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学者：关于全球化是否死亡的辩论与全球的危机

作者：沃尔特·弗门托 维姆·迭克森斯 马里奥·索萨 魏文编译

引言

关于全球化是否已经死亡的辩论已经展开，它是否还活着，或是垂死，甚至是否存在全球化。我们认为参加这场由加西亚·利内亚(玻利维亚副总统)开始的辩论是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帮助和迫使我们讨论最中心和现实的问题之一，对它的理解和解决有很大的政治战略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进行思索和考虑，对他很尊重，不仅承认他讨论问题的科学—学术能力，而且重要的是承认他这样做在政治上的合法性。

这场辩论正好是在资本主义发生结构性危机的时刻展开的，危机表现为进展缓慢，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世界不同地区受到制约或是后退，因此工厂关闭，发生股市危机，贸易的流动减少，兑换增多，逃向黄金，贫困和极端贫困增加，基尼系数上升，移民的流动量增加，就业失去质量，半失业增加。危机加深，直到引起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看得见的选择。

换句话说，我们处在一个向其他的权力、价值和状态的形式过渡的阶段，甚至是后资本主义的场景，它的经历时间难以估计，它的选择以开放为代价。跨国金融资本最有势力的阶层之间的战斗正好在资本主义权力的中心进行。在叙利亚阿勒陂的战斗之后，美国丧失了使它使战争升级和出口到更加复杂的地区(中国、俄罗斯、印度等)的能力，此事让人们看到冲突的现实场景可能位于美国，首先表现为危机的大力深化，比如机构的政治危机，甚至是武装力量部门之间的对立。

引发这场辩论的政治事件是特朗普的胜选和英国的“脱欧”。事件正好发生在美国和英国，它们将绝望辐射到全球，因此也辐射了对“全球化”的希望。这些事件向我们表明，民族主义选举的胜利要求帝国的国家(美国)重新工业化(和/或本国的劳动工业化)，但它似乎已经不再是强国了。民族主义被支持全球化的媒体人作为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进行传播。

全球危机，金融战和“法西斯主义”

全球化的金融资本和它占统治地位的媒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半岛电视台、彭博社等)的意图是使特朗普作为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工业化选择名声不好，以便在与金融流动或金融危机博弈的时候，为自己要求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地位。它们自己创造的危机代表着这种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结果，向我们建议的选择是只有一个“全球的国家”能够避免危机或纠正危机。全球主义者仍然处在挑起金融危机的地位，办法是通过美联储大幅度提高利率，直到2018年2月利率仍在美联储的控制之下。

在30年代的危机中也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导致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崩溃和许多企业的破产，自由主义到了谷底，因为对“扩张主义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有用了。自由主义在失败的时候，在中心国家被一种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保护主义取代，这些国家在它们为了产生向新的形势、规模和有机构成飞跃的地位已经落后了。那些取得进展的国家自称是“盟友”、“民主国家的”团伙，那些落后的国家被称为“邪恶轴心”、“法西斯国家”。危机，分裂和权力的斗争席卷所有的国家，使所有的国家和每一个国家四分五裂。在这两个团伙中我们看到没有一个中心国家或宗主国不是处在帝国主义金融资本断裂的状态。每个国家属于哪个“团伙”的区别由曾经是霸权主义的金融资本来确定。

处在金融资本和这些“团伙”的特性之外的是依附的国家、外围国家、半殖民和殖民的国家或是欠发达的国家。根据金融资本中心的情况，这些国家只是被救援的部分，在这些“团伙”中处于屈从和摇摆的状态。根据它们的地位是站在某一边或是中立(这意味着一种站队)的时期，这对每个依附的国家对它发展自己的战略计划是有利的，这总是表现为依附国家一种工业主义的发展，一种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业主义民族主义。这个总是与金融资本的两个团伙对立。

