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马驹桥的时间》】（三）对许多长期工来说，加班是一种“权利”

合适的位置：第三章第一节，第86页，“如果是做搬运工，运气好的时候甚至只用干两三个小时就能拿到100元”后。

关于时长，此处可以考虑一下长期工的情况。一个已为学界熟知但却较少为社会所广泛认知的事实是，许多工厂的长期工是愿意加班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只有加班，方能使他们得到足够的工资。一个普遍的做法是，在招工广告中，用人方(工厂或中介)会给出一个“综合工资”，这个数值往往很高，能够吸引打工者。然而，这个综合工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谓“八小时工作制”下的工资，而是“基础工资+加班时长×加班时薪+其它杂项”的结果。在这种工资计算模式下，基础工资往往较低，甚至仅仅满足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不足以满足工人们的正常需求。因此，只有加班方能使他们获得足够的工资。

为了具象化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自己来算一算：某工厂的基础工资是2610元，这个数字也就是21.75(法定月计薪天数)×8(八小时工作制)×15(时薪)，而这个工资显然不能满足工人们对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无论是当下的抽烟喝酒或者未来的回乡买房相亲)。但是在实际运行中，这个工厂实际上是每周单休、每日12小时工作的。那么，工资就是21.75×8×15+21.75×4(每个工作日多工作四小时)×22.5(工作日加班1.5倍时薪)+4.3(周末加班工作日)×12(休息日工作时长×30(休息日加班2倍时薪)=6115.5元。有时，用人方还会在这个数字上加上各种可能有可能没有的补助、奖金，以及自愿放弃五险一金而多拿的工资。通过这种计算方式，一个基础工资2610元的工厂，就可以在自己的招工广告上写着“综合工资7000-8000元”。

图 请注意“综合工资”这四个字

请注意，在以上计算中，工厂虽然可能存在加班时长过长的问题，但发放工资的计算方式是完全符合国家法律标准的。不过事实上，也存在相当多的工厂，不像刚才我们计算的那个工厂一样守法。这种不守法的工厂，不按照法定的加班工资计算方式发放工资，而是单独约定一个加班工资，或者干脆只给一个时薪标准，无论工作几小时、在哪一天工作都按照这个时薪来计算。这种做法在法律上属于对工人加班权益的克扣，但在实践中往往难以追究。不仅是因为工人议价权相对缺失，也是劳动监察执法在实践中的事实失灵。但无论如何，通过加班，工人们可以拿到最终比基础工资高出许多的综合工资。也正是这个综合工资，成为了许多人所谓的“蓝领拥有高收入”的证据之一。

这里并非是要简单肯定或否认工厂的这种做法，而是应当首先指出，这种做法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对于我国广泛存在的中小工厂而言，生存和发展并非易事。它们规模不大，既不具有雄厚的资金基础，又高度依赖上下游产业链，极度依附于市场变化。由此，通过这种工资计算方式，工厂可以根据当前需求调整产量，并且减少其所需要支付的工资成本。例如，当市场需求旺盛时，就可以每周工作六日、每日工作12小时;当上有供应链断裂或者市场需求不足时，就会减少加班，改为每周工作五日、每日工作八小时，将工资降到最低;在高度困难的情况下，有些工厂还会宣布给工人放假，而这种假期自然也不会是带薪的。

正因如此，在国内的许多工厂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新入职的工人们需要走后门，才能被分到加班时间长的岗位;当企业经营不善时，加班时长也被缩减，因此有工人们会组织起来进行罢工，向企业主要求加班。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多出自于老一代打工者，新一代打工者则往往对加班没有那么欢迎(可参见汪建华：《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70、191页)。

对许多白领而言，这一现象十分荒诞：工人争取的“权利”，不过是有机会更长时间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种对于加班的需求，是和许多白领截然相反的。当然，这和白领工作自身独特的“制造同意”路径是有关系的，相关研究汗牛充栋，故在此无需多言。这里只需要点出最简单的一点，即对于工厂中的工人而言，加班本身是与其物质利益紧密挂钩的：完成一小时的加班，就能拿到一小时的加班工资。然而，对于白领而言，其加班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仅仅是为了完成某一任务，抑或是为了在某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中自处(如“一下班立刻就走，说明你工作态度不好”)。因此，白领们的加班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最多仅仅是间接的。

除此之外，不同阶层、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工作的不同要求，也同样影响着他们对于加班的认识。同为蓝领阶层，新一代打工者对于工作条件、社交环境等要求更高，而这就使得他们更不乐于接受会让他们感觉身心俱疲的加班。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循环：他们越是有对工作条件、社交环境的高要求，就越是无法忍受当前所处的工作环境;他们越是无法忍受当前所处的工作环境，就越是增加换工作的频率;他们越是增加换工作的频率，就越是难以在某一工作中获得他们想要的社交环境和工作条件(因为他们在工作中是新人)。这一循环，在社会学上有时被称为“期望陷阱”(aspiration trap)：上升的期望与停滞的现实之间的落差，不会催生有效的集体行动，反而往往转化为个体层面反复的流动与挫败，最终导致个人无法获得其能力应当实现的成就。

这看似可以简单归因于他们自己的“无知”甚至“懒散”，但同样应当重视的原因是，他们在劳动中缺乏足够的议价权。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庞大的“产业后备军”(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78页)，还是内外部广泛的分裂和缺乏伴随集体行动成功而来的“团结”(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191-200、321、328页)，抑或是种种外部干预，始终都是工人们享有议价权的制约因素。正是因为缺乏议价权，所以他们要么就只能“老实”的接受现实(有许多人认为这些工人理应如此)，要么就只能不断的在一个个工作之间“碰运气”。

最后，仍无妨补充说明一个问题。在上述讨论中，老一代打工者似乎是一个逆来顺受、甚至带有几分“受虐狂”色彩的形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老一代打工者所经历的历史环境和新一代打工者有极大不同。他们所熟知的文化、他们打工生活与家乡生活的对比、他们的人际关系网络、他们对于未来的预期等，都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接受条件差、但是有收入的工作。他们并非不进行抗争，并非不关注自己的利益，只不过正是由于各方面原因，有工资的加班本身并不会被视为一种利益侵犯，反而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被视为一种利益给予：当下获得的金钱，是此刻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利益。

另一方面，这同样意味着对无偿劳动的反对。作为对比，许多工厂在工作前有开会晨操，在工作后有训话清理。这些都不被算作工时内，没有工资，也基本不会有人乐于接受这些东西。至于通勤时间，更是一个问题了。第二章第二节中，我曾做过一份工作12小时、收入140元的中非合作论坛保安日结工，计算易得时薪为11.6元。但是，正如我正文所述，我旁边的一位日结工是这样跟我算这笔账的：为了做这个工作，他早上四点钟起床去集合地点，五点钟集体出发去岗位，早六点到晚六点干十二小时，吃了工作餐，坐车回去赶上晚高峰堵车，回到马驹桥已经八点多了，所以他这一天为了工作实际上花了16个小时，因此他一个小时只能挣八块多钱。如果说，这种算法只是这名日结工有意无意的夸张，而且通勤时间和吃饭时间相对自由，故不应算作工作时间;那么退一步说，没有这种自由，且实际是生产过程一部分的开会、晨操、训话、清理等工作，又凭什么不应该算在工作时间里呢?

文：丛瑞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