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工人运动｜知识走向实践的可能性

译者按

本文翻译自韩国首尔梨花女子大学的Soon-Kyoung Cho教授的“South Korea: Toward a Collective Public Sociology ofLabor”这篇文章对于韩国的集体公共社会学的发展和未来不确定的走向进行了综述，尽管这篇文章稍早发布于2009年，但仍然可以看到在1987年韩国民主化和韩国1997年金融危机这两道界限前后的研究趋势差异。在这篇文章中把韩国的劳动领域的公共社会学研究分为了三个时期，分别是①1987年之前的威权政府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集中在揭露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侵犯工人权利的行为; ②1987年到1997年研究集中在劳动控制和劳动司法，并和韩国的工人运动的增长配合;③1997年后的研究日益走向学术化和社会脱节的趋势。

关于公共社会学的论述和探讨在麦克尔·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沈原翻译)¸已经十分充分了，布洛维将公共社会学的起源追溯到了马克思、涂尔干、韦伯时期的公共介入，并且更深入的，布洛维探讨了社会学知识分子在第三次市场化浪潮中的命运。冷战末期到现在的市场化浪潮把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社会运动成果蚕食殆尽，即使是在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国家，旧有的劳工和国家的联盟契约也面临着挑战(参考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对瑞典的论述)。布洛维提到了社会学知识分子的对于空前的市场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应对方法，大多数人选择了和政府部门站在一起通过政策上来应对(比如国内的天津产业工人研究中心)，也有选择不问世事潜心钻研未来的理论的(比如像研究文化遗产和人工智能结合的各种安全而且好发论文的新方向)，而布洛维最为提倡的是社会学知识分子在社会消亡前积极的参与社会，而这就是他称之为公共社会学的路径。

和笔者翻译的这篇文章相似的是，国内沈原教授在2020年的《劳工社会学三十年》这篇文章中把大陆的劳工社会学研究发展历程分为了三个阶段，而这也是和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契合的，分别是①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起步和西学东渐;②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的将劳工研究归入劳工社会学体系内;③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和探讨新就业群体的研究趋势。从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转变和劳动研究的外部空间环境变化有关，并且实际上主要受到其的制约。在韩国二十一世纪后，尽管不存在鲜明的外部研究环境的变化，但是劳动研究者的初心也受到了大学内的世俗职称认定和就业市场导向的干扰。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在呼吁公共社会学的回归，追溯韩国民主化前后的学界进步派知识分子和劳动界融合的传统，更追溯自从劳动社会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和实践的工具的融合和田野研究的历史(参考布雷弗曼、布洛维、赖特、潘毅、陈敬慈等人的研究和参与轨迹)，并倡导社会学研究者主动的“干预”。(在沈原的《劳工社会学三十年》中就提到了曾经大陆社会学者的强干预—白沟民工夜校和弱干预—业主维权参与的例子)

尽管本篇文章并不是一篇论述韩国劳动界实际运动的文章，但是其体现出来的在新自由主义化下的关注劳动界的知识分子(也是葛兰西式的有机知识分子)退潮的现象也值得我们思考。笔者在这里并不想在劳动阶层和知识分子之间划开明显的界限，也不想把知识界仅仅局限于社会学者等专业研究群体，而是借助本文中所描述的和韩国历史上的“学卒”(参考《韩国工人》中提到的九老工业园区抗争等案例)现象相反的知识界走进象牙塔的现象来做出批判。尽管劳动社会学和先进的量化方法对于分析和介入劳动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工具，但如果像本篇文章中所述的市场化的韩国大学中的现象一样，仅把这种工具作为发表论文和求田问舍的捷径，那这实际上是违背了这样一个体系化的学科被提出的初衷。比如本文作者就提出了一个反面的例子，研究者无视打教室的女性被无故解雇的现实而去研究举办关于非正规工作或职场性别歧视的美妙理论和讲座。

以国内的例子来说，在公共空间和社会学研究都不断受到压制的当下，我们仍然更愿意看到的应当是像《马驹桥的时间》《过渡劳动》《卡车司机调查》《牛马游戏》《我在富士康》这样的直面现实劳动界议题并致力于寻求介入路径的研究作品，而不是那些在量化方法上新颖但缺乏研究实质效用的完美无缺的论文工厂的产品。知识界不能一边侃侃而谈劳动理论和量化问题而无视就发生在他们校园中的对于校工群体的系统性盘剥(包括劳务派遣、社保欠缴、工时过长等等)。

