们伤亡和被捕的，主要是通过非围剿期间，通过敌奸或坏的群众掌握了确实的情报，利用我们活动必经的路线与进出口，才能得到好的成果。低潮以来，我们东部武装力量牺牲了十几位同志和被捕的三位同志，就是敌人采用了以上的办法而取得的。

第十节 杀敌夺武斗争

武装斗争低潮初期，在东部武装力量的各个支队都成立了战斗组或战斗队，并进行了一定的训练。曾於1977年九 一九会议后计划打一场大型伏击战，原因不能掌握到准确的敌情，同时又缺乏条件坚持等待，所以这一仗就打不成。后来前后各支队有主动派出战斗组25次，打上的21次，打死敌兵18名打伤22名，打死7个华族特务，打死两个伊班特务，并缴获一把猎枪，也打死了一个华人坏蛋。

进入武装斗争低潮以后，为什么不能突出杀敌夺武?主要的原因是：(1)人民群众对杀敌夺武要求不强烈，对于镇压盗贼和特务的要求还较多点，所以杀敌夺武难於得到人民群众有力的支持。(2)人民武装力量已经很弱小，而且还受到不断的削弱，以至越来越难，甚至很难派出战斗人员开展战斗。(3)同志们的杀敌夺武热情不高。(4)后来集中力量搞基地，敌人进攻边区基地时又因开会和藏粮大量被烧毁而错过了杀敌夺武的好机会。所以就造成杀敌夺武难於更好的突出和开展。

第十一节 敌我双方的策略战术

武装斗争进入低潮以来，敌人的主要目的是不断的削弱以至消灭我们的武装力量，而我们的主要目的是长期坚持斗争以迎接新的革命形势。敌人根据了它的主要的需要而采取的策略是：在政治方面，它坚持了国民阵线的组织形式容纳了各族的上层份子，释放全部政治犯，让“新村”人民得到更大的自由，力避尽可能不直接镇压群众，放宽公开合法斗争的控制，尽量孤立武装力量，并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控制在不至於突变的程度内。在经济上，更注重发展经济和开伐资源;使各族的上层份子得到更多的参与机会，例如在工商业，金融业和木材业等等方面。对广大的各族下层群众，也更多的搞点小恩小惠，以缓和人民的矛盾。在军事上，敌人更注重对群众实行威迫利诱，促使群众更多的去告密，造成频繁的军事扫荡和围剿不断的发生，这不但使我们难於密切联系群众，更使我们疲於奔跑。这使到敌人可以集中力量打击我们，而使群众不至於遭到打击，并使我们更陷于孤立无援。

而我们为了反击敌人的主要意图和坚持斗争到底所采取的主要对策是：(1)在巩固保存的基础上力争发展。(2)通过建设武装斗争基地更好的巩固保存武装力量。(3)派出精干份子，在游击区进行突击和广泛的活动。(4)在坚持武装斗争为主的基础上重视开展公开合法斗争。(5)在坚持老区为主的同时重视开展新区的武装斗争。这些对策虽不能够避免内部的不断分化淘汰的发生，但却使敌人在当时还没有办法完全消灭我们。

第十二节  武装斗争形势的不断走向更低潮

我们砂拉越的武装斗争基础本来是脆弱的，所以受到1973年投降路线的打击，所受的影响和破坏是很大的，是出乎意料的。就此，不论从森林或狱中出去的领导或同志绝大部分是长期消极不革命，几乎是放弃了武装斗争和狱中斗争就等于放弃革命;革命群众对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支持也随之向下滑落，能够再积极支持的也是很少数，而且以上低落的革命情绪是从未好转过，是不断的低落下去。

我们的敌人为了破坏武装斗争和巩固政权，又加速实行资本主义和大力开发资源(砍伐森林)，把人民群众吸引到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使我们越来越脱离群众。

在国际的斗争形势上，特别是1976年越南解放之后，爆发了中越自卫反击战、越南人从海上逃往国外的“船民”、柬埔寨波尔伏特暴政的被夸大和渲染，都不断的打击了共产主义的声望。到了1980年初，中国为了改革开发，更停止对东南亚革命斗争的支持，80年代末中国天安门事件，都使革命斗争形势更低沉。

在以上的国内外的革命斗争形势下，我们的革命斗争和武装斗争不断的走向低潮，这是不容易抗拒的。

第十三节  再坚持十七年武装斗争的意义

西部北加游击队单独再坚持12年，东部北加人民军也再单独坚持17年。再坚持武装斗争的主要意义与作用是：(1)使已建立的党军和统一战线不会彻底瓦解，保留一股革命力量，以便促进和迎接新的革命形势。(2)使森林和狱中出去的同志能更有尊严的生活，如果再受到镇压有退路和有人接应。(3)对反动统起一定的威慑作用，使它不能任性欺压百姓，而且还须加快加大对社会实行改良。(4)能够配合和促进公开合法斗争。至少统治者不那么放任压制公开合法斗争。(5)促使敌人和反动落后的土族，不轻易发动民族屠杀，促进和维护民族团结。(6)迫使敌人在很长时间内不得不集中主要的力量对付革命武装力量。(7)对东南亚的革命武装斗争起了一定的互相支持和鼓舞。(8)再长期的坚持武装斗争对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砂拉越社会，对革命的路线和战略战术会有更好的掌握。(9)更好的发挥了不轻易屈服与艰苦奋斗的革命和民族的斗争风格等。

以上这些意义与作用是不能抹杀的。再坚持武装斗争无用论，不是无知就是革命立场有问题，或是反动的论调而已。

第十四节  通过和谈结束武装斗争

在第一、第二次资本主义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所掀起的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的扩散，可是到了20世纪末，这个伟大的世界革命运动已是强弩之末了。1989年底，东南亚的革命武装斗争，在马共通过和谈结束斗争之后，仅有菲共和北共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在很孤立、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虽然面对这种困难，我们还坚持武装斗争的几十位同志，还能冷静不乱地关注研究时局的发展，还没有一位同志公开提出要放弃武装斗争，是难能和可贵的。

1989年12月15日，大马政府乘和马共签署和平协议的有利形势下通过砂拉越政治部主任林应良，托张和鸿送信给我们领导上环顾当时国内外的革命武装斗争的低落形势，对和谈的建议，使我们不能不认真的回应。

在当时的武装斗争条件下，我们上下级如果都有斗争决心，还是能够再坚持下去，甚至还有办法把武装斗争发展到沙巴去，但考虑到继续斗争的意义不大，斗争前途渺茫，取消斗争对群众打击不大，同志们的斗争决心也不大，再经反复的调查研究，才接受当局的和谈建议，以结束持久的反马武装斗争。

第一次非正式会谈在诗巫市召开，对方代表是大马副总监陈沛武等8位政府人员，我方是洪楚廷和卢友爱。在没有会谈之前，我们要求会见北共领导文铭权和马共代表，当局代表表示，可考虑和争取，但在会谈时对方代表都以藉口加予拒绝。

经过了4次非正式会谈之后，1990年7月16日才在民都鲁开始正式谈判，马来西亚政府的谈判代表是诺连麦(Norian Mai)、冯育开、查米尔(Jamil)和林应良，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的谈判代表是洪楚廷、卢友爱和俞诗东，还有双方同意黄理生和何瑞英为和谈协助人员。和谈正式开始，我方在会议上针对停止反马武装斗争提出了四大题二十项具体条件，经过四次会议的反复谈判和争论，政府方面只同意恢复我方武装人员的公民权和给我方复原人员的生活福利，其他的要求大都被拒绝。但谈判到了尾声，政府方面突然提出要我方解散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经过争论和斗争之后，只答应解散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第二分局。

当我方和谈代表向各自单位的同志们传达了和平协议之后，决定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以表示对和平协议的态度。在投票之前，洪楚廷和王连贵向同志们公开表示，只要还有一位同志要坚持下去，他们就会和他们起坚持下去。投票显示绝大部分同意和平协议，少数反对，但后来也顺应大家放弃武装斗争走向和平。

当和平的障碍被清除，双方决定於1990年10月17日在古晋伯特查耶部长大厦15层州行动中心签署和平协议。双方签署和平协议的代表，马来西亚政府的代表是砂拉越州务秘书 Tan Sri Datuk Amar Hj. Bujang，皇家马来西亚武装部、大马第二军区司令Mar Gen Dato’Abdul Manap Bin Ibrahim，以及皇家马来西亚警察，砂拉越警察总监DCP Mohd Ghazali @ Fauzi Bin Yacub。我方的代表是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第二分局书记、北加里曼丹人民军总司令兼政委洪楚廷与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第二分局副书记、北加里曼丹人民军副政委王连贵。砂拉越州首席部长兼州保安行动理事会主席泰益玛目也出席此和平签署仪式，并作为见证人。

《联合公报》是由州务秘书Hj Bujang在仪式上宣读。《联合公报》宣布如下：

马来西亚政府、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与北加里曼丹人民军联合公报

马来西亚政府与北加里曼丹人民军基於和解与和平的愿望，经过多次坦诚、深入的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从签署协议日起，北加里曼丹人民军将解散其武装部队，其所领导下的全体武装成员将重返家园，并得遵守马来西亚宪法，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参加社会的建设。

马来西亚政府将公平对待这些成员，并保证给予合法公民能应享有的一切权利，保证他们在马来西亚宪法范围内，自由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力。

二、双方确认，这项光荣的和解，将会促进马来西亚的繁荣、稳定和安全。因此，双方都应有严格履行协议内容的义务。

三、马来西亚政府与北加里曼丹人民军，一致表示，对一切为成功实现和平提供方便与帮助的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合作协议》是由代表马来西亚政府的皇家马来西亚警察砂拉越的政治部主任林应良和代表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第二分局、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的洪楚廷共同签署。签於1990年10月20日於古晋。

胜利的坚持了27年的砂拉越人民反马武装斗争，终於宣告结束。

附录一

重开家业历艰辛，汗水浇开胜利花

光荣的使命

重建边区基地是我们党在批判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产生的一项丰硕成果，也是党中央第二分局在1977年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9.19”会议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为了使北加革命健康胜利的向前发展。为了有效的保存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和更好的打击敌人。我们不能没有边区基地。响应党的号召，重建边区基地在“9.19”会议前后一段时间，成了我军指战员的一致呼声和急切愿望。在“9.19”会议期间所召开的重建边区基地的决心会上，同志们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花样百出，高潮迭起。这是我军在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出现后，所出现的罕有热烈动人的场面。有些同志(L支队长是特出的一个典型)。除了大会表决心外，还多设法说法有关领导能分配自己承担重建边区基地的光荣使命。

经领导的反复考虑和精心策划，重建边区基地的突击队终於宣告成立了。其成员有：L支队员(党代表)，志(队长)，JY(副队长)，W队长，EJ，YW，SH等八位(AK同志实际上也很快就参加了基地建设)，多少的寄望，谆谆的嘱咐，汇成了一股战斗的洪流，向著突击队员们涌来了。任务是光荣的，使命是繁重的。啊!党同志们请放心吧!我们一定要努力把边区基地来重建。让我们在边区地红旗下会面吧!这是突击队员们的共同誓言。他们多么渴望能早日踏上重建边区基地的征途。他们的心早已飞向那遥远的重建基地的地方，他们在日夜盘算著，思考著，构划著重建边区基地的一幅美丽的蓝图。

创业路上

随著边区突击队的组成，一场重建边区基地的序幕战也拉开了。上边区，建基地，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事情，路途的遥远，地方的生疏，再加上那是无人烟之处;粮食、工具、种子及其他所有的必须物质(较近的群众考虑到长期斗争的需要不敢碰)都只能从二十几天至几个月的背重行军的路程来解决。一个月的路程，单以米，每人每天二罐算，就已是二十七、八斤，再加上油烟，糖以及自己生活必需品，已是一个中量级女同志的负重量了。考虑到这些，领导上决定先组织了两次的运输任务。把一批物质运藏在适当的地区。

两次运输任务的顺利完成，紧接著就要上边区了。突击队员们满怀著喜悦和信心，在亲人们的深切嘱咐声中出发了。连同担负一段运输任务的四位同志，队伍总共是十二人。行军才一天，SH因中传染病，被送回出发点。再跑有一个星期的路程，JY同志也因病重而倒床。为把上边区的物资(特别是种子)准备得更加充分。同志们决定去找较近的群众。物资搞到了，JY同志的病未见好转，考虑到任务的紧迫，只好约好联络地点，队伍分批前进。於是EJ和LW同志就留下来照顾病人。此时运输同志也完成了任务倒回去。由于同志们在群众中活动的暴露，以及进出临时住点所留下的痕迹被民防队很快跟了上来，同志们分别后的第三天，当三位同志在吃午饭时，嗅到从山顶方向飘来的香烟味，于是EJ同志就从侧旁绕著上山侦察，才跑不远，已摸近住点的敌兵已与点内的同志相互发现了。一场为上边区重建基地的同志们饯行的“礼炮”就响了。两位同志安全脱险了，敌兵却给EJ同志从背后开枪射击来枪声而吓了一大跳。

驳火使同志们除了枪个吊带外，其他物质全部损失，这无疑给上边区增添了困难。LW和JY同志被迫倒回了出发点。EJ同志想到L支队长他们的人手不足，出于早日要把基地重建的强烈责任感，他不顾可能会面对断粮，单独战斗以及生活必需品的严重缺乏，毅然决然的开动起他那“飞毛腿”，向著L支队长他们前进的方向猛追。依据事先约定的路线和L支队开枪打猴子的枪声，EJ同志在驳火后的第三天一早胜利地与同志们结合上了。同志们看着他还是那么镇定自若，以及不顾个人安危和苦乐的精神所深为感动。当大家看到他呆带上还挂有几粒藤果时，问他在那么困难的条件还如此吝啬时，他笑了笑回答说：“要精打细算，还不懂会追上你们吗?吃了就没有了”，啊!多好的战士，他总是为革命想得那么周到。

部队是战斗的集体，是温暖的大家庭，为了解决EJ同志生活上的难题，男同志齐心努力，你拿衣，他送裤，又一个邀他共用一条毛巾。W医生则献出她的沙龙来当被，再加上还背有一块准备做衣服的布，吊床也就解决了。EJ同志的一些生活必需品也就顺利的解决了。

同志到来的当天，志已生病了。由于怕敌人可能会尾追而来，队伍只好又继续上路。二天后，同志们已来到了较深入，群众较少之处，在这背重行军的过程中，每人每天只吃二杯半(约一罐八分)的米。大家多么想能打到一条猪，一只羊或一条鹿。于是队伍就停了下来。第二天一清早，两位同志就出发打猎去了。事有凑巧，正当大家以高度的敏感密切注视著出去同志有枪声的时后，突然，传来了动物“噗，噗”的跑动声直沿住点跑来，只听得“砰”一声，这是志抱病开了一枪，眼看著美味的鹿肉就要到了嘴边，却眼巴巴望著它加速了脚步冲向了山顶。大家揉揉眼，多么希望那是一种错觉啊!

