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答问：没有外国的援助，我们能不能真正更新和大大扩大大工业的固定资本呢？

斯大林答问：没有外国的援助，我们能不能真正更新和大大扩大大工业的固定资本呢？

——《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讲》摘录（六）

问题：

没有外国的援助，我们能不能真正更新和大大扩大大工业的固定资本呢？

斯大林回答：

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理解。

或者这里指的是苏维埃国家从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方面立即得到贷款援助，以此作为发展苏维埃工业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就可以作出一种符合于这一问题提法的回答。

或者指的是苏维埃国家在将来西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从他们那里得到援助，以此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就得作出另一种回答。

为了使谁也不受委屈，我尽量对这个问题的两种可能的解释都做出回答。

我们先从第一种解释谈起。

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外来的贷款是否有可能发展苏维埃的大工业呢?

是的，有可能。这件事情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同时还必须经历严重的考验。但是，尽管有这一切困难，我们没有外来的贷款还是能够实行我国的工业化的。

到现在为止，在历史上强大的工业国的形成和发展有三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是侵占和掠夺殖民地的道路。例如英国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英国在世界各洲夺取了殖民地，它在两个世纪当中为加强本国工业而从殖民地榨取“追加资本”，最后变成“世界工场”。你们知道，我们是不能走这条发展道路的，因为对殖民地的侵占和掠夺是同苏维埃制度的本质不相容的。

第二条道路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实行军事破坏和索取赔款的道路。例如德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德国在普法战争时期击败了法国，从法国榨取了五十亿的赔款，然后把这笔款项投入自己的工业。你们知道，这条发展道路也是同苏维埃制度的本质不相容的，因为它在实质上同第一条道路毫无区别。

第三条道路是资本主义落后的国家在奴役性的条件下把经营权租让给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并且在奴役性的条件下向这些国家借款的道路。例如沙皇俄国的情况就是这样。沙皇俄国在奴役性的条件下把经营权租让出去，在奴役性的条件下取得西方列强的借款，因而就收到半殖民地生活的束缚，不过这并没有排除它后来终于能够爬上独立发展工业的道路，当然这免不了要靠几次比较“成功的”战争，也免不了要靠对邻国的掠夺。几乎无须证明，苏维埃国家也不能走这条道路，因为我们同各国帝国主义者血战三年，并不是为了在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的第二天又心甘情愿地去受帝国主义的奴役。

如果以为这几条发展道路中，每一条道路在实际生活中都必定是单纯地和其他道路截然分开地实现的，那就不对了。事实上，在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这几条道路往往是互相交错，互为补充的，并且有过交织在一起的范例。例如美国的发展历史就是这种几条道路交织在一起的例子。这种情况说明，各种不同的发展道路，虽然它们彼此有所区别，但是具有某些使它们相互接近，使它们能够交织在一起的共同特征：第一，他们都导致资本主义工业国的形成;第二它们都是以采取某种方法从外面流入“追加资本”为前提的，这是建立这些国家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如果根据这一点就把它们搅在一起，混为一谈，不了解这三条发展道路毕竟是建立资本主义工业国的三种不同方法，不了解这几条道路中的每一条道路都在这些国家的面貌上打上了特殊的烙印，那就更加不对了。

既然苏维埃国家不能走旧的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而要在不受奴役的条件下流入新的资本又不可能，那么苏维埃国家究竟还有什么道路可走呢?

剩下来的只有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别的国家完全没有经历过的道路，不靠外来的贷款而发展大工业的道路，不一定要流入外国的资本来使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这是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所指出的道路。

列宁说：“我们应当努力建成的国家，是要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厉行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

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尽量节约。……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用厉行节约的办法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 列宁继续说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

这就是我们国家为了发展自己的大工业和使自己发展成为强大的无产阶级工业国而已经走上的和应当通过的道路。

正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条道路是资产阶级国家所没有经历过的。但是，这绝不是说，这条道路对无产阶级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对资产阶级国家是不可能的或者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对无产阶级国家却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具有资产阶级国家所没有的，也许是不可能有的优越性。国有化的土地，国有化的工业，国有化的运输业和信贷业，垄断化的对外贸易、由国家调整的国内贸易，——这一切都是能够用来发展我国工业的“追加资本”的新源泉，这些新源泉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中都不曾有过。你们知道，无产阶级政权已经利用这些以及和这些相类似的新源泉在发展我们的工业了。你们知道，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一些相当重要的成就。

正因为如此，对资产阶级国家是不可能的发展道路，对无产阶级国家却是完全可能的，尽管要遇到种种困难和考验。

此外，应当指出，目前这种缺少非奴役性外资流入的情况，不可能是什么永恒不变的。我们知道，已经有一些外资开始流入我国了，几乎没有理由怀疑，这种流入将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巩固日益增多。

关于问题的第一种解释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问题的第二种解释。

没有欧洲主要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预先胜利，没有欧洲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技术方面和设备方面的直接援助，在我国有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

