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娃"——城市化的新病症

“卡娃”———这个类似俄罗斯少女的美丽名字，现在却是人们对一类城市边缘群体的简称。卡娃，是对张贴、散发小广告的未成年人的称谓。这是一群与农村“留守儿童”相对的群体，他们是城市中的“流动儿童”。城市化进程中的又一问题群体。21世纪初，城市中发小卡片的人还不多。到2004年，做打折机票生意的老板开始多起来，竞争也逐渐激烈。发达城市和地区如北京、上海、福建、成都等地，都出现了大量发小广告的青少年。“卡娃”的内部形成“同伴群体”，容易发生越轨行为。他们不仅抱团作恶，其团体内部也会出现分裂，像上海的卡娃就分为敌对的“南方派”和“中原派”。5月7号，在上海南京路上发生了一起“卡娃”集体斗殴事件。如果说早先农民进城务工后的“留守儿童”问题主要留给了农村;那么现今“进城卡娃”的问题，则主要留给了城市，至少是城乡兼而有责。有专家指出，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应视为中国最大的“扶贫工程”。切中肯綮，此其时矣!

词条卡娃

他们并不如名字那般“卡哇伊”

“卡娃”———这个类似俄罗斯少女的美丽名字，现在却是人们对一类城市边缘群体的简称。卡娃，是对张贴、散发小广告的未成年人的称谓。当年孟尝君“食客三千”，如今的大都市恐有“卡族三千”。

“卡族”绝大多数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甚至更小，故曰“卡娃”。他们不过是一群平均年龄十四五岁的少年娃娃，每天傍晚下班高峰期，在全市各交通要道路口，都能看到他们在车流中飞快穿梭的身影，一双双小手敏捷而精准地将色情卡片插到一辆辆车上。

这些过早走向社会又无人管教的孩子，面对复杂的社会无所适从，为了生存还常常干出些违法的活儿。很多人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抽烟，学会了欺诈，学会了泡发廊、闯赌窝，甚至还形成了派系，成为“问题孩子”，除了有碍社会治安，还极易为社会黑势力所利用，后果堪忧。

2004年开始聚集

多为机票代理和卖淫广告

2003年的时候，上海街头发小广告卡片的人还不是很多，应该说刚刚兴起，因此人们对这些“卡娃”并不十分反感，重要的是那时这些孩子还蛮守规矩，轻易不敢冒犯行人。

2004年，做打折机票生意的老板开始多起来，竞争也开始变得激烈。而在其他地方，“卡娃”却并不是正经生意的打工者。厦门和内地一些发达地区如重庆，“卡娃”只能沦为黄色交易链上的一群被利用者。随着城市化脚步的加快，06年开始，发达城市和地区如北京、上海、福建、成都等地，都出现了大量发小广告的青少年。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综合执法处副处长赵海田说，城管部门其实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整顿，仅2005年，上海市城管部门就收缴了24吨小卡片，涵盖家教、汽车清洗等各种领域，最多的依然是机票代理小广告。

“卡娃”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最为大众所关心。上海的“卡娃”尤其混乱，拉帮结派颇有早起上海滩黑社会之势。之前也有市民反映，南京路附近的马路上，有许多散发小广告的人员，到了傍晚，这种情况更加严重。2012年5月，南京路附近的打架事件，就有人猜测是两伙同业人员因“侵占地盘”而导致矛盾。目前警方已初步查明，系两伙散发小广告的人员因纠纷矛盾而各自纠集他人而大打出手。一时之间，南京路附近道路上的发小广告乱象也被推至台前。

[!--empirenews.page--]地铁里的“旋风小子”——卡娃在北京[/!--empirenews.page--]　　地铁里的“旋风小子”——卡娃在北京

地铁车厢里，忽然有个孩子如风般掠过，手中的小广告像魔术师手中的纸牌一样，瞬间插在地铁的车门和车窗上，很快车头到车尾都插满了小广告。

这些孩子被称作“卡娃”。记者经过连日追访，终于从“卡娃”小方(化名)的口中获悉了地铁小广告利益链。

“卡娃”今年15岁

小方今年才15岁，个头1米6多，非常瘦弱，从河南老家来京后就被训练成“卡娃”。记者是在古城站遇见他的，当时他刚走出“训练室”不久，由于当天被“领班”教训，眼睛还是哭肿的。

小方告诉记者，他是通过亲戚来北京“工作”的，他的“领班”武哥(外号)专门培训“卡娃”在地铁上插小广告，武哥手下共有8名“卡娃”，他是最小的，也是刚“出师”的。“最开始练习的时候，人站在镜子前，一只手里至少握100张小广告，另一只手快速把广告卡插进镜子缝里，3分钟之内能插完就算合格。”小方说，最初上地铁都是有经验的“卡娃”陪着，如果有乘客阻挠，“卡娃”们就一起威吓乘客，碰见警察就赶快下车逃跑。

插张小广告平均挣2毛

每天上午10时到11时，下午2时到3时，是小方的工作时间，因为这个时间段乘客最少，车厢较空。他一般和同伴在苹果园站和古城站上车，一个人每次带100张左右的小广告，然后迅速从车头插到车尾，广告内容五花八门，有办证的，有打折机票、火车票的，甚至还有征婚的。

小方说，据他所知，插一张小广告武哥收费5角钱，一般一个月一名“卡娃”至少发2000张广告，而武哥除包吃包住外，每月给“卡娃”600元“工资”，如果被抓到或者卡没插好，武哥还要扣钱。小方计算过自己插一张小广告平均只能挣2角钱。按照小方所述，记者算了笔账，一名“卡娃”薪水加上吃住开销，一个月需要1000元左右，而“卡娃”一月赢利也约摸1000元上下，这样的话，武哥怎么挣钱呢?

幕后黑手是“黑代理”

记者联系警方，采访到了一名长期“办证”的嫌疑人苏某，他介绍，像武哥这样的人就是“黑代理”。“我们办证的是一伙人，为了逃避警方打击，我们必须要雇佣别人帮我们发广告，除了发广告的成本外，我们还要另给一笔钱，这笔钱相当于‘分红’。”苏某说，如果广告能招揽到生意，他们就能赢利，他们会抽出每笔生意利润的5%分给“黑代理”，一般一个月分红能有2000元左右。如此计算，如果武哥有三四个长期合作伙伴，每个月至少有近万元的“分红”收入。

举报“卡娃”可获奖励

如此巨大的利润，难怪地铁小广告成了地铁上的“牛皮癣”。另一方面，无人报案也是警方难以介入案件、斩断小广告“登上”地铁的一个重要原因。记者在苹果园、古城、四惠、四惠东等地铁站随机采访了100名乘客，其中只有23人表示看到“卡娃”会向有关部门反映，其他人都表示不敢招惹或者不知道该向什么部门报案。

对此，市公安局公交总队表示，治理“卡娃”在地铁插、发小广告由他们负责，同时表示，由于“卡娃”行动迅速，警方赶到现场很可能其已不见踪影，因此建议乘客最好用手机等录下“卡娃”插广告的过程，然后以彩信方式发到公交总队13911991234报警热线平台，警方会尽快回复“线索已收到”，一旦根据这些线索破案，民警会在第一时间向举报人通报，还会视案件情况对举报人予以奖励。

[!--empirenews.page--]插车族——卡娃在厦门[/!--empirenews.page--]　　插车族——卡娃在厦门

“卡娃”小超，这个15岁的江西少年，从13岁出来“闯世界”，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卡娃”，也是要经过岗前培训的。他差不多练了半个多月才出去插。他们发“黄卡”，还是要会看车辨人，寻找到“能照顾生意的男嫖客”。