打猎同志空手归来，同志们的菜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除了一小珍生油，其他什么也没有了。考虑到长远斗争的需要，同志们还把大半珍藏了起来。在路上未有什么意外收获前，大家只好努力钓几条Ensulawan，又当菜，又做汤了。

二、三天时间过去了，这已是华人的传统节日──农历除夕了，常言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思亲是人之常情。共产党员革命战士，不仅思念自己的双亲和兄弟姐妹们，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他们也深深记挂著全国二百万受苦难的同胞。多少年来，我们没有和家人团聚过，有时由于工作，敌情等的关系，连过年也没想起，没有遗憾，没有惆怅。但是今年是重上边区建基地的第一年，有著特殊的意义，虽然条件还很差，大家都同意争取过个有点像样的年。于是跑了半天，队伍就停了下来，经过同志们的满山搜索。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同志们抓回一只乌龟，一条四脚蛇，再加是那半路上没舍得吃掉的半包冬菜，这个年可也荤，素齐备了。使到大家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当晚还只吃上粥(考虑到长期斗争的需要)大家就开玩笑的说：“L老板实在是吝啬鬼，大年晚上还叫我们吃粥呢!”可是，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的物资生活状况，又有谁不认为确是过了一个丰富而高兴的年呢!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点”，后来就取名为过年“点”，这条河也就成了过年河。

半天的年假过去了，同志们的年龄各自都长了一岁，也许是大家都更老于世故，还是越来越接近了那建基地理想的因素。大家都以更喜悦的心情踏上了新的征途。当晚，队伍就到了过年河的河尾。看著那一群群游荡的鱼儿，怎不令人心中发痒呢?啊，是时候了，应来一手吧，有那位同志心中不这麽想的呢?第二天一早，大家就严阵以待。只听得队长一声令下，队伍就像箭出弘般射响目的。“白药”果真是威力无穷，只见那矫健的鱼儿，虽试图死里逃生，但却都束手待毙了。抓呀，捞呀，潜呀!这时已是日中偏西了。“白药”也感到乏力无为了。此时，鱼儿已抓有百多斤，应是丰收了，于是就鸣锣收兵。

望着那成堆的鱼儿，有谁不想快点尝一尝呢!特别是早已有一段时间物质生活都在“赤”字中过的同志们。更具有多少诱惑呢!为了慰劳同志们一路的辛苦劳动，更是为了慰藉好久来常在“造反”的肚子，大家七手八脚的捡了一大锅的小“白令”。果然，“白令”不愧是有名的上等鱼。大家吃起来又香又甜，没有一顿功夫，五个人就报销了一大锅，真是美美的一餐。这也算是上边区的路上的第一顿大餐。也是游击战士的一项乐趣吧。同志们干了一大锅，余下的就熏了以备长期之用。

经过加补，大家都想第二天一定会跑得更轻松，更快，没想到，队伍一出发，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感到胸闷，脚抽筋。本来跑在前面，而又有“飞毛腿”之称的EJ同志都成了“殿后将军”。平常只需二、三个钟头的路程，却花上了一天的时间。真是快活了肚子，辛苦了腿，欲速则不达。会出现这种苦状，据分析，是我们违反了科学饮食规律。一次吃过多的蛋白质。蛋白质大量吸取了血液中的氧，造成了人体缺氧的结果。

呀，同志们，我们已上了边界山脉了。随著前面同志们的喊声，本来已跑得气喘吁吁的后面同志，就像运动员要夺金牌一样，一口气冲上了山头。上了边界山脉再往南跑，就是那异国之乡。面对那养育我的可爱祖国──母亲，在这即将分别的时刻，有多少的话儿涌上心头，又多么想能多看几眼呀!面对著那江山如画，广阔无边的祖国大地，有谁不愿尽情享受一番。在那即将到达日夜渴望的建基地理想之处时，又有谁不心潮澎湃，激动万分而想多府看几遍呢?做为一个真正的北加共产党人，在进入那异邦之时，又那能不低声呼唤：“可爱的朋友们，我们对你们无私毫的野心，为了北加的独立解放，我们不得不远涉千山万水成了你们国家的不速之客”。总之，一切离别之恋，胜利之喜，入侵之疚，构成了同志们非常复杂的心情。

踏上印尼国土，为了证明地图里的一条河的确实位置，队伍只好沿河而下，这条河是很难走的，有时须绕过深潭，有时须避过悬崖绝壁。为了少走冤枉路，一些还勉强可走的绝壁，同志们也爬著过，上上下下，攀树枝，抓树根，又费神，又劳累，使到大家都感到很辛苦。但是，谁也会领会到这是唐僧往西取经必经火焰山之路。因此，谁也没有发怨言。一次L支队长在过陡壁时，脚下一块石头却开起玩笑来，来个顺势跑动。这一跑，可就苦了L支队长，他竟成了“落汤鸡”。这有什么办法呢?没跌伤已是幸运了。但弄湿了东西也是辛苦，只好擦一擦东西，扭一扭衣裤，队伍又继续前进了。没有过多久，EJ同志也来个依样画葫芦，当他爬起来时，一摸口袋“哎”不见了打火机，打火机在那无人烟地带是有著多么特殊的意义。这一下可把他急坏了，还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望潭兴叹。后来，无意中打火机在他的背包里找到了，可这也是一场虚惊。

沿河像蜗牛爬行了三天，队伍就插向山顶，经过一段路程就看到了一块相当大的平地。于是，大家就像炸锅似的议论开来。有的说：“这离边境已有一段路程了。”那个又说：“地平好种植，要找更好的地方恐怕不容易了。”L支队长考虑到今后生活上的方便，还是决定下到大河边去，找个更加理想的地方。

此时，跟国内同志联络的时间已到了。只好留下L支队长和EJ同志继续向著目标前进。其他同志则倒回国内。当L支队长和EJ同志下到TEKALAN大河时，也许出于慰劳和款待一下千里迢迢的来客，两人一钓一抓，竟钓上了几十斤重的“大白令”(约3、5斤一条)，可真是口福不浅。

经两位同志的耐心寻找，反复比较，考察。最后终於在1978年2月18日找到了那梦寐以求的理想之处。2月19日，两位同志怀著激动的心情砍下了这次重建边区基地的第一棵大树，这是一个具有多么深远意义的日子。为了纪念这历史性日子，这一带生产地就统称为“2.19”生产地。

辛勤的劳动，多姿的生活

三省的边区远离内陆，听不到鸡啼狗叫，更不见那袅袅炊烟，有的是百鸟的歌唱和群兽的嘶叫怒吼声。边区没有胶芭，椰林和椒园，举日望去尽是那长满原始森林的群山峻岭。这在今天的文明世界里，也许有人认为，要在这样的地方生存下去，非靠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不可。否则就是去敲那地狱之门。但是，有谁知道，就是在这样使到有人感到“恐怖”的地区。北加英雄儿女们正在向自然界，向著“马来西亚”敌人发出挑战。他们不仅要在边区生存下去，而且还要把它建成为有效的战略基地。

要把理想变成现实，要叫荒山野林长出粮食来，就得靠奋斗，没有劳动的汗水，智慧就不会有劳动的成果。L支队长和EJ同志一选择好地方，没有休息，连个睡觉的地方也胡乱的找在较近的斜坡上，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们没有鲢锯，有的只是斧头。用斧头砍大树，在一般强壮劳力中，还是重活，何况两位同志两位同志在物质生活不足的情况下，已是整个月来艰苦行军，再加上EJ同志毫无砍树的经验，难处就更大。“以尽快速度砍上一片芭，种上粮食”是他们两人共同的心愿。一个以至数人环抱的大树一棵棵倒下了。成排的小树也伏在地下，一片有著半依甲的地砍成了。这是他们发扬了连续作战和勇敢拼搏的结晶。由于急於种上农作物，等干了才烧是不行的，于是就用硬功夫，有的烧，有的搬，经过十几天的努力，第一批种子终於在两位同志的良好祝愿下，下了土。

出去联络的同志于3月8日来到了生产地，当他们一眼望去，生产地种子已破土而出，长出了不同高度的嫩芽，他们无不感到喜悦和感激。他们无不为这两位同志忘我劳动的精神所感动。

回来的同志不仅带回了一批物质，也带回了AX，LW，SH。这无疑为边区基地的建设增添了生力军。特别是有著过去边区斗争经验，而又闻名全军，名符其实的“猎手”──AX同志的到来，更为大家战胜困难增添了信心。

建基地是一项光荣的战略使命，是要准备更多同志的到来，这一点大家都很自觉的感到不多搞几块芭，不种上好一批粮食是不行的。这是检验每个同志建基地决心的好时刻。于是男同志就挥斧出阵，砍大树;女同志也不甘示弱，她们除了包办厨房工作外，也挥刀助阵砍起小树和丫来。创业是艰苦的，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半碗米加上一些肉煮成了“肉粥水”，这就是这一段时间砍芭的口粮。每天在上午九点和下午三点左右，砍大树的同志就开始感到肚子饿。这在当时还是属於“严密”(同志间极少讲)，空著肚子干重活是很辛苦的，有著这方面经验的人是会体会到的。为了基地的早日建成，大家没有喊苦叫累，更没有人要提早放工。在这期间，同志们都瘦了，EJ和志都病倒了(后来EJ同志以顽强的毅力，抱著颇重的病，跑去国内联络)。L支队长的手也因锯齿插到而红肿，他仍然轻伤不下火线。时间是宝贵的，时间就是胜利。此间同志们总是起早摸黑，有的同志甚至中午吃饭后就上工地去，晚上睡起觉来活像条“死猪”，真是为基地拼掉老命心也甘。

经过二十多天艰苦连续的奋斗，上边区建基地砍芭的初期“工程”算是完成了。后来过了好几个月才砍的园地连先前L支队长他们砍的一块，总共四块，约八依甲。进国内联络的EJ，志，LW，SH准备出发了，仅留下的四位同志又投入了紧张的烧芭和清理树枝和园地的管理工作。

打猎解决肉食是边区物质生活的一个重要来源，有时则是主要的。在初上边区，自己生产的作物未能供应时，其作用更是十分明显的。带来的粮食非常有限，即使每天吃上半杯米，大家都感到很可惜，何况仅靠那半杯米与同志们的身体实际消耗量也还有一段距离。因此，解决肉食是同志们不能忽视的。此时由于季节的关系，猪是很少的，同时，同志们也很吝啬，花很多时间去解决肉食。也许是出于血缘关系或是为了观赏一下奇特的，从未见过的动物。每隔数天，总会有一至二条的猩猩来到园地周围，或是俯身探望，或是折木相戏。由于猩猩是脸向著人，而折的木是丢向后面，所以是打不到人的。一次，吴医生由于单独离开园地到较远去捡“山花生”，不料，才捡几粒“山花生”却给躲在树顶上的三只猩猩看到了，它们向著她进攻来了。这可把吴医生吓坏了，打枪，怕打倒一只，被其他两只包围起来，只好拼命往回跑。这可激怒了L支队长，只见他举起Sten枪，扣上一粒，猩猩被打中了一只，可惜没有死，躲到大树尾打不到，想等它下来再打，不料当晚下雨给溜跑了。其余两只就慌忙逃跑了。因此，在建边区基地的初期一、二个月猩猩成了同志们解决肉食的主要来源。同志们说：“猩猩虽然不好吃些，但却也为我们初期基地立下了血肉之功，真是有朝一日，我们也应为他们立个功碑呢!

边区广阔天地，我们数位同志生活在其中，就如沧海之一粟。确有使人感到人少之寂寞。但是也有使人感到热闹之处。除了上面所谈到的猩猩常来访外，同志们的周围还陪伴著数不尽的飞禽走兽。每当东方露出了鱼肚白，繁华的市区也许是人们感到吵杂烦恼的一天生活的开始。边区的同志们正被那清鲜直透心脾的空气所笼罩。聪明的Enpaliau(一种猴子)也定时发出了叫声(听说它们如预感到下雨是不叫的)来唤醒沉睡的大地上的朋友，各种鸟儿也争相书展自己的歌喉，唱出它们最好最美的歌儿(也许是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想，精神特别好的原因)。紧接著也就是人们一天生活的开始。每当同志们辛苦砍倒一棵大树时，四面八方的“阿好“鸟和猩猩总是争相发出自己高吭的呼叫声。这也许是在为建基地的人们能胜利的砍下一棵大树而喊好叫妙。再结合著同志们的附和声，简直送给组成了自然界中一曲动听的交响曲。

伴随著基地砍芭任务的初步完成，生产地周围的果子开始逐步的成熟了。最初每人每天只能分到数粒的“丹杯“，据一位老同志说，本来就有一种橄榄熟了是红的。采下来，不必烫，放它几天就会熟了。同志们果然照办了，吃起来都是粉状的，但大家不疑有他，都兴致勃勃保存起来。结果有的同志吃了却喊起肚子痛来。却是麻烦了卫生员。这为初上边区的笑话谱中增添多了一分笑料。(实际上这种橄榄熟了也是黑的，亦要烫才能吃)。

再过一小段时间，大批的果子成熟了。主要是Kemayou，丹杯和山番薯，山猪也开始多了起来。能不能完全靠肉和果子过活呢?大家没有实际经验，是有顾虑的。我们的祖先长期来一直以米为主粮。今天我们完全弃之，胃能行吗?营养会怎样吗?为了基地在粮食上早日实现自力更生，其意义不仅能减轻运输上的困难。对于基地能早日发挥它作为战略基地作用，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尝试，大胆的尝试，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理。何况我们的实践是有一定根据的(如猪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磷、钙，果子一般上含有维他命C、糖类等)。最初几次，有的同志感到胃胀、胃痛、腹泻等，但是不能就此停止，经过不同时间的坚持以肉食和果子为粮食，不仅对身体健康无害，(也许会使身体缺乏某些方面的东西)。但是同志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到有肥胖的现象，以后在工作体力也更充沛。从此，基地就告白了以米粮为主食(极短时间内还会有)的时代。这个粮食上的重大突破给同志们坚持基地战斗增添了新的信心。

边区的鱼儿是久负盛名的，边区的鱼儿肉嫩而甜。听起过去边区老同志讲起吃鱼的故事。确有余味数年未散之感。听者亦有垂涎欲滴之欲。因此，同志们上到边区就跟鱼儿结下了不解之缘。上过边区的老同志当然跃跃欲试，再尝美味，未上过边区的新同志，也蠢蠢欲动一试佳肴。除了上面谈到的EJ和L支队长一次就钓得十几斤外。同志们初上边区的几个月就已打上几次丰收战。这时边区的鱼儿是很容易上钓的。不仅晚上能钓，同志们多数是白天去钓。随著一次次，一条条三、五公斤的“白令”被钓了上来，这是人的感情上一种多么好的乐趣，美的享受。这种滋味恐怕非笔墨所能形容。只有垂钓者方能领略吧。边区的鱼儿虽然比不上陆上的野味，为边区的基地重建工作立下了“丰功伟绩”。但在调节同志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上的乐趣也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也将为同志们所永远怀念。

