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105周年：读懂“我们要准备打仗”的战略远见​——毛主席当年为什么反复强调这句话（一)

引子：一句反复叮嘱了十多年的话

“要准备打仗”——这句话，毛泽东从1964年一直说到70年代初。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在党的九大上说，在批示里写，在谈话里提，翻来覆去讲了十多年。他不是随口说说。

1965年3月，毛泽东说得更直白：“要打就早点打，趁我们还活着打完这一仗。”他接着又说：“要准备今年、明年、后年打仗。”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1949-1976)》

这话听着吓人，但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背后是一个极其严肃的研判。

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指出：“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们是不打出去的。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1949-1976)》

一位大国的领导人，为什么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反复把“要准备打仗”挂在嘴边?有人说他“好战”，有人说他“神经过敏”。但如果我们回到1964年到1972年的历史现场，看一看当时中国的处境，就会明白——这些议论，是拿了今天的情况去套昨天的决策。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准备打仗”，不是因为他想打，恰恰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一个没有战备的国家，在强敌环伺的世界上，是没有资格谈和平的。

笔者以为：毛泽东从1964年到1970年代初反复强调“要准备打仗”，不是出于好战，而是源于对国际格局的清醒判断。他深知：在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横行的世界上，一个没有战备的国家，没有资格谈和平。1964年到1972年的中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上?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1969年珍宝岛冲突后甚至叫嚣要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不断升级，战机频频侵入中国领空、领海;中印边境的阴影尚未散去，台湾海峡的紧张从未解除。中国不是“想打仗”，而是被战争包围着。毛泽东的“要准备打仗”，恰恰是为了不打仗——只有让对手知道你准备好了，他才会放弃动手的念头。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得非常透彻：“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他深知，战争从来不只是武器的较量，更是意志的较量。如果连“准备打”的勇气都没有，敌人就会得寸进尺;如果全国上下都有了“准备打”的精神，敌人反而会三思而行。1965年他说“要打就早点打，趁我们还活着打完这一仗”——这不是狂言，而是战略上的“以战止战”。他要在自己还在位的时候，把可能发生的战争打掉，不给后人留下一个更危险的烂摊子。毛泽东对战备的部署同样清醒。“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这不是怯懦，而是“诱敌深入”这一经典战法在核战争时代的延续。他深知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战略纵深可退、有人民战争可打。敌人进来，战线拉长，补给困难，人民战争就会像沼泽一样拖住他。只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国际舆论和国内民心都会站在我们一边。这种“以空间换时间、以人民战争拖垮侵略者”的战略思想，正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

一句“要准备打仗”反复讲了十多年，贯穿了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背后是一个大国领袖在冷战的夹缝中为中国争取生存空间的苦心。毛泽东不是“好战”，而是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战争的代价，也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没有战备的和平是多么脆弱。他反复叮嘱，不是要把国家推向战争，而是要让国家有能力避免战争。这种“以战止战”的战略定力，正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宝贵遗产之一。

第一部分，战略判断的演变——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的认知

要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反复强调“要准备打仗”，首先要看他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总体判断。从50年代到60年代，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数次重大调整。这种调整，不是拍脑袋的主观臆断，而是根据国际形势和周边安全环境的重大变化，实事求是地作出的科学判断。

这里关键在于把握一个核心逻辑：战争的发生不是取决于你想不想打，而是取决于敌人想不想打。在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面前，最有效的和平保障，就是让对手意识到——打你，代价太大。这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而是一个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人，用半个世纪的战争经验总结出来的朴素真理。一，50年代：世界战争大体上十年到十五年打不起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对于正在全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中国来说，最需要的就是和平。当时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基本判断是：新的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和平力量在增长。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1—8卷)》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的估计又有了新的判断。虽然他仍然认为这个世界还不太平，战争难以避免，但他判断：大的战争一时打不起来。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要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革命转向建设。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全6卷)》而要实现这个转变，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是关键前提。50年代，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判断是：世界战争大体上十年到十五年打不起来，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1956年，他又进一步作出新的世界大战可能会推迟三四十年甚至根本打不起来的判断。

光明日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与应对》

此外，在1970年9月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的谈话中，毛泽东就结合当时全球力量对比，形成“天下大乱但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判断。会谈现场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李先念均在座，毛泽东指出：“这个世界我看是天下大乱，不太平。”范文同称乱局本身即是革命形势，毛泽东继而分析各国博弈心态，论证大规模战争难以爆发：“是啊，上回我就跟黎笋同志谈了，看样子打不起来大战，几个大国都不想打，彼此都怕对方。同时，欧洲许多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也不想打。日本现在也还没有到打的时候，一打就是帮美国的忙，也是抢美国的地盘。”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笔者认为：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的认知，贯穿了整个执政时期，是一条动态的、发展的、根据客观形势不断调整的认知线索。他反复强调“要准备打仗”，不是固守某个固定的结论，而是根据国际格局和周边安全环境的剧烈变化，不断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与再判断。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最需要的就是和平。当时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基本判断是：新的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和平力量在增长。1950年，他明确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1956年，他进一步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可能推迟几十年，一个时期内根本打不起来。笔者认为，这绝不是盲目乐观，他深知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根源不会自动消失，和平只能通过斗争来争取。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高举和平旗帜与美国斗争，毛泽东对此高度肯定，指出“现在要和平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全6卷)》这个时期的判断，核心是在争取和平的同时，保持对战争根源的清醒认知。

进入60年代，国际形势急剧恶化。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1969年珍宝岛冲突后甚至叫嚣要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不断升级，战火直逼中国家门口。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战争与和平思想及实践的几点辨析、概述和思考》中国面临南北受敌、三面被围的严峻态势。面对这种现实威胁，毛泽东的判断从“世界大战可以推迟”转变为“要准备打仗”。1965年他明确表示“要打就早点打，趁我们还活着打完这一仗”，“要准备今年、明年、后年打仗”。笔者认为，这不是“好战”，而是面对现实威胁的冷静回应。和平不是靠“盼望”得来的，而是靠“准备”赢得的。正是在这种判断下，中国启动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把工业布局向内陆转移，为可能的全面战争做最坏打算，同时也向对手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打中国的代价，你承受不起。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国际格局再次发生深刻变化。中美关系缓和，中国的战略安全环境得到重大改善。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的判断也随之调整——虽然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大的战争一时打不起来”。早在1970年9月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时，他就指出“这个世界我看是天下大乱，不太平”，但他紧接着分析道：“看样子打不起来大战，几个大国都不想打，彼此都怕对方。同时，欧洲许多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也不想打。日本现在也还没有到打的时候。”

笔者认为：这个判断清晰地表明，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的估计始终是动态的、实事求是的，他不固守“战争不可避免”的教条，也不沉溺于“永久和平”的幻想，而是根据大国博弈、力量对比、各方利益的变化不断调整战略判断。

从50年代的“推迟”到60年代的“准备”再到70年代的“打不起来”，毛泽东的判断虽然不断调整，但笔者认为有一条红线始终未变：战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必须以最大的战备争取最后的和平。他反复强调“要准备打仗”，不是因为他想打，而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一个没有战备的国家，在强敌环伺的世界上，根本没有资格谈和平。这种“以战止战”的战略思维，贯穿了他整个执政时期，也成为新中国能够在美苏夹缝中生存并壮大的关键密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