记者前天采访了曾经的“卡娃”小超，这个15岁的江西少年，从13岁出来“闯世界”，2006年和2007年在厦门发了半年多的色情小卡片。一周前，他主动来到市救助站儿保中心接受“救助”，昨晚踏上了返乡的列车。

每一个卡娃都有一段凄苦的身世

15岁的小超肤色黝黑，一双大眼睛总是转来转去，由于长期不规律的生活，身材非常瘦弱，165cm左右的身高，体重估计只有70斤。用救助站儿保中心孙爱红科长的话说，几乎每个“卡娃”都有一个凄苦的身世，小超也不例外。“3岁时妈妈跟人跑了，我在奶奶身边长到10岁，爸爸又从云南带回了后妈和弟弟、妹妹。”小超平静地讲述着自己的身世。

在小超13岁那年，他辍学想出去闯闯，带着车费就来到了温州。他先在亲戚的鞋厂做事，因总是受欺负又跑到广州，加入了一个马戏团，跟着到处表演。在别人做空中杂技“高空转缸”项目时，他就是站在缸顶的那个，刚开始练习时常常从高处摔下。

去年跑到石狮做工，可刚领到的工资又被偷光，后来听同乡介绍，到厦门发“黄卡”。

上岗 闽K和闽O的车不敢插

“刚开始发也不知道这是违法的，还问老乡别人干吗要抓我啊?”小超回忆自己第一次发卡被追的经历。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卡娃”，也是要经过岗前培训的。“我差不多练了半个多月才出去插”。小超说刚开始练习时，就找停在路边的车子练，训练如何快速、准确地把卡插到车玻璃上，后来胆子大了到路口，一有红灯时赶紧窜上去插，最后真正“练成了”，车流中也照插不误。

而“插车”只是最简单的本领，真正能让“卡娃”获得高收入的，还是要会看车辨人，寻找到“能照顾生意的男嫖客”。小超说，插车有几个禁忌，本地牌照的车不插，闽K、闽O牌照的车不插，要是不小心插到这种车，“不但没生意，还会被抓的!”“卡娃”专给外地牌照车插卡，“车上要是男的多，看起来胖乎乎的有钱样儿，就狠狠地多插几张!”

白天睡觉、傍晚发卡、凌晨以后泡网吧，这就是“卡娃”们一天的生活。小超告诉记者，他和其他“卡娃”一样，傍晚4点多下班高峰期上岗，岗位就在莲花路口、莲岳路口、二市、非矿、SM等车流量大的路口，每天出门带上一盒小卡片共500张，发完了就算，有人想多赚钱，也会多带上两盒。“卡片一张4分钱，老板也心疼钱，让我们省着点发。” 工资勤快的能领到三四千元。

“卡娃”们的工资和住宿，则是由他们的老板负责。老板多半同时拥有几部手机，哪个手机号码来生意啦，就知道是哪个“卡娃”做成的，以此来辨别、计算提成。

依能力高低，“卡娃”们的日工资在30元-80元之间(不含提成)，“我的工钱一天40元，会做的一天工钱就七八十元。”小超说,“卡娃”工资一日一结，比如出门发卡时先给30块，半夜回来如果老板有接到生意，会将提成一并算给“卡娃”。

“(卖淫女)做成一单‘生意’最低260元，多的700多元。”小超说，通常周末生意特别好，有时一晚老板做上两三单生意，通常做成一单“卡娃”少说也能提成三五十元，老板高兴给100块的时候也有。小超说自己比较懒，不爱发就躲在哪里睡觉，一个月能领到1800元，有些勤快的“卡娃”能领3000多元，最多不会超过5000元。

内幕“什么学生妹，全是骗人的”

老板通常会带好几个“卡娃”，但一个“卡娃”不能为几个老板发卡，被发现了是要挨揍的!通常老板会租一间房，里面安排住两个“卡娃”，出租房大多选在后浦、莲花、火车站一带。印好的一箱箱色情卡片就放在“卡娃”的出租房里。小超告诉记者，“卡娃”很多都来自四川、江西，基本都是十四五岁，小的也有10岁左右的，“年纪小的就守在酒店门口，不去插车”。

小超说，卡片上印着的衣着暴露的女郎，都是从网上找到的明星的图片，“哪有什么学生妹、模特啊，都是骗人上钩的啦!”小超居住的房子周围，就住着很多卖淫女，“都是20出头的，最多不会超过30岁”。

心酸 被车撞伤擦到是家常便饭

做“卡娃”最要紧的是什么?“跑得快!”小超说自己做了半年多，不记得被抓多少次了，“莲花、莲岳路一带的派出所都去过了!抓进去要么很快被放出来，要么就被送到救助站”。去年11月底，小超也曾被送进厦门救助站。

因为每天在车流中穿梭，“卡娃”被车撞到、擦到也是常有的事。“今年3月，有一个腿被车撞骨折了，去年有个人，逃跑时跳湖淹死了!”小超说周围的同伴，多多少少身体都会受伤，他自己有次去酒店里往房间插卡，被保安发现逃跑时从3楼跳下，跳下后有几分钟爬都爬不起来。

[!--empirenews.page--]分帮结派——卡娃在上海[/!--empirenews.page--]　　分帮结派——卡娃在上海

上海滩上的“卡娃”分属两个不同派系，从徐家汇到淮海路，也就是地铁一号线沿线以及浦东东方明珠广场是“南方派”的地盘;南京路西起静安寺，东至外滩是“中原帮”的天下。人民广场是两大帮系的缓冲地带，只有在那里，双方的人相遇才不会发生斗殴。

“小胖子”的“威严”

5月14日，下午两点多一点的时候，淮海路襄阳服饰市场对面的襄阳公园门口发生了一点小的骚动，这天是母亲节，一家女性用品商店派出了几名红衣少女提着花篮站在路边给过往行人中领着孩子的母亲们赠送玫瑰，一个十六七岁模样的邋遢男孩也嬉皮笑脸地贴过来索要。

红衣少女护着花篮不肯给：“你发你的卡片去，我这花只能送给做母亲的人!”男孩挠了挠蓬乱的头发，冷不丁从女孩花篮中抢了一支，见女孩委屈地拉长脸，男孩又叉开双腿，挺起肚子，双手撑腰：“你看，我这样子起码怀孕三个月了。”

邋遢男孩是在这条街上发打折飞机票广告卡的一名“卡娃”，人称“假东北”，因为他总是说自己是东北人，却又不幸被另一些“卡娃”识破真实身份，因此送给了他这样一个“雅号”，“他怕人欺负，因此总拿东北二字来唬人”，“卡娃” “小不点”说。

这边，被戏弄的红衣少女哭笑不得，另一边，“假东北”已经瞄上了一名时髦的上海小姐，上海小姐穿着低胸装，提着购物袋，一路飘香。

就在上海小姐路过公园门口的一瞬，“假东北”一个箭步，挡在上海小姐右前侧，女孩吓得赶紧止步，就在这一瞬， “假东北”一只手已经伸到姑娘的胸前，将一张广告卡片“送进”衣内。

上海小姐尖叫着退步，还没缓过神，“假东北”已经闪至四五步开外咧嘴坏笑，姑娘顿时满脸绯红，怒目圆睁骂了几句匆匆走开。

“假东北”的眼神还没有从上海小姐的背影中转回的时候，他的小腿已经从后面挨了狠狠一脚。

踢他的是一个哈韩穿着风格的胖胖的男孩，“假东北”有些恼怒，但他面部肌肉抽搐又显僵硬，显然不敢发作。胖男孩也是一名“卡娃”，人称“小胖子”，在这条街上“道上混的”都知道这家伙是个人物!

