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技术究竟为谁进步——计算机如何被资本主义塑造?
原文信息
Coding Capitalism: Computer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Postwar US Economy
Devin Kennedy
前言
Chainmunity | 链合体

在计算机房中工作的人们,密西西里州,1960s
在今天关于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的讨论中,一种技术乐观主义的叙事依然盛行:技术被想象成一股相对独立于社会的力量,沿着效率提升与能力扩张的方向不断发展,并最终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更加富裕、自由的未来。在这种叙事里,社会制度似乎只是技术进步的被动接受者,技术带来的种种矛盾,也往往被归结为发展尚不充分、应用不够完善,或尚未找到适当的治理方式。
然而,技术从来不是在社会关系之外独立生长的。它的研究方向、设计目标与应用方式,始终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利益、制度安排和权力关系密切相关。技术能够实现什么,与它为什么被创造、由谁掌握、服务于何种目的,无法截然分开。 同样,效率的提高也不必然意味着劳动者处境的改善,生产力的发展更不会自动带来社会关系的进步。
本次译介的是美国历史学家德文·肯尼迪《编码资本主义》一书的引言《数字革命的工业根源》。作者将数字革命重新置于战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之中,追溯计算机如何从工业生产和企业管理走向金融市场,又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参与塑造现代计算机科学。早期算法、数据库与计算机网络的发展,深深嵌入了资本对于生产效率、劳动监督和企业控制的需求;而随着计算技术进入华尔街,原本旨在增强经济稳定性与决策理性的工具,又参与制造了新的市场风险,直至1987年的金融崩盘。
这一历史提醒我们,数字技术的发展从未拥有一条预先确定的进步道路。资本主义不仅使用技术,也通过自身的组织方式和利益诉求参与塑造技术发展的方向。技术则在提高生产能力的同时,重组劳动过程、权力分配与资本积累的方式。
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再次唤起关于生产力跃升、劳动解放乃至社会自动进步的期待时,重读这段计算史尤为必要——技术进步究竟意味着谁的进步?效率的收益由谁占有,风险与代价又由谁承担?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仅仅寄托于下一次技术突破,还必须回到技术得以产生和运行的具体社会关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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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何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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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数字革命最早的低语,起于远离硅谷的地方。一九五四年与一九五五年,第一代商业化建造的计算机降临了六座美国城市。占满整个房间的机器被塞进垫了软垫的卡车,以固定其脆弱部件,随后沿着美国公路缓缓而行,宣告着一场将延及下个世纪的经济与社会转型。它们驶向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纽约州的锡拉丘兹;密歇根州的底特律;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驶向美国的工业心脏。[1] 尽管数字革命后来会成为脱离制造业经济的同义语,计算机——乃至计算机科学——却是在美国工厂的繁荣年代里初试身手的。[2] 在高炉、铣床、装配线与后台办公室之间,早期的数字机器在二十世纪中叶的工业世界里落了户。在整个一九六〇年代,制造企业掌握着美国计算机的绝大部分。[3]
技术创新帮助美国企业应对资本主义在新规模上的复杂性,计算工具既服务于商业目的,也启发出新的科学研究纲领。早期优化算法、数据库系统与长途通信网络,在一九五〇年代为服务制造企业而发展起来,而这些企业部署计算机,以便用最优方式安排制造业的各种生产要素、组织横贯大陆的商业帝国,并更好地监视零部件流动与工人劳动。但这些机器的影响更为广泛。到一九六〇年代初,管理研究者与计算机研究者都把计算机视为带来经济稳定的工具:驯服工厂生产中人与机械的节律,缓和繁荣与萧条的起落,并增强人们面对深刻不确定性时审慎推理的能力。
很快,最初为管理冷战工业经济而开发的技术与计算工具,正流入一个新领域——华尔街。它们在紧要关头到来。战后工业经济繁荣,投资市场为支撑养老金与保险体系而扩张,这两者此前已使更多美国人依赖金融。数字技术为管理初生的金融化提供了一种关键的物质与思想资源。计算机用来处理文书、研究并自动化投资决策,并连接虚拟市场里的交易者。从工厂到金融,计算机在象征意义上为一种经济秩序愿景提供担保,在这一愿景中,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在性质上属于技术性的——而非政治性的——问题。从一九六〇年代到一九八〇年代,计算机技术重新布线了美国金融体系。电子交易场所激增,算法交易出现,全国的市场——以及财富——被联结在一起。当然,也有消极的一面,而一九七〇年代与一九八〇年代的计算机科学家警告说,危险正在侧幕之后等待。当代码与资本在一九八七年十月的黑色星期一崩盘中相互咬合、推动全球市场下行时,这些警告化成了具体形态。旨在稳定并厘清经济推理的工具,何以竟已使这一切轰然崩塌?