在“轴心/法西斯主义的金融团伙”中有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在这些国家建立了一种公司的、官僚化的、军事化的国家权力，其基础是“原子放射性”的个人主义本身，其特性是经济的自由主义，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在“盟友/民主的金融团伙”中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在这里与法西斯主义团伙的国家一样将民众社会军事化，关闭了所有的议会、媒体和社会动员。因为金融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从经济—金融战走向军事的战争的时候，导致所有民众社会的军事化，关闭了所有形式上的政治自由主义，其作用是是资本主义的积累，在所有的领域国家集中管理这些积累。

对于争夺的团伙来说，资本主义的重大交易是战争本身，这是加速积累的发动机，在军事的战斗中是确定获胜的金融阶层。这总是允许和迫使在中心国家所有的金融统治中实施一项民粹主义的和公司的政策。金融资产阶级通过“民粹主义”将包括公司在内的社会要求资本化，其社会基础是一项公司国家的计划(一个官僚化—军事化的国家)。将国家被选举的人排除在外取决于在国际的竞争中不把资产阶级排除在外。只有在依附的外围国家政府才有空间，发展民众的政治，尽管是有限的，将人民包括在中心的政治角色中，目标是实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战略的主权。

在当今的世界上，危机和一场大萧条表现越来越多，跨国金融资本两个最大的派别之间的对立发生在同一个国家：美国。这场冲突以主要的方式表现在美国国内，而不在国家之间。它表现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种对立，事情发生在美国。自从全球化的进程开始，全球主义的金融资本阶层在它的进展中试图创造和强加“全球的国家”和它的国家形式，甚至让所有的国家屈从于美国。对于这种全球的金融资本世界不仅已经不再有国家的边界，而且也不拥有公民，如同仍是30年代的事情。没有边界也没有公民的“全球的国家”在于所谓的全球金融网络，有自己的跨国公司网络和金融城。争夺中的力量如今寻求在所有的人民和所有国家之上，为了纳粹主义的回归成为现实的主要敌人，就是全球化的金融资本本身。

对于坚定的市场来说如同全球化一样，我们的存在拥有的理由只是用我们的劳动力交换金钱。按新自由主义的视角，社会的权利和我们的公民权离不开一个来自整体的视角，而且好像是诞生于交换并在交换的局限之内。在坚定的新自由主义的视角中，长期的失业和被排斥的趋势是失去所有的权利。只有公民的权利不是平台和外部是社会的成员这个事实，优先确定作为国家或人民。我们是社会的成员，在我们参与市场的时候，我们是商品、服务的供应者，是被全球的跨国公司组装的零部件。

从这种视角出发，作为公民似乎在市场的限制之内创造了权利，而不是以我们是一个国家、社会或社区的成员作为基础这个事实而出现的或是消失。只有我们确实有权存在，在市场上交换我们的劳动力。那些被排斥的居民没有在市场上交换他们的劳动力，他们被以逐步的方式剥夺了社会的和经济的权利，失去了公民权。在一个对公民和被排斥的人没有地位的世界上，这对整体来说是日益增加的威胁，其趋势是甚至失去生活的权利，或者说在趋势上是可以消灭的。这样新自由主义的逻辑结果成为一种纳粹/法西斯主义的观念。

对于全球化的金融资本来说，重大的进退两难是在世界范围内金融资本阶层的利益之间地缘政治的冲突中，很难脱离有边界的国家政治上的调解，首先是与美国没有任何调解。此时这场战斗正在进行，不仅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中可能导致危机的深化。结构性危机的整个进程是一个复杂的斗争、对抗和辩论的进程，在这里前进和后退的资本主义角色的不一致发出利益争夺的调子，此外在某个时候为非资本主义的角色提供起义的空间。

令人鼓舞的是出现了对我们生活的社会和人在社会上的地位的讨论。面对逐步排斥这对于恢复权利给予回答的思考是重要的。排斥意味着失去地位和身份，批评这种排斥可以导致恢复一个让所有的人都有地位的社会。这意味着质疑排斥的制度。但是一场身份的危机 并不首先意味着一场制度合法性的危机。

