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列宁学”研究的三大理论走向及其批判

西方“列宁学”是从当代西方学术思潮中发展起来的一股社会理论思潮，以列宁生平著作、列宁主义理论以及列宁同自己的思想先驱、同时代思想家及其理论继承人之间的关系为自己的研究对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东社会主义的跨台、原苏联档案的最新解密以及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西方“列宁学”的研究也呈现出不同的理论路径、理论特征和价值取向:一是原来从事前苏联和俄国研究的一些学者如英国的尼尔·哈丁(NeilHarding)和罗伯特·瑟维斯(RobertService)都倾向于用一种“否定性”的方式改变了他们对列宁主义的态度，以此作为对前苏联跨台和最新公布的苏联档案的回应;二是过去主要从事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另一类学者试图重新复活列宁的思想，以某种“肯定性”的方式把列宁思想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新批判联系起来;三是主要以美国凯文·安德森(KevinAnderso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由于深受托洛茨基主义影响，他们注重从批判的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解读列宁的思想发展。

　　一、当代西方“列宁学”中“否定性”的列宁主义观

罗伯特·瑟维斯和尼尔·哈丁都是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西方“列宁学”家，是“否定性”的列宁主义理论思潮的主要代表。罗伯特·瑟维斯非常明显地用一种“否定性”理论倾向来对待列宁主义，他从根本上把列宁思想描述为死板和教条。如果说他的早期代表作《列宁:政治生涯》(Lenin:ApoliticalLife)(1985-1995)三卷本还在某种程度上对列宁在理论上的敏锐性加以称赞。那么在2000年出版的《列宁传记》(Lenin:ABiography)中，尽管大量运用了最新解禁的一些档案材料，但在探讨列宁思想时，却存在着过度推测的倾向，少了些早期慎重的学术判断和严肃客观的研究。例如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AlexCallinicos)就指出，“罗伯特·瑟维斯最近的传记令人更加信服的再现了列宁的家庭背景，突出了乌里扬诺夫的新近不太确定的贵族身份，但转而就例行公事地继续进行谴责，而这些谴责在档案中并没有任何重要的事实支撑。”[1]再例如，瑟维斯把列宁全身心地投入革命，解读为列宁直接是位“自大狂”[2]，把十月革命后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被处死归结为列宁的“狂暴”和“复仇的欲望”。[3]因此，瑟维斯对列宁生平、列宁政治实践活动和理论的评论与分析，意识形态的偏见浓厚，主观随意的推测多于客观的理论探讨，缺乏理论新意和启示。

同为当代西方“列宁学”中“否定性”思潮的理论代表，尼尔·哈丁则有所不同，他对列宁的分析和评价则具有浓厚的理论色彩和学术价值。他的早期代表作是两卷本的《列宁的政治思想》(Lenin’sPoliticalThought)，分别出版于1977年和1981年，在这两卷本的著作中，尼尔·哈丁探讨了列宁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理论和实践。他一改早期西方“列宁学”几乎完全聚焦于列宁的先锋队政党、重点关注列宁的《怎么办?》的理论传统，把西方“列宁学”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著作上来，也试图把列宁描绘成一位有着自由主义冲动的思想家。在他看来，列宁关于俄国的经济社会条件的透彻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条件下的一种具体运用”[4]，奠定了列宁民主革命战略和策略的理论基础;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的公开战略提供了一种连贯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5]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级》的实践补充，它的很多主题都明显来源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级》的理论分析。”[6]他在书中批判了早期西方“列宁学”普遍流行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意把列宁描绘成一个崇拜密谋活动的布朗基主义者、一个信奉权力意志论的尼采主义者，或是所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也不同意简单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来解释列宁的生平活动和列宁主义所谓的“赎罪论”等论点。尽管他在著作中也批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列宁晚年丰富而深刻的政治思想，但他还是试图为列宁早期的实践和理论进行辩护。例如西方“列宁学”家“指责列宁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尼尔·哈丁认为这是“站在20世纪70年代的理论观点上”，“因为列宁并不知道《巴黎笔记》和《大纲》。”[7]

