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马研修班纪要 |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创新及其意义

本纪要整理自“2017年国外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哲学暑期高级研修班”（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7月19日上午课程的部分内容。

出于对尚未发表的讲稿内容的版权保护，本纪要部分借鉴了乔瑞金教授发表于《现代哲学》2007年第5期的论文：“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探索”。该论文与课程主题“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创新及其意义”关系密切。

本课题讲授者：乔瑞金

讲授时间：2017年7月19日8:30-11:30

整理者 ：观斗者

一、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界定

1.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

整体来看，英国国家文化的根本特征是经验主义，正如英国著名思想家汤姆·奈恩所认为的：“英国的孤立性和排外主义;英国的向后性和传统主义;英国的宗教性和道德气氛;微不足道的’经验主义’或本能的对理性的不信任……”。如果向前追溯，这种经验主义特征发端并盛行于洛克和培根的时代，随后这一方法代代相承，并在英国的史学界得以延续。20世纪20年代，以汤普森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开始形成，由于成长于英国这一特殊的文化背景中，因而不可避免地继承和采用了这一方法，他们坚信“历史学家是经验的记忆仓库”。

2.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嬗变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英国共产党内部，从一开始它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本国的历史，并最终奠定了英国史学的基本走向。虽然在早期深受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英国共产党也被戏称为“苏联共产党的支部”，然而，1956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和苏军入侵匈牙利事件导致许多共产党人对苏联僵化的、教条的思想统治表示不满。在英国，许多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官方的教条和束缚，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多样的探讨，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

3.结构主义的欧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英国的整个人文科学领域又经历了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欧陆马克思主义的介入。因而，一种异域的思想开始在英国的各个领域蔓延开来，并以一种强有力的优势占据了英国文化的一席之地。正如英国结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所认为的：“欧陆新思想是’白色反动移民’引入的，由于本国政治局势动荡，加上英伦三岛’崇尚传统’和服膺’经验主义’产生的磁力，吸引他们纷至沓来，并迅速主宰了思想文化界的各个行当。”由于这一结构主义视角的引入，一种不同于历史主义学派的结构主义学派开始出现，从而形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一种崭新格局：一派是以 E.P.汤普森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化主义和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派是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结构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二者就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发生过激烈的论争。

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命题的功能阐释

1.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单纯经济决定论有着激烈的批判，尤其以雷蒙德·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主义。威廉斯认为，我们必须重估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把‘决定论’重估为有限要素的排列和压力的释放，并远离一种可预测的、可控制的内容;我们必须把‘上层建筑’重估为一系列相关的文化实践，并远离一种反映的、再现的，尤其是依赖性的内容;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必须重估‘基础’，使它远离一种固定的经济或技术的抽象概念，而朝向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中人类具体的实践活动。”因此，当我们谈论这一“基础”时，我们不是在描述一种状态，而是在讲述一个过程，这样“经济决定论”的概念就丧失了机械论的内涵，同时，上层建筑也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但是，当威廉斯把社会构成不再看作是一种决定性的结构而是一种构成性的过程(实践)，然而，他却再次陷入了非此即彼的悖论中，只强调了时间中的过程，而忽视了空间中的结构。总之，他始终都没有走出“二律背反”的泥潭。

针对威廉斯的这一缺陷，作为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的佩里·安德森如何来解读这一难题呢?作为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安德森不仅受到了英国传统文化的先天浸润，而且受到了欧洲大陆思想，尤其是法国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后天熏陶。但是，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思想不同，安德森并非一个不折不扣的结构主义者。他基本赞成阿尔都塞的社会构成思想，但并不完全赞同其多元决定论的思想，因为如果按照这一理解，社会结构内的矛盾关系就会变得非常复杂，社会变化也会充满非常多的偶然性，从而无法把握社会规律。社会发展是多要素的，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地位并不排除或取消文化或上层建筑的研究，而是要促进它。可以说，安德森不仅是站在结构主义的框架中对上层建筑的独立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同时也遵循着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强调。总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矛盾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既要从结构上加以考虑，也要从时间中加以认识，更为重要的是从人的现实实践活动本身来把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整体论的视角来正确认识和看待这一问题。

