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报

我要讲的只是旧“火星报”，也就是从一九〇〇年十二月第一号起到一九〇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第五一号止的“火星报”，这时它还没有落到孟什维克手里，实际上是由列宁主编的。这个“火星报”是伊里奇的心血的结晶，他考虑、计划每一号报纸，为它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他还在流放中就已经考虑过办报的事情。他从经验中知道在俄国出版秘密报纸是多么地困难;不断的失败使报纸不能按期出版，连连的逮捕破坏了任何的继承性。然而，又非常迫切地需要有一种全俄的报纸。按照伊里奇的意思，这种报纸应当成为集体的宣传员、集体的鼓动员、集体的组织者。它应当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阐明俄国和国际生活中的一切事件，统一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革命者对所发生的现象的认识，报纸应当激起革命者对现存的专制制度、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仇恨，应当教会人们团结一致地行动，并且开展组织工作以进行斗争、秘密报纸应当为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准备条件。

在伊里奇面前有赫尔岑的先例，他经在国外创办自由的俄国列物，从一八五七年到一八六七年在国外出版了对俄国知识界有极大影响的“钟声”杂志;另外还有“劳动解放社”的先例。

还在流放期间伊里奇就已经打算在国外出版全俄的报纸，他和当时被流放在遥远的土鲁汉斯克的马尔托夫以及被流放在维亚得卡省奥尔洛夫的波特列索夫通信谈过这件事。列宁知道流亡生活是多么地困苦，因为他在一八九五年夏天经同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见过面，看到他们的生活是多么艰苦，他们同俄国多么隔绝。可是，伊里奇还是决定到国外去创办全俄的报纸;不过他仔细考虑了怎样同俄国建立更牢固更紧密的联系。流放期满后，他在俄国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为未来的报纸设立可靠的据点，设置一系列从事接受和散发报纸的代办员，物色一大批撰稿人和通讯员。为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利用了一切私交：几度在莫斯科、彼得堡逗留过，去过乌发，到里加同西尔文会过面，甚至准备去西伯利亚会见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夫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普斯可夫的时候，柳·尼·拉德琴柯也住在那里，斯切潘·伊万诺维奇·拉德琴柯常到那里去。他们的联系很多。波特列索夫也在普斯可夫住过，他有广泛的著作上的和轻济上的关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崩得分子，同从南方来看他的拉拉扬茨，同马尔托夫，同工人巴布什金等人会过面。在国外安排工作也不容易。伊里奇是在七月出国的，而“火星报”第一号直到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才出版。组织工作很困难。首先同“劳动解放社”发生了争执。普列汉诺夫想独揽大权。后来勉强得到了和解。为了更好地保密和行动更方便起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波特列索夫决定在德国的慕尼黑出版报纸。“劳动解放社”在开始时对报纸的意义估计不足。住在慕尼黑的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开玩笑地说：“你们的‘火星报’员有些傻气。”普列汉诺夫起初关心“曙光”杂志要比关心“火星报”多得多。他是一个理论家，也仅仅是一个理论家。而列宁不仅是理论家、鼓动家，而且还是组织家。保存下来的列宁从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一年的国外通信帮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得不为许多琐事操心。例如，他在给诺根的信中写道，必须在伦敦散发寄给他的五份“火星报”。他给国外同志们的信中总要提到地址、捐款、夹底箱子等等事情。

