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劳动运动史——1868—1914（下）

编者按：

1914年以前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来说还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启蒙性质的运动。此外，自发工人运动在日本的较为薄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人(尤其是女工)所面临压迫的复杂性和交织性：城市的资本主义+农村的父权制农民家庭。这种双重压迫削弱了女工进行自发的结社抵抗的能力。

如果考虑到上述情况，对女性工人来说，反抗父权制的斗争不仅不应当为“纯粹的资产阶级vs无产阶级的斗争”让路，反倒可能成为后者得以展开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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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劳动运动史——1868—1914（中）

日本劳动运动史——1868—1914（上）

政治运动：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运动

由于劳动者不仅没有被选举权，连选举权也没有得到承认，因此在这一时期，劳动者当然没有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即使是劳动组合期成会，其政治活动也不过是围绕工厂法案修正展开运动而已。甚至对于事实上禁止罢工的《治安警察法》，它也没有展开值得注意的反对运动。

不过，片山潜在期成会活动中经历了警察和日本铁道公司对劳动运动的压迫，因而逐渐开始认识到政治运动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的社会主义倾向日益增强，并在《劳动世界》中设置“社会主义栏”，介绍海外社会主义运动的信息。当时片山所谓的“社会主义”，是认为即使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之下，只要实现普通选举，也可以通过议会实现革命。即便如此，片山的这些主张仍然与高野房太郎的主张发生了对立;后者立足于温和的工会主义，并采取反社会主义立场。

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从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学术研究开始的。其中一部分人逐渐信奉社会主义。1898 年，片山潜、安部矶雄等人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其宗旨是“研究社会主义的原理及其适用于日本的可否”。1900 年，该研究会进一步发展，改名为社会主义协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和启蒙运动。

再到次年，安部、片山等人成立了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该党在纲领中提出了废除一切阶级制度、废除军备、生产手段公有等八条“理想”，以及废除贵族院、实施普通选举、废除《治安警察法》、制定工会法等二十八条当前要求。然而，政府立即下令禁止该党结社。

这个党的发起人共有六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除幸德秋水以外，所有人都是新教基督徒。日本铁道公司矫正会的核心活动家也都是基督徒，而且是热心于禁酒运动的人，这一点也为人所知。虽然在日本整体上，基督徒从未超过人口的 1%，但在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基督徒却占有很高比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原因在于，在明治维新以前一直禁止基督教的日本，在宗教色彩浓厚的天皇制统治之下，并且在父权制家庭制度束缚个人自由的环境中，个人成为基督徒会招致周围强烈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徒不得不意识到社会制度的矛盾。反过来说，对于那些意识到社会制度不公的人来说，基督教也成为其精神上的依托。

此外，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的日本，非富裕者能够前往的外国只有美国。而当时的美国正处于社会福音运动高涨时期。

另外，到外国留学的日本人多具有科学、合理主义取向，因此在基督教内部，他们受到一神论，即 Unitarianism 的影响尤其强烈。例如，撰写社会民主党宣言的安部矶雄，以及友爱会的创立者铃木文治，都是一神论者;社会主义研究会和友爱会的总部，也设在日本一神论协会总部的建筑内。

也由于这些原因，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翻译性倾向，往往成为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运动。例如，以《劳动世界》为首，当时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机关报一定设有英文栏。这固然显示了日本运动家对国际问题的高度关心，以及进行国际交流的强烈意愿，但也不可否认，正因如此，它与普通劳动者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

日本社会主义者展开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活动，是在日俄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幸德秋水和堺利彦成为核心，创立了平民社，发行《周刊平民新闻》，展开反对日俄战争的论战。他们还向敌国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寄送呼吁团结的信件，并派片山潜作为代表参加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

日俄战争后，1906 年 1月成立的西园寺内阁提出承认社会主义者运动的政策，于是堺等人成立了日本社会党。不过，鉴于社会民主党的经验，他们没有提出纲领，而是在党则中规定“在国法范围内主张社会主义”，从而避免了解散命令，成为日本第一个获准活动的社会主义政党。

然而，不久之后，日本社会党内部的对立激化。一方是幸德秋水等人，他们倾向于通过直接行动实现革命，否定选举和议会活动;另一方是片山潜等人，他们主张通过争取普通选举权，使劳动者开展议会活动，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最终，在 1907年的大会上，由于该党把党则改为“本党以实行社会主义为目的”等原因，政府下令禁止该党结社。

