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东北》座谈会在长春举行

《陈云在东北》座谈会：高风亮节激励后人
陈云在东北的四大贡献
陈云在“经营东北”时期的经济策略及其效果
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三大贡献

本报讯 在“四保临江”战役胜利65周年、陈云诞辰107年之际，6月13日，由吉林省党建学会、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办，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陈云教育基金会、吉林省委党校承办的《陈云在东北》一书出版座谈会在长春召开。吉林省委副书记竺延风，省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组长荀凤栖，副省长、陈云教育基金名誉会长王祖继出席会议。会议由吉林省人大副主任、陈云教育基金名誉会长周化辰主持。

竺延风在讲话中指出，陈云同志曾在吉林工作和战斗过，参加领导了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为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恢复和重建东北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陈云同志对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给予关心和大力支持，深受吉林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竺延风表示，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陈云在东北》，是对陈云同志很好的纪念和缅怀，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纪念和缅怀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坚强的党性和不可动摇的革命信念，执著追求理想，始终忠于人民;学习他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学习他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光明磊落的革命风格和崇高品德，一贯谦虚谨慎，始终淡泊名利。陈云同志的思想和品德将永远激励我们开拓前进。

长篇纪实文学《陈云在东北》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李藕堂撰写。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为该书题写书名;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同志为该书作序。陈云长女、陈云教育基金理事长陈伟力在发言中衷心感谢吉林省委对这次座谈会的高度重视。

吉林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倪连山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上播放了《陈云》专题片。中央文献出版社社长刘敏，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馆长徐建平，吉林省政协常委、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吉林省长白山文化研究会会长张福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处长、副研究员蒋永清分别就《陈云在东北》出版发行进行了发言交流。大家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一致表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奋发有为，顺应时代，努力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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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在东北的四大贡献

今年6月13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第一代卓越领导人陈云百年诞辰纪念日。央视一套播出了取材陈云在东北工作和战斗史实的电视剧《陈云在临江》。陈云自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在东北工作了整整四年半。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同志在战略取向、发动群众实施土地改革、军事斗争和接收大城市诸方面做出了功勋卓著的贡献。

最早提出让开三大城市的战略

东北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再加上拥有当时在全国较为先进、完善的工业基础，谁占有它，谁就有了取得战争胜利的强有力的保障。

1945年11月下旬，正当东北人民自治军在锦州和杜聿明指挥的5个师国民党军队鏖战时，时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的陈云在哈尔滨南岗中共北满分局驻地召集高岗、张闻天等人开会，研究局势。会后以“陈、高、洛(洛甫即张闻天)”名义给东北局并中央发出《对满州工作的几点意见》。陈云在电报中指出：“独占三大城市(沈阳、长春、哈尔滨)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东北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将东北的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建立广大根据地。”陈云等人的意见，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提出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东北工作方针不谋而合。

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这就是东北解放史上有名的“12月指示”。

煮熟“夹生饭”

东北根据地建设充满斗争和反复。地主阶级在土改风暴日益逼迫的情况下，收买积极分子，搞假农会、假分地、假斗争。当时土改干部少，不能面上铺开，加上有些干部急于求成，致使土改出现不彻底现象。

1946年10月下旬，陈云临危受命去南满主持工作，路经佳木斯。中共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向他汇报了土地改革中存在弄虚作假，包办代替，强迫命令，以及农会干部成分不纯等情况。陈云形象地称此为“半生不熟”，是“夹生饭”。陈云路经牡丹江时，又找牡丹江省委书记何伟研究，发现牡丹江也有类似情况。陈云及时地把这种情况报告东北局。不久，东北局发出《关于解决土改运动中“半生不熟”问题的指示》，要求对东北普遍存在的土改“半生不熟”问题，认真及时解决。