AK同志不愧是一位好猎手，到达基地的第一天，打猎的重任就“历史性”的落在他的身上。初建基地时，由于创业，各种工作都待解决。同时L支队长时间是抓得很紧。打猎往往几天才安排一次，但是AK同志不负所望，经常一天内都能打上一、二条猪。

附录二

旧区有哪些革命武装斗争经验值得吸取？

- 探史

我们已进行了十几二十年的武装斗争，也已经积累了许多的斗争经验，能够认真的予以吸取，一定是能够减少挫折和多争取胜利的。现将值得吸取的经验，概括如下：

一、必须首先实行战略侦察和战略部署

一个地区要开展武装斗争，没有深入全面的战略侦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战略部署;没有正确的战略部署，就不可能胜利的开展和坚持武装斗争。所以实行战略侦察与战略部署，是开展武装斗争最首要的工作，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在战略侦察，我们必须对可能开展武装斗争地区的政治(群众的觉悟性和人口的分布等)、给养(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和部队的给 养条件等等)和地理(地形、交通与周旋的广度等等)各方面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才根据我们所调查了解的情况来决定我们的部署。在当前，凡是地处重要，群众众多，又方便周旋和联络的地方，都可能   成为我们的战略区。

我们在拉让江的中游、下游和OMT军区的能够长期坚持，这是和正确的战略部署分不开的，是值得参考的战略部署。

二、必须实行多方的结合

我们的武装斗争必须实行多方的结合，例如：实行边区和 游击区，边区与国内，沿海与内陆，城市与农村，华区与民族区，老区与新区，边搞与边打，民运单位与战斗单位，固定与流动，国内与国际统战，武装与非武装的结合。只有实行了这些结合，武装斗争才有深厚的基础。我们的军队才不致被打垮，我们的武装斗争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还必须注意的是，武装斗争已经搞起来，必须坚持以基地为主而以游击区为次，以武装斗争为主而以非武装斗争为辅，才不致丢掉革命的根本，并有效的避免重犯上严重的错误。

还有，我们的武装斗争，仍然主要处于武装宣传组织群众的时期，一般必须以搞为主而以打为辅。在打方面，对杀敌夺武必须讲究适当时节制，才不致遭敌过早过大的镇压：要努力避免在有群众基础的地方打仗，才不致使群众基础遭受过早过大的破坏，对杀敌特须严格控制，而且对不是罪大恶极(具有血债)和民愤大的(群众要求处决)的应避免处死;对革命群众和革命家属变节通敌的，必须采取相对忍让和从宽处理。

三、必须灵活的实行战略进攻与战略退却

今天我们还是处在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极悬殊的情况下，武装斗争突然在一处取得显着的成织，必定迟早会遭到敌人的进攻。所以我们必须善观形势的变化，灵活的实行战役或战略的退却，并把主要的力量及时转移到别的或新的地方去活动。实行又坚持(留下必要的少数精干)又转移，又退却又进攻的战略方针。这对於坚持和开展武装斗争，这对於避免过早和不必要的损失是很必须的。

在过去由於我们还不善于灵活的使用战略进攻与退却的武器，致使  基地的退却上犯了取消主义错误，对国内的战略进攻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结果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这是我们必须引以为戒的。

还有华区是初期武装斗争人力物力的最重要来源，所以当华区的武装斗争发展到可能遭受到敌人的疯狂反扑与严重摧残之前，我们必须适时的把必须的武装力量转移到民族区、边区或别的新区去，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不懂得灵活实行进攻和退却的军队，就是一支愚蠢的军队。

四、必须发挥森林基地对山地民族工作的堡垒作用

我们的武装斗争离不开山地民族的支持，而山地民族工作也

离不开森林基地，在当前只有通过武装斗争和森林基地，山地民族才能更好的被动员，而同时山地民族工作也才能更好的巩固发展。

五、必须实行自动淘汰

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武装队伍内部总难免会不断出现分化淘汰。但我们让武装力量自动淘汰总比1973年通过谈判主动送出去为好，因为那样的送出，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投降，会更大的打击我党我军的声威，更大的打击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反而助长反动气焰，以致造成革命更早更大的损失

六、必须注意的两点

我们也反复的体会到，政治和经济是武装斗争的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谈武装斗争是空谈。但搞武装斗争不搞点杀敌夺武，也不算武装斗争。我们也深感到政治是最大的军事。所以还必须依据实际的情况摆正它们之间的关系，避免左右倾的错误。

我们也反复的体会到，森林是半封建半原始殖民地社会武装斗争初期的摇篮;然而，又要能够解决粮食的条件下，武装力量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必须很自觉的依靠和利用它。

今天我们去开展新区的武装斗争条件与时机已成熟了，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注重灵活吸取旧区的斗争经验和针对新区特点并灵活的与创造性的应用，无疑地，我们必将会把新区工作干得更出色。

1983年10月1日

附录三

参加重建印尼边区武装斗争基地人员

(1978年2月19日-1985年12月26日)

1.洪楚廷(学群)

2.温贤定(杨会强)

3.Ubong Ak Nuing

4.刘小雄(学东)

5.林其清(怀军)

6.张锦兴(征远)

7.蔡安明(华联)

8.陈光德(毅坚)

9.刘添福(志明)

10.余汉文(保国)

11.张淑英(张秀琴)

12.陈世灿(江晖)

13.王伟忠(思武)

14.吴德芳(学英)

15.吴德松(爱国)

16.刘昌心(志坚)

17.杨省智(红军)

18.卢宝芸(永红)

19.张瑞泰(高岩)

20.方孝章(耀武)

21.许月珠(立远)

22.毛巧英(一心)

23.黄广清(灯原)

24.陈日强(勇斗)

25.李碧云(小李)

26.卢美珠(小兵)

27.池贞芳(穷红)

28.刘爱莲(立武)

29.叶绍国(毅强)

30.吴松花(承志)

31.杨祖华(学军)

32.蔡美英(思英)

33.黄珠英(立志)

34.李家铿(李勇)

35.黄金凤(求严)

36.Serijin Ak Ubong(冲霄)

37.Aju Ak Ubong(武英)

38.范碧芳(连英)

39.郑玟凤(雪梅)

40.林政本(敢斗)

41.赖子发(思忠)

42.黄长安(强汉)

43.钱本兰(坚强)

44.谢水源(红兵)

45.黄美华(革红)

46.李瑞金(武波)

47.刘赛凤(兰青)

48.余清禄(罗丁)

49.洪惠莉(劲草)

50.吴松美(三民)

51.郑珠英(海燕)

52.杨云廷(东武)

53.     (勇链)

54.     (青云)

被崩山活埋：刘小雄

被河水冲走：蔡安明

被印尼兵活捉：刘添福、范碧芳夫妇及其男孩。

第十章 砂拉越革命武装斗争的终结

第一节  武装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火车头

通过武装斗争能够夺回人民的政权，大大促进社会的发展。即使不能够夺回政权，也使反动派得到较大的打击、破坏和教训，而不得不更注重对社会进行改良;也使革命者和人民群众得到更好的鼓舞、教育和提高。今天评估武装斗争的成绩，不但要从直接和间接，而且更须从间接方面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文化改良等等方面去评估。虽然武装斗争爆发之后，需要为它受苦受难和流血流汗，但斗争总比屈辱好得多;即使斗败了，也总比不敢斗争和取消斗争好得多。所以，武装斗争是个最锐利的斗争武器，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火车头。

第二节  被逼上山是不易避免的

马来西亚计划一提出，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的领袖王其辉和杨国斯，汶莱人民党的领袖阿扎哈里，北婆罗洲的卡达山统一机构领袖唐纳史蒂芬生都一致要求英国让三邦先独立，然后再考虑加入马来西亚，但都被断然拒绝。而砂拉越解放同盟是个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非法组织，是更不可能通过公开合法斗争争取和实现独立的。

反动派的凶残本性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任何忠于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者，迟早总会遭到敌人的镇压和摧残，就会面临新的重大抉择，即投降、坐牢、转入地下或进行武装反抗。所以，你如果不要投降或坐牢，你就得转入地下或拿起武器进行反抗，别的选择是没有的。因此，每个革命的领导者，当你开始非武装的革命斗争的时候就必须同时注重学习军事;不然，当武装斗争迫上眉睫时才觉悟到必须学习战争，那就必定会坐失良机。在60年代初，汶莱武装起义之后，砂拉越的武装斗争形势也随之迅速出现，可是由于我们留在国内的干部在这之前没有学习过战争，对于战争很生疏，所以经过了几年的研究和学习战争，我们才有决心和勇气拿起武器，但已失去了一次有利的时机。

如果客观上已有了武装斗争的形势，但主观上又缺乏军事能力，也没有可能向别人学习的情况下，为了有效迅速的取得武装斗争经验，那么组织个别武装小组或小队进行试验活动，那就是最好的办法，也能更好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和避免消极等待。

第三节  什么时后拿起武器的问题

在敌人又捕又杀的残暴镇压革命者，同时广大各族人民群众又有要求或同情支持武装斗争，部队也有回旋的余地，而革命的领导者也有拿起武器的决心和办法的情况下，革命者是可以坚决拿起武器进行反抗的。我们这场武装斗争，当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如果今后遇到类似的情况，还是可以拿起武器进行斗争的，但须要有为武装斗争牺牲和坚持长期武装斗争的思想准备。

拿不拿武器，主要是看敌人对我们的态度而定。我们的拿起武器是敌人所迫的，如果当时的英帝对汶莱和砂拉越的革命者采取较宽容的政策，相信那时后已爆发的武装斗争，至少是可以缓慢爆发的。

有人说我们的武装斗争是“早产儿”。武装斗争是可以为了宣传组织人民群众和创造夺权条件的需要而发动的，也可以为了直接夺取政权而发动的。如果我们的武装斗争是为了前者，那事实已证明我们的武装斗争是“足产儿”;如果是为了后者，那的确是“早产儿”。如果我们要等到有条件夺取政权才发动武装斗争，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需要，也必定是会脱离群众和更大的延缓了革命的进程。

如果我们今后还须搞武装斗争，就须尽量争取到更好的国内外条件。例如：在国内的各族，尤其是华达民族要有更好的团结，在国际上特别要得到印尼人民更好的援助才发动。

第四节 把武装斗争坚持到底

当武装斗争号角既已吹响，我们武装斗争的最高领袖，就必须下决心为武装斗争的胜利而斗争，为武装斗争的失败而牺牲;我们就必须像唐僧赴西天取经一样地百折不回地坚持到底，也就必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不坚持到底，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也不能创造丰富的斗争经

验和树立英雄的斗争榜样。因此，闪耀斗争胜利的曙光时要坚持斗争，见不到斗争的曙光时，也还须坚持到底，还可以达到宣传教育组织群众和配合公开合法斗争;为群众谋福利，使相关政权多做社会改良，以及发扬革命气节和树立斗争的榜样。坚持斗争到最后失败不是可怕的，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不能成功也须成仁。

拿起枪杆子，绝对不能轻易放下手中枪。1973年黄纪作的“和谈”，使我们大部分人放下手中枪。使革命力量遭到很大的破坏和削弱，大灭革命的威风，大长了敌人的反动气焰。90年的和谈，也使坚持到最后的50几把枪完全放下，致使革命力量被彻底消灭，宣告了武装斗争的最后失败。这最好的证明，没有人民的武装力量，就没有人民的崇高地位。

“取消武装斗争，开展公开合法斗争”，这是一种欺人，也是害己害人害革命的做法。事实上，你取消了武装斗争，就威信扫地和众叛亲离，没有多少人要搞公开合法斗争，敌对者也不会放任你搞你的政治。马共完全停止武装斗争之后，要组织一个非共的公开政党，还是被禁止。何况你为了个人家庭经济生活，而对政治陷于力不从心。30几年来，已很好的证明，放弃武装斗争，也就等于放弃革命。

在武装斗争中，特别当武装斗争基础还脆弱时，重要领导带头取消武装斗争会很大的动摇党心、军心和民心，对革命的破坏是很大的。因此，作为重要的领导，当全局斗争既使出现极端困难时，还是须要义不容辞、英勇地带头坚持艰险的斗争，至于全局斗争还处于高涨，而只是小局部呈现困难时，更不能带头取消斗争，以致毁了自己,也毁了革命,遗臭万年。

在长期艰险的武装斗争中，不断的涌现离队者，逃兵和叛徒是免不了的，对革命的破坏也是不小的。但只要我们采取适当的办法，以处理不断出现的分化淘汰，不让武装力量主动削弱，在斗争中自然逐步消亡，对革命的破坏就不致太大。

一场伟大的民族民主武装斗争爆发之后，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而且一般须经反复失败之后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许多革命者能够长期坚持斗争，就凭着对人民事业的忠心和献身精神。没有这种忠心和献身精神，就不是自觉的革命者，当革命面临艰险时就只顾个人安危，就必定取消斗争,就悔不当初，就感恩73年“和谈”救了命。

即使坚持到最后武装斗争的大势已去，能够战斗到最后一口气是最高的革命风格;不能也可通过和谈争取不缴械、不受辱而结束斗争，虽风格不够高，但也问心无大愧。

第五节  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动力

砂拉越的革命武装斗争，是随着第一次、第二次世界资本主义大战之后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人民革命胜利而掀起的世界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解运动高涨而开展和坚持的，也随着这个世界运动之退到最低潮而结束斗争。

我们这场以华族为领导和为主的武装斗争，能够坚持长达27年之久，有六大动力：

第一、这场武装斗争能够得到各族广泛保持中立或同情与默许，小部分还积极支持和参加。

第二、这场武装斗争，有广阔森林可周旋，使相当强大的敌

军，无法充分发挥优势的作用。

第三、领导这支军队的北共，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作为动员和团结群众的有力武器，也以此作为研究制订政策和战略战术的思想理论指导。

第四、这支军队的指战员继承了优秀的中华文化和艰苦奋斗与不屈不挠的民族战斗风格。

第五、这支军队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为各族人民服务)、艰苦朴素(特别是不怕苦不怕死)和一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第六、这支军队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不断斗争的配合、支持和鼓舞。

以上的六个动力，就是我们坚持27年武装斗争的根据和动力。

第六节 武装斗争的所以走向最后失败

我们当年的武装斗争是在第一、第二次资本主义世界大战之后，在世界共产党主义运动和亚非拉反帝反殖运动的高涨中於60年代中爆发的，它的成败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反帝反殖的成败是分不开的。