但是在1996年出版的《列宁主义》(Leninism)中，尼尔·哈丁则改变了早期的理论态度，倾向于用一种更加否定的方式对待列宁及其思想。首先，在《列宁主义》这本著作中，他声称要“批判性研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列宁主义理论。他认为，现代意识形态的任务就是对支持者进行定位，并引导他们去改变或保护现在秩序，《列宁主义》的“主要目的是对列宁主义为其追随者所提供的意象图(mentalmap)加以说明，通过这种意象图，其追随者进行自我调整，达到识别朋友，并激发他们动员和组织起来反对已被察觉的敌人。”[8]在他看来，列宁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通过哲学的、社会学的、经济的和历史的分析，不仅与广泛支持现存财富和权力分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区别开来，而且还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并揭示了它们所犯的理论错误。与具有深厚历史、普遍传播和基础广泛的意识形态不同，列宁主义宣称其哲学的、社会学的、经济的和历史的分析的每一个要素和论述的每一个方面都紧密相连，从而确保其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在这里，尼尔·哈丁并没有像其他西方“列宁学”家那样，简单地把列宁主义理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是较为客观地承认列宁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内在一致性，这种理论上的一致性“成为吸引俄国民众(和世界人民)的基础，对苏维埃政权的制度和实践产生决定性影响。”[9]但是，尼尔·哈丁并没有真正理解列宁主义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的理论本质，而是把这种内在一致性技术性地归结为是列宁一个人在10年时间内(1914-1924)确立的。他说:“列宁主义只是一个人在1914年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提出来的，大部分重要观点实际上是在1914年至1917年提出的”，列宁主义的“这种内在一致性是它被固定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为代价获得的。”[10]

其次，尼尔·哈丁虽然一如继往地认为列宁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此时他的评价更加趋于负面。他说:“不应该设想与马克思关系紧密就会有好的口碑，相反，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列宁主义再现了马克思主义本身教条而狭隘的主题。” [11]他不赞同西方“列宁学”主导的理论观点，即把列宁主义看作是一种落后的政治学，是落后的俄国社会环境的自然产物，它只是采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尼尔·哈丁认为，作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种反应，列宁主义对资产阶级政治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正是战争促使列宁分析了民族对立和军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强化了他对民主政治所抱的马克思主义成见。“列宁轻率地把国家仅仅看作是压迫机器而不予以理睬变成了某种信条，以至于在随后共产主义的整个发展历程中，政治学的重要问题一直被排斥在讨论的范围之外。” [12]尼尔·哈丁认为，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基本观念，也认为现代国家与自由正义毫无关联，它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非人类解放的工具，国家权力的增强必然会削弱个人和集团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因此，国家政权不再以人民构成为基础，也不再将广泛而深入的人民民主作为其目标。对列宁来说，政治所表达的是革命过程中一切情绪化的、华而不实的和过时的东西，是毫无价值的、极度虚荣的胡扯。尼尔·哈丁说:“就国家没有自治权—它只不过是实施阶级统治的代理人这点来说，列宁已经彻底回复到还原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13]列宁如此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政治实际上走向了终结。”因此，他认为列宁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它只是再现了马克思主义狭隘的革命主题。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尼尔·哈丁在《列宁主义》这本著作中，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论述列宁的哲学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他的两卷本《列宁政治思想》的不足。尼尔·哈丁在书中研究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哲学笔记”。他把辩证唯物主义视为一种“确定性哲学”，并认为正统唯物主义只不过是列宁手中用来批判对手的“棍棒”，列宁在1908年重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和意识的正统观念，批判了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但列宁的目的并不在于探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问题，而是要提示所有哲学都具有片面性和党性，把哲学史归结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拒绝哲学上的中间路线。“如同在政治上一样，在哲学上最阴险的敌人并不是公开的对手，而是中间道路派、调和主义者和中立者。” [14]而列宁在1914年研究黑格尔的哲学著作“明显是一个自我澄清的过程”。尽管辩证法在这一时期对于列宁的思维模式和自信来说极为重要，为列宁的主要政治战略提供了哲学上的支撑。但是列宁的反思是零碎的，难以理解。在尼尔·哈丁看来，1914年对黑格尔的反思只是一种个人的研究，并且没有打算出版，因此“在那之前，它们还没有在公开领域亮相，因而它不可能成为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要素。” [15]后来，“辩证法就成了斯大林无情的唯意志论的一种辩解，它强行按照观念的要求来裁剪桀骜不驯的现实。辩证法成了‘科学之科学’，注定要与作为计划经济和计划社会的社会主义以及党的领导携手同行，并且党的领导无疑是其神谕。” [16]由此看来，尼尔·哈丁不能够理解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看不到列宁的哲学思想经历了从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向富有实践的、辩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精神的一种理论飞跃。

