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兆征传》（省港大罢工相关章节）

这段文字摘录自《苏兆征传》(详见87-98)。省港大罢工初期先锋队以及革命群众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是感性的革命热情，随着实践检验，转变为集中打击英帝国主义的具体革命策略，揭示了在运动中发现规律、修正错误是运动的必由之路。罢工出现的困难促使革命者和革命群众意识到四面出击树敌是行不通的，要集中火力打击主要敌人(英国)，利用好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允许他国贸易)，以更好的分化瓦解敌人。罢工的推进中实实在在的罢工群众的生计也检验着革命者的落地的坚定和能力。运动检验着革命者的原则坚定与策略灵活的统一，在原则方面的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明枪暗箭，紧握反帝旗帜不动摇，对运动的领导权不松手，可同样也要灵活性地在斗争对象、联合对象方面随局势变动进行适时调整，将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它告诉后来人，运动领导者不是天生的，而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革命领导的能力并非先验存在，而是在运动中接受检验锻炼得来的。通过不断调查、总结、修正，将局部经验上升为理论见地，再回到运动中检验、带领运动，这是先辈们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经验，也是群众运动能力形成与积累的客观规律。

中国工人运动先驱、中共早期核心领导人

无产阶级群众斗争杰出组织者苏兆征

在领导省港工斗争过程中，作为罢委会委员长的苏兆征，与邓中夏等领导人一起，在掌握反帝策略和运用斗争艺术方面,也不是一开始非常正确和熟练的，也是通过这场伟大的反帝罢工斗争的深入开展开在不断总结斗争经验中逐步增长才智，不断提高领导水平而成熟起来的。

罢工初期，斗争形势错综复杂，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以及各方面的政治、经济关系不是一开始就能表现出来，要认识它们则更为困难，因此罢工委员会在宣布对香港实行武装封锁的同时，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曾一度提出过“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对各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全面抵制的政策，实施所谓断绝海外交通，禁止任何国家的船只进出广东各港口，抵制一切外货，连一向在国内市场流行的外币，也一律禁止流通。工人们还决议一律停止运载外国货物，等等。作为罢工的主要领导人苏兆征，也曾经在报上公开发表文章，认为这次罢工斗争应该“持续的向一切帝国主义进攻”①。

随着罢工斗争的深入进行，斗争形势的不断变化,这种四面树敌，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做法，虽然表现了对各国帝国主义的蔑视，但事实上却把其它国家驱赶到英国一边，共同来反对罢工工人，于是罢工斗争进行不久，便带来了一系列不利于罢工队伍本身的实际困难。例如广东地区的日用工业品、粮食、燃料等，一向不能自给，都要靠入口维持；另方面，广东不少农副产品及土特产品又历来要靠出口寻找销路。邻近一些省份的土特产品也要经广州转运出口销售,实行全面封锁与抵制后，势必造成自困的局面。由于日常的对外贸易活动中断，广东地区的工商业受到影响，又势必影响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减低对支持省港罢工的积极性。帝国主义各国对侵略压迫中国方面虽有其一致性，但互相间又为争夺中国市场而矛盾重重。抵制一切外货，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势必逼使列强共同对付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不只封锁了香港，而且封锁了我们自己”②的被动局面。

中共早期重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工人运动领袖

群众斗争策略探索者邓中夏

苏兆征与邓中夏、李森等罢工领导人及时发现了上述情况，认识到这种四面树敌的作法显然是没有很好地正确运用斗争策略，于是当机立断地把“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这种不利于当前斗争的作法，及时改变为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英帝国主义，提出了一个既能继续有效地封锁香港，又能同时促进广东经济发展的“特许证制度”确定了“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③的原则，从而有效地拆散了各国帝国主义之间的联合阵线，争取了各方面人士的同情与支持，进而解除了广东经济的困难，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发展，沉重地打击了香港英帝国主义，保证罢工斗争继续坚持下去。

一九二五年八月间，香港总督史塔士任期未满，被撤职他调。史塔士是一名所谓“铁血派”人物，在省港罢工初期曾经表示誓要在任期内把罢工镇压下去。但他任期未满，省港罢工正方兴未艾地进行着的时候却去职，这一情况正是省港大罢工给予香港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的一个明证。后来史塔士承认：“督理港务有六年之久，剧烈风潮经历两次。前次乃海员罢工，香港交通断绝。此次工人罢工，香港几变成荒岛”，“今奉命他调，亦云幸矣，盖别处必无香港风潮之多。”④