一个国家革命的成败，一般总是由其内外部条件决定的。小国革命的成败，更须有更好的外部条件相配合，否则就更难或无法取得最后胜利。

当年我们武装斗争的内部胜利条件，必须由党、民族统一战线和军队的建设所决定的，三者不能缺一。

在党的建设上，在非武装的砂盟时期，在50年代中还有相对

健全领导核心的时后，但由於它处於地下活动，重要领导之间的联系和开会都不方便，再受到封建文化的影响，所以民主集中制不能得到充分的贯彻，个人独断突出。60年代初由于砂盟没有配合汶莱人民武装起义，在这次起义前后又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保干政策，这不仅失去了一个广泛开展三邦民族统一战线的机会，还被捕损失了大批的干部，使砂盟国内的中央领导由林和贵独自支撑。在党和武装斗争时期，三个重要的领导，一位在中国，两位又分散东西部，没有一位中心领导，长期各自为政，更难发挥统一的领导作用。1965年之后，革命内部又出现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和内奸的干扰，党的建设和健全又受到新的破坏。1972年之后，更严重的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再出现，并遭到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的破坏，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受到更严重的破坏。显然地，长达40年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始终都还没有为革命建造一个比较坚定、正确、团结和健全的领导核心。仅仅没有这样的领导核心，革命就不可能走向最后胜利。

在民族统一战线上，以华族、达雅族和马来族三大民族为主体。华族方面，不论通过非武装或武装动员都能较广泛的动员起来;但斗争性也有不足一面，所占的地区大都是狭小的平原，交通又方便，是很不利於武装斗争的开展和长期坚持的。达雅族方面，它是最大的民族，它所占的地区是最广阔的山地和森林的地带，交通又不方便，是武装斗争的最好的战略地带。在汶莱武装起义前的四、五年期间，通过派出地下民族干部到全砂各主要河流去团结达雅族，也通过公开政党去团结达雅族，以上两方面的团结工作都取得明显的成绩，即与达雅族建立了一定的联系，但工作基础还是薄弱的。汶莱武装起义之后，不论是合法或非法的民族工作，都不断的遭到破坏和削弱。到了1965年，深入民族区干部，在不断的“清河”下，已不能再坚持工作，公开合法的民族工作也几乎陷于瘫痪。我们的武装斗争爆发之后，在东部不论是边区或国内，都以主要的精干力量去武装动员，但我们的武装动员,受到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军的干扰，限制和破坏，以及受到“民防队”的暗害和建立“新村”对群众基础的破坏等等，造成不小的人力物力的损失，而且也限制了迅速、广泛和有效的动员。1973年之后，我们集中於巩固保存武装力量，武装力量也遭到不断的削弱，虽然我们的活动和宣传伊班群众是更广泛了，但总难掀起新的浪潮。我们的武装斗争不能广泛有效的动员伊班群众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伊班群众的斗争觉悟和要求不高;第二、我们的军队太弱小，不能打退敌人的各种进攻;第三、敌兵的强大。如果我强敌弱，或者我们的武装力量能够在斗争中逐步状大，我们还是能广泛的动员伊班群众。我们的武装斗争不能动员达雅族，尤其是伊班族的参加，是注定要失败的。马来族方面，在汶莱武装起义之前，我们通过汶莱人民党和砂拉越人联党同马来族有点联系。印尼9.30政变，北加国民政府被迫解散之后，我们和马来族的联系几乎中断，对于马来族我们始终拿不出较大的力量去团结，再加上他们在宗教思想和恐共思想及大马成立后对他们的吸引力，我们对他们的团结就更难有所作为。

在军队的建设上，初把在印尼受过军训和参加旧连队的百多人为骨干，联同越界到印尼参加武装准备的便衣人员，先后在印尼边区建立了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东西部人数最多有五、六百人。多数参军者都还没有摸过枪，女兵几占1/2，体弱的也占了一定的量。武器装备是印尼兵淘汰的旧货色(主要是史登枪和LE来福枪)，枪经常打不响，手榴弹和炸药也几乎没有，交通和通讯始终仅靠双脚。医生和医药器材都很缺乏，没有医生，仅靠几个突击受训的卫生员。上下官兵的军事能力，还主要须在战争中去掌握和提高。后来武装力量撤进国内，掀起国内的武装斗争高潮，人数最多时达到八、九百，人数虽然加倍增加了，但军队的其他基本条件都没较大的变化，反而武器装备更差了，大部分人员仅靠土制武器加予武装。当65年和68年之后，我们的武装力量得到较大发展时，总是要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团结问题和错误路线的打击和破坏，使发展了的武装力量没有来得及巩固和提高又遭到大的削弱，致使强大的人民军队从始至终都无法建立起来。

特别是1973年犯了右倾投降的错误，武装斗争受到很大的破坏之后，当局实现社会改良，民族和阶级矛盾日趋缓和，武装斗争日益边缘化。

我们考察了我们武装斗争的内部条件，即党、民族统一战线和军队的建设及社会的矛盾发展之后，我们已清楚地了解我们的武装斗争是缺乏内部取胜的条件的。

再回顾我们当年武装斗争的外部条件。外部条件方面，首先60年代中，中苏大论战和中苏分裂，使国际共产主义和国际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遭到不小的打击，印尼9.30政变之后也使我们获得胜利的外部条件遭到严重的破坏。70年代后的中越分裂，更使印支解放之后，不能乘胜把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推展到整个东南亚。到了80年初，中共已停止对东南亚革命的实际支援。80年代末，中国的天安门动乱，苏联东欧处於变天的前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呈现空前的低落。到此，我们获取革命胜利的外部条件，可以说已不复存在了。

根据以上对各方面的考察和分析，的确敌我力量对比过於悬殊而且社会矛盾还是日益加剧反而得缓和，所以我们当年的武装斗争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根据我们经过40年革命和27年的武装斗争证明，我们的革命斗争和武装斗争是能够长期坚持的，而且我们的党如能够更有力的领导，必定能够更长期更好的坚持斗争。

根据我们的斗争也证明，一个弱小的党和一支弱小的军队，如不能不断的顺应形势的发展和不断的壮大自己，最终必定被强大的敌人打败。

我们当年的武装斗争所以会失败，主要是党的建设问题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从当时的实际和理论出发，应该主要是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即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达雅族因对武装斗争缺乏强烈的要求，而没有真正被动员起来。因为群众心齐了，没有好的党，最终他们也是能够被造出来，群众是能够创造一切的。武装斗争已有了客观的胜利条件，那么思想和政治(包括军事)上的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反之就没有这种决定作用;还认为还有这种作用，就是陷入精神万能论的泥沼。认为民族统一战线和民族团结问题是我们武装斗争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宣扬群众落后论，而是肯定了人民群众是具有无敌的力量。

第七节  武装斗争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一、武装斗争的指导思想问题。武装斗争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才能最大限度的团结内部和战胜敌人。

二、如何建军的问题。在建军上必须注重在政治思想上建军，具体的就须力求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的正确，注重思想教育，以及努力发扬三八作风。

三、统一领导与统一指挥问题。我们的武装斗争，由于缺乏统一领导与统一指挥吃了不少不小的亏。要实现这方面的要求，就必须要有一位能够统帅各方革命力量的中心领导和实行通讯现代化等。由于我们的通讯不能实现现代化，而只靠双腿，所以对武装斗争的开展影响很大，也是个不能忽视解决的大问题。

四、掌握军事知识与技术问题。古今的军事基本理论知识要学一点，对使用枪支、军事基本技术与基本战术和跑山开路(尤其是跑山开路特别重要)都须学一点，至于向广和深学习，那就须靠在战争中逐步学习和提高。

五、杀敌夺武的问题。战争爆发之后，在杀敌夺武的斗争中，容易犯“左”的错误。例如：战场设在太近长屋或群众的住家，造成群众被捕或被打死;还有在杀敌特方面，甚至个别特务嫌疑也被杀害。为了避免犯错误，对设战场和杀敌的事，必须由较高级的干部和领导机关研究处理。

六、处理逃兵叛徒问题。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武装斗争，缺乏武装斗争经验的人容易把逃兵叛徒问题的破坏估计大了，所以曾经出现过个别“左”的盲动行为。这种做法对革命是很有害的，所以我们必须坚决不伤害逃兵叛徒。如果经说服无效的动摇者，可作适当准备了主动送走。

七、对恋爱、结婚和生育问题。从事战争的人是必须过着与常

人不同的特殊生活，当然对恋爱、结婚和生育问题必须比平常人要有更高的要求，但也必须实际和灵活的处理这个问题。

八、武装斗争的严重分化淘汰大问题。在坚持武装斗争的过程中，遇到小困难小分化淘汰，遇到大困难大分化淘汰，是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武装部队须要有严格的严密制度、适当的对策和长短距离活动的能力;不然一有逃兵叛徒出现，有关同志的处境就会很困难，甚至会造成大的破坏。武装斗争开展了之后，要力争在短期内(如八、九年)有较大的突破，否则就难于避免的会面对严重的分化淘汰和严重的挫折。

九、必须特别警惕党军内部机会主义、内奸和分裂主义的存在与破坏。

十、国内外斗争统一战线的问题。我们在多元民族的小国所开展的斗争，尤其须自觉避免单独冒进;否则不但不能造福於民，反而会闯大祸。因此，要开展每个斗争，在国内要顾及各个主要民族的态度，在国际上要顾及印尼、菲律宾和马来亚，特别是印尼对我们的态度。由华族带头所开展的武装斗争，如果没有得到达雅民族，特别是伊班族的广泛参加，以及在国际上特别是得到印尼人民的援助，那斗争即使能够坚持，但也无法取胜。

十一、和平谈判问题。我们不一概反对和谈，我们反对没有必须策划和准备的个人突击式和谈，而赞成有必要日有组织、有策划、有准备的和谈;也反对目的在摆脱个人困境和争夺个人权利并造成革命很大破坏损失的和谈，而赞成为了减少革命的破坏损失或促进革命的巩固发展的和谈。1973年与1990年的和谈是有许多不同的，但也有共同的，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领袖都没有为武装斗争的失败而牺牲，这不能不是个耻辱和遗憾。

十二、军事路线的形成问题

所谓军事路线，是指引武装斗争走向最后胜利的指导思想方针和战略的总称。这条军事路线只能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地形成与完善。1972年海口区会议，制订的第四项革命总方针，是具有军事路线的指导意义。从初期的武装斗争实际出发，我们的军事路线可考虑弃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引，建立武装斗争基地、开辟游击区、实行边搞边打，逐步壮大自己以消灭敌人。

十三、武装斗争的前途问题。在武装斗争中，我们的党和军队不能有效克服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机会主义和内奸的破坏;我们的军队也没有能力打退敌军的进攻，保卫了群众和武装斗争基地;还有群众基础太薄弱和我们的军队太弱小，而不能有效的实行边搞边打，这都会使我们的武装斗争必然走向最后的失败。

附录一

对战略战术的探讨

(22-08-2008)

- 探史

一、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政治背景

英帝始终对砂拉越的革命和共产主义活动都是很敏感和仇视的，一旦被发觉就会尽快想方设法加予扑灭，绝不手软。因此，砂盟开始活动，就以地下非法为主，然后才逐步利用公开、合法、学校、社团和政党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革命才得以从弱变强。

砂拉越社会，当时主要是达雅族、华族和马来族三大民族组成，是属于半原始、半封建的殖民地社会，是东南亚最落后的岛国。在汶莱武装起义之前，砂拉越华人主要居住的城乡的革命活动已广泛和深入地开展，并得到众多华人的支持，尤其是华族青年更积极无私的参加。对开展达雅民族工作，尤其对砂拉越河、鲁巴河、拉让江和巴南河的民族工作更已派出近百名精干份子去秘密的开展，但普遍还未扎下根。马来族方面还未派人专门搞，只由公开政党附带搞。当时由砂盟所支配的人联党，上层领导中虽也有达雅族和马来族领袖，但还是以华族为主要领导。基层群众，华族约占57巴仙，达雅族约占38巴仙，马来族所占比例很小。可知道当时砂盟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不论地下或公开斗争都还未真正超越单一民族为主的局限。而国际统战也刚刚开始，更谈不出明显的成绩。

总之，砂盟所领导的斗争，不论在国内或国际上还是处于较孤立的状态，还须要通过极大的政治和军事的努力后，才有可能逐步加以突破。

二、军事是政治的继续

1962年6月22日，英帝逮捕了文铭权、黄纪作等7人，同年7月23日又逮捕了张荣侨、陈景益、田文和、雷皓明。这些被捕的多是砂盟和人联党的重要领袖和干部，造成对砂拉越的地下组织和公开政党领导力量与斗争不小的削弱和破坏。1962年12月8日汶莱武装起义后，在全砂更实 行大逮捕，并逮捕了48名地下和公开的各级干部。在那之后逮捕行动还不断地发生。如任由逮捕行动无阻挡的发展下去，革命组织和革命运动将会严重的脱离革命群众，而且不要多久就会被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坚决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军事确是政治的继续。

三、武装斗争的战略目标

我们要开展武装斗争之前，必须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武装斗争的最高目标是夺取政权。在当时我们要夺取政权的必备条件应该是：

(1)自觉、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

(2)经过实战锻练而善战的一支军队，

(3)动员了山区民族的参加，

(4)得到国际实际的支援(主要是武器和通讯器材等)。

然而，以上的基本条件，我们都不具备，所以我们还须要一个夺取政权的准备阶段。在上述必备条件具备之后，我们才能放手通过杀敌夺武以夺取政权。

从当时的国内外革命形势看，及后来二十多年的的武装斗争证明，武装夺取政权的准备阶段，不但是必须的，而且还是漫长的。

从1965-1973 年出人毁枪前，在我们的武装斗争中，主要是犯上宗派和幼稚盲动的左倾错误。如果武装斗争一开始，我们就认识到必须有个夺取政权的准备阶段，那么必定能少犯左的错误和减少牺牲损失。

四、实际的战略部署

经过了约一年积极准备武装斗争之后，我们的国内外统战已开始有新的突破，特别是同汶莱人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印尼共与左派建立了关系，一部分干部还从印尼方面学得军事和组织军队的本领。1964年3月30日，在印尼共和中间派的帮助下更成功的组织了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砂盟在坤甸9.19会议上更决定把留在印尼西加的全部人员撤上砂印边区，分别建立西部、东部武装基地，以东部为中心基地，也分开组织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和北加里曼丹人民军，在斗争上遥相呼应。在当时，特别是交通和通讯的不便，这个初步的战略部署，对於开展砂印边区和国内武装斗争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并证明了是必须和正确的。

由于一开始，我们对武装斗争、武装斗争的战略目标、建立武装基地和杀敌夺武等重大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认识和缺乏经验，所以一切只能在斗争中摸索前进和逐步地学习武装斗争。

五、建立马印边区武装基地

在马印边区建立武装基地的主要职能，是作为党、军的领导和指挥中心，及军、政干部的训练中心。我们借用别国的领土建立武装基地，对印军只能坚持自卫的原则，也不能主动开展杀敌夺武。

马印边区武装基地的性质，在马印对抗时能够建立公开和进行生产自给的基地。在马印夹击时，我们无法打退敌兵的地面进攻，也几乎没有防空的重型武器，一般仅能建立秘密的基地;偶尔乘敌不注意，也能建立生产自给的基地。