“干吗踢我?!你发你的卡，我发我的卡，又没碍着你……”“假东北”嘟嘟囔囔。

“小胖子”又是飞起一脚，被“假东北”躲开，“你这样胡搞就碍着我了!想在这条街上混，就得给我守规矩，发卡就发卡，你占人家小姑娘便宜干什么?!”

“假东北”不敢再言语，灰溜溜转开了。

由于毗邻地铁一号线陕西南路站，紧邻百盛百货、巴黎春天和二百永新共同构筑的淮海路商圈，襄阳路服饰市场成为上海人流量最为密集的“淘货”宝地，有统计，襄阳路市场人均日流量达5万之巨，甚至成为外籍游客到上海的必游之地。

由此，在人气火旺的襄阳路服饰市场一带便常年游散着近20个散发打折飞机票广告卡的“卡娃”。

“小胖子”就是记者要找的人，按照此前一名“卡娃”的介绍，“小胖子”是这一带甚至在上海“卡娃”族中都颇有声望的一个“老大型的人物”。在这条街上，只要向任何一个“卡娃”或者“黄牛”打听“小胖子”都可以找到他，一些十三四岁的小“卡娃”听到“小胖子”三个字都心生敬畏。

“看不顺眼就打!”这是“小胖子”后来对我们的解释，所谓看不惯，往往都是因为这些“卡娃”坏了规矩，比如“ 假东北”那样的举动，“各有其道!发卡就好好发卡，搞那些鬼名堂只会惹麻烦!”

介绍我们跟“小胖子”认识的是“卡娃”“小四川”，不久前做建筑工调查时，记者曾到一个建筑工的宿舍蹲点采访，“小四川”当时就借宿在那边。

我们开门见山亮明身份，“小胖子”果然如介绍的那样，很仗义，只要不坏了他的规矩，还是非常随和的。

“小四川”跟“小胖子”说：“这个记者不嫌农民工的宿舍脏臭，挺尊重建筑工的。”“小胖子”接过一根烟，笑道：“这就好。想暗访的记者见多了，当我们傻瓜啊?!道上走的，看一眼就清楚!你不暗访，明着来，是守规矩的人。”

“上海滩发卡的人中数我做得最好，每个月一千多元工资，在上海，可以说你找不到第二个!”这个脖子上一道显赫刀疤的18岁男孩几乎悉数将“卡娃”的内幕告知记者。

辍学来沪

“小胖子”姓陈，来自甘肃，按照与他的约定，我们不公开他的名字。3年后的今天，“小胖子”依然记得当初从老家到上海的情形，他用“悲壮”二字来形容。

我2003年离家出走到上海时才15岁，但我是深思熟虑后才作出这个决定的。老家在甘肃农村，穷得叮当响，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父母每年在家种田丰收的话也挣不到两千元，甘肃那边又是出名的干旱，要是遇上一个灾年，那就得指望救助了。

因此，从我上小学时起，父母就常年在外地建筑工地打工，一年到头只能见到他们一次。2003年，哥哥考上了大学，他是学钢琴的，一年费用起码一万五千元，爸妈打工一年也供不起他的学费。

姐姐本来也考上了一所北京的大学，但是家里实在太穷，最后放弃了，但姐姐不愿意这样一辈子守着那片黄土，于是一边打工一边复习。

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的成绩其实很好，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班长，但这么多年，我一直一个人守在家里，冷冷清清，有个心思也找不到人说，越来越抗拒这个家，害怕那种孤独的感觉。

这一年腊月，我渐渐萌生念头到上海打工。我想用我的力量支持哥哥姐姐念完书，因为我的成绩虽好，但是没有他们好，我担心万一我考上大学，将来毕业找不到工作，那这几万元学费就等于扔水里了。

我觉得哥哥姐姐靠我的支持念书，以后工作了会帮我一把的。从萌生念头到最后离家出走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没人发现。

那一阵上课的时候，老师不管问我什么问题我都不回答，哪怕问我一加一等于几我都说不知道，我的反常引起了老师和同学的不解，但我每次微笑着回答：“没事!”

春节越来越近，寒假快放了，爸妈和哥哥姐姐马上也快回家了，我要赶紧行动。这一天，我到学校后，老师问的所有问题，我都抢着一个人回答了，老师觉得奇怪，你今天怎么了?我说，没什么，老师。其实我自己心里明白，这也许就是我这一辈子最后一次念书了。

下课后，我就回家了，家里根本没什么可以收拾的，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足足三页纸。我告诉他们我辍学的理由，并告诉他们我到上海来打工，要他们不要找我，就算找到我，我也还是会跑回上海的。

我把信压在床头柜上，拿了几件衣服，花5块钱买了十几个馒头就锁门出发了。我一直没有哭，我把家里的牛托给了邻居，撒谎说要去学校住，然后头也不回地出发了。

和我一起偷偷走的还有村里的另一个伙伴小华，他倒不是因为家庭困难，而是因为不想念书了，想早点出来赚钱，在我们那里，小孩子到了十四五岁后就到城市打工的人不少。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随身只带了五六十元钱。我买了一张到甘肃省内天水的火车票，然后一直坐到上海，中途几次被人发现逃票，被列车员从前一个门赶下来，我就从后一个门钻上车。

我们俩就这样一路和检票员捉迷藏，因为没有票，担心被抓，到上海后，我们从火车站后面的围墙上爬了出来。

这是“小胖子”第一次到城市，看到满街的高楼大厦，他傻眼了，“天啊，我不是到了天堂吧。”

“小胖子”至今还记得初到上海时的阴冷。因为没有出远门的经验，腊月的季节，他只穿着一身校服，连普通话都不会说，两个孩子在火车站一带不知所措。

他们去应聘饭店的服务员，但人家都以“不能雇用童工”为由拒绝。夜晚，两个孩子就睡在地铁出口、商场屋檐下，没有被子，就找马粪纸、塑料袋把自己裹起来。

两天后，所有的馒头吃光，盘缠也用光了，可工作还没找到，两个孩子慌了。就在“小胖子”躺在火车站天桥上望着下面的车流发呆时，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在他面前蹲下。

“一看你这身打扮就是从乡下来的，没饭吃?跟我发卡怎么样?包吃包住，每个月给你500元。”

500元!在老家，一个成年工在工厂打工一个月也不过300元，“小胖子”兴奋地连连点头。

就这样，他走上了“卡娃”的道路。

混进“江湖”

“小胖子”一开始并不知道发卡是怎样的一个工作，他连飞机都没有见过，更别说对飞机票打折有什么概念了，因此，他惴惴不安地问那个男人，“这么高的工资，我不懂怎么办?”

