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一部全球化的历史

“一带一路”其中“一带”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它连通中国与中亚、欧洲，连接了中亚、西亚等地。“一路”是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它连接中国沿海与东南亚、南亚、非洲及欧洲。但是，从历史上看，事实是先有“一带”，后有“一路”，最后才有“一带一路”，并由此构成了一部全球化的历史。

“一带”：如果说欧亚大陆是世界的中心，那么在近代大航海时代之前，人类活动中心主要在欧亚大陆的中北部，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冲突与交融构成了其叙事的主要乐章。那时人类对于海洋的认识有限，就如同目前人类对于宇宙的认知一样，浩瀚的海洋是世界的尽头，而不是连接世界的纽带。所以，当时连接欧亚大陆的主要是陆路，这就是“丝绸之路”。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在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冲突与交融中，前者代表了文明，后者代表了野蛮。尽管前者常常受到后者的侵扰与征服，但是后者又常常被后者文明所征服与同化。对这一认识，近年来人们渐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比如历史学家王赓武认为，文明的核心推手并非欧洲或中国，而是长期被遗忘的中亚。没有中亚的挤压与互动，就没有今日的文明格局。数千年来，中亚的游牧部落一次次崛起，又一次次向外发起冲击。他们向东入侵中国，向南征服印度，向西攻打欧洲。他们是人类几千年历史的真正主角，只是这个主角是一个负面角色。地中海、印度、中华，这三个欧亚大陆边缘上的文明，其文明的性格底色，正是在与中亚的持续互动中被塑造，在抵御中亚威胁的过程中完成自我建构。通过抵御匈奴、蒙古、女真铁骑，中国形成了内敛的大陆文明特质;通过抵抗和接纳北方征服者，印度发展出了包罗万象的社会形态;通过对抗波斯、阿拉伯与突厥骑兵，欧洲孕育出了扩张性的海洋基因。近代以前，人类史是大陆主导的“核心挤压边缘”史。身处大陆边缘的中国、印度与欧洲，若想彼此交流，必须透过中亚这个“中间商”。大航海时代改变了一切，当海洋不再是隔绝文明的障碍，而是变成连接彼此的自由通道，中亚的衰落就是一种必然，三大边缘文明的崛起，也是一种必然。

“一路”：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中断了“丝绸之路”，却催生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人类活动中心从欧亚大陆的北方转向南方，从陆地转向海洋，从东方转向西方。帆船的机动性代替了马与骆驼的机动性，海洋变成了连接世界的纽带。如果说在近代以前，人类历史主要呈现为“大陆核心挤压边缘”的格局。那么从近代开始，呈现为“边缘挤压大陆核心”的格局，海洋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与交融构成了其叙事的主要乐章。

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一生中做过许多演讲或学术报告，其中1904年1月25日傍晚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最为有名。麦金德认为：“正是在抵御亚洲入侵的长期斗争中，欧洲才铸就了自身的文明”，因此，应该“将欧洲及欧洲历史视为从属于亚洲及亚洲历史”。在一千年的时间里，一系列骑马民族从亚洲穿过乌拉尔山脉与里海之间的广阔通道，驰骋于俄罗斯南部的开阔地带，直抵欧洲半岛的心脏——匈牙利。正是为了抵御这些入侵者，周边各个伟大的民族(俄罗斯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以及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才得以形成。换句话说，欧洲国家之所以首先开启大航海时代，这是迫于无奈，是被游牧民族赶下海的。但是，正因为如此，结果却催生了西方的兴起。凭靠航船的水上机动性显然比凭靠马和骆驼的陆地上机动性更为便捷，西欧人正是凭靠这种机动性发现了通往印度的好望角航线，从而得以将欧亚大陆东西两侧的沿海航运连接起来。即便路线迂回，西欧人终于“通过从后方施压”，一定程度上解除了草原游牧民族所处的“中心位置的战略优势”。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哥伦布的向西航行，“为基督教世界赋予了除飞翔的机动性以外最广泛的实力机动性”。