根据陈云的建议，合江等地区重新进行了土改。由于及时解决了“夹生饭”问题，巩固的根据地才建立起来。

拍板坚守南满

1946年下半年东北战场形势极为严峻，国民党军队先后攻占了本溪、四平、长春等城市，我军主力被迫撤向松花江以北地区。10月中旬，蒋介石飞抵沈阳，亲自指导东北战局。敌人制定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方针，妄图首先消灭我南满的军事力量，然后全力北上，进而占领东北全境。国民党集中8个美械师的10万人的兵力重点进攻南满解放区。到11月初，坚守南满的我军两个纵队不足4万人，被压缩在只有20多万人口的临江、长白、抚松、辑安四个小县，一些医院、工厂和仓库运过了鸭绿江，撤到朝鲜境内。一时间，南满战云密布，整个东北乃至全国战局的焦点都集中到了南满。

鉴于南满根据地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自然条件，在敌人改变战略和我军处于危难情况下，迫切需要加强南满的领导。就在这时，陈云自告奋勇，请求前往南满工作，经东北局批准兼任了中共辽东分局书记、辽东军区政委。萧劲光也同时派往南满，担任辽东军区司令员。12月11日萧劲光在七道江主持召开了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军事会议，讨论是否坚持南满根据地的问题。会上大多数意见认为长白山区地形狭窄，我大兵团作战没有回旋余地，主张主力撤出南满，前往松花江北，以保存实力，准备日后反攻。身为司令员的萧劲光无法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会议开了两天没有结果。13日，萧劲光把会议的情况向在临江的陈云作了汇报，请他来作最后定夺。

陈云在与干部谈话和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后，将自己的考虑和盘端出。他把坚持南满比作在杜聿明屁股后面插上一颗钉子。坚持南满就可与北满根据地两线配合，遥相呼应：南满不支，北满出击;北满困难，南满出援，使杜聿明首尾不能相顾。他一锤定音：“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留下来要打，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陈云富于说服力的分析和干脆果断的决定彻底结束了争论，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七道江会议”结束后，陈云和萧劲光领导了历时108天的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一举扭转了东北的战局。

创造“沈阳经验”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沈阳解放前夕，中共东北局决定并报中央批准，由具有较为丰富的城市工作经验的陈云担任沈阳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当时，如何收复城市，收复后又如何管理，在党内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

针对沈阳实情，以陈云为首的军管会创造性地提出了“各分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原则。

陈云一手抓稳定，坚决取缔打击投机分子，杜绝兴风作浪、乱中渔利的企图;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坚决不让反动余孽和潜伏下来的敌特分子颠覆、破坏新生人民政权的阴谋得逞。一手抓生产和人民生活。其中又首先抓运输生产包括工业原料的运入和产品的运出。作为重要的铁路枢纽城市，到11月25日，每天就大约有接近一百列的客货车能够进出沈阳。

接收工厂工作进展也十分顺利，解放不到一个月，全市绝大部分工厂就已经恢复生产，各主要工业产品生产和能源、自来水供应也很快转入正常运转，并在已当家做主的广大职工积极努力下，产值增长还比较快。市场物价稳定、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各项必需品特别是粮食的供应充足，城市社会治安状况良好。

在当时解放接管大型城市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并不很丰富的情况下，“沈阳经验”作为解放城市前有一定接管准备工作、战争对城市的破坏不严重、接管城市速度快的模式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接管大中城市的理论与实践，在各解放区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陈云在东北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接收管理沈阳的经验，受到了中央的表彰。1950年5月，陈云奉调北京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不久又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成为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 邱建群 李惠

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三大贡献

刘信君

一 系统提出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思想，初创北满革命根据地

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鉴于我党我军在东北的迅速发展，进而提出了“独占东北”的计划。但由于苏联对美、蒋妥协及国民党军在美国支持下，于1945年11月强行攻占了战略要地山海关、锦州，迅速向沈阳推进;再加上东北境内十几万土匪蜂拥而起，配合国民党军，攻城略地，从而使我党独占东北成为不可能。据此，刘少奇于11月20日致电东北局，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方针。