此后，直接行动派中也出现了谈论暗杀天皇的人。1910 年，政府利用这一点，以社会主义者企图暗杀天皇的“大逆事件”为名逮捕了许多人，将幸德等 12 人处以死刑，另有 12 人被判无期徒刑。此后，对社会主义者的取缔极其严厉，社会主义运动迎来了“冬天时代”，其再生不得不等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无论如何，在这一时期，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基本上只不过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思想运动。由于工会也很薄弱，劳动者对政治运动的参加仅限于少数人的个人参与。几乎唯一的例外，是足尾铜山大日本劳动至诚会的五六名核心活动家加入了日本社会党。劳动者和佃农作为组织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随着 1925年普通选举权得到承认、无产政党产生之后的事情。

分析——工会运动薄弱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工会运动在日本没有发展起来呢?这就是问题所在。劳动者阶级运动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这是这一国际共同研究项目的课题。就日本而言，从反面接近这个课题，或许更符合比较研究的目的。换言之，我想探讨的是：日本资本主义能够在短时期内追赶欧美，然而劳动者阶级运动却未能像欧美那样发展为稳定而恒常的组织，其原因究竟何在。

一

迄今为止经常被指出的一点，是由于小农经营稳固存续，劳动者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数量力量相对较小。下面的表 3 很好地显示了这一点。

<备注：(1)人口单位为千人，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2)出处为梅村又次《按产业分类的就业变动：1880—1940》，《经济研究》第24卷第2号，1973年4月。 >

也就是说，从 1870 年代到 1915 年，从事农林业的人口一直在 1550 万至 1600 万人之间横向变化，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进展，非农林业人口以相当速度增加。即 1872—1875 年为 586 万人，1886—1890 年达到 700 万人，1896—1900 年达到 850 万人，1911—1915年超过 1000 万人，40 年间增加了 70% 以上。

然而，在全部有业人口中，农林业人口所占比例仍然保持在很高水平，即使在 1910 年代前半期也占 60.7%。非农林业人口比例在 1870 年代前半期为 27.4%，1890 年代前半期为33.9%，1910 年代前半期也仅为 39.3%。当然，这里的非农林业人口数值并不直接表示劳动者人数，其中还包括公务、商业、服务业等领域。非常粗略地说，可以推定劳动者大约占其中一半。

二

进一步说，一个重大问题是，工厂劳动者中半数以上是缫丝、纺纱等行业的劳动者，而其中近 90% 是女性，并且许多人还是未成年人。以 1903 年为例，在使用 10 人以上的工厂劳动者 48 万 3839 人中，纤维产业部门劳动者为 27 万 974人，占 56%;其中女性劳动者为 24 万 171 人，竟然达到89%。

实际上，在缫丝业和织物业中，不满 10 人的工厂比例较高，因此女性劳动者所占比重还要更大。这一事实对日本劳动运动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她们在前近代农村的父权制之下，始终被迫服从。对于这样的人，期待她们参加意味着反抗雇主的劳动运动，是不现实的。再加上，她们的大多数是外出务工劳动者，只是在一生中的某一时期生活于工厂之中。她们通常在12 至 13 岁入职，到 20 至 22 岁左右因结婚而退职。尤其是在缫丝工厂中，一般冬季会停工，因此缫丝女工全都是季节性劳动者。

如此一来，并未打算终身作为劳动者工作的农民女儿，难以形成作为劳动者阶级一员的自觉。她们的抵抗，最多也只能表现为从工厂逃走，或者转移到其他工厂。这些方面，都是制约日本劳动运动的重要条件。

三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女性劳动者占半数以上，只是在限于工厂劳动者的情况下才成立。如果把矿山业、运输通信业等男性劳动者占压倒多数的领域，以及以男性为中心的职人，例如木匠、石匠等也包括在内，那么能够成为劳动运动承担者的劳动者，在绝对数量上绝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而且，日本很早就推进了城市化，劳动者阶级中有许多人集中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此外，在雇用这些男性劳动者的企业中，大规模事业所并不少见。1909 年，以拥有 2 万 1000名劳动者的吴海军工厂为首，雇用 3000 人以上劳动者的工厂和矿山有 30个，其中许多是主要雇用男性劳动者的企业。

