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荣：关于时代、哲学与战略——《论核战略》写作手记

关于时代、哲学与战略

[1]

李显荣

年7月，《论核战略》一书完稿时，我在最初起草的《后记》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一、关于时代

不消说，时代问题[2]，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中的首要问题。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时代问题作为大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前提，横亘在对所有其他问题认识的起始点上。对时代问题的判断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对所有其他问题认识的广度、深度和敏锐度。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苏东剧变”之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性扩张的进程实际上大大加速了。除了少数几个被西方大国强制性地排斥于正常国际体制之外的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自愿地或身不由己地参与了这场资本的狂欢，加入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全球大合唱。目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依然占据统治地位，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统治地位。今天，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与以往不同的是，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将垄断金融资本对一国的全面统治演变成对全球的全面统治。

20年的重大国际政治事件中都有生动的体现；其三，不得不说的是，资本家集团有意识地在发展中国家精心培植、扶持起的一大批“第五纵队”，对于促进近20年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的迅猛扩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99%的普罗大众，再也不能忍受1%的人的贪婪和控制”。在美国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从表面看来，“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是由华尔街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贪婪与腐败引发的；但从本质上说，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弊端才是导致这场运动爆发的根源。“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释放了一个信号，它预示着资本主义世界最坚固的堡垒——美帝国主义这座大厦正在从内部发生动摇。其最大的意义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通民众用行动证明，他们已经从切身的生活体验和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洞晓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即掌握绝大部分社会财富的一小部分人剥削和统治其余的绝大部分人。一旦最广大的普通民众的主体意识——这是隐藏在地表深处奔涌不息的岩浆、烈火——被唤醒，这股力量将是不可抗拒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时代已在缓慢步入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我称之为“最后的霸权和霸权最后的挣扎”阶段。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1916年，列宁即在其不朽的名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他雄辩地指出：“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3]列宁似乎早就预见到了那些“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论者将在此后的某个历史时期对他的上述结论发起攻击，因而，他特地指出，它（指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4]“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为列宁的论断作了一个生动的脚注。

[5]这就陷入了抽象人道主义的误区，从根本上颠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革命问题的基本原理，其结果必然导致苏联的消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一惨痛的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

60多年的“冷和平”，但“冷和平”决不等于和平。核武器的出现，既不能迫使有核国家自动地规避战争，也无力改变战争自身的发生规律，更无法消除战争发生的根源。对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频频爆发的地区性战争无疑是最好的证明。

4天之后的8月13日，他在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演中又明确地强调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很明显，在原子弹的毁灭性力量和人民的斗争之间，毛泽东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最主要因素是后者。需要注意的是，这发生在核武器刚刚为世人所知晓之时。第二，1946年8月6日，毛泽东提出“原子弹是纸老虎”，认为“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同样需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比斯大林于该年9月17日答《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问时做出的类似回答早近一个半月。相形之下，毛泽东的论述更为明确、彻底。斯大林的回答是：“我不认为原子弹像某些政治家所看到的那样是一种严重的力量。原子弹能用来吓唬神经衰弱的人，但它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因为对这一点来说，原子弹是完全不够的。”第三，中国的“两弹一星”、核潜艇等重大国防科技工程，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决策和大力推动下研制成功的。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决策和推动，这些项目的成功都将推迟若干年；联系到近几十年的国际核环境和国内的决策环境，我们甚至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如果这些项目真的被推迟了，那么，中国极有可能与核国家失之交臂，也就不可能拥有像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第四，毛泽东确定的中国的基本核政策，直到今天都是指导中国核力量发展、建设、运用的正确方针。在核力量运用方面，中国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这为中国赢得了极高的国际道义地位；在核力量发展建设方面，中国按照“有一点、少一点、好一点”的原则只发展少量的核武器，避免了步历史上美苏核军备竞赛的后尘。以上四个历史事实，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善于站在大的历史时代这一前提之上，辩证地分析、处理历史上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这里自然指的是核武器以及与之相关的核问题）。毛泽东关于核武器、核战争等问题的一系列论述，他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他在实践中的一整套做法，是他在核时代为中国人民乃至为整个人类留下的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二、关于哲学

[7]真正的哲学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单纯地解释世界，而是如马克思所说，“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8]

[9]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经久不息的社会主义运动，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现实，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20世纪60年代初，德国著名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在一篇纪念马克思的长文中写道：“没有马克思的理论，没有马克思为未来斗争所制定的路线，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的社会进步。后代人享受这些社会进步心安理得，想也不去想一想……女售货员没有马克思是不可想像的……女售货员没有马克思，至今还得为其八小时工作制，为其自由的下午，也许也为其自由的礼拜天，为其在工作时间偶尔坐坐的权利而斗争。”[10]

[11]的确，在西方社会，马克思这个名字，连同马克思主义，向来就不乏轻蔑者、肆意歪曲和攻击者，将马克思及其学说妖魔化的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就是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失败论”也大有市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正在经历着被符号化、标签化的历史性尴尬。夏林在《穿越资本的历史时空——基于唯物史观的现代性批判》一书的后记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段话，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不为其他，只为同作者一起咀嚼、分担那份痛楚与悲凉。

[13]下面，我们还是以核战略问题为例作一说明。

核战略领域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上的物质起点，即世界上出现了核武器（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或者说是核能）。对核武器怎么看，即核武器观，就成为所有核战略问题的认识论基础和前提。核战略领域的各种理论、观点，以及不同理论、观点之间的争论、分歧都植根于此，且只有从这里才能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因此，在核战略问题上，哲学自始至终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场者。只有认清核战略领域各种理论、观点背后起支配作用的那种哲学，我们才能把握其实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核战略在本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