　　二、当代西方左翼学者的“肯定性”的列宁主义观

与西方“列宁学”研究中“否定性”理论倾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二十多年来，当代西方左翼学者试图“重读”、“反思”、“重复”甚至主张“回到”列宁和列宁主义，成为当代西方“列宁学”研究的一道风景线。法国学者让-雅克·玛丽(Jean-JacquesMare)、加拿大学者L.利赫(LarL.Lih)以及欧洲地区的斯塔西斯·科维拉克斯(StathisKouvelakis)和齐泽克(SlavojZizek)是这一理论倾向的重要代表。

让-雅克·玛丽在2004年出版了《列宁:1870-1924》(Lenin:1870-1924)。正如美国学者凯文·安德森指出的那样，该书集中论述了列宁的革命政治学，为列宁与支持战争的社会党人和考茨基这样的“中间派”的斗争进行辩护，深刻地说明了列宁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值得注意的是，玛丽把列宁早期的哲学思想和1914-1915年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严格地区别开来。她认为列宁在战争期间还在研究黑格尔辩证法，其中最主要原因就是想了解由于缺乏辩证法，像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这样的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是如何背离革命的;此外，她还深刻地认识到，列宁在笔记中批判第二国际理论家因不懂得辩证法而未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其中也包括列宁的自我批判。

在这种持“肯定性”理论倾向的左翼学者中，利赫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学者。他在2005年出版了《重新发现列宁:回到〈怎么办〉》(Lenin Rediscovered:“WhatistobeDone”inContext)，2011年又出版了《列宁》一书。他主要聚焦列宁的《怎么办?》一书。众多西方“列宁学”家都把《怎么办》视为列宁主义的理论起点，是关于建立一种所谓“新型政党”的理论，从而试图把列宁主义描绘成一种极权主义理论。在西方“列宁学”这种主导思想的影响下，“《怎么办?》成为每个人了解列宁信仰的入门读物，成为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本质的基本教材。” [17]但是，在利赫看来，《怎么办?》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驳斥一些非常具体的对手而在极短的时间内写成的，它并不是打算为几十年后的读者能够清楚明白地理解列宁的信仰而写的。无论是专家，还是普通读者，由于“缺乏一种真正的知识背景———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国际的大背景和1901年晚期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纷争不断的小背景。坦率地说，他们误读了《怎么办?》，从而误读了列宁，从而塑造出教课书中的列宁形象。”[18]因此利赫决定回到《怎么办?》写作的历史语境，并重新翻译了列宁的《怎么办?》一书，从而发现了一种与教课书不同的列宁。