在谈这个问题以前，——顺便说一下，这个问题我在这次讲话的开头就已经做了回答——我想清除一种同这个问题有关的非常普遍的误解。这种误解就是：某些同志爱把“更新和扩大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同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混为一谈。能不能同意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呢?不，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按范围来说，第一个问题要比第二个问题狭窄些。因为第一个问题，即关于扩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只包括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即工业，而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则包括整个国民经济，既包括工业，也包括农业。因为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组织整个国民经济的问题，是使工业同农业正确结合的问题，而关于扩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严格说来，甚至不涉及这个问题。就假定工业的固定资本已经更新和扩大，但是，这还完全不是说，这样就已经解决了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工业和农业工作人员的生产消费协作社。如果在这个协作社中，工业与供给原料、食物并且消耗工业品的农业不协调，如果工业与农业因此不能组成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的载体，那就根本不会有社会主义。

正因为如此，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问题，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中的根本问题。

正因为如此，绝不能把更新和扩大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同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混为一谈。

那么，没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预先胜利，没有西方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技术方面和设备方面的直接援助，在我国有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

有，有可能。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已经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发展国有化的工业并且把它同农业结合起来，我们在农村中发展合作社并且把农民经济纳入苏维埃发展的整个体系中，我们在活跃苏维埃并且使国家机关和千百万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我们在建设新的文化和建立新的社会生活。毫无疑问，在这条道路上是困难重重的，我们还必须经受许多考验。毫无疑问，如果有西方的社会主义胜利的及时援助，事情就根本好办了。但是，第一，西方的社会主义胜利的“来临”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快，第二，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并且大家知道，我们已经在克服它们了。

这一切我已经在自己讲话的开头谈过了。在此以前，我在给莫斯科积极分子所做的报告中也谈过这一点。而再早一些，在我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的《序言》中也谈过这一点。我曾经说过，否认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是使党蜕化的取消主义。现在未必值得再来重复从前一再讲过的话了。因此我介绍你们去读读列宁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你们可以找到关于这一问题的足够数量的材料和原理。

我只想简单地谈谈这个问题的历史和这个问题的目前对党的意义。

如果不把1905-1906年间的争论计算在内，那么关于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在1915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初次在党内提出的。大家知道，当时列宁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论点。这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大家知道，当时托洛茨基曾经反驳列宁的这个论点，他说：“休想革命的俄国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

在1921年，即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以后，当建设问题已提到日程上的时候，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又重新在党内提出来了。这个时期，某些同志认为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离开社会主义任务，是离开社会主义建设。大家知道，当时列宁在他的《论粮食税》小册子中断定说，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使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的必要条件，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条件，是通向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1921年4月里的事情。好像是为了回答这一点，托洛茨基在1922年1月在他的《一九0五年》一书的序言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完全对立的论点，他说：“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此后经过了一年(在1922年)，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所作的声明同托洛茨基在《和平纲领》的跋中所作的声明又互相对立起来了，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而托洛茨基说：“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

最后，又经过了一年，列宁在他逝世前不久，在《论合作制》(1923年5月)一文中又重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在我们苏联具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

问题的简短历史就是如此。

从这个历史的考证中已经可以看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是我们党的实践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列宁不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是我们实践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他就不会再三重复它了。

后来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的尖锐化，特别是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只是加强和加深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问题的意义。

从党的实践观点来看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涉及我国建设的前途问题，涉及这个建设的任务和目的问题。不知道问什么建设，就不能真正建设。不知道前进的方向，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关于前途的问题，是惯于有自己明确而肯定的目标的我们党的最重要的问题。究竟我们是为了社会主义、指望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进行建设，还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土壤施肥、“等待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而碰运气的盲目地进行建设——这就是现在的基本问题之一。如果不对这个很明确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就不能真正地工作和建设。成百成千个党的工作者、工会工作者、合作社工作者、经济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军事工作者和共青团员来找我们，询问我们，询问我们党：我们把事业向哪一方面引导，我们为什么建设？不幸的是有些领导者不善于或者不愿意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而肯定的回答，他们支吾搪塞，把人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出自圣经故事，本丢·彼拉多，是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耶稣被捕后由其审讯，他推给加利利王希律，希律又推回给本丢·彼拉多。这里指推来推去，不解决实际问题】，使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淹没在知识分子的怀疑主义中。

列宁主义的伟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不认为建设是碰运气、是盲目的，它不认为建设是没有前途的，它对我们工作的前途问题做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它说，我们具有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条件，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性问题就是如此。

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不仅取决于我们。这也取决于我们国外的敌人和朋友的强弱。如果让我们建设，如果我们能延长“喘息”时期，如果不发生严重的武装干涉，如果武装干涉不能得逞，如果国际革命运动的力量和实力同我们自己国家的力量和实力都强大得足以使重大的武装干涉企图不能实现，我们就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再加上一点，就更完整了：如果我们党内不出修正主义，如果我们不犯贱，不自废武功，不自毁长城，不背叛工农联盟。】相反，如果武装干涉得逞【和平演变得逞】而我们被击败，我们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