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富全:当转发讨薪帖成了“寻衅滋事”

景树仁,甘肃陇西人,保安,微博粉丝约七万。2024年9月他因介绍讨薪求助者认识发帖人、转发讨薪帖文,被以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移送审查起诉。此后罪名一路瘦身:黑社会没了,恶势力集团也没了,最后只剩“寻衅滋事”这项。兰州市城关区法院一审认定他“明知部分信息虚假仍转发扩散”,判四年,他已上诉。
一、一个保安的“影响力”有多大?
先看景树仁是什么人,他1976年生,初中文化,十五岁辍学打工,案发时在兰州当保安。这个履历放在任何一份判决书里都平平无奇,唯一刺眼的是那七万粉丝。七万粉丝是什么概念?大概相当于一个县城中学的全体师生同时关注了你。放到短视频平台上,七万粉丝连带货卖纸巾的资格都不太够。可到了判决书里,这七万粉丝摇身一变成了“网络影响力”,仿佛景树仁坐在保安亭里摁一下转发键,兰州城的交通信号灯都要跟着变颜色。
一个保安,靠工资吃饭,没有生产资料,没有传播平台,没有广告收入,唯一的生产工具是一部手机和一个微博账号。他的“影响力”不是资本赋予的,不是机构授予的,而是那些走投无路的讨薪者用一次次求助堆出来的。换句话说,他的影响力恰恰是底层困境的密度在他账号上的投影。欠薪的人越多,找他转发的人越多,他的粉丝涨得越快。他不是什么“网络大V”,而是讨薪者绝望指数的一个人形温度计。
而景树仁的行为性质,就是一个被剥夺者,用自己仅有的一点传播资源,无偿帮助同阶级的其他人发出声音。他没收费,没抽成,没参与后续的索款和协商——这三点在判决书里都被承认了。也就是说检方和法院费了半天劲,愣是找不出他从这件事里赚过一分钱的证据。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犯”,干活不收钱,这黑社会当得也太寒碜了,古惑仔看了沉默,陈浩南看了流泪。
但恰恰是这种无偿性,让整个追诉逻辑变得格外耐人寻味。如果景树仁收费了,那事情简单得多:非法经营,或者敲诈勒索的共犯,总能找到个罪名安上。可他偏偏不收钱。不收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行为无法被纳入“牟利性维权”的叙事框架,他不是在经营一门生意,而是在做一件基于同阶级处境的本能互助。这种互助没有经济动机可以污名化,就只能从“传播行为本身”下手。于是“明知虚假仍转发”成了“救命稻草”——至于“虚假”的标准是什么、谁来认定、认定之前有没有核实过欠薪事实,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再往深一层看,刑事追诉的阶级指向就更清楚了。景树仁在整个讨薪信息链条里是什么位置?求助者→景树仁→发帖者→公众。他是那个连接点。讨薪者往往不会写帖子、不会用微博、不知道怎么让事情被看见,景树仁帮他们跨过这道门槛。追究这个连接点,效果是什么?是让所有潜在的“景树仁”在摁转发键之前先摸摸自己脖子上够不够硬。一个保安被判四年,隔壁工地上的老王看到了,下次工友找他帮忙转发欠薪帖,他大概率会说:兄弟,你另请高明吧,我家还有房贷。这就是寒蝉效应的阶级版本——不需要把所有人都抓起来,只需要把链条上最容易抓的那个节点判了,整条链子自己就松了。
二、谁欠谁的钱,谁在坐牢?