迈向劳动的韩国集体公共社会学

作者：Soon-Kyoung Cho

译者：忍冬青

出自：South Korea: Toward a Collective Public Sociology ofLabor

摘要

韩国的第三次市场化浪潮改变了学术知识生产的社会结构，揭示了传统公共社会学和有机公共社会学的困境与局限。烛光运动期间集体知识分子的出现，指出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另一种关系。最近震撼韩国社会的烛光守夜活动，为劳动公共社会学指明了新的可能性。本文讨论了基于集体知识的公共劳动社会学作为一种新范式的条件，并认为面对公共社会学日益专业化的情况，”劳动危机“呼唤集体公共社会学。

引入

“你是受过教育的女性吗?”举着的旗帜上写着数百名年轻女性参加了在韩国首尔市中心持续了50多天的烛光集会。对这些女性来说，“受过教育”这个词与大学学位、个人教育背景或知识储备量无关。对她们而言，受过教育的女性是指那些为了公共利益与他人分享自己所知，并采取行动带来改变以让世界变得更宜居的女性。这个问题也是对那种“知”与“生活”或“行动”相脱节的教学法的批判。反问句“你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吗?”主张知识应用于帮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它应该为了公共利益而被使用。

韩国劳动研究中的公共社会学也未能免于此挑战性问题。在过去二十年里，劳动社会学的理论和知识不断积累，但该领域的这一学术知识却日益与普通大众的具体生活相脱节。例如，尽管已有大量研究关于临时工问题的调查显示，他们的状况几乎没有改善。临时工的数量持续增加;临时工群体正迅速陷入贫困，且越来越多的女工加入其中，而工会密度却持续下降。韩国的劳动研究中的公共社会学有着悠久的传统。然而，新自由主义对工人生活的影响、对劳工的攻击及其复杂性带来了比以往时期更大的问题。韩国的情况证明，如果我们将公共社会学的定义局限于一种风格或一种知识类型，那么作为对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2005)所称的“第三次市场化浪潮”(即新自由主义)所产生问题的回应的公共社会学是不可能实现的。它需要被概念化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范式。在韩国，随着研究型大学竞相变得更加以市场为导向，劳动公共社会学日益专业化。结果，学术知识与专业技能与劳动的具体经验越来越脱节。然而，最近震撼韩国社会的烛光守夜活动为劳动公共社会学指明了新的可能性。在本文中，我将基于韩国社会的经验，探讨作为一种基于集体知识的新范式的公共社会学，我称之为“集体公共社会学”。我认为，面对劳动公共社会学日益专业化的情况，新自由主义下的“劳动危机”在韩国呼唤一种集体公共社会学。

一

冷战市场化和劳动研究

自工业化以来，韩国的劳动研究一直由公共社会学主导。根据市场化的规模和范围，韩国劳动领域的公共社会学可分为三个主要时期：(a)1987年以前的威权政权时期，(b)1987年民主运动和大罢工之后，以及(c) 1997年经济危机之后。威权政权下的劳工运动源于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这一时期的劳动研究主要集中在揭露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侵犯工人权利的行为。20世纪70年代以低工资、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为主的工业化并不需要创造国内购买力。通过扩大工人购买力来扩大市场和追求利润没有必要。这些条件使得国家的低工资压制政策成为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韩国劳动体制被定义为“血腥泰勒主义”(利皮茨，1987)，而不是福特主义的积累模式。

参与民主运动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揭露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的劳动问题相对简单。主要议程包括国家对工人的镇压和工作条件的恶化。如上所述，威权政权下的劳工运动是由工会中的工人和知识分子推动的。向社会揭露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是知识分子努力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教育工人了解他们的权利。大学生和毕业生到工厂工作，体验实际劳动，与工人见面并组织他们(译者注释：这一部分可以参考《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中对于学卒的描述)。学生们为工人教育准备材料并与他们合作。威权政权下的高校受到非常系统的管制，大学里的社会学家无法发挥重要作用。当时的主要研究借鉴了工人的经验笔记和大学生进行的实地调查。参与反政府活动并表达对政府政策反对的教职员工被解雇。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朝鲜半岛一直是冷战的竞争地带。韩国是美国资本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竞争的舞台。冷战框架塑造了韩国的劳动研究和劳工运动。美国于1945年占领韩国，有两个目标：将日本人赶下台以及建立一个抵御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堡垒。美国陆军驻韩军事政府(USAMGIK)的目的之一是根据美国商业工会主义的原则振兴非政治化的工会。USAMGIK集中精力将美国资本主义引入韩国。对于工人活动， USAMGIK对某些政治团体对运动的影响非常敏感。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有多少“共产主义煽动者”参与了运动以及以何种方式参与。反共主义被用作控制韩国劳工的重要手段。基于冷战意识形态的国家控制持续了很长时间，不仅针对劳工运动，也针对劳动研究。 1980年光州大屠杀以及针对策划这场悲剧的人的民主运动提出了新的问题。在极端镇压的军政府统治下，民主活动人士和进步知识分子问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应该是谁。光州的大屠杀以及更广泛的国家镇压让他们相信需要进行激进的社会变革，而不是简单的改革。政策问题几乎没有被讨论。在此期间，讨论主要由参与民主和学生运动的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以及研究人员主导。大学里关于劳动问题的辩论仍然是禁忌。劳动是学术机构中回避的话题。

