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与服务——献祭的羔羊（《少数人的民主》第八章）

　　第八章 医疗与服务——献祭的羔羊

寡头统治并不像它们的名字那样看上去冷酷无情。在某些时候，最上层代表权力与财富的阶级也必须作出某种让步，以一小步暂时的后退换取两步的前进。在20世纪的大多数年份里，民主势力显示出了反对经济与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强大力量。与之相应，政府不得不建立一系列较为人性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制度。但在最近几年，这些远未完善但却极其重要的社会保障措施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穷人福利与日俱减

联邦预算项目往往虎头蛇尾，顾此失彼。针对妇女、婴儿和儿童的特别食品补贴计划，只能覆盖大约一半的范围。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一项旨在对单亲家庭给予补贴的法案，与此同时，数百万穷困家庭却始终得不到食品券和儿童营养补助。2005年，食品券总额的削减，迫使大约4万名孩子无法应对日常食品花销，甚至连学校的午饭也买不起。许多年长的贫困者由于联邦支票停止支付而被私人适用房拒之门外。不少精神疾病患及伤残者被抛之街头，被迫去领教堂和其他慈善机构的饭汤。最近几年，私人慈善业也是苦恼不已，因为他们已无法应对越来越多的穷人张嘴要饭。[1]

在过去25年里，一系列公共福利项目被大幅削减，这些项目包括学校免费早餐、贫困阶层的法律免费咨询、继续教育、孩童医疗保健、针对老人盲人和残疾人的公共补助等，由此导致许多人生活日益困难。一些能够创造数十万人就业(其中大部分为女性)的妇幼保健计划和针对盲人、残疾人的健康咨询计划相继被取消，从而加重了全国性的就业困难。

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削减了额外保险收入( SSI)计划，这原本是保障低收入老人和残疾人的安全网和最后一根稻草。截至2000年，至少三分之一的SSI计划被彻底抹掉。先前受SSI计划补贴的伤残者，自2006年起不再享受免费生活补助和津贴。同年，小布什总统出台了一项总额为27000亿美元的包括军费开支、海外战争费用和公司补贴在内的预算案。与此同时，国内项目则被无情地削减，包括学生贷款担保、吸毒救治、医疗保健、航空安全、紧急救援、国家公园维护、医学研究项目和医疗保险。小布什还打算砍掉基本商品食品补贴计划，该计划旨在向贫困的老者和低收入的供养孩子的年轻母亲提供资助，由此节省的1.07亿美元仅相当于五角大楼三小时的花费。公共服务领域开支的大规模减少，使得社会中经济政治地位低下的人群生活无着，忍饥挨饿，只能独自忍受疾病的折磨。[2]

这种景况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层面也没好多少。因为联邦相应预算的大幅削减，许多州被迫减少医疗保障、住房补贴、教育和家庭福利项目。[3]与普遍流行的看法相反，大部分接受救济的人都是白人：不到1%的接受救济者是四肢完好的健康人;95%以上是美国本土人而不是偷渡来的别国居民;接受救济者享受政府福利基本上都没超过两年。他们生活俭朴，生活水平一直在贫困线上下徘徊。[4]在美国，2002年，消费者债务已创下历史新高。传统的观点是，消费者沉溺于逛商场，他们欠债的主要原因是过度消费。事实上，欠债的主要原因是普通居民工作丢失、惨淡的小本经营、愈加普遍的离婚行为。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家庭财政危机，大多数人选择向擅长高利贷和盘剥的大公司借债(因为大公司往往信誉较好)，而它们的年贷款利率往往在40%左右，大大高于一般水平。一旦每月的偿还款项没有到位，罚款单就会悄然而至，债务则会骤然飙升。2005年刚通过的新银行破产法，使得欠债人通过宣布破产来逃避债务的努力成为徒劳，他们要遭遇无情的欠债人陷阱：他们未来收入的大部分将被当做偿还金而扣押，由此将会导致他们今后几十年都入不敷出。[5]

　　社会不安全——将一切私有化

上层寡头不会容忍在满足公共利益时企业家们的无所作为，在美国这样的公司帝国，至今还找不到一个没有私人盈利的公共部门。而当政者们也正在推动公共资源的私有化——这一点不仅是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社会保险在私人企业的运作下已经近乎失去意义。每年充人社会保险账户的5000亿美元，有一半以上来自普通雇工的工资支票;剩下的一部分主要由雇主支付，这就是后者为什么如此讨厌这项民生计划的原因。在过去30年里，这一社会保障制度的反对者们预测，退休基金终究会因无法赶上老龄化速度而破产。他们力促雇工将自己的社保基金用于投资股市，这样也许利润率会很高，当雇工们退休时，他们的财产将会实现保值增值。然而却没人提起雇主上交的那部分社保基金，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待在那里本身就有利可图。