2.关于社会主体的问题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希望唤醒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与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作斗争，从而创造出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崭新局面。安德森作为《新左派评论》的主编，40年来一直坚持着激进主义的立场，坚信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因此，为社会主义寻找一种切实可行的革命策略就成为他一生难以释怀的情结。在《当代危机的起源》一书中，他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进行了理性而睿智的考察，并作出了惊人的断言。他认为，英国的历史并没有随着传统唯物主义所设想的道路前进，而是发生了某种偏差。1688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只改变了经济基础，而没有改变上层建筑，首先是因为英国的革命发生尚早，没有像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彻底推翻封建的贵族统治;其次是中产阶级没有鲜明而独立的身份特征，以至诞生于工业革命时代的工人阶级找不到可以明确反对的阶级，并在19世纪早期被贵族统治和工业中产阶级的联合策略所击败;最后，由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于1642- 1688年之间，而非1789年的启蒙运动之后，从而主导的意识形态形成了一种经验主义的形式，而非严密的理性主义。因此，从工人阶级的全部历史经验来看，他们始终都没有能够形成坚强的阶级意识，成为反抗资产阶级的强大力量。另外，从安德森对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来看，“资本通过这种多层的默契结构对劳动者所施加的灵活而强有力的领导权，代表了一种比社会主义运动在俄国所遭遇的远远难以克服的障碍……”因而，由于工人阶级的自身经验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统治的双重影响，安德森得出结论，仅仅把希望寄托在本国工人阶级的自发觉醒上显然是行不通的，必须引入一种与英国主导的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相反的理性主义或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唤醒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从而开创本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崭新局面。

然而，面对同样一段历史，汤普森作为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对工人阶级、尤其是那些悲惨而积极生活的下层民众给予了极富同情而满怀热诚的论述，希望通过对其历史的考察而挖掘出英国工人阶级本身的反抗精神。他认为，工人阶级并不会随着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出现而自动诞生，只有当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并明确表达出来时，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才能形成，自为的阶级才能真正形成。而且，英国的工人阶级受到了历史上激进传统的塑造，如新教意识不服从国教者的反抗传统;民众自发的反抗传统;贯穿于全社会的生而自由的精神遗产，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形成的雅各宾主义思想等等，因此，汤普森对工人阶级作出了乐观主义的预言，认为尽管当前英国的工人阶级不可能出现新的革命高潮，但他们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构成，能够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以合法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赢得革命的胜利。总之，汤普森是站在工人阶级意识的肯定立场坚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国胜利论”，而安德森则是站在工人阶级意识的否定立场坚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主义立场。安德森总是坚持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立场，不仅期待着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且期待着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再次兴起。

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维度

1.大众文化意识

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话题作出了独具特色的阐释，而且他们的聚焦点是文化。在他们看来，文化是透析社会的一面镜子，文化批判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批判，他们把文化看做是进行社会批判和社会斗争的前沿哨所，希望通过文化批判介入到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创造出一种激进的社会意识。当然，这一转变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他们生活于二战后，那时，英国的资本主义空前繁荣，各阶层普遍富裕，福利制度基本建立，贫富差距显著缩小，阶级界限日渐模糊，似乎英国成了一个无阶级差别的国家。与此同时，一种全新的文化形式——大众文化伺机兴起，光怪陆离的影视节目，眩人耳目的广告画面，花花绿绿的时尚杂志，耸人听闻的街头小报，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刺激着每个普通民众的神经。面对这一文化现象，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自然而然把目光投射于大众文化，并对此进行了深入而透彻的分析和研究。

当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持有一种否定和批判的立场——这一批判背后所蕴含的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则截然相反，他们并没有一味地谴责和批判大众文化，而是对其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和褒扬。因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不再那么明确，所有的文化都是作为商品，按照商品规律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一切精英文化也成了大众的，被大众所享有和享用。正如当代文化研究的伯明翰学派所指出的，“一切皆是大众的(精英只是幻象)，所谓文化研究只是确定什么样的大众而不是区分精英与大众;并认为以传媒为载体的低级庸俗文化形式并不只是由工人阶级消费的，这些文化形式也不是由工人阶级自己创造的。”因此，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开始从否定走向肯定，从批判走向褒扬，从而形成了一种新颖而独到的大众文化研究理论和模式。

2.文化研究范式的转换

英国的文化研究是从文学批评开始的，早在20世纪 30年代，F.R.利维斯等文学批评家就从文学角度全面剖析了流行小说、音乐、电视、广告等文化形式，它们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存在某种暗合之处，认为战后年代以营利为目的大众文化侵蚀了人们的最佳审美体验，降低了人们的道德和精神水准，助长了人们的物质欲求，因此，他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极力贬低和谴责大众文化，呼吁社会精英承担起教育大众的责任。

然而，文化研究真正崭露头角则始于50年代，雷蒙德·威廉斯、霍加特、E.P.汤普森等老一辈的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力图超越利维斯的精英主义立场，对大众文化、尤其是工人阶级文化给予积极的肯定和评价。尽管当前英国这个工人阶级诞生最早的国家的革命形势不容乐观，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走向悲观主义的基调中，正如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所认为的，英国的工人阶级有着激进的反抗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构成，并作出乐观的预言，他们能够通过合法的经济、政治斗争赢得革命的胜利。

