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问题：误入歧途的全球化

从12国的谈判结束至今，TPP在中国引发大量报道和讨论，一时间“满国尽说TPP”。TPP虽然是一个贸易协定，但在中国人的感知与想象中，它承载了太多的东西，恐怕远超其外国始作俑者的预料。支持者、反对者各有各的道理，难相说服。

其实不仅国人有担心有疑虑，作为全程助推者的美国，其国内对于TPP的讨论更是言辞激烈，反对声远高过掌声。不过，不同于国内一时间风起云涌、井喷式地报道，美国学者的讨论伴贯穿了整个TPP的磋商过程。本文译自Joseph E. Stiglitz教授2014年3月15日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旧文，作者从全球化的弊端的角度批判了TPP从谈判程序到条款内容等多方面的问题，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更是痛斥经济学以为富人服务而得以繁衍。

△ 本文作者：Joseph E. Stiglitz

美国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主席，兼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布鲁克斯世界贫困研究所主席。由于在“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而分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贸易协定是一个吸引眼球、但具有迷惑性的东西，每个人都应该持续关注并慎重考虑它可能给个人生活带来的影响。眼下，处于谈判进程中的TPP协定草案将有可能将大部分美国人引入歧途。

虽然我们很难从奥巴马总统的外交辞令中看出破绽，但民主党内对TPP的分歧极大，甚至事实上正在撕裂着这个党派。比如他在工会的演讲中示好性地声称“新型协定”会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在其他场合也极力为TPP站台，不惜直接表露其意图，指出，“TPP通过凝聚12个国家，将会形成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经济体”。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的说法，美国于2010年加入TPP谈判的初衷是为了通过降低关税和扫清其他贸易壁垒来提高对外贸易总量、吸引更多投资，但此后的谈判过程却一直在秘密进行，我们只能通过泄密出来地只言片语来猜测可能达成的条款。推波助澜的是，国会今年还通过了给予白宫磋商“快车道”的草案，在此草案下，国会只能简单的批准或拒绝已经谈判结束的贸易协定，而无权做任何修改。

不出所料，反对意见爆炸式增长。根据维基解密曝光出的、有关过去几轮TPP谈判的信息，不难看出整个TPP的走向——不容乐观。存在的现实风险是，TPP将以牺牲大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来使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美国富人和全球精英受益。

更糟糕的是，TPP这类协定只是误入歧途的全球化问题的冰山一角。

先让我们回溯下历史。如果我们将关注点放在降低关税的谈判上，我们不难发现，如今的贸易协定和二战后的几十年间所签定的贸易协定有着明显的不同。当关税全方位下降时，每个国家都可以在自己享有优势的领域迅速扩张，附随而来的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旧的工作机会减少，新的工种被创造。而今天缔结贸易协定的目的却完全不同，世界各国的关税已经足够低了。在这样的前提下，大公司在利益的驱动下，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无关税壁垒”，而这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主权国家的规制。很多跨国公司抱怨不一致的规制规则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经营成本。但是，即使不完美，大部分国家的规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更好地保护员工、消费者以及一国的经济和环境。

更重要的是，这些规制大多是政府为了回应公众的民主需要而制定。TPP的拥趸者婉转地声称，只有实现规制的一致性，商业效率才可以提升到一个“静噪”的更高阶段。当然，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加强规制建设的来实现与世界的联通，但是当一个公司奋力去推动规则层面的和谐时，其真实意图无非是“竞次(race to thebottom)”[1]

当类似TPP的协定统治了整个国际贸易，也就意味着，每个成员国均同意采取相互间规制规则的最小公约数，在此背景下，跨国公司则有机会故伎重演，重新实施在净水法、蓝天法制定之前所进行的有违公益的商业勾当。任何一个公司都会主张减少规制有利于企业利益，谈判代表们也将顺着这样的逻辑进行磋商，然而这其中被置于不顾的、最为严重的受害者，就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 美国国内民众进行反对TPP协定游行

