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劳动运动史——1868—1914（上）

本文是对日本一战前劳工运动史的简要介绍。就本部分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在日本，伴随着幕藩体制的瓦解，明治维新之后半封建国家对各产业的扶植，以及1896年之后纤维工业的崛起，而产生、扩大，走向成熟。

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激化了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幕府遭到削弱，朝廷和雄藩势力崛起，廉价商品输入导致城乡手工业的破产。不仅农民和手工业者陷入贫困，下级武士因为封建国家和领主的财政拮据也无法衣食无忧。一方面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起义和游行，另一方面是武士与领主阶级的分化与内战，最终，支持在日本开启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明治政权建立，将大量政治-经济权力集中于天皇及其大臣手中。

上述情况是日本劳动阶级运动由以开始的起点。然而，值得注意的问题不止于此。影响“劳动争议”的形式和烈度的因素，除了“资本主义工业本身的发达程度”、“社会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易于想到的问题外，还涉及到“劳动者的组织形式”问题。

在刚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中，无产阶级从中脱胎而出的那些前现代阶级（手工业者、农民）具有的组织传统和阶级文化，对他们进入资本主义关系之后，会采取何种自发的组织形式、提出何种要求、采取何种反抗烈度...等等问题，都具有显著的影响。

本系列翻译为企划|关于《日本战前左翼史简明教程》的撰写和邀请进一步推进的准备工作。

1868 年是近代日本的出发点。这一年，持续了两个半世纪之久的德川将军统治宣告结束。明治维新的直接契机，是欧美列强以其军事力量为后盾，迫使日本开国。

在明治维新前整整 10 年的 1858 年，德川幕府屈服于这种压力，改变了长期以来的锁国政策，与美国以及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签订了允许贸易的条约。由于这些条约，从 1859 年起，以英国棉纱为代表的大量工业制品开始流入日本；与此同时，生丝和茶叶的出口急剧增加。日本的棉花种植受到毁灭性打击，使用生丝的织物生产者则苦于原料价格高涨和供应不足。

此外，由于金银国际比价的差异，大量黄金外流，幕府因此实施了金币改铸，将金币成色一下子降低到原来的三分之一。这引发了急剧的通货膨胀，尤其是作为主食的大米价格暴涨。全国各地爆发了抗议这种局面的民众骚动。

面对外国的军事压力和民众骚乱，幕府和各藩不得不加强军备。幕府为了强化对各藩的控制，又重新加强一度放宽的参勤交代制度，使其费用更加沉重。本来就深受财政赤字困扰的各藩，为了确保财源，只能依靠削减家臣俸禄和增加税收，下级武士和民众的生活因此更加困窘。

对于无法妥善应对局势的幕府，作为统治阶层的武士内部也日益不满。长州等部分藩中反幕派占多数，他们联合朝廷，公开展开推翻幕府的运动。最终，幕藩体制是在幕府和各藩的财政危机，以及围绕如何应对外国压迫的政策分歧所造成的统治阶层内部分裂中自行瓦解的。

在此之前的五个多世纪里，天皇几乎已经失去了政治实权。然而，自古以来延续下来的天皇的历史权威和宗教权威仍然存在。无论是幕府，还是反幕势力，为了确保自身的正统性，获得朝廷支持都极为重要。最终，萨摩、长州等反幕派成功取得了这种支持。明治变革之所以不被称为“明治革命”，而被称为“王政复古”或“维新”，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明治日本为了克服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严重危机，迫切需要把自身重新组织成一个统一国家，并确保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因此，明治维新并不是“复古”一词所暗示的单纯反动政变，而不可避免地同时具有“革命性”变革的性质。

1871 年，全国 260 多个藩被正式废除，中央集权的明治政府由此诞生。同年年底，“士农工商”的身份制度被废止。职业选择自由、迁徙自由等得到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由此形成。

然而，在政治机构方面，明治天皇位居顶点，成功推翻幕府的旧萨摩藩、长州藩等出身的武士作为官僚掌握实权，实行专制统治。

1889 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议会也随之设立。议会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实行两院制。贵族院由皇族、旧大名以及因明治维新有功而被任命为世袭华族的人士，以及由高额纳税者互选产生的议员构成。众议院虽然实行公选，但选民仅限于 25 岁以上、纳税额达到一定标准的男性。

