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当年是怎么交到那么多朋友的？（一）

第二部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中国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原创性贡献

一、从“一边倒”到“广交朋友”

朝鲜停战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毛泽东提出要利用有利时机广交朋友，要和不同类型的国家发展关系。1954年，毛泽东在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中表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展。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1949-1976)》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确立

1953年底，周恩来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系统地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他接着说：“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

周恩来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53年12月31日。

1954年，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声明指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构成国际和平的坚实基础。

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传(三)》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宣布：“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中国与印度、缅甸的双边共识，上升为新中国对国际关系的基本主张。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笔者以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新中国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原创性贡献——它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从法理上否定了“强权即公理”的帝国主义丛林逻辑，确立了以国家主权平等为前提的国际交往原则。五项原则将“和平共处”从策略手段上升为制度性主张，在冷战两极格局下，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共存提供了可操作的规范框架。这一贡献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国际法中长期由强国主导的“实力规范”传统，试图以阶级分析的方法重构国际关系的道义基础——即不以国家大小、强弱、贫富划分权利等级，而以平等和相互尊重作为一切外交行为的出发点。它不是简单的和平倡议，而是对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在法理上的否定和替代。

三、万隆会议：“求同存异”的外交典范

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参会的一些国家由于对新中国不了解，存在疑虑和误解。

面对复杂局面，周恩来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亚非各国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共同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同”;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可以“存异”。周恩来的发言温和而睿智，成功平息了争论。

会议最终达成《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这实际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进一步体现和引申。万隆会议体现出的团结、友谊、合作精神，被后世称为“万隆精神”。

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传(三)》

笔者以为：万隆会议是新中国以独立主权国家身份参与国际规则塑造的历史性节点——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在承认各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前提下，将“共同历史遭遇和共同奋斗目标”确立为团结的基础，这既是外交策略的灵活运用，也是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共存规律的国际主义把握。

在冷战格局下，以意识形态划界被视为国际关系的常态，而“求同存异”则提供了一种超越制度对立的替代性框架，将国家间交往的基础从“立场一致”调整为“利益可通约”。

万隆会议使新中国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观察者”转化为“主动塑造者”，其意义超越具体外交成果，而标志着新中国外交从“维护生存”阶段进入“塑造秩序”阶段。会议公报的十项原则实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多边层面的制度化延伸，这意味着新中国在国际关系规范层面实现了从“遵循旧规则”到“参与新规则供给”的位移。万隆会议之所以被称为新中国的外交“成人礼”，正是因为它完成了从“被承认”到“被追随”的身份转换，将新中国从被动接受国际规则的客体，塑造为主动参与规则制定的主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