因为除去跨国公司，协定本身涉及到的是更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允许磋商秘密进行风险极高。在世界各国的贸易代表都被大型公司和经济利益所捕获的背景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民主党人想要通过国内程序来组织TPP协定的批准，以免除可能的负面影响。

这种保密行为带来的程序上的不公义，已经足够引发民众对TPP的反对。而据目前泄漏的有限信息，这份所谓的“21世纪的新型协定”的一些实质特点，更加重了民众的不满。其中最糟糕的条款即，不仅允许公司可以就不合理的征收争议提交国际仲裁，甚至连潜在利益的损失都可以付诸此种救济方式。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层面的担忧或争论，而是一种现实的威胁。菲利普·莫里斯公司诉乌拉圭一案中，申诉方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成功运用这一策略，提出乌拉圭禁烟政策损害了其商业利益的诉求，并通过仲裁获得了巨额赔偿。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了鸦片战争，这与当时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对其开放鸦片市场，否则就构成了贸易不平等的做法如出一辙。

一些有损环境保护规则的条款也涵盖其中，发展中国家在接受这些条款时付出了比发达国家更为高额的代价，但因此而增加的投资却非常有限、难以证实且存在争议。虽然在TPP签定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是更明显的受害者，但美国本事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在现有的协议下，美国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在其他成员国设立分支机构，通过该分支机构进行投资而享受与外国公司同等的优待，此时又一个不仅限于学术争论的问题出现了，已有证据证明，企业的投资会流向那些他们在法律上占有优势的国家。

还有一些其他极其有害的条款。比如，美国一直在努力降低公民的就医成本，但时根据TPP的规定，一些常用药(generic drugs)[2]的研发周期被大大拉长，必然会带来价格的上涨。在一些贫困国家，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因为不仅关乎价格更关生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专利保护系统，专利制度不仅仅为了保护研发者的智力创造，也需要兼顾其他有价值的目标，比如使得知识可以为更多人所获取。我以前曾写文章阐述过专利制度是如何被一些试图寻找易患乳腺癌基因的发明者所滥用的，虽然最高法院最终拒绝将这样的“发明”认定为知识产权，但无法免除许多女性因此而遭受的不必要的痛苦。不夸张地说，现在我们面对的TPP，甚至提高了这种专利滥用的风险。

△ TPP谈判会场外，抗议人士嘲讽该协定无视普通人的用药权利

随着更多信息的显露，担忧在不断地累积。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TPP虽然将有助于美国银行向其他国家销售金融衍生产品，但也可能因此而使我们面临又一场可能导致大萧条的金融危机。

此外，仍有一些支持TPP或类似协定的狂热分子，包括一些经济学家。这些支持者完全是靠虚张声势和为富人服务的经济学理论来自圆其说。自由贸易作为经济学早期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被认为是一个双赢的活动，因为任何行为都有输赢两方，但是自由贸易使得赢家可以补偿输家。很遗憾，这样的结论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前提假设之下的，而这些前提大部分都是显然错误的。

一些古老的经济学理论，比如忽略了风险而简单地认为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各个工种间的对接天衣无缝。或者假设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因此被全球化冲击而失去工作的工人可以迅速转向低产出的部门转向高产出的部门，但是当失业率极高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面临如今的境遇，高失业率长时间持续存在，这种想法无疑是自负的。

| 编译：周轩宇

| 注释：

[1]用以描述通过剥夺劳动、耗费资源、损坏环境而达到增长的做法。

[2]非专利药，一种在无专利保护的情况下进行生产和销售的药(可能拥有配方专利，但没有活性成分专利权) 。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被认为同原商标产品在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的特性方面是等效的。

| 文章来源：

《误入歧途的全球化(On the Wrong Side of Globalization )》:

http://mobile.nytimes.com/blogs/opinionator/2014/03/15/on-the-wrong-side-of-globalization/?refer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