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热爱“老大哥”：亚马逊物流工人的阶级认同

原编者按

假如你是一名亚马逊仓库工人，每天需要完成严格的生产定额，工作中的每一分钟都受到算法监控，稍有懈怠就可能遭到管理层的警告，甚至被解雇。你当然有理由对这份工作感到不满，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人希望组织工会，改善劳动条件。可是，如果你刚刚经历了几个月的失业，家里还有尚未付清的账单，甚至连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呢?这时，如果有人邀请你参加罢工，告诉你工人应当团结起来反抗资本家的剥削，你会作何选择?

在亚马逊仓库里，这两种处境下的工人很可能正在同一条流水线上工作。他们接受同样的管理，领取差不多的工资，对工作的感受也可能十分相似，却对劳工运动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人将公司的管理制度视为对工人尊严的践踏，有人则将亚马逊视为自己摆脱经济困境的救命稻草。对于后者而言，反抗雇主所承担的风险，可能远远超过继续忍受恶劣劳动条件所付出的代价。

这件事情的有趣之处在于，经济压力并没有让工人变得更加麻木。本文作者 Steven P. Vallas 通过对亚马逊工人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发现，财务状况不稳定的工人同样能够感受到数字监控带来的管理强制，也同样会在高度重复、缺乏自主性的劳动中体验到异化。然而，这些体验却较少使他们形成对抗性的阶级意识。换句话说，一个工人完全可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工作有多么糟糕，却依然认为自己应当感谢提供这份工作的企业。在生计受到威胁的时候，连批评雇主都可能成为一种奢侈。

这一发现使得阶级意识的形成问题变得更加具体。工人每天都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亲身体验劳资关系，但这些经验并不会自动汇聚成一致的阶级立场。作者还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在亚马逊工作时间较长的工人，通常表现出更强的对抗性倾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处境的改善也未必会直接推动工会运动的发展。更好的就业机会可以减少工人对亚马逊的依赖，使他们更有底气反抗管理层;但与此同时，那些拥有更多选择、对管理层也更具批判意识的工人，可能率先离开仓库，使劳工运动失去一部分潜在的组织力量。

这些发现为我们理解近年来美国劳工运动的复兴提供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视角。我们经常讨论资本主义如何制造贫困、如何加强对劳动者的控制，以及这些矛盾如何推动工人起来反抗。但如果贫困本身也能够成为维持资本主义劳动纪律的条件，那么，劳动者的经济处境、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以及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异，就都需要被纳入对劳工运动的分析之中。

强制、同意与阶级意识：工人如何回应亚马逊的生产体制

译者按

亚马逊的劳工运动近年来常常被视为美国劳工运动复兴的标志之一，作为物流行业与二十一世纪平台资本主义的劳动现象的代表，亚马逊工会运动也被本号所关注。在之前，本号的文章《免费加班?德国工人：一分钟也不行》中以德国亚马逊工人争取加班费用的运动分析了工人如何反抗跨国资本主义和平台资本主义。本号还转载过一篇讲述美国知识分子如何参与亚马逊劳工运动的文章《拳打亚马逊》。但是，如果仅仅以现象观察亚马逊劳工运动，仍然是不足的，亚马逊劳工运动的深层次根源是什么，亚马逊中的异化劳动如何塑造工人对于其工作的看法，工人的阶级意识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发展?

本次笔者翻译了一篇来自Socius期刊的论文，致力于从问卷访谈和量化实证的角度回答以上问题。在研究的方法论上，秉承着数字研究的意识，作者分析了影响亚马逊劳工对抗性阶级观念的因素。从劳动过程理论维度，作者分析了数字监控、管理强制对对抗性阶级观念的影响，营造了劳动者的受剥削感。从财务压力和劳动力市场就业的角度，作者认为公司会倾向招募那些自身处于财务不稳定状态的工人，以更好的控制规训劳动力。

在研究方面，作者进行了长期的问卷访谈，分析了超过五百名亚马逊工人的问卷。作者通过量化分析得到了这样的结果，在阶级意识上，即便在公司最激烈的批评者中间，公开抵抗的表达也很罕见。作者所调查的访谈数据提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对管理层报复的恐惧，以及经济上的脆弱。作者的研究还提到许多员工对亚马逊提供的工作回报心怀感激。这种感激在劳动力市场中处境脆弱的工人中似乎尤为普遍。因此，亚马逊工人在工作场所中会倾向于持有两种心态，一些工人视劳工斗争为对其唯一安全保障的威胁，另一些工人则感到被驱使着去挑战公司对其工作生活的控制。从教育视角出发，作者的研究还揭示了受教育程度水平越低的工人对管理层持有越少的对抗性观点。

摘要

尽管"物流革命"已经深刻改变了当代资本主义，但人们对物流工人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却知之甚少。为填补这一空白，本文作者考察了亚马逊的劳动实践如何塑造工人对其工作及阶级地位的取向。作者采用深度访谈与调查数据相结合的方法，发现亚马逊的生产体制对工人的取向产生了矛盾性的影响。数字监控强化了管理强制，催生了工人对工作的异化关系和更强烈的受剥削感。然而，公司招募处境不稳的工人的能力，也为其提供了明确同意此类劳动实践的工人。这些结果凸显了仓储工人中管理体制的双重性，并初步解释了工会组建之艰难——因为工人对自身所面对的工作条件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关键词：物流劳动;数字监控;劳动过程;亚马逊仓库;阶级意识

引言

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多地谈论"物流革命"，认为它开启了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巨变(Appelbaum and Lichtenstein 2006; Bonacich and Wilson 2008; Cowen 2014)。在这种观点看来，沃尔玛和亚马逊这类零售巨头的市场力量，主要源于它们所部署的精密物流系统——正是这些系统使它们得以撼动国内制造企业此前享有的地位。与此同时，学者们指出，物流知识与专长也使许多企业容易受到冲击，因为在关键"咽喉点"(choke points)发生的劳工行动，可能令积累过程戛然而止(Bonacich and Wilson 2008; Scheiber 2023; Silver 2003)。然而，这一文献大多缺乏对物流工人带入其工作中的意义与信念的持续探讨。由于该领域学者主要关注物流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他们忽视了在工人队伍中生成的道德经济(Dörflinger, Pulignano, and Vallas 2021)。因此，我们对物流工人如何看待其工作、如何看待自身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地位，缺乏细致的了解。这一空白在疫情后的美国尤为刺眼——在运输、出行、配送和仓储等行业，劳工斗争正日益显现。

