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企业如何从希特勒兴起中获得巨额利润

破土工作室按：今天，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二战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1920年代末出现的法西斯主义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的敌人。但波兰尼却指出，法西斯主义是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结果，市场经济的扩张和“脱嵌”导致经济/逐利的原则侵入乃至主宰一切领域，导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加剧，并最终导致经济和政治体系全民瘫痪，法西斯主义由此而生。纳粹的产生，正是在自由市场经济所必然造成的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资产阶级为了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产物。本文分析了纳粹的上台与德国大财团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德国人民的共同责任”这句话是一个托词，是通过使德国人民自认有罪来掩盖大企业和资本主义对法西斯主义应负的责任。

布尔什维克的一位领导人卡尔·拉狄克写道：“法西斯主义就是铁箍，资产阶级希望用它来箍住已经破裂成碎片的资本主义圆桶。”

对于三十年代的德国，没有比拉狄克的阐述更为真实的了。为了克服灾难性的经济危机，调整利润的比例，德国资产阶级须要扫除一个巨大的障碍，即德国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德国工人的组织及其力量曾经保持了工资的增长和预定的社会消费，从而使资产阶级的利润收益减少。

在这个问题上，议会民主，工会立法，工人政党和工人权利不再是适合时宜的东西。对老板来说，使用纳粹作为突击队去消灭民主和镇压工人阶级，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但是，这个办法不是一下就能采取的。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党(NDSAP)直到1930年，革命浪潮和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明显衰退之时，才开始得到大企业的财政援助。而且，两个主要的工人政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正处于激烈地互相对抗之中(这妨碍了工人阶级组成一个联合战线以抵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纳粹上台后，反对党被解散，活动分子被赶到最初的集中营去，工会被解散，并被纳粹领导的“劳工阵线”(D.A.T)所取代。罢工和工会权利被禁止，工人阶级被分裂，并且，至少在表面上，阶级斗争已趋于消沉了。

利润来自奴隶劳动

基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重新武装的纲领，纳粹开始制订它的经济政策。生产枪炮、坦克和战争物资的克虏伯(Krupp)工厂雇用千千万万来自东欧的强迫劳工，他们只得到稀少的食物，被迫住在毫无卫生条件拥挤不堪的工棚里，屈服于严酷的体罚，工作到筋疲力尽。

一个名叫威尔汉姆·杰格尔(Wilhelm Jäger)的医生曾几次参观过克虏伯工厂，并把那里可怕的生活条件向严酷的上司和克虏伯的私人医生提出报告，但是，枉费他一番力气，情况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

根据德国矿井部门的规定，每个劳工每天必须付给工头4马克。纳粹党头目希姆莱即由此积聚了一大笔财富(不包括作为法本染料公司股票持有者的所得)。

法本染料公司(I.G.Farben)也从几个集中营弄来童工使用。奥斯维辛(Auschwitz)纳粹党头子鲁道夫·胡斯(Rudlf Hoss)向纽伦堡法庭陈述，法本染料公司和克虏伯导弹工厂的工人是怎样挑选来的。那些适于工作的人，判决后即被送到工厂内部的集中营去，而其余的人则送去集中营。幼小的孩子常常一不能劳动便被杀害了。

对于那些适于劳动而判决暂缓执行的人，暂缓的期限也是很短的。1942年4月30日集中营总部下达一道命令，要求“使用罪犯从事劳动，必须严加管理，使其在工作时间竭尽全力，以获得最多的产品;劳动时间的长度，由集中营长官决定，不受限制。”

活着的躯体被榨取到它所能给予的各种东西之后，剥削尸体的时刻就到来了。一家但泽企业用人体的脂肪来制造肥皂，头发用作战争的工业品，而金牙则小心剥下来熔成金锭，拿来填补德国银行的保险库，甚至骨灰也拿来作肥料。

资本主义的竞争也在死亡集中营里运作。人类在这里除了作为可消费的、可任意处置的商品之外，也是种族灭绝和狂热竞争的目标，就像其它的商品竞争一样。

托普夫父子公司(J.A. Topf und Söhne)获准在奥斯维辛建造焚尸炉。狄狄埃尔的好些工厂向柏林建议如何提高集体灭绝的效率。

资本的合谋

工人阶级的软弱无力使大实业家们信心大增，纷纷向纳粹提供资金。

德国法西斯第一批富裕的支持者来自钢铁和煤炭重工业部门，中心人物包括有矿山所有者人员厄米尔·基尔罗夫(Emil Kirdorf)，他憎恨工会，为了破坏罢工，建立了用于收买官员的资金(他在1929年参加纳粹党);还有鲁尔钢铁大王阿尔伯特·沃尔格勒(Albert Vögler)和弗里兹·泰森(Fritz Thyssen)，他在1923年曾会见过希特勒，1931年正式成为纳粹党员。