但是，在当时东北党内干部中，有许多人对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在和与战问题上模糊不清;留恋大城市，忽视农村工作，缺乏长期斗争的准备。这种思想状况如果不克服，必将造成我既无法控制大城市，又不能建立根据地的局面。在这个决定东北前途命运的关键时期，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凭借敏锐的政治头脑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得出与中央一致的结论，从而为建立东北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根据东北具体情况，1945年11月26日至28日，陈云在哈尔滨主持召开了北满分局成员会议，总结了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起草了给东北局及中央的关于《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电报，系统阐述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思想。陈云指出：“首先独占三大城市(指沈阳、长春、哈尔滨——引者)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是，把主要的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北满工作的中心，应该放在广大的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几个根据地的建立(1)。”此外，陈云还就如何建立北满根据地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意见。陈云的真知灼见，与在此前后刘少奇、黄克诚等人所论不谋而合，但陈云的论述更详细、系统。该电前后分两天发往中央，中央收到一半阅后，立即回电表示完全赞同。

紧接着，陈云在12月1日召开的北满分局扩大会议上，再次提出了“创造包括中小城市与铁路支线在内的广大农村根据地(2)”的思想。12月7日，中央再一次指示东北局：“我独占东北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此，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来布置一切(3)。”陈云的思想再次与中央的指示合拍。12月28日，毛泽东向东北局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再一次肯定了陈云关于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思想。(4)

1946年初，东北局在进行了短暂的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后，遵照中央的指示，于3月制定了《东北大会战部署》;尔后，指挥东北民主联军于4月18日至5月18日在四平街同国民党军进行了长达31天的阵地战。结果，我军被迫撤出四平，退到松花江北。国民党军乘机占领长春、吉林。此时，东北解放区处于敌兵压境、土匪骚扰、部队哗变、经济紧张的严重困境。

在此期间，北满分局书记陈云仍然坚持创建根据地的主张，并在北满开展建立根据地的各项工作。1946年2月5日，北满分局发出《关于目前对匪之政策》的指示，要求北满各省负责人清剿土匪，发动群众。2月21日，陈云致电黑龙江省工委书记王鹤寿，指出：“必须争取时间动员党政军民一切可用的力量发动农民，经过土地斗争，达到武装农民的目的，创造根据地的真实基础(5)。”25日，陈云致电东北局：“应立即执行中央创造根据地的指示，……将必要数量的主力及干部分散到东、西、北满带领新部队，肃清反动势力，创造根据地(6)。”4月20日，陈云给东北局及中央起草了《北满根据地建设的进展状况》的报告，提出了北满工作的三大任务，即继续积极主动地肃清残匪;把发动群众看成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建设北满为兵源及练兵的基地。但由于国共双方在东北大打出手，中共中央及东北局并未采纳陈云的正确建议。此后，陈云便脚踏实地地从事开创北满根据地的工作，开展剿匪斗争;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分配日伪土地;摧毁敌伪势力，建立人民政权，发展革命武装。此外，还开展了财经、后勤、兵工、交通、城市、文化、建党等方面的工作。至1946年7月，在以陈云为首的北满分局领导下，我党建立了东北第一个比较巩固的后方基地——北满革命根据地，从而为我东北党政军机关撤到北满，休养整顿，提供了条件。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北满分局陈云等人初创北满根据地，我党政军在四平作战失利后将撤往何处呢?陈云确实功不可没。

尽管陈云等初创了北满革命根据地，但四平保卫战后的困难形势表明，我党在东北还没有建成巩固的根据地，东北党在敌我形势、和平与战争、城市与乡村、我军作战原则等一系列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没有统一认识。为此，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46年7月3日—11日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并在7月7日通过了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全面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深刻总结了东北党的工作经验和教训，澄清了党内部分同志存在的各种错误观点，着重强调要坚持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并把重点放在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创造根据地的主要内容是发动群众。我军的作战原则“不在于城市和要点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7)，保卫根据地。“决议”号召东北党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7月11日，毛泽东在对东北局《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所作的修改稿中，充分肯定了陈云的思想，指出：“我们的方法就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加革命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使我党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8)。”“决议”的通过及毛泽东主席所作的指示，标志着东北全党的工作方针和战略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正确轨道，从而为解放战争在东北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可见，陈云是最早、最系统地提出建立东北根据地的领导人，在东北党的战略重心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最可贵的是，陈云将自己的理论同实践相结合，在北满率先开展了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因此，我们可以说，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在提出并实施建立东北根据地的问题上，陈云的贡献是第一位的。