在本文中，我们考察物流类工作如何影响仓库员工的工作取向与阶级取向。我们聚焦于亚马逊——这家已在众多经济领域占据庞大份额的企业巨头，其电子商务业务在日常生活中尤为普遍。鉴于亚马逊作为数字资本主义范例的影响力，以及它作为当代劳工斗争关键场域的战略重要性，亚马逊工人的主观取向至关重要(Rosenberg 2023)。

关于亚马逊内部运作的评论并不少见，涉及数字监控技术、管理层施加于工人的苛刻要求、公司仓库中异常高的事故伤害率、其压制性的反工会工作文化、未能采取新冠疫情防护措施，以及对种族化劳动分工的明显容忍等问题(Alimahomed-Wilson and Reese 2021; Green and Alcantara 2021; Gurley 2020; Gutelius and Pinto 2023; Kantor, Wiese, and Ashford 2021; Roosevelt 2021)。尽管这批文献引发了关于工人权利的重要辩论，但其绝大部分仅停留在新闻调查层面，社会科学的贡献才刚刚开始出现(参见 Allison and Reese 2023; Delfanti 2021; Henaway 2023; Vallas, Johnston, and Mommadova 2022)。同样，这些讨论很少关注工人如何看待公司的运作以及自身在公司中的位置。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收集关于亚马逊工人的独特混合方法数据来克服这些局限。借鉴 Schneider 和 Harknett (2019)开创的抽样策略，我们利用定向 Facebook 广告获得了 700 名亚马逊员工的全美样本。随后，我们访谈了 46 名亚马逊工人，从而得以深入探讨工人如何理解自己的工作条件、管理层的劳动实践、公司对数字监控技术的使用，以及工人对管理层的看法。

如下文所述，有两种彼此不同又相互重叠的理论路径指导着我们的分析：其一是劳动过程分析，尤其是它对学者所称"数字泰勒主义"(digital Taylorism)的探讨(Delfanti 2021; Schaupp 2022);其二是关于劳动力市场不稳定性(precarity)及其对工人阶级抵抗之抑制效应的研究。研究结果支持这两条分析路径，表明亚马逊的生产体制以双重方式运作：它既依赖强化了的强制(正如批评者经常强调的那样)，也依赖"同意"(这种同意由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脆弱地位所催生)。我们的确发现，公司对数字监控的倚重使其得以推行高度强制的体制，以工人深感异化的方式监督其生产率，从而激起一种对抗性意识。然而，公司招募身处经济不确定性的工人的能力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这类工人似乎对强加于他们的严苛且高强度的劳动条件表现出明显的容忍。因此，一些工人将亚马逊的生产体制体验为阶级意识的熔炉，另一些工人则将其视为躲避不稳定性的避难所。这种双重性开始解释亚马逊组建工会之艰难，因为工人对自身利益以及与公司的关系表现出分歧的判断。尽管我们的分析受到若干重要限制，它对物流劳动社会学与工人意识研究仍具有启示意义。

走近亚马逊

亚马逊创立于 1994 年，最初是一家网上书店，如今已在无数经济领域获得庞大影响力，并常常利用其在某一部门的市场实力在其他部门攫取优势(Kenney, Bearson, and Zysman 2021)。为应对疫情期间公众对电子商务的依赖，公司凭借其物流巨头的地位，在 2020 年下半年雇用了逾 50 万名新员工。尽管此后其增长与利润有所放缓，该公司仍是美国第二大私营雇主(仅次于沃尔玛)。公司的影响横跨美国零售业和服务业经济的多个部门(Kenney et al. 2021)，使其对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均拥有巨大影响力。

过去数年间，该公司的劳动实践招致了大量批评性评论。2018 年，当记者报道相当比例的亚马逊工人依赖食品券和医疗补助时，公司试图通过将时薪从 11 美元上调至 15 美元并提供其他福利，来应对其日益严重的合法性问题。然而，对亚马逊做法的批评至少在两条不同的战线上继续威胁着公司。其一，亚马逊仓库工人已经组成组织以挑战公司权力，例如 Amazonians United(一个已在多个美国城市扎根的工人互助团体)以及亚马逊劳工工会(Amazon Labor Union)——后者在纽约州斯塔滕岛的 JFK8 仓库赢得了工会选举，并寻求将其作用扩展至全国(参见 Allison and Reese 2023)。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Teamsters）也加入了这场斗争，着手组织亚马逊"配送服务合作伙伴"（Delivery Service Partners）雇用的工人，该工会希望这一战略行动能在更大范围内激发工人动员。

其二，公众批评引发了政府的直接干预。例如，加利福尼亚州议会第 701 号法案(AB 701)禁止仓储公司实行有害的生产定额，并扩大了该州仓储工人的权利(Hussain 2021; Roosevelt 2021)。纽约州和明尼苏达州也相继跟进，加大了对该公司运营的监管威胁。鉴于围绕亚马逊劳动实践的持续争论，对其内部运作、尤其是工人对这些运作的回应展开细致的实证研究，实属必要。

工作/意识关联：数字强制与工人的不稳定性

劳动过程理论借鉴了马克思主义与左翼韦伯主义关于工作与阶级关系的观点，开创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下工作组织的一条重要路径。劳动过程学者没有追问"工人为什么抵抗管理层的权威?"——这样的提问方式将管理层特权视为理所当然——而是颠倒了这些假设，转而解释工人为何如此经常地服从管理层指令(Burawoy 1979, 1985; Edwards 1979; Mears 2015)。在这种观点看来，劳动力的买卖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交易：资本家虽然取得了其所购买的劳动力的合法所有权，但工人仍然占有这一商品本身，因而能够限制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使雇主面临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利润实现的不确定性，以及工人抵抗管理层指令的持久可能。因此，资本被迫发展出控制与监督体系，其内涵远不止于统一与协调的行使(Edwards 1986)。劳动过程理论所追问的是：管理层如何确保自己能够充分榨取其所购买的劳动力的全部价值。

