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解读《实践论》和《矛盾论》

《实践论》和《矛盾论》写于1937年，是抗战初期毛泽东为红军大学(后更名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哲学课的提纲《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两部分。其中，《实践论》为第二章第十一节，《矛盾论》(原名《矛盾统一法则》)为第三章第一节。新中国成立后，因编辑《毛泽东选集》的需要，毛泽东先后对“两论”进行了重要修改，并提前在苏联《真理报》和我国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

解读“两论”

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李达深知“两论”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分量。他积极动员湖大师生学习这两篇著作，并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详细解读了这两篇重要文献。

自1950年12月《实践论》公开发表，李达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发表了《〈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实践论〉解说》《怎样学习〈实践论〉》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不仅鲜明地指出，《实践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论证了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提出了学习和掌握这篇著作的科学方法。

李达

1952年4月，《矛盾论》公开发表。李达又先后写了《〈矛盾论〉解说》《〈矛盾论〉——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怎样学习矛盾论》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李达指出，《矛盾论》：“不但是革命行动的指南，并且是科学研究的指南”。

在李达撰写的上述文章中，以《〈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最具代表性，传播最久远，影响也最大。《〈实践论〉解说》写作于1951年3月至6月，6万多字。先在《新建设》杂志上连载，后于1951年7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单行本。前后3次印刷，发行量达18万册。这篇长文深得毛泽东赞许。

1951年3月27日，毛泽东在给李达的信中写道：“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毛泽东深知李达的哲学功底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贡献，向他提出希望：“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矛盾论〉解说》写作于1952年7月至1953年1月，也是先在《新建设》杂志上连载，后于1953年7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单行本。前后历经3次印刷，发行量达3.3万册。

《〈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采取对原著逐段解说的方式，运用历史、哲学、自然科学和人类斗争的经验材料，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而准确地阐释了“两论”中蕴含的哲学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方法。自出版以来，即深受读者欢迎，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许多国家流传。“文化大革命”后，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党兴起了重新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作为准确阐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从1978年4月起3次印刷，广为流传。人民出版社还在1979年出版了合订本《“两论”解说》，发行量达10万册。

对”两论“的有益丰富与补充

李达早年留学日本，精通多门语言，曾翻译过多部马列著作，对马列主义原著有着独到的理解。在解说“两论”时，他并不一味拘泥于原著，而是结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进行详实、准确的阐释，对毛泽东著作中的部分观点进行了诸多有益的丰富和补充。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介绍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时，重点强调了二者的先后顺序。他认为：“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李达在解说《实践论》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挥，指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有互相渗透的一面，“两者互为条件，互相补充，互相发展，互相丰富其内容。两者具有有机的不可分离的关系，绝不是各自独立的认识阶段，其间绝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李达的上述论述，丰富和补充了毛泽东关于认识过程论的具体内容。再如，李达不同意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放在一起，并把他们都看作是排外主义的典型例子，理由是：太平天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但并不一概反对外国人。在审读《〈实践论〉解说》书稿时，毛泽东接受了这个观点，他致信李达：“《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实践论》《矛盾论》书影

在撰写《矛盾论》关于“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一节时，毛泽东虽然也认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但其论述的重点仍然是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对同一性问题的论述略显不足。

李达在解读时，重点论述了同一性的重要性。他首先指出，“矛盾的同一性问题，是辩证法的基本问题”;接着，又对“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进行了具体阐释：“一切矛盾的两极，由于一定的条件，一方面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另一方面却又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渗透。这样的性质，就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两极，都由于一定条件而具备着不同一的性质，所以叫做矛盾;但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又互相联系。”

最后，他明确提出：“如果只看到过程中的矛盾的斗争而忽视矛盾的同一，就会引导到‘左’倾机会主义。”无疑，李达关于“如果忽略矛盾同一性则会导致‘左’的倾向”的观点，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再比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释矛盾的对抗性问题时，还没有涉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

而李达对这一问题早有论述，他在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中曾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历史的生产方法之推进的原理。这种矛盾，在一切社会的构造中，不论是在非敌对的社会或敌对的社会中，都是存在的。”“在未来的新社会中，生产力、生产方法与生产关系虽都是平等的，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依然存在。”在《〈矛盾论〉解说》一文中，李达进一步阐述了上述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社会主义下，不会发展为对抗，社会有可能做到使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能够及时地改进落后了的生产关系使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使生产力不断地向上发展，因而可以促进社会由‘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阶段迈进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阶段。”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李达的影响，吸收了他著作中的部分观点。

注重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在研究和宣传“两论”过程中，李达并不是一味强调理论的高深，他更加注重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在《实践论》重新发表后，李达即撰文指出：学习《实践论》，就是“用以深刻地认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问题”。对《矛盾论》，李达同样认为，学习这篇文献的目的是“提高思想水平，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掌握正确的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毛泽东在武汉会见李达，右一为王任重

李达如此重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的应用，与他一生的经历有关。李达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是五四运动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但他最终选择了潜心学术研究的道路。尽管他著述颇丰，但在马列主义如何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问题上，却缺少亲身经历和实际经验。而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亲历者、实践者和领导者，所以，他的著作多来自火热的斗争实践，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更具有现实指导作用。正是从这样两个方面的切身体会出发，李达特别强调，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贵在运用。

(责任编辑：王双)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