图：韩国光州市民游行

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在促使劳工活动人士和进步人士对社会变革的立场发生转变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的关注点和研究议程开始聚焦于现有体制内的改革、制度变革和政策。 1987年的大劳工起义是工人骚乱的一次爆发，此前20年国家一直对其进行控制。“民主”劳工运动以重工业部门的蓝领工人(男性工人占主导)和金融服务业的白领工人为中心展开。无组织的工人开始被组织起来，尤其是在大公司。所谓的进步性韩国工会联合会在反对保守的韩国工会联合会的过程中成立。

活跃的劳工运动将许多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转向了劳工问题。校外的知识分子(大多是社会科学专业的研究生、初级学者以及参与民主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进行了许多具有公共社会学特征的劳工研究，以至于这一时期出现了“非学术界劳工研究的复兴”(张，1984;赵英仁， 1983;基督教正义与发展研究所， 1986;李泰亨，1986)。具体主题涵盖了许多不同行业工人的生活现实到劳工运动应对企业控制劳工策略的策略。然而，贯穿始终的主要主题是劳工运动作为社会变革的一种手段。许多工作场所应大公司工会的要求开展研究项目，这些工会想知道如何应对企业精简管理的措施。劳工社会学家为了工会的利益开展了这些研究项目。

二

“第三次市场化浪潮”与国家主导的

知识生产

1997年经济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敦促韩国政府实施使韩国劳动力市场更具灵活性的政策。随着金融市场被撬开，劳动力也应更加灵活。因中介剥削而被法律禁止的临时就业现在合法化了。遭受歧视性待遇的临时工(即实际上全职工作但因名义上是兼职而工资低于正式工的工人)数量急剧增加。截至2007年，临时工占韩国所有有工资工人的一半，在女工中占比约70%。

韩国开始认真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时间与民主化启动“文人政府”的时间相吻合。政府声称，20世纪90年代末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经济施加条件的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作为回应，政府试图促进市场竞争，但也努力提高社会工资(经合组织，2000)。反歧视法颁布，还制定了保护弱势群体权利的政策。在通过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政策的同时，政府还试图引入福利政策来“保护”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落后的边缘工人。在此过程中，新的研究议程凸显出来。有必要针对在威权政权下工会组织力量和激进劳工运动不断增强的情况进行政策研究。由国家资助的韩国劳动研究(译者注：韩国劳动研究所现在扮演的角色和国内的劳动关系研究院很像，都是为政府劳动政策服务的智库)所开展了关于劳工运动、劳资关系、失业保险、工资政策、工业事故和职业病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很难不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因为劳动部是大多数研究项目的主要客户，而且所长由总统任命。

为满足不断壮大的劳工运动的需求，一群进步的社会科学家组织了研究协会并出版期刊。例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妇女研究和工商管理领域的学者以及社会学家于1994年组织了韩国劳工研究协会。他们发现有必要针对企业重组、劳动灵活性、工资制度变化、个别公司层面引入新的劳工控制手段以及国家层面试图修订劳动法等情况进行研究。他们将为劳工运动开展政策和理论讨论以对抗资本和国家的攻势视为自己职责的一部分(韩国劳工研究协会，1994)。

然而，这些具有公共社会学特质的研究逐渐转向了专业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从劳工运动或改善工人生活转向了在专业期刊上发表研究文章。研究人员还试图遵循基于“客观性”和实证主义“科学”的专业社会学标准。更重要的是，“学术研究课题”往往源自西方学术界。劳工公共社会学所开展的项目与制度化学术界的“学术议程”相差不远。大多数课题——工作场所民主、劳工控制、劳资关系以及工会问题——都在西方学术社群中被讨论过。