男人笑了：“傻子都能发卡!只要看到像老板的人，递上一张卡片就可以了!”“那什么样的人才像老板?”小胖问，“就是穿着光鲜、夹着公文包、拿着手机的。”男人对他的无知有些恼怒。

2003年的时候，上海街头发小广告卡片的人还不是很多，应该说刚刚兴起，因此人们对这些“卡娃”并不十分反感，重要的是那时这些孩子还蛮守规矩，轻易不敢冒犯行人。

“小胖子”他们就住在老板租的房子里，那是火车站北广场附近的老棚户，两个孩子挤在一个小房间，每天早上7点多喝一点稀饭就出发，一直发到夜里七八点钟，他们不敢偷懒，因为老板就在附近看守着他们，谁知发了一个星期左右就“出事了”。

老板吩咐我们看到城管和警察来了就要拼了命跑，但是我们哪认识什么便衣啊，有时候城管也穿便衣的，那天，我和小华正在发卡，老板在附近忽然叫了一声“快跑”，我跨过马路上的栏杆就跑到对面去了，小华慌乱中跑反了方向，一头扎进城管怀里。

小华被警方送到他一个在苏州打工的亲戚那边，接着又被送回了甘肃，从此再也没有来上海，他回到甘肃的时候，我爸妈也刚好回来过年，看到我留的那封信，满世界找我的线索。

我给家里挂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在上海找到工作了，工资很高，每个月有500元，妈妈在电话里哭得很厉害，哥哥也愧疚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因为小华和我一起工作过，所以我家人就都相信了我的话，他们要来上海找我回去念书，我说你们要是来，我就躲起来。

父母也就放弃了，不久就是春节，我没有回去，看到城市里很热闹，我心里难受，没敢给家里打电话，老板特意给我加了几个菜。

“小胖子”说，过完年，家人又各奔东西，背起行囊各自谋生活去了，而他也逐渐在上海“卡娃”中树立了自己的地位。

他连续两年没有回甘肃，每个月省吃俭用，除了买书花些钱，其余的都寄给了念书的哥哥。

在那个将他领进“发卡族”的男人那边，“小胖子”做了一年多，后来发生了一次争吵后他甩手不干，投奔到一名山西老板手下。

2004年，做打折机票生意的老板开始多起来，竞争激烈，我这个人应该说是比较聪明的，我会看人，别的小孩子一天发几百张却没有一个顾客买票，我一天发一百张，就起码有三四个人打电话去问票价。

这样，老板就把我的工资调整到了600元一个月，因为出道较早，我在卡娃中逐渐有了一点声望，有一次，一个小伙伴被人欺负，我跑去帮他打架，浪费了一个小时，老板一直在监工，月末说要扣我100元旷工费。

我一下子火了，你个大老板一年赚十几万元，100元对你不算钱，对我而言就大了，我冲他发火：你干的什么买卖，你自己也清楚，我光脚不怕穿鞋的，你自己掂量。你要是不把钱给我，我把你这里砸烂。

老板到底害怕了，赶紧息事宁人。我就到了现在这个山西老板这里。

“小胖子”现在跟的这个山西老板是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因为他工作勤恳、聪明、为人仗义，老板对他很器重，见面第一天，“小胖子”叫她老板娘，老板说，以后就叫我姐，我给你每个月700元，包吃包住。

他还是住在老板租的房子里，这是一套两室两厅的公寓楼，每个月三千多元房租，老板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衣服也可以借老板的洗衣机洗，房间内还有空调、电视。

从此“小胖子”铁心跟着这个老板。

两大派系

2005年，“卡娃”在街头泛滥，为争夺客户源，他们在各自老板的指使下拦在天桥、人行道中央，强行将广告卡塞进行人的手、口袋、提包……这样的扰民之举，引起了公愤。

“卡娃”们逐渐形成派系，争夺地盘。“小胖子”率领了一帮弟兄，经过近一年的棍棒交战终于在淮海路稳固了地盘。

上海现在的“卡娃”主要分“南方派”和“中原帮”，其中，从徐家汇到淮海路，也就是地铁一号线沿线以及浦东东方明珠广场是“南方派”的地盘;南京路西起静安寺，东至外滩是“中原帮”的天下。人民广场是两大系的交接地，只有在那里，双方的人遇到了才不会发生斗殴。

我属于“南方派”的，系的划分并不是以老板决定，而是由卡娃的来源地决定，比如，我们老板是山西的，我是甘肃的，但我们就属于“南方派”，因为在淮海路、东方明珠发卡的主要是江南一带的小孩。

这边因为襄阳路市场人气很旺，有一批北方的卡娃经常跑来发卡，2005年十一长假前，几乎每天都因为争夺地盘发生斗殴，我和20多个卡娃一直守在淮海路，他们分别属于十几个老板，我带领这批弟兄，看到“侵入”的卡娃就打，有时候一天都要打几场。

你看，我的手上、脖子还有后背到处都是伤疤。我还结识了襄阳服饰市场的黄牛，让他们帮着我们，这样打打斗斗，到2005年年底，格局才稳定下来。

本来上海还有其他派系的，但是逐渐被挤掉了，“中原帮”打的是人海战术，他们在上海很多地方，比如火车站、梅陇车站都有，那些地方我们不去，便衣很多。

在这场混战中，“小胖子”最终以他的号召力和“不要命”的战斗力成为“南方派”的核心人物，威震“中原帮”。

他成了各大老板争抢的“人才”，这个时候，老板们也发明了新的管理方式，不必再在“卡娃”附近监工，只要给每个“卡娃”分别固定一个电话号码，是否偷懒，老板只要坐在家里统计一下对应的电话来电数就一目了然。

“小胖子”自己总结了一套经验，他说，有些“卡娃”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搭拉着脑袋，见人就伸手，身上脏兮兮的，只能招人骂。

他穿着干净整齐，普通话也专门训练，甚至学起了沪语，见到穿着讲究的游人和提着包的白领模样的人就微笑着递上一张卡片：“打折飞机票要吗，先生?”

他绝对不会去强行往行人手中塞卡片，因此，他往往每天发的卡片不及其他“卡娃”的三分之一，客户却是其他“卡娃”的几倍。

2005年年底，一个老板想挖走他，许诺每个月1300元工资、包吃包住，这已经是上海滩“卡娃”中工资最高的。

山西老板知道后，很光火，大骂对方挖墙脚，“他给多少，我也给多少!”小胖的工资于是一跃而上，成为“卡娃” 中的“金领”。

“小胖子”还饶有兴致地对记者讲解了两大派系的不同之处。

“中原帮”和“南方派”有很大不同，首先是人员结构，“南方派”主要是十五六岁以上的男孩子，待遇一般在600 元到800元左右;而“中原帮”不少都是十五六岁以下的孩子，甚至七八岁的小孩都有。

“中原帮”的老板比较抠门，为了节约成本，他们从偏远农村雇来小孩，跟小孩的父母讲好每个月给500元钱，包吃包住，在一些贫困山区，一年也不过收入一两千元，小孩上不起学，一些父母见有人愿意带自家的孩子出来赚钱便是求之不得，这就和为什么有那么多小乞丐是一个道理。

这些孩子很惨，老板欺负他们，我们每天从早上8点到干到晚上6点，老板给我们饭贴、车贴，平均10元一天，我最高，15元一天，早上出来的时候老板就给。

“中原帮”的孩子甚至每天工作到夜里11点，外滩、南京东路步行街就是。我们每个月结账一次，老板很少拖欠、克扣，而“中原帮”的孩子，每年或者每季度结算一次，老板时常以各种理由克扣工资。小孩子又不敢言语，要是顶嘴还会被打。

“中原帮”的卡娃不大守“业内规矩”，前一阵子在南京西路，几个卡娃围着一个老外，把人家几万元的数码摄像机偷走了。他们中有人甚至还调戏女孩子，因此常因为人家报警被抓，所以“中原帮”又有另一个特色，那就是，小孩子的穿着很破旧，几元钱一件，这样一旦被城管抓住，他们就来个金蝉脱壳，衣服也不要了。

之所以雇用七八岁的小孩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年龄太小，城管、便衣都没法处理他们。

“经营”之道

“小胖子”有点羡慕自己的老板，他经常琢磨这个山西女孩的发展历程，以期得到一些启示。

她以前还不如我，刚来上海时，做饭店服务员，每个月300元工资，包吃包住，老板说，她那时候只要能吃饱饭，就很知足了。2001年左右，老板听说在虹桥机场有一个专门做打折飞机票生意的人雇用了两个卡娃发卡，一年就赚了24 万元，她就动心了。