总的来说，无论是早期的利维斯，还是后来的威廉斯、汤普森等文化主义者，或许是独处一隅的地缘因素使然，或许是经验主义的气质在作祟，因而带有极强的文化主义特质，他们对欧洲大陆的文化几乎不甚知晓。然而，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由于《新左派评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引进和介绍，英国的文化研究模式发生了阿尔都塞转向，形成了“结构主义的研究模式”。

英国的文化研究，无论研究理路和模式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无论把大众看做是被统治者驯服的“臣民”还是颠覆统治者的有效武器，无论对大众充满悲观失望还是乐观肯定，他们进行文化研究的主旨就在于从中挖掘出反抗资本主义的各种有效力量和因素，从而实现他们改造资本主义的根本目的。

3.马克思主义情结

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的阐释不是从纯粹审美的意义上来进行的，而是着眼于文化现象背后的社会意义，尤其是意识形态内涵，甚至有人认为，“英国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研究”。他们认为，文化与经济、政治等社会构成要素一样，它不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副产品，而是一个相对自足的领域，在社会变革中同样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当然，文化的自足性并不会否认与经济或政治等社会要素的关联性，文化必然是对社会的一种反映，但却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反映和改造。这就不可避免地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话语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关联，从而使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理论话语都成了文化研究的一种有效手段。例如，文学批评家利维斯就把文学批评看做是社会批评;文化唯物主义的代表威廉斯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强调动态地研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不仅注重文化与社会的结合，而且饱含着极大的政治热情，走上了一条“文化政治批评”路线;作为当代文化研究“奇葩”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则从种族、性别、阶级等方面对大众文化作出了行之有效的阐释。可以说，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的阐释总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阐释模式：马克思的“生产模式”构成了文化理论阐释的潜在结构，意识形态分析和批判则构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同样，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维度，也成为文化研究难以逾越的界限。

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以各种方式来遭遇和面对马克思主义。然而，随着苏东剧变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性失败以及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思潮的兴起，甚至马克思主义终结或过时的话语已被我们所熟知时，英国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模式依然能够奏效么?目前，后现代主义这一理论话语逐渐感到了自身的干涸，同时感到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模式不仅没有丧失任何有效性，而且越来越受到英美思想家的青睐和宠爱，在当今语境中重新获得了人们的关注和认可，并日益显示出独特而优越的价值。

四、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的延伸和发展：

首先，他们始终坚守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原则，面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种种新生问题，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理论命题，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主体、意识形态等问题进行了独具特色的解读。

其次，他们对文化的研究不仅秉承了英国经验主义的思想气质，而且融入了大陆理性主义的思想元素，使两种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相互嫁接、彼此交融，不仅开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一种崭新格局，而且对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采取了左派的激进立场，他们寄希望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性精神，希望创造出社会主义运动的崭新局面，从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当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横扫了东西方的壁垒，当作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外壳的第三条道路在全球普遍蔓延时，当“社会主义理想已止于一种广泛传播的理想”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应该采取怎样的立场来应对这一世界性的困境呢?一向倡导革命激进主义的佩里·安德森于新千年走向了“不妥协的现实主义”。这一转变或许是对资本主义疯狂进攻的一种理性选择，或许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性失败的一种负责任的选择。尽管他们犀利的批判、满腔的热忱，激烈的言辞、深刻的理论对于唤醒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和革命运动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在现实性上几乎没有什么可操作性，但是，作为与统治阶级相抗衡的一种力量，对于保持社会有机体的健康发展而言却是极其重要的一种力量。

对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决裂的问题，来自黑龙江大学的张笑夷副教授认为：乔瑞金教授在强调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比的特殊性时指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是在摆脱前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旨在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种独立的学术思潮。同样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也是自觉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超越斯大林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模式的产物。衣俊卿教授在《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中指出，“从历史背景来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缘起及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始终是同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几乎在每一历史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衰荣辱，以及他们的理论突破、超越与建树均与斯大林主义统治的程度和批判斯大林主义力量的强弱有关。”在这个意义上，二者的理论追求和精神气质难免会有一定的相似性。

关于此次课程，来自张笑夷认为：乔瑞金教授对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介绍，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认为，我们可以展开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相关理论主题、方法论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比如，可以开展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的新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与波兰新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沙夫的相关思想的比较研究。沙夫在《历史与真理》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发，他在《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等著作中也同样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沙夫指出，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的幸福的理论，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核心是自觉地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想，乃是这个人道主义的彻底表现，同时也是人道主义理想的物质化的实现。”

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辨别各自独特的精神气质，也可以发现它们思想深处共同的理论诉求。通过比较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各自流派、思潮、理论的内涵及其相互间的差异，还会为我们思考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提供更丰富而深刻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启示。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乔瑞金教授，就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能否构成一个独立的文化单元。今天讲座时间有限没法展开，乔老师讲的英国新马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差别也许还不足以论证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单元。

敬请期待7月20日的课程，将由韩秋红教授讲“西方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现代性视阈中”，张亮教授讲“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