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多重危机对拉美的冲击和地区发展前景（下）

资本主义危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民众运动和后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前景

我们确定在此前的两个阶段所总结的最有可能的场景在33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和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18个屈从于不同形式的殖民统治的领土有影响。这项复杂的任务由不同的对民众斗争做出承诺并参与行动的社会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和社会科学家负责;同时由改革的或改良的革命政府负责—一般被确定为“进步的”、“左派的”或“后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即由在我们的美洲现在已经建立的或在将来建立的政府负责。

但是，我们认为需要指出前面所总结的场景或其他我们没有能够确定的场景是事先决定了的。在不同的社会的、政治的、政府的和非政府的角色之间，本半球的或半球以外的，战场将是不同类型的，在这些角色本身之间为维护自己的权力份额或它的思想和利益的理由而进行争夺的时候，作为对手的保守派的反应会以同样的方式增加，民众的创造性和抵抗也会增加，将会出现新的完全不同的场景。

我们的讨论也加强了自己的信念，认识到帝国主义的资本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掠夺和破坏可更新和不可更新的自然资源和共同的财富得到美国和欧盟国家的政府的完全支持，这将在本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包括墨西哥引起民众的广泛抵抗。

面对跨国资本和本国资本加倍的攻势，在墨西哥民众抵抗的方式成倍增加，同样，印第安人民有选择的社会建设、保卫劳动和工会组织、反对跨国矿业资本的斗争，保卫水资源、土地、神圣的领土和知识的斗争，保护城市公共的空间的斗争，教育的斗争和长期的反对环境污染的斗争，争取正义和重要权利的斗争也都成倍增加。鉴于在多样性中建设团结的挑战将是巨大的，但不是不可能解决的。找到为了协调、实现汇合和统一不同的斗争方式，以便应对一个罪恶的国家的政策和掠夺，它将抵抗定为有罪，这将是一个挑战，墨西哥人民、他们的社会运动和左派的各种政治组织不得不接受现在在民众的阵线中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之上的挑战。

这些事实以及其他的事实促使我们思考—面对被确定的“掠夺的积累”—不同的民众阶层特别是印第安社区、非洲后裔和混血种人的社区，以及农民、没有土地的劳动者必须遭受和面对数不清的露天矿业、常规或非常规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计划，大型公路及水力和水电工程的计划，或是大面积的各种农作物的种植园(其中一些是转基因作物如大豆)，将造成的后果是成千上万的家庭被用强制手段赶走，他们失去土地和他们生活和创造自己的文化的地方。从历史上说，这种新的和不断掠夺的结果将是扩大饥饿，使我们的大陆自从殖民者用血与火强加他们在这个新世界的统治以来大部分居民被抛弃更加深重。

前面所说的有助于我们预见到未来几年将会发生民众保卫土地和领土巨大的斗争浪潮，比如保卫水和公共财富、自然资源的斗争浪潮，如同几十年前在不同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所进行的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斗争那样。这些斗争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排除，我们认为重要的是突出在玻利维亚发生的所谓“水和天然气的战争”。正在这个国家及其他国家如厄瓜多尔所表明的那样，为了取得胜利加强组织是不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做到协调乡村不同的民众阶层的努力，以便扩大民众的动员，同时组织和巩固参加斗争的政治力量以便能够表达他们的愿望。这些政治力量能够比社会运动和社区的反对派走得更远，这些政治力量反对直接影响他们的计划，直到变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能够进行争夺和打败统治阶级，得到政府和一部分重要的权力。

打败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文化的代表开展的反革命新攻势的可能性取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人民的意志和能力，这些代表是主要的帝国主义大国特别是美国密切的盟友，这是为了在一个产生于从确切的抵抗到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形成的平台团结和组织起来，这有助于提出夺取政府和权力，然后进行人们要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革。

同时，一般被确定为进步的或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进程现在正出现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不同的国家，它们意味着重新进行关于国家及相应的关于权力问题没有结束的辩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承认必须保卫人民和反对帝国主义和跨国公司的国家主权和自决权是必不可少的;同样，国家的调控和再分配的职能目的在于抵消对民众的经济有害的市场机制。这种相对的非商业化有助于萌发代替市场本身固有的自动机制的民众管理方式。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左派不同的空间成为经常辩论的目标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理解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作为最低的基础如同一种文明的过渡，从取代统治阶级和跨国资产阶级的殖民化的权力出发，将其作为最低的基础，一种可支撑的经济，实现财富的增长和再分配，提高大多数居民的生活质量，实行使民众控制国家的中心事务成为可能的参与制民主。这种辩论就更加重要。所有这一切以重新讨论发展的重要参数为前提，根据我们的依附和欠发达的特点，将对于成为多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特点的生产和采矿模式的辩论放在优先的地位。