在 1890 年第一次总选举时，选民人数为 45 万人，仅占总人口 4000 万人的 1.1%。1900 年，选举资格有所扩大，但选民人数仍不足 100 万，占人口比例为 2.2%。男子普通选举权得到承认，则是 1925 年的事情。

议会本身没有单独制定法律的权力，法律需要得到天皇批准。政府由天皇任命的大臣组成，审判也以天皇名义进行。军队直属天皇，不承认内阁或议会的干预。宪法虽然承认国民的权利和自由，但一切都被限定在“法律范围内”。这就是宪法所规定的框架。不过，其实际运作会因时代以及执法相关人员的性格而有所不同。

明治政府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为口号，致力于引进近代技术。政府不仅设立军工厂，还在铁路、电信、矿山、机械、纺织、缫丝、玻璃、砖瓦、印刷等各种产业领域设立官营工厂。这些工厂配备了从欧美进口的机器，以高薪聘请外国技术人员，试图实现技术转移。

这一政策并没有立即取得成果，但进入 1880 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开始增长。经过甲午战争，即 1894—1895年，以及日俄战争，即 1904—1905 年两场战争之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日本成为欧美以外第一个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

在这一时期，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纤维产业。自开港以来，生丝制造一直是主要出口商品，它最初是农家副业式的小规模家庭工业，后来逐渐发展为众多小规模手工工场。1905年，日本超过意大利，1909 年又超过清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丝出口国。

织物业最初主要面向国内需求，同样从零散的包买制家庭工业发展为手工工场，并成长为出口产业。纺纱业则受到国内织物业旺盛需求的支撑，从一开始就作为使用进口机器的机器制大工业迅速成长。1891 年，棉纱生产额超过进口额；1897年，棉纱出口额又超过进口额。

与缫丝业一起较早发展的，是矿山业。正如白银和铜在锁国时期仍然出口到中国和荷兰所显示的那样，日本的有色金属矿业有着悠久历史，在 17 世纪后半期曾繁荣到世界最高水平。主要矿山大多是在德川时代发现的，但随着开采推进，矿井内涌水难以处理，到明治维新时期，许多矿山已经近乎废矿。

然而，进入 1870 年代后，由外国技术人员传入官营矿山的火药开坑采矿技术以及排水泵迅速普及，这些矿山因此复苏。煤矿业起初主要是为外国船只提供燃料或用于制盐，但随着出口增加以及国内各种工业的发展，煤炭作为动力来源迅速发展。

1872 年，东京至横滨之间 29 公里的铁路开始营业。20 年后的 1892 年，铁路里程达到 3108 公里；再过 20 年，到1912 年，铁路里程已达 11425 公里。

金属机械产业则以军工厂和造船业为中心成长。在这些部门中，开国以前幕府和藩政府就已经设立工厂，并引进了欧美制造的机械设备。明治政府接收了这些设施，又进一步新设许多官营工厂，扩大了规模。

在这一时期的前半段，即 1887 年以前，劳动争议最多也不过8 件。而且其中许多是矿山争议，仅这一类就占总件数的近60%；同时，与其说它们采取罢工形式，不如说更多表现为骚动形式。尤其是在高岛煤矿，这一时期矿山争议的一半，即10 件争议，发生在那里。

在其他矿山中，三池煤矿发生 3 件，阿仁铜山、尾去泽铜山、院内银山、佐渡金山各发生 1 件，都是著名的大煤矿、大矿山。矿山业以外的产业中，纤维产业的争议相对较多，共有 7 件。这是因为 1885 年和 1886 年，在山梨县甲府町，连续发生了 5 起小规模缫丝女工罢工，并被地方报纸报道。其前一年发生的 1 件，也是甲府缫丝工厂的罢工。到 1884 年为止，纤维产业的争议完全没有记录。至于这究竟是因为实际没有发生，还是只是偶然没有被记录下来，则无法判断。

1888 年以后，劳动争议件数除 1890 年和 1894 年外，都达到两位数。此外，与骚动相比，采取罢工形式的事件增多；职人以及纤维相关劳动争议的数量，也达到与矿山争议并列的水平。这些都是与此前不同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在这一时期的前半段，煤矿和矿山，尤其是高岛煤矿，会发生伴随集体暴力的争议呢？其原因，或者更准确地说，其中一个条件，是当时日本能够聚集大量男性劳动者的经营组织，只有矿山。