就英政府撤换史塔士一事，苏兆征及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出：“此次香港之大罢工，予英帝国主义以莫大的致命伤”，“帝国主义者于此次大罢工时，忽然撤换其总督，此为一种极不得已的事情。帝国主义者在此次风潮中,捉襟见肘之态可见一斑。”他还在文章中号召“省港全体工友与广州各界同胞，仍当为密切之联合，坚持罢工，使帝国主义者无隙可乘，然后完全之胜利乃可期也。”⑤苏兆征这一文章的发表，对鼓舞罢工工人的情绪增强斗志，继续坚持反帝斗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25年6月19日—1926年10月，持续16个月，当时

世界工运史上坚持最久的大规模反帝的省港大罢工

苏兆征与邓中夏等领导人在领导省港罢工过程中，看到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支持罢工斗争的必要性，因此比较注意掌握党的反帝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广州地区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备一九二六年五月初，广东农民代表大会代表与出席第三次全劳动大会代表,连袂前往慰问省港罢工工人。苏兆征代表罢工人表示：“现在罢工虽已逾十一个月，但工人已决心为求完成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达到第一步的解放，虽巨大牺牲亦所不惜。今日得工农代表前来(慰问)，从此我们革命势力更加密切团结，罢工就一定能达到胜利。”⑥

在罢工委员会中，有些人曾机械地认为这次省港罢工斗争，既然是省港罢工工人自己的事情，就应该由共产党自己独立去干，不用国民党过问，否则就会让国民党篡夺了罢工的领导权。

但是，苏兆征和邓中夏等领导人并没有接受这种似是而的观点，继续坚定地执行正确的反帝革命统一战线策略。他们在坚持罢工组织的独立性和领导权同时，又千分注意加强与民政府和国民党中的左派力量的密切合作，聘请廖仲恺等为罢工委员会的顾问。对有关罢工的一些重大决策和活动，苏兆征以罢委会委员长身份经常主动与廖仲恺等人磋商，征求他们的意见和争取他们对罢工斗争的支持与援助。罢工委员会也同时坚定、真诚地支持国民党左派的活动，帮助他们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巩固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揭露和打击右派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

事实证明，苏兆征等罢工领导人这一做法是完全符合革命的利益的,深得各界人士的欢迎与拥护，有效地保证了罢工斗争的坚持，壮大了革命阵营的力量，促进了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后来何香凝回忆说：“很多工人农民运动的领袖，如彭湃、苏兆征、邓中夏……常常到我们家里开会，洽谈事务”，“仲恺始终和他们真诚合作”；“仲恺极力支持和协助这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省港大罢工”，“他每天清晨就出去，很晚才回家来，常常在半夜还要起来，为省港罢工委员会涉事情或筹募款项。⑦

省港大罢工对于国内、特别是广东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罢工期间，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并依靠广大省港罢工工人的力量，国民政府实行了改组，宣布继续奉行孙中山关于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但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军阀势力对此仇视万分，千方百计地图谋颠覆破坏。在此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洞悉其奸，苏兆征、邓中夏等罢工领导人带领罢工工人公开表明支持国共合作下的国民政府，同时要求国民政府采取断然措施肃清内奸,打击敢于破坏国共合作、破坏国民革命的反动势力。在苏兆征带领下，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示威游行等一系列活动，给国民政府大造革命声势命声势。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苏兆征特意发表了题为《肃清内奸》的文章，指出“香港帝国主义原本损失得不得了，恐慌得不得了，痛苦得不得了，何以至今尚不肯屈服呢?其原因就因我们有内奸。他想假手内奸，破坏我们的罢工，所以他只好一时忍痛，坐视我们罢工之失败”，“我们要下决心，先行肃清内奸，然后罢工可保，帝国主义可打倒。”⑧

①《反对帝国主义唯一的策略》，载《工人之路》第13号，1925年7月6日

②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③邓中夏：《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

④转引自《工人之路特号》164号，1926年11月27日。⑤《香港总督撤任》，载《工人之路特号》第66号，1925年8月9日。

⑥《工人之路特号》第310号，1926年5月5日。

⑦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人民出版社。

⑧载《工人之路》第44号，1955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