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劳动运动史——1868—1914（中）

编者按：

1897年之后，兴起的日本劳工运动，作为一种自发的劳动者抵抗，有相当的特殊性。如作者提到的那样，与其说日本工人争取的是单纯的工资，不如说他们寻求的是“被当作常人一样尊重”。这种意识中既有寻求获得承认的积极的一面，也有仅是寻求令自己和自己的子女，在既有的等级体系下升迁的小生产者意识的一面。

日本机车司机行会于1898年展开的斗争，其采取的做法值得注意：行业内工人的秘密组织、提出要求、采取集体行动、受挫后发出暗号扩大行动范围，最终取得成果。

翻译本文仅出于历史研究的兴趣。

接上文：日本劳动运动史——1868—1914（上）

1897年以后劳动争议的特点

第二阶段是日本资本主义迅速成长的时期。作为这一阶段开端的1897年，同时也是日本近代工会的出发之年。后文将要论述的劳动组合期成会，以及它最初的组织化成果——铁工组合，都是在这一年诞生的。

从劳动争议发生件数来看，1897年也达到此前水平无法相比的高度。仅这一年发生的罢工，就超过此前10年的总和。从这一年7月起，政府开始编制罢工统计，这也表明罢工已经被意识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1898年以后，罢工浪潮呈下降趋势。即便如此，其水平仍然是1896年以前的2至3倍。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工厂、矿山以及铁路业中的劳动争议增加了，而且开始出现并非突发，而是在经过组织性准备之后发动的争议。

其中典型的，或者说在这一时期相当先进的事例，是日本铁道公司机车乘务员的争议。1898年2月开始的这场争议，是日本最大私营铁路企业内部围绕身份待遇改善、加薪等要求展开的。

机车司机等人建立了秘密组织，并呼吁每个人以匿名形式把要求书邮寄给公司。同时，他们开始进行一种“遵法斗争”：机械地遵守列车运行规定，从而使列车缓慢行驶。公司方面发现并解雇了首谋者后，指令通过暗号电报发往所有机车库，机车司机随即进入罢工状态，该公司全线列车停运。最终，公司方面同意与机车司机代表谈判，罢工以劳动者胜利告终。

此外，在其前一年，横滨和东京的造船木工也在组织工会之后，发动了要求加薪的争议。

作为后半期转折点的1907年，爆发了超过10年前高峰的劳动争议，创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高纪录。尤其是在产铜量位居日本第一和第二的足尾铜山、别子铜山，发生了大规模矿工暴动，最终出动军队才得以镇压。

足尾铜山也存在由一名社会主义者组织的工会，在其领导下，加薪运动有所发展。暴动最初是由试图摧毁这个工会的饭场头等人挑衅行动引发的，但骚动规模超出了挑衅者的预想。这一年，以矿山、军工厂和造船所等为中心，发生了230多件劳动争议、130多件罢工，数万名劳动者参加。

那么，这种劳动争议的高涨究竟是由什么造成的呢?

1897年争议骤增的背景，是消费者物价上涨，这一点在当时就已被指出。甲午战争以后，政府为了扩充军备，采取了通过引入烟草专卖制、设置酒税等大众课税来增加税收的政策，因此物价上涨。城市地区消费者物价比上一年上涨14.3%。尤其是1897年，由于稻米歉收，食品价格上涨率高达20.6%，尤为突出。

食品价格上涨趋势从1895年就已经持续。与4年前相比，1897年的食品价格竟然上涨了42.2%。1907年劳动争议频发，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物价上涨导致实际工资下降。当时的物价上涨，是由于政府为了筹措高达20亿日元的日俄战争战费，采取以间接税为中心的增税政策，并进一步强化烟草专卖制度、引入食盐专卖制度，以及通过募集外债增加日本银行券发行量所造成的。尤其是专卖制度的引入，导致盐、味噌、酱油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由此可见，劳动争议的高峰与消费者物价，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之间确实存在密切关系。争议的主要要求也是提高工资，这也支持了上述判断。

不过，不能仅仅用物价上涨造成的生活困难来解释这一时期劳动争议的增加。因为参加劳动争议的许多人，并不是最底层的劳动者，反而是相对而言获得“高工资”的人们。

例如，日本铁道公司机车司机的工资，即使在1898年争议发生时，与其他职业相比也处于显著高水平。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要求增加工资，是因为甲午战争后的物价上涨使其他产业劳动者的工资普遍上升，而机车司机的工资却停滞不前。