在利赫看来，列宁完全是一名充满热情的“爱尔福特人(Erfurtian)”，试图在俄国建立西方式的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人”是利赫创造的一个新名词，用来描述以正统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民主党的信仰、组织模式和政治战略。“爱尔福特人”就是把德国社会民主党视为政党榜样，把爱尔福特纲领看作是社会民主党使命的权威论述，接受考茨基对纲领所作的极具影响的解说。列宁对于在俄国建立德国社会民主党模式的政党组织充满自信。他认为把社会民主党的模式引入俄国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障碍不是俄国落后的工业发展和规模相对较小的无产阶级，而是缺乏政治自由。因此，利赫认为，《怎么办?》的写作并不意味着列宁是极权主义者，相反，“列宁是政治自由的积极倡导者———尤其是被称为‘5S’(svobodaslova，soiuzou，sobraniia，stachek[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罢工自由])的积极倡导者。如果你愿意为政治自由而战，你就是列宁的朋友，即使你敌视社会主义，如果你以任何方式贬低政治自由的目标，你就是列宁的敌人，即使你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19]利赫得出的结论是:“列宁对爱尔福特分子的忠诚和对俄国构想的自信贯穿于他写的一切东西之中，贯穿于《怎么办?》的写作之前、写作过程和写作之后。并且它们也构成了《怎么办?》的整个论点。”[20]

利赫后来在一篇题为《列宁与考茨基:最后时期》的文章中进一步分析了列宁与考茨基的关系。他认为，“直到1909年，列宁对考茨基都是极其羡慕和充满热情的，从1910年到1914年，列宁的态度变得更为谨慎。1914年，当考茨基对战争持中间派的立场，并拒绝与多数派领袖分裂后，列宁的态度转为极为负面，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最后。”[21]那么，在1914年之后，列宁与考茨基决裂:是考茨基变了，改变了原来的道路，成为一个叛徒，还是列宁变了，认识到自己原来的信仰错了，于是放弃了第二国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他得出结论说，列宁的思想在战前和战后都来自于考茨基以及第二国际其他正统的思想家，改变道路的是考茨基而不是列宁。由此看来，尽管利赫引用了大量材料来证明自己的理论观点，但他并没有真正理解列宁主义的理论本质，特别是1914年之后，列宁通过阅读黑格尔，实现了自己思想上的飞跃，从而超越了第二国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最能体现当代左翼学者思想倾向的研究论著是2007年由斯塔西斯·科维拉克斯(StathisKouvelakis)和齐泽克(SlavojZizek)等所编辑的文集《重塑列宁:走向一种真理政治学》(LeninReloaded:TowardaPoliticsofTruth)。一些西方“列宁学”家把列宁主义描绘成俄国落后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而只能适用于封建落后的东方国家和贫穷的第三世界。针对这一观点，这些左翼学者试图捍卫列宁主义的当代价值。例如意大利政治哲学家A.奈格里(AntonioNegri)指出，西方政治学认为，“争得权力是列宁主义的唯一主题”，“谈论列宁，就是谈论争得权力”。[22]而随着生产条件和权力关系的不断转化、无产阶级的非物质化以及国家控制和社会关系的变革，列宁的战略模式已不再适应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但是其原则和方法却有借鉴意义，为新的社会历史变革提供了某种启示，我们由此“进入‘超越列宁的列宁’的领域”[23]。亚历克斯·柯利尼科斯(AlexCallinicos)认为，列宁是位富有责任感的政治家，列宁“既不是悲观的机会主义者，也不是传统史学所描绘的狂热教条主义者。相反，当列宁面对新的问题时，甚至在最紧迫的情况下被迫后退并在理论上重新评估局势时，我们看到始终是一种对理论和实践的清晰把握。”[24]在他看来，列宁给我们的启示是，要重视对资本主义的策略性分析，重视政治的特殊性和中心地位以及必要的政治组织。