马印边区武装基地，从印尼边区发展到砂边区，从秘密发展到公开，从没有人民政权发展到有政权，将是一个曲折、漫长、艰巨的发展过程。

边区基地在反围剿的战略战术上，不能坚持时，须及时把主力转移，留下少数精干同敌兵周旋，或干脆全部撤出，等有条件和必要时才倒回。在当时的条件下，敌兵下决心赶跑或消灭我们，如不及时撤出重点包围区，或死守，结果不是遭到大的牺牲损失，就是被消灭。

不论是马印边区基地，或是游击区都须实行“边搞边打”的战略原则。所谓“搞”即宣传组织和动员群众，所谓“打”即杀敌夺武。在武装斗争初期，应以搞为主，以打为辅。主动杀敌夺武，只能在有利于武装力量的巩固、保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下才可开展，否则绝不轻举妄动。

在主动杀敌夺武的战术和作战的形式上，在当时是大型伏击战(人数二十上下)结合小型(三几人)的骚扰战、地雷战和麻雀战，这些还属于很低级的战争形式。

六、边区武装基地的战略转移

我们的武装斗争，如果没有受到1973年出人毁枪的拦腰一大斩，如能正常的发展，也能实现武装力量的统一指挥与集中力量组织突击队向东北挺进，砂印边区和国内的主要武装力量会更快转移和集中到拉让江和巴南河之间的战略高地，建立砂拉越的武装中心基地。之后，如我们还不能广泛动员起山地民族，在军事上还不能以防御改为进攻为主，部分武装力量将可能被迫再退却到沙巴的中心高地，建立另一个重要武装基地，使砂拉越和沙巴两个武装中心基地相呼应，以坚持更长期的武装斗争。

七、结语

我们当时的武装斗争基础虽是薄弱的，敌我力量对比更是悬殊，但只要我们更自觉地执行以上粗浅的战略战术，我相信我们的武装斗争和杀敌夺武还会进行得更好，不但会减少不少的牺牲损失，而且战绩还会更好。

国内山区是我们的主战场，如山地民族没能广泛动员参加斗争，人力物力，特别是粮食问题就不能有效的解决，我们的战略战术的实行就必定受到很大的限制。到了1973年底为止，我们还不能广泛的动员山地民族，而且我们的武装部队更面对更大的粮食和生存问题。这充分显示，我们武装斗争的长期和艰巨性。

1973年之后，我们超弱小的武装部队，还在斗争低潮的环境里再坚持了17年。1990年和谈前，我们的部队已活动到汶莱、林梦河尾，如没有1973年和1990年两次的和谈，也没有犯上其他战略战术的错误，我们的武装斗争必定会发展到沙巴去，并能坚持得更久更好，这有力地证明武装斗争具有不可忽视的生命力。

附录二

回顾我们的杀敌夺武

(08-09-2008)

- 探史

在我们的革命武装斗争中，主动开展杀敌夺武是关系武装夺取政权和革命成败的最核心问题。所以从杀敌夺武的角度认识和研究武装斗争和革命斗争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一、西部印尼边区的杀敌夺武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政委叶存厚於1967年8月29日给刘晓和松林两位同志的信内所写的：“我们几个月来生活很紧张，自6月3日以来，我们已进行了将近20次大小战斗，消灭敌人约两个排，死的比伤略多一些。只是7月31日至8月18日的20天里，我们便打了九次仗。包括两次用迫击炮进攻甘榜据点，二次用爆破筒伏击敌人。”

1967年7月16日，火焰山部队30多人，夜袭砂印边界华莪空军基地军火库，歼敌四名，我方无伤亡。缴获新式武器140余件、各种类型子弹20箱(近2万发)，迫击炮两门，机枪两把。1967年11月，第一省边区拉奕地方，火焰山部队伏击印尼丹绒不拉“641”部队一小队，歼灭敌军9人，逃脱2人，缴获2把阿卡(A.K)，2支S.K.S及其他枪支弹药一批。

从以上叶存厚的信，可知1967年6月3日以后，逊空基地的反围剿斗争已频繁的进行，而且夜袭华莪空军基地军火库之后，更激怒了比我大几倍或十几倍的印军对逊空基地的疯狂反扑，战斗不但更多更剧烈地进行，印军也对基地周围的群众更实行了“杀光、抢光、砍光、烧光”的四光政策，逼使基地陷于孤立状态，根本失去了我军生存的条件。

不论是砂拉越东部的杀敌夺武，或西部印尼边区的杀敌夺武中，都应以夜袭华莪空军基地军火库为最成功的缴获战，也一时大振了我方的土气。可惜，这一仗从根本上说，不但不能促进西部边区基地的巩固发展，反而加速了被击垮。

从1967年7月16日进攻华莪空军基地至1969年初黄纪晓带领十几人撤至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以及1969年3月叶、杨 牺牲为止，逊空基地和火焰山基地仅再坚持了一年多就被打垮。夺得的武器被夺回，还要赔上统战取得的武器，更还牺牲了大批人员，这是我们不能不试图回答的历史问题。

以上这个杀敌夺武的历史问题的形成，主要形成因素是：

(1)我们当时的领导对於武装斗争和杀敌夺武的认识还很肤浅，还不能自觉的处理武装斗争、杀敌夺武和边区武装斗争长期坚持的总体战略关系，对斗争还存在不小的盲目性。譬如主动开展杀敌夺武，可能引起敌军怎样的反扑，相应制订的战略战术和必须的战备工作，尤其是粮食和长距离转移的战备工作，也即处理好攻与守的关系。

(2)我们在别国的边区建立武装基地，只能采取严守自卫的原则，不能主动开展杀敌夺武。在马印夹击之后，印军高层方面主动围剿我军，非把我们赶跑或消灭不甘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主动进攻，那等于火上加油，势必激起更加疯狂的反扑，令我们更难于招架。

(3)缺乏灵活的战略战术。当我们不能打破敌军大规模军事围剿时，我方不可死守，主力必须及时撤出包围圈和作长距离转移。

既使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我们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虽最后还是会被敌人赶跑，但我们还是能够保存自己和开展新区的武装斗争。

在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勇於杀敌夺武是可敬的，对犯上某些的错误也是可理解和谅解的。

二、东部印尼边区的杀敌夺武

北加人民军於1967年9月17日，在第二省印尼边区甘督地方，主动开展了杀敌夺武第一仗至1970年2月6日1.17战斗队伏击印军兵船为止，前后约两年半，主动开展杀敌夺武大小战斗14次，打死印军34人伤13人，俘虏3人，缴获各种新式武器19把及一批弹药装备。

在这期间曾开展两场出色的战斗，第一仗于1967年9月17日，在第二省印尼边区甘督地方，北加人民军第二支十多位战士，深入印军后方运输线，在安巴河伏击一兵船，打死敌兵10名，俘虏一名，仅一名潜水逃脱，我方无伤亡，缴获两把新式自动来福枪(A.K)，六把新式半自动来福枪(S.K.S)，一把手枪、背包、药品、物资等一大批。第二仗于1968年10月16日，在第二省印尼边区蓝益地方开展。北加人民军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组织了一支战斗队插入敌人后方，出敌不意，打死五名敌兵，伤两名,逃脱两名，缴获两把半自动步枪，两把汤逊冲锋枪，一把手枪，其他军用物品一批。

西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在印尼边区主动开展杀敌夺武一年多后，不是被消灭，就只剩下少数人被迫撤走。东部北加人民军在印尼边区在主动杀敌夺武坚持了五年多之后，原约整百名的精干人员最后仅剩下十多人，也被迫在1972年初从印尼边区撤进国内。两地两军的命运所以会基本相似，这与两地敌、我斗争的地理与民众条件、双方所采用的战略战术，尤其是我方在斗争上的盲目冒进或战略战术不够机动灵活有密切的联系。

西部印尼边区游击队缴获的武器主要通过夜袭华莪空军基地军火库而取得，东部印尼边区人民军缴获的武器主要是通过多场大小的伏击战而取得。而东部人民军杀敌夺武后还能够相对久的坚持印尼边区是有以下的因素：

(1)印军先集中兵力围剿西部游击队并实行“四光”政策，而东部只有个别或少数群众受到酷刑而已。

(2)东部印尼边区更远离印尼的统治中心，我军也有更广阔的回旋余地。

(3)人民军内部的团结，边区与国内斗争上的互相支援也相对好。可惜这些相对有利的因素，由于主、客观的弱点，而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我们当时在印尼边区建立的武装斗争基地，虽处于敌强我弱，力量对比很悬殊，群众基础很薄弱，干部普遍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内部不够团结，指挥不够统一等不利条件，但只要我方当受敌兵严重围困前，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学习更多的丛林生存能力，及时撤进国内，或更深入马印边区，我们还是能够更好的保存发展自己和坚持更长期的武装斗争。

三、西部国内第一省的杀敌夺武

林和贵自1968年6月22日离开印尼西加回国，至1970年2月24日“巨网”军事行动为止的约20个月期间，主要的任务是重组组织、训练干部、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改编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巨网”行动之后的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又忙于反围剿斗争，到了1972初才较多开展杀敌夺武。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72年首三个月内的军事活动中，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队就打死打伤敌人近40名，击毁击伤军车各一辆，烧毁警察署一座，并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北加人民游击队在国内打的仗不 算多，但1972年3月26日在比亚瓦一伦乐路的埋伏战，却是国内主动杀敌夺武最成功的一仗。打死敌兵15人，伤4人，缴获各类型武器十多种，取得全歼的辉煌战绩。

“3.26”伏击战之后，当局没有像1965年6月27日北加国民军攻打古晋西连路18哩警署后那样施行残酷镇压和建立“新村”，但如果成功的伏击战再多打一两战之后，群众就难免会遭受残酷镇压和建立“新村”的反扑。

华区在当局的残酷镇压和群众被隔离的情况下，我们的斗争将空前艰险，部队将被迫向缺乏生存条件的边区和新区转移，无疑，部队的巩固保存将面对严酷的挑战。

四、东部国内第三省的杀敌夺武

1968年底北加人民军开进国内第三省后，随即在拉让江组织三个武工队开展伊班民族工作。在搞民族工作的过程中，发觉只搞没有打相结合，不能打击敌兵的进攻，不能鼓舞和动员群众，不能保存和发展自己，於是执行“边搞边打”的战略原则，主动开展杀敌夺武。

从1970年2月25日在泗里街巫叻路主动伏击兵车开始，至1973年黄纪作的和谈为止，大仗(十多或二十多人为单位)7 场，小仗(几个人为单位)34场，打死敌兵88人，打伤56人，缴获5把新式武器。

1970年2月25日，在泗里街巫叻路约一哩处，胜利伏击了马路上的巡逻兵车。据敌人报导，敌兵死一名，伤两名，毁兵车一辆。我方缴获一把冲锋枪，子弹100多发，及其他物资。这一仗，算是全省华区最有代表性的一仗。

1970年8月27日，在加拿逸牛麻河胜利伏击了敌人的巡逻兵船。根据当时新闻报导，打死敌兵12名，打伤3名，缴获轻机关枪子弹盒三条及子弹75发，冲锋枪子弹盒10条及子弹350发，一把猎枪及子弹25发，打坏40马力挂尾车一架。其余大部分武器，可惜沉入水中，无法打捞。这一仗，可算是全省民族区最有代表性的一仗。可是这一仗过后，当局立即在牛麻河口建“新村”，把河尾的群众统统赶进“新村”，使深入民族区的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的巩固和发展面临更大的困难。这也再一次证明，我们还不善于处理攻与守，搞与打的关系。

我们名符其实地在战争中学习杀敌夺武。最初，我们以为在民族区组织一支战斗队，就能杀敌夺武。但干起来，实际的困难比想象的多了许多，我们的指战员水平不够，武器装备远不如人，粮食问题更不小，要打一场胜仗，实在不容易。经几仗之后，发觉大型仗不易打上打胜，因而退一步，改为广泛开展骚扰战，地雷战、麻雀战为主，以提高战斗力,再集中兵力打大型伏击战。经过两年多广泛开展小型战斗之后，终于在1973年组成20多30人的全省战斗队，并已开到最有群众基础的泗里街去捕获战机与准备开展战斗。

当时全省战斗队杀敌夺武计划如不是因1973年转折而未能施行，同时又能在华区，特别是在泗里街打上一两场胜仗，华区是难免遭到残酷的镇压和建立“新村”。这样，华区武装力量将面临巩固、保存和发展的更大困难，并将被迫也不得不向缺粮、人地生疏的新旧民族区转移，武装力量的巩固、保存和发展和西部国内也同样必将面对一次严重的挑战。

五、综观我们的杀敌夺武

没有对武装斗争的自觉，就不可能对杀敌夺武的自觉。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没有至少经过二、三十年的磨炼，是不可能会有对这两方面的自觉性。

在我们的武装斗争中，搞与打是一对基本的矛盾，对两方面的认识与处理，很大的决定了武装斗争和杀敌夺武的发展。

对攻与守没有认识与处理好。对攻打敌人想得较多，对打以后将会引来敌人如何的反扑与备战、应战，就想得太简单和准备得很不够。当敌人反扑时处于被动挨打，不但原先战果保不了，还要倒贴。这样的杀敌夺武，非但不能促成武装力量的保存和发展，反而加速被削弱或被消灭。

在杀敌夺武过程中，发现缺乏群众基础的地区不容易打上仗，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较容易打上仗。为了急於打上仗，就把战斗队伍拉到有群众基础的地区打，结果往往得不偿失。在当时国内的条件下，杀敌夺武的战场应多选在远离我有群众基础的地区，或选在边缘区，才利于武装力量的保存和发展;如打了不利于保存和发展，就必须耐心地等待和创设条件，绝不可轻举妄动。

在当时杀敌夺武的条件下，战斗规模很小。大型的战斗，人数一般是二、三十个左右，主动战斗的形式唯一是伏击战，还有小型三几人的骚扰战、地雷战、麻雀战。

在1973年之前，杀敌夺武的通病是左倾的轻敌盲动。这个错误，在当时还没被清醒的认识与纠正，它严重地阻碍着武装斗争和杀敌夺武的开展。从这也可透视我们当年的武装斗争和杀敌夺武必然是很长期、曲折的。

附录三

北加人民武装战斗简报

1965年6月27日晚上，古晋西连路十八哩，一支由北加自卫队战士和印尼志愿军组成的联合部队，剪开十八哩警察署的铁线网，冲进警署，歼敌警2人，伤多人。北加自卫队战士在同一时间内又炸毁二十四哩“鲁芒”大桥。另一组北加自卫队战士在古晋西连路十六哩至二十五哩一带歼灭敌特五个，一个受重伤，我方一名受轻伤。缴获来福枪、轻机枪、卡宾枪共六支，手枪一支，中型机关枪一支，信号枪一支及几十箱弹药。

1966年某月，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在反印尼的军事扫荡中，歼灭敌军12人，仅有一人逃走。我方全胜、全部安全转移，缴获武器弹药一大批。