他们在财政上支持希特勒进行大规模竞选活动,1932年1月27日总统选举的前夕，还组织了希特勒与全国富翁的工业俱乐部的集会。

来自银行的支持者也不甘落后。这些银行家在1932年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就职总理典礼的前夕，组织了帕彭和希特勒的会见，德意志银行的E.G.斯特喀斯，德意志信用社、通用私人银行以及许多重要的保险企业的大亨都参加了。

支持者行列中还有世界最大的化工卡特尔法本染料公司的佐格·冯·茨涅特斯勒尔(Georg von Schnitzler)。

多亏他们的财政支持，纳粹才能够在1931年至1933年进行庞大的而又持久的竞选运动。结果是：1930年德意志(魏玛)共和国国会选举，国社党得选票18.3%，1932年全年3月得30%，1932年7月得37.3%。

但希特勒和他的亲信并不是实业家们手中的简单的傀儡。纳粹的兴起归因于经济危机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但是很明显，如果没有来自大资本的资金，他们走上权力不会这样快这样容易。

一获得权力，希特勒便全力提振军火和枪械的生产。

到1939年，全德59%的股份资本掌握在159家公司的手中。在那给德国资本带来丰收的几个丰年中，各大企业都赶忙加入到这场紧张的竞赛中来，如著名的西门子公司，通用电力公司(AEG)，曼内斯曼(Mannesmann)，以及外国企业，如通用汽车公司，美国的石油公司等。

对犹太人的迫害也获得丰富的赃物，德意志银行就侵吞了物资委员会代售的从犹太人家里和企业中没收来的物资。

1939年以后，大部分仍在私人手中的德国大企业，在对德军占领地区的掠夺中，充当活跃角色。他们同当地的资产阶级分子串通一气，当地的资产阶级也得到了无限制地剥削他们的工人阶级的机会。

企业家们做梦都想得到顺从而丰富的劳动力，最好还可以绝少，甚至一点也不用付给工钱。七百万平民百姓从被占领国强迫征来从事劳动，只需付予最小的代价便生产出最大的利润。以这样的劳动力，很容易得到最高的利润率和生产率。

德国老板们和纳粹的合作达到了可怕的高度，法本染料公司和其他企业在死亡集中营搞起了协作。

卡尔·柯罗茨(Carl Krauch)，法本染料公司董事会的主席，为奥斯维辛集中营选定劳动营营址(Arbeitslager Monowitz)。

法本染料公司恶毒地敌视工会，它的做法一直最具特色。在奥斯维辛公司的大门上，写有这样臭名昭著的标语：“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你自由)。这并非纳粹党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法本长期用在工人运动当中打击工人战斗精神的。

1941年9月3日，六百名苏联战俘和282名病犯在贝肯诺被谋害，用的就是法本染料公司实验室生产的齐克隆B(Zyklon B) 毒气。

1942年，法本染料公司得到批准在奥斯维辛开设它的新合成橡胶厂。

C.H.Korl企业夸耀它的炼焦炉为达豪(Dachau)和卢布林(Lublin)集中营提供过服务;这些集中营对此曾给予“十分满意”的赞誉。“我们保证炼焦炉的效率，”他们写道，“坚固可靠，使用起来，可以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至于毒气齐克隆B，法本染料公司以高价把它的专利卖给Tesch&Stabeonw和Degesch两家企业。每个月前者要运送两吨氯化物晶体到奥斯维辛，后者则要0.25吨。

二次大战的最后两年，由于强制劳动和掠夺得来的原料，以及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的“总体战”工业合理化规划，主要工业部门生产率空前提高。由此军火公司的股东们也从利润分得一杯羹。

在1943年和1944年间，军火生产提高17%，钢铁生产一年之中从3200万吨提高到了3460万吨，克虏伯的坦克产量提高了三倍，从1942年的9400辆到1944年的23300辆。同一期间，飞机制造商梅塞施密特(Messerchmitt)和亨克尔(Heinkel)的战斗机生产也提高了三倍，由13000架提高到36000架。

战犯逍遥法外

战后，某些纳粹的政治和军事领袖受到审判和判决，而对于工业家们却给予宽大待遇，这是值得注意的。

例如赫尔曼·约瑟夫·阿比斯(Hermann Josef Abs)，1938年至1945年是德意志银行的经理，战后成了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的座上宾，而且在1957年至1967年还出任银行主席;一直到死，他还保留着梵蒂冈财政顾问的职位。

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和哈尔巴赫(Gustav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是克虏伯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它的董事会的主席，在纽伦堡受到控告，但由于“健康状况”而没有受到审讯。