老板与她哥哥借了2万元起家，买了一台电脑、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安了一部电话，雇了两个小孩子就做起来了。一年后，电话增至了四部，生意越来越红火，老板就提出和哥哥分开单做。她分到了三部电话，不久就扩大了生意。

现在，老板手下有三个发卡的，一个是我，在淮海路，还有一个在徐家汇，还有一个专门到各家酒店送卡，跟酒店服务员说好，客人每定购一张票，奖励10元。

做这个“生意”根本不需要注册什么公司，老板的办公室只有一个接电话、打电脑的女孩外加一个专门送票的快递员。

现在，在这一行里，我们老板可以说是排行第二，每个月收入都有三四万元，做得最好的是一个东北老头，每个月有五六万元收入。这个老头的业务电话有十几部，发卡的小孩子有十几个，这已经算是最大规模的了，基本上每个老板后面只有两三个卡娃。

目前淮海路上的这十几个“卡娃”受雇于近十个老板，但并不是每个老板都生意兴隆，“小不点”的老板就刚刚接手了另一个老板的生意，“卡娃不卖力，所以做不好”。

“小胖子”认为自己的老板生意做得好是因为她会做人，逢年过节都会给“卡娃”发奖金，天热还给他们买冷饮送到淮海路。

不过“小胖子”他们只知道老板是靠拿机票提成赚取利润的，却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小胖子”竟然很自豪地告诉记者，几乎所有的“卡娃”都有被城管抓过的经历，唯有他一次也没有被抓过，在襄阳服饰市场，他是唯一一个可以自由进出市场发卡的“卡娃”，其他人只要一进市场就被抓、被罚。

按照规定，发放非法广告卡可以处罚50元，但我们身上都不带钱，被抓到，罚款吧没法罚，没收卡片吧，我们又带得很少。

在我发卡的那一带，我不许卡娃乱扔垃圾，不许调戏女孩子，更不许和小偷勾结偷东西，你也看到了，这一带卡娃相对比较规矩，地面上没有以前那么脏了。

现在，只要这里的卡娃惹事，市场里的人第一个找的就是我“小胖子”。虽然大家受雇于不同的老板，但这里是大家 “吃饭”的地方，谁要是不服从我的要求，我就把他赶走。

各色“卡娃”

“小胖子”介绍，上海滩上还有诸多形形色色的“卡娃”，各种“卡娃”之间经常产生瓜葛。前不久，“小胖子”就和一群专门散发色情卡的山西“卡娃”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械斗，他的脖子上那道七八厘米长的伤疤就是见证。

发色情卡的卡娃一般人是认不出来的，他们穿着时髦，受雇于一些发廊和“会所”，行踪不定，主要在高档宾馆和酒吧附近游荡，那天，我和两个小伙伴在静安公园拍照，上来八个发色情卡的山西卡娃，其中有一个曾经发过飞机票打折卡，在争夺地盘时被我打过，因此怀恨在心，看到我们只有三个人就上来挑衅。

打架对谁都没好处，但他们毫无征兆对着我们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我带着两个伙伴围着那个曾有过节的人狂殴，其他的人一看我们这么拼命就赶紧跑了。

“小胖子”说，在前几年上海房市紧俏、一房难求时，一些“卡娃”还兼职帮人彻夜排楼号，虽然饥寒交迫，但一夜有一百多元不菲的收入。

现在在徐家汇、人民广场、陆家嘴金融区等繁华地段还有个别发房产广告的“卡娃”，不过，这个市场已经逐渐被一批退休的本地老太太夺走，据说“在地铁口发卡的老太太每个月可以赚一千多元。”

之前，来自四方的“卡娃”还有人受雇于制造各类假证件的不法分子，但现在这个市场也逐渐被一批不知来路的女孩子垄断。

“这些女卡娃主要在长途车站、火车站附近活动，不过十六七岁，据说，她们家乡造假证件的现象几乎在全国都有名，上海做假证件的很多就是她们的老乡甚至是亲戚。”“小胖子”说。

记者了解到，上海滩上还有一种奇特的“卡娃”现象，俗称“卡门”，“卡”在这里是动词，有“抢占”的意思。

夏日酷暑、数九寒冬以及滂沱大雨的时节，在陆家嘴金融区、古北生活区以及茂名南路、衡山路酒吧街，一车难求，经常有一排老外或者白领焦急地等待.

这样的天气，“卡娃”们也无法继续在街边发卡，因此就有机灵的“卡娃”跑到酒吧区帮白领、老外抢出租车。

一名出租车司机这样描述：“夏日的夜晚下着大雨，老外站在酒吧门口，放空的出租车来了，一群小孩围过来，其中两个一前一后把着前后门。”

待老外在车内坐定，这些“卡门”的小孩便手一伸，“卡”一次门的行价小费竟达50元。

光靠发飞机票打折卡赚不了多少钱，因此，有时候，我们也帮助外滩、东方明珠广场拍照的人拉揽生意，我们之间都很熟悉，我在外滩就让他们免费给我拍过好几次。

前途迷茫

第二天中午，记者如约再次来到襄阳公园，找到了“小不点”还有“假东北”，却不见了“小胖子”，“小不点”刚在襄阳市场附近的一家盒饭店吃完午饭，他说“小胖子”应该去了附近的一家网吧，平时发卡累了，他们就会去网吧打游戏。

但网吧内只有几个来自西部某省的“卡娃”，不一会，“小胖子”主动给记者打来电话，“有弟兄说你在满世界找我。”

原来，“小胖子”一直躺在襄阳公园的树林里看书，上午，他刚在襄阳服饰市场发了十几张打折广告卡，就接到了两笔到广州的单子，按照规矩，他可以提成20元。

今天可以了，我决定休息。我现在是最自由的卡娃，工作时间完全由自己定，小安徽他还要发好几百张呢。平时中午，尤其是夏天，我们都在襄阳公园休息，公园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常来锻炼身体的老人都认识我们。

他们都知道我爱唱歌，我在甘肃上学时是班上的文艺委员，嗓子很好，去年夏天，一群音乐学院的老师来练声，我坐在旁边听，后来大家熟悉了，他们就教我唱歌。

虽然做得不错，但是我也渐渐厌倦了发卡的生活，觉得没有奔头。尤其是今年春节回家过年后更想找个正当的职业。

这是我自2003年离家出走后第一次回家过年，乡亲们夸我有出息，有人给我介绍村里的姑娘，还有人希望我把他们家的孩子也带到上海发卡，但我都拒绝了。

我看到了离家时写的那封信，被父母叠好放在抽屉里。我已经不想回老家生活了。

“小四川”、“小不点”当初都是与父母闹别扭后跑到上海做“卡娃”的，他们也不想再继续这样的营生，“被老乡看到，实在太丢人!”用他们的话说，“卡娃”圈子乌烟瘴气，经常有“卡娃”的手机、钱物被同伴偷走，他们互存芥蒂，斗殴时有发生。“地铁二号线里有二三十个卡娃，有一次打架，其中一个被推进轨道差点出事。”

“卡娃”们多处于青春期，蠢蠢欲动，借着发卡机会骚扰时尚的女孩子是常有的事，但严重的是，有些“卡娃”会和小偷勾结起来偷东西。因此“小胖子”担心长此游走在犯罪的边缘，很容易走上歪路。“卡娃”们除了上网、喝酒、打架外几乎没有其他业余生活，很多人十三四岁就学会了抽烟，“小不点”现在每天至少需要一包烟。

他们还经常逃票寻求刺激，有时在浦西发卡腻了，“小胖子”会带领众弟兄钻进地铁站，从检票口一跃而过，任凭后面检票员追喊，然后到浦东陆家嘴站又如法炮制。

不少“卡娃”住在一个车站附近，那里“发廊”较多，有“卡娃”坦言每次回家都会受到不良诱惑，一名“卡娃”承认自己喜欢去那种浴室“洗澡”，“那边的小姐很不错……”

“小胖子”听到这样的话就会大骂“没出息”，他兴奋地把手机打开给记者看，里面是一个女孩子的照片。

女孩子17岁，在苏州打工，两个人是地道的网恋，五一节期间，女孩子还来上海住了几天，也就是在这期间，“小胖子”花了一千多元给自己买了这部手机并添置了几百元衣裳。

这是他在上海3年来最奢侈的一次，迄今他已经给上学的哥哥寄去了近2万元，但新闻看多了，“小胖子”心里也开始嘀咕：哥哥会不会像报纸上曝光的那些人一样忘恩负义?

