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左翼的共识是承认日本侵略中国——对话日本左翼青年羽根次郎

【破土编者按】今年是二战对日作战胜利70周年，然而，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8月14日发表的纪念讲话，以及它在中国所引发的批评浪潮来看，中日两国至今仍然深深地纠缠于这段历史之中。但我们在批评安培讲话的同时，也应超越简单的敌对情绪，从多重的视角来思考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从而更为理性地把握中日关系的症结所在。本文呈现了一个日本左翼青年的成长历程和对日本思想界的看法，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刘昕亭：羽根，你好，今天我们的访谈就先从自我介绍开始吧，然后跟读者聊聊为什么你会对中国感兴趣？为什么选择来中国大陆留学？

羽根次郎：我是在日本一桥大学念的本科。在日本，一桥大学的本科生，也算是一个高考成功的人。日本没有大学排名，但是如果按入学考试的难度来排名的话，第一名是东京大学，第二名是京都大学，第三名就是一桥大学。一桥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去了三菱重工业。每天就是按部就班地上班，如果我想知道5年之后的我到底是什么样子，那我只要看看比我大5岁的人就可以了。我个人觉得很无聊，因为我不是为了这种个人地位而好好读书的，因此我就辞职了，辞职之后，回到母校读硕士和博士。

刘昕亭：你本科是什么专业？

羽根次郎：社会学院东洋社会史专业。这个“东洋”的意思和中国“东洋”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日本的“东洋”字面上代表东方，但实质上仅指中国。在日本，我说我是学东洋史的，那就是中国历史研究。其实我们的历史框架，很明确地反映在这些称呼上：“西洋史”完全就是欧美史，也包括北美，但是没有南美；“东洋史”只是代表中国。就是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我们的认识框架或者自我定位就是，看前面，那就看欧洲；看后面，那就看中国。我们日本，是跟中国比还在前面，跟欧洲比还在后面，就算是“还可以”的国家吧。这样一种自我定位，其实从江户末期时代一直是这样，不是明治维新之后。

刘昕亭：那你辞职读了硕士，主要研究什么？

羽根次郎：我对殖民地问题一直很感兴趣。对日本来讲，有两个殖民地，一个是朝鲜半岛，一个是台湾，其实还应该有大连，但日本人早就忘了。我前年去大连也吓一跳，一部分老人，现在还会一点日语。因为大连有20年吧，差不多是被日本租借的，其实算是“亚殖民地”。在日本有个偏见，那就是做朝鲜问题的学者都是在日朝鲜人，其实这也是事实。我当时觉悟没有那么高，潜意识里应该也是歧视朝鲜人的，所以我觉得如果选朝鲜做研究，万一那些朝鲜人反过来歧视我怎么办？但是台湾人对日本人真好啊，我就选台湾做研究了。好舒服的，因为台湾人都喜欢日本，有时候我还会跟台湾人讲，你们这种认识不对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很凶的。在我导师的研究会上，大概百分之六十都是台湾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几乎都是独立派。这个问题很严重，在美国、日本，台湾的留学生几乎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独立派，我天天要听他们的独立主张，然后整个班级的同学都开始同情他们。但是我有个缺点，我不会汉语，所以他们当时越用汉语说自己的主张，我就越不高兴，我觉得这就是日本嘛，你们表达自己的主张就用日语嘛，所以情绪上我就不喜欢了。而且他们有时候故意用所谓的“台语”说话，他们跟我说，你如果要搞台湾研究的话，就一定要好好学台语，那时候我也修过，不就是闽南语嘛。台湾学生说，不是，闽南语跟台语完全不一样。其实差不多的，我问过好多厦门人，比如说出租车司机、超市的阿姨，他们说完全听不出来谁是厦门人，谁是台湾人。我现在才知道，这种区别只是代表他们的政治立场而已。反正因为这种情况，我越来越失去对台湾研究的兴趣，在日本读硕士的时候，经常去游行，讨论政治问题，研究怎么打倒小泉，打倒内阁，也没认真做什么台湾研究。后来到中国大陆来交流，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契机。

刘昕亭：当年你来大陆交流的时候，就有一直留下来的打算吗？

羽根次郎：2003年我第一次到中国大陆。来了以后，我越来越感觉到，其实我对现代中国的问题，什么也不懂。那时候的天津还很破旧，每次我在马路上看到“文革”时候的各种标语就很兴奋，就觉得真正的中国基层在这儿——那是很典型的西方人权左倾分子的那种理解。百分之百崇拜“文革”，甚至在出租车里看到挂着毛泽东头像也会觉得很激动，现在我才知道，其实那只不过是护身符，因为他们把毛泽东看做是神嘛，当然也有表示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尊敬的意思。但是当时看了，就觉得中国革命的精神就在这儿，中国的主要力量还是老百姓，这种看法不是都不对，但是太夸张了、太片面了，现在知道了，但是当时完全不懂。

刘昕亭：当年萨特、波伏娃、罗兰•巴特这些一流左翼思想家，也都在“文*革”中拜访过中国，我们今天如何评价他们的中国游记，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不过既然我们从你个人的求学经历开始聊起，那我就想问一个更个人的问题：你一直在讲，说你之前没有“觉悟”，那你怎么突然就“觉悟”了？