三

大学走向市场：劳工研究中

公共社会学的专业化

自1997年经济危机以来，韩国社会各领域都出现了新自由主义话语和市场经济逻辑日益扭曲的现象。“竞争”和“效率”成为了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大学越来越仿照商业公司的模式。关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对校园产生了系统性影响。越来越多的大学按照麦肯锡等跨国咨询公司的提议进行重组。传统上由低薪、边缘劳动力从事的工作，如清洁和餐厅杂务，已被外包。结果，这些工人的工作保障和低工资状况恶化。大企业收购大学：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三星集团于1997年收购了成均馆大学，斗山集团于2008年收购了中央大学(宋， 2008)。

由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政策议程，人们全力以赴将标准提高到“国际”水平。为了成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优先加强教师的研究能力、招聘外国教授以及增加英语授课课程的数量。大学正在引入终身教职制度、新的绩效制度以及严格的晋升绩效评估。

这些举措不仅来自教育科学技术部。自1994年以来，由三星集团实际控制的《中央日报》每年都对国内大学进行评估，并将结果作为公开排名公布，从而对大学重组产生了强大影响。作为其主要指标，评估包括教师在专业期刊(特别是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英语授课课程、在该校工作的外国教授以及参与交换项目的学生(《中央日报》， 2007)。这些全球化标准往往是美国的。对韩国许多主要大学来说，在教育部和日报进行的这些评估中获得高分已成为其运营的重要重点。国家和资本对大学的控制已经存在了15年多，几乎没有受到抵抗。

这种环境使得大学研究人员更难产生劳工迫切需要的知识。读者面较广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大幅下降。在大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不被视为具有学术价值。为了获得续聘和晋升，教授们必须在学术期刊而非大众期刊上发表文章，并且要在国际期刊而非国内期刊上发表。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劳工和民主运动有重要影响的大众发行杂志，由于缺乏投稿人而面临困境。大学日益市场化的导向导致了公共社会学的危机，尤其是在劳工问题方面。大学的变化对劳工研究中研究课题和议程的构成产生了重大影响。符合全球标准往往意味着符合美国学术标准，并根据美国学术界的理论和研究议程来组织研究人员的问题。

即使一个课题对理解韩国的劳工问题没有帮助，比如“灵活专业化”理论，它仍然主导了大量研究。相比之下，在韩国很严重的问题可能难以被纳入研究议程。例如，劳动力市场中基于教育背景的系统性歧视很少作为劳工社会学的研究课题来处理。这是因为在西方，基于教育背景的歧视据说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很难被注意到，很难找到合适的概念和理论。由于大多数韩国研究人员依赖西方理论，这类问题在韩国可能永远不会被研究。

四

问什么：研究问题之间

“西方制造的理论”不仅塑造了研究问题，也塑造了韩国劳动力的现实与经历。这些现实与经历并非存在于“外部”;它们不是一个“有待发现”的客体。现实是由审视它们的人以及他们的语言、立场、价值观和知识所塑造的。例如，如果没有工作场所“间接歧视”的概念和理论，我们就很难察觉到这种歧视性现实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现实的理解是充满理论的。如果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能够最好地解决韩国的劳动力问题，那么我们不一定非要试图基于韩国现实去寻找新的理论和方法。韩国盛行的许多制度和政策都来自西方，再加上第三次市场化浪潮，可能会要求韩国公共社会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接受西方理论。事实上，西方关于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工作场所性骚扰以及劳动力市场歧视的理论，可能为分析韩国的现实提供最佳框架。

然而，依赖西方理论限制了我们的理解。例如，关于劳动力市场灵活性(Jung， 2006)、工作场所性别平等与劳工运动(Choi， 2000;K. H. Kim， 2004)、劳动过程与生产系统(H. J. Cho， 2005)、劳工运动(J. H. Lee， 2002;Oh-Chang， 2003;Shin， 1994)、产业关系与社会社团主义(No， 2008)、工人阶级形成(D. M. Cho， 2004;Koo， 2000)以及就业歧视等方面的理论讨论主导了社会学研究。相比之下，对于那些甚至未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讨论却寥寥无几。研究人员甚至不知道他们应该问什么问题以及如何提问。对西方理论的依赖削弱了研究人员自行提出问题的能力。劳动研究中的公共社会学也不例外。