总之，对以齐泽克等为代表的左翼思想家来说，“‘列宁’不是怀念旧的教条主义确定性的名称，恰恰相反，我们打算恢复的列宁是正在生成中的列宁(theLenin-in-becoming)”[25]。富有基本经验的列宁遭遇到了一个新世界，旧的参照点在这个新世界中毫无用处。就像回到凝视一幅画或参观一座墓碑那样，简单地回到列宁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重复或重塑列宁，即在当今世界中，我们要恢复列宁那样的冲力。向列宁的这种辩证回归，其目的既不是恋旧式的再现‘逝去的革命的黄金年代’，也不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地调整旧的革命纲领以适应‘新的条件’，相反，回到列宁的目的是在当前全球化条件下，重复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战争条件下重新改变革命方案的那种‘列宁式的’行动。”[26]列宁在1914年所做的一切，就是我们在当今时代应该做的。在他们看来，不仅列宁的斗争策略在当代实践中具有借鉴意义，而且列宁也为变革当代世界提供了一种方法和态度。重塑列宁并不是回到过去，也不是批驳“列宁学”家对列宁思想的歪曲并为之辩护;重塑列宁就是承认列宁已故，他的具体解决方案已过时，并力图去发现“在列宁之中，又超越列宁的列宁”，从而走向一种真理的政治学。

　　三、当代西方“列宁学”中批判的人道学派的列宁主义观

当代西方“列宁学”研究中的批判的人道学派是由传统的亲托洛茨基的“列宁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黑格尔主义化的理论思潮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其早期代表有俄籍经济学家、托洛茨基的前秘书杜娜叶夫斯卡娅(RayaDunayevskaya)、特立尼达籍的历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C.L.R.詹姆斯(C.L.R.James)等，而当代最为著名的代表则是美国的凯文·安德森。西方“列宁学”中批判的人道学派沿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黑格尔主义化的理论冲动和人学批判精神。早期的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在批判第二国际把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化、教条主义化和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倾向时，纷纷试图诉诸于黑格尔哲学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和战斗精神，这种黑格尔主义化的理论冲动在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那里达到了理论高潮。马尔库塞不仅严厉批判实证主义，驳斥那种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归罪于黑格尔哲学的错误观点，而且还把黑格尔辩证法人学化，并重新阐释了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黑格尔哲学的精神是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哲学的精髓是一个由自由、主体、精神和概念组成的结构，黑格尔哲学所展现的辩证法思想的核心是绝对观念，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放弃了马克思的理性辩证法，鼓吹用实证主义的庸俗社会学和自然科学来取代辩证法，从而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和革命本性。在马尔库塞创造性解读的基础上，杜娜叶夫斯卡娅则不断强化马克思理论中的黑格尔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理论本质，并把它作为理解列宁哲学思想的理论支撑点和切入点。她先后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1958年)、《哲学与革命》(1973年)等著作，初步尝试对列宁主义及其哲学思想进行批判性的人学解读。

与西方“列宁学”的其他学派不同的是，这一学术派别十分重视列宁1914年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致力于把列宁的思想人道主义化。如果说杜娜叶夫斯卡娅是把列宁“哲学笔记”翻译成英文并用人学批判的视角加以研究的首位学者的话，那么美国的凯文·安德森教授则是通过《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一书的系统论证和详尽阐述来完成这种人学批判解读。安德森在该书的导言中就直白地说道:1914年之后的著作表明，“列宁更接近诸如格奥尔格·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这样一些重要的黑格尔主义者或‘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苏联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绝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人，但是我相信，本书是第一部以这种见解为中心对列宁进行研究的著作。”[27]同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列宁学”家们一样，杜娜叶夫斯卡娅和凯文·安德森也把列宁早期的哲学思想和1914年研究黑格尔之后的列宁哲学思想对立起来。安德森把1914年之前的列宁称为“前黑格尔的列宁”，主要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代表，这个列宁远离黑格尔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只是处处重申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旧唯物主义，缺乏理论上的创造性。他把1914年之后的列宁称为“黑格尔的列宁”，主要以1914年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为代表。这个列宁转向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对旧的、庸俗的唯物主义展开批判，从而超越了其早期的机械论的哲学著作;这个列宁把研究黑格尔视为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径:“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28]。