1966年底，於逊空地区，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战士在劳动时，突遭印尼军袭击，我方战士予以坚决还击，结果我方仅两名轻伤，敌兵死伤多人，包括一名敌军队长被击毙。

1966年12月24日，第三省边界甘尧河地区，印尼反动派对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发动了第一次的“围剿”，以八号迫击炮轰炸12.24营地，然后以一排的兵力从对面河向我营地迫近，遭我军一个小组狙击，打死敌人一名打伤数名。我军派人支援，也牺牲两位同志。

1967年初，第一省边界华莪地区，我军某自卫队20多人，包括五、六个民兵，在运输途中和一排敌军遭遇，打死敌人两个，打伤一个，我方安全撤走。

1967年6月4日，砂拉越第二省边界，我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战士伏击马士兵，打死敌人三名，另一个受重伤滚下山坡。战斗在五分钟内结束，伏击点在敌人两个哨所之间，离敌人哨所仅二十分钟路途之遥，我方无伤亡。缴获三支半自动来福枪、弹药、食物等一大批。

1967年7月16日，第一省边界华莪空军基地。火焰部队30多人，夜袭华莪空军基地军火库，歼敌四名。其附近的70余名空军快速部队闻声而不敢前来支援。我方无伤亡，凯旋而归。缴获新式武器140余件，各种类型子弹20箱(近二万发)，迫击炮二门，机枪二把。

1967年8月26日，第二省边界甘督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战士四人组成麻雀组，迎击大队敌兵，在敌军过桥时打死打伤敌人三名，其余敌人狼狈逃回营地，抱头痛哭，我方无伤亡。

1967年9月14日，第二省边界甘督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战士四人组成麻雀组，摸到敌军驻地附近的河边埋伏，在清晨敌军冲凉时，突然袭击敌人，打伤敌人一人，其余十多人来不及穿裤子赤裸裸地经过市区逃回军营，狼狈不堪，后来一直被当地群众作为笑料。此后该部队敌军连大便都不敢去厕所，只好在屋子旁解决。

1967年9月17日，第二省边界甘督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十多位战士，深入敌后方运输线，安巴南河伏击一船敌兵，打死敌人10名，俘虏一名，仅一潜水逃脱，我方无伤亡，缴获新式自动来福枪(AK)两把，新式半自动来福枪(S.K.S)六把，手枪一把、背包、药品、物质等一大批。

1967年10月13日，第一省边界勿落港旁，我方某一自卫武装单位20人(仅有六支自动枪、二支来福枪、二支土枪)，英勇迎击一队一百多名的印尼陆军“精锐”，具有全部新式自动枪配备的西利旺宜古洋部队。我军击退了敌人发动的三次冲锋，打死打伤敌兵多名，我方一个民兵牺牲，两位同志受伤。

1967年10月13日，第一省边界议罗地区，约由五辆敌军兵车

组成的车队，被我人民自卫队某单位的一排人，双面埋伏，全歼其中一辆兵车的全部敌兵。

1967年11月，第一省边界拉奕地方，火焰部队伏击印尼丹绒不拉“641”部队一小队，歼灭敌军九人，逃脱两人，缴获二把阿卡(A.K)二支S.K.S及其他枪支弹药一批。

1967年底，第三省边界甘尧河地区，印尼苏岛空挺部队近百人，进攻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的旧营地(12.24营地)，营地仅一小队同志驻守，他们极力反抗，结果打死敌人一名，打伤一名，我方一位女同志牺牲，其余安全撤退。

1968年初，第三省边界干尧河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两位同志执行指挥部扰乱敌人的进攻计划的任务，深入到敌人的渡口埋伏敌人，结果打伤敌人一名。

1968年3月10日，印尼苏岛空挺部队一百多两百人对我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5.1营地大举进攻，妄图阻挠我军抢收稻谷。结果遭我军六位同志组成的小组以一颗八号迫击炮弹，一颗五号迫击炮弹(经过改装)和三颗手榴弹组成的“变相地雷”网(又称天雷阵，因迫击炮等是挂在树上的)炸退。炸死敌人七名，炸伤五名(包括敌军连长被炸伤)，我方无伤亡，安全撤退。从此以后，这个所谓印尼的“精锐”部队，就再也不敢惹我们了，换防时间一到就溜走了。这年刚好是个丰收年，收割完毕后举行晚会，同志们无不喜气洋洋。

1968年3月，第二省边界甘督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为了扰乱敌人牵制敌人兵力，派出三位同志到“古弄密”长屋，敌人兵站附近，在敌人冲凉时打伤敌人两名。

1968年3月，第二省边界甘督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派出

一组同志，携带迫击炮一门，夜间摸至敌人连部附近(甘督巴杀附近)发射两炮，准确击中敌军连部，炸毁军营一座，炸死炸伤敌军多名。

1968年4月26日，第三省边界干尧河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战士，在已经放弃的12.24营地附近袭击敌人，打死打伤敌人三名，粉碎了十二军区司令巡视边界前哨站的计划。

1968年7月23日，第二省边界武高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战士俘虏敌军情报组负责人两名。缴获汤逊手提机关枪一把，左轮手枪一把。

1968年10月4日，第三省边界甘尧河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在数百多名印尼陆军教导团(红帽)进攻我们11.1营地时打死敌军副连长一名，我方无伤亡。

1968年10月16日，第二省边界兰益(Lanjak)地区，北加人民军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组织了一支战斗队插入敌人后方，出敌不意，打击敌人，打死敌人五名，打伤两名，逃脱两名。缴获半自动步枪两把，汤逊冲锋枪两把，手枪一把，其他军用物品一批。

1968年11月17日，第二省甘督横江地区，北加人民军战士打死马敌兵三名(其中一名是民防队头子“古拉”曹长)，打伤数名，我方三位同志壮烈牺牲。

1969年初，第三省边界干尧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战士在干尧河伏击敌人船只，打死敌人三名，带兵的反动马罗人(穿军服)两名。

1969年3月，第二省边界甘督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战士伏击敌人，打死打伤敌人三名。

1969年9月29日，第二省板督边界武高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的同志们伏击敌人，打死敌人四名(包括排长一名，队长一人)，重伤其连长，我方无伤亡。

1969年10月2日，第二省英吉里利边界甘督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同志们伏击敌人，打死敌人三名，击伤一名，缴获武器三把，我方一位同志轻伤。缴获半自动来福枪一把，汤逊手提轻机枪一把，美国制造手枪一把，背包、子弹、药品等一批。

1969年11月22日，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同志在板督武高地区消灭两名敌兵，缴获了两把半自动来福枪(格冷枪)及一些弹药和配备。

1970年2月6日，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突击队伏击敌船，歼灭敌人三个，缴获一把美制手枪，两把汤逊枪，一批子弹，军用食格九个，军用水壶三个，以及日用品一批，此外敲碎敌用具五大箱。

1970年4月20日，我军在第二省巴都明登伏击敌军军车，打死一个，打伤2个。

1970年5月25日，我军在第二省离边界3哩伏击两辆军车，死伤不详。

1970年8月某周四，在晋成105哩靠近印尼边界伏击兵车，打死至少2个。

1970年第三省各人民武装单位战斗简报

(一)下游武工队战报

2月25日，在泗里街巫叻路约一哩，胜利伏击了马路上的巡逻兵车。据敌人报导，敌兵死一名，伤两名，毁兵车一辆。缴获冲锋枪一把和子弹100多发及其他一些物质。

6月29日，于泗里街比泰河胜利伏击了敌人的投票队。据敌报导，打死敌兵四名(其中包括一名伪行政官和特务)，打伤三名(后来有二名伤兵不治死亡)。

打死华族特务六名，打死伊班特务两名，马兰诺特务一名，缴获特务猎枪两把，收集群众的猎枪五把和一批猎枪子弹。

在和敌人的各种遭遇战中，至少打死打伤敌人几名。

(二)中游武工队战报

8月27日下午2点，在加拿逸牛麻河胜利伏击了有16个敌人的巡逻兵船。据敌人报导，打死敌兵12名，打伤3名。缴获轻机关枪弹盒三条子弹75发，冲锋枪子弹盒10条，子弹350发、猎枪1把，子弹25发，打坏敌人40马力挂尾车一架。

(三)OMT武工队战报

5月8日，在诗巫县同德港打死一华族特务。

7月16日，凌晨一时半爆炸加拿逸市所谓政治部主任的住屋，并同时开枪射击警察所的敌兵。据敌人报导，该名政治部主任受了伤，还有一名敌兵也受伤，被炸的屋子也遭到一些的破坏。

8月13日，在加拿逸县鲁国坡打死一名警长(江XX)，缴获一左轮手枪，手表一架和一只金戒子。

11月20日，在乌驿路19哩主动伏击敌人兵车，至少打死三名。

收群众猎枪十几把，子弹200多发。

(四)诗巫市战报

8月15日，在诗巫市中心张贴标语时打死打伤警察各一名。

12月18日，在乌也路半哩处打死一名高级警官(黄XX)。

打死两个华族特务，炸伤一伊班特务。

曾两次用土炮打水兵基地，打伤水兵一名。

曾向诗巫警察所发射两门土炮，炸毁玻璃窗数个。

收群众猎枪数把，子弹数十发。

1970年10月尾，北加人民游击队在巴都吉丹(约离古晋11哩)伏击一队敌兵，打死一名少尉，打伤一个。

第三省人民武装力量一九七一年战斗公报

公报说：我们主动进攻敌人的次数和形式更多了。我们主动伏击和进攻敌兵十几次及开展多次除特斗争，共杀死杀伤敌兵、特务130多名(其中包括杀死华、伊、巫族特务20多名)，缴获一批枪支(主要是特务的枪支)和子弹，烧毁敌人小巡逻艇两艘及破坏其他一些敌人军事交通工具等。

一九七一年下游武工队战斗公报

公报说，1971年8月8日敌方发动“牙由”军事行动，面对敌方的军事“围剿”，我军坚决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积极主动地分别于2.16，6.16，8.23，8.31(缴获两把依宾枪)，10.18，10.28，11.8，12.16，12.25，还有其他等总共进行了三十多次的大小战斗，总共杀死杀伤敌兵60名左右，杀死罪大恶极、死不悔改的敌人民防队和特务走狗19名，炸毁敌巡逻艇两艘，缴获一批武器和弹药，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我军牺牲了五位同志，受伤数位。

1971年3月19日，北加人民游击队第二中队在山马丹、比亚凡公路4哩半打死敌兵5个。

1971年8月20日，我军在西连路32哩与敌军驳火，打死一个敌兵。

一九七二年第三省人民武装战斗简报

在这一年，人民武装力量共开展了大小50多次的战斗，打死打伤敌兵和特务120几名，缴获猎枪20多把，破坏敌人经济设施约200多万元，以及为群众镇压不少的恶霸和盗贼分子，为群众减轻了痛苦。简报如下：

1月4日，泗里街椰甲地区打一地雷战，打死敌兵3名(一名军官)，打伤1名，打坏1辆军车。

1月18日，诗巫沙连河和发富港没收4支民防队猎枪，一批子弹。

1月20日，我军在桑县Sg. Katibas地区，打死敌兵9名。

2月1日，诗巫巴拉术地方警告一马来特务，没收一支猎枪。

2月5日，泗里街打一地雷战，打死敌人至少4、5名。

2月5日，民丹县某一武装小组在休息时被敌人突击，其中一位同志来不及突围，被围困在草丛中，当敌人一名指挥官(电台自称上等兵)，接近被围困的我同志时，这位同志发扬勇敢战斗，当场打死这名指挥官而后安全转移。

2月10日，民丹县诗巫路路口打一场地雷麻雀战，打伤敌兵1名，炸坏军车1辆。

2月10日，我军在诗巫县宋溪美禄坡打死一名女特务江XX。

2月12日，一次驳火，打死打伤敌兵一名。

2月16日，我军在泗里街Sg. Sarikei地区打死敌兵至少3名，打伤6名。

2月20日，诗巫县乌也路30 ½哩，我军捣毁大型泥车三架，筑路罗里车20多辆，汽油8000加仑，铲毁建筑物二座，缴获一大批军用物质和药品。这一破坏是敌人有史以来遭受一次较大的损失，使敌人在乌也路的筑路工程全部陷于瘫痪，估计此次损失至少200万。

2月27日，乌也河尾一个群众性公开宣判会，处决一名罪大恶极的敌人民防队头子本固鲁伊x，并警告民防队,没收15支猎枪，100多发子弹，1架40马力挂尾车。

2月28日，诗巫乌也路28哩，打一地雷战，打死敌兵一名。

3月2日，诗巫乌也路32哩，打一场麻雀战，敌死伤各一名。

3月5日，加拿逸打死一名民防队员。

3月11日，我军在诗巫卢仙地区打伤一名伊班特务。

3月16日，在诗巫乌也路安曼长屋附件打麻雀战，敌兵死伤各一名。

3月17日，在泗里街保王港打伏击战，敌兵死伤至少3名。

3月25日，诗巫宋溪美禄地区一民运组在执行任务时，主动灵活开展麻雀战，敌死伤各一名。

3月25日，我军在加拿逸县Sg. Jih地区打死一名伊班特务。隔日在同一地区打死打伤敌兵两名，打沉敌船一艘。

4月22日，诗巫乌也路5 ½ 哩、8哩、10 ½哩间隔二小时，连续打三场地雷仗，打死打伤敌兵约10名，炸伤军车一辆，以及炸破通往14哩军用大水龙管一条。

5月间，加拿逸南溪达共和敌兵驳火四次，敌兵死伤至少两名。

5月5日，泗里街巴干路边与敌兵遭遇，我方先发制人，打死敌兵3名。

5月11日，加拿逸伏击战，打死敌兵3名。

5月18日，民丹曼光坡，100多名敌兵包围我军正在执行任务的二位战士，经过数阵驳火，打死打伤敌人3-4名。在驳火中，敌兵自己打死自己多名。驳火后，敌兵不甘失败，将正在椒园工作的三名无辜群众活活打死，这种残暴行为，遭到群众的极大不满。在这次驳火中，我方一名女战士(朝光)英勇牺牲，在牺牲前积极鼓励身旁战友勇敢战斗，并高呼北加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5月28日，加拿逸附近，用土炮轰击敌巡逻艇，巡逻艇狼狈逃窜。

5月29日，诗巫巴拉当地区，我一工作队突到利华板厂开群众抗议大会。强烈抗议当局在各板厂建立变相集中营，并张贴标语和散发传单，炸毁板厂周围的铁丝网。

6月16日，诗巫浮罗加地坡，敌人围攻我一住点，当时同志出外执行任务，住点只留下数位女同志，当敌兵接近时就中预先埋下的地雷，同志们勇敢阻击，后安全撤退，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敌兵约3名。