五

作为一种风格的公共社会学的局限：

韩国的经验

布洛维(2005)将公共社会学与专业社会学进行了对比。它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学风格，强调为更广泛的读者群体进行新的写作;高度重视人权、和平与环境;并且致力于支持那些被新自由主义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按照公共社会学的这样一种定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共社会学主导了韩国的劳动社会学。特别是在劳动研究中，公共社会学比专业社会学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韩国的经验表明，如果公共社会学仅仅是一种新风格，它无法实现其既定目标。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有机的公共社会学，都无法应对新自由主义对劳动力的迅速而复杂的冲击。

劳动社会学家继续在报纸等平面媒体和广播媒体上发表他们的观点。然而，新自由主义时代劳动力面临的问题已不再简单。报纸和广播媒体并非讨论劳动问题以及消除新自由主义教条神话(例如关于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论述)的充分沟通手段。报纸篇幅有限;广播媒体时间有限(Herman & Chomsky，1988)。随着就业形式更加多样且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复杂，需要更多的空间和时间来揭示将效率置于最高优先级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和政策的虚假性。然而，在一篇500字限制的评论文章中或在一个不到1分钟发言时间的广播节目中很难做到有说服力。这一事实表明公共社会学需要将注意力转向互联网，因为互联网不存在这些问题。

有机公共社会学的局限在其诸多方面也很明显。参与式行动研究只有在相关研究人员有勇气冒着其工作被称为“政治激进主义”而非“学术研究”的污名风险时才有可能。尚未获得终身教职的初级教员由于担心失去在大学的职位而难以进行这种参与式行动研究。此外，参与式行动研究需要一个比任何其他研究方法都更耗时且压力更大的研究过程。在当前根据研究人员在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来评估其成就的结构下，研究人员往往会回避这种“低效”的行动研究。

新自由主义在就业形式、地区、性别、国籍等方面造就了更加多样化的劳动力。日益复杂和多样的劳动问题凸显了少数“专家”知识分子所进行的劳动研究的局限性。2008年上半年韩国的烛光运动为开展公共社会学并拓展其视野指明了一条新途径。

六

烛光运动与劳动集体公共社会学的

可能性

在烛光集会上明确感受到其力量的集体智慧展现了一种新知识范式的可能性。烛光守夜活动始于对韩国政府决定进口可能感染疯牛病的美国牛肉以促成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签署的抗议。在互联网上，一名高中生提议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数百名主要是女中学生参与其中，这进而引发了在各大城市有近80万人游行的集会。

始于5月初的集会持续了近3个月，在全国不同城市同时举行。根据韩国国家警察局(2008年)的一份报告，2008年5月和6月期间有1700多次集会。这些抗议活动由主要是女中学生发起，发展成为各界人士参与的大规模烛光集会，跨越了年龄、性别、社会阶层和国籍。示威活动始于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最初由女性引领。然而，对安全食品的需求很快转变为对政府关键政策的反对，比如国家医疗保险和国有企业的计划私有化;大运河建设计划，该计划有可能造成环境灾难;以及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这些诉求还与挫败政府控制韩国广播公司(公共广播公司)的企图的运动以及抵制那些被指控虚假报道的报纸上的公司广告的行动结合在一起。

通过网络空间，公民相互交流、收集信息、产生新知识并制定新行动计划。韩国的烛光运动开创了利用互联网和其他电信技术创造民主和平等知识生产模式的途径。互联网、无线笔记本电脑和视频技术使得能够实时追踪烛光守夜活动的在线电视报道以及随后的辩论。在抗议过程中，公民对韩国社会的社会结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如何将韩国社会转变为风险社会以及资本无止境的逐利如何威胁人类生命有了更系统的理解。在试图改变社会的过程中，公民增强了对周围现实的认识。当他们看到参与和平示威的抗议者被逮捕时人们认识到国家执法的非法性。他们对一些将和平集会描绘成“左翼分子的暴力示威”的保守媒体有了更直接和清晰的认识。那些判定针对在有虚假报道的保守报纸上做广告的公司的抵制活动违法的检察官表明了法律适用是多么不公平和不公正，以及司法系统如何依赖政治权力。

烛光守夜活动指明了一种新的集体知识生产模式的可能性。它们表明人们的集体智慧能够挑战专家的知识。观察烛光运动，就连学者也认识到这种知识社会化生产的力量。公民了解了疯牛病可能传播背后的人为因素，比如美国肉类加工厂的劳动过程。随着工会决定不参与进口美国牛肉的运输，公民也开始明白他们的健康和食品安全与劳工运动为何关联。在抗议的两个月里，“集体的眼睛”了解到出现在电视辩论节目和其他媒体的专家小组中的所谓专家和学者的专业知识是多么有限和有偏见。