但是股票市场瞬息万变，它可不像养老金计划那样稳定;它是一种赌博，而对于对此一知半解的退休者来说风险系数更大。股票市场可能在一夜之间彻底垮掉而永无回头之日。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股票市场直到1954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名义市值水平。如果退休资金被注入股票市场中成千上万的私人账户中，华尔街的经纪人公司就会多赚数十亿美元的手续费，但是对于社会保险计划来说，毫无疑问，这笔集体保险资金和这张维护社会安定的安全网将很快走到尽头。

当计算雇工退休者们炒股的利润时，企业家们就会用模糊而诱人的数字展现股市发展的良好图景;当评估社会保险基金的回报率及其风险时，他们则会用相当悲观的论调下调人们的乐观预期。殊不知，宏观经济运行良好，社保基金行业利润丰厚，这在美国是不争的事实。1983-2005年，美国人相对于得到的社保基金回报多付了18000亿美元，由此造成巨额的社保基金盈余。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提供的数字，按当下的收支状态，社保风险基金的盈余将会至少保持到2052年。[6]不管上文提到的社保风险基金规模多么庞大，它的收支状态应该保持基本平衡，因为掌握这笔资金的政府不应该是盈利者。既然出现了如此大规模的黑字，为什么不能提高社会保险税的征收标准和门槛?即使将缴纳社保税的收入门槛提到9万美元，社保基金也会在未来20年内保持盈余，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答案是，政府为了保证那些享受税收豁免的食利阶层(依靠股息、红利、资本盈余和房屋租赁)的特权，又不能减少总财政收入，所以只能拿普通百姓开刀。[7]

我们已经知道如果对政府退休金进行私有化会有什么后果。在美洲最南端的智利，当右翼政府将其退休金计划交由私人经营后，智利人很快发现他们后来得到的保险福利只相当于过去所纳保险税的三分之一。那些经营退休金的私人公司吞掉了大部分工人保险费和政府预算行政开支，以至于在工人账户出现大量亏空的情形下它们却赚得满盆满钵。许多工人都退出了保险计划，因为亏损是如此巨大，回报是那样虚无缥缈，而工资单上的工资又是那样微薄。那些效仿智利模式的国家，未来的前景也都比较暗淡。[8]

在美国，社会保险不仅仅是一个退休养老金的问题，它还是一个联邦、企业和个人三方在全社会分担风险、覆盖大多数风险领域的计划。它包含(1)退休养老金，主要提供给3000多万对老龄夫妇;(2)工伤保险，主要提供给350多万因工致伤的雇工;(3)残疾人保险，主要为400万残疾人提供基本生活补助。一旦私有化，那些资本家是不会考虑后两者的利益的。

社会保险的反对者们声称，社会保险将会导致把老年人的负担平摊到年轻人头上，因为主要是年轻人在向社保账户里注入薪金，而这笔款项则主要由老年人享受。问题是，这些老年人在年轻时也为国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他们当时缴纳的保险税金就是为了老时取用。实际上，接受公共资助和医疗服务的退休父母，极少会成为他们孩子的负担。若是没有社会保险，将会有1400多万人处在贫困线以下，许多人都将一无所有。

自由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们坚持说社会保险不起作用，然而让他们难以自圆其说的是它确实成效显著。自1935年建立以来，它是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反贫困和公共服务制度。在超过60年的时间里，它从来没有错过一次支付。其管理成本还不到缴纳税款的1%。与其相比，私人保险的管理成本则是13%。社会保险帮助了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以一种更加平等而不是一味追求利润的方式对数十亿美元进行了再分配。而这也正是上层人士成天叫嚷着要对其进行改革的原因所在。

　　你能支付多少医疗费用?

美国的医疗护理行业是用金钱垒起来的。进入医院，医生首先检查的不是你的身体，而是你的钱包。许多公共医院因资金短缺而被迫停业，而私人诊所和医院则是方兴未艾，这使得普通居民的医疗费用进一步上升。病人们不到万不得已一般是不敢去医院烧钱的。久病难治的病人则会被几次全面的私人体检弄得倾家荡产。2001- 2004年，即小布什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医疗保险费用上升了5090，可是许多计划划归私营后提供的服务却愈加可怜;无缘享受医保的人数从520万猛增至4500万，其中四分之一是儿童;在此期间药价也上涨了44%。[9]

人们享受的医疗护理变得越来越贵，而服务质量却没见多大好转。为了使利润最大化，医院职工被大幅裁减，剩下的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有时导致服务态度相当恶劣。医务失误和因治成疾(即由治疗本身引发的疾病)每年导致数万人非正常死亡。有人说“私人企业可以更好地管理医疗护理行业”，现在看来这句话大错特错。死亡率和病诊费用的飙升，使得一切堂而皇之的言论不攻自破。在那些医疗事故中，比较常见的原因有药物误用、错误的剂量导致的过敏症状、错诊、设备失修、器官移植和大腿手术中的医生失职、输血中的血型不符，以及诊断书误读等。2005年，美国司法部的一项调查显示，数千名患者每年在为医生的各种失误买单，每年打医疗事故的官司求偿保险金总额已超过10亿美元。[10]