其中，高岛煤矿是日本最早具备近代技术的煤矿。1869 年，该矿已经使用蒸汽机作为动力进行排水和运输。到 1881 年，高岛煤矿雇用了 4000 至 5000 名矿工，但要聚集如此众多的劳动者并不容易。更何况，高岛煤矿位于远离本土的孤岛之上，招募劳动者就更加困难。即便不是如此，愿意主动从事黑暗而危险的井下劳动的人也很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矿山采用了由工头型劳动者承包的制度。工头型劳动者为了募集所需人数，会利用个人的地缘、血缘关系，向劳动者借给置装费和旅费，有时甚至采用类似欺诈或诱拐的手段，提出与事实不符的优厚条件。劳动者一旦受雇，就会被债务束缚，甚至无法自由辞职。如果有劳动者试图赖账逃跑，工头便会施以私刑，并限制其迁徙自由。

处于这种状态下的劳动者，对一切都怀有强烈愤懑，一有小小契机，便很容易诉诸暴力。尤其是经营者经常降低承包价格，或拖延支付款项，因此公司与工头之间产生对立，由工头指挥的争议并不少见。还有一些事例，是围绕作业承包的投标价格等问题，工头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进而把矿工卷入，发展为纷争。

这种由工头型劳动者承担劳动力供应的承包制度，也被用于雇用大量非熟练劳动者的事业，例如码头装卸等行业。港湾装卸等领域发生过不少有大量劳动者参加的争议，但在这些情况下，也可以推测，很多并非劳动者主动领导运动，而是工头发动争议，劳动者则随之行动。

不过，在具有悠久历史的金属矿山中，情况与煤矿有所不同。在那里，自德川时代以来，矿工，即采矿工和开坑工之间，就存在一种被称为“友子同盟”的互助组织。采矿工等人日常有集会、交换意见、选举代表的惯例；同时，集会所决定的事项被视为矿工的总体意志，并对全体成员具有约束力。这种机制在展开群众行动时发挥了积极作用。

另外，1885 年、1886 年在甲府缫丝工厂发生的一系列罢工，有一个共同原因。也就是说，甲府的缫丝业者只依赖周边地区通勤女工提供劳动力，为了阻止工厂之间相互挖走女工，并抑制工资上升，业者之间结成了同业联盟。罢工正是女工抵抗缫丝业者联盟决定降低工资、征收罚金而发生的。

不仅在这一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缫丝业劳动争议中接近一半发生在山梨县。另一方面，作为最大缫丝业地区的长野县，在整个时期中仅发生 3 件争议。这两个县之间的差异，或许是因为长野从富山县、新潟县等更广范围募集劳动者，并通过宿舍制度以及让劳动者相互竞争的工资制度等，对劳动者进行了严格管理。

这里有一个需要考察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一时期职人的争议出乎意料地少？

明治维新前后，许多手工业职人的生活发生了剧烈变化。德川时代，职人最大的主顾是武士。职人被聚集到城下町，主要是为了满足武士的需求，生产刀剑、枪支等武器，或奢侈品等。伴随明治维新而来的武士没落，也导致了这些以武士为顾客的职人的没落。

即便并非只以武士为顾客的手工业职人，在开国后也受到了欧美输入商品和新技术的不小影响。例如，一些人像制钉职人那样，因为廉价外国产品的进口而失去工作；也有不少人像木锯职人那样，因为制材机器的进口而使旧有技能失去作用。进一步说，明治政府命令解散“仲间”组织，并禁止仲间规制商品价格。尽管如此，几乎看不到劳动者对这种剧烈变化的抵抗。

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职人之中，也见于近代产业的各个领域。例如，矿山是劳动者抵抗较为显著的领域，但那里的争议焦点，大多是工资问题或排斥监督者等；完全看不到反对在采矿和开坑中使用火药、反对引进凿岩机、反对引进西式熔矿炉等运动。

这样，对新技术引进几乎没有抵抗，是日本劳动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此外，虽然存在要求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争议，但完全没有反对计件工资制，或要求缩短劳动时间的争议。其原因，似乎在于前近代社会中城市的特质，以及职人组织的性格；具体地说，就是缺乏西欧式行会传统。关于这一点，后文还会再次讨论。

另外，不仅在矿山，在工厂中也经常发生集体暴力事件，但几乎没有所谓的“破坏机器”。所谓暴力，大多只是打破事务所窗玻璃、殴打办事人员之类。即使在后来的大规模骚动中，这一点也相同。即便是针对监督者的暴力，出现死者的事例也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