他的儿子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在1943年成了克虏伯工厂的所有者，甚至不属于被告之列。后来，他与其他九个董事一起受到美国军事法庭的审讯，并在1948年被判处12年监禁。但是，三年之后，美国高级专员约翰·麦考(John McCoy)下令将他释放了。他的公司财产没有被没收。他的个人巨大财富也得到归还。

法本染料公司和它的主席卡尔·柯罗茨的情况也一样。柯罗茨的绰号是“奥斯维辛之父”，他和公司的23个主要人物经过一年的审讯，结果24人中有12人被判处18年半的徒刑，而他们没有一人服满刑期。

实际上他们之中甚至没有表示过些少的悔恨。他们差不多全部在公司中保留着领导的职位。这些在纳粹年代中养肥了的人，在国会“民主”中还能够安逸地消磨时光。

为什么给这些人宽大待遇?对他们的判决意味着资本主义本身存在的问题。他们作为剥削阶级的一员，只不过是为个人和集体的眼前利益服务而已。古斯塔夫·克虏伯竟玩世不恭地宣称：

我们在克虏伯企业不是唯心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希特勒会给我们带来兴旺发达的可能。他真的这样做到了。……在他执政的这些年，我们感到非常之惬意。我们要求这样的制度，它使我们能够好好工作，就是说使我们安定地工作。

我曾说过，我不知道任何有关消灭犹太人的情况，我要补充说：当你买一匹好马时，你不必过于挑剔它的微小的缺点。

任何国家的任何一个老板都会说这些话的。正如弗雷德里克·克拉尔蒙特(Frederic Clairmont)所指出的，对德国大资本的高层人物的审判，是对整个资本制度的一个威胁。

更何况，面对苏联的威胁，在经济上社会上巩固西德的秩序是更加必要的。冷战要求资本主义阵营内部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且面对资产阶级直率的要求建立纳粹制度并使其永久化的意图，促使工人阶级起来反抗也该是毫无疑义的了。

“德国人民的共同责任”这句话，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很有用的。一个托词，使德国人民自认有罪，以掩盖大企业和资本主义应负的责任，如同过去用这句话来掩盖纳粹的罪责一样。

最后，正如本文已表明的，纳粹并没有发明一个经济模式，他们的剥削方法只是比强迫人类充当劳动力商品的一般资本主义更为恶劣。

纳粹分子完满地实现了神圣的竞争、灵活性和生产率的三位一体，这也是我们的“后工业家们”最心爱的三位一体。推行到疯狂极限的纳粹制度正确无误地表明，此乃逻辑的必然。

(作者是比利时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LCR-SAP)的领导成员，改编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廖真译本)

延伸阅读：盘点部分与纳粹合作过的大企业

很多人都知道与纳粹合作过的三大公司：胡戈·波士设计了纳粹党卫军令人生畏的制服以及救世军和希特勒青年团的棕色衬衫;大众汽车在希特勒的命令下设计了甲壳虫汽车;IBM设计了一种穿孔卡片，被纳粹用来按种族和等级对人民进行有组织的杀戮。与纳粹合作过的公司当然远不止这三家，还有很多现在依然知名的跨国企业也通过不同的方式与纳粹合作过。

福特：为纳粹生产军用卡车 福特本人就是臭名昭着的反犹太分子，他出版了很多文章，甚至还办了用来反犹太宣传的报纸，指责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错误。

福特德国公司生产了三分之一的军用卡车，这些卡车大部分劳作由囚犯完成，并都为德国军队在战争中所用。而更让人震惊的是，福特德国公司可能早在1940年就开始强迫奴隶劳作，而此时它还被福特美国总部完全控制着。

柯达：与纳粹商业来往很频繁 当时，柯达在中立的欧洲国家的子公司与纳粹商业来往频繁，并为他们提供商品市场和宝贵的外汇。柯达葡萄牙分部甚至还将其利润汇到当时纳粹占领的海牙分部。更重要的是，柯达公司不仅仅是做照相机的，他们还扩展业务，专为德国人生产扳机、雷管以及其他军用物资。

通用：用奴隶劳工建造毒气室1946年，通用电气公司因在战争期间目无法纪的行为而受到美国政府的处罚。它与德国制造公司合伙，恶意抬高碳化钨价格，而碳化钨是一种在战争期间金属加工所需的重要材料。通用电气总共只被罚了3万6千美元，但仅1936年一年，通用电气就通过这一恶劣行为盈利约150万美元。战争爆发前，通用电气公司还购买了德国西门子的股票，并与他们一道使用奴隶劳工建造毒气室，许多劳工都在这些毒气室里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