围绕这一问题的努力，引发了相互竞争的类型学与历史诠释之间的持续角力(Burawoy 1985; Edwards 1979)。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理论家们强调管理体制激发工人同意雇主要求的能力(Burawoy 1979; Kunda 1992; Mears 2015; Wood 2020)。然而，鉴于近年来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学者们得出结论：资本已不再需要培育同意，转而日益依赖浸透着高度强制做法的生产体制(Burawoy 1985; Chun 2001)。在数字技术可被用来监督个体雇员行为之处尤其如此，其结果是学者们常称之为"算法专制"(algorithmic despotism)(Griesbach et al. 2019; Kristal 2013; Taylor and Bain 1999; Wood 2020)或"数字泰勒主义"(Delfanti 2021; Henaway 2023)的现象。其论点是：数字技术增强了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权力，使雇主能够以细密得多的粒度指挥、评估和惩戒工人，使工人暴露于日益苛刻且高度个体化的控制形式。这类论断在亚马逊身上尤能引起共鸣——该公司已开发出强大的系统，追踪工人的身体动作、工人聚集成非正式团体的举动，甚至其社交媒体发帖(Wiggin 2023)。

第二条相关思路来自关于不稳定性就业形式扩散的研究(Kalleberg 2011, 2018; Pugh 2015; Sharone 2013; Vallas and Prener 2012; Wood 2020)。研究记录了标准雇佣关系的侵蚀——如今标准雇佣关系在当代劳动力中所占比例已不如从前，工人经常暴露于先前由企业与政府承担的风险之中(Hacker 2006)。尽管这一文献颇为复杂，但其最具启发性的主张之一断言：不稳定性并非单纯的外部性或副作用;毋宁说，它已成为"一种新型的支配模式"(Bourdieu 1998:85)，或本身就构成治理劳动的"一种工具"(Lorey 2015:1)。其要旨在于：雇主暗中部署了风险，利用它来瓦解工人抵抗资本要求的能力，甚至改变工人对雇佣关系本身的预期。Pugh(2015)提供了一个突出的例证：她发现，身处高度不稳定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工人已开始接受她所说的"单向荣誉准则"(one-way honor code)——工人自觉有义务努力工作，却几乎不指望管理层给予回报(另见 Lane 2011; Sharone 2013)。

基于这两种路径的研究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下主导性工作境况的理解。然而，这两类文献的一个关键空白，在于它们所识别的生产体制与工人在回应中表现出的主观取向和禀性之间的关联。尽管劳动过程文献早期即有论者呼吁更多关注工人的能动性与抵抗(Knights and McCabe 2000; Thompson and Ackroyd 1995)，这一文献仍聚焦于管理实践，对工人意识的关注明显不足。我们认为，劳动过程理论持续强调的是马克思思想中的决定论一面，忽视了马克思的另一洞见：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往往有助于培育对抗性意识，为工人提供可以用来改造生产体制本身的文化与组织资源。

不稳定性研究也存在类似的局限：它主要关注将风险强加于工人的组织安排，无论是工作外包、临时工或零工用工安排的采用，还是对工作日程的操纵（Kalleberg 2018; Schneider and Harknett 2019; Vallas 2019; Weil 2014）。尽管 Lane（2011）、Pugh（2015）和 Sharone（2013）等研究表明不稳定性降低了工人挑战管理层支配的意愿，另一些学者却发现，精简编制、外包或裁员会使工人感到自身利益与雇主所追求的利益之间的裂口不断扩大（Crowley, Payne, and Kennedy 2020; Reisel et al. 2010）。不稳定性究竟如何作用于工人意识，因此仍不明朗(Pedulla 2013)。

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借助劳动过程理论和不稳定性研究，填补这些关于工作-意识关联的空白。我们提出若干假设，预测工人工作的具体面向如何影响其对工作和阶级处境的取向。关键在于：暴露于强制性的管理控制、数字监控与经济不稳定性，如何作用于两个结果变量——工人对工作的异化体验，以及他们表现出的对抗性意识。

劳动过程理论：数字监控、管理强制与对抗性取向

文献表明，亚马逊的机构经常使用旨在"将管理者的权力自然化为一种客观约束并促进工人投入"的仪式与安排(Massimo 2020:133)。墙上张贴着标语，敦促工人拥抱公司使命——"努力工作，享受乐趣，创造历史"(Work Hard, Have Fun, Make History)。管理层常常试图为工作注入游戏化特征，向表现突出的工人发放奖品(Delfanti 2021)，并提供各种外在奖励来培养员工的忠诚。然而，现有文献同样表明，这些建立规范性控制的努力被工人工作的物质环境有力地抵消了——尤其是管理层所要求的极端劳动强度、其利用数字技术监督工人生产率的做法，以及其偏袒客户利益甚于工人福祉的倾向：这些似乎都在危及工人的安全与健康(Henaway 2023; Struna and Reese 2020)。与强调此类物质条件之显著作用的理论(Fantasia 1988)——它们常常促使工人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管理层的"常识"(Femia 1975; Vallas 1993)——相一致，我们围绕工作条件与工人意识提出三个假设。

第一个假设涉及工人暴露于使企业能够将监督劳动自动化的信息技术——理论家称之为"数字泰勒主义""算法专制"与"算法统治"（algocracy）（Aneesh 2009; Delfanti 2021; Griesbach et al. 2019; Henaway 2023）。这种数字技术的使用尤其受到劳动平台研究者的关注，他们将这一现象视为劳动从属关系的新阶段(Kenney and Zysman 2016; Rosenblat and Stark 2016; Vallas and Schor 2020)。然而，当这类信息技术应用于传统经济时，其意涵同样重大：它使企业不仅能够实时监控个体工人的身体劳作，还能将纪律处分乃至解雇的决策自动化。亚马逊已承认这种技术用途，于 2018 年告知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其"生产系统自动生成所有与生产相关的警告和解雇通知，无需主管介入"(转引自 Lecher 2019)。在此背景下，我们预期此类算法技术的可用性将使管理层得以有恃无恐地施加运营要求。因此我们预测：工人暴露于数字监控的程度越高，其报告的强制水平就越高(假设 1)。

