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和骑手，正在走向同一个“我们”

毛泽东曾经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但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提出了另一个更基础的问题：

谁是“我们”?

这个问题在今天尤其重要。

因为2026年的中国社会，已经很难再用简单的职业、收入甚至学历，把“我们”和“他们”截然分开。一个外卖骑手、一个产业工人、一个程序员、一个大学教师、一个青年科研人员，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社会地位也有明显差异，但在高度社会化的生产体系中，他们之间正在产生越来越多过去并不存在的共同经验。

最近围绕北大教授张丹丹关于灵活就业的讨论，恰好提供了一个观察这种变化的窗口。

表面上，这是一次关于“灵活就业究竟是不是一种福利”的争论;但在我看来，它还暴露出了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

当高校教师开始讨论骑手的劳动困境时，他们自身也正在经历知识劳动的重新劳动化。

这或许正是今天重新回答“谁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入口。

一、一个被算法追赶，一个被指标追赶

外卖骑手打开手机，面对的是订单。

还有几分钟送达?

今天能跑多少单?

平台规则有没有变化?

收入能不能达到预期?

青年科研人员打开电脑，面对的则可能是另一组数字：

论文还差多少?

项目有没有申请下来?

聘期考核能不能通过?

几年以后还能不能留下?

一个被算法追赶，一个被指标追赶。

当然，二者绝不能简单地说成“一样”。

骑手承担着更加直接的身体风险和收入波动;科研人员面对的是长期职业竞争、精神压力和知识劳动的不确定性。

但他们正在产生一种相似的感受：

自己的时间越来越不像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骑手不敢轻易停下来，因为停下来就意味着收入减少。

青年教师也不敢轻易停下来，因为停止科研可能意味着下一次考核无法通过。

一个害怕没有订单，一个害怕没有成果。

这不是苦难竞赛，而是两种不同劳动关系之间正在出现的结构性共鸣。

二、张丹丹事件真正值得讨论的，不只是“教授懂不懂骑手”

如果简单把这场争论理解为：

“北大教授脱离群众，不懂骑手。”

其实反而把问题简单化了。

因为张丹丹所讨论的“灵活”，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恰恰是因为高校教师自身也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稳定劳动关系的稀缺。

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过去那种“知识分子拥有充分职业自由”的浪漫想象。

论文、项目、职称、聘期、考核、岗位竞争，正在深刻介入知识生产。

这并不意味着教授和骑手已经处于相同的阶级位置。

而是意味着：

知识劳动者正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首先也是劳动者。

这可能是今天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三、不是“教授变成工人”，而是劳动者的边界正在变化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青年教师受到考核压力，就简单宣布：

“教授也是无产阶级。”

同样不能因为一些骑手收入较高，就认为他们已经脱离劳动者阶层。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不能停留在收入和职业名称上。

真正应该追问的是：

谁拥有生产资料?

谁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

谁控制劳动过程?

谁决定劳动成果如何评价和分配?

从这个角度看，科研人员和平台劳动者虽然处于完全不同的职业位置，却可能开始面对一些共同问题。

过去的工人是在机器和流水线中劳动。

今天的骑手是在算法和平台中劳动。

过去的知识分子被认为拥有较大的职业自主性。

今天的青年科研人员却越来越需要面对论文、项目和聘期构成的“科研流水线”。

劳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劳动者与生产体系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此消失。

四、真正发生的，是劳动者之间的相互靠近

现代生产正在产生一种很有意思的变化：

产业工人越来越知识化，知识劳动者越来越劳动化。

一个现代产业工人需要掌握自动化设备、数据和技术;

一个工程师直接参与生产;

一个程序员生产数字产品;

一个科研人员生产知识;

一个骑手则是平台经济得以运行不可缺少的劳动者。

他们当然不会因此变成同一种人。

但他们正在越来越深地嵌入同一个社会生产体系。

因此，未来的阶级融合未必表现为：

所有人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

更可能表现为：

不同劳动者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劳动彼此依赖，并在共同利益上产生新的联系。

五、这也可能成为左翼进一步扩大的社会基础

过去左翼谈“劳动者”，很容易首先想到产业工人。

今天则必须看到一个更加复杂的劳动者结构：

产业工人、平台骑手、网约车司机、程序员、工程师、教师、科研人员，以及大量其他普通劳动者。

他们的收入、学历、职业声望和生活方式差异巨大。

因此，新时代的阶级团结不能建立在：

“我们都一样。”

而应该建立在：

“我们虽然不一样，但我们都参与社会生产，并且能够在某些根本问题上发现共同利益。”

骑手关心劳动时间和收入稳定。

教师关心职业稳定和科研自主。

产业工人关心工资、工时和劳动条件。

程序员关心技术劳动和就业安全。

这些诉求看起来各不相同，却可能逐渐汇聚到一个更深的问题：

劳动者究竟应该拥有多少支配自己劳动和生活的权利?

六、重新回答那个“我们”

所以，上一篇文章提出的那个问题——“谁是我们?”——今天也许可以获得一个更加开放的答案。

“我们”不是一个写文章时预先规定好的名单。

更不是简单按照：

工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

把人机械地装进几个箱子。

“我们”是在现实的社会生产和共同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一个骑手和一个大学教师，可以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

一个人在街道上奔波，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工作。

但他们都可能在某一天突然意识到：

原来我不是孤立的。

我的疲惫并不是个人失败;

你的焦虑也不是个人能力不足。

我们只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面对着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生产体系。

如果这种认识能够继续发展，那么左翼的扩大就不再只是人数意义上的扩大，而可能成为一次真正的阶层重构：

让越来越多不同职业、不同学历、不同收入的劳动者，在差异之中重新认识彼此，在共同利益之中重新发现那个曾经被职业和身份遮蔽的“我们”。

而这或许正是今天重新讨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之前，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

在这个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社会里，究竟是谁组成了今天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