《编码资本主义》追踪计算在四十年间对美国经济结构的影响,以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被改造。它始于一九四七年电子计算机发明之后不久,当时计算机首次被设想为一种工具,用来为处在脆弱转型中的战后制造业经济带来稳定与效率。它结束于一九八七年市场崩盘之后不久,此时已经显而易见,人类推理的自动化与经济的互联造成了新的严重风险。这一叙述以计算同制造业与金融业、早期而有影响力的采用者、以及对战后美国经济史具有广泛重要意义的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为中心。追随这些机器、围绕它们的观念,以及在工厂、企业与金融市场内外设计并使用它们的专业人士,我表明战后资本主义的弧线如何得到计算的支撑。劳方与管理方之间的冲突、企业结构中的转变、新的管理愿景,以及金融对美国经济越来越重要,都经由这些新而强大的机器中介。这使得美国自一九六〇年代开始向高度金融化的经济转型成为可能。计算机技术与计算机科学中的发展,都由这些应用打上了印记,因为企业、管理学院与经济研究者朝工业目的塑造这些装置。换言之,计算被资本编码。
计算机能改造经济,这一想法几乎与机器本身一样古老。一九五〇年代,制造业部门早期采用计算机器,与工厂机械化并行发生,新数字技术迅速与工业自动化的幽灵联系起来。[4] 到一九六〇年代初,计算机带来的经济后果似乎更为广泛。其一,事务性工作的机械化表明,一个自动化新时代正在到来。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商业作家都逐渐把计算机视为一场经济与社会关系革命的催化剂。[5] 在哥伦比亚大学一场关于技术与社会变迁的研讨会上,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开始传阅论及「后工业社会」的论文,那是一种经济,其中知识工作会占据突出地位,而主要的社会关切则关乎知识的生产与控制。[6] 马克思主义评论者在机器中看到一种新工具,用于更密集地从劳动中榨取价值,并收紧管理者手中的控制。比利时人埃内斯特·曼德尔在一九七五年出版的《晚期资本主义》中,把一九五〇年代引入电子数据处理,作为经济与社会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迹象加以研究。他认为,计算机「为众多即便不是全部的生产部门,打开了加速的技术创新与追逐技术超额利润的领域,而这种追逐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7] 美国人哈里·布雷弗曼在一部研究自动化与管理科学、颇具影响的著作中作出了类似观察,他在一九七四年出版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中描述了新技术如何赋予管理者对工人新的控制与强制权力。[8] 詹姆斯·贝尼格在一九八〇年代反驳说,新的经济控制与协调方法,是对社会与经济生活复杂性的必要、甚至自然的回应。[9]
计算机在文化、经济与政治上的意义在一九七〇年代与一九八〇年代发生了剧烈变化。直到一九六〇年代后期,如历史学家弗雷德·特纳所示,计算机技术一直是那些拥有它的、保守、官僚化而等级森严的组织的转喻——大型企业、政府、军方与大型高校。[10] 但是,美国反主流文化兴起、微处理器变得可得、计算传进学校与大学、业余爱好者热情高涨,以及最终网络社群发展起来,催生了对计算机的一种新愿景。在整个一九七〇年代与一九八〇年代,计算机累积起新价值:作为个人创造力、信息民主化,以及建构临时社群与小型创业型企业的工具。[11]
这为一九九〇年代初的剧变搭好舞台。冷战终结,公共互联网出现,二者恰好重合,使自由市场与计算机系统看起来具有某种天然的亲和性。硅谷的主导政治愿景,在理查德·巴布鲁克与安迪·卡梅伦所称的「加州意识形态」这一事态中固化下来:左翼自由主义文化价值、对国家的一种自由意志主义冲动、对技术解决方案抱有的热情,三者混合为一。技术自由意志主义者宣称(未获成功)互联网是一片无法治理的空间;阿尔·戈尔把民主审议与分布式计算机系统联系起来;比尔·盖茨梦想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扩展自由市场;而托马斯·弗里德曼则着眼于全球商务与信息技术的并行扩展,并得出结论说世界已经变平。