第二个假设植根于关于管理强制如何影响工人工作取向与阶级处境取向的文献。定性研究早已确证：违背工人对尊严、自主或尊重之期待的生产体制，会在工人中间激起强烈的怨恨乃至抵抗情绪(Gouldner 1954; Hatton 2020; Hodson 2001)。虽然我们承认工人进入劳动过程时并非一块白板(这一点将在后文讨论)，但我们认为，暴露于高度强制的管理形式将发挥"教育"功能，塑造工人对雇佣劳动关系本身的看法。我们推断，在日常劳动生活中遭遇惩罚性和单方面对待的工人，会对企业雇主滋生怨恨。具体而言，我们预测：暴露于管理强制将催生一种对抗性的阶级取向，即认为公司不正当地占有了其所雇用的工人(假设 2)。

第三个假设借鉴了近期关于工人异化在解释工人对雇主之看法中的核心地位的文献。异化概念虽一度沉寂良久(Vallas 1993)，但近期研究重新燃起了对它的兴趣：学者们试图澄清其含义，并采用新的测量策略(Nair and Vohra 2009; Hardering 2020)。这一脉络的研究报告称，工人异化的表现对若干结果变量具有独立效应，包括工作绩效、从事违规行为的可能性，以及工人对自身工作之社会价值的看法(Schantz et al. 2015; Soffia et al. 2022)。与这一文献相一致，我们推断工人对其工作的感受将在塑造其对雇主的看法中发挥核心作用。因此我们预测：暴露于管理强制与对抗性阶级取向之间的关系，将由工作中的异化体验所中介(假设 3)。相应地，我们预测：在控制工作异化之后，强制与意识之间的协变将会减弱乃至消失。

由此，我们对劳动过程理论的运用使我们设想四个变量之间的一条直接链条：数字监控强化管理强制，继而催生更大的工作异化，并使劳资关系日益被理解为对抗性的。图 1 展示了我们的概念图。具体而言，与劳动过程理论相关的假设以黑色实线箭头表示。

避难所命题：财务压力与对抗性阶级取向

劳动过程并非在真空中运作；除其他因素外，工人的劳动力市场处境很可能影响其对所面对工作条件的回应。换言之，经济不安全感的扩散可能对工人的取向产生令其冷静的效果，促使他们对资本的劳动实践持比其他情况下更为默许或顺从的态度(Bourdieu 1998; Pugh 2015)。尽管这一文献大多聚焦于"临时"工人或独立承包商(Lane 2011; Padavic 2005; Pedulla 2013)，标准雇佣关系中的工人同样可能面对不确定、不稳定且不安全的条件(Kalleberg 2011, 2018)。这正是 Burawoy(1985)关于"霸权式专制"(hegemonic despotism)论述的要旨所在：资本的超流动性威胁工人的生计，迫使其顺从雇主。亚马逊的仓库固然无法轻易搬迁——因为它们必须邻近消费市场并依赖相应的物流基础设施——但其工人在若干方面确实面临不稳定的处境。其一是身体受伤的可能;其二是一旦未能满足公司的生产要求便遭解雇的威胁。但不稳定性还源自亚马逊招募劳动力的低工资劳动力市场：这些条件已迫使相当比例的员工依赖食品券(Bhattarai 2018)——亚马逊的竞争对手沃尔玛的雇员也是如此。要点在于：亚马逊是在低工资劳动力市场中招募其劳动力的，那里的许多工人在受雇于该公司仓库之前，很可能已历经严重的财务困窘。

因此，我们预期，经历财务压力的工人将把亚马逊视为躲避财务压力与不确定性的避难所(图 1 中灰色虚线所描绘的预测)。换言之，我们预测：在面临经济不稳定性的工人中，工作条件与阶级取向之间的关联将显著弱于较不稳定的工人(假设 4)。由于关于不稳定性究竟如何限制阶级取向的经验证据有限，我们并无具体预期。我们将利用混合方法数据来探究：不稳定性究竟削弱了数字监控、管理强制、异化中的哪一个，还是兼而有之。

数据与方法

数据收集与抽样

我们使用自 2020 年 6 月起历时 14 个月收集的数据。作为一项关于亚马逊物流劳动力的大型混合方法项目的一部分，我们对仓库工人开展了全国性调查，并对仓库工人进行了深度半结构化访谈。我们通过在 Facebook 投放定向广告招募受访者，采用了 Schneider 和 Harknett(2019, 2022;另见 Griesbach et al. 2019)开发的抽样方法。广告以亚马逊仓库图片为背景，配有英文和西班牙文文字，邀请工人参与一项独立的、隶属于大学的研究，主题是亚马逊的工作条件。广告投放对象为个人资料显示在亚马逊工作、且居住在亚马逊仓库邻近邮政编码区域之内或附近的工人。我们让参与工人进入一场奖金 250 美元的抽奖，中奖者随机产生。定量调查捕获的变量包括：工人任务的性质、监督的水平与形式、工人遭遇的纪律处分、就业经历、对经济不安全感的暴露、健康与福祉、对工作的感受，以及对公司劳动实践公平性的评价。我们共收集到 669 份调查问卷；在对关键变量的缺失值作列删（listwise deletion）之后，定量分析纳入了 558 名亚马逊工人的回应。

调查还请受访者表明是否有兴趣接受访谈，以便我们进行电话跟进。此外，我们还直接招募受访者，在 Facebook 群组投放英文和西班牙文广告。我们向工人支付 50 至 75 美元的报酬，视招募时间而定。访谈时长约一小时，通过电话以英文或西班牙文进行、录音并转录。访谈主题与调查工具中的主题平行，还探及工人的阶级认同及其对亚马逊仓库间歇性劳工抗议的看法。由于时间所限，我们的定性数据与调查同步收集。全部 46 次访谈均经转录，并使用 NVivo 12 编码。

必须承认若干局限。第一，我们对横截面数据的依赖，使分析中变量的因果次序带有模糊性。我们的推断易受竞争性解释的影响：例如，对管理层本就持批判态度的工人，可能以更负面的措辞感知其工作，从而混淆我们所提出的假设关系。我们在分析的后段处理这一问题，提供稳健性检验及其他考量。