此外，在1907年一系列争议中首先点燃火种，并成为其他争议导火索的足尾铜山，其展开加薪运动的，也是在劳动者中获得最高工资的采矿工。当然，他们也处于困窘状态。但这种“困窘”并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状态，而是因为他们此前曾经有过相对于其他工种劳动者、相对于其他产业劳动者而言比较“富裕”的生活时期。

当这种相对富裕丧失，或即将丧失时，一旦出现某种契机，他们便参加了运动。这种倾向不仅适用于日本铁道和足尾铜山，也适用于一般曾经有过快速扩张时期的大型经营组织。

例如，1907年除足尾外，别子铜山、夕张煤矿、幌内煤矿也发生了暴动，而这些矿山和煤矿即使在暴动发生时，与其他矿山相比仍属于相对“高工资”。那么，为什么暴动和争议会集中发生在劳动条件相对较好的企业中呢?

我认为，其原因如下。这些企业在劳动争议发生之前相当长一段时期，曾经经历过急速扩大生产的阶段。在那种情况下，仅靠周边地区无法满足迅速增加的劳动力需求，因此必须支付比其他企业相对更高的工资，从更广范围募集劳动者。同时，这些经营组织通常生产率较高，因此有能力支付相对较高的工资。

但是，即便是这些企业，在确保了所需劳动力之后，也会抑制工资上升趋势。然而，劳动者一旦形成较高水平的生活与消费结构，就很难轻易降低;而由工头型劳动者进行中间剥削等建立在这种较高工资水平基础上的榨取机制，也不会因为实际工资下降而马上消失。

因此，一旦发生通货膨胀，家庭收支出现赤字，或者生活水平被迫下降，恐怕两者都难以避免，这就成为劳动者参加劳动争议的诱因。而且，在这种拥有大量劳动者的大企业中，经营机构日益官僚化，并不具备准确把握并解决劳动者不满的条件。

劳动争议的日本特质

另外，作为日本劳动争议的又一个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对白领以外体力劳动者的歧视而发生的争议并不少见。日本的劳动争议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只是围绕单纯的经济问题展开，而是伴随着道德性或感情性的冲突。一般来说，在激化的争议中，劳动者平日积累的不满会爆发出来，正因如此，他们的真实想法也会浮出表面。

那么，这种真实想法是什么呢?可以说，是“对歧视的愤懑”，以及“把我们当作普通人来对待”的要求。技师和工头显著蔑视劳动者，资本家、经营者缺乏诚意，采取无视人情的行动等，都是导致争议激化的重要因素。

正如后文将要看到的，在工会运动中，参加工会的人们与其说更关心劳动条件改善这类经济问题，不如说对提高劳动者社会地位、尊重人格这样的号召表现出更强烈的兴趣。当然，日本劳动者不可能对工资漠不关心。只是，在他们的意识中，工资数额是企业内部“身份”的反映。

一般而言，在当时的日本，身份高的人被认为在道德上也优秀，或者说应该优秀。在那里，俸给和工资的高低并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人作为人的评价的反映。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意识?这恐怕仍然与明治维新改革的性质有关。通过明治维新，封建身份秩序崩溃了。身份制度的废止并不是单纯的表面原则，而是伴随着士农工商身份瓦解这一实质内容。对于在幕藩体制下因出生身份而受到限制的下级武士、农民、职人、商人等人来说，这是一场具有积极意义的变革。但是，维新后的社会并没有实现字面意义上的平等，基于职业的社会地位差异依然清楚存在。以天皇为顶点的统治体系，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在企业内部，都贯彻下来。身份高低仍然取决于与权威、权力之间的距离。

作为新职业的工厂劳动，是人们出于经济困迫而不得不从事的工作，因此一般社会倾向于把他们蔑视为“下层社会”。工厂劳动者不喜欢被称为“职工”，而常常自称“职人”，这说明工厂劳动被认为比人们长期熟悉的农工商身份还要低下。

劳动者不仅在一般社会中受到歧视，在经营组织内部也受到歧视。工厂中存在着生产本身所要求的分工体系和职务序列。对于那些只有身份社会生活经验的人来说，把这种职务序列理解为身份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很自然的。

日本劳动者也并没有否定这种身份关系本身。只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作为下层社会的一员，或者作为企业内部最底层的存在而被看待，是理所当然、无可奈何的。对于日本劳动者来说，认为劳动者的孩子自然也应当是劳动者，并且以自己是劳动阶级的一员为荣，或者形成所谓“他们与我们”的意识，都是相当陌生的。

他们重视的是企业内部身份的上升，以及一般社会中地位的提高。直截了当地说，日本的蓝领劳动者，是一些无论如何都想摆脱劳动者身份的人。如果自己做不到，他们也希望让孩子接受教育，使孩子不再成为劳动者。