他不由地为自己的将来担心，但他又不知道自己该怎样继续下去，作为上海打击假冒伪劣、规范市场秩序的一个重拳举措，襄阳服饰市场6月30日将被取消，现在市场内的摊主、黄牛都在谋求退路。

“卡娃”们也在担心，到时，这边的人气会大大减少，那么他们是不是又要新觅地盘并棍棒抢夺?

不少“卡娃”想另谋职业，但“小四川”不久前到一家公司去应聘，稀里糊涂就被骗了300元报名费，被骗的经历大多数“卡娃”都有过，这让他们不敢轻易改行。

“小胖子”的“宏伟蓝图”是开一家“真正的兰州拉面店”，届时将女友接来做老板娘，但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仍将继续“卡娃”生涯。

[!--empirenews.page--]群殴事件撕开南京路伤疤[/!--empirenews.page--]　　群殴事件撕开南京路伤疤

南京路步行街管理办：没有法律支撑，对于发放小广告以劝阻教育为主

一张卡片引发南京路群殴

5月6目下午4时15分许，警方接110报警称南京东路六合路口发生一起多人斗殴事件。黄浦警方派值班警力赶赴现场发现，2名男子受伤倒池，其他斗殴人员均已散去。5月6日群殴事件后，6名发小广告人员被上海警方拘留。针对斗殴事件，警方事后定性为"两伙散发小广告人员打架斗殴"。

当天，严某带一伙人员赶到南京东路，与同业人员韩某发生矛盾，遂纠集他人与韩某等人打架斗殴。据了解，被打伤的韩某等都是安徽人，大约从2009年前起，这批人就一直"占据"南京东路一百广场，在这里散发广告。

"打人的严某此前并没有在南京东路上散发广告，但他看中了这块地盘，很早就想插进来。"据在南京东路353广场散发广告的一位东北人说，就在事发前几天，严某也曾带着几个人前来353广场试探，结采被占据这个地块的东北老板们联合起来，带领几十个友小广告的孩子，将严某等人强行赶走。

5月13日，南京东路步行街，发旅游小广告卡片一族仍活跃在街头。

5月6日一起因发小广告引发的群殴事件在社会上发酵，小广告，这个城市的皮肤病为什么这么难治?

乱发小广告的现象在很多城市热门景点长期存在，是典型的"城市病"。而每天汇聚了大量人流的南京路步行街更是与小广告"作战"已久。早在近10年前，便有关于南京路步行街舌战小广告给游客造成不便的报道，而多年之后，这一顽症依然没有根治。

惩治力度非常有限

散发小广告人员在上海部分闹市区长期存在，有关部门管理上却一直难以找到有效的根治办法，"猫鼠游戏"一直在上演。

事实上，因类似原因引发斗殴事件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去年11月6日下午，陆家嘴地铁站2号出口发生群殴事件，民警迅即赴现场处置。经初步调查，系为拉游客引发纠纷。据了解，在地铁站附近兜售东方明珠等景点门票、散发小广告等的都是"老面孔"，"他们不但兜售门票，还‘以散客充团队’的方式拉客，同时还给游客收费拍照，总有二三十人。"

散发小广告的行为到底归哪个部门管?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一直没有确切答案。

针对发放小广告行为，南京路步行街管理办公室主任戴其林坦言，从几年前开始，就有一支由工商、公安、城管等部门联合组成的队伍每天在步行街上巡视，而巡视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劝阻南京路步行街上乱发小广告的现象。小广告并未由此撤出南京路。

原因何在?戴其林称，最大的原因在于对乱发小广告者的惩治力度非常有限，"一般都是以劝阻、教育为主。"戴其林告诉记者，在当场劝阻、教育之后，乱发小广告者往往马上就收敛了，有时还没等工作人员走上前，他们便已经停止发放离开了。但工作人员一走远后，小广告便又"死灰复燃"。

戴其林表示，由于没有法律上的支撑，今后对于发放小广告的监管依然是以劝阻、教育为主，但在工作人员的人手、巡视的次数和频率上肯定都要加大。

黄浦区政府专门牵头各部门进一步完善联动管理机制，对南京路小广告进行清理整顿、长效管理。

小广告违法成本极低

记者了解到，因散发小广告而引发矛盾纠纷、发生扰乱公共秩序的事件由公安部门进行管理。但如果未发生纠纷，警方一般难以直接介入。

除警方外，城管部门也经常参与小广告的治理行动。但市城管执法局有关人士表示，目前城管队员在对乱发小广告执法过程中主要面临三大难点。

一是散发小广告者大多为外来人员，年龄小、流动性非常强，往往见到城管队员便立马躲远，很难被城管队员当场抓住，即便抓住，其身上往往只携带几十张小广告，且"很有经验"地不携带身份证，也不揣一分钱，让城管队员无从处罚，只能没收成本极其低廉的几十张小广告。即便将发小广告者扭送至派出所，由于够不上刑事案件，也只能批评教育几句便放其离开，因此散发小广告的违法成本极低。

二是散发小广告者和幕后组织者往往采取单线联系，即幕后组织者单方面通知散发小广告者何时、何地领取小广告和工资，因此城管队员很难通过散发小广告者顺藤摸瓜找到幕后组织者。

三是散发小广告并非城管部门一家便能解决，还涉及到工商、旅游、公安等多个部门，需要各个部门通力协作，从源头加强管理，堵住小广告流出的通道。

黄浦区域管有关人士也表示，目前城管队员只能管理街面上的小广告散发问题，能没收的小广告尽量没收，但幕后组织者即便电话联系到通知其来接受处理，也不会露面，因此只能对其小广告上的手机号码采取停机处理，但由于幕后组织者更换手机号码的违法成本极低，因此停机处理效果并不显著。而幕后组织者往往位于民宅或者公司中，即便城管部门发现其所在地，也因为不具有进人民宅和公司的执法权而只能止步，目前南京路步行街管理办公室也正协调工商、城管、公安等多个部门共同对散发小广告现象进行管理。

执法权限"自缚手脚"

针对这个问题，华东政法学院行政法副教授邹荣表示，有关部门首先应该梳理小广告这个利益链，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散发广告"这一单一行为的堵塞、打击和处罚上。华东政法学院行政法副教授邹荣这几年一直在关注"卡娃"(张贴、散发小广告的未成年人的集体称谓)现象，他认为治理街头"卡娃"散发小广告，不应该是目前被表象化的处理方式，查处"卡娃"并不具有实际意义，目前真正应当承担责任的雇主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制约，"政府部门应该从雇主人手，如果雇主是无证经营，工商部门应通过查获的小广告信息顺藤摸瓜，对经营者取缔，如果是有证经营，则应对其违法发放小广告的行为进行查处"。邹荣认为，现在的难题是，包括小旅行社和所谓的"航空公司指定售票点"在内的部分雇主，他们本身就是"游击队"，要查处这些非法雇主，对有关管理部门是种考验。

