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的伪和平主义为何能横行？

“积极的和平主义”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喊出的口号，名为“和平主义”，但重点却落在“积极”上，与二战之后对于“和平主义”的“不战”主流解释大相径庭。虽然遭遇国内外抗议，安倍政权在扩大日本所谓“集体自卫权”这一方向上却屡屡得手。

这不，在7月15日，安倍又搞了个大新闻。自民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不顾在野党、民众和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对，强行表决通过了日本政府提交的新安保法案。说这是“强行”，是因为反对者的抵制非常强烈。据相关媒体报道，表决现场一片混乱。众多反对党议员在会场打出“反对强行表决”、“打倒安倍政治”、“自民党真差劲”等标语，众议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别委员会委员长、自民党议员浜田靖一甚至被团团围住，宣布表决的过程中多次有人尝试抢夺他的手稿。

事实上，早在表决之前，反对新安保法案的呼声就已经很高。虽然执政党自民党力挺新安保法案，在野党纷纷指责法案把自卫队与美军一体化，使日本卷入战争的风险出现飞跃性的增加。与此同时，知识界也发出了强烈的反对新安保法案的声音，“反对安保法案学者会”于6月24日举行集会，超过6700名学者联署支持撤回新安保法案。法案表决前夜，近2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大规模反对集会;而日本朝日新闻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反对法案的日本民众达到56%，而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也降至39%。

不过我们还是要说，“然并卵”。自民党主导众议院，即便参议院不通过该决议，众议院仍可以再次强行表决新安保法案，使之成为法律。也许会有人会提请日本最高法院审查该法律的合宪性，但从以往的行为记录来看，日本最高法院在违宪审查权的行使上一直比较消极，不大可能跟安倍政府对着干。安倍这次得手的可能性非常高。

　　走向新安保法案之路

新安保法案被日本舆论称为“战争法案”，主要包括《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和《国际和平支持法案》两个部分，《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包括《武力攻击事态法》、《周边事态法》、《联合国维和活动协力法》等10部法律的修正案，而《国际和平支持法案》则属于新立法。总体来看，新安保法案有两点关键之处：（1）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2）扩大自卫队在海外行动方面的自由度。

所谓集体自卫权，指当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受其他国家武力攻击时，无论自身是否受到攻击，都可以使用武力进行干预和阻止的权利。1945年制定的《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主权国家拥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但根据由美国“协助”制定的《和平宪法》第9条，日本放弃了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因此，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虽然通过《日美安保条约》实现了再军事化，但只要《和平宪法》第9条继续存在，集体自卫权就很难具有合法性。然而，《和平宪法》规定的修宪门槛非常高：第96条规定，该宪法的修订必须经各议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并获得国民半数以上的赞成。但日本多数国民并不想对《和平宪法》大修大改。因此，虽然日本右翼政客一直都怀揣着修宪的梦想，但想通过法律程序修宪几乎是不可能的。右翼政客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既然无法修改宪法本身，那么就修改“宪法解释”。2014年7月1日，安倍内阁通过决议，将把相关宪法解释变更为由于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到攻击，“存在日本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被彻底剥夺的明显危险”等情况下，可在必要最小限度的范围内行使集体自卫权。

“宪法解释”的修改，为新安保法案的通过开辟了道路。新安保法案中提出了“存亡危机事态”和“重要影响事态”两个新概念。《武力攻击事态法》将被修改为《武力攻击暨存亡危机事态法》，规定“存亡危机事态”是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重要条件。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指“日本或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国家遭到武力攻击，日本存亡受威胁、存在国民权利被彻底剥夺的明显危险”的情况。《周边事态法》将被修改为《重要影响事态法案》，规定在面临“重要影响事态”的情况下，日本自卫队可以向全球范围内——而不仅仅是周边范围内——的外国军队提供支援。所谓“重要影响事态”，则是“海外发生的威胁到日本和平与安全的事态”。

事实上，所谓“存亡危机事态”和“重要影响事态”的概念都非常模糊，具有非常大的扩张解释空间。在此方面，日本首相安倍已经身体力行地为我们贡献了一个绝佳例证。2015年5月18日，安倍在参院就新安保法接受问询时称，生活物资及电力不足等对国民生活有生死攸关的重要影响事态均属于“存亡危机事态”，可以由此此行使集体自卫权。安倍此论一度引发轩然大波，让身经百战的日本媒体目瞪口呆。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新安保法案又被称为“战争法案”。借用热门动漫《进击の巨人》的说法，近年来日本在周边地区一直保持着一种“进击”的姿态，新安保法案只是这种“进击”姿态的延续。