虽然没有显示职人总数的统计，但主要职种的数值仍然保存下来。据此，例如木匠从 1880 年代到 1910 年代有 16 万至18 万人。此外，还有 7 万至 9 万名木锯工、2.5 万至 3.5万名石匠，再加上伐木工、泥瓦匠、门窗木工、瓦匠、屋顶工、砖匠等，仅建筑相关劳动者，即使再保守估计，也不会低于 30 万人。除此之外，铁匠、家具工、蹄铁工、陶工等各种手工业职人的人数也绝不算少。

能够成为工会运动潜在参加者的，并不只是这些职人。职人人数随年份的变动相对较小，但运输通信相关劳动者则随着时代推进而急速增加。例如，铁路事业从业者在 1885 年只有1940 人，到 1895 年增加到 3 万 1451 人，1905 年为 7万 7571 人，1914 年则达到 15 万 152 人。

虽然不是劳动者人数本身，但反映运输相关劳动者数量的货车台数，也从 1878 年的 17.3 万辆增加到 1885 年的 49 万辆、1896 年的 105 万辆、1910 年的 146 万辆。

这样看来，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劳动运动的前提——劳动者的数量力量——也显然绝不是微不足道的。

这些劳动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都抱有各种不满。例如，与资本家的利润相比，工资很低;从国际水平来看，也很低。尤其是在两次战争之后，由于为扩充军备而增税所引发的物价上涨时期，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减少，生活水平下降。劳动者对这种局面怀有强烈不满，这一点也可以从劳动争议频发的事实中看出。

考虑到这些条件，劳动者理应感到有必要组织工会或参加工会。尽管如此，工会运动却没有出现稳定发展。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四

对此，常被指出的回答是：存在一个专制而强有力的政府，并且这个政府持续对劳动运动采取敌对态度。其中尤其重要的是1900年制定的《治安警察法》第 17 条，该条以刑事处罚禁止对罢工进行诱导和煽动。正如这部法律的制定所显示的那样，政府对工会采取敌对态度;具体而言，警察禁止各种工会集会的镇压，以及由此得到鼓舞的经营者对工会的压迫，确实是铁工组合和矫正会崩溃的直接原因。

与这一点相关，重要的是，明治政府对劳动运动的严厉应对，与其说是为了应对日本劳动运动已经引发的现实问题，不如说更强烈地具有一种借鉴先进国家先例、作为预防性治安对策的性质。警察对劳动运动的警戒超过了其实际力量，总是试图在其萌芽阶段就将其摘除。在这个过程中，警察极其任意地解释和运用法律。原本并非为应对劳动运动而制定的各种法律，也被用于压制劳动争议。甚至在《治安警察法》于 1900 年制定以前，警察就已经对劳动运动采取了极其敌对的态度。

另一方面，劳动者保护法的制定则因资本家阶级的反对而迟迟不能实现。工厂法直到 1911 年才成立，而实际施行则又是在5 年多后的 1916 年。这种政治和法律上的限制，是阻碍劳动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对劳动运动的镇压并不是日本独有的条件。在任何国家，运动初期都常常可以看到类似情况。而且，《治安警察法》也只是禁止诱导和煽动罢工而已。事实上，尽管存在这样的法律，罢工仍然频繁发生。另一方面，在日本并不存在禁止组织工会本身的法律。实际上，在足尾铜山，即使在《治安警察法》之下，工会也被组织起来，并且虽然时间短暂，却曾经存在。这样的事实表明，不能仅仅用政治和法律上的限制来解释劳动运动组织上的薄弱。

五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像欧美那样的行业工会从来没有存在过。当然，日本也诞生过工会，但它们与行业工会相去甚远。无论是铁工组合，还是矫正会，都无法通过徒弟制来限制入职，或者说从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的意图。

日本的一些研究者对这一事实作出如下解释。也就是说，铁工组合等组织所依托的基础，是军工厂、造船所和铁路。在这些企业中，由于移植了欧美先进技术，日本原有的传统技术并不能原封不动地发挥作用。因此，重工业职工不得不由企业来培养。此外，被引进的技术已经处于进入大量生产的阶段，其熟练劳动的性质，正是“行业”正在被分解为“工作岗位”的阶段。