每一个去俄国的同志都被利用来联系。再看运输问题吧!为了安排运输做了多少的努力啊!记得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马尔托夫花了两天的时间同一个人商谈,那个人肯定说，如果给他买一架照相机，他就去国境线接上运输关系。这明明是一个骗子。开头几个月的组工作特别困难。可是，后来“火星报”很快就同各方面接上了头，站稳了脚跟……查苏利奇说：“你们的‘火星报’变得重要起来了。”伊里奇关于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论断的正确性在实际中得到了证实。伊里奇尽一切力量加强报纸的这种作用。现在这一代人甚至很难想象，在那种连续遭到失败的年代里，在同住在一个城市里的工作人员往往彼此毫无了解的年代里，国外中心的存在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但是，如果“火星报”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思想中心;那也就谈不上聚集力量了。当时的情况是工人运动刚刚开始展开，还没有确定应走的道路。工人运动可能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走，象英国的工人运动那样，把运动仅仅局限在经济斗争的领域内。经济派就经竭力要把工人运动拉上这条道路。我们的工人运动要是走上这条道路，结果工人自然就不会有自己的政党。工人运动没有先进部队的领导，是永远不会取得胜利的。“火星报”同经济派进行了最顽强的斗争。另外有些人说，不对，工人应该进行政治斗争，但是只有大家同心协力地进攻，专制制度才能被推翻。因此，必须同自由派齐步行进，不要同他们划清界限。“火星报”同那些建议工人按照自由派的意图进行政治斗争的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它揭穿了俄国自由主义的阶级实质，指出这种阶级实质怎样决定了自由派对待专制制度的政策的不彻底性，这种自由主义的政策同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矛盾是多么不可调和。工人阶级应当走自己的独立的道路。“火星报”为这一点进行了斗争。无产阶级进行斗争不只是为自己，它是全体劳动者的领袖。这就决定了它对农民的态度。只有依靠千百万的农民群众，只有组织农民向地主进行斗争，向沙皇政权进行斗争，工人阶级才能在我国取得胜利;只有依靠农业工人，依靠贫农，工人阶级才能使农民中的多数群众——中农跟着自己走。“火星报”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它同不懂得工人阶级的作用、不懂得群众在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的作用的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了斗争。社会革命党人力图用单枪匹马的英雄人物的斗争来代替阶级斗争。“火星报”揭穿了他们，指出他们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火星报”痛斥沙皇政权的民族政策，同时号召俄国境内的各民族实行国际主义的团结;“火星报”同阻挠这种团结、阻挠各民族采取一致行动的一切行为展开了斗争。旧“火星报”的这种观点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网中固定下来了。

在将近三年的时问里，“火星报”的旗帜从思想上团秸了最先进的战士，在思想上开辟了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始终为布尔什维克所贯彻，后来把我国的工人阶级引向了胜利。

“火星报”是一个战斗的思想机关，它反对把走向胜利的脚步放慢(按伊里奇的说法)的机会主义，反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左的词句，反对用恐怖手段来代替群众运动。

“火星报”为以后的党的全部工作奠定了基础。正因为“火星报”的路线是正确的，星星之火就燃成了熊熊之焰。

“火星报”领导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它教导人们去研究、弄清斗争发生的环境，以敏锐的眼光观察生活，倾听群众的呼声，适应具体的条件，同时在理论战线上不作丝毫的让步，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贯彻自己的路线，看准当时必须抓住的环节，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并使这种斗争成为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坚毅精神的学校。

“火星报”在思想上的坚定性是在“火星报”编辑部内部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最有才能的新闻工作者马尔托夫是个极端的印象派，任何影响都非常容易接受，对于农民问题很少关心。学识过人的波特列索夫实质上是个娇生惯养的大少爷。卡尔梅柯娃经开玩笑地说，“他只会在意大利，在海边，坐在棕榈树下写作”。他很少同工人来往，不了解农民，他只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交往。在“劳动解放社”中影响最大的是普列汉诺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他是个很了不起的理论家，他愿意原谅他的一切缺点，不计较他对自己的种种无礼态度，可是普列汉诺夫的不幸就在于他不大了解俄国的具体情况，不大了解日益增长的力量，——他在国外呆得太久了。普列汉诺夫被惯得太厉害了，听不进一点点反面意见，使人很难同他共事。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看见他就感到惶惑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是不容易的。

编辑部接到的每一篇稿子都要经过编辑部全体人员的仔细讨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重视工人写来的通讯。在出国之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同他从前在一个小组里给讲过课的工人巴布什金谈好，要他发动工人同“火星报”联系，并把“火星报”散发给工人。巴布什金认真地担负了这项工作，并且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一九〇二年七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伊万·伊万诺奇·拉德琴柯说：“您报道的同工人谈话的消息使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很少收到这种能兵正鼓舞群众情绪的信。请务必把这一点转告您处的工人，并向他们转达我们的请求：希望他们也亲自我们写些东西，不只是为了报利，也是为了交流思想，使彼此不失掉联系并做到相互了解。”[“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六卷第九八页。——编者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珍视工人的每一封信、每一篇通讯。

现在，当你阅“火星报”的时候，你看不出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现在每天都有大量的报纸出版，这些报纸是供最广大的群众阅读的。每一种报纸都有许多消息，有许多实事求是的材料，有一系列色彩鲜明的工人通讯。同这些报纸比较起来，“火星报”的语言显得知识分子味太重了，通讯的内容也太贫乏。可是，我们的全部报纸都是沿着“火星报”在许多年前所开辟的道路前进的。这是由“火星报”燃起的熊熊之焰。

写于一九三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