所以，大航海与地理大发现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这一纪元可以称之为哥伦布时代，其政治上的显著影响是，欧洲与亚洲或者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与心脏地带的古典地理关系发生了划时代的颠倒。中世纪时，欧洲被关在南面不可逾越的沙漠、西面无边莫测的大洋，以及北面和东北面冰封或森林覆盖的荒原之间，而东面和东南面又经常受到骑马和骑骆驼民族的优势机动性的威胁。而如今，欧洲走向世界，它可抵达的海域和沿海陆地面积扩大了三十倍以上，其势力包围着至今一直在威胁其生存的欧亚陆上势力。它们为海上实力和商业提供支撑，是欧亚大陆的陆上实力难以到达的地方。

“一带一路”：哈尔福德·麦金德曾经写到“哥伦布地理大发现的最大历史意义在于将地球翻转了过来，令我们看到了包含欧洲，亚洲，非洲以及南北美洲在内的陆半球，更重要的是，不列颠大致处于该半球最显眼的地方。”与此对比，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构想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地理大发现，它的最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又将地球翻转了过去，令我们看到了已经沉睡了500年的欧亚大陆，更重要的是，中国又回到了最显眼的地方。

从历史上看，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全球化的历史，所以全球化从来就没有终结过，但是全球化的中心始终在变化中。如果说第一次全球化是以“古丝绸之路”为核心，那么第二次全球化则是以“地理大发现”为核心，而目前世界正在进入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第三次全球化。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一书中写到：世界体系实际上已经存在5000年，而不是开始于500年前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相反西方的兴起是全球化中心从东方向西方转移的结果。而在这之后，全球化的中心在西方又经历了不断的转移。先是西班牙，葡萄牙的兴起，然后是荷兰，影响了全球经济运行的排序以及世界秩序的权力结构。接着全球化的中心转移到英国，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更是大英帝国的世纪。但是，在1870年以后英国开始走向由盛而衰，其原因在于资本的流出与对外投资的加速发展。1870年至1913年间，英国的对外投资增长了近250%，1913年达到了40亿英镑，相当于近一半的英国储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除了土地之外，英国资产的一半多在海外，其中主要在美国。尽管对外投资从短期和对资本来讲比国内投资盈利更高，但长期来看对英国和世界经济结构都是一种深远的变化。

美国的崛起与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世纪后半期的经济全球化与资本和技术的转移，而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地球上的“诺亚方舟”，进一步加速了全球资本与人才在美国的聚集。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走向由盛而衰的轨迹，美国之所以走向失落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对外投资的加速与国内产业的转移。最初是转移到日本，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中国。美国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进行生产加工，然后再将产品通过廉价的现代化运输工具返销到国内和世界其它地方，这样显然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但是，制造业的转移导致美国产业的空洞化，失业率的剧增。美国自己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少，除了农产品和别国无法加工生产的高科技产品，美国的消费越来越依赖于进口，而这一结果又导致美国贸易赤字急剧上升。

与美国相比，中国崛起无疑得益于20世纪末期经济全球化与资本和技术的大转移。一方面，中国是因为改革开放政策，融入世界经济秩序，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由此在不经意间顺势而起。另一方面是中国不仅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而且顺势而为，正在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其标志就是“一带一路”。显而易见，当今世界正处在世界体系的新一轮经济和政治变化中间，这些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不稳定的和不确定的，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在从一种历史体系到另一种体系的转变时刻，人类会有更广阔的天地。所以，尽管目前一方面人们认为全球化已经终结，大国关系正在从合作转向相互竞争与对抗。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发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并不认为全球化已经终结，相反认为全球化是他们发展的机遇，全球化正在迎来新一轮的高潮。随着“全球南方”的兴起，过去那些处于西方外围的国家与地区比如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正在成为世界新的经济中心，改变着全球经济赛事的结局，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正在转变成一个多中心的世界。如果说全球化的每一站停靠时间大约是50年到30年，那么，考虑到全球化这一过程在印度，土耳其等南亚，中亚，西亚，还有拉美，非洲等国家尚未开始，因此说什么全球化的终结，显然是一种错误。可以说，目前“全球南方”的兴起对于世界的影响，将堪比500年前西方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