第二个局限是样本对有色人种工人的代表性不足。亚马逊的均等就业机会(EEO)数据显示，该公司的蓝领队伍以黑人或西班牙裔为主;然而，这些群体在我们的访谈与调查受访者中仅占三分之一(46 人中的 15 人)。少数族裔受访者代表性不足，部分源于我们的 Facebook 抽样策略(参见 Schneider and Harknett 2022)。此外，我们广告下方的 Facebook 评论显示，一些亚马逊工人心生恐惧、对我们不信任。若果真如此，我们的数据很可能偏向对亚马逊更有利的叙述。为纠正代表性不足，我们基于亚马逊 2020 年 EEO-1 报告中的"劳工与帮手"(laborer and helper)职业类别构建了调查权重：将数据划分为 12 个组(2 个性别 × 6 个族裔种族群体)，并生成调查权重，使各群体的相对规模与 EEO-1 报告相一致。

第三个局限是样本缺乏组织层面的数据，这迫使我们依赖个体对工作条件的报告，限制了我们把握微观-结构过程的能力。在此我们也承认，需要有能让学者在多个分析层次上捕捉工作场所条件作用的研究。

自变量

我们关注四个关键解释变量：数字监控、管理强制、工作异化与经济不稳定性。其中若干变量为潜在构念，表 1 给出了测量各构念的调查条目、条目均值、因子载荷与信度系数。就测量模型而言，表 1 显示所有因子载荷均处于大于 0.5 的可接受范围内;每个因子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达到或超过 0.7 的阈值，处于可接受范围。此外，在线补充材料中的表 S1 对整体测量模型进行了评估，确认了我们采用四个独立潜变量的选择。

表 2 呈现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取值范围(潜变量已作因子化处理)。同样，在线补充材料中的表 S2 提供了分析变量之间的双变量相关。下文界定关键概念并概述其操作化。

数字监控。公司文件与既有记述(Lecher 2019; Struna and Reese 2020)表明，亚马逊部署了一套双轨数字监控系统。其一是"每小时件数"(units per hour)，通常代表工人扫描的物品数量;这些数据实时制表，使主管和工人都能看出自己是否达到生产配额。其二是"脱岗时间"(time off task, ToT)，即工人未登记生产性劳动的累计时间。公司将规则编码进软件，自动标记有问题的 ToT 读数并规定相应的纪律处分(从警告直至立即解雇不等)。

然而，并非所有工人都受此类系统约束。执行"直接"职能的工人——使用扫描仪进行拣货、上架或打包客户订单者 ——受到密切监控;执行"间接"职能的工人(装卸卡车者或"问题解决员")则享有更大回旋余地。有鉴于此，我们使用三个调查条目，旨在捕捉工人暴露于追踪其身体动作之技术的程度以及被监视感(条目措辞见表 1)。

管理强制。劳动过程理论中的争论，往往取决于雇主被认为采用的强制与同意的特定组合。主要依赖强制的劳动过程，本质上是"低信任"体制，亦即 Friedman(1977)所称的"直接控制"：管理层严格规定生产的节奏与方法，并依靠惩罚性制裁而非更积极的手段来强制服从(Gouldner 1954)。因此，我们对这一概念的测量，捕捉的是管理层无视工人偏好而将其意志强加于工人的程度。调查工具包含五个条目，例如：未达标即受罚、感到精疲力竭、无论个人事务如何均被要求加班，以及因惧怕报复而不敢批评管理层(见表 1)。[^1]

工作异化。与近期复兴这一概念的努力相一致，我们将异化定义为一种认知与情感状态：工人在工作中感到被客体化、对其怀有排斥之情，并以纯粹的金钱眼光看待工作。注意，这一用法比后来的 Seeman-Kohn 变体更贴近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参见 Sayers 2011; Vallas 1993:130–31; Hardering 2020)。如表 1 所示，我们采用单因子测量来测度异化，由三个调查条目构成：感到自己被当作机器的一个部件对待、感到工作只带来金钱收益、必须强迫自己才能去上班。这一单因子测量的用法与 Nair 和 Vohra(2009)相近。

不稳定性。不稳定性概念一般集中于暴露于涉及风险、不确定性或不稳定的经济条件(Kalleberg 2011, 2018)。其操作化方式多样：一种取径聚焦"标准"与"非标准"工作安排之分(Vallas and Prener 2012);第二种取径处理工人面对的工作或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即失业的可能性，或找到可比工作的难度);第三种取径着眼于经济不安全感，即暴露于家庭收入的不可预测的削减(Hacker et al. 2014)。尽管我们的调查试图涵盖所有这些要素，相关测量却遇到了一些限制。第一，或许由于疫情期间的高消费需求使公司主要依赖正式(permanent)员工，超过 90% 的受访者为正式员工，这限制了基于雇佣身份探讨不稳定性的空间。第二，或许同样反映疫情时代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工作与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的标准测量之间相关性过弱，难以放心使用。因此，在检验避难所假设(假设 4)时，我们构建了一个聚焦于工人报告的财务困窘或压力程度的不稳定性测量。三个条目在此尤为有用：当受访者对以下各项均回答"是"时，我们将其计为"财务受压"(23% 的受访者处于此状况)——"我没有应急储蓄";"过去一个月有账单逾期未付";"因负担不起而放弃了至少一项医疗服务(如牙科、专科诊疗或处方药)"。

因变量

我们在此关注的结果是工人阶级意识。我们承认，围绕这一维度的讨论长期受到过度演绎乃至机械化假设的困扰(Fantasia 1988; Marshall 1997)。因此，我们更愿意使用"阶级取向"(class orientation)一词，意指工人对阶级体系及其自身在其中的位置的构想。我们认为这些取向分布于一个连续体上：一端是恭顺或认同的看法，另一端是更具冲突性或对抗性的看法。当工人认为公司在剥削工人或以牺牲工人为代价牟利，同时又表示支持能更好增进工人权利的替代安排时，我们将该工人界定为持有对抗性取向(参见 Vallas 1993; Wright 1985)。为此，调查工具包含四个条目，捕捉工人对如下命题的认同程度：公司只让所有者受益;工人所得少于应得;偏好由工人作决定;以及组织起来的意愿(见表 1)。