对于目前城管部门所处的执法困境，邹荣认为责任应归于有关部门的内在协调不当，而深究其原因则在于长久以来的机制问题。"政府行为必须得到法律的授权，但在目前的体制下，政府部门都面临一个权限问题，一个行政部门按照社会分工去分类，所以当这些相对独立的行政主体面对复杂交错的社会问题时，就会发生执法尴尬。"邹荣认为，正是这一执法权限，将政府部门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

社会学者胡申生也认为应该从根源上进行根治，相关部门一发现苗头就应该打掉。"小广告上面往往会留有电话号码，可以通过立法程序把号码禁止掉，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有关部门要有所作为，还要善于作为。

小广告背后的利益链:广告来源大多是非法公司每单生意"老板"提成10元

广告来源:都是"老板"们拉来的广告"模板"，"老板"们自己掏钱复印的，然后交人散发广告提成:客户公司会给每一个"老板"印刷的广告上留下不同的电话，如果有人凭这个电话消费，客户公司就能分辨出是哪个老板拉来的，每个60元一100元的"单子"，客户公司会给10元提成。

深度关注：

小广告背后有着怎样的利益链?据了解，南京东路上散发的小广告，目前最主要的有两种:旅游广告和打折机票广告。广告业务都是"老板"们"拉"来的，客户会交给这些"老板"们广告卡片的"模板"，由"老板"们自己掏钱复印，然后交给卡娃们去散发。

"来南京东路的大多是外地游客，他们需要这两种服务，所以来找我们散发小广告的也都是些旅行社和票务公司。"老板"许大头"认为他们的业务光明正大，并不忌讳向人介绍他们的生意模式。

"许大头"说，客户公司会给每一个"老板"印刷的广告上留下不同的业务电话，这样，如果有人凭这个电话前来旅游或者买机票，客户公司就能分辨出是哪一个"老板"拉来的"单子"，每个月底就凭这些"单子"与"老板"们结账，"通常，每个60元-100元的‘单子'，客户公司会给我们10元提成，依次类推。"

"许大头"特别强调，与他们合作的旅行社或票务公司都是正规公司。不过据调查却并非如此。

以卡娃们散发最多的旅游广告为例。从这些广告卡片上标出的旅行社来看，一部分是些莫须有的旅行社，例如有标注"上海旅游局下属单位"的"上海国旅总社"，查询下来，上海旅游局许可旅行社中，根本没有这样一家旅行社。

还有一部分标明的确实是正规的旅行社，据查证下来，也多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例如一张广告卡片上印着"中国xx旅行社"，地址是上海市洛川中路。查询下来，中国xx旅行社是注册在北京的一家旅行社，目前其在上海的分社只开设了2家门店，均不在洛川中路。

另一张"春秋×旅"的旅行社也是确有旅行社。据调查，该旅行社回复"我们从来不会通过散发小广告拉客人，小广告上所列的旅游线路，我们从不经营。"仔细分析小广告上的旅游线路及报价，旅游业内人士表示，这些所谓的旅行社其实都是没有工商注册，没有旅游许可的"黑社"。

同样，打折飞机票广告卡片上也都印有"xx航空公司指定售票点"、"xxxx指定售票点"等字样，也印有清晰的各航空公司的品牌标志。但这一切都不过是看起来像回事而已，来自所有航空公司的回答都是:我们根本没有授权他们。

尽管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气的旅行社和所谓的"航空公司指定售票点"，但这并不妨碍这些无证、非法公司和发卡"老板"们共同发财。对待一些拨打电话追根究底的顾客，客户公司的统一回答都是我们免费送票，你没必要过来取!"

[!--empirenews.page--]小广告的老江湖[/!--empirenews.page--]　　小广告的老江湖

一张小小的卡片，引发群殴，2人受伤，7人被刑拘。

5月6日下午，南京东路上，两帮散发小广告团伙的群殴事件再次将"卡娃"引入人们的视线。

"卡娃"，张贴、散发小广告的未成年人的集体称谓，这些散发小广告的绝大多数是十五六岁的孩子，甚至更小，故曰"卡娃"。

在城市里，"卡娃"的身影会出现在南京东路、陆家嘴、淮海路、外滩等一些繁华地段，甚至地铁车厢、公交车内，也随时能发现他们的身影。

"卡娃"的行为让城市为之不安，不仅因为一张张小小的广告卡传递着灰色的利益信息:办假证、揽假货、黑广告，也因为他们在闹市喧哗、强塞卡片、乱扔卡片、随地吐痰、影响市容••••••

可另一方面，"卡娃"的行为又让这个城市为之恻隐，被"老板"们驱使，每天10多个小时干活，也常常被打，被人欺侮，也学会欺诈别人，抽烟、喝酒、整天游走在灰色地带••••••

他们和老板

十四五岁跟着"混江湖"

5月9日南京东路上熙来攘往。

下午1点南京东路苹果旗舰店前的广场，10多名"卡娃"正在人群之间来往穿梭麻利地将手中的一张张广告卡片塞给过往的市民和游客。

一名20岁年纪、两颊各有一道刀疤的男孩子中握着一叠旅游广告，眼睛敏锐地扫向每一位来往的行人。一对中年夫妇各挎一个行李包，一看就是外地来的游客。两人刚刚走过来，"刀疤"青年面带一丝微笑，迅速将一张"上海一日游"卡片递到男游客手中，不多说一句话。

"刀疤"青年年龄不大却是一名老卡娃，2009年就来上海发卡片。"那一年，我跟一名老乡到上海，在淮海中路散发卡片。""刀疤"青年说，第二年他回了山西老家，亲戚带他到太原打工做装修，一个月工资1300元多点。"刀疤"青年觉得装修工工作太辛苦，工资也不高。

于是，2011年他又回到上海。这一次他跟随一个东北"老板"，在南京东路发卡。"每天发完卡，工资根据每天的工作量结账，一天50元到80元，每个月能拿2000元左右。""刀疤"青年说。

苹果广场大约有二三十名"卡娃"，属于七八个"老板"。"刀疤"青年说，每个"老板"大约带三四个"卡娃"，这些"卡娃"有的是自己投奔来的，更多还是老板们自己"物色"来的:有的"卡娃"身有残疾，有的"卡娃"父母早逝还有的是叛逆儿童，从家里偷着跑出来的。

"许多人从十四五岁、甚至更小就被老板带出来，跟着老板混江湖。" "刀疤"青年说，像那些身有残疾或智商不好的人，老板们只要养着他们，供他们三餐、住宿，再给点零花钱就可以了。

有时候，老板也会给奖励，工作业绩突出，散出去的广告如果收益率很高，老板也会满意不过广告收益率高不高要靠客户来评价。

老板们不发卡片，每天坐在南京东路附近的小弄堂里，几个人抽烟、侃大山。卡娃们发完手中的卡，就会进到弄堂，从自己老板手中再拿走一叠。有时候，老板们也要到地盘上巡视一圈，监督自己的"卡娃"千活，顺便看看有什么情况。

9日下午3点多，腿脚有点瘸的"小灿"正在南京东路发卡片。2名女孩将他强塞的卡片扔在地上，"小灿"想偷个懒，没有去搭理，不料刚好被出来巡视的老板看见。

"捡起来!"老板瞪了瘸腿的"小灿"一眼，接着呵斥他"傻呀!人家小姑娘坐什么飞机!"瘸腿的男孩只好一瘸一拐地走过去，弯腰拾起卡片。

南京东路号称"中华第一商业街"，2011年的统计数字显示，黄金周期间，最高峰时一天人流量高达110多万人次，即使平常时候，每天也有几十万的人流量。

南京东路有着如此巨大的人流量，无疑是散发小广告者眼中的"黄金地段"，也引起其他各路散发小广告人员的觊觎。于是，卡娃们要与老板们一起，守护这块"黄金宝地"，才会引发群殴的极端事件。