恢复排斥的合法性而不对制度进行质疑的危险迅速导致另外一种排斥的“合法化”。没有从根子上面对排斥的问题。事情正好相反。在一种排斥的方式通过市场的机制取代另一种排斥的时候，如是否属于特定的民族、社会地位、宗教、种族、性别、文化等，就会使社会的关系更加非人道。人们为了恢复一个让所有的人都有地位的社会不是互相声援，而是相反互相对立，以便独占日益缺少的地位。面对害怕失去他们的地位，人们可能以更大的力量要求包容，尽管要以其他国家的公民(移民、难民)和宗教(穆斯林)作为代价。

在走向一个“全球的国家”统一市场的时候，因为这个新的经济空间公民的等同将会削弱。对于公民来说，现实是地区化和世界化的进程(欧盟、北美自由贸易条约)将为资本和财富大量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创造条件，代价是逐步排斥。这样做的结果并不是由于更加抽象的市场更多实现等同的发展(公民缩小为只是产品、服务、选举节目、经常制造的虚假新闻、理论的意见等)。

结果虽然是由于一个更加具体和古老的社区(民族或甚至地方)在过去有更多的社会和经济的权利，在表面上生活更有尊严，尽管为了资本在这个环境的基础上获得胜利的客观空间几乎是没有的。经济的地区化和世界化以及经济集团(欧盟、北美自由贸易条约)的一体化这样将矛盾的方式导致民族主义的倾向，直到以经济以外的原因造成基础的分裂。这正是英国“脱欧”成功和特朗普胜选的原因，因而必然是全球化的金融资本危机的原因。这正是特朗普政府艰难的任务。

全球化是金融资本(全球的或国家的形式)新的形式发展进程的出现，面对过去的统治形式它要为将跨国金融资本强加于人而进行斗争。在一个增长和平均利润率趋势下降的世界上，在八十年代在世界上“三驾马车”(美国、日本和欧洲)内部，外国直接投资(IDE)出一种强有力的发展，旨在加强跨国公司在世界上的竞争地位。跨国公司之间经济战的发展从这种格局出发，为的是通过在国外的外国直接投资改善它们在世界其他市场上的地位。

跨国金融资本在1980—1991—2001年期间进入危机，当时出现了跨国公司的灵活性和外迁，它们离开中心国家，落户在新兴经济体;当时国家的公共管理结构的破坏在“最小国家”的口号下在深入，政府的权力越来越从当选政府的总统们转移到由设在每个金融城的全球大型金融银行强加的中央银行的总裁手里。

全球化是一个进程，它作为对中心国家跨国资本主义的选择出现，这场斗争中在1999—2001—2008年的时期出现了一场结构性的危机。我们仍处在这场危机之中。全球化也是一个帝国主义之间金融资本斗争的进程。全球化是危机的一部分，是被看作危机的斗争的一部分，是在斗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前进的一部分。

金融资本经历的简短历史

重商主义从15世纪起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从1400年末到19世纪中叶的1850年，当时工业资本主义变成统治者，从工业资本、工厂和大型机械工业起，在英国都屈从于封建的君主、国王的国家、封建的商品生产。度过了制造车间的时期，出现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特别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制度。

资本主义作为生产方式最后成为统治者，当时发展和强加一种大型机械工业的工业资本形式。从那以后工业资本在它的历程中屈从于封建的模式，首先是封建模式，之后才可能成为大型机械工业。在那里服从于乡村，随着时间走向农业加工的生产。乡村是封建君主势力的地盘，工业城市是工业资本势力的地盘，农业扩大，金融城成为全球的金融资本中心。

从1880年到1890年工业资本变成金融资本，当工业资本在它的发展中吸收了银行资本，变成金融资本的时候，也将工厂变成金融的经济集团，发生了经济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基本的经济单位已经不再是大工业的工厂，而是在活动的部门多样化的工厂经济集团(生产为了工业--科学--技术的消费，以及为了个人的消费)，在每个部门的内部生产领域多样化。这种资本战略领导的集中和分散是由金融资本确定的，这是它的运作的特点。