在他们看来，列宁转向黑格尔，就是转向唯心主义。列宁“哲学笔记”的核心思想就是恢复唯心主义的真理，反对庸俗唯物主义。凯文·安德森还进一步揭示了列宁由“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的转变历程:列宁一开始阅读黑格尔《逻辑学》1812年和1831年两版的序言时，还深受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观念的支配，试图去“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强调要“打倒天”，“抛弃上帝、绝对、纯观念等等”，对黑格尔的观点还有许多保留，对其唯心主义的观点或加以批判，或忽略不计，只是在阅读了黑格尔《逻辑学》的两版序言之后，列宁才开始接受黑格尔。列宁在阅读《逻辑学》导言时，他“开始摒弃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种简单的分类”[29]，“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进化论的思想，并回到马克思早期所主张的否定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创造性原则的观点上。”[30]列宁在阅读《逻辑学》中“自为存在”时，认识到观念的东西和实在的东西不是绝对对立的，安德森认为“这是整部《黑格尔笔记》的转折点，列宁从此开始转向相当公开地认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31]列宁在这里对唯心主义表现出喜爱之情并对庸俗唯物主义展开批判，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理解要远远高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水平，从而预示着列宁的思想将在黑格尔的影响下产生一个飞跃。在阅读“概念论”时，列宁写下了“关于批判现代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等等的问题”的“要义二则”，不仅明确地把自己的理论导师普列汉诺夫作为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加以批判，而且还把自己不久前在《卡尔·马克思》中称赞为因“坚决同黑格尔唯心主义决裂”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家费尔巴哈也看作是一个庸俗唯物主义者，这表明列宁决定性地与自己过去的哲学决裂。而在阅读“绝对理念”这章时，列宁并没有像恩格斯那样把它视为黑格尔体系最为恶劣的地方，相反，“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并不是神学的栖息地，甚至不是一切矛盾消解的地方，而只是黑格尔自己运动辩证法的活生生的、自我否定的顶点。”[32]因此，列宁写道:“妙就妙在:关于‘绝对观念’的整整一章，几乎没有一句话讲到神……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矛盾’，然而是事实!”[33]

同杜娜叶夫斯卡娅一样，凯文·安德森也是把人学化的黑格尔辩证法作为列宁“哲学笔记”人学化解读的支撑点和切入点。杜娜叶夫斯卡娅认为，自由是能动的精神，是黑格尔最伟大著作的“主体”。安德森也认为，黑格尔把《逻辑学》最后一部分“概念论”称为“主观的或自由的王国”，这部分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列宁1914年黑格尔研究的核心。”[34]他认为黑格尔对自由和主观性的强调对列宁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里，列宁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很好地表现了出来，列宁也在更大的程度上拥有了自己的思想。列宁一方面认识到概念通论是“自我意识的主体”[35]，理念通论是“辩证法的最好阐述”[36];另一方面列宁还认识到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从而超越了列宁自己在1914年之前的哲学观念，这“在许多方面都是整个《黑格尔笔记》的最高点。”[37]

凯文·安德森不仅把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辩证法人学化，而且还试图揭示列宁在辩证法问题上的“矛盾心态”。在他看来，一方面，列宁认识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自己运动和自我发展过程中具体总体的辩证法，是活生生的、有生气的、人的总体辩证法，从而对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念特别是庸俗唯物主义展开了批判，这种批判同时也是列宁对自己过去哲学信仰的一种清算。通过阅读黑格尔而获得的辩证法新观念也构成了1914年之后列宁政治经济著作的理论基础。无论是对帝国主义和作为主体性新形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分析，还是对基层民主的分析以及对官僚主义的批判，都是建立在列宁辩证法新观念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列宁在阅读黑格尔绝对理念时，仍然“有些片面地专注于唯物主义的范畴和唯物主义地阅读黑格尔”，在“辩证法的要素”中对辩证法的定义陷入到黑格尔对各种定义所作的批判之中即过度的形式化且缺乏真实的内容。对于黑格尔著作中强调人的个性、人的自由和自由的自我发展等展现辩证法主体性的思想也有所忽视。在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列宁片面地专注于行动、实践和意志的范畴，只抓住了实践范畴，而忽视了黑格尔的理论理念，也忽视了黑格尔对实践理念的批判，对于黑格尔理论理念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这些都是“列宁阅读黑格尔的极度的矛盾心态”[38]的真实表现。尤其是列宁在晚年不时“赞美”庸俗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并且不加修改地再版自己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并没有打算公开谈论或出版他获得革命的辩证法新观念的“哲学笔记”，“不管列宁的意图是什么，列宁在再版这本书的序言中没有提到他的《黑格尔笔记》，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1914年之后的辩证法概念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这是列宁哲学上矛盾心态的一个最好例证。”[39]