问题在于，他们并不是否定一切差别。德川时代的日本虽然是身份社会，但同时也具有很强的能力主义倾向。人们认为，身份高的人在人格和能力方面也应当优秀。明治维新以后，随着学校制度的确立，这种能力主义价值观进一步增强。只要能力优秀，身份高也无妨;他们强烈不满的是，能力低于自己的人却处在比自己更高的身份上。

然而，决定企业内部职位即身份的，是学历。如果是小学毕业，就成为体力劳动者;中学毕业者成为下级职员;大学毕业者则被预期将来成为经营者。当然，学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个人能力。可是，日本劳动者强烈不满的是，学历与其说取决于个人能力，不如说受父母经济状况左右。

在日本，义务教育很早就得到普及，虽然也有像学习院这样的少数例外，但小学并不以父母的社会地位为问题。地主的孩子和佃农的孩子坐在同一张课桌旁学习，在那里起作用的是成绩和腕力。然而，小学一毕业，父母的经济状况便立刻造成巨大差异。家境贫困者必须马上外出工作;仅有小学学历的人，无论多有能力，也只能成为体力劳动者。

对这种状况的愤懑，在活动家参加劳动运动的动机中具有重大意义。劳动运动的承担者并不是最底层劳动者居多，而是相对而言高工资的劳动者较多，这也许是因为这一阶层具有能力，同时对这种歧视更加敏感。

日本铁道公司机车司机在罢工时所提出的要求，也是在公司内部得到晋升。公司承认了这一要求，并把劳动运动的核心活动家任用为管理职。尽管工会因此会失去积极的会员，却仍然把这看作重大成果而表示欢迎。

工会运动-概况

日本工会运动的出发点，是1897年7月成立的劳动组合期成会。不过，这个会本身并不是工会，而是为了促进工会运动而成立的宣传、教育团体。其会员也不只是劳动者，还包括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极少数对劳动运动抱有好感的资本家。

策划创立期成会的，是高野房太郎、泽田半之助、城常太郎等人。他们早在1891年就在旧金山建立了由旅美日本人组成的劳动问题研究会“职工义友会”。他们对美国民众较高的生活水平留下深刻印象，并发现支撑这种生活水平的基础是工会，于是试图在日本也组织工会。

作为最高领导人的高野，在美国逗留期间曾会见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塞缪尔·冈珀斯并接受其指导，还被正式任命为美国劳工联合会在日本的组织员。后来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的片山潜也参加了期成会，并与高野共同领导运动。

在响应高野等人的号召而参加劳动组合期成会的人们中，占多数的是在金属机械产业工作的劳动者。他们于同年12月成立了铁工组合。铁工组合在短时期内发展起来，成立一年后便拥有32个支部，组织了3000人。其最盛期以东日本为中心，拥有42个支部，入会者累计达到5400人。其中，11个支部在东京炮兵工厂，6个支部在石川岛造船所工厂，5个支部在日本铁道公司的车辆修理工厂和机车库。

另外，在铁工组合创立同一天，片山潜创办了《劳动世界》，并担任其主笔。《劳动世界》报道铁工组合和期成会的活动，实际上发挥了机关报的作用。但是，它毕竟是片山个人发行的报纸，所以后来随着片山接近社会主义，它与期成会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对立。

高野原本想把铁工组合建设成以美国劳工联合会为模型的行业工会。但是，现实中的铁工组合与行业工会相去甚远。因为该工会并不具备控制劳动力市场的力量。铁工组合的会员资格本身，也并不限于完成徒弟制度训练的熟练工。只要是在金属、机械产业工作的劳动者，任何人都被承认为会员。不仅如此，在工会开始显现衰退趋势后，只要有人希望加入，即便不是金属劳动者，也被接纳。在这种状况下，工会当然不可能单方面决定工资等劳动条件。

铁工组合用来吸引会员的卖点，是对因受伤或疾病而无法工作的会员发放补助的互助活动。但是，作为行业工会不可或缺的失业补助制度并不存在。互助制度有助于把劳动者吸引到工会中来。可是事实上，成立不到两年之后，这种互助活动便压迫了工会财政，成为导致工会衰退的原因之一。

除铁工组合外，1898年4月初，在2月罢工中获胜的日本铁道公司劳动者组织了矫正会。矫正会是只组织日本铁道公司机车司机和司炉的企业内工会。正因为它是以罢工为契机组织起来的，所以在维持和改善劳动条件方面，远比铁工组合有力。