作为金融资本第一次发展进行争夺的私人战略管理机构，与公共的政治管理对抗、提供和达成协议，成为国家的政策。因为它的目标地点是世界，它的宗主国国际政策目标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心的工具是信贷和债权者和债务者的关系，债权者通过提供发展工业的资金将条件和产品强加于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生产债权者需要的东西，比如原料和零配件。

在1929--1940年的时期，国际金融资本进入危机，表现为1929年的金融危机和战争，后来的军事战争(1936--1944)，因为出现和发展跨国的金融公司支持跨国的金融资本主义(作为那个时代的先进形式)，再次将霸权主义强加于人，结果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1936--1944)。跨国公司表现为中心国家跨国的状态，它的母公司设在中心国家，它的分公司在附属的、外围的、欠发达的国家。

这些分公司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最重要和最有活力的企业在每个生产部门是一致的，当国际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根据债务人--债权者的关系在半殖民地国家进行生产。现在跨国金融资本将跨国资本主义强加于人，直接和大量出现在每个国家、企业家的商会和政党中。

我们看到跨国金融资本在1980--1991--2001年进入危机，当时出现了跨国公司灵活性和分散化的进程。全球的金融银行以这种方式实际上服从于国家的和大陆的要求，从全球来说将其重新命名为本地的银行。在这里全球的--本地的特点是发展全球的金融资本。这在地理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价值、财富，开始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差别和世界的参与，为所谓的新兴世界迈出步伐。

金融资本将它在中心国家的战略结构分散到世界，以这种方式使每个中心国家母公司的权力规模处于危机之中，因为提高了全球的跨国公司权力的门槛规模。但是不仅是迁移了它的全球的经济、政治、战略结构，也迁移了它的生产结构，成为当地国家的生产，此时将其职能--劳动任务和经理高度专业化，让第三国成为商品和服务的供应者，以前他们是同一个企业的部门和领域正规的劳动者。

企业迁移的现象不应当不透明，但这是那整个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进程。因为观察到被称为新兴经济体在创造全球财富中日益增加的份量，还可以看到在所谓的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财富的增加，尽管相对较少。在这里危机似乎不是财富破坏进程的结果，而更多是一种对财富参与重大的破坏。

这个进程是缓慢的，但是深刻地引入新的技术、机器人、人造工程等，也就是说更加自动化，已经不再是手工的东西，而是智能的作用(智能机器)使生产率产生巨大的飞跃，但没有转移到工资和中产阶级的收入上。这是一个外部常规化深刻的进程，使劳动条件不稳定。同时从生产率来说，在80年代生产100万美元的商品需要25个工人，在2016年生产同样数量的商品只需要5个工人。这个结果无疑说明一部分是生产更加自动化，一部分是因为由第三者进行的。但是这个进程的趋势表明在中心国家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当中为生产服务的参与部分增加了，生产也经历了一个自动化的进程。比如运输和后勤服务的自动化。也就是说，由于技术的发展，服务业工资收入的份量也开始受到损害。这个资本主义功能的结构因素(不取决于它的阶段)说明在所有的情况下，福利的平均指数呈下降趋势，需要在节约成本上实现飞跃，因此外迁成为辅助的机制。

全球的企业构成10%是经理部、商品组装和服务的正规劳动者，其余90% 是供应商品和服务的劳动者，在这里一些人的职能是经营供应商机构，他们是小企业主。这种现象的特点是“后现代化”，在这里说明服务自然占国内生产总值更大的比例，这个事实以前被称为工业部门。实际上，在工厂的单位内由第三者进行的生产没有计算在内。

这呈现出为了全球资本主义商品装配和服务的平台非正规的商品和服务供应商灵活的网络形式，这是为了全球的金融平台的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全球的平台(外部采购文化)。