数千人因每年的错诊和错治而身亡，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甚至即使服用了合适的药物剂量，一些药物自身的副作用也会侵蚀病人的肌体。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在美国，每年因过度依赖药物而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非法使用麻醉剂和毒品致死的人数。[11]

当国会与各州于1996年开始削减社会福利项目时，大约100万低收入者失去了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补助。公共医疗补助是联邦政府一项保证穷人看病权利的计划。医疗护理则是联邦政府为大部分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的减免费看病制度。这两个项目是支撑全民公共医疗系统的两大支柱，而且行之有效。但是二者又远未达到至善至美。一些医院和医生向政府开价过高，但却提供着让人难以满意的医疗服务。资金监察的失漏，使得一些骗子使出瞒天过海之术，先是建立不知名的医疗公司，然后诈骗走政府的医疗资金。2005年，共和党主政的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要求提高数百万低收入者的应纳医疗保险金水平。这项匆忙作出的决定，使得许多美国人对医院望而却步。而在利益受挫的人群中，三分之一是儿童。[12]

在美国，护士之家担负着照顾200万年长者和残疾人的任务，它每年的预算开支都在800亿-900亿美元之间。这些钱主要由纳税人支付，而且对投资者来说收益很高。为什么呢?在政府拨款一定的情况下，在护士之家投人护理的钱越少，他们所获得的利润就越多。在利润驱动下运营的护士之家，已成为全美国的耻辱。在那里，员工培训迟而又迟，卫生条件差之又差，对病人往往漠然置之，服务态度为人诟病。[13]

然而与普通大众不同，高级企业主管和他们的家人享受的医疗待遇则要好得多。他们主要由所在公司提供全额医疗保险，而且对此可以高枕无忧，因为他们无需缴纳住院治疗的挂号费及额外费用，并可优先安排较优的床位。他们可以在全国技术水平最高的医院享受着美味佳肴和优质服务。[14]

医务行业现已成为美国最赚钱的行业之一，每年投入公私医疗的资金合计约1000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GDP的14%。这一行业的最大获益者，当属大保险集团和医疗护理组织(HMO)。这些HMO是许多利润导向型的私人公司，它们对自己的员工极其苛刻，而且要求医生尽可能地降低成本，甚至有时不给病人合适的治疗。[15]大部分HMO只是每年像发计件工资一样，按接待病号数量支付医生薪水。口碑好、医术高明的医生自然吃亏，因为他们的大众认可度高，病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换取其更好的服务，而当HMO介入时，它将这些社会因素简化为数字，因而留不住医术高明的医师。[16]

保险公司和HMO往往更青睐急需高价治疗的病人。虽然它们口头声称自己在从事“非赢利的”公共服务行业，但实际上它们通过一系列暗箱运作利润丰厚。而通过声称自己所从事的是非赢利的公共事业，它们又能成功躲避收入税和资产税，可谓是一举两得。[17]

总体算来，我国现有1500个大大小小的医疗保险项目。因为大部分是由政府牵头的，所以仅就宣传和管理费用来说每年就要耗费3990亿美元。据哈佛医学院一个研究团队估计，医疗保险领域每年的资金浪费就达2860亿美元，这个数目完全可以将剩下的无保人员全部纳入医保体系。私人医保公司的额外支出(管理费用)占其管理资金总额的13%，政府牵头的只占3.2%，而对于加拿大来说，同样的费用仅占总量的0.9%，而它在30年前就取消了医疗保险领域的私人介入。与之相似，私人药品管理计划由公共部门掌握，管理费用也会大幅下降。[18]

加拿大的医保系统和英国的国有化医保系统，曾被美国同行诟病为服务太差。他们的主要着眼点在于病人等候的时间太长。可是，事实上，在加拿大和英国，病人在做急诊手术或其他紧急情况时根本不需任何等待，两国相对富裕的医生总数可以有效提高接诊速度和效率。反观我国，甚至连急诊都可能被耽搁。联邦政府三令五申不能让急诊病人因钱不够而被拒诊，可已有超过500家医院违背了这一政策。许多医院都将治疗推后，而不管病人病情如何，直到他们确定病人有能力偿付开销。与此同时，针对这些不道德行为的处罚却鲜有实施。[19]多达4100万美国人领受过推迟治疗的痛苦，大部分都是由于钱的问题。[20]

