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平台与生活世界：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价值形式批判

数字平台已经深度进入日常生活。人们通过平台搜索信息、购买商品、观看视频，也在其中交流、表达和组织行动。这些活动具有各自的目的和意义，却不断留下可供收集、分类和计算的数据。平台利用这些数据出售广告、组织交易，并从中获得收入。如何理解日常交往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成为数字媒介批判必须回答的问题。

围绕这一问题，常见的解释有两种。一种强调平台借助技术和文化内容塑造人的意识与需要;另一种把互联网用户的活动视为无偿的数字劳动，认为平台从中直接提取价值。前者容易停留在对支配现象的描述，后者则可能抹平用户活动与雇佣劳动的区别。克罗地亚学者Paško Bilić 在发表于《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2024 年第 50 卷第 4—5 期(第 615—628 页)的论文《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与媒介批判社会学：数字资本主义中的生活世界》(“Frankfurt School Legacy and the Critical Sociology of Media: Lifeworld in Digital Capitalism”)中，试图结合日常生活批判与价值形式理论，说明平台如何将生活世界纳入资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同时保留不同活动之间的理论界限。

一、从文化工业到技术支配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概念，原本用于分析文化生产的标准化和商品化：文化产品看起来回应了个人的愿望，却又在既定社会秩序内安排愿望的表达和满足。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一样，这一分析选择性地继承了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由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形成的力量，表现为商品和制度自身具有的力量，并反过来支配人的经验。

用这一视角观察数字平台，上述逻辑在数字时代的延续：推荐系统持续组织用户看到的内容，也将观看和互动转化为下一轮推荐的依据。原本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活动，越来越多地通过企业提供的技术环境进行。什么内容容易被看到、哪些需要容易获得满足，都受到平台经营方式的影响。

不过，指出经验受到塑造，并不足以解释平台的权力。传统文化工业批判着重分析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效果，对媒介企业如何组织生产、怎样通过广告出售服务、又如何介入商品流通，讨论得相对较少。如果把平台的支配仅仅理解为使人接受某种观念，就会忽略数据收集、市场集中和价值生产与流通的具体机制。在Bilić看来，文化工业批判提供了问题的入口，却不能独自完成数字资本主义的分析。

马尔库塞关于技术理性的论述表明，技术参与组织人的经验。计算、效率和控制不只是管理生产的手段，还可能成为安排工作、闲暇与交往的原则。今天的平台界面、排序规则和算法模型同样如此：它们不是等待人们使用的空白工具，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预设了行动的路径。

但这一批判仍面临一个难题：如果技术和商品交换已经完全支配生活，抵抗和改变又从何处产生?此外，若将“经济”视为一个从外部压迫生活的既定领域，也就无法解释其权力本身如何形成。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从经验层面的支配现象，进一步追溯构成平台经济权力的社会关系。

二、价值形式与经济支配的社会基础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价值不是物天然具有的属性，而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条件的社会关系。生产者分别进行劳动，其产品必须通过交换取得社会有效性;货币则成为这些劳动相互联系的表现形式。由于社会关系采取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形式，商品、货币和资本才会呈现出仿佛独立于人的客观力量。

Bilić借助“马克思新解读”和“开放马克思主义”，强调这一价值形式视角。前者重视价值、货币和资本作为社会形式的性质，后者进一步追问这些形式赖以存在的生产社会关系及其内在矛盾。在开放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规律并不是独立于社会关系的自然规律，而是社会关系，尤其是阶级权力关系以物化形式呈现出来的结果。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能只揭示经济支配的客观表现，还必须考察支配如何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和维持，以及其中包含的矛盾与斗争。

这一视角对数字平台研究提出了两点要求。首先，不能因为用户活动为平台提供了有用的数据，就立即断定这些活动直接创造了价值。价值的生产与实现涉及劳动、商品形式、交换和流通，需要分别考察。其次，也不能只把平台收入归为地租或资产占有，忽略技术产品和广告服务背后的劳动与社会组织。前一种解释模糊了生产与流通的区别，后一种解释则容易将经济占有形式与其生产社会关系割裂开来。

例如，平台上的广告将潜在消费者与商品联系起来，交易完成后，平台可以取得广告收入或交易分成。广告的作用与商品销售密切相关，但广告、被推销的商品、开发广告系统的雇佣劳动，以及用户留下的数据，并不处在价值运动的同一环节。只有辨明这些关系，才能说明平台的获利机制，而不把所有活动笼统地称为“生产”。