全球金融资本为了强加于人而斗争，被世界首次看作危机是在2001年9月纽约城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塔”倒塌爆炸的时候。大陆的跨国金融利益发生“垮台”直接表现在华盛顿的政治权力、司法权力、跨国金融权力之中，表现在军事工业复合体和联邦警察身上。

全球金融中心大楼的倒塌是布什政府期间对1999年(克林顿政府时期)强制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全球金融权力做出的军事的--警察的回答，该法案从1934年起废除商业银行(合法的)和投资银行(非法的)的结合，它们的联合构成全球的金融资本。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全球金融资本、它的全球投资的金融资金、税务金融天堂和它们的全球金融城网络的主要事实。

反对全球金融资本的第二个行动是在2008年9月，当时在前总统布什统治下美联储提高了利率，为垃圾抵押贷款的金融危机和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垮台”迈出步伐，这意味着对花旗集团(全球第一大银行)是巨大的打击，进入了全球金融大危机，至今我们仍处在这场危机之中。

金融资本走过的历史道路从1880年的危机以来有三个大的阶段：从1880/90到1929/1939;从1945/1950到1990/2001;从2006/2008到现在。金融经济集团的宗主国，多国金融公司的中心国家处于金融、经济、军事和机构危机中的全球金融网络的全球国家。金融的全球主义建立了它的经济机构：全球金融网络，它与生产的社会关系;全球的金融资本和它的生产方式;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但是没有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建立它。仍然没有回到霸权地位。这是全球的危机、危机的进程和它的结构性危机的深刻表现。

自从2013--2014年出现金砖国家多极/全世界地区之间的人道主义，“脱欧”和特朗普胜选是精英们反对全球主义的反应，普遍性危机的进程和来自金融全球主义的政治革命进程的条件已经削弱了吗?当然是这样。全球主义经历一场总进程的领导危机?确实是这样。作为选择出现了什么?美国工业主义者的民族主义、中心国家的金融大陆主义和非金融多极的普遍性。

走向非金融的多极普遍性吗？

关于北京的事情，特朗普给全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给了有力的打击，这项协议被认为是反对中国的多极计划，但是包括针对设在中国的全球跨国公司。此外，特朗普还对华盛顿可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如果美国加入这个机构，那就是不仅接受与多极的中国合作--而不是反对中国--两国可能参加建设两条“丝绸之路”。这种情况是走向非金融的普遍性的明显信号，这使在顿巴斯(乌克兰)和叙利亚的战争适得其反。

在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同样道路上，全球主义反对多极的俄罗斯的部件和楔子是特朗普移动的中心数据，以便削弱乌克兰总统佩特罗·波罗申科的地位，特朗普接到波罗申科总统的电话之前，在白宫接见了乌克兰反对派的负责人尤利娅·蒂莫申科，此后美国开始与其确认共同的行动。

在金融领域，在美国特朗普加深反对金融全球主义的对抗，已经开始撤销“多德-弗兰克法案”。从2008年起该法案避免了美国大银行突然破产实施所谓“太大而不能倒闭”的政治路线，通过所有的手段加强银行，根据美联储没有支持发行货币的政策，被称为“量化宽松”，为银行提供大量美元，实行零利率，将银行的债务国有化，制造大型金融泡沫，比2008年超出500%以上，终于爆炸。

尽管“多德-弗兰克法案”有某些积极的方面，它规定美国财政部对银行的监护，这显然制约进程的发展，在金融银行之间的对抗中产生胜者和败者，赢家和输家。特朗普将深化这条路线，似乎通过恢复“格拉斯-斯蒂格法案”，准备重新将存款的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开，投资银行是全球大银行在阴暗中的特别工具。

这件事意味着对金融全球主义的一次严重打击，明显加深在不同领域的金融资本之间的斗争。对此还要加上在国防部和安全部已经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在国际机构发生的变化，暴露金融全球主义的关键问题。这让人理解在华盛顿已经开始一场与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一场“殊死的战争”。