控制变量

我们控制了若干其他会影响监控感知、管理强制与阶级取向的工人特征。"司龄"测量受访时员工已在亚马逊工作的月数，分为三类：6 个月及以下、6 至 24 个月、超过 24 个月。就教育而言，我们将回应分为三组：高中及以下、曾读大学或副学士学位、学士及以上。就年龄而言，我们在模型中纳入年龄(按岁计)的线性项与二次项。

在其他模型(未列出)中，我们还纳入了性别与种族，发现这些变量与自变量、因变量均不相关，且在多变量模型中无显著效应。出于简约考虑我们剔除了这些变量，实质性结果不受影响。

分析策略

我们采用迭代式编码过程对定性访谈数据进行编码(Tracy 2019; Vallas et al. 2022)。编码方案首先识别由既有理论以及关于亚马逊工作条件的新闻报道所提示的母码(parent codes);在编码的第二阶段，识别涌现的主题与子码。研究团队定期会面，甄别并解决看似复杂的编码实例，并按需修订编码方案。

我们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调查数据。SEM 使我们得以考察阶级取向、异化、监控与管理强制等潜在因子。我们采用多组分析检验假设 4 提出的被调节的中介(moderated mediation)。当调节变量是单一观察到的二分指标时——财务压力正是如此——这种分析最为适宜(Cheung et al. 2021; Pieters, Pieters, and Lemmens 2022)。访谈所得被织入定量分析之中，为调查结果呈现的关联赋予了更大的深度与意涵。

结果

劳动过程如何塑造阶级取向?

下文考察多变量 SEM 分析，以检验由劳动过程取径导出的假设 1 至 3。在表 3 中，我们以对抗性阶级取向为结果变量，逐步加入数字监控、管理强制与异化等预测变量，并在所有模型中控制工人的教育、司龄与年龄。模型 1 显示，更大程度暴露于数字监控确实与更具对抗性的阶级取向相关(b = 0.446, p = .000)。模型 2 表明，数字监控与对抗性意识之间的联系并非仅仅源于管理职能的自动化;事实上，当管理强制变量进入模型后，监控系数即失去显著性。相反，数字监控强化了管理强制(b = 1.097, p = .000)，表明它使管理层得以收紧对员工的控制，进而在员工队伍中催生对抗性取向(b = 0.366, p = .000)。这些结果支持假设 1 与假设 2。

模型 3 的数据对这些变量间的关系给出了更完整的设定，表明工作异化在"强制—意识"联系中扮演关键角色。纳入工作异化后，管理强制对阶级取向的效应变为不显著，而异化的效应则高度显著。总体格局与预测基本一致：公司利用数字监控支撑其强制实践，催生更大的异化，异化继而转化为对管理层更具对抗性的看法。这一影响链条的估计系数均相对较强(分别为 1.103、0.820 和 0.690)，表明公司对技术与强制实践的部署在链条中产生了强烈的连锁效应，预示着工人对抗心理的大幅增加。

表 3 的最后一点涉及我们对教育与司龄的控制。教育水平以颇具启发性的方式预测阶级取向：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工人对管理层的批判倾向远低于拥有大学学历的工人。司龄同样与阶级取向相关：相对的新员工比已在公司领薪三年及以上的员工更少批评管理层。这提示存在一种"学习效应"——更有经验的工人随时间推移对管理层日益持批判态度。

访谈数据为表 3 的格局提供了更深入的理解。工人们确实将公司的数字监控系统感知为对其日常工作生活中生产压力的极大加剧。访谈中反复出现关于工人感受到"达标"(make rate)之巨大压力的表述——即遵守本部门以数字手段强制执行的生产配额——但主要见于执行直接职能的工人。这类工人带着明显的怨恨谈起公司要求的强度，他们清楚未能达标将招致惩罚性对待。在宾夕法尼亚州工作、年近六旬的 Rick 告诉我们，公司一整天持续把工人的"每小时件数"得分张贴在极为显眼之处。这意味着，如果你的得分落后，你就得"在剩下的整夜里拼命干，免得落入那种[不达标者]的行列"。他接着说：

"如果你的脱岗时间(ToT)超过比如说 15 或 20 分钟，就会有经理来找你，说：'你脱岗了。你能解释一下那段时间你在干什么吗?'呃，你可能是设备坏了，不得不去换一台真正能正常运转的设备，而如果你自己没有记着这一点，它就会自动计入他们所谓的'累计脱岗时间'。这是个严苛的环境，相信我。"

第二点涉及这类强制待遇对工人看待自身工作处境及管理层待己之道的明显影响。反映异化的情绪十分普遍，许多人感到自己被当作机器对待。在南卡罗来纳州工作、42 岁的 Sara 评论道："我们中心没有机器人。所以我们就是机器人。"担任分拣工或拣货员的工人常常报告说，自己与不得不从事的劳动相分离。威斯康星州三十出头的 Felix 告诉我们："你一打卡上班就'关机'[不再思考〕，下班走出厂房时才反过来。"南加州三十出头的 Helena 说，她倾向于"把身体留在自动驾驶状态……让自己魂不守舍，好让时间快点过去"。前文引用过的 Rick 指出："人们都盼着设备出故障，好歇着不干活——你在这儿得来回跑多少趟啊。"许多工人满怀感激地谈到公司提供的"自愿离岗"(voluntary time off, VTO)安排，它使工人可以在愿意时提前离开班次——但那些工时没有任何报酬。上文引用的 Sara 作出了如下评论，体现出许多工人对其工作的排斥感：

"[每当]他们放出 VTO——自愿离岗——人们就会扑上去，像失了魂一样：'天哪，我得走!'人们就是想出去。休 VTO 没有工资，你的支票会缩水，可日子实在太苦了，人们就是想着'我要走!'抢到 VTO 的时候他们高兴坏了，撒腿就往外跑。"