[12] 与此同时,社会学家与地理学家论证说,这些发展主要让本已强大的经济行动者受益。大卫·哈维论证道,数字技术使资本得以在「压缩的」时间与空间之上快速运动,而多琳·马西则澄清说,此类压缩对人们的影响高度不平等。[13] 曼纽尔·卡斯特表明,一九七〇年代经济动荡中,企业如何率先拥抱信息技术以求灵活,投资电子通信与计算机器,以便迅速调整商业计划,并通过把资本与工作岗位移往海外来猎取利润。他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写道,「可以说如果没有新的信息技术,全球资本主义本会是一种远为有限的现实。」[14] 更晚近一些,过去二十年里新信息技术商业模式纷纷涌现,继续提示着资本主义的深刻变化——引导学者去描述「平台资本主义」这类新形态,它关涉以互联网为基础、提供一系列中介服务的企业,服务范围包括媒体、社会交往、信息与商务;「数据资本主义」关涉那些平台凭居间位置提取的数据;「监控资本主义」则尤其关涉把那些数据用于影响消费者行为。[15]
《编码资本主义》补充了这一传统——解开那个把技术与政治经济学中的诸般发展联结在一起的缠结之结。作为一部史学著作,我提供更长的视距,以便观察那些转型与相互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让种种连续性显现出来,它们既存在于技术之中,也存在于塑造技术的经济愿景与权力之中。为此,我把两个富有活力但大体上彼此分立的学术传统汇合起来:计算史与资本主义史。自一九九〇年代以来,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与科学技术研究(STS)学者已追问数字技术从何而来、有何效应。与那些往往聚焦个别发明家或企业的通俗叙述不同,研究已强调那些围绕计算发展、并塑造了计算发展的制度、工作模式与观念。更为宽泛的历史框架把计算同周围社会与智识环境中的诸般转型联系起来,部分是通过对究竟什么与故事相关采取一种扩展的看法。使用「计算」这一术语,正是这一进路的明证。这一术语同时传达出一组机器,其中包括机械的、模拟的以及我们更熟悉的电子数字装置,也传达出涉及这些机器或先于它们存在的那些实践(制表、人工计算、编程、使用),以及关于信息与计算的抽象科学观念。[16] 这一扩展框架已使历史学家得以把握作用于技术发展、使用与影响的一系列力量。其结果是,我们如今已颇为了解美国军方对计算机研究的深远影响、催生互联网的政治形式与制度形式、计算机在文化意义与政治意义上的诸般转型、使软件得以交易的法律环境,以及技术工作(包括编程)之含义与性质的变化。[17]
这样一种进路,也能把计算同经济生活中发生的诸般转型联系起来。例如,如今已很常见,人们把计算史上溯到十八、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使智力劳动常规化、继而自动化的种种努力,是欧洲工业革命更广泛地专注于机械效率、管理控制与工业进步的一个组成部分。早期计算机器的设计受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启发,而他关于工厂内部分工的阐述,启发了组织人类计算工作的新方式。正如马泰奥·帕斯奎内利晚近所论证,查尔斯·巴贝奇设计计算机器的计划,受到斯密对工厂的阐述与同时代管理者分析、为劳动估价之欲望的启发。[18]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现代计算机发明之后,关于经济、社会、观念与计算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可以讲述一个类似的故事,那时,如本书所表明,计算被关于控制企业与市场的商业愿景塑造。尽管计算机技术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在分析推动计算创新的那些技术企业(以及围绕计算机的过度炒作),[19] 历史学家近年来已扩展商业史框架,把商业发展及商业用途同其社会、文化、政治、物质与智识环境联系起来。[20]为什么在某个特定时刻,通过数据处理网络把企业或金融市场连接起来会变得可取?通用电气为什么想要建立数据库,或是资助开发仿真编程语言?计算机处理工厂数据,对生产线节奏与工人体验产生了什么效应?