6月17日，我军在卢仙附近打伤敌人三名。

6月18日，诗巫卢仙路18哩地雷战，打死7名打伤1名敌人炸坏一辆军车。

6月28日早上，诗巫宁兴港一场漂亮的地雷战，炸得军车飞得几尺高，据说敌人死7名，伤1名。

6月30日，于诗巫罗马安坡林X祥游艇上缴一电报机。

7月27日下午四时，民丹比带公路打地雷战，炸翻军车一辆，敌人以猛烈火力追击麻雀组同志。在追击过程中，踩中我军预先埋设地雷。这一战，打死敌兵4名，打伤5名，同志们安全撤退。

8月初，泗里街一麻雀组张贴反黄标语，并在义朗河大桥巧妙挂一铁链，敌兵不敢轻易妄动，交通全部陷于停顿，还到马来亚请专家来研究，同时还炸断电杆柱数条。

8月9日，民丹县民丹河古鸭长屋附近，一股敌人可能因为我们活动暴露而在那里调查我们的情况，当天早上七点多，敌兵接近我军住点约十几码和我们同志对话，敌人要我军出去投降，否则就要把我们消灭。同志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狠狠给予回击，阻击和撤退组的同志主动投入战斗，敌人在我方火力有力打击下，只断断续续的开了几阵还击，我方同志全部安全转移。这次驳火中打死敌人3名，伤5名。

8月11日，诗巫发富港我军打死打伤敌人3名。

8月13日，诗巫发富港，一股敌人悄悄的摸进该地一个民运组住点时，被我军地雷和土炮炸伤4名，我方安全撤退。

8月15日，一麻雀组接近民丹古鲁勃曼光兵营附近，开枪骚扰敌人。

9月7日，诗巫巴拉当打死一名敌人。

9月8日，诗巫下游下新芭坡，我军四位战士与敌人遭遇连续两次驳火，打死敌人一名，我方胜利突围。

9月14日，加拿逸阿木川地区，我军三位“小八路”开枪射击一股十余名敌兵，打死打伤3名。

9月17日，我军拉让江下游武工队第四分队，一个由四位同志组成的麻雀组，在船溪美禄打了一场胜利的麻雀战，打死一名敌兵，缴获一支英制半自动卡宾枪，15发子弹。

9月17日晚上，我军下游武工队一个突击组，摸进敌人驻营附近，轰土炮和开枪。敌人心惊胆战，慌作一团，待我军撤退到好远时，才胡乱开枪以壮胆，敌死伤不明，我方安全撤退。

9月18日，诗巫丹章公集，有一名敌人被我军打死。

9月27日，在桑县船溪史兰干打死一名坏屋长，打死三名敌兵。

10月17日，下游武工队两个麻雀组同时一边进攻船溪美禄军事基地，大轰土炮，至少打死打伤敌兵3名。

11月8日，泗里街烧敌人一橡胶加工厂，使敌人损失达100多万元。

11月10日，一股为数不明的敌兵，在泗里街鲁勃路4哩一带踩中我军设下的自动地雷阵。翌日又有一股为数不多的敌兵在距离前一天不远的地方又踩中我军地雷，据说敌人死伤3-4名。

11月13日，在巴都县，我军一位战士在与敌人驳火后，与大队脱离，主动在一铁轨路旁埋伏，不久5个敌兵剩坐一架柴油机车从外而进。我方枪声响后，敌兵全部跳车，打伤1个，跌伤4个，空车载着敌军5个背包撞到路尾才停。

11月15日，11月19日，晚上在诗巫船溪美禄同一地区放火毁敌刚兴建的二座军营和一批建筑材料。离此约3分钟的营敌兵见状，胡乱开枪和打照明弹约15分钟(两次皆是)。

11月15日，我军一个麻雀组在泗丹公路8哩(即巫叻坡路口一带)，打死打伤敌兵4个，我军安全转移。

12月6日，在民丹民正公路上打地雷战，炸死炸伤敌人约10名。

2月10日，我军在诗巫英基罗坡处决一特务陈XX。

1972年北加人民游击队一部分战斗简报

北加人民游击队72年首三个月战果辉煌。活跃在北加里曼丹砂拉越第一省境内的北加人民游击队，在伺机主动出击敌人和多次反“围剿”的战斗中，不断取得了新的胜利。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今年首三个月内39次军事活动，人民武装部队就打死打伤敌人近40名，击毁击伤军车各一辆，烧毁伪警察署一座，并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简报如下：

1月4日，在石隆门-伦乐公路之三马丹地区的一次伏击战中，人民革命武装击伤军车一辆，歼敌多名。

1月7日，我革命武装另一分队在海口区的乌鲁沙班地区的战斗中，当场打死敌军一名，打伤另一名，并缴获二支现代化武器，该受伤的伪军被送进医院亦告死去。

1月17日，在石角地区的一次驳火中就一举打死打伤伪军10名，其中包括军曹一名。

1月17日夜，在西连县，为人民除去死不悔改、罪恶累累的反革命分子蔡XX，并缴获猎枪一把。

1月25日，晚上10时，烧毁乌梭警署一座。

2月24日和3月4日，人民武装又相继在古晋县11 ½  哩及石

隆门县短廊地区，消灭了为人民所深恶痛绝的反革命分子罗XX及许XX。

3月12日，我军又主动出击，攻打怒诺警署，伪军死伤多名。

3月26日，北加人民游击队第二中队战士在比亚凡-伦乐路埋伏敌军三辆军用卡车的战斗中，据当局电台招认，打死伪军15名，打伤4名，取得全歼辉煌战绩，缴获各类型武器十多件。

9月1日，在石角埋伏警察，打死打伤各一个。

1973年第三省人民武装战斗简报

在上半年几个月的战斗中， 打死打伤敌兵，据初步估计约32名，打死敌特5名，打伤1名，缴获一把sten枪，弹药及配备，没收“自卫团”枪支26把，破坏敌人财产约数万元。

1月17日，在诗巫丹章公集，我们四人麻雀组摸进敌营附近，当场打死敌兵(二巡)一名，打伤一名。

正月18日，在诗巫巴拉术地区没收“自卫团”枪支三把。

2月13日，在诗巫市中心处决了两个特务杨XX和杨XX。

2月中旬，中游武工队一工作队缴一民防队Sten 枪一把，子弹120发及装备、弹盒四条。

2月23日，下游武工队一住点被突，敌兵当场受到回击，至少被打伤一名，过后的数次驳火中，我方都主动发制来犯追兵，在极不利情况下，同志们勇敢与敌人坚持战斗达四个钟头之火，打死敌兵7名，伤至少2名。我军华姐、班长与伍乐三位干部在战斗中光荣献身。

3月1日，中游武工队一住点被突，同志们勇敢回击，打死打伤敌兵6名，我方2位同志光荣牺牲。

3月7日，我军麻雀组在Sg. Ngemah支流kajah河伏击民防队，打伤敌兵4名，后全部死去。

3月15日，民丹县我军没收“自卫团”枪支14把，子弹数十发。

3月20日，诗巫县我军一麻雀组开枪骚扰诗巫市新珠山飞机场。

3月30日，我军在如楼以上的加拿逸河伏击约有8名的 敌兵船只，当场打死2名，打伤1名。

4月1日，在加拿逸Sg. Lijan打一麻雀战，打死打伤敌各1名。

4月14日，泗里街我军一民运组在受出卖和病弱的极不利情况下，勇敢给来犯敌予以还击，打死打伤敌人3名，我方余永祥与林爱仙2位同志牺牲。

5月6日，我军在木桂兰破坏敌人正在建筑中的兵营，引暴地雷，贴标语、大字报、烧毁建筑材料，并劝告工人不要替当局建兵营，过后工人都回家不做。

6月1日，诗巫县乌也路，我军麻雀组摸近敌人在乌也路的大兵营，开枪骚扰敌人。

6月4日，诗巫乌也路8哩处决一名伊班特务及打伤另一名，过后又与敌兵驳火三次，打死打伤敌兵3名，我军牺牲三位同志。

6月17日，在加帛县，我军摸近敌人军用机场，烧毁仓库一座，破坏山大王两辆，缴“自卫团”枪支2把。

1975年战斗简报

在各次战斗中共打死打伤敌兵30多名。

1月11日，在泗里街，敌人突击我军某小组的临时点，经过一

阵驳火之后，我方安全转移。敌兵在追踪时，踩中我军埋下的地雷，结

果炸伤敌兵1名，炸坏一把枪。

3月2日，在加拿逸美烟坡，一股敌兵搜索到我军某小队的临时

点，我方先发制，经过一阵驳火之后，我方高呼革命口号，吓的敌兵龟缩在原地不敢前进半步，坚持半小时之后，我方安全转移。

3月4日，在加拿逸某地，敌兵分三路包围我军两位战士的一个临时休息点，两位战士发扬革命大无畏的精神，首先向敌人开枪，经过两阵激烈的驳火，一位同志胜利突围，沈秀琼同志壮烈牺牲，这次驳火打死打伤敌兵各一名，据说受伤一个也死去。

4月6日，在诗巫发富地区，战斗英雄学恩烈士(原名朱宋盘)在负重伤并经过整夜与伤疼作斗争之后，以无比坚强的意志和压倒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同敌人激战八、九个小时，敌兵死伤八各(其中一名是警察野战部队第15营营长兼伪代理警监)，消耗敌人近万发各种子弹和近百发手榴弹。这次战斗打出了人民军的风格，使敌人丑态百出。这次我方学恩与红坚两位同志光荣牺牲。

4月17日，我军某个战斗小组在泗里街义朗桥附近开展标语战取得胜利。这次标语战经过同志们精心布置，巧妙埋设地雷，敌人花了两天的时间才把标语除掉。这一仗我军的自动地雷当场炸死敌兵两名(其中一名是一粒星的地雷专家)，炸伤5名，其中2个后来也死。

6月29日，我军在加拿逸枪决了一个罪大恶极的特务冯XX。

为了打击敌人的国庆，我军在下游各分区，分别于8月28日，8月30日悬挂大幅反马标语，并装有自动地雷，敌兵看了惊惶失措，排除地雷时丑态百出。第三分区的标语于9月8日才拆拆下。

9月9日，麻雀组在船溪美禄鼎新路伏击敌人，枪炮齐响，打死二巡一名。

9月11日，一麻雀组同志摸到船溪美禄兵营附近，被化白打猎的两名敌兵发现后，就地装上一粒自动地雷。9月12日敌兵搜索，结果炸伤敌兵两名，其中一名后来死去。当天晚上，同志们还摸到兵营开枪骚扰敌人。

9月16日，泗里街某个小组在泗里街去成邦江路的路途上伏击敌人兵车，打死皇家马来兵2名，打伤1名。

9月19日，麻雀组在民丹县的泗丹路和诗巫路交叉处伏击敌人，当喷雷一响，几架兵车相撞跌入水沟，“乌龟车”也翻倒。第二天敌人爬上伏击点搜索，踏中自动地雷。这次战斗据事后了解，共炸伤5-6名。同志们在完成任务后，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迅速转移到马拉传地区(民丹市郊)，于9月22日又打响第二仗。同志们在马拉传路上挂红旗，贴标语，敌兵在撕下树上标语时，喷雷爆炸，据了解至少炸伤敌兵一名。

9月中，第一分区的麻雀组在泗丹路摆假雷阵，并张贴标语，敌人来时不敢轻举妄动，用机关枪扫射，用手榴弹炸，搞了半天以上，才发现一堆堆都是草堆和土堆。

10月3日，我军OMT单位的一组同志，在临时点被敌人突击的情况下，按实际情况在敌人必经之路埋伏敌人，敌人终于送上门来，同志们勇敢镇定向敌人付出，至少打伤一名敌兵队长，化被动为主动，我方全部同志都安全转移。

10月19日，在诗巫沙连坡，枪决了一个长期来跟我军为敌的特务江XX。第二天，敌兵来搜索时踏中我军事先埋好的自动地雷，结果炸死炸伤敌兵各1名。

11月6日，我军在加拿逸联合园杀死一个特务黄XX。

11月6日，下游第一分区的一组同志与敌兵遭遇，我方先发制人，打伤一名敌兵，之后我方安全转移。

1976年战斗简报

1月11日，泗里街沐鲁都后山，我一住点被敌巡逻队发现而驳火。我方一位女战士受伤。我军在撤退路上装上一枚活雷，敌人于第二天跟踪时中雷，伤一敌人并炸坏敌人手中枪。

3月27日，下游三分区，我一组同志在执行任务途中与敌人遭遇，由于地形不利，我军主动转移，并机智在撤退路上连续装上几粒自动活雷，并散发传单，敌人以为我军人少软弱可欺，随后跟踪而来，结果连续两次踏中自动雷，炸伤二名。

6月13日，我军在中南村打了一场地雷战，炸伤敌兵一名。

6月25日，我军在麻罗处决一特务谢XX。

11月30日，我军下游四分区，为保存自己而反对外来伊班人深入我军活动打猎而张贴告示标语。其中一组同志在百花河张贴时，途中与化白敌人相遇，造成黄华道同志壮烈牺牲，黄烈士也打伤其中一位敌兵。

1977年战斗简报

1月25日，在泗里街玻璃港处决特务分子黄XX。

1月26日，在泗里街沐鲁都处决特务分子陈XX。

2月25日，沐胶河开展战斗，打死打伤敌兵4名，另有个别溺死。

6月9日，我军-民运工作小组，在下新芭执行任务过程，被敌兵跟踪，同志们灵活机警，当发现敌人跟踪而来，及时先发制人，给予敌人打击，有个别敌人死伤。

6月18日，在诗巫郊区后埔港，打上伏击战，估计打死打伤敌兵4-5名。过后敌兵要搜索时踩中我地雷，估计敌兵又有死伤。

9月5日，我军-麻雀小组在南舌坡，摸到敌兵驻扎的空屋，利用夜色朦胧(晚上七点多)向露台上的敌兵开了几枪，并在距敌兵40-50码处和敌兵对喊了好一阵子的口号，而后安然撤退，这一仗打伤敌兵3名。

77年10月19日,我军一个工作小组在诗巫郊区执行任务过程中,临时住点被化白打猎的两名敌兵发现，同志们先发制人向敌兵开火，敌兵只还枪二响，就逃之夭夭。

1978年战斗简报

1月31日，我军四位同志在加拿逸河支流Sg. Machan河尾与敌

人遭遇，在地形极不利于我情况下，只好边打边撤，我方两位同志受伤。同日在加拿逸河尾Sg. Mujok，我工作组的临时点被敌巡逻兵发现而驳火，双方无伤亡。

3月22日，在民丹县曼光坡处决特务分子林XX。

3月25日，民丹Sg. Chundong开展地雷战，敌死伤各1名。

6月，我军在民丹县Sg. Mador一个住点被敌发现驳火，双方无伤亡。

7月4日，加拿逸河某处，我-搞粮组因被变坏伊班群众出卖。敌人埋伏我搞粮点出口处，结果二位同志去联络群众时被伏击。还火后，我方两位同志安全转移。

7月22日，在民丹麻罗坡破坏敌人的反革命筑路工具，据耶谷自供，连车辆等油损失18万元。

8月4日，在乌也路19哩Amoi 长屋附近的群众稻芭与敌人驳火，一名敌兵的手被打断，我方重林同志牺牲，另一名受伤。

9月22日，在乌也路偷袭10 ½大兵营(当时能容200多名)，并装地雷，张贴标语、布条等。

10月23日，在Poi河尾离我森林基地一定距离的地方，开展了一场摸营突击战。在我枪声和口号声中，敌军吓得不敢喊叫，只胡乱开枪。

10月25日，我军下游第三支队的一组同志与约一小队敌人在大马路旁遭遇，打伤二名，其中一名重伤。

10月31日，在诗巫卢仙路5 ½哩伏击兵车，敌兵伤1个。敌兵被打后，伏在路边开枪约45分钟为止。

11月20日，我军- 民运组在发富处决了一个伊班特务马X，缴一支猎枪。

12月14日，我军流动组在上港比带波处决一伊班特务查X。

1979年战斗简报

79年3月19日，敌兵进攻我第三支队一生产地(乌也河的Pakoh支流Sg. Salinjin)，受到我军同志的还击，经过15分钟的战斗后，我军安全转移，并在撤退路上装下二粒活雷。后据了解，敌兵中雷和中陷井伤3名。

