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1966年8月5日，毛主席在一份六月二日的《北京日报》上批写一段文字 ：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随后，毛主席对这段文字作了修改，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八月十七日印发到县团级。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同曰，毛主席阅准备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的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按：请见注释2]，在文中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句后，毛主席写了个批注：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同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中共中央发文宣布：“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

刘少奇六月二十日曾将反映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并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8月5日、9日、11日， 毛主席三次审阅修改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五日审阅后批示：“康生同志：改得好。我只在第五页上去掉一句。”毛主席删去的一句是“全会热烈拥护刘少奇同志代表我国发表的声明[1]”。他还将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改为“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9日，毛主席审阅时，加写一段话：

“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

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划时代的新发展”，改为 “一个发展”。删去“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 中的“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九个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后面，加写：

“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

毛主席审阅后批示：“康生同志：有些修改，请酌定。其他都同意。”

11日，毛主席审阅后批示：“康生同志：可照此印发。”这个公报于8月12日经全会通过，8月14日在 《人民日报》发表。

8月6日，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会后，周恩来根据商定的意见拟出一份名单 (草案)，报毛主席审定。毛主席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第七位的陶铸提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

8月7日，上午，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毛主席提出：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要武斗。”

同日，毛主席两次审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下午二时，审阅后批示：“伯达同志：《决定》中 ‘无名小卒’，以改为‘无名青少年’较妥，请酌定。”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决定稿中 “一批无名小卒成了勇敢的闯将” 一句中的 “无名小卒”，改为 “无名青少年”。晚十时，审阅后批示：“即送伯达同志：同意修改之处。在第十页上改了几个字，请酌定。” 决定稿中说帮助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 “不断改造” 世界观和作风，毛主席将 “不断改造”改为 “逐步改造”。

8月8日，上午十一时，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 “十六条”)。《决定》主要内容是：

一、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二、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

三、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五、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六、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八、干部大致可分为四种：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前两种人是大多数。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十一、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8月9日，这个决定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8月10日，晚七时十五分，毛主席到中南海西门外中共中央的群众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中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首都群众，说：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月12日 毛主席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议。这次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 、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补选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原来的七人扩大为十一人，排序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按：刘少奇排名从原来第2位，下降到第7位。这次会议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实际上就离开了工作岗位，等待他们的是人民群众的批判。]其中新进入常委会的是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会议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除林彪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会议还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撤销了彭真 、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批准了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毛主席在闭幕会上讲话。他说：

关于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到后年就十年了。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件事。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

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了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定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 ，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

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数占少数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8月13日-2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

8月15日，毛主席阅陈伯达八月十三日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工作部署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昨晚文化革命小组开会，提出：一、强调各学校各单位要认真学习“十六条”，掌握“十六条”，按照“十六条”办事。拟由《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几篇社论。二 、自然科学、技术各单位都要举起文化大革命这个纲，但应该作适当的分工部署，特别是各种要害、尖端的科研部门，必须继续进行，不得中断，保证如期完成任务，并保证高质量。毛主席批示：“可以这样做。”

8月20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陈伯达的请示报告发到县团级和相当于县团级的科技工交单位，以及有研究任务的大专院校。

以上内容选自《毛泽东年谱》第八卷，第607页-613页。

今日分享此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于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的一张大字报并作为全会文件印发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2]，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3]，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4]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4]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注释

[1]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1966年7月22日发表的关于援越抗美的声明。

[2]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反对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经毛泽东的同意，该大字报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在全国广播，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加了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

“三家村”黑店的掌柜邓拓被揭露出来了，但是这个反党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仍然负隅顽抗，用“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宋硕的话来说，叫作“加强领导，坚守岗位”。

他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他们“坚守”的是他们多年来一直盘踞的堡垒。他们加强的是什么“领导”?就是指挥他们的伙计作垂死挣扎、力图保持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宋硕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是一个信号。它反映了在这场摧枯拉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牛鬼蛇神们的动态。他们是一步不让的，寸土必争的，不斗不倒的。

“三家村”黑帮是诡计多端的。在前一个时候，他们采取“牺牲车马，保存主帅”的战术。现在“主帅”垮台了，他们就采取能保存多少车马就保存多少车马的手法。他们妄图保存实力，待机而动。

为陆平、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已经到了五月十四日，陆平还传达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所谓紧急指示，并手忙脚乱地进行部署，欺骗、蒙蔽和压制广大青年学生和革命干部、革命教师，不许他们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彭珮云是一个神秘人物，上窜下跳，拉线搭桥。在这个事件中，她转入地下活动，来往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住地十三陵和宋硕、陆平之间，出谋划策，秘密指挥。

这一切，都说明“三家村”黑店的分号，“三家村”黑帮的“车马”们，还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顽抗。

陆平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身份，以“组织”的名义，对起来革命的学生和干部，进行威吓，说什么不听从他们这一撮人的指挥就是违反纪律，就是反党。这是“三家村”黑帮反党分子们惯用的伎俩。请问陆平，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你们的纪律是什么纪律?

事实使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回答，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陆平们这一套是骗不了人的。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我们必须坚决遵循的。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工农兵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反革命的文化阵地，摧毁反革命的文化堡垒。那些什么“三家村”、“四家村”，不过是纸老虎。他们的“将帅”保不住，他们的“车马”也同样是保不住的。

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能够更加有力地团结群众进行战斗。

一时还看不清楚的人们，一定会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觉悟，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革命斗争，一定能够胜利。一个欣欣向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北大，一定会很快地出现在人民的首都。

[3]五十多天，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制订了《中央八条》，包括“内外有别”等政策，限制和镇压学生的自发运动，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〇事件、北师大六·二〇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将学生打成反革命的现象。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后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六六年六月初到七月底被称为“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4]一九六二年的右倾，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和一系列政策制订中，刘少奇等执行了经济、文化方面的“调整、恢复、宽松”等右倾路线。如主张放弃人民公社的集体农业，而实行分田单干的个体经济。

[5]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指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制订的四清《后十条》提出“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整肃农村基层干部的形“左”实右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