民族主义，大陆主义、全球主义和普遍性

可以观察到所谓“全球主义的危机”或“去全球化”，这是许多知识分子提出来的。根据是全球主义的角色和利益已经失去英国和伦敦城的控制，因此失去了对欧盟的影响能力。这个进程从英国是否留在欧盟的公民投票失败开始。在这件事情上是两者的票数相差不到2%，这可以由英国北部工业部门的白人工人的投票和英国女王支持“脱欧”来说明。

另外的事情是纽约金融城(华尔街)金融全球主义在特朗普胜选以后，失去了对美国政府的控制和影响，尽管暂时还保持它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控制。

这两件事情标志和界定关于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辩论的开始。但是，特朗普掌握美国政府后从它的决定可以看出，表现为一项明确走向反对全球金融寡头(反对中国和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反对大陆主义的金融寡头(反对墨西哥和将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工业主义的民族主义方向。工业主义的民族主义提出将工业的投资重新定位在美国，离开新兴国家。

一项工业主义的政策始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行的政策，美国作为工业商品的供应大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它的工业化进程的规模实现飞跃直到1942年，只是在两个团伙都已经筋疲力尽时，美国才直接参战，这让美国成为西方最大的战胜国，有助于让英国屈从于它，将美元强制作为在其范围内统治的货币。美国离开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是解决1929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战的方式，成为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大国，提出了帝国主义扩张性的工业主义的民族主义。那时提出的帝国主义义的大陆主义与苏联的大陆主义对立。

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为了能够实现它反对金融寡头的工业主义的民族主义，还有很大的障碍，此事面对着争夺加剧的经济危机以及政治斗争和机构危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现在达沃斯如同是将所有一般的全球主义，特别是非金融的多极全球主义人格化，因为2017年特别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新兴经济体将与全球的金融跨国公司和世界的大国的公司共处。所有这一切标志着世界权力标度的规模是普遍性的全球主义。  这个标度向我们表明权力的规模，在其中产生和实现权力与价值。根据金融资本两个派别之间由于特朗普的工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计划内部冲突加剧，这可能是特朗普最可能胜利的空间。

今天对于工业主义的民族主义权力来说似乎没有受到限制，但是对于美国军国主义的大陆主义来说则可能受到限制，仅是为了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军事权力和它对热核战争的威胁。依靠这个唯一的权力工具很可能还不能给它地位。工业主义的民族主义也不能够被军国主义的金融大陆主义阻挡和使之屈从，因为 前者需要否认它展开的所有可能性，将会分裂它。

反对寡头的工业主义的民族主义只能被金砖国家的工业主义多极的普遍性和全世界地区之间的人道主义阻挡和使之屈从。因为对它的发展来说这是必须的，不能发展的东西是它的发动和中心国家。德国、法国和欧盟处在同样的形势下。这种地位在美国有其历史和社会基础，比如在托马斯·杰斐逊(前总统)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和罗斯福总统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反对在联合的英美金融银行的时期。

我们面对一个历史上的关键时期

我们所处的形势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裂缝日益明显，资本主义制度稳定的“不安全”在增加。在一个容纳公民越来越少，而且在霸权主义的国家美国国内金融资本的重要阶层也被排斥的世界上，可能陷入一个全球化进程本身甚至资本主义制度耗尽的进程。经济的方向迟早重新走向一种世界范围内对经济的重新调控。

在一个多极世界的框架内，不存一些国家屈从于另外一些国家，也不存在所有的国家屈从于一个“全球的国家”。如果俄罗斯和中国为了一个多极的世界坚决要求某种东西，那正好是国家的主权。教皇佛朗西斯科要求在精神层面上每个宗教尊重其他的宗教，全世界的宗教之间共存，这两个观念互相加强。我们看不到从多极世界出发，当赌注押在“新丝绸之路”上的时候，资本的积累进程有长期的生命，“新丝绸之路”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从外围生产的发展主义的计划。至少是一条临时的出路，在这里所有的资本直到美国的资本都有地位，因为特朗普美国可能加入。