二 坚持南满斗争，扭转东北战局

国民党军占领四平街后，深感战线过长，兵力不足，无力北进，但又无法增兵东北。为此，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制定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方针，并于10月中旬集中8个师约10万人的兵力重点进攻南满解放区，企图吃掉南满我军，解除后顾之忧，转而全力进攻北满，独占整个东北。11月初，国民党军占领了南满大部分地区，并将南满我军主力压缩于临江、长白、抚松、濛江、辑安(12月22日失守)5县狭小地区。此时，南满根据地处于群众尚未真正发动，兵员不足，装备无着，给养奇缺，土匪作乱的险恶境地。更为严重的是，对于能否坚持南满，军区领导人的认识很不一致，主力部队已准备开过松花江与北满部队会合。根据敌我严重态势，东北局制定了“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战略方针。该方针的关键是能否坚持南满。为了加强南满的领导力量，10月31日，中共中央及东北局决定调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兼任辽东分局(亦称南满分局)书记，派肖劲光兼任辽东军区司令员。11月27日，陈、肖到达辽东军区所在地临江，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要不要坚持南满的问题。

1946年12月11日—14日，辽东军区在七道江召开了军事会议，主要讨论南满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及今后作战方针问题。会议一开始就在是否坚持南满根据地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多数人认为南满只剩下5县，不利大兵团作战，坚持下去有困难，因而主张撤出南满。少数人主张坚持南满，做长期斗争打算。去留两种意见各有理由，相持不下，会议连开两天没有结果。12日晚，辽东军区首长获悉敌1个师已进至梅河口，一个师正进犯辑安，军情万分火急。但由于会议对去留问题未达成统一，因而影响了具体作战方针的最终确定。在此危机关头，肖劲光将会议情况报给陈云，并请他参加会议，作最后决定。

13日晚12时，陈云冒着暴风雪从临江赶到七道江，14日主持了会议。在了解前几天会议情况经过后，陈云生动形象地讲述了敌我态势及坚持南满的重要意义。他说：“东北的敌人好比一头牛，牛头牛身子是向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就危险了;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抓住牛尾巴是个关键(9)。”尔后，陈云对“留下”和“撤走”的利害得失算了一笔细帐，作了反复比较，用以说明留在南满对全东北战局有利。最后，陈云加重语气说：“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人也不走!留下来打，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10)!”陈云有理有据的分析和果断干脆的决定，统一了人们的认识，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和赞成。会议一致通过了：巩固长白山区，坚持敌后斗争的总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及正面与敌后战场相配合，内线与外线、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这就顺利解决了要不要坚持南满这一重大问题。40多年后，肖劲光高度评价道：“这是关键时刻决定性的一板，这是陈云对坚持南满斗争的一大贡献。”(11)