[14]因此，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上，实用主义哲学的“唯心主义要害为以价值论代替真理观”[15]，它以主观上的“价值真理”（即以效用、利益、实惠等价值判断决定是与非的认识判断）来否认客观真理（即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内容是客观的），这正是“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最根本的隔阂”。[16]表现在核战略问题上，实用主义者往往无视核武器固有的局限性、无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一厢情愿地强迫核战略去承担其本身无力承担的使命。

[17]，若挖其认识论根源，实质上就是实用主义哲学在作祟。相当富于启示意义的是，这个例子充分暴露了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个重大缺陷——它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和运用辩证法，而在最需要辩证法的地方，它又本能地抵制辩证法。基辛格及其有限核战争理论为此提供了最佳“范本”。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和《选择的必要》这两本成名作中，基辛格费尽心思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有限核战争寻找一个理论上可行的方式。然而，在他断然否定的全面核战争与他竭力推荐的有限核战争之间，基辛格穷其智力也无法自圆其说的是，如何避免有限核战争升级为全面核战争。这个问题不解决，有限核战争理论就只能是一张“画饼”。

[18]等等——时，基辛格都能自觉地运用辩证思维；但在涉及问题的结论和应对之策时，基辛格一反常态地摒弃辩证法，甚至不加掩饰地表露对于辩证法的敌意和不屑，他用“共产主义辩证法那种消长交替的学说”、“辩证法的诡辩”[19]。这样的句子来评价辩证法。对此，我认为，基辛格实际上完全认识到了其理论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他自己就承认：“除非关于战争的有限性的某种概念事先得以确定，即使双方都有意限制战争的范围，错估和误解对方的意图，也可以使战争变成全面性的”，他还说：“除非我们的外交能将我们的意图暗示给对方，有限核战争是不可能的。它甚至不得不把我们所了解的核战争的性质和范围告知苏联领袖们，从而弥补他们的想象力的不足”。这些都说明，基辛格对自己理论中的缺陷是知之甚深的。他之所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原因就是，基辛格的核战略研究是为美国统治集团服务的，他只能也不得不按照美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需要来生硬地制造所谓的“有限核战争理论”。

[20]基辛格虽然在该书《序言》中声明，“本书虽然是根据他们（

[21]因此，我对下面的结论深信不疑：“唯物辩证法在本质上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它必须付诸实践，二是它只服务于无产阶级的利益。”[22]

辩证法的本质，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哲学就其本真的意义来说，它并不专属于某个阶级，但在有阶级以来的整个人类社会实践中，哲学又的确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如果套用上面的句子，我们同样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它必须付诸实践，二是它只服务于无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为我们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观点与方法时，首先帮助我们确立一种立场，即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奋斗。丢掉了这一立场，任何政党、政府、社会团体，无论怎样自我粉饰，都无法避免被历史淘汰的命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针对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标签化的现象，不少有识之士大声疾呼：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不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条具体论述，首要的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和基本政治立场。

三、关于战略

与哲学紧密相连的是战略。哲学指导战略，战略为哲学付诸实践开辟道路。

[23]

在一般战略研究层面，我认为主要弊病有三个：

[24]我在6年前指出的上述现象，到今天似乎也没有多少改观。在相当多的战略著述中，都存在下列问题或问题之一：一是废话、空话、套话多，真知灼见少，这是典型的言不及义、言之无物；二是牵强地以非战略问题冒充战略问题，将浅层次的简单思维称为战略思维；三是生造、硬造战略术语，似乎只要在“合作”、“互惠”、“伙伴”等词汇前冠以“战略”的名号，就真的实现了战略创新。

[25]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要使之发扬光大的那种哲学思想，毫无疑问的是马克思主义。但首先要做的，是牢牢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在战略和战略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

不难看出，上面所论的时代、哲学和战略这几个问题[26]是紧密联结为一体的。其中，哲学居于主导地位：时代虽是我们认识各种现实问题的前提，但对时代的不同判断实则源出于所持哲学之不同；战略在根本上是其背后起指导作用的哲学的体现，并为哲学之付诸实践而服务。具体到哲学层面，在我们一般所强调的立场、观点、方法三者之中，立场又是起决定作用的：站在不同的立场，必然选择不同的哲学，也就自然会持迥然不同的观点和方法。所以，立场大于天！以上，便是我写作《论核战略》一书过程中生出的最主要的思想感悟。

本文在《论核战略》一书《后记》的基础上作了个别文字修改而成。《论核战略》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为。现已结项，年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提到的时代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言的大的历史时代（列宁语），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大阶段，其划分的主要依据是该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恩格斯语）。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政治和精神实质。

《列宁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列宁全集》第卷，第页。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页。

李显荣：《论核战略》，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杨耕：《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黄凤祝等编：《伯尔文论》，袁志英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第页。

黄凤祝等编：《伯尔文论》，第页。

夏林：《穿越资本的历史时空基于唯物史观的现代性批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

这是年月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的一段话，其完整的表述是：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参见《毛泽东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毛崇杰：《实用主义的三副面孔杜威、罗蒂和舒斯特曼的哲学、美学和文化政治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

毛崇杰：《实用主义的三副面孔杜威、罗蒂和舒斯特曼的哲学、美学和文化政治学》，第页。

毛崇杰：《实用主义的三副面孔杜威、罗蒂和舒斯特曼的哲学、美学和文化政治学》，第页。

详见李显荣：《论核战略》，第页。

美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第、、、页。

美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第、页

美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第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法安德烈薄富尔：《战略绪论》，钮先钟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李显荣：《炮击金门：战略思维的经典之作》，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法安德烈薄富尔：《战略绪论》，第页。

这里，还应当包括历史。历史与哲学一起构成战略和战略研究最深厚的思想土壤。此处不作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