因此，在日本没有像西欧那样形成拥有手工业式、万能型熟练技能的稳定劳动者阶层。

同时，这些重工业迅速成长，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

在这样的地方，通过限制入职来控制劳动力的行业工会政策，不可能成为现实问题。上述研究者就是这样解释的。

然而，实际上，即便在军工厂、造船所等近代工厂中，也存在锻工、铸工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传统职种职人熟练技能的职业。工厂内部也存在由劳动者工头承包作业的间接雇佣制度，劳动者的培养也有不小一部分交由工头型劳动者承担。此外，熟练劳动者需求增加这一状况，本来应当是劳动者控制劳动力市场的有利条件。仅仅以先进技术的引进这一问题，并不能充分说明为什么日本无法成立行业工会。

更清楚地显示这一点的，是手工业职人和金属矿山矿工的事例。也就是说，即使在明治维新以后，仍有许多产业和职种保留着旧有手工业熟练技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并且在技术和人员方面具有连续性。例如木匠、石匠、泥瓦匠、瓦匠、屋顶工、门窗木工、榻榻米工等建筑相关职人。在这些职业领域中，为学习技术而存在的徒弟制当然存在，自主性互助组织也存在。

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试图通过限制入职来控制劳动力市场。

进一步说，正如在分析争议时已经提到的那样，也看不到反对从外国引进新技术的“限制性惯行”。

在欧美，工会生成期中，成为运动中心的不是工厂劳动者，而是职人。然而在日本，木匠等拥有古老传统的职人，最终从未成为工会运动的核心承担者。作为决定日本工会运动薄弱的因素，这一事实极其重要。

六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其中存在历史性因素。具体地说，就是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城市的性质，与西欧中世纪城市不同。德川时代的日本并不存在像欧洲那样的自由城市，也不存在欧洲型行会，即自治性、自律性的工商从业者组织。

在 17 世纪以后幕藩体制之下，日本的城市主要是置于领主直接支配之下的城下町。城市居民组织，基本上是为了领主的统治而设置的。职人组织也是从上方建立起来的组织，其目的在于承担领主所要求的“役”，也就是作为租税的劳动。

1721 年，幕府发布了组合结成令，但这是为了进行物价统制，让商人和职人组织组合，同时禁止限制参加组合的人数。

当然，日本的职人组织并不是完全没有试图规制工资、劳动时间等。但是，这种由“职人仲间”进行工资规制的尝试，被领主视为抬高物价而加以禁止。限制加入的尝试在部分地方也可以看到，但同样被领主禁止，并没有出现对此的抵抗。

生产者自主决定劳动条件等事项，不仅受到领主禁止，也没有得到消费者在社会上的承认。一般人也认为，工资协定以及限制组合参加人数是不正当的。日语中不存在相当于英语“stint” 的词语，这一点显示出日本并不存在对作业量进行自律性规制的行会惯例。

与此相关，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与西欧等地劳动者之间，在如何看待相互竞争方面存在差异。在西欧行会惯例中，限制彼此之间围绕劳动时间、作业量、工资等展开竞争，正是其基本原则。可是，在日本，认为竞争正当的能力主义取向很强;能力高的人理应获得较高报酬，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究竟是这种观念导致了行业行会的缺失，还是行业行会的缺失使这种观念普遍化?我们并没有足够材料判断哪一个是原因，哪一个是结果。但是，这种差异大概取决于行会式惯例是否获得社会承认。日本劳动运动史中几乎没有反对计件制的事例，也与这一点并非无关。此外，对于新技术的引进，日本劳动者也几乎没有抵抗。欧美工会所谓的“限制性惯行”，在日本并不存在。这一点使企业能够极其容易地接连采用新技术。

对于行业行会、行业工会来说，职种概念在社会上确立是很重要的;但在日本，这一点也很薄弱，熟练劳动者、半熟练劳动者和非熟练劳动者之间的区分是模糊的。日本劳动者传统上对职种间流动不具有抵抗力，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此外，日本劳动者与其说归属于特定职种，不如说更倾向于归属于企业，这也与此有关。今天日本大多数工会按企业组织起来等日本劳资关系的重要特点，如果不考虑这种行业传统的缺乏，就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