他们和公安城管

继续猫和老鼠的游戏

5月6日南京东路打架斗殴事件后，黄浦区公安、城管等部门加强了对南京东路散发小广告人员的管控。"卡娃"和老板们的生意难做了，不过，他们与城管、警察的"猫、鼠游戏" 还要继续。

南京东路上，城管们"五步一岗"，每隔三、五十米，就设一个岗位，由一名城管巡视这一段。

不过，卡娃们都是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一起发卡，仅凭一名巡逻城管人员，无法对付这么多人。真的要驱散这些卡娃，就要采取统一行动，但不可能每天都进行。

对付南京东路城管支队的统一行动，"卡娃"们最常用的办法是"游击战"。

"卡娃"们最常蹲守的两个地点------苹果商场前广场(附近是353广场)与一百商场前广场------一东一西，正好处在南京路步行街的两端。如果城管或警察采取统一执法行动了"卡娃"们"呼"一声全散开，东侧353广场的全跑到河南路，西侧一百商场的"卡娃"们则跑到西藏中路。出了辖区，城管们管不了，警察们也没那么多力量。

老板们说，平常的时候，"我们约束卡娃们，不偷不抢，也不强行推销，游客扔下的卡片，我们会一一捡起来。"一名老板说，有时候他们发现有小偷了，还会提醒游客，或者报给警察。

相对城隆庙等散发小广场集中区域，南京东路地面确实干干净净，难见乱扔的卡片。不过，秩序却并没有发卡老板们标榜的"良好"。"发卡人员时常与游客产生纠纷，我们也时常被市民和游客指责、投诉，说是发卡人员破坏了南京东路的形象。"一位城管队员抱怨。

5月10日中午，早报记者再次来到南京东路苹采商场前广场，前一天还在这里忙碌着的"卡娃"们全都不见踪影了。而在西侧一百商场前广场，因为多名散发广告人员被警方拘留，多日前就已经停止发卡了。

在一个小弄堂里，老板"许大头"诉苦，"‘卡娃'们前一天傍晚就被警察喊去派出所‘问话'了，20多个人全进去了，到现在也没出来。""许大头"说，按照惯例，"卡娃"们都会被送到收容遣送站，有父母和其他直系亲属的卡娃，可以被接出来，没有父母和直系亲属的，就会被遣送回原籍。

不过，老板们自有应付的办法，"精明"的‘卡娃们也时常有刁难管理人员的手段。"许大头"说，5月7日，也有8名"卡娃"被送进一家遣送站。不过，这一次，"卡娃"们没有被遣送回家，第二天就被放了出来。

原来，被送进遣送站的8名卡娃，有一个人将一枚硬币吞进了肚子。担心出现意外，遣送站将这名"卡娃"送到医院，其他人也随即被放出来。

[!--empirenews.page--]城市化的新病症[/!--empirenews.page--]　　城市化的新病症

作者：古越

流动的儿童

1992-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全面推进。1992年到1998年，城市化率由27.63%提高到30.42%，并从沿海向内地全面展开。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犯罪、留守儿童等城市病随之而来。“卡娃”便是其中之一，这一群体所折射的实际是农村未成年人社会化的问题。

大多数“卡娃”在走向城市前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都已汇入流动人口的大军，一方面，家长应尽的教育责任没有体现，另一方面，家长的流动性对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又会起到催化作用。

父母环节失守，对“留守儿童”的社会教育只能依靠学校，但由于不少地区农村教育投入相对不足等原因，乡镇一级的学校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这方面的教育又存在缺失。

还有一批孩子并非“留守儿童”，他们跟随父母走进了城市，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他们无法真正分享城市的教育资源，父母会比较容易接受子女早点走向社会，以缓解家庭经济压力。

生活自在 卡娃竟不愿进救助站

流动人口进入一个新环境，通常靠两个方面融入社会：一是地缘关系，二是自身能力。提早独立的卡娃，没有文化、没有能力，在主流社会中定然处处碰壁。而老乡或是同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小青年便成了他们生活中的重要资源，他们很容易就会被“引荐”入这些伙伴所属的群体中。

因此他们不一定是被迫进入“发卡族”的群体，很多孩子主动选择这个行业，部分原因是他们能在这个同伴群体中获得安慰，这种生活为他们提供了暂时的归属感。而努力一些的卡娃一个月甚至能赚到5000元，那么他们不愿脱离这个群体也不足为怪了。

“对于这些年纪不大的卡娃，每天有吃有喝有网上的生活很自在，他们很少有想到主动回家的，除非是遭遇到什么威胁!”厦门市市救助站儿保中心孙爱红科长介绍说。

去年有个12岁的“卡娃”小国，被送进救助站后，连着装了10多天的哑巴，最后还是想要喝一种饮料时，怎么比划也形容不出来，自己装不下去才开口说话。

这些未成年的“卡娃”被送进救助站后，站里都会想方设法与其家长取得联系。为了逃避被送回家，有的“卡娃”还想尽各种办法要逃跑，有孩子往身上涂肥皂，为了使身体变光滑好钻栏杆。

“卡娃”小超坦言，这次主动进救助站，是因为受到老板的威胁。因为另外有个老板承诺，一天给他80块工钱，比现在的工钱翻一番，结果他找现在的老板辞工，被老板恐吓：“如果敢替别人做事，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走投无路的小超，5月6日偷偷从住处跑出来，来到救助站希望站里送他回江西老家。“不想再发黄卡了，回家呆些日子，再去浙江姑姑厂里，跟着做袜子什么的!”想到能够马上回家见到奶奶和亲人，小超还是满心喜悦和期待的。

卷入犯罪亚文化

不管哪类成因，这些孩子过早走向社会后，由于年龄的限制，只能从事散发广告卡这样的非法工作，因此，不可避免与吸毒人员、盗窃分子等问题人群的接触。

在这种亚文化的环境下成长，接触不到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对这些孩子的负面影响很大，比如“卡娃”，会形成一个“同伴群体”，在问题人群中周旋，出现组织结构的黑势力化。

“同伴群体”成员间的影响很大，往往容易产生集体的越轨行为，“卡娃”集体骚扰女性、挑衅甚至殴打城管人员就是一个表现。

中国社会未来还将继续城市化的进程，那么人口流动还将更加剧烈，此过程中将有更多农村未成年人走向城市。城市中的边缘化群体的管理问题还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卡娃”是城市的棘手问题

如果说早先农民进城务工后的“留守儿童”问题主要留给了农村;那么现今“进城卡娃”(或说“流动儿童”)的问题，则主要留给了城市，至少是城乡兼而有责。有专家指出，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应视为中国最大的“扶贫工程”。切中肯綮，此其时矣!

城市的和谐稳定，回避不了这个“不和谐”的现实。不要说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即使是沿海的一些小城镇，也面临着这么个严峻现实的考验。嘉兴市秀洲区有个以羊毛衫产业发达闻名的洪合镇，目前已有外来务工者5.8万人，是本地人口的两倍多。由此带来的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儿童2590人，超过了本地儿童2510人的数字(据6月19日解放日报)。这对当地主政者和有限的教育资源，无疑是种巨大的压力。

“卡娃”或“流动儿童”的出现，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又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社会、家庭、学校，特别是市政管理当局，还有社会学家、教育专家都有责任关注、思考这一现象，研究、出台相应对策，共同解决好这一有着重要意义的棘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