对工人所受强制与生产压力的提及，常常与对公司的怨恨交织在一起。四十多岁的黑人女性 LaTonya 回忆自己做打包工时的情形：

"我汗流得那么凶，感觉自己快死了。好多人靠 12 小时能量饮料、灌红牛才能跟上节奏。那样的打包工我再也不干了。"

二十七八岁、四个孩子的母亲 Stephanie 起初不愿向我们吐露心声，但最终分享了她对亚马逊这位雇主的看法，只说了一句："这是一桩奴隶买卖……或者说，实际上是个血汗工厂。"在肯塔基州工作、四十多岁的 Kelley 则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他们要你的每一秒。他们每一分钟都占有你。"她接着谈到时任亚马逊首席执行官的杰夫·贝索斯——在许多工人眼中，他正是那种赤裸裸的不公的化身。她的期望——关于亚马逊的研究或许能让工人整体受益——值得全文引用：

"我不想看到更多工作场所走上这种经营路子，因为这对我们这些雇员、对谁都没好处。太可怕了。它对杰夫·贝索斯有利，但对我们不利。我觉得大多数人需要明白这一点，需要懂得：当他们从亚马逊下单时，自己究竟在支持什么。所以我想让这些公开出去。"

这段评论抓住了对抗性意识的一个本质特征——它聚焦于公司与其雇用的工人之间结构化的对抗。

最后一点涉及工人如何看待可能伴随对公司劳动实践之抵抗而来的具体抵抗形式——尤其是在公司利润惊人的背景下。显然，抵抗已在许多亚马逊机构发生(Allison and Reese 2023)。可以预见，我们的访谈确实发掘出了公开工作行动的实例。在一个案例中，一位年轻女子撕掉了管理层张贴的、旨在强化劳动投入的指导单。工人班次开始时的部门团队会议，有时也给了工人挑战管理实践的机会（这促使一些管理者以保持社交距离为由取消了此类会议）。我们还听说一个例子：一名工人故意以特定角度码放大件包裹使流水线停摆，从而获得未经许可的休息。我们也频繁听到对疫情期间最严峻阶段爆发的停工与抗议的支持。

然而，即便在公司最激烈的批评者中间，这类公开抵抗的表达也很罕见。访谈数据提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对管理层报复的恐惧，以及经济上的脆弱。恐惧明显体现在许多关于公司行事"冷酷无情"的评论中。威斯康星州 41 岁的 Robert 说："亚马逊把恐惧、把恐惧灌进了他们心里……所以人们不敢为自己挺身而出。"科罗拉多州 30 岁的拉美裔男子 Felix 说："你甚至只要吐出那个词——以字母 u 开头的那个词——他们就会把你收拾掉。"他接着说："很多人收入很低……这是他们的生计。这是他们吃饭、付房租、给车加油的依靠。"在缺乏任何保护性力量的情况下，这样的风险实在令人无力承担。

经济不稳定性是否会削弱工作条件对阶级取向的影响?

这些定性观察促使我们检验避难所命题(假设 4)的效度。表 4 呈现多组分析的结果，比较了经济不稳定性或财务压力暴露程度不同的受访者的核心模型(参见 Lin et al. 2010; Schoemann and Jorgensen 2021)。

我们的结果与假设 4 相符：在经济不稳定条件下，工作条件与阶级取向之间的关系趋于减弱。更具体地说，不稳定性并不改变"监控→强制"或"强制→异化"的联系——这表明，当工作场所使用更多数字监控时，所有员工都会感到管理层更具强制性;同样，所有员工在暴露于强制性管理时都会感到更加异化。但不稳定性确实抑制了异化的工人采纳对抗性取向：在财务受压的受访者中，异化对阶级取向的效应(b = 0.533)显著弱于(p = .040)财务压力较小者(b = 0.836)。简言之，面对困窘的工人出于经济安全之需，比经济地位更稳固的工人更能容忍异化劳动。

访谈数据强化了这一结论。尽管我们着重关注表现出对抗性意识的工人，但样本中有相当比例的工人为亚马逊辩护，对公司善待自己表达感激。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恭顺的看法与对"勤勉工人"身份的更广泛认同相关联——这种身份部分植根于更大的文化环境，又得到亚马逊工作结构的强化(Pugh 2015; Sharone 2013; Vallas et al. 2022)。然而，对公司的恭顺表达往往源于工人对公司所提供的财务稳定的感激——这与他们先前所知的一切形成鲜明对照。新泽西州 46 岁的 Chaz 承认：

"过去，基本上只有当他们[债主]威胁要给我停水断电的时候，我才会去付账。现在我真的能付清账单了，所以对在亚马逊干活这件事，我确实只有好话可说。"

南加州五十八九岁的 Kathy 曾拖欠房产税，并背负着高额信用卡债务。她的处境加上有污点的工作记录，使她对公司的雇用心怀感激——即便她已在工作中两度身受重伤。当我们问及康涅狄格州 28 岁的 Bernard 如何看待未来时，他说：

"我不知道能期待什么。我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有点乱。我希望自己能在这儿继续干一阵子，让一切都勉强维持下去，就像现在这样，因为现在一切都还不错。"

这类工人在不久前经历过困苦与不确定，不愿冒险重回那种混乱。他们对未来的图景已从视野中退去——正如 Bourdieu(1998)所提示的那样。

稳健性检验

我们的分析就因果次序作出了重要假设。然而，反向因果或许存在：工人的阶级取向与工作态度可能塑造其对管理实践的报告。也就是说，倾向于对亚马逊持负面看法的工人，可能更倾向于将工作境况感知为强制性的，从而混淆分析。为处理这一问题，我们以潜变量的因子得分(管理强制、异化、阶级取向)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并以设施类型作为工具变量。在线补充材料中的表 S3 报告了结果。概括而言，即便在将设施类型对管理强制进行回归时，我们的核心模型依然成立。尽管没有实验或纵贯设计便无法断然排除反向因果，但本次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分析表明，存在显著的因果流向：从管理强制的体验流向异化与阶级取向。