3月30日，在同德港我-临时点被敌进攻，我方先发制人，在打击敌人后安全转移，敌方伤亡不明。

3月28日，在Sg. Tekalang的2.19生产地开展了一场摸营战。

7月1日，在乌也路处决特务俞 xx 。

11月5日，我军工作组在巴干路5 ½ 哩，出其不意伏击敌兵车，据说敌兵有死伤。另，我方一组在四分区，超群路达山坡后山与驳火，双方无伤亡。

我军四位同志在在民丹莪拉让师训学院附近与敌驳火，打死三个敌兵。

1980年战斗简报

9月18日，在东南坡后山，我军一住点被敌兵发觉而驳火，双方无伤亡。

12月1日，在Pantak 木山路3哩与一股敌兵遭遇驳火，据说敌方也有受伤。

1982年战斗简报

1月10日，第三支队一组同志在伊朗河常青加帛伐木有限公司开展木山斗争，烧铁甲车一辆 ，并挖陷阱，挂标语，装地雷，一个工人不听劝告而跌阱受伤，一个敌人在撕标语时中雷受伤。

2月9日，在边区基地总部(在Sg. Takalan)附近，我一战斗组主动伏击来犯之敌，可能有个别伤亡。

2月17日，在印尼边区的1.12生产地附近，我二位同志在路途中遭印尼兵突击，在双方驳火中，一位同志受伤。

3月14日，在印尼边区Sg. Takalan 支流Sg. Kiroeng，我一侦察组与敌遭遇驳火。

3月28日，在Sg. Takalan 的 2.19生产地开展了一场摸营战。

8月8日，在下游阿山河森林，我军一个住点被敌兵发现而驳火，敌至少伤亡两个。

1983年战斗简报

4月18日以来，敌军的军事演习，变成大规模的剿共行动。据说，在南蛮河尾砂拉越伊班兵不满马来亚马来兵的歧视与欺压而进行武装反抗，经过双方火拼，共死12个，11个受伤。

83年7月29日，我军华区工作小组在发富森林与一股敌巡逻队遭遇，打死敌兵一名，据说还打伤另一名。

8月3日，我军在伊郎(常青公司)柴山开展柴山斗争，烧毁各种柴山车5架。

9月25日，我军两位同志在南蛮森林与一敌巡逻队相遇而驳火，双方无伤亡。

三省人民武装力量历年战斗简报

1970年打死敌兵约24名，伤约11名，特务约13名。

1971年杀死杀伤敌兵特务约130名，其中特务20多名。

1972年杀死杀伤敌兵特务约120名。

1973年打死敌兵约32名，伤1名，特务约5名。

1974年 无。

1975年敌兵和特务死伤约30名。

1976年敌兵死约5名，伤约6名，特务1名。

1977年敌兵死伤约15名，其中死约一半，特务2名。

1978年敌兵死伤约9名，特务3名。

1979年敌兵特务死伤约7名，其中死3名，特务1名。

1980年打伤敌兵个别名。

1981年不详。

1982年打死打伤敌特约4名。

1983年敌兵死伤约2名。

附注：由於敌兵的死伤人数主要是根据群众相传，因此确实性必有问题。

附录四

殉难人数统计与分布

砂盟与北共领导的武装斗争(1963-1990能)，有多少人在这场武装对抗中牺牲呢?

据砂拉越中区友谊协会多年来的收集与整理后的数字是：约近800名。

据整理的资料显示，殉难者的分布情况：

第一省(西部边区与国内)

边区：约200余名(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约占三份之

二)。

国内：220-240名之间(包括斯里阿曼行动之后的16名)。

第二省(边区与国内)

80-100名之间。

第三省(边区与国内)

边区：约20-25名。

国内约250-260名(半数牺牲在伊班民族区和华伊混合区，包括“斯里阿曼”行动后的24名)。

殉难者来自砂拉越各地(原出生地)，另有部分来自印尼西加，分布情况：

1，古晋西连路和诗巫县各约有100多名;

2，古晋海口区和伦乐县，各约有50-60名;

3，石隆门和英吉里利各约有40-50名;

4，印尼西加人约40-50名;

5，其余的有泗里街、民那丹、加拿逸、木中、成邦江等等地区。

这些曾为砂拉越民族民主事业献身的勇士，他们的生前同伴和人民群众，一直缅怀着他们。为了永久性的纪念着他们的无私奉献，尽力克服阻难，在各地建立纪念碑纪念他们。

(转载自《砂拉越左翼运动史》)

后语

(2014年3月29日)

(一)我们是怎样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1953年砂拉越解放同盟成立之后，就都以共产主义为信仰和思想行动的指南，是个地下非法的革命组织，英殖民地政府视为眼中钉，尤其当砂盟很大程度支配了人联党，发动了广泛的独立运动和剧烈的反对大马运动之后，就更恨之入骨，非一网打尽不可。

英帝就在上述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从1962年的6.22和12.11的大逮捕之后，还是不断的实行大逮捕，迫使众多革命者逃到农村隐藏避难。要在农村继续革命下去，还须实行武装自卫和逐步开展游击斗争。这是公开逼我们走上武装斗争的办法。另一种办法，是英帝发现我们很难免会采用武装斗争形式时，它也同时诱使我们发动大批人越界到印尼去搞武装斗争，当人民武装力量还幼弱与人地生疏时加以消灭，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的被消灭，就是这个阴谋的成功杰作。可以说，我们是受到公开迫使和秘密诱使而走上武装斗争道路的。

(二)汶莱和印尼对我们武装斗争的影响

汶莱人民武装起义，启发和鼓舞了我们进行武装斗争，激发我们从没有到有武装斗争思想。英帝对反帝反殖反马运动的不断高压和撕破民主的假面具(拒绝交出政权给选胜的汶莱人民党)，使革命者深感没有通过武装斗争是没有斗争前途的。还有印尼的抗马和帮助我们进行反马的武装斗争，这更坚定我们对武装斗争的决心，并使我们的积极准备武装斗争和开展武装斗争得到有效和迅速的开展。

(三)危险的战略构思

林和贵把积极准备和开展武装斗争的重点放在印尼西加边区。1963年初，他亲自发动5、6百人并随同越界到印尼去准备武装斗争。他也希望二、三、四省能像一省那么大规模的派人越界，但因距离印尼边界太远，三省只去几个人，四省一个都不能去。后来，收集革命历史中，林还责怪洪楚廷没有像一省那样派人越界。当1963年，文铭权到印尼时，发现已有那么多人越界，他也表示有所顾虑。

林和贵是在汶莱起义后，仓促和草率地决定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他不是于1962年底就是1963年初决定的。他决定前，只争取身边少数人，也没有争取各省领导人的意见，就作出决定;也没有决议，只由他写非常简短的信传达。各省就根据各自对决议的理解执行。

林过了印尼之后，对国内的各方面革命工作都很少过问和指导，几陷于自由放任。对国内的武装准备，只大约1963年尾，派人传授军事基本技术，如卧倒，爬行，掌握使用枪支，投弹等等，其他就毫无动静。致使国内，尤其是三省革命者感到武装斗争遥遥无期而对革命失去信心，1965年革命内部还出现了大分化大淘汰。

这种对武装斗争的战略思想，势必使印尼边区的武装斗争在印马夹击时，因得不到国内武装斗争的配合和支援而容易被消灭，也就很好满足英帝在人地生疏消灭我们武装力量的战略阴谋。

(四)林与叶、杨的团结问题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是我们当时革命和武装力量最强大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而林和贵、叶存厚和杨柱中都是西部组织和部队的重要领导人，他们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林甚至当面临印尼夹击时而不顾后果的主动公开决裂，这对削弱内部的战斗意志和信心，对团结战斗反击敌人的打击和破坏都是很大的。这种内部不团结，不仅对东西部和对全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影响都是大且深远的。无疑地，这是向我们的革命和武装斗争恨插第一刀。

林和叶、杨的关系，在国内就不够好，一方可能是不受尊重，一方可能不满领导的官僚作风。没有上印尼边区前，叶、杨对林的官僚作风、不够爱护同志和某些作法有意见和不满。9.19会议后，林是东部而杨是西部最高负责人，但林不去东部也不交出国内一省的组织工作，自然地引起叶、杨的怀疑与不满。后来，对处理与印尼面临破裂的统战关系和反围剿等等的问题，都难于一致与行动的协调。明显地，彼此的关系是更不好。但林作为最高领导，却没有主动积极的消除矛盾与搞好关系，反而放任与自我孤立。1967年2月7日，大敌当前，他突然离开逊空基地，把矛盾公开化，自然的激发叶、杨的强烈不满和公开批判。他离开基地之后，他更狠心不顾西部各武装力量，听任自生自灭。这种缺情义的胸怀，是绝对不能带头搞好团结的。所以，林对这个不团结是应负主要责任，才是合情合理的。

(五)第三支队的覆灭与领导的责任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当时的处境是最险恶的，但没有领导的错误，还是不致被消灭在逊空基地，而且还能坚持得更久更好与作出更大的贡献。

如果文铭权能够直接领导砂拉越武装斗争和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如果林和贵能团结好叶、杨和不放弃对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领导，如果叶、杨不死守基地和采用更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第三支队还是可能避免被印军消灭的。

如果林能依9.19会议决定去东部上任，而西部工作让以杨为首的干部独立自主去奋斗，相信结局可能会更好。将以上各领导的错误加予衡量，林和贵对第三支队的被消灭是应负最大的责任，文和叶、杨也不能免要负一定的不同责任。

(六)谁是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和机会主义?

1968年6月24林和贵回国后，就在海口区领导中心开展大批叛徒、内奸和叶、杨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和机会主义。他至死为止，都认为叶、杨是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和机会主义，这是很不符合事实的，他俩为了革命和武装斗争不怕苦，不怕死，对革命和战友尽心尽力负责到底，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革命英烈。他们也有缺点和错误，但他们那里像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和机会主义?那以林本身的种种表现，就更像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和机会主义。

(七)我们的武装力量为什么几乎被扼杀在摇篮里?

1964年3月30日 —1973年10月20日，是我们武装斗争从印尼西加边区成立，广泛开展，并广泛发展到国内许多地区的斗争时期。当我们的革命进入武装斗争时期，是更须文铭权的直接领导，他才能更好率领全党全军进行更正确更灵活的奋斗，文却缺席了直接领导。可是留在国内的最高领导林和贵，他再也不像文第一次出国时，那样的负起国内革命的领导责任。事实上，他不但放弃对砂拉越人民游击的领导，他更不负责召开东西部中央分局会议，还是由他的副手黄纪作不断主催，才迟迟开了那个不够成功的“海口区会议”。这使东西部也没有统一的领导和对敌斗争。再结合内奸的又搞又破坏，革命内部更容易产生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和机会主义，也更容易犯严重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先左后右，缺乏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第三支队的被消灭，国内牺牲最大的海口区反围剿，印尼边区杀敌夺武的太过放手，国内三省民族工作的太过冒进，以上这些左的又引来1973年严重右的错误。这使我们在这个时期的武装力量，就几乎被扼杀在摇篮里。

(八)为什么星火不能燎原?

1973年之后，我们的革命和武装斗争受到右倾投降路线严重的打击和破坏之后，普遍的华族群众对革命斗争都采取消极的态度，统治当局更加紧推行社会改良，民族和阶级矛盾日趋缓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也逐步改变对东南亚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支持态度，到了80年代初甚至停止支持。同时，国际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斗争也日益不断的走向低潮，以我们非常弱小孤立的武装力量，是无法扭转这种严重国际革命低潮形势的，而被迫接受和谈，最后结束斗争，星火也就不再燎原。

(九)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和谈?

在我们这次武装斗争中，有两次和谈，一次是我方主动一次是当局主动。由于双方力量极为悬殊，我方缺乏谈判的筹码，谈判结果对我们都更不利和会蒙耻的。在那种条件下谈判，只有结束斗争，不然，就只得尽力坚持到底。

在1973和1990年代或90年代时期放弃武装斗争，重搞公开合法斗争，事实证明完全是幻想的。所以，当能够通过公开合法进行斗争，就必须尽力坚持下去，已经走上武装斗争道路的，更应力争坚持到底。

(十)斗争的作用与意义

我们经历了27年的武装斗争，吃了许多苦头和流了许多血汗，还牺牲了8、9百国家和民族的优秀分子。可以说，我们已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其时对方付出的可能应该更大。但是，我们也不只付出而没有收获。经过了这么长期革命和武装斗争的作用与意义，主要是：(一)广泛的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斗争能力和丰富了斗争经验。(二)树立了爱国爱民的斗争风格和无私奉献的榜样。(三)促进社会发展进程。例如统治当局不得不实行各种社会改良，也加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实施。(四)对国际共同斗争的互相配合与支援等。从印尼共面对9.30右派政变的血腥镇压看，敢于接受挑战总比不接受为好。

(十一)对武装斗争战略阶段与实行展望

我们当时开展的武装斗争，如果主要仅从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和民族觉悟、关系、分布的情况出发，而又没有得到国际(尤其是印尼)的大力帮助，那么我们的武装斗争应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建立森林武装斗争基地，并通过边搞边打广泛的动员群众(主要是指山地民族)和建立一支在一定地区能打退进攻和能够保护人民的武装力量。第二阶段以上阶段为基础，主要是通过打伏击战和运动战，逐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建立和扩大解放区，以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我们的武装斗争，要胜利通过这两个阶段，所经历的应是长期曲折和反复的，至少须经过两三代人前伏后继地奋斗，才有可能取得最后的成功。有了这种战略思想，才能更不左不右的领导斗争。

我们刚发动武装斗争时，确实还没有具备武装夺取权的条件，但却有开展和长期坚持的条件。从我们坚持了27年的武装斗争，就是证明。单主要靠华族就能坚持这么久，如果其他民族也发动起来，那武装斗争的威力就会充分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