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批“考八股”，根子在反对考试变成一张“入场券”

1964年2月13日，春节。

人民大会堂里坐着一屋子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都在。

毛主席开口谈的却不是拜年话，而是教育。他说了一句很重的话：“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这句话放在今天听，依然刺耳。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春节座谈会上，用“摧残”两个字来形容自己国家的教育制度，这不是随口抱怨，而是深入考察、思考后的重大判断。

他接下来展开的，恰恰是我们今天仍然熟悉的那种焦虑的源头。

“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

毛主席对考试的批评，火力最集中的一句是：“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注意这里的逻辑链条：出怪题、偏题，目的不是测量学生懂了多少，而是“整学生”。

考试被设计成一场伏击，学生坐在考场里，面对的是事先不知道的“敌情”，要揣摩出题人的意图，要押中评分标准的口味。

他把它定性为“考八股文”——不是因为形式像八股，而是因为它的功能像八股：逼人放弃自己的思考，去迎合一套外在于自己的标准。

八股文的核心从来不是文章本身，而是“代圣贤立言”。

你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你要说体制期待你说的话。

主席看穿了这一点。所以他反对的，不是“检验学习成果”这件事，而是以检验为名、行规训之实的考试权力。

主席曾问过侄子毛远新，最头疼的是哪门课?

远新想了想，说是作文。

主席笑着说：“那就对喽。做文章必须有感而发。老师出的题目，往往是学生不熟悉或不感兴趣的事，硬要你搜肠刮肚憋出一篇东西，那可是人生痛苦的事情。出题目做文章，惨无人道啊!”

这都是主席的原话。远新说给我听时，我既惊诧又觉得有道理。

主席认为，这种作文教学方式，只能逼孩子学会迎合老师的口味，东拼西凑，争取高分，甚至教孩子从小学会编造假话，哗众取宠。

他提出的替代方案，今天看仍然“出格”

毛主席不是只破不立。他给出了非常具体的办法：“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

他甚至说：“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

用今天的教育术语翻译一下：开卷、公开命题、允许协作、以“创见”而非“覆盖面”作为评分核心。答对一半但有洞见，胜过全答却平平淡淡。

这不是降低标准，而是换了一套标准——从“记住了多少”换成了“想通了什么”。

他还有一句话，值得所有被分数折磨过的人停下来想一想：“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

毛主席批判的根子在这里。他问的是：学习是为了什么?

主席的教育思想是，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不是培养“上岸的人”，不是培养“拿到入场券的人”，不是把清华北大变成官位和职位的兑换券。

学习的目的，首先是学会认识世界、学会解决问题、学会做一个主动的人，而不是在一条筛选流水线上争取一个更高的档位。

所以他反对把考试变成筛选机器，反对用分数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反对把“考上哪里”和“以后做什么”死死绑定。

一个社会的教育如果只过分看重筛选功能，那么它培养出来的就不是人，而是被筛选驯化了的竞争者——他们擅长赢，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赢。

六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孩子依然在押题，依然在揣摩“标准答案的偏好”，依然在用睡眠和健康换一个更高的分数段。

毛主席1964年说的那些话，没有被时间淘汰，反而在应试的惯性里一次又一次被验证。

他不是一个反对考试的人。他反对的，是考试凌驾于学习之上，是分数凌驾于人之上。

这句话的锋芒，指向的不是考试方法，而是考试结果被用来做什么。

考试一旦与就业绑定，它就不再是检验学习，而是发放“入场券”

出怪题、搞突然袭击，固然可恨。但更根本的问题是：这套考试所产出的分数和学历，最终被拿去兑换什么?

如果“清华北大”自动兑换成“当官、进大企业、留沿海”，如果“专科”自动兑换成低人一等，那么前面无论怎么改题目、怎么改评分，考试仍然是一台分层机器。

毛主席批“状元没有真才实学”，批的正是这台机器所制造的神话：把“会考试”等同于“有真才实学”，再把“有真才实学”兑换成高人一等的位置。

他在讲话里列举李时珍、祖冲之、瓦特、高尔基，用意很清楚——这些人没有走过“中学—大学—科举式考试”的路径，但他们的贡献并不因此减损半分。

学历不是能力的等价物，更不应该成为分配社会位置的通行证。

你设想的场景——清华毕业去新疆兵团搞农业，北大毕业到生产一线，985毕业进工厂而不是坐办公室——在毛泽东的构想里，这不是“降格”，而是分工的正常形态。

他反对的恰恰是反过来——把学校牌子直接焊死在职业出路上。一旦这种焊接成立，考试就不再是学习的一部分，而变成了人在进入社会之前被预先分等的仪式。

靠分数、排名实现这种考试分层功能，看似公平，实际上从社会总成本-总产出来看，实在是很不划算的。

毛主席1957年定的教育方针，落脚点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劳动者”三个字包含了主席的社会理想。

他认为，劳动者应该是社会的主人，劳动者应该参与社会管理，劳动者应该是有尊严的，劳动者的出生、教育、医疗等都应该有保障。

或者说，他认为，劳动者不应该是打工人，劳动者不应该是996，劳动者不应该是讨薪者。

所以，当他的儿女向他请教职业规划时，他不希望儿女当官，不希望儿女成为资本家发财，他说希望他们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毛主席和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合影

毛主席的这个希望，既是对儿女的职业愿景，也是对千千万万劳动者的社会理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干部、技术员三结合。

当然，社会发展有阶段性，不能立马消灭异化劳动。但是，社会要朝着缩小“三大差别”努力。

那么，我们的教育就不应该去培养“赢家”，去培养“上岸者”，而是要培养一个用自己的能力参与社会生产、不靠一张券把自己从异化劳动中赎买出去的人。

初心：什么是新什么是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