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研究》||【观点精粹】曹泳鑫 王奥慧：毛泽东领导解决延安根据地经济问题的历史经验

【导读】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延安根据地在日军军事进攻与国民党经济封锁的双重压力下，经济问题成为关乎革命存续的关键议题。毛泽东在领导解决这一困局的过程中，形成了以革命目标统摄经济工作、依靠群众激发内生动力、坚持调查研究与动态调整相结合的系统经验。作者认为其中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依靠人民群众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治理原则，共同构成延安时期经济实践得以持续推进并取得成效的关键因素，这些经验为当前的经济自主创新提供了重要历史启示。

【本文作者】曹泳鑫，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奥慧，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政治经济学研究》2026年第2期。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为全文摘编，转载请注明来源。

01

革命目标与人民立场：延安时期经济工作的双重根基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党的经济工作必须同时回答“为何生产”与“靠谁发展、为谁服务”两大根本问题。毛泽东领导的经济实践深刻表明：革命目标引领与人民立场支撑相辅相成，构成了经济工作的双重框架。

为何生产：革命目标对经济工作的根本统摄

延安时期的经济工作始终深度嵌入“夺取抗日战争胜利”这一宏大政治蓝图之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与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边区党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强调“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他将经济建设提升至关乎革命前途的战略高度，要求全党转变观念，把发展经济视为与军事斗争同等重要的战略任务。

在此思想指导下，大生产运动等经济活动被赋予鲜明的政治内涵。每一份劳动成果都被视为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实际贡献，经济活动由此升华为政治理想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广大人民群众在参与生产中不仅改善了生活，更增强了对革命目标的认同。这种将经济建设与民族解放紧密结合的治理模式，使根据地在极端艰难中站稳了脚跟，为最终胜利积蓄了力量。

靠谁发展、为谁服务：经济工作的价值旨归和政治优势

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他强调，“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这一价值理念在“减租减息”、“公私兼顾”、合理税收等具体政策中得到全面落实。

减租减息政策通过分层施策、因地制宜，将封建地租剥削严格限制在一定比例以下，既减轻了农民负担，又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同时团结了抗日力量。这一系列政策设计始终以回应人民需求为出发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广大民众。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评判政党的政策与实践，归根到底要看它对于生产力是帮助还是束缚。根据地的经济实践正是对这一标准的生动诠释。当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是自身利益的代表者时，便会产生强烈的政治认同，使资源动员工作得以顺利开展。这种建立在思想认同基础上的动员模式，远比强制性汲取更持久、更有效。

02

自力更生与艰苦奋斗：物质实践与精神动力的相互转化

面对外部援助断绝、内部资源枯竭的绝境，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这不仅是应急之举，更是一场深刻的物质与精神社会实践。

从外部依赖到自力更生的实践转向

“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面对生死抉择，党中央于1939年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并于1943年进一步部署大规模生产运动。这标志着根据地经济实现了从依赖外部统战渠道获取补给，到立足于本土、依靠自身力量谋求生存的关键战略转向。这一转向颠覆了传统军队和政权的寄生性或依附性生存模式，完成了从单纯“消耗者”向主动“生产者”的身份转变。

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为典范，人民军队践行“战斗队”与“生产队”的双重使命，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建设成为“陕北好江南”。这一实践不仅为军队提供了物资保障，加强了军民联系，更充分印证了革命力量既有能力破坏旧世界，更有能力自力更生建设新世界。这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性实践，极大增强了全体军民攻坚克难的自信心与主体意识。

艰苦奋斗从外在约束到内生自觉的转化机制

艰苦奋斗精神的形成，首先始于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领袖躬身劳动，传递出劳动无分贵贱，艰苦奋斗是革命者应尽义务的强烈信号。这使得艰苦奋斗从外部强制压力，内化为践行理想信念的崇高精神追求。干部与群众同劳动，建立了深厚情感联结，塑造了平等互助、军民一体的新型社会关系。