这是更为需要的，因为我们的分析穿越资本主义的逻辑和使我们很难看到后资本主义的地平线的现代性。但是，我们必须诚实：500年的殖民主义和30年的新自由主义给我们留下深渊一般的赤字，它不可能否认我们发展的权利，为摆脱贫困和生活在完全有尊严的地位，简单地说为人道的地位而斗争。这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不同的左派力量的任务，特别是当他们得到政府的时候，这是将这项发展的权利与大地母亲的权利相协调，不要理解为我们赋予权利的美学性质，而是作为在一个多样性的环境中我们相互作用的的人的总体。

在一个对资本主义选择的制度中，我们还需要根据生产格局的变化思考新的发展模式，这种变化只能是可持续和逐步过渡的结果，或者说完全不同于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采用以人民、人员和自然作为代价才能“自我发展”的模式。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后资本主义的场景不可能靠剥削和持久地让人屈从来支撑，而不提出和实施改善日常生活的政策，不调控对自然的开发，为了世界的南方的增长拥有有限的和不足的资源，保持与北方的消费类似的水平。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中国、印度、和世界地缘政治的南方，数十亿人需要需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但是为此它们将没有足够的战略资源，如果保持现在的消费模式的话，同时没有达到一种使我们的国家解除对中心国家或高度发达的国家的各种依附的技术主权。

为了采用这另一种发展模式，要求加勒比国家的政府开始根据公众和国家的利益调整管理国际金融结构是必不可少的。这项新的经济和金融计划应当拥有一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和一体化银行，以美洲玻利瓦尔联盟银行和已经通过但仍未运行的南方银行为出发点，以金砖国家集团新开发银行的补充方式开展行动，提出在尽管可能短的时间内取代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

同样必不可少的是为了让本大陆已经签署只对一方有利的自由贸易条约的政府继续斗争，以摆脱这些从1994年与美国和欧盟实施的上述条约。特别是因为如同许多事实表明的那样，这些条约是完全不对称的，成为地缘政治统治的机制，集中了大资本的需要，这加剧了不平等、不公正和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经济中出口初级产品的作用。

对环境的损害成为能源、其他财富和物质资源个人主义消费文化加剧造成的后果之一。必须超越这种自杀的方程式，以便向一种计划和集体的消费前进，以便分享利益和责任，包括社会的和环境的利益与责任。

作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民众运动和后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前景和义务的一部分远远超出它们的边界，建议建立一个气候和环境正义国际法庭负责审判那些不履行它们对自己签署的国际条约的承诺的国家。必须考虑到它应当是一个避免重新产生现行的机构不对称性质的机构，保障是现实的强制机制，考虑到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别。

另一方面，反对处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将何塞·马蒂所说“思想的战壕”放在优先地位，不要失去目光，正如他本人在1895年4月所指出的，“对我们进行的思想的战争是最大的：让我们赢得这场思想的战争”。为了做到这一点，应当迅速开展缓慢和费力的让私营媒体服从绝大多数的利益的进程，因为那些由统治阶级控制的媒体成为浪费文化、历史和同一性“香蕉化”的推动者;总之，成为统治的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排斥和操纵的繁殖者，集中在日常事务的非政治化，使任何的记忆丧失，直到实现对任何社会的绝对控制。

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媒体的战斗中。必须制定明确的和协商一致的通信战略，它有助于制定纸面的和数字的新闻可选择的计划，促进有意和聪明地利用社会网络和广播、小型电视和其他的文化空间。这些空间和媒体可能成为建设共同的情感、集体的意识和旧属感有用的工具。这些通信战略应当提出保护青年和妇女的主角作用，旨在不仅从政治方面而且从整个地方的、全国的和地区的文化层面提高觉悟。

本世纪不可能有另外的地平线，除了不存在一种让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死亡都屈从于一部积累利润的机器的文明;已经将生产、科学、技术、教育、政治、职业、休闲、自然屈从于赚取利润的独裁，如果这还少的话，屈从于贸易交往的任何形式，这似乎是天真的。所有人和自然的关系的普遍通信化经历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渡进程，在这里将发生统治的文明、衰落的资本主义文明和新的社会主义文明之间尖锐的斗争，社会主义文明已经在资本主义本身的间隙、裂缝和矛盾中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由左派建立一种民众权力和取得政治权力的需要和可能成为进行旧的由跨国资本主义及本国的精英垄断的国家与一个日益民主化和更多地在社区、社会运动和组成公司和政治社会不同的民众阶层做出决定的新国家之间的战斗的一个机会。我们应当关注民主的溢出效应，直到做到克服陈旧迂腐、纯粹代议制的民主，实现社区的、普遍的、多种文化、多部族和真正参与制的民主。