另一种对加拿大医疗系统的误解是他们的药品质量不可靠。事实上，那里的药材绝不比美国的质量差，只不过价格稍低一些。以人均来算，美国人的医疗成本大约相当于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的两倍，而这些国家的全民医疗保障系统都已相当完善，而且政府掏的钱占大头。正是因为他们的公共医疗做得好，他们拥有比例更高的健康人群、更长的人均寿命及更低的婴儿死亡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报告，美国人均医疗成本居世界第一，但其总体保障质量却只排在世界第37位。[21]

事实上，美国政府也拥有一个运作良好的社会化医疗系统，比纯粹利润驱动的私有化医疗好得多。那就是退伍军人医疗保障局管理的军人保健计划(VHA)，由于政府对消息的封锁，所以它的发展史至今还是个谜。它在建立之初曾因低行政效率和平庸的医疗服务而饱受诟病。之后它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时至今日，它已超过大多数私有化医院的服务水准，成为顾客满意度最高的医疗项目。它向美国军队中的退伍人员提供全方位的医疗保障。它无须繁琐的行政审批，也不需要行政冗员来处理平庸的书记工作，也不需要会计来审核账户。VHA利用电子档案和电子信用卡刷卡制度，极大地降低了成本开支，并保证对病员的有效治疗，而且出错率极低[22]，这再次证明公共医疗项目绝不比私有化项目差。

其实大多数药品的价格都本不应该那么贵。制药公司声称他们需要以高药价来支撑其研发创新，但是他们不要忘了，他们用于广告宣传的费用相当于研发费用的三倍，同时还享受着几乎是天文数字的利润。更重要的是，医药研究每年耗费政府150亿美元的项目资金，是政府出了整个花费的大头。[23]政府还在研发治疗特殊疾病药物的专门项目上另拨资金。政府另外还在“孤儿补养药”上注入大笔资金，但是由于这些药物的受众不超过20万人，所以市场开发的利润空间不大，如果不是政府注资，制药公司肯定不愿接手此项研发。所以1983年国会通过了《孤儿医疗法案》，该法规定给予研发特效药物的公司七年的市场保护期，并给予慷慨的税收减免。[24]看来，私有部门只有在公共部门的大力补贴之下才肯满足公共需要。

2003年，小布什政府通过了一项高度复杂化的医疗开支改革法案，计划在十年之内耗费10000亿美元，这比预先估计的翻了一番。这项法案特别禁止医院购买低价药物，理由竟然是低价药物质量无法得到保证，这项政策让医药公司大赚特赚了一笔。直到现在，许多老年人恼火地发现，尽管他们的医药补贴已经停了一年，医疗保障税却还在照缴不误。[25]

　　消费者要小心提防，工人们也是一样

现在全国的生物化学研究中，私有公司的资助份额达到了62%。而由企业推动的研究只能是更对企业有利，也就是说，研究也开始变得急功近利起来。它们经常会帮企业赚足了利润，但却置消费者于危险境地。[26]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只抽样检测过市场流通的食品药品中的l%。牙膏、洗发水、化妆品等经常被致癌物质污染，然而FDA对此却无能为力。在它批准的医疗药物中，一半会产生明显的副作用。[27]

孟山都(属杜邦公司旗下)曾研发出一种新型催牛生长的激素，这种物质可以诱导奶牛多产许多牛奶。FDA很快便批准这项特效药物，，尽管消费者们对这样的激素可能产生的副作用颇有顾虑，尤其是对儿童的不利影响。结果，注射过这种激素的奶牛不是营养失调就是疾病缠身。不得已，政府还得拨款对奶牛进行治疗，又是打抗生素又是进行多种食补，总之耗费的都是纳税人的钱。而在市场上，牛奶的供应已明显过剩;牛奶生产量增大对于纳税人来说是个额外负担，对大型乳制品公司却是个利好消息，因为它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政府补贴。[28]

遍及全国的“农场工厂化”已将牲畜的一生限制在了笼子里，它们虽然衣食无忧，但却早已失去了自己的本性。它们定时被注入抗生素以抵御疾病，人们还通过向它们注射激素来提高喂养效率。但抗生素的副作用及细菌耐药力的提高，使得牲畜陷入新一轮的瘟疫中，每年美国牲畜因食物中毒死亡达9000例。对此消费者早已按捺不住，他们要求FDA严查病死牛肉和注水牛肉，而这些已经在一些快餐店里大量销售，甚至还出现在学校食堂里让孩童遭罪。辐射过的牛肉，每磅比一般牛肉要贵15——20美分，肉味可能更加鲜美，但其中所含有的有毒化学物质则有可能导致癌症或遗传病变。[29]

当然，我们在谈论美国人的健康时也不能忽略他们的工作安全。每年约有6000名工人因伤致死，另有450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轻伤。此外还有1万人由于工伤久病不治而死，5万人因工作时受到辐射、石棉污染、腐蚀剂和农药等伤害而离开人世。每年美国约有5万——6万人因伤而永久残废。当然，工业生产时肯定会有一些危险，但是上述这些惨剧大多是由不合理的安全标准定位及政府执法监督不力造成的。2001年出现了一种将工人从重复性劳动中解脱出来的生产方式革新，后被编成一项决议案准备在全国推广，但最后却被共和党主政的国会否决，而小布什总统本人也赞成国会的否决。[30]