本案的基础冲突,判决书自己都承认了——纠纷基础存在。也即确实有人被欠钱了。欠薪的可能是企业,可能是包工头,也可能是某个政府项目背后的承包方。这些纠纷在民事法庭上排着队,在劳动监察部门门口转着圈,最后有一部分变成了微博上的求助帖。景树仁转发的是这些帖子,不是凭空捏造的八卦。
所以主要冲突是什么?是欠薪方与讨薪劳动者之间的劳资对抗。这个冲突里,谁先动的手?欠薪方。谁欠谁的钱?老板欠工人的。谁应该承担第一性的责任?拖欠劳动报酬的那一方。这是连小学生都能捋清楚的法律关系——《劳动法》第五十条写得明明白白,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可到了刑事法庭上,这个主要冲突突然隐身了。欠薪的事没人提了,讨薪的方式成了被告席上的核心议题。
这就好比一个人家里进了贼,他站在阳台上喊了一嗓子“抓贼啊”,结果整条街的人都被以“噪音扰民”起诉了。贼呢?贼还在楼下数钱。
主要冲突的主要方面,毫无疑问在欠薪方。欠薪是原因,讨薪是结果;拖欠是主动的权利侵害,转发是防御性的求助扩散。景树仁没有制造欠薪,没有从欠薪中获益,也没有能力解决或加剧欠薪。他做的事只有一件:让欠薪被看见。而在一个正常运转的劳动保障体系里,“被看见”本来就不应该需要靠一个保安的微博账号来完成。劳动监察在哪?仲裁在哪?法院的执行局在哪?这些问题判决书没有回答,判决书只回答了一个问题:景树仁转发了,就有罪。
冲突焦点的转移由此完成。真正该被追问的——“钱为什么没给”——被搁置了;不该被刑事化的——“转发时有没有核实每一句话”——被放大成了定罪核心。而这一转移的客观功能,用大白话说就是:打掉讨薪一侧的喇叭,欠薪一侧的压力就小了。景树仁的“组织者”身份不在于他指挥了什么,而在于他把分散的讨薪者连接到了一个能产生公共影响的传播结构里。清除这个连接点,比清除任何一个具体的讨薪者都更高效——因为讨薪者年年有,而愿意免费帮他们转发的人不常有。
三、四年有期徒刑,为谁而判?
景树仁案的一审判决,在法律技术层面上可以找出很多说辞:转发时没有逐条核实、部分信息表述不准确、造成了“公共秩序混乱”。但这些说辞经不起一个简单的追问:如果转发讨薪帖构成“寻衅滋事”,那么欠薪本身构成什么? 欠薪者让一个劳动者几个月拿不到工资,让他家里的孩子交不起学费、老人买不起药,这算不算“造成公共秩序混乱”?如果算,为什么坐在被告席上的不是欠薪的老板?
答案不在法条里,在阶级位置里。景树仁是一个无获利的底层劳动者,他的行为是劳动者之间无偿的信息互助,指向的是欠薪方本应承担的支付责任。将这样一个“讨薪信息连接点”以寻衅滋事罪送入监狱,客观上打击的不是什么“网络谣言制造者”,而是讨薪的组织者与扩散者——那些把分散的、缺乏表达能力的讨薪者串联起来的人。这一打击的受益者,不是抽象的“公共秩序”,而是那些因讨薪信息被压制而得以继续拖延、继续不付的欠款老板们。他们不需要出庭,举证,请律师,只需要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新闻,然后心安理得地继续拖欠下一笔工资。因为那个帮工人喊话的保安,已经进去了。

严查景树仁,客观上就是在为欠款老板效力的。 这不是说公检法里坐着谁家的亲戚,也不是说判决书背后有什么阴谋交易,不需要那么戏剧化。只需要把刑事责任的落点从“制造问题的人”挪到“让问题被看见的人”身上,效果就自动达成了。欠薪方在民事领域继续岁月静好,讨薪方在刑事领域喜提四年。这笔账,不需要任何人刻意去算,它自己就会算平。
景树仁在自辩里说了一句话:“作为农民工,我亲身经历过被欠薪的无助。”这句话在判决书里大概只值一个逗号。但它恰恰点破了整个案件最讽刺的地方:一个因为经历过欠薪而帮助别人讨薪的人,最后因为帮助别人讨薪而坐了牢。而那个让他经历欠薪的人、那些让无数讨薪者经历欠薪的人,至今没有人需要为“欠薪”这件事本身站上被告席。
四年对于一个保安来说,是一千四百六十天。对于一个欠薪的老板来说,可能只是一笔迟迟不用支付的工资,在账户里多躺了一千四百六十天。到底谁在破坏秩序,谁在维护秩序,这笔账判决书算不清,但每个被欠过薪的人心里都有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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