同时，通过文艺宣传、典型表彰(如吴满有、赵占魁等劳动英雄)以及“二流子改造”运动，艰苦奋斗精神被具象化为可感可学的榜样，从个体自觉转变为集体行动，并内化为革命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准则。此外，艰苦奋斗精神还推动了边区治理制度创新与管理效能优化。严格的统筹统支、审计监察及经济核算制度得以建立，领导干部带头节约。更重要的是，当上下同心、勤俭节约成为风尚时，投机腐败便失去土壤，基于共同信仰形成的非正式行为约束，其治理效能往往超越刚性制度，构筑起低成本、高效益的独特治理模式。

03

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经济政策的方法论基础

革命目标与奋斗精神提供了方向与动力，但应对复杂现实还需科学方法论。毛泽东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于经济工作全过程，确保了决策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调查研究：科学决策的现实基础

党的经济政策之所以行之有效，关键在于其建立在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之上。毛泽东强调，“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调查要面向下层、着眼变化、长期持续。其1942年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便是调研赋能决策的典范。该报告基于长达一年多对边区财政经济史材料的收集、与各级干部群众广泛交谈的基础上完成，对农业、畜牧业、工业、合作社等领域进行了细致分析。基于扎实调研，毛泽东严肃批评了不顾具体条件、空喊发展重工业等不切实际的错误认知。他清醒地看到，根据地经济的基础是“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据此提出“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有效平衡了全局统筹与基层活力，使有限资源实现高效配置。这种依托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使每一项重大决策都扎根现实，具备坚实的科学依据。

实事求是：经济政策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根据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兼具创造性与可行性的政策。首先，“精兵简政”政策源于对“鱼大水小”矛盾的清醒认知，是立足战争环境与农村经济基础开展的务实调整。其次，“公私兼顾”模式突破了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在确立公营经济骨干地位的同时，坚决保护和支持私营经济及合作社发展，形成了多层级经济结构，激发了经济活力。最后，在土地问题上，党敏锐把握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将土地革命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既削弱了封建剥削，又团结了抗日力量，精准平衡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需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保了有限资源投放到最关键、最能产生效益的领域，使党的经济政策体系既坚守革命目标，又蕴含科学理性精神，催生出全新的治理智慧。

04

毛泽东领导延安根据地经济建设创新实践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善于做经济工作

党的领导不仅表现为政策制定，更贯穿于政治方向把握、战略规划、组织动员与干部培养全过程。政治上，党通过减租减息、“公私兼顾”等措施，协调不同利益群体，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保障群众利益，确保经济工作的人民性与革命性。战略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将短期生存需求与长远革命目标相结合。组织上，党的领导嵌入各类经济组织与基层治理结构，实现了政治组织与经济运行的有机结合，提高了治理效率与危机应对能力。同时，党高度重视培养兼具政治觉悟与经营能力的干部队伍，使其成为连接领导与基层实践的重要纽带。

坚持依靠人民群众

党始终将经济治理建立在广泛依靠群众的基础上。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调动群众积极性为前提，通过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等，在改善群众利益的基础上，将广大民众组织到经济建设中。党高度重视群众智慧和基层经验，如劳动互助、变工队、合作社等均源自群众创造，经党推广和制度化后，形成了党的领导与群众首创相结合的过程。群众广泛参与增强了资源整合能力与社会凝聚力，基于政治认同的动员方式，使群众既是参与者也是成果共享者，形成了军民一致、上下同心的强大合力。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延安经济治理不可动摇的方法论原则。首先，深入调查研究是决策前提。如毛泽东亲自推动的关于运盐工作的调查报告，有力证明了计划的可行性，成为扫除主观主义作风的典范。其次，在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间保持动态平衡。党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下，既确保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又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发挥积极作用，实现了原则与策略在服务革命全局目标下的统一。最后，以实践效果作为检验政策的最终标准。以实际成效为尺度的评价体系，推动政策在实践中不断调适优化，形成了一套“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接受检验”的良性循环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