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街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

作者:于众柯 来源:于众柯 2026-07-15

二百五勋章——写南街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豫中平原的临颍县,颍水傍着村角缓缓流过。这片土地上曾出过明代阁老贾咏,出过小商桥边血战的杨再兴,但临颍人如今提起自家地界,更多说的是城南那个村子——南街

南街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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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间它不叫南街,叫"难街"。邻村人喊这两个字,不是口音,是叹气。地薄人穷,集体账上空得能听见回声,连名字都带着一股抬不起头的味道。

改变从1977年开始。那年王宏斌二十六岁,在县生产资料公司当保管员,端的算是"铁饭碗"。可他回了村,被选为南街大队党支部书记。有人劝:"宏斌,你这傻不傻?县里安稳日子不过,回这个烂摊子啃泥?"他没多解释,卷起铺盖就住进了村部。

一,北京那一夜,眉毛上结了霜

南街翻身的第一炮,是面粉厂。

1979年元月,王宏斌动员全大队党员、干部凑了二十四万,建起日产二十吨的"中原面粉厂"——这是南街村自己的第一家厂。面磨出来了,本地吃不掉,得往外走。支部一合计:打北京。

1985年,刚过罢春节,北方的天正一年最冷的时候,河里冰厚得能走人。王宏斌带着治保主任王金忠、村委委员佟平安,钻进一辆破双排座卡车,拉满一车面粉,往北开。

一千多里路,没有暖气,冷风从车门窗缝往里灌。饿了啃干粮,渴了喝凉水,冷得顶不住,三个人挤一块儿互相焐。

南街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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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那天,几个人从驾驶室跳下来,冻得腿都打不了弯,一打哆嗦,牙磕得咯咯响。同去的年轻人后来回忆这一段,南街村里的老奶奶们听着,眼泪先掉下来:"真是好班长啊……"

可北京的门没那么好敲。车开到一家糕点厂门口,门卫瞅他们一身灰扑扑的棉袄、一口河南腔,再听说是从临颍一个村办厂来的,手一摆:"不让进。"厂长也躲。

王宏斌就在厂门外蹲着等。

那一天,北京的气温零下十几度。他们没住店——舍不得那点钱,夜里就在街上露宿。第二天一早爬起来,几个人头发上、眉毛上,全挂了一层白霜。

厂长终于露面了,王宏斌一步跨上去堵住:"厂长,农民干点事儿不容易,俺从河南大老远跑来了,中不中你也给个痛快话!"

看他那一身霜、那双冻红的眼,厂长有点动容,可还是犹豫。王宏斌把嗓门提起来:

"这样吧——俺把这车面粉白送你做试验,不中算拉倒。要中了,俺比市价一斤便宜一分钱卖给你。全村老少爷们还在家等俺的消息呢!"

厂长心一下被撞动了,点头:"先化验。"

化验单出来,南街面粉的技术指标,比人家糕点厂还好。

南街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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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供货合同签了。那之后不长,南街面粉每月往北京发一百多节车皮,北京城里不少老字号糕点房的面袋子,都是从临颍这个"难街"运过去的。

二,一把火,烧掉二十万

面粉厂站稳了,糕点厂、方便面厂、调味品厂一个接一个起来。1991年,糕点厂出了一批饼干,检验下来"不合格,但还能吃"。班子成员开会,有人嘀咕:"降点价处理掉吧,二十多万呢,烧了心疼。"

王宏斌坐在那儿,脸沉下来,只吐一个字:

"烧。"

当着全体班子成员、各企业一把手、糕点厂全体职工的面,那堆饼干点了火。火苗蹿起来的时候,旁边有人别过脸不敢看——九十年代初的二十多万,不是小数。

火光里王宏斌说了一句:

"要是为几个钱把不合格的东西卖给老百姓,那就是坑人,就是南街村的罪人。"

火灭了,灰还没凉,南街人多了一句口头禅——"不当南街村罪人"。后来这事儿常被拿来和"海尔砸冰箱"并提,可南街人自己不说这个,他们只说:那是班长教给我们的——质量是命,坑人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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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们就当人民的二百五

厂子越来越多,集团起来了,固定资产滚到十几个亿。这时候到了1988年,村里研究工资标准:普通职工定二百到五百,村干部该定多少?

有人猜:怎么也得千儿八百吧,外头私企总经理和工人差三四十倍都平常,南街村干部定两千,群众也说不出。

王宏斌把笔一搁,斩钉截铁:

"南街村的干部,包括支委和村委,就定每月二百五。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的——就要做'二百五'式的傻子,拿'二百五'的干劲,干'二百五'的傻事。比奉献,不比待遇。"

"二百五"在河南话里什么味儿,谁都懂——骂人傻的。他接过来,自己戴。

消息传出去,也有村民犯嘀咕:"权力在干部手里,年终另发点奖金补贴,不就拉平了?"

王宏斌听见了,火气上来:

"南街村党组织决不做昧良心的事!谁发现村干部另起炉灶发奖金发补贴,大家起来造反——先把我去书记撤了!"

话撂在这儿,闲言碎语没了。

后来南街实行"30%工资+70%供给",村民米面油气村集体发,幼儿园到大学学费集体包,看病报销,老了有养,住的是村集体盖的新楼。王宏斌自己,住全村最旧的那栋。

村民多次提:"给两委干部加点吧。"他婉拒。两百五,一拿几十年。集团董事长,月工资二百五。

四,班长

南街人不大叫他"书记",叫他"班长"。他说:"叫班长亲切,跟群众没距离。"

南街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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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东欧剧变,公社早已散尽,有人笑南街"还在做梦"。王宏斌不和人争,只领着党员把"共产主义小社区"五个字写进村规划里。遥远不等于渺茫,他说,只要你朝它走,它就朝你近。

这一走,半个世纪。

散文写到这里,回头看那枚"二百五"的勋章。

它原本是中原土话里骂人傻的三个字,被一个二十六岁辞掉县里铁饭碗回穷村的年轻人接过来,被一趟北京寒夜里眉毛结霜的破卡车夯过,被一九九一年那堆二十万的火苗炼过,被"先撤了我"那句话钉过——然后它才成了勋章。

王宏斌今年七十多了,南街村还叫南街村,"难街"两个字早没人提。颍水还是从村边流过去,流过来的时候,岸上立着九米高的毛主席像,底下是住新楼的村民、发面粉的库房、还在冒烟的方便面厂,和一个月工资二百五的"班长

什么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墙上的字,是工资条上的数字,是眉毛上的霜,是火堆里那二十万的响,是"先撤我"三个字。

什么叫用毛泽东思想铸就出来的精神?就是"二百五"从骂人话变成村训的那一刻——领路人不往自己兜里装,人心才肯往一块儿攥;人心一攥,穷村才长得出十几个亿的家底,还让每家每户的米面油气都记在集体的账上。

二百五不多,但那是人民给的勋章,他戴得稳,南街人也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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