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年是怎么交到那么多朋友的？（五）

第六部分， “三个世界”划分：毛泽东生前最后一个国际大战略

一、理论的提出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毛泽东说：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中间派是第二世界;中国和非洲以及除日本外的其他亚洲国家等是第三世界。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1949-1976)》

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对于我们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从“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

三个世界”理论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毛泽东长期思考国际战略问题的理论结晶。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再到“三个世界”的划分，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中间地带”的思想——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地带。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第一个中间地带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第二个中间地带是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

1974年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是对“中间地带”理论的系统化和升华。它将国际政治力量明确划分为三个层次，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框架。

三、1974年联大特别会议：向世界宣告

1974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言，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

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传(1904-1974)》

邓小平的发言，在联合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纷纷表示，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天然领袖”。

笔者以为：“三个世界”理论是毛泽东对国际政治力量进行阶级分析的系统化产物，其思想谱系从“中间地带”到“两个中间地带”再到“三个世界”一脉相承，本质上是将国内革命时期“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阶级分析方法，平移至全球政治格局之中。“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的核心逻辑，以反霸为政治基础，将第三世界定位为基本依靠力量、第二世界定位为争取对象、第一世界定位为斗争目标，使新中国在冷战格局中完成了从“苏联小兄弟”向独立政治一极的身份转换。邓小平在联大的发言则将这一理论从“中国判断”上升为“国际话语”，使中国在世界被压迫民族中获得了稳定的政治认同，也完成了对新中国国际角色的制度性定位。“三个世界”理论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资本体系中，以独立自主的政治判断力为社会主义国家争取战略空间的阶级实践。

第七部分，建交热潮：从13国到111国的历史跨越

一、建交数据的全景呈现

新中国的外交成就，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建交国家的数量变化。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只有苏联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到1950年底，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增加到二十多个。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达到113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西方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开始被突破。

求是网：《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外事工作的光辉历程和远大前景》

二、三次建交高潮

新中国的外交拓展，经历了三次建交高潮。

第一次建交高潮(1949-1950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与新中国建交。

第二次建交高潮(1955-1965年)：随着万隆会议的成功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一大批亚非拉国家与新中国建交。

第三次建交高潮(1970-1976年)：随着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正常化，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

正如有观点说的那样：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只是在半个国际舞台上活动，那么从这时起，中国外交活动的范围迅速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中国外交格局的转换，为“反修防修”结束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前提，打下了基础。

中国新闻周刊：《尼克松访华50周年】专访章百家：塑造顺应时代的中美关系，需要打破常规的勇气》

三、中法建交：“外交核爆炸”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戴高乐总统称赞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法建交当时被国际媒体称为“外交核爆炸”。

中法建交，是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巨大胜利，也让美国封锁、扼杀新中国的政策彻底破了产。正如匈牙利著名政论家萨波·伊斯特万所说的那样：“法国不管美国的公开威胁和抗议而承认人民中国，给了美国一记响亮的耳光。”

中法建交，不仅符合中法两国的利益，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世界上树立了独立自主的典范，打破了美苏控制的两极世界的格局，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加速了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进程，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当年的美国《时代》杂志评论指出：中法建交震动了世界，推动了历史的进程。

河北政协网：《新中国炸破冷战坚冰的外交核弹》

笔者以为：三次建交高潮对应着新中国国际法主体地位从局部承受到全面确认的三个阶段——第一次建交依托社会主义阵营的法理承认，完成主权国家身份的初始确认;第二次建交是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在国际法层面形成反霸政治力量的结果;第三次建交则是恢复联合国席位后，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完成席位权与主权位格统一的制度性完成，使西方各国在法律上无法再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权。

中法建交之所以被称为“外交核爆炸”，在于戴高乐以“独立于美国控制”的战略自主性，打破了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实质上是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暴露与利用——法国以“现实主义”为名在中国与西方之间撕开一道缝，而毛泽东则借此证明即使是美国的“铁杆盟友”也不是铁板一块。当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出于自身利益选择绕过美国封锁时，社会主义国家便获得了在资本阵营裂缝中打开外交空间的战略主动权——不是等待被承认，而是通过精准识别帝国主义内部矛盾主动制造承认。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