不过，虽然其他铁路公司的机车司机等人希望加入矫正会，但矫正会拒绝了他们，始终停留在企业内部组织的范围内。前文已经提到，日本铁道公司不仅有铁工组合支部，线路工也组织了自己的工会，并开展改善待遇的运动。

同一时期，东京的印刷工也组织了工会。印刷工虽然在劳动者中需要较高的知识水平，但工资却很低。也由于这一原因，印刷工组织工会的尝试很早就开始了，只是在劳动组合期成会的影响下才终于成立。

然而，以铁工组合为首，这些工会都只维持了三四年左右。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后文还会讨论。不过，直接原因在于政府对劳动运动采取了压制政策。象征这种政策的是1900年3月制定的《治安警察法》，这部法律对刚刚诞生的工会运动造成了重大打击。

不过，《治安警察法》并没有使工会运动完全受挫。1902年，以夕张煤矿矿工永冈鹤藏、南助松为中心，大日本劳动至诚会成立。永冈在片山潜的影响下，决心组织日本全国的矿山劳动者。1903年，他进入日本最大的铜山——足尾铜山，展开组织活动。尽管受到警察和公司的妨碍，他仍然取得成功，并在1907年初以加薪要求为中心，在矿工中扩大了影响。

然而，如前所述，由于挑衅性暴动，大量会员被警察逮捕，组织也因此瓦解。

1912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法学士铃木文治成立了友爱会。友爱会虽然意图发展为工会，但在成立初期仍然只是劳动者的联谊团体，是一个通过团结来追求提高劳动者社会地位的团体。铃木劝说劳动者自身认识到劳动的神圣，磨炼技能，进行修养，努力成为能够被一般社会接纳的人。

响应这一号召的，首先是金属机械工业的熟练劳动者，其次是海员。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造船业和电机产业等日本金属机械产业迅速成长。伴随这一过程，工资劳动者人数也迅速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劳工组织成立等国际有利环境的帮助下，友爱会成长为代表日本的工会。但是，在1914年，友爱会还只是一个拥有约3000名会员的小组织，联谊团体的性质仍然很强。

日本工会运动的特点

无论如何，与劳动争议相当频繁发生、而且不少事例采取伴随集体暴力的激烈形态相比，这一时期劳动者的组织性运动是薄弱的。同时，工会组织人数相对于其组织对象劳动者总数而言也过于少。

例如，以这一时期最先进的工会——铁工组合为例。它的会员人数在最高时期也只有约3000人，只占组织对象即金属机械产业约6万名劳动者的5%。而且，实际缴纳会费的人还不到其中一半。其支部也大多局限于东京周边，在大阪、吴等西日本地区完全没有组织基础。并且，该组织进行实质性活动的时间，也只有三四年这一短暂时期。

矫正会到1901年也屈服于因《治安警察法》而气势增强的公司压迫和警察镇压，解散了组织。

问题在于，当时的工会在维持和提高劳动条件方面极其薄弱。最重要的是，日本几乎没有称得上行业工会的组织。工会并没有在地域上完全组织同一职业的人，并掌握该劳动力市场的支配权。熟练劳动者的训练往往由公司方面进行，工会无法规制熟练劳动力的供给。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不存在工会。矫正会在创立以前通过罢工提高了劳动条件，大日本劳动至诚会也展开过加薪运动。只是，日本工会除罢工之外，没有维持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手段。但是，各工会在财政上都无力进行罢工，而且《治安警察法》实际上禁止了这种行动。

直到今天，日本多数工会仍然是所谓“企业别工会”，即极难超越企业框架来规制劳动条件的工会。大多数工会是按事业所组织起来的。不过，铁工组合和友爱会在多个企业拥有支部，所以从外观上看，似乎与行业工会没有差别。事实上，以往的日本劳动运动史研究也把铁工组合规定为行业工会。然而，其实际情况是由同一企业、同一职场的劳动者组成的支部集合体。并不存在按地域组织同一职种的支部。因此，会员一旦被解雇或离职，往往也会自动脱离工会。

倒不如说，无论铁工组合还是友爱会，这一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的劳动者团体，都具有一个共同性格：它们以提高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为目标。尤其是，它们主张劳动者通过自我修养和锤炼技术，获得一般社会的承认。

劳动者酗酒、赌博流行、打架斗殴等问题，不仅运动领导者认为需要矫正，活动家之间也普遍如此看待。日本铁道公司的矫正会之所以取名“矫正会”，并展开禁酒运动，正是因为其中包含矫正这些“旧弊”的意味。此外，《劳动世界》也反对劳动者之间赌博流行，并鼓励储蓄。

这些现象无疑反映出，日本蓝领劳动者对社会歧视怀有强烈愤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