在回应此类问题时,我不仅依靠商业档案,也考察塑造商业制度与经济变迁的各种力量。在新资本主义史的启发下,这里讲述的故事把企业、市场与管理者视为完全嵌入历史其余部分的事物:带着冲突的印记,处于不断变动、关乎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的政治愿景支配之下,并依赖形塑市场如何被认识与想象的观念与技术。[21] 跟随计算出入商学院、工厂车间与股票交易所,我发现它被调动起来,投入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冲突,投入关于基金经理是否明智的争论,以及监管者与华尔街围绕金融市场结构展开的争论。
技术的经济功能不止于自动化与生产率变化,其人工物也是考察实践中的商业与历史中的资本主义的关键资源。如果,如布鲁诺·拉图尔所指出的,「技术是固化下来的社会」——特定时刻决策与价值凝成的产物——那么,一份企业计算机网络图、工厂优化算法、分析劳动绩效所用的穿孔卡片,或监管者关于一项新电信基础设施的笔记,便提供了无价资源。它们是经济愿景与权力的快照,摄于其正被争夺、正被编码进机器与软件之时。[22]
那些编码有着持久的影响。其一,计算提供了一组强有力的隐喻,它们在多个语域中起作用,其方式类似于保罗·爱德华兹所称的「话语支撑」(discursive support):一种使某些思考与行动方式更为自然的、无处不在的隐喻。[23] 爱德华兹关注的是计算机隐喻与信息隐喻如何与冷战政治相契合,而类似的想法对经济生活中的计算同样成立。如菲利普·米洛夫斯基已表明的那样,计算影响了经济学研究的语言与抱负,于是以机械术语谈论经济现象、把市场说成一种信息处理器、把投资者的决策说成一种计算过程,都变得自然而然了。[24] 这些表述产生了影响:它们把社会秩序中那些令人焦虑的问题——关于工作、权力、金钱——转变为看似技术性的、价值中立的、可由专家解答的事项。把技术应用于商业问题,同样带来了思想上的后果。正如斯蒂芬妮·迪克与珍妮特·阿巴特所精当地概括的,计算既是一种抽象之物——服从于科学分析与理论,而这类分析与理论关涉计算与逻辑的超越性问题——又极具物质性——被经济力量与人际关系塑造。[25] 两者之间的纽带在一九五〇年代与一九六〇年代清晰可见,当时计算机科学还是一门刚刚迈出最初几步的稚嫩领域,研究则在企业、军方实验室与管理学院里展开。正如我所论证的,在部署计算机的过程中,研究者发明了新算法,并识别出计算中的基本问题;他们建造了最早的计算机数据库与编程语言,以便抽象地谈论数字对象;他们开发出经由庞大网络与计算机通信的方式,甚至想象出使机器思考的新方式。在极为务实地部署计算机的努力中,他们为一个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形成埋下了种子。
跟随数字技术与计算机科学在具体语境中兴起,《编码资本主义》提供一种新的计算机史叙述,把资本置于故事中心,并影响我们对技术之于战后经济秩序的作用的理解。有别于主流计算史模型——这些模型强调美国军方与信息技术部门所起作用——本书关注计算机应用与经济研究发生的场所。工厂与金融市场不仅是应用技术自动化人类工作的场所,也是发展计算方法与实践的实验室,这些方法与实践强化了管理控制,并巩固金融在美国生活中的地位。把企业、顾问、计算机工程师、管理科学家、监管者与金融机构的档案拼合起来,我表明计算如何朝着资本主义目的被塑造——连同其所有承诺与冲突。那些努力始于冷战早期,并随经济转向金融而延续。在追溯计算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纽带时,我发现并非断裂——我们通常把断裂与技术联系在一起——而是连续性:数学工具与数字技术中的连续性,这些工具与技术既用于一九六〇年代的工业世界,也用于紧随其后的金融化初现时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数字技术被提供为解决经济秩序问题的工具,这一做法本身也有连续性。以及新科学与技术的各项优势——即便像计算这样革命性的优势——如何流向既有的权势者,这一方式同样有连续性。[26]
《编码资本主义》的故事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余波之中,当时企业与美国军方寄望于新近发明的电子计算机,协助美国经济完成那令人焦虑的重组。正如第一章所论证,他们在这台新机器中发现了一种「控制愿景」:能为美国经济计划提供数学确定性与秩序的工具。结合了泰勒制管理科学与包括线性规划在内的新数学实践的算法管理愿景,源于计划一场可能爆发的对苏联的战争、并确保它将要依赖的工业供应链可靠的努力。探索它的研究者在大学、军方资助的研究中心与私营产业之间流动,并开发出各种算法,借助它们,军事或工业管理将能够更好地组织稀缺资源、人力与运输网络。当国家规模的经济「计划」因与社会主义的贬义关联而备受攻击之时,这些技术在美国最大的企业里安顿下来。随之而来的是计划私有化,与一九五〇年代后半期美国制造业采用计算机器同时发生,当时企业在下一代数学管理科学技术中看到了削减成本、提升效率与增加利润的新办法。那些技术原来不仅在组织工厂时有用,在设计计算机软件时也有广泛用途。在一九五〇年代末与一九六〇年代初,研究者——其中许多人此前已开始其职业生涯,把计算应用于后勤问题——借助工业模型来理解计算机内部任务、信息与日程如何复杂地平衡。一些最早的操作系统——尤其是在通用汽车这类率先采用计算机的制造企业里开发出来的那些——编码了此前已为工厂开发的负载均衡、工作调度与任务优先级排序算法。