羽根次郎：我虽然不想用一个事件性的东西来解释我自己思想的变化，但那还真是一个事件——天皇即位10周年的典礼。我在电视上看这个典礼的时候突然“觉悟”了，虽然这个“觉悟”其实是一个很反动的觉悟，但这种困惑却促使我向“左”走。那是天皇即位10周年的时候，日本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天皇站在台上，然后下面的人士就要喊“万岁万岁”，当时我很期待的，因为那时候我是一个天皇主义者。因为天皇，当时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高雅的人，就是禁忌的人，不可以被不干净的人接触。对于日本人来讲，谁不干净？第一个是少数民族，第二个是被歧视的族裔，比如说在日朝鲜人。在我们的观念里，这些人是绝对不允许靠近天皇的。但是我在天皇即位10周年的庆典上，看到朝拜天皇的人都是运动员和明星。这种人在我看来就是令人蔑视的人，这种脏的人怎么可以去看天皇呢，为什么这些人可以看天皇而我不可以去呢？虽然我是工人阶级，但我是普普通通的日本子民。我为什么不可以？所以当时特别难受，我也隐隐地感觉到，天皇不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它是一个制度，是一个结构。我原来是非常崇拜和尊重天皇的，就是竹内好说的——日本一木一草都有天皇，所以天皇不用表现，天皇天天关在屋里睡觉就行，越神秘越好。但是日本有一段期间特别追求让天皇家族学习英国国王的那种路线，就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了天皇制度非常肤浅的一面，所以我想学习、看书了。原来没什么大的“觉悟”，1999年看那个节目的时候非常激动、生气，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的转向就从那天开始了。之前我对台湾的独立分子确实很同情，我当时总说，无论台独分子对不对，我们一定要给他们空间，其实他们早就有空间了，他们很有钱啊，他们在美国有好多钱，而中国共产党，除了大陆之外再没有空间，应该多给中共一点空间。但是在日本，台湾的表态让我们觉得台湾经常受到大陆的镇压。西方人也都是这么觉得的。

刘昕亭：嗯，这个故事真有意思！可以叫“日本左翼青年成长记”。那以这个故事为起点，我们现在聊一个大一点的话题，身为左翼阵营的一分子，你能不能谈谈日本左翼知识界的情况？你知道，从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左翼知识圈和自由主义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日本有这种分歧吗？

羽根次郎：我觉得每个国家的左翼情况，都有具体的历史语境。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成，来自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就有左派和自由主义派的争论。但是日本不同。日本的起源是二战，怎么总结二战，这是一直苦恼日本知识分子的一个节点。在日本，自由主义这种立场，在知识分子中特别少，我这里说的“知识分子”，是指可以参与人文的社会科学者。比如管理学者，研究那种发财的学问、发财的高等技术的学问的学者，都是新自由主义者。在日本可以称作知识分子的人中，自由主义派很少，几乎没有。

刘昕亭：这意味着左翼是日本知识分子思想的主流。

羽根次郎：嗯，但我们不说“左翼”，因为日本左翼历史非常的糟糕，所以谁也不想被贴上“左翼”这个牌子。

刘昕亭：为什么？

羽根次郎：在日本，我们说“批判型知识分子”，很少说“左翼”或者说“左派”，“新左派”也很少说。首先是日共，为什么有些日本知识分子对日共有意见呢，这是因为日本共产党在1930年代的转向问题。当时日共的最高领导在狱中发表了转向声明，这对于日共来说就是个耻辱。虽然日共战后以“反对法西斯的唯一政党”自居——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也是对的。但问题是日共所有的党员全在监狱里，当然还可以坚持反对，因为可以天天吃饭，空袭的可能性也不大。“从安全地带里发出反对战争的吼声，谁愿意听？”——这就是日本新左派批判日共的出发点。然后说“新左派”，因为日本的新左派在1969年新安保运动的时候，出现了很糟糕的问题，最后内讧，互相攻击。所以对我们来说，左派难听，新左派更难听。在中国来看，非常像左派的那种日本知识分子，还是把他们称为“批判知识分子”比较能接受。

刘昕亭：中日批判知识分子，有各自不同的历史脉络，携带着各自曾经不同的问题和记忆，所以不能简单用“左—右”标签去把他们概括起来。

羽根次郎：对！在中国，我旁听很多日本知名教授的讲座，就经常碰见搞错的事儿。比如问，大江老师，你是右派还是左派？尤其我是研究台湾问题的更有趣。搞台湾研究的日本学者来中国大陆做演讲，马上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是统派还是独派，你是右的还是左的？”但是对日本来讲，这个说法（左—右）已经失去有效性。因为和中国的起点不太一样，我们不用面对原来社会主义路线的历史遗产，日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作为批判反思过去历史的工具，我们没有必要采用自由主义。因而对于我们，自由主义有一点反动的味道，绝对不是批判的工具。

刘昕亭：那日本的批判知识分子，是建立在一个怎样的基本立场和共识之上的？

羽根次郎：承认日本侵略亚洲。右派的人不承认，右派也有右派的媒体，比如说《财经新闻》，到了南京大屠杀的那一天，你可以看看《财经新闻》的社论，每一年都一样，就是不承认南京大屠杀还有慰安妇问题。全面地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侵略亚洲的事实，这应该是日本批判知识分子一个统一的底线，在这点上没有分歧。在这个底线问题上，日本所有的批判知识分子还是团结的，团结的点就是“宪法第九条”，“宪法第九条”规定了所谓日本战后民主主义，你知道吧？——就是放弃战争。

刘昕亭：听说要修改这个宪法？

羽根次郎：对！我们国家的右派和保守政党都主张改掉这个第九条，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恢复作为普通国家的地位”。这句话说得真好听，他们所说的普通国家就是有军事力量的国家，事实上日本早就有军事力量了，就是日本自卫队，自卫队的海军力量还挺强的。因此对我们批判型知识分子来讲，“宪法九条”是一个底线，要捍卫它。

（本文原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2期，有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