总之，以罗伯特·瑟维斯和尼尔·哈丁为代表的“否定性”思潮、当代左翼“肯定性”思潮以及以凯文·安德森为代表的批判的人道学派共同构成了当代西方“列宁学”研究的“学术生态圈”。由于列宁所处的时代背景复杂而多变，列宁的人生经历曲折而坎坷，列宁理论和实践的深刻而丰富，也由于当代西方“列宁学”家们的政治立场、理论倾向复杂而多元，西方“列宁学”家们对于列宁及其思想的解读也是新奇百态，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理论特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透过西方“列宁学”家们的种种意识形态词句，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得到一些理论启示。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或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与束缚，或缺乏严谨科学的理论态度，西方“列宁学”家们并没有真正把握列宁的理论和实践，也不能真正理解它们的当代意义。如果说“否定性”的思潮满足于运用最新解禁原苏联档案的材料，来充实他们所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的话，那么当代左翼学者对列宁主义所持有的“肯定性”理论态度，也只是他们在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社会政治的深刻变革时所表达的一种政治姿态。尽管人学批判学派的理论努力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于列宁“哲学笔记”的认识和研究，不失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又一次华丽展现，但是，他们的解读也不过是用一种片面性即从“主体或主观”出发的哲学唯心主义来对抗另外一种片面性即从客体或直观出发的第二国际庸俗唯物主义和前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

注释:

[1]Sebastian Budgen， Stathis Kouvelakis and Slavoj Ziziek， eds. ，Lenin Reloaded: Towards a Politics of Truth， Duke UniversityPress， 2007， p. 18.

[2][3]R. Service， Lenin: A Biography， Macmillan， London， 2000，p. 196， pp. 363 - 364.

[4][5]Neil Harding， Lenin’ s Political Thought， volume 1， St. Martin’ s Press， New York， 1977， p. 108，p. 68.

[6]Neil Harding， Lenin’ s Political Thought， volume 2，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1981, p.140.

[7]Neil Harding，Lenin’ s Political Thought，volume 1，St.Martin’s Press，New York，1977, p. 29.

[8][9][10][11][12][13][14][15][16]尼尔·哈丁 : 《列宁主义》 ，张传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2、4、 3、 7、 167、183、 250、 261、 265页。

[17][18][19][20]Lars T. Lih， Lenin Rediscovered: What is to Be DoneIn Context，Haymarket Books,Chicago，2008，p.4，p.5，p.9，p. 9.

[21]http: / /www. isreview. org /issues /59 /feat - lenin. shtml.

[22][23][24][25][26]Sebastian Budgen， Stathis Kouvelakis and Slavoj Ziziek, eds.， Lenin Reloaded: Towards a Politics of Truth， DukeUniversity Press，2007， p.297，p.301，p, 25，p.3，p.3.

[27][29][30][31][32][34][35][36][37]凯文·安德森 : 《列宁、 黑格尔和西方马克

思主义: 一种批判性研究》 ，张传平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46、45、53、109、75、76、91、103、107、149 页。

[28][33]《列宁全集》 第 55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51、202—

20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