第二章《指挥车间》把这些发展带进了一九五〇年代的工厂。在那十年里,美国制造商在效率专家、工程师与管理研究者的协助下,着手开展项目,以生成、组织并调动关于工业生产的各类数据。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工业数据采集装置的热潮,这些装置把工厂流程——以及关于个体工人的信息——转化为电子数据。借助电子数据使工厂变得可辨识的种种尝试,与生产自动化的努力同时出现,且常常与之并行。其一,工厂的机械化意味着减速、停工与工人失误的代价更高,因而产生了对更多控制与监督的需要。电子监控与降低成本的各项运动浑然一体,赋予主管新的能力,使他们能够依据个体工人的生产率来追踪并酬付他们。所有这一切数据,原来都需要被妥善地组织与结构化,才能生成管理洞见,而正是在以工业数据摄取并管理车间的努力中,现代计算机数据库诞生了——它最初是为了在费城南部的通用电气工厂组织数据、提升效率而开发的。
但这一切数据一旦被采集起来,又要拿它做什么呢?要用计算机来改进经济决策,或者使其自动化,机器就必须变得更聪明。第三章《心智、机器与管理者》表明,人工智能这一领域在一九五〇年代后半期出现的种种发展,如何与旨在研究和改进管理者思维的努力并行。一个因素是计算机研究发生在哪里。在计算机科学系——这些系出现于一九六〇年代——之前,计算机在管理学院里安顿下来,那里的院务主管在一个反思商业教育与研究有何价值与意义的时期拥抱了新机器。计算机及其相关数学实践提供了一种方式,把商学院重新框定为冷战新高科技经济所必需的技术研究场所。这些机构培育研究,尤其在那些把计算机视为理解人类推理特性之工具的社会科学家当中。研究者从追求数学上可证明为最佳决策的技术转向研究实际的人:他们如何应对复杂性并设法应付过去。其结果是一项围绕「启发式」问题求解的人工智能研究纲领,以及商业领域中一场模拟技术热潮,帮助商人在做出决策之前先为决策建模。
当计算机科学家与管理研究者探究决策的本质、以及计算机在支撑决策时居于何处,企业则谋求用计算机推理帮助经营规模与复杂性不断增长的企业。正如第四章《为利润布线》所述,从一九五〇年代中期开始、在一九六〇年代加速,大型而多元化的制造企业转向计算,并建造远程数据处理系统,把销售办事处、仓库、工厂与总部互联起来。这些企业网络——最初落实为远程处理系统,后来落实为分时计算机系统——支撑了管理层为那个空间上分隔、组织上分权的巨型企业带来秩序的努力。通过为横跨全国的企业提供基础设施,这些系统支撑了同时代强调地方管理层自主的企业分权理论,也与一项努力相契合,即把生产地迁离北方各州工会化、昂贵的劳动力。它们还支撑起一种把企业视为主要可通过财务指标来管理之物的新思考方式。这些企业网络被推介给企业财务主管,并与弗雷格斯坦所描述的「公司控制的金融观」同时出现,为金融决策上升进入企业核心提供了必需数据与基础设施。[27]
到一九六〇年代中期,计算机将在华尔街「赢得朋友、影响决策」。[28]
〔译注:语出戴尔·卡内基(Dale Carnegie)《人性的弱点》原题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1936);作者将 "influence people" 改为 "influence decisions",译文保留这一双关。〕
第五章《市场机器》考察财务规划所用计算机工具与一种新金融政治经济学的共同发展。在一九五〇年代,美国家庭已被卷入金融市场——美国经济一场转型的沉默合伙人。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大学捐赠基金、慈善机构以及其他机构投资者转向股票投资,替受益人的利益赚取回报。这一发展具有历史意义——在随后数十年间从根本上重塑市场与金融的角色。它还塑造了计算机技术的采用,因为各机构指望计算机与数学模型来管理职责之下激增的资金与文书,并巩固它们作为他人财富可信管理者的信誉。
第六章《虚拟交易所》则把这个故事带入一九六〇年代最早一批电子市场的创生,当时机构投资者指望为早已被技术高度中介的市场创造数字基础设施。系统设计者以计算机终端替换电话与电传连接,指望为股票交易创造一个全新统一市场,这样的市场将满足各机构在交易中保有隐私、转移大量股票并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这造成了它自身的问题,正如第七章《市场之网》所示,由于交易场所相互竞争、数量激增,美国金融市场走向碎片化。作为回应,监管者与市场设计者指望建造新市场网络,把美国交易场所构成的群岛联结成单一、由电子中介的全国市场体系。在一九七〇年代,这一系统时断时续地建起来,当时关于究竟如何把全国连成网络,种种相互冲突的想法在并行推进。两派想法分歧——关于统一市场与竞争市场各有何优点——反映的是政治愿景不断变化,即国家在监管市场中应扮演什么角色,其程度不亚于反映新技术。