七

对“劳动”进行重新概念化的必要性

烛光集会为公共社会学提供了另一个重要启示。如此多的公民，无论社会阶层、职业、地位或性别，都积极参与抗议，因为食品安全问题引发了人们的直接利益。我们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如果“工作”或“劳动”与食物一样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为何劳动问题没有像食物问题那样受到同等关注?为何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劳动问题与自己无关?为何劳动问题被视为左翼议程?部分原因在于公众对劳动问题的关注度较低，这可能与劳动与暴力劳工运动或商业工会主义形象的关联有关。此外，部分问题在于社会学对正规工资劳动的关注。像Ko(2000)这样的女权主义者批评了劳动概念的界定，这种界定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将女性边缘化。大多数关注都集中在大公司中永久全职员工的问题或劳动法及国家监管问题上，而忽视了官方劳动力市场之外的人群，无论是无薪家庭成员还是失业者。

学者们几乎未曾尝试涉足劳动的具体体验。学者们可以讨论底层群体的理论，却从未接触过任何底层群体。 当今学术专业化的悲剧在于，一个从未从事过护理工作的学者能够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并在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篇关于护理工作的“科学”文章。然而，了解世界与亲身知晓世界是不同的。因此，学者们不知道如何将劳动者的结构性利益与更广泛人群的直接利益联系起来。

八

劳动集体公共社会学的条件

韩国的案例表明，公共社会学可以且需要被概念化为一种新的知识范式。韩国的第三次市场化浪潮改变了学术知识生产的社会结构，揭示了传统公共社会学和有机公共社会学的困境与局限。烛光运动期间集体知识分子的出现，指向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公共社会学的驱动性问题应从“研究者是否应参与公共生活，如果是，应如何参与?”(Wieviorka，2008，第381页)转变为“公众是否应参与研究，如果是，应如何参与?”首先，只有当我们学术社会学家放弃对知识生产的垄断时，集体公共社会学才有可能。尽管专业社会学通过其晦涩的语言和对专业知识的宣称使人们丧失权力，但集体公共社会学通过揭开专业知识的神秘面纱赋予他人权力。

然而，韩国劳动研究的历史以及(社会)科学的历史都不支持他的断言。只要我们坚持对专业知识的垄断，就难以将民众视为知识生产者。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学家首先应该审视自己：我们是如何垄断知识的，我们对知识的垄断如何导致劳动者和更广泛公众在智力上被剥夺权力，以及这种垄断如何阻碍了知识的增长。

更具体地说，劳动社会学家需要研究劳动过程，与自身保持批判性距离。在进行研究时，是什么原因、关切和利益驱使我们选择项目?哪些因素在促使我们选择特定主题方面发挥了作用?我们需要通过客观化自己和自己的工作来进行自我反思。正如Alvin Gouldner(1971)所说，社会学家除非了解自己对他人的意图以及对他人的影响，否则无法了解他人;他们在不首先了解自己、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他们所受的社会和自身力量影响的情况下，无法了解他人。

我们还需要重新审视公共社会学的价值和目标。在这个时代，互联网充斥着各种信息和知识，公共社会学的作用不应局限于传递“正确”的知识。韩国的烛光守夜活动生动地表明，当公民对特定问题有求知欲和兴趣时，他们能够产生与学者或专家所产生的知识同样重要的知识。如今，韩国的劳工危机与其说是源于理论或知识的匮乏，不如说是源于缺乏兴趣和动力去发展新型知识，而这种知识本可通过培养对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规劳动活动的敏感度来获得。为此，劳动社会学教学法的变革至关重要。教育应转变为将从劳动经验中学到的知识内化的过程，而非传授僵化的知识。

我们需要反思知识与现实的脱节。例如，让我们自问：“如果我们忽视打扫教室的女性被无故解雇的现实，那么关于非正规工作或职场性别歧视的美妙理论和讲座有什么意义呢?”只有将知识融入现实生活，我们才能培养出能够出于公共利益运用知识的“受过教育的人”。最近的烛光集会表明，韩国社会已准备好迎接一种新的教学法，一种集体的公共社会学。我们必须将理论应用于自身，以探索缩小“知”与“行”差距的条件。

参考文献：略

文章作者：Soon-Kyoung Cho

译者：忍冬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