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毛泽东时代的领导干部有多清廉吗？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上流传着一些非常庸俗和低级下流的段子，污蔑和抹黑毛泽东时代的领导干部，当时我曾经信以为真，后来我渐渐明白了，这些段子都是一些心理阴暗丑陋的卑鄙小人编造的政治谣言，他们这是指桑骂槐，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否定毛主席。

今天，我就把近年来收集的有关资料用文字记录下来，举几个毛泽东时代副国级领导的例子，用事实证明，毛主席培养教育出来的领导干部清正廉洁到何种程度!

先说王某文。王某文1951年参加志愿军，到朝鲜前线抗美援朝。1956年退伍复员后安排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工作，后来当上了上海市革委会的领导，工资是每月68元。1973年在党的十大上，王某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排在毛主席、周总理之后的第三把手，但是工资一分钱没涨，还是每月68元。

王某文的弟弟叫王洪武，是吉林省长春市郊区一个生产队的普通农民。王洪武踏实肯干，吃苦耐劳，被评为“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王某文当上中央领导后，他老家所在的公社党委准备把王洪武调到公社当一个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王洪武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某文，但是王某文专门给弟弟写信，要求弟弟安心在家乡务农，凭自己勤劳的双手挣工分吃饭，不要给国家增加负担。王洪武遵从了哥哥的劝告，谢绝了上级领导的好意，老老实实地在农村当了一辈子农民。

王某文爱喝酒，没事的时候喜欢喝上几两酒，尤其爱喝茅台酒。那个年代，中央领导要想喝酒也必须自己掏钱买。而当时茅台酒在市场上是不好买到的，价格也相对较高，一瓶茅台酒的售价是六、七元钱。

68元的工资买酒喝，这对于酒量大的王某文来讲，显然是不够的。再说，他也不能全部将工资花在买酒喝上，还要给妻子儿女生活费啊。

当然，某些特殊情况下，王某文喝酒是不用掏钱的，比如，跟周总理一起参加国宴，宴请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

但是参加国宴毕竟次数有限，一年也只有几次机会。当没有了这些机会的时候，他想喝酒的话，就必须自掏腰包了。

王某文想喝酒，工资又不够买，怎么办?

他找到了变通的办法。

当时，在人民大会堂每次举办国宴结束后，服务员们都要把酒瓶中剩下的茅台酒的残酒倒出来，并在一起，然后重新装瓶，作为内部供应，一瓶卖一两块钱，主要是提供给人民大会堂内部职工，也算是一项小福利。

王某文知道了这项福利后，就自掏腰包，把钱交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让工作人员替他去买这些特价处理的酒。

王某文被关进监狱之后，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们在某些人的授意下，纷纷起来揭发批判王某文搞特权、买残酒这种“腐败罪行”。

现在回头看看，王某文作为党中央的第三把手，自掏腰包，买残酒喝，这是腐败吗?天下有这样清廉的腐败吗?

再来说陈永贵。陈永贵原来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农民身份，1975年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之后，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而且他自己也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国家干部的工资，仍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副总理每天劳动工值1.5元。一个月出满勤是45元。陈永贵除挣了大寨的工分外，中央每天给陈永贵1.2元的生活补助，一个月36元。

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不搞特权，不谋私利。每当大寨老家有乡里乡亲来北京看他，他招待老乡吃的饭，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一碗面条。

陈永贵每年都安排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大寨大队参加劳动。他和社员群众一样，甩开膀子下地干活，凑在一起聊天谈心，拿出自掏腰包买的烟卷儿给大伙儿递烟，哪里有一点副国级领导的架子，就是一个老农民!

还有吴桂贤，原来是陕西省西北国棉一厂的普通职工，每月工资67.2元。 吴桂贤是享誉全国的纺织工业劳动模范，从普通工人一步步成长，历任咸阳市和陕西省委领导，1975年在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但是工资没有涨，仍然是在西北国棉一厂时候的工资水平：每月67.2元。

参加国务院会议，每次喝茶水要交1角钱茶叶费，吴桂贤原来不知道这个规矩，就喝了茶。知道了中央的这个规矩后，以后她参加会议的时候就说自己不爱喝茶，只喝白开水了。

还有李素文，原本是辽宁省沈阳市南塔第二副食品门市部的一名普通售货员，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73年升任共青团辽宁省委书记，工资是每月62元。1975年，李素文在四届人大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工资一分钱没有增加，仍然是每月62元。而且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北京上班，她的丈夫、儿女都留在了沈阳。

李素文当了副委员长后，仍然保持着勤劳朴素的作风。有一次接见外宾，因为不舍得花钱置办新衣服，只好到国家对外友协办公室借了一身衣服，可见她的清廉和朴素。

还有孙健，原来是天津内燃机厂的工人，一步一个脚印，从学徒工到班组长，从车间主任、团委副书记、到厂党委书记，全是靠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干出来的。1975年在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工业和交通。

孙健担任副总理后，工资没有变，还是和在天津工作时一样的每月62元。他到各地调查研究和检查工作时，总是轻车简从。他看到办公室的院子里有块空地长满杂草，觉得不种点什么有点浪费，就在业余时间，带领身边的工作人员在院子里开荒，种白菜、茄子、大葱、豆角。

这些真实的消息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

王某文并没有因为担任党中央副主席而增加工资、提高待遇，也不敢倚仗地位让家人获取利益。

陈永贵并没有因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而改变他的农民身份，每年依旧回大寨参加劳动。

吴桂贤担任副总理之后，喝杯茶水还都是要掏钱的，为了省钱，她干脆就不喝茶了。

李素文当了副委员长后，接见外宾还要借衣服穿。

孙健担任副总理后，还亲自开荒种菜。

他们官居副主席、副总理、副委员长，却仍旧和普通工人农民一样艰苦朴素，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领导干部。

对比之下，改革开放之后，那些贪婪成性、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中饱私囊、让自己的儿子和家族先富起来的各级官员们，他们心中有无羞愧?那些恶毒咒骂文革、百般丑化文革、拼命抹黑毛主席的公知精英们，他们良心被狗吃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