　　“伪和平主义”何以得手

“和平”是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的基本精神。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和平宪法》对日本国家的战争权力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然而法条是死的，人是活的。安倍可以打着“和平主义”的旗号，在不改变宪法文本的前提下，改变其解释，掏空《和平宪法》的基本精神。值得我们追问的是，安倍的伪和平主义为何能屡屡得手？民众对安倍的抗议为何屡屡遭遇“然并卵”的结果？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美国干爹的纵容。中国的崛起影响到了美国的利益，对美国在亚洲乃至全球的主导权构成了挑战;随着美国对亚洲控制力的减弱，必然急需通过日本来制约中国，而这就要松动日本的集体防卫权。当然，美国对日本不是“大撒把”，而是试图以TPP创造新的羁縻手段。至于美国在集体防卫权上给日本多少利益，是跟日本能在TPP谈判中让步多少挂钩的。但这至少给了安倍政府一个信号，即起草《和平宪法》的美国人现在对这部宪法都已经三心二意了，这就为其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冒险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第二个原因是，民众的抗议尽管在短时间内比较激烈，但从历史来看是递减的，而且越来越说不出高大上的理由。经历二战及其余波的一两代人正在死去或老去，日本政府在战后反省本来就不彻底，许多年轻人觉得日本历史上的罪恶已经与自己无关，中韩等国家揪住日本的历史问题不放，简直不可思议。年轻人中捍卫《和平宪法》的人士，反对安倍政府政治冒险的理由大多是中产阶级式的，是害怕安倍的盲动打扰了自己平静的小日子。但这算不上什么高大上的理由。右翼人士能很容易反驳，这种理由是自私自利而且短视的，根本不考虑中国崛起给日本所带来的威胁，因而也是不利于日本的长期和平的。

那么，在过去，日本民众抗议日本右翼，能提出什么高大上的理由吗?确实有。二战之后，以日本社会党、共产党等为代表的左翼势力一度兴旺发达，甚至曾短暂组阁执政。战后的日本左翼受到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国际共运的影响，能够以阶级分析的眼光来剖析日本军国主义。从这一视角来看，日本军国主义是日本的剥削和压迫阶级谋取自身私利的工具，而他们不仅是中韩等受侵略国家的敌人，也深深伤害了日本的中下阶级人民。因此，“不战”，是日本中下阶级人民利益的需要。不仅如此，日本社会党领袖浅沼稻次郎还曾在访华时喊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共同敌人”的口号，并大力敦促日本政府抛弃与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关系”。在岸信介政府与美国商谈《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时，浅沼稻次郎还发起了抗议岸信介政府的社会运动，最后导致岸信介下台。当然，由于得罪了右翼，1960年10月12日，浅沼稻次郎被右翼分子刺杀。但至少在这一时期，日本左翼的“不战”有一套强大的人民论述作为自身的支撑，内可以动员底层群众，外可以与国际共运相互呼应，对日本右翼起到了非常大的制约作用。

二战以后，中共原本与日本的左翼有着非常良好的互动。然而70年代以来，中国将外交的重点放在与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的交往上，逐渐弱化了与日本左翼力量的联系。此后，随着苏东阵营的垮台，国际共运陷入低潮，日本国内的左翼势力更是陷入了困境，社会影响力和动员力急剧下降。不少人脱离了左翼阵营，而留在左翼阵营内的，许多人也越来越难以坚持原有的以阶级为主轴的人民论述。原有的具有政治整合力的高大上论述弱化了，剩下的就是形形色色的碎片化的身份政治以及软乎乎的福利主义。原来可以以日本人民利益的名义来理直气壮地反对扩军修宪，现在则越来越多地诉诸扩军修宪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一部分日本左翼打冲绳(琉球)地方牌，因为冲绳(琉球)人是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显而易见的受害者。但是，并不是每个日本人都会对这个偏远地方的遭遇感兴趣。

左翼的和平主义论述弱化，右翼就会来争夺和平主义的解释权。一个人说别妨碍我的小日子，另一个人搬出国家民族大义，高下立判。于是和平主义不再是“不战”，而变成了“积极和平主义”，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先发制人”!

当然，我们无需过度担心日本的再次“军国主义化”。从一个长期适应“不战”的体制转变到一个战争动员体制，中间需要许多复杂的工作，但日本已经是一个老龄化社会，一个人口在逐渐减少的社会。安倍的“进击”姿态——乃至挂在嘴边的“中国威胁论”——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其内部政治整合的需要，以及从美国阴影下获取更大政治自主权的需要。要搞战争动员，短期内是搞不起来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反对势力缺乏高大上的政治论述，安倍蹩脚的“新和平主义”，有可能赢得越来越多的民众。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日本国内曾经有强大的支持和响应新中国的力量，而现在走向式微了呢?冷战结束所带来的改变当然非常重要，但更大的原因在于我们自己对这些力量丧失了原有的浓厚兴趣。在“世界人民大团结”成为空洞口号之后，我们收获的是两种相互对抗的民族主义。

而这种对抗，正是滋养安倍们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