这将是一场争取民主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战斗，一种包容和穿越所有人不同的日常活动的民主;从文化到政治，从经济到教育。这是一场成为国家的和国际的争取扩大共同财富、共同管理这些财富，如水、医疗、教育、科学、技术和环境的斗争。

在这场统治的资本主义的文明与新兴的社区文明之间的战斗中—将开始从每个国家自己的特点酝育——将协调不同形式的所有权，从国家的到社区的和私人的所有权，但是所有这些所有权的职能是生产的社会化，生产结果由社会占有的社会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革命的国家应当帮助社区事务的扩大和加强，能够在它的道路上更快地克服出现的障碍。经济的社区化只能是一种生产者和消费者本身一种勇敢的反应。

夺取权力和得到国家的赌注是争取一个过渡进程的赌注，在这个进程中革命的国家、政党和社会运动将合并，以便瞄准、扩大或夺取做出决定的民主化，长期地打破利润的逻辑，这是为了社区的逻辑，在人和自然之间在财富的生产和日常生活中进行协调和交往。

　　结论

在21世纪的头十年期间，发生了一场反对所有变革进程的力量的反攻，自从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革命胜利以来，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就开始酝酿这场反攻。尽管这场反攻不可能打败大多数革命的政府，打败在本大陆建立的改革的或改良主义的政府，也不能避免在中美洲和加勒比一些国家民众政治力量在选举中新的胜利，但是在一些一直在发展的变革进程中，在争取我们的美洲“第二次独立”的斗争中发生了一种缓慢的现象或反应。

现在的时机向我们提出需要对直到现在所取得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进展进行慎重的评估，这是不能拖延的，还需要深化正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进行的关于不同变革进程的局限性的辩论。结果是明显的，至今取得的成果仍是不巩固的，其进展是否会停滞或陷入实证主义因循守旧的陷阱。更因为历史的证据—其中有古巴革命的经验—指出为了避免后退唯一的保障是不断深化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进程，以及所有权经济、公共服务、权力和文化社会化的进程。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指出虽然在代议制民主的内部采取行动已经成为左派争取人民的解放斗争取得进展而使用的一种手段，一旦通过选举渠道实现建立一个后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嵌入共和的国家政治结构的代议制民主机制的活力的趋势将有利于资产阶级和资本，无疑这将损害变革进程本身和社会政治的觉悟。因此，创造直接的参与制的民主的层级变得不可缺少，为了抵消这种负面的趋势和避免停滞或为人民服务的管理后退，这是最有可能的滋养。

由于民主范围的扩大，通过民众直接参与建设民众的权力和群众的政治教育，这已成为打败美国和它在本地区的盟国反攻的手段。

正如已经看到的，实际上在所有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已经开始了有利于国家和民众利益的变革进程，这种反攻已经表明每个对社会建设的进展—因为是很温和的—不仅是后新自由主义的，而且是后资本主义的，将引起右派和他们的帝国主义担保者凶猛的反应，采取多种战术、手段和战略包括隐蔽和公开的战略进行反攻。

这种做法在今后几年将会保持，期间新的和旧的东西之间，革命与反动之间的斗争将在本大陆不同的国家加剧，特别是如同我们已经指出的，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如果反革命在这个国家获得胜利，最有可能的场景将是一场残酷的内战，使整个地区不稳定，特别是对后新自由主义的政府。于是现在和将来所有进步的力量、民众运动和我们的美洲变革的领导者最紧迫的任务是通过所有力所能及的渠道更多地声援委内瑞拉人民和尼科拉斯·马杜罗同志主持的政府。

在祝贺任何国家和政府对自决和削弱打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强加的秩序的社会政治改革所有坚定的步伐的时候，在承认所有不屈从于美国和其他的帝国主义中心的团结和一体化的努力的时候，我们坚信在每个国家更新、重新创造和统一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力量的巨大多样性将是必不可少的，它们能够承受和深化每个变革进程，推动新的独特的行动，对建设伟大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祖国的社会政治解放做出贡献。一个如此重要的目标将是实现我们不可拖延的行动的团结，它要求我们超越边界，消除教条，重新具有生命力，具有更新的希望、国际主义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伟大祖国思想的创始人以及他们最近的继承者的拉丁美洲主义，其中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和乌戈·查韦斯·法里亚斯(委内瑞拉前总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参加这次国际讨论会的有来自古巴、智利、墨西哥、秘鲁、西班牙及其巴斯克地区、巴拉圭、巴拿马、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的20 多名学者，同时来自古巴等五国的学者提供了书面发言稿。讨论会的协调和起草最后文件的班子由安赫尔·盖拉、卡图·阿科纳达和路易斯·苏亚雷斯组成)

(原载2015年6月4日西班牙《起义报》，环球视野网魏文编译)

相关阅读：西报：资本主义多重危机对拉美的冲击和地区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