美国工作安全与健康保障局(OSHA)在全国只有1100名成员，但却需要在多达700万个工作地点保证1.15亿劳动者的安全，这着实有些困难。雇主们完全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填写本企业的工伤报告，其中的数字大都是保守估计，这使得整个工伤统计数据变得不怎么可靠。当因工作条件不达标而被施以罚款时，企业主们发现，就算挨罚，也比短时间内花大本钱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划算。在一切向钱看的自由市场经济里，工人的安全是无人保障的(如果政府不闻不问)。如果一家企业中的工人因伤致死，企业只会被联邦法律处以罚款，而不是刑事起诉。[31]

美国的工伤赔偿金法案似乎对雇员的要求更加严苛。对于企业销毁工伤证据的恶劣行为，该法没有任何处罚措施，这样一来主动权也就总是握在企业手中。而与工作环境相关的疾病，像矽肺、辐射等，有相当长的潜伏期，真正准确的统计十分困难。这样一来，使得工人求偿变得异常困难。在数百万因工致伤的工人中，只有10%的人能真正得到赔偿。而且大多数工人都不愿因求偿问题与自己的雇主闹翻。他们明哲保身、小而化之企求万事太平的做法，实质上助长了企业主们的傲慢。在某种程度上，工伤赔偿金法案帮助雇主们降低了成本，而且放纵了他们，使得他们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从1997年到2006年，大众一直在为提高过去每小时5.15美元的最低工资而努力。但是在共和党主政的国会和立法者面前，公司及商业的利益显然凌驾于公众需求之上，因为他们相信，提高最低工资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但是工资上涨的趋势似乎不可逆转，到2006年，全国有17个州设定的最低工资限额超过了联邦标准，其他州也打算顺应民意，提升工资。[32]

　　创造危机——公民教育与住房条件的恶化

美国经济上的不平等，当然会传导到其他领域，比如教育。富有地区的学校总是拥有更好的师资和教学设备，而且由于对学生的吸引力强，其学生素质也是无可挑剔。相比之下，贫困地区的学校似乎总是囊中羞涩，而且面临着校舍拥挤、融资困难等诸多棘手问题。许多国会议员和评论家们都说：“光靠投入资金是解决不了公立学校的问题的。”但是让人奇怪的是，他们在批准五角大楼的天价军费预算时出手很是豪爽，可是对于关系国家和民族百年大计的教育为什么如此吝啬呢?一项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称：如果全社会为学前教育和校舍更新注入更多资金，贫困儿童就更有机会摆脱贫穷状态，当他们的智力得到良好的开发后，国家才能真正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尽管不是问题的全部，但资金缺乏却无可置疑是解决教育问题的核心。[33]信奉自由市场的人强烈地鼓吹要将公立学校私有化，他们计划采用学校凭证担保的方式将学校投入市场，由此学校吸引学生的方式也就变成了做广告。当然，这只会进一步加剧教育不公平。有钱的人自然会选学费贵的学校，而有钱的学校自然在师资和硬件方面更有竞争力，因而能招到更好的学生，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反过来，没钱的学校只能望洋兴叹，穷学生接受不到好的教育因而也缺乏“思变”的能力。这种教育发展的马太效应，只能恶化教育领域的“贫富差距”，富人代代占据先发优势，穷人永远在深渊中苦苦挣扎。这与教育的公共性质可谓是格格不入。

事实上，联邦政府在帮助弱势儿童方面也不是无所作为。政府早就通过了《弱势儿童保障法案》，给予那些穷困儿童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学前教育，并帮助他们的父母获得儿童营养方面的常识。可是由于资金限制，联邦所能保障的范围比较有限，只有五分之三的适龄贫困儿童得到了相应的资助和福利。尽管如此，小布什总统还是打算减少这方面的支出以保证军事部门的运转。此外他还计划大幅削减学前儿童教育、学生暑期教育经费、残疾儿童的治疗费及学费补助等。[34]

与此同时，小布什总统对另一个儿童保障计划却似乎兴趣甚浓，这个计划的承诺是，没有一个美国孩子会被抛下不管，没有一个孩子会因家庭困难放弃学业。当然，这只是一个口号。这项计划的实施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它强迫学校和教师们适应联邦统一制订的儿童标准化智力测试。能够达标的学校可以得到联邦更多的教育资金。未遂其愿的学校得到的则十分可怜。此项计划也深受资金调拨不当的困扰，其衡量手段的僵硬单一使其推行起来阻力重重。教员们抱怨说，他们在课上往往教孩子们如何在国家智力测试中拿高分，没有时间鼓励他们进行创造性思考和开拓新视野。不达标的学校因得不到政府资金而赤字问题日益严重，慢慢地，随着时间流逝，它们便被私有化大潮所淹没，那些不幸的学生也就只能在负债累累的学校中艰难度日。因此，美国教育部最新的评估报告说，该项计划的功利性趋向严重，由此导致学校教学目标单一化、评估体制僵硬化、公立学校私营化。[35]