战略与战术方针确定后，如何坚持南满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陈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46年12月20日在致林彪、彭真、高岗的信中，以及12月28日辽东分局给各省委、各纵队发出的《关于坚持南满敌后斗争的几点指示》中，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其一，当前，“坚持敌后成为坚持南满坚持东北最重要的任务”，其步骤是“主动积极地消灭敌人，打破敌人方面的占领计划，一点一点立稳自己的脚跟。”“敌后打击的对象除坚持消灭那些可以消灭的敌人正规军外，目前放在大量消灭敌之地方武装与保安团队(12)，”使敌正规军后方空虚，“顾了后方顾不了正面，顾了正面顾不了后方;从东北全局看，使敌人顾了南满顾不了北满(13)。”其二，敌后斗争要坚持三种配合，即游击区与游击区的配合;正面与敌后的配合;南满与北满、东满、西满的配合。“在这一点上，首先应该确定，南满准备打烂坛坛罐罐，吸住敌人，使之不能北进，以便北满争取时间;另一方面，东、西、北满要吸住当前敌人……南满各区我们自己督促配合。再大一点来说，关内、关外要有配合。现在关内正打，配合我们关外。如此配合下去，敌关外不能增兵，则北满与东、西、南满很有可为(14)。”其三，农民的向背决定我敌后的胜负。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保粮保丁，我应以一切努力来使农民享受到今年分地所得粮食;发动农民，保护其利益，“今冬是机会，决不能放过(15)。”其四，改编、整理地方武装，要建立完全可靠的地方基干团。其五，敌占时要尽量减少干部、资财的损失，要处理好领导之间的关系。陈云深思熟虑，从理论上系统地解决了如何坚持南满的问题。陈云的思想得到了东北局的充分肯定，并在实际斗争中加以灵活运用。仅以南、北满配合为例：在军事上，在南满我军进行四保临江期间，北满我军三下江南作战，有力地牵制调动了敌人，打乱了其“南攻北守”的战略计划;而南满我军的艰苦奋战，为北满我军提供了休整、扩充的宝贵时间;在陈云多次请求建议下，北满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持南满，从而解决了南满缺少兵源及粮食的严重困难。可见，陈云坚持南满的斗争策略在实践中是富有成效的，它是确保四保临江战役胜利的重要指针。

经过108天的艰苦奋战，南满我军在东、西、北满民主联军配合下，取得了“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从而保卫、巩固和扩大了南满根据地，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战略计划，扭转了东北敌攻我守的战局，从而为我军开始战略反攻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辽东分局的党政军领导，尤其陈云的杰出贡献是不可湮没的。对此，东北局的评价是十分公允的：“以陈云为首的辽东分局，是正确地分析了当时辽东的形势，确定了明确的方针，团结了全党全军，进行了艰苦斗争，扭转了局面，坚持与发展了辽东根据地……”陈云“领导辽东全党全军扭转危局，起了决定性作用。”“以陈云为首的南满分局……扭转了辽东在一个时期内的严重形势，完成了党给予的任务，成绩很大(16)。”这些评价既充分肯定了辽东分局其他领导人的作用，又突出强调了陈云的重大作用及卓越贡献。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总结。

三 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统一东北财经

东北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逐步建立起来的。由于日本在投降前后对铁路、工矿的严重破坏和苏军占领期间大规模的拆迁，从而使解放区财政经济困难重重。在财政方面，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在金融方面，通货膨胀，物价波动;在物资方面，军需民用物资供不应求，极为缺乏。因此，解决根据地的财经困难成为东北党的又一重要任务。在这方面，陈云作了可贵的探索，提出了生财理财之道，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统一东北财经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6年2月22日，陈云领导的北满分局给所属各省工委发出《关于目前解决财政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指示，提出了三条具体措施，即征收救国公粮，妥为保管，以便将来进行对外贸易，解决财政困难;清算和搜集敌伪资产，恢复和发展工矿业，征收必要的税收;暂时不宜大量发行纸币，以免通货膨胀。3月13日，陈云在通河干部座谈会上，着重指出：“财政经济即收与支的问题，亦即生财之道与理财之道(17)。”在生财之道方面，他提出了财政收入的6个来源：没收敌产，搞好税收，发行公债，征收公粮，发行钞票，开展贸易。据此，1946年各省、市、县均成立了“敌伪资财清理委员会”。清理的主要物资是武器、弹药、粮食、布匹、运输工具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仅吉林市一地在这期间所清理的物资，总价值即达百亿元(为东北币，以下金融数字同)以上。合江省没收敌伪财产的收入，占该省1946年财政总收入的36.7%;为了发展生产和减轻人民负担，各省重新调整税收，减少税目。如1946年合江省省级税收为700万元，仅占财政收入的2.6%，而东北一级财政收入中，税收只占0.99%(23);有的县市如双城县、宾县、哈尔滨市、东安地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都在1946年先后发行过公债;公粮是按实物征收的，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地方可征5%，累进率不得超过20%;在发行钞票方面，陈云强调“纸币发行要加以控制，不能无限制地发下去，否则必然遭致恶性的通货膨胀(18)。”为此，一些省份如绥宁省委在控制货币发行上做了一些工作。在陈云等人积极建议和支持下，1946年末，东北解放区打开了对苏贸易渠道，到1947年12月止，出口各种粮食76.5万吨，换回了大量的军需民用物资。