我们提出的重要问题是美国基础设施的大型工程一旦结束，因为“丝绸之路”这些投资是否会连接下一个资本的再生产周期。我们相信最可能出现的场景是将不会连接，如同我们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地缘政治》一书中所指出的。如果这样，向后资本主义的过渡将是一个进程。

彻底的变化从来不会发生在个人的时期，而是在风暴之中，一切都被搞乱。唐纳德·特朗普的胜选是最有戏剧性的政治不服从之一，它与英国的“脱欧”和其他吸引力较小的事件一起，表明危机的深刻，推动新自由主义的霸权主义的停滞。尽管意识形态和目标不同，这些民众选举的哗变分享一个共同的目标：拒绝全球大型公司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支持它们的政治机构。他们的投票是对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回答，这场危机在2008年首次表明全球的金融秩序几乎停滞。但是，最近几十年解放斗争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对全球化的金融资本对反对体制的运动的屈从。

特朗普的胜利不仅是针对全球金融的一次反叛。投票给他的人们拒绝的事情不只是新自由主义，而且也拒绝进步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进步主张)。用女权主义者南希·弗拉塞的话说，“进步的新自由主义一方面是新的社会运动(女权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多种文化主义和权利LGBTQ)占统治地位的潮流的联盟，另一方面是‘象征性的’交易部门和全球服务(华尔街、硅谷、好莱坞)的最高水平”。在这个联盟里， 进步的力量与全球化的金融资本的力量有效地联合。多样化和“男女平等”的理想原则上可能用于不同的目标，现在的结果是对破坏制造业的政策赋予光泽，这在以前是中产阶级的事情。

在美国最近三十年里实施“进步的新自由主义”，由于比尔·克林顿1992年在选举中的胜利而得到批准。克林顿是“新民主党人”主要的组织者和旗手，相当于英国托尼·布莱尔“新的工党主义”的美国版。克林顿和“新民主党人”的沉重责任是削弱工会组织，让实际工资下滑，劳工匮乏增加，出现两份收入的家庭取代已经消失的家庭工资的高潮。这是借助新的社会运动靠解放的魅力色彩对社会保险的打击。

在靠英才管理而不是平等确定“进步”的时候，这是将“解放”与在企业的领导层建立在“赢者留下一切”(让级别有价值而不是取消它)的基础上，将少量妇女、少数族群和同性恋者精英的上升进行比较。这个“成为进步的”、自由的和个人的概念已经逐步重新取代解放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包容的、反对等级的、平等的、对60和70年代曾经繁荣的社会阶级的观念敏感的概念。结果是一种“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它是金融化重要的形式和解放的理想的混杂。在他们眼前，女权主义者和华尔街是“同一种羽毛的家禽”，这完全反映在希拉里·克林顿个人身上。

华尔街和制度的媒体平台的愤怒是特朗普的胜利让“解放和金融化之间的联盟”处于最为懦弱的地位，因此它们坚持动员青年以避免分裂。对下层的人来说，特朗普主持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政府就是制度解体的象征，如同一场风暴在鞭打我们。这是在制度的混乱之中向我们提出如何建设新的东西，冒着它包含的所有风险，但是意志不变。

结论是帝国的金融的全球主义正处在危机的时期，这是斗争和结构性对抗的时期。过去形成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没有死亡，它以美国和自由贸易条约为基础反对金融的大陆主义，在另外的条件、形式和方式下继续它的进程。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新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讲述用它的决定性光环向全球表明新的目标存在缺口的时候，已经遭到沉重的打击。它没有死亡，但是已经失去了它“第三条道路”原来整个的思维能力。它肯定将做出 一切努力以便恢复已经失去的光环。历史不会重复，作为闹剧除外，现在克服危机的辩论有时是在反作用的方式下进行的。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2月16日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