到一九七〇年代末,尽管没有人真正察觉,美国经济已高度依赖计算机技术。如同数十年后的千年虫危机,计算机系统悄然累积,引发一刻警觉,计算机科学家对技术一旦失灵便可能降临美国的潜在危害提出关切。第八章《永不停机》(Nonstop)描述了金融机构的应对及其后果。为防范灾难,企业与市场运营者大举投资于新一代机器,这些机器承诺即使在硬件故障时也保持在线。所谓容错装置激增,其名字由制造它们的各家厂商选定,以唤起对韧性与耐久性的联想:Corinthian、Tolerant、No Halt,以及当时最成功的一种,即由天腾电脑公司营销的机器,径称 Nonstop。它们被内化进金融基础设施——在投资办公室、在交易所——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市场如今与操作它们的机器交织过密,以致机器不能停摆。但工程师与市场运营者在安装永不停摆的机器的同时,也为无法停止、失控运行的市场创造了条件。一九八〇年代,人们日益担忧技术可能造成一场失控金融灾难。这些恐惧在一九八七年黑色星期一崩盘中化成具体形态,这一事件,我论证,标志着一种与计算机的新文化关联就此到来。为使经济系统更高效、更可用、更迅捷而降低信息摩擦的一切努力都有其不利的一面:信息可能扩散得过快,限制了人们决策与合理思考的能力,并使繁荣与萧条变得更糟。数字技术不再充当经济稳定或清醒推理的工具,如今更像恐慌的助燃剂、仓促决策的放大器。一篇简短的尾声《机器失灵》反思二〇一〇年五月的闪电崩盘,这一事件与黑色星期一崩盘颇为相似,就计算机化资本主义的种种危险提供了一次直观的教训。
远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科技巨头、互联网泡沫的兴衰、苹果与微软之前,资本主义与计算机技术各自的弧线早已相连。计算机在二十世纪中叶的工厂里被锻造,被训练去搜寻成本节约、重组企业,被塑造去服务于一个规模与重要性不断增长的金融体系,创造并再造了美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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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s, Programmers, and the Politics of Technical Expertise (MIT Press, 2010); Janet
Abbate, Recoding Gender: Women’s Changing Participation in Computing (MIT Press,
2012); Mar Hicks, Programmed Inequality: How Britain Discarded Women Technologists
and Lost Its Edge in Computing (MIT Press, 2017). On the legal context of software see
Gerardo Con Diaz, Software Rights: How Patent Law Transformed Software Development in
Amer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David Alan Grier describes the “children of Adam Smith” in his study of human computing.
David Alan Grier, When Computers Were Hum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26–45.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computing, see Simon Schaffer, “Babbage’s Intelligence:
Calculating Engines and the Factory System,” Critical Inquiry 21, no. 1 (1994): 203–27; and
Lorraine Daston, “Enlightenment Calculations,” Critical Inquiry 21, no. 1 (1994): 182–202.