在理财之道方面，陈云提出了紧缩开支，提倡节约，防止浪费，搞好生产等办法。这些办法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哈尔滨市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1月底，实行精兵简政，每月节省开支400万元以上。吉林省规定，自1946年9月1日起，各级政府所属机关一律实行菜金自给。与此同时，党在解放区积极领导广大农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1947年共扩大耕地面积800万垧。上述措施，对于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保证战争需要，解决解放区经济困难起了重大作用。

1946年8月，东北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加强了对财经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以陈云为主任的财政委员会。其主要工作是：进一步清理敌伪资财;筹建东北银行，发行东北地方流通券以代替其它货币;稳定物价，整顿金融等。9月，财政委员会提出了整顿财政的步骤，决定先由各省统一，然后实行东北解放区的整体统一。尽管陈云于10月27日前往南满任分局书记，但他的经济思想仍然得到了贯彻执行。如1947年1月召开的北满各省财经会议，确定了“长期打算，发展生产，增进贸易，厉行节约，保障供给，支援战争”的方针，基本上体现了陈云的生财理财思想。又如，1947年8月召开的东北解放区财经会议《关于统一财政制度的决定》，无疑是陈云关于整顿财政思想的体现。1948年7月，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东北行政委员会设立了以陈云为主任的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进一步贯彻财政统一的方针，迅速将东北解放区的财政于1948年末实现了统一预算，统一管理，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948年春我军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地区除沈阳、长春、锦州等12个城市尚被敌占领外，其余140多个城市先后解放。因而，城市工作和经济建设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为实现东北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1948年8月，陈云起草了《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和他给中央的《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的报告等。在这些文件中，陈云强调：“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19)。”为此，他提出了加强工业的计划性;管理工作实行企业化和民主化;要重视和培养技术、管理干部;要特别注意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的政策等措施，为城市管理工作和经济建设作了更明确、具体的规定。11月2日沈阳解放后，陈云兼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负责接管沈阳。他创造的“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和迅速恢复秩序的办法得到东北局及中共中央的肯定，后由中央作为成功的经验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各前委。

东北解放战争期间，陈云的财经思想对于克服解放区的经济困难，统一东北财经，接收和恢复城市经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陈云经济思想的初步形成。

综上所述，从1945年9月至1949年7月，陈云在东北历时近4年，身兼数职，多方运筹，功勋卓著。尤其在关系东北党政军存亡的根据地建设、坚持南满、东北财经等重大问题上，高瞻远瞩，有胆有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在纷纭变化的复杂形势下，推动了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并对全国解放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丰功伟绩必将与日月同辉，光照千秋。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注　释：

(1)(7)(19)《陈云文选》第1卷，第300—301、309—311、373页。

(2)(3)(4)(5)(12)《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8、28、43、96页。

(6)《中共黑龙江党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8)《解放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

(9)(11)《辽沈决战》(上)(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5页。

(10)《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57页。

(13)(14)(15)陈云致林彪、彭真、高岗信(1946年12月20日)。

(16)《中共中央东北局重要档案汇编》(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处1954年编印)，第323—338页。

(17)(18)陈云在通河干部座谈会上的报告(1946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