结论

尽管人们普遍认识到物流工人在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占有战略地位，但针对这一劳动力群体中生成的规范观念的系统性研究却少之又少。为填补这一空白，我们考察了亚马逊——美国乃至全球最强势的公司之一——仓库工人的工作境况与世界观。我们特别关注工作-意识关联，探讨影响工人回应亚马逊所部署生产体制的诸多因素。我们的分析框架受两种理论问题意识启发：一种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另一种借鉴了近来的不稳定性理论。尽管我们的发现应当结合重要保留来解读，但它们支持两种取径的预测，表明亚马逊的管理实践具有矛盾效应。

一方面，劳动过程的特征在亚马逊员工中催生了对抗性意识，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预期颇为一致。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整套以数字技术为增援的惩罚性与强制性实践(如假设 1 所预测)，使公司得以监督工人生产率，其精细程度在别的情况下难以企及。此外，这种强化纪律的意识形态后果十分显著(如假设 2 所预测)，且主要源于工人对其劳动的异化感(假设 3)。因此，劳动过程本身的体验对工人的阶级取向影响深远。亚马逊赖以运作的运营策略不仅加速了货物在其配送体系中的流动;它们还为公司一直竭力遏制的抵抗形式生产着规范性支持。我们的定量与定性发现，与记者和活动人士的记述高度吻合——后者经常(且理所当然地)谴责亚马逊所实施的虐待性劳动条件。尽管一些理论家已宣告阶级是一个"僵尸"范畴，仿佛阶级身份已大体消亡(Beck 2007; Eidlin 2014)，但我们的数据表明，物流系统中内置的运营压力正指向相反的方向：它点燃了工人抵抗可能借以生长的基础。

然而，这并非亚马逊员工经验中显现的唯一模式。许多员工对亚马逊提供的工作回报心怀感激。这种感激在劳动力市场中处境脆弱的工人中似乎尤为普遍；而且，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财务压力削弱了工人面对工作所强加的剥夺时拥抱对抗性意识的能力。这表明，公司维持对劳动力之控制的能力，部分取决于它能否获得愿意容忍其体制、处境不稳的工人——其中许多人将这份工作视为躲避原本将面临的经济困窘的避难所。暴露于高度不稳定性——没有储蓄、无力支付账单、因负担不起而放弃医疗——并不影响工人对其工作的感受。糟糕的工作条件在所有工人身上都会造成异化;但财务受压确实会削弱工人把这些异化条件与制造这些条件的公司实践联系起来的能力。不稳定性似乎削弱了工人阐发工人权利话语的能力，这或许反映出他们对满足生存需要的全副心思。在这种处境下，对管理层怀抱批判之思，成了工人负担不起的奢侈品。远为可取的是磨炼承受困苦的能力，做自己不得不做的事，甚至为自己尚且拥有的东西心怀感激。

这些发现表明，亚马逊劳工斗争之艰难，可能部分源于公司工人中两种不同潮流的同时并存——一些工人视劳工斗争为对其唯一安全保障的威胁，另一些工人则感到被驱使着去挑战公司对其工作生活的控制。这里的意涵不只是"强制与同意常常共存"——数十年来这始终是劳动过程理论的潜台词(Burawoy 1979, 1985; Wood 2020)。毋宁说，不同类别的工人依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体验着"同一"生产体制。对生产体制以及资本限制工人抵抗之能力的分析，必须更加关注工人理解其工作与阶级处境时所生成的不同文化逻辑(Vidal 202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对工人回应亚马逊所依赖的生产体制的影响。我们的分析发现，教育程度最低的工人（高中及以下）比受过中学后教育的工人对管理层持较少对抗性的看法。然而，这一格局为何出现仍不清楚：它源自其劳动力价值较低(即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吗?抑或这一差异植根于受教育工人可资调用的更丰厚的文化资源 ——使他们得以就雇主对工人负有哪些义务阐发一套权利主张?我们的定性数据表明，两种解释都言之成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我们的分析表明，亚马逊维持其生产体制的能力，部分取决于其招募财务受压劳动力的能力——这为工人抵抗的频率与强度提供了制动。因此，低工资工人劳动力市场条件的任何改善，都可能改变公司内各机构的联盟动态。而这里的效应本身也可能是矛盾的：一方面，如果经济改善为低工资雇员提供了替代性就业机会，避难所效应或将消退，工人将获得更大的力量;另一方面，经济改善也可能抽走仓库劳动力中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他们的退出将使工人运动失去最具批判意识的群体。不过，与之相抗衡的趋势是：受教育工人此前享有的许多职业通道正在侵蚀，迫使一些人接受他们原本可能拒绝的工作(例如亚马逊提供的岗位)。这些不同趋势如何影响亚马逊劳动力的构成，或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这一场域上工人动员的走向。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涉及我们研究的时间点。我们在疫情初期(2020 年夏)收集数据：当时就业急剧下滑，针对工人所暴露风险的抗议此起彼伏，对电子商务的依赖则促成了亚马逊招聘的爆发。可以说，公司的招聘激增使其招募到比以往更为多元的劳动力——许多白领与服务业工人纯粹出于绝望而转向仓库工作。这就引出了我们的发现在后疫情时代的持久效度与适用性问题。例如，劳工行动主义的兴起如何改变了工人对雇佣劳动关系本身的看法?随着劳动力市场条件改善，避难所效应是否趋于消退?这些是对亚马逊、物流部门其他大型雇主乃至更广范围展开未来研究的课题。

最后一点涉及此类研究最宜采用的方法。一些学者认为，调查方法通常固着于个体态度，而非组织实体与社会运动(Fantasia 1988; Marshall 1997)，从而遮蔽了工作场所文化本身的涌现效应。我们不同意这一看法，并主张调查研究能够捕捉对抗情绪的存在——即 James Scott 所说的"隐微政治"(infrapolitics)(Scott 1990)——它们正是组织与运动得以构建的原材料。我们非常清楚横截面调查设计(如我们所用)所固有的困难。尽管我们已通过统计手段尽力处理分析所依赖的假设，但若要厘清工作-意识之间的联系，纵贯设计不可或缺。当学者们正争论新劳工行动主义 ——如今已进入政治视野——的根源，以及劳动过程在助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时，此类研究显得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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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teven P. Vallas

译者：忍冬青

来源：Socius|原题 Coercion, Consent,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How Workers Respond to Amazon's Production Reg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