A recent volume has extended this longue durée scope to the algorithm. Morgan G. Ames
and Massimo Mazzotti, eds., Algorithmic Modernity: Mechanizing Thought and Action,
1500–20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Matteo Pasquinelli has offered a sharp version
of this argument, connecting algorithmic reasoning with the pursuit of managerial control
over work process. Reading Marx alongside Babbage and within the context of battles over
autom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asquinelli describes a “labor theory of automation” in
which “the most sophisticated ‘intelligent’ machines emerged by imitating the outline of the
collective division of labor.” Matteo Pasquinelli, The Eye of the Master: A Social Histor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erso, 2023), 6.
Particularly influential works in the business histor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clude
JoAnne Yates, Control Through Communication: The Rise of System in American
Managemen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Martin Campbell-Kelly, From Airline
Reservations to Sonic the Hedgehog: A History of the Software Industry (MIT Press, 2003);
James W. Cortada, The Digital Hand, 3 vo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2008); William
Aspray and Paul E. Ceruzzi, eds., The Internet and American Business (MIT Press, 2008);
Jeffrey R. Yost, Making IT Work: A History of the Computer Services Industry (MIT Press,
2017); JoAnne Yates, Structuring the Information Age: Life Insura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and Thomas Haigh, “Inve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 The Systems Men and the Computer, 1950–1968,”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75, no. 1 (2001): 15–61. On hype, see Thomas Haigh, “The Chromium-Plated
Tabulator: Institutionalizing an Electronic Revolution, 1954–1958,” IEEE 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 23, no. 4 (2001): 75–104.
See, for instance, Matthew Hockenberry and Miriam Posner, “Logistical Histories of
Computing,” IEEE 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 46, no. 2 (2024): 6–12; J. A. Estruth,
“A New Utop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ilicon Valley, 1945 to 1995,” Enterprise &
Society 20, no. 4 (2019): 777–85; and Colette Perold, “IBM’s World Citizens: Valentim
Bouças and the Politics of IT Expansion in Authoritarian Brazil,” IEEE 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 42, no. 3 (2020): 38–52. For an overview of capitalism within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 literature, see Devin Kennedy and Gerardo Con Diaz, “Introduction to Computing
Capitalisms,” IEEE 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 42, no. 3 (2020): 5–10.
For an overview of the “new history of capitalism,” see Sven Beckert and Christine Des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Capitalism: New Histories, ed. Sven Beckert and Christine Desa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1–32. The approach owes much to the idea that markets
are always dependent upon political and legal conditions that enable and sustain them, and
that efforts to “disembed” them from those conditions—to make them instead appear natural
per neoclassical economics—are empirically misguided and motivated by an ideology
seeking to redirect the power of the state toward specific interests. Fred Block and Margaret
R. Somers, “The Power of Market Fundamentalism: Karl Polanyi’s Critique,” in The Power
of Market Fundament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9. Works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include Julia Ott, When Wall Street Met Main Street: The Quest for an Investors’
Dem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Jonathan Levy, Freaks of Fortune: The
Emerging World of Capitalism and Risk in Ame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and
Thomas A. Stapleford, The Cost of Living in Americ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conomic
Statistics, 1880–20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Also important are works in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and sociology of finance that reach similar conclusions about the ideas
and technology shaping and supporting economic orders. See, for instance, David F. Noble,
America by Desig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Corporate Capitalism (Knopf,
1977); David F. Noble, Forces of Production: A Social History of Industrial Automation
(Knopf, 1984); Donald MacKenzie, An Engine, Not a Camera: How Financial Models Shape
Markets (MIT Press, 2008); and Donald A. MacKenzie, Fabian Muniesa, and Siu Leung-Sea,
eds., Do Economists Make Markets? On the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Bruno Latour, “Technology Is Society Made Durable,” Sociological Review 38, no. 1 (1990):
103–31.
Edwards, The Closed World, 40–41.
Philip Mirowski, Machine Dreams: Economics Becomes a Cyborg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Janet Abbate and Stephanie Dick, “Thinking with Computers,” in Abstractions and
Embodiments: New Histories of Computing and Society, ed. Janet Abbate and Stephanie
Dick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22), 2.
On financialization, see Greta R. Krippner, Capitalizing on Crisi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Rise of Fina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Greta R. Krippn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Socio-Economic Review 3, no. 2 (2005): 173–
208; and Judith Stein, Pivotal Decade: How the United States Traded Factories for Finance
in the Seven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Neil Fligste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 Control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26–58.
Dana L. Thomas, “Calculating Risks: Computers Are Winning Friends and Influencing
Decision on Wall Street,” Barron’s 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ial Weekly, June 28,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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