2003年，大约17万名品学兼优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得不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钱。政府给那些严重依赖银行贷款和私人借贷的学生提供保险承诺，担保这些银行和个人的信用绝对可靠，而这样做的代价是相当高的。因为学生贷款偿息利率低，所以政府必须向银行提供大笔补贴才能调动其积极性。如果换一种方式，由政府直接给予大学生贷款，可能花费仅是前者的五分之一，但这便意味着银行无法从中获利。在2005年和2006年，小布什政府砍掉了数十亿美元的大学教育预算，其中也包括职业培训和后进生补修计划。[36]与此同时，政府继续向最富的私立大学实施财政倾斜，大多数社区学校和夜校则陷入困境。这使得穷人们更难得到有质量的教育。[37]而相对于经费捉襟见肘的本科教育而言，国家向研究生培育和科研项目投入的资金则是绰绰有余，我们都知道穷人基本很难接受到研究生阶段教育，所以这也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

住房形势同样不容乐观。联邦房价补助的大部分不是落在穷乏者那里，而是落到相对富裕的人群中。中产阶级和富人不仅因贷款出资人的身份接受国家税收减免和利息补助，而且他们大多都能获得延期交付房款的优惠条件，这使得联邦每年的支出多增加了1000亿美元。这比市郊房屋管理局(HUD)向穷人发放的总额要高出好几倍。

富人们的海边别墅还可得到政府资助保险，这每年都要耗费政府数十亿美元。这项政策的受益者就包括百万富翁老布什总统，他在任内笃信自由市场信条，但却享受着大政府带来的好处：他在缅因州的住宅因风暴损失而得到了30万-40万美元的政府资助保险。[38]

在政府巨大补助的刺激下，私人住房市场的扩大有目共睹。这些房屋先由政府出租给低收入群体，过上一两年政府再将租金收回，并将之卖给私营房地产商，这些房屋一由他们接手便价格飙涨。这样政府两面卖乖，民众与企业谁也不得罪，但却解决不了群众真正的住房问题。每年数十万栋低收入者的经济适用房被闲置甚至毁坏，因为商人并不能从这些建筑上获得像商品房那样的利润。而商品房价格的飙升，实际上降低了民众的购买力。房屋销售现在业已十分乏力，房地产市场因需求萎缩导致的危机，正在全美蔓延开来。[39]

其实，政府对低收入的租房者也有两项补贴计划。第一个是从属于整个公共福利系统的住房补贴，这项计划包含130万户低收入人群，他们的确从这项措施中得到了实在的好处。但是由于媒体天天捕捉的都是桃色新闻和奇闻逸事来吸引眼球，对于真正关系民生的东西关注甚少，使得这项计划缺乏公众知名度，所以也就难以形成整个社会的共识和合力，总之，这一项目发挥的社会影响十分有限。另一项政府住房新政措施是向150万低收人家庭提供租房补助。这些家庭付给房主们30%的总租费，其余的由政府支付。因此，这是一种公有部门补贴私有部门的财政转移行为。可是到后来，大约一半的此类家庭住不到自己喜欢的房子中去，因为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他们不能整日蜷缩于廉租房里，而商品房的售价又高得惊人，政府这个时候便无能为力，所以他们时常处于夹缝中踌躇不已。据统计，只有四分之一的家庭在购买商品房时能得到某种形式的政府间接补贴——这个比例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是最低的。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是，在全国大多数地方，房租飙升的速度远远超过工资增长幅度，这使得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的销售日渐困难。数百万美国人要么拥挤在阴暗潮湿、狭窄不堪的房屋中勉强度日，要么就得流浪街头，被看做让人笑话的无家可归者。而领取政府住房补贴的家庭也时常提心吊胆，因为政府统计调查局会不时抽查他们的收入账户，如果收入超过了官方贫困线，警察就会以诈骗政府拨款的名义让他们去蹲监狱。[40]

在过去25年间，政府房补资金的减少成为人们无家可归的主要原因。许多城市通过城管条例，将公共场合中用睡袋躺在地上睡觉的人一律逮捕和监禁。无家可归的人经常因为影响市容而被警察无理抓捕和拘禁;他们从一个城市被驱逐到另一个城市;他们的财产要么被充公，要么被毁坏;他们的睡袋被撕坏，他们有时还会被打得遍体鳞伤。总之，可怜的居无定所者大都受过城管的虐待和毒打，许多人因此而患有心理障碍。

　　公共交通——从汽车王国到交通多元化

几十年前，城市交通系统的建设，也见证了私有部门如何一步步侵蚀公有部门的利益。在上世纪20年代之前，城市的乘客和货物大都是由电车和铁路输送。之后，它们的作用逐渐被汽车和卡车取代。这种变化催生了对石油的需求，而这正是洛克菲勒等石油公司求之不得的事情。因此，私人石油公司非常支持城市交通工具的更新换代。

想想洛杉矶的情况吧。1935年，在这里运行着世界上最安全高效的铁路运输系统，在仅仅方圆75英里的范围里，安静无污染的电车每年运送着多达8000万人次的游客。但是通用汽车公司和标准石油公司运用肮脏的交易手段，将整个城市电车系统更换成通用制造的公交汽车，用的是标准石油公司出产的原油。到1955年，这两大公司又将过去低耗油的公交车换成高耗油的汽车，而后凭借其垄断手段迅速将其推广到全国。在利润空间后来因油价下跌而缩小时，标准石油公司又强迫政府减少城郊公交服务、大力鼓励私车普及。1949年，通用公司因与政府意见不和雇用打手殴打政府官员。最后它只被罚了5000美元。[41]

私家车的普及，实际上导致社会成本及损失的提高。由于其带来的交通拥堵和其他原因，交通事故发生频率几乎是直线上升。每年有42000人惨死于车轮下，另有300多万人因交通事故受伤，其中很多是终身残疾。在15 -34岁人群的死因中，交通事故排在第一位。截至2006年，美国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多达350万，这是美国历次战争死亡人数总和的两倍还多。当然，这一数字还不包括事故几天或几周后受重伤死亡的人。汽车每天还在道路上碾死了超过100万只动物。死于汽车轮下的鹿儿，比在人类打猎中死亡的还多。[42]

在美国的大城市中，超过一半的公用土地被用做道路和停车场。这迫使城郊许多下水管道被迫改道或重修，这无疑加大了城建成本。这一改变同时也增加了城市交通对汽车的依赖度。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每年要在道路维修和维护、高速路巡逻、汽车事故的救护车和医院治疗方面花费3000亿美元。[43]从全世界来看，汽车尾气是城市环境污染和温室效应的罪魁祸首。据估计，平均每辆汽车每年放出700磅空气污染物和4吨二氧化碳。每年世界上死于交通事故的人多达50万。橡胶轮胎曝晒后的污染和汽车原油泄露导致路旁的树木和植被大量死亡，并会污染附近的峡湾和河流。汽车公司对开发非燃油汽车了无兴趣，原因是天然气热值不足，效率不高，性价比太低，顾客需求不够强劲。其实，如果公司集中精力提高生产效率使成本不断降低，而且保证天然气的低价格，顾客也会选择购买天然气汽车的。[44]

交通事故后的医务成本高得惊人，与之类似，事故后索赔官司的成本也是高得，晾人。在美国居民的收入中，平均有五分之一用于购买汽车、修理维护、油气费及其他与汽车相关的支出。那些没有能力驾驶汽车的人——老年人、残疾人和年幼者——已基本上被汽车主导的城市交通系统孤立起来(年幼者因为有父母情况可能会好些)，余下的人们每天都在为交通拥堵而犯愁。[4]

现在最需要的便是交通方式多元化。铁路、地铁、轻轨等相比汽车往往更有效率，而且更加环保，但政府对它们的支持力度却十分有限。截止2006年，城市轻轨铁路以相对低廉的成本承担了大量的旅客输送任务。政府补贴轻轨铁路行业的12亿美元，还不及五角大楼一天的花销。然而小布什当局却在2005年指责其无用而低效，并威胁说要继续削减这一公共交通系统上的支出。[46]公共服务再次成为一种受到限制而不是得到促进的事情。

注释：

[1]“The War Against the Poor,”Iustrce Express, Winter 2002; Washington Post, 3 November 2005.

[2] Marta Russell，“None Call It Cleansing’，ZNet Commentary, 15 December 2005; San ERAncisc。Chronicle,6 February 2006.

[3] EdHenry,“Squeezing States and Local Government，”Justice Xpress, Fall 2003.

[4]See National Priorities Project Web site: www.nationalpriorities.org; and Beth Brockland,“Refor ming

Welfare Reform，”Dollars and Sense, September/October 2002.

[5] Elizabeth Warren and Amelia Tyagi, The Two-Income Trap (Basic Books, 2003); New York Times, 24 0ctober 2005;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2 0ctober 2005; and Richard Lord, American Nightmare:Predatory Lending and the Foreclosure of the American Dream (Common Courage Press, 2004).

[6]Jack Rasmus, " Stealing Social Security, Z Magazine, December 2004.

[7] David Cay Johnston, Perfectly Legal (Penguin, 2003), 119-130.

[8] " Should We Prevent the Wall Street Rip-Off of Soaal Security? ~ Solidarity, October 2001.

[9]Washington Post, 4 September 2004;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Chart Pack, Report #6087, June 2003;and Kaiser's Employer Health Benefits, Annual Survey, September 2004; see also Lawrence J. O'Brien, Bad Medicine (Prometheus Books, 1999).

[10]On the various data given above, see Pennsylvania Health Care Cost Containment Courtcil report, 13 July 2005, www.ConsumersUnion.org; New York Times, 12 March 2005 and 21 July 2006; Holly Sklar," Time for Health Care for All,ZNet Commentary, 13 August 2005.

[11] Jessica Eraser, " Statistics Prove Prescription Drugs Are 16,400% More Deadly Than Terrorists, www.newstarget.com/009278.html.

[12] Los Angeles Times, 28 July 1997; New York Times, 30 January 2006.

[13] See GAO reportin New York Times, 2 March 2002.

[14] Allen Myerson, " A Double Standard in Health Coverage," New York Times, 17 March 1996; " Hospital for the Rich, " Solidarity, January/February 1997.

[15]Donald Bartlett and James Steele, Critical Condition: How Health Care in America Became Rig Business and Bad Medicine (Doubleday, 2004).

[16]Ron Adler, " Why Your Doctor Isn't Happy to See You, "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7 April 2000.

[17] Lisa Davis, " Sutter's Giant Sucking Sound," San Francisco Weekly, 21-27 January 1998.

[18]Public Citizen Health Research Group, Health Letter, February 2004; Paul Krugman's column, New York Times, 18 November 2005.

[19]Los Angeles Times, 13 July2001.

[20]Report by Center for Studying Health System Change (Washington, D.C.), Reuters Health, 21 March 2002.

[21] " Prescriptions and Profit," Health Letter, Public Citizen Health Research Group, April 2004; WHO report summarized by Phineas Baxandallin Dollars and Sense, May/June 2001.

[22] PauIKrugman in New York Times, 27 January 2006.

[23] Report by Nationallnstitute ofHealth cited in Solidarity, October 2001.

[24]Baltimore Sun, 19 0ctober 1996.

[25] New York Times, 11 November 2005, 18 and 21 January and 30 July 2006.

[26] Los Angeles Times, 22 January 2003.

[27]New York Times, 15 April 1998; Los Angeles Times, 30 June 2002.

[28]Hilary Varner, " Milking the Public, " Chicago Life Magazine, October 1995.

[29] 7he Use of Drugs in Food Animal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98; " FACT Calls for End to Farm Drug Abuse," annual report of Food Animal Concerns Trust, Chicago, Ill., Winter 1999; Humane Soaety statement: New York Times, 27 February 1998; Public Citizen News, July/August 2003; Report by Center for Food Safety, 26 February 2003, www.centerforfoodsafety.org/page197.cfm.

[30] See www.osha.gov/oshstats/work. html; and Christopher D. Cook, " Coal Miners' Slaughter," 25 January 2006, www.inthesetimes,com/site/main/article/2478/; and www.union-voice.org/campaign/april282004.

[31]Christopher D. Cook, " Losing Life and Limb on the Job, " Progressive, February 2000; Hew York Times,8 January 2002.

[32]New York Times,2January2006.

[33] See Jonathan Kozol, The Shame of the Nation: The Restoration ojApartheid Schooling in America (Crown 2005); New York Times, 2f7 July 2000,

[34] Joan Ryan, " Tripping up Head Start,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1 February 2003;. " Concerning Pee-Wee, "The Nation, 17 February 2003.

[35]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21 March and 12 September 2004; New York Times, 23 November 2004.

[36]Ellen Mutari and Melaku Lakew, " Class Conflict, Dollars and Sense, January/February 2003; New York Times, 12 December 2005, and 7 February 2006.

[37] New York Times, 9 November 2003.

[38]Los Angeles Times, 18 April 1992.

[39]Project Censored, " U.S. Faces National Housing Crisis, " Censored 2003 (Seven Stories Press, 2002).

[40] " No Second Chance, Human Rights Watch,18 November 2004.

[41]Jane Holtz Kay,AsphaltNation (Crown, 1997).

[42] Washington Post, 3 September 1989; Kay,Asphalt Nation.

[43]Greg LeRoy, " Subsidizing Sprawl, " MultinationaI Monitor, October 2003.

[44]" Ground Zero for Zero Emission Vehicles,H California Today (publication of Planning and

Conservation League), June 2000.

[45]Alejandro Reuss, " Car Trouble," Dollars and Sense, March/April 2003; Jeff Nachtigal, " Unlocking Gridlock, " Terrain, Fall 2004.

[46]Daniel Zukowski, " Washington Doublespeak on Amtrak, "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4 April 2005.

本文节选自迈克尔·帕伦蒂《少数人的民主》一书第八章《医疗与服务——献祭的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