三、数字劳动批判的理论界限

数字劳动理论强调，用户浏览网页、发布内容和参与社交，给平台带来了可出售的注意力和数据。这一判断揭示了平台对无偿活动的依赖，也使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进入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但在Bilić看来，若因此把用户的一切活动都看成创造价值的劳动，理论上会产生新的困难。

马克思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是生产某种特定使用价值的活动;抽象劳动则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不同私人劳动获得社会等同的特定形式。Bilić在此借鉴了鲁宾的价值形式解释：不同劳动的社会等同虽然可以在生产之前被预期，但最终需要通过商品交换取得现实性。因此，抽象劳动不能简单理解为任何经过统计、计量或形式化处理的活动。用户在平台上与朋友交谈，或为了解某个问题而搜索资料，当然会产生可供平台使用的数据，但这种活动并不因此自动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

作出这一区分并非否认平台的剥削。软件开发者、内容审核员、配送员等劳动者，仍受到工资关系、劳动时间和管理制度的约束。资本通过不同方式控制他们的劳动过程，围绕剩余价值生产、工资和工作条件的矛盾与斗争也由此展开。如果把用户活动和这些雇佣劳动全部并入一个概念，反而难以说明各自遭遇的支配有什么不同。

另一方面，用户活动虽然不能直接等同于价值生产劳动，却也不能被排除在分析之外。它们持续提供数据，帮助平台改进推荐、寻找购买者并加快商品流通。问题在于，这些具有自身意义的日常活动，究竟如何在不直接成为雇佣劳动的情况下，被组织进资本积累过程。

四、生活世界的形式化与数据抽象

为分析用户活动，Bilić引入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即“生活世界”。具体生活世界指人们在日常交往中直接经历的关系：与谁交谈、讨论什么、为何购买或参与一场公共争论。这些活动不能仅用点击次数和停留时长来说明，其参与者也不是只有可供计算的属性。

数字平台却能够从不同活动中提取和汇总数据。用户的具体身份与交往内容，在数据处理中被转化为可分类、预测和匹配的记录。Bilić将这种对复数生活世界的数据聚合和形式化称为“抽象生活世界”。这一概念用以说明平台能够将多样化的生活经验纳入统一的计算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可供经济利用的技术资源。

这种抽象与雇佣劳动中的抽象劳动具有可比较之处，但二者不能混同。Bilić借鉴了现象学研究中对自然数学化和形式理性的批判，指出它与马克思对抽象劳动和价值形式的分析具有平行关系：二者都涉及将多样化的具体内容纳入抽象形式。但抽象劳动涉及商品生产中私人劳动的社会等同，抽象生活世界则首先涉及日常活动的技术性形式化。二者在资本主义中相互联系，却并不是同一种抽象。

政治讨论、娱乐和购物在参与者那里有着不同的意义，进入平台的数据系统后，却都可能成为识别受众和安排广告的依据。在这一过程中，具体交往的社会内容与其数据形式发生分离。值得批判的并非形式化技术本身，而是这种技术如何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结合，成为社会支配的手段。

Bilić也由此修正了把“系统”与“生活世界”视为两个分立领域的做法。平台并非先面对一个与经济无关的完整生活领域，再从外部侵入其中。人们进行交往所依赖的技术环境，本身已由企业建设和经营;经验的组织方式与平台的获利方式在功能上相互关联。需要解释的不是两个领域何时接触，而是生活世界如何通过技术形式与经济形式的中介，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中。

五、抽象生活世界与资本循环

用户活动经过收集与汇总，首先形成平台可使用的技术资源。Bilić特别强调，对生活世界的技术性形式化，并不自动等于其商品化。抽象生活世界和数字技术首先表现为一种技术形式，随后才在特定条件下获得经济形式规定。它们可能表现为免费在线服务等“前商品”形式，也可能与订阅服务、硬件销售等正式商品相联系。但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都不能脱离技术开发、产品设计和相关行业的雇佣劳动来理解其经济性质。

广告提供了一个重要例子。平台根据用户数据安排广告，使商品生产者更容易找到潜在购买者。Bilić将这种用于促成其他商品销售的广告称为“中间商品”，并将被推销的商品称为“最终商品”。按照他的分析，中间商品的经济作用不能脱离最终商品的购买和价值实现来理解：广告虽然可以作为商品出售，但它所参与的价值运动，最终仍与被推销商品能否完成销售密切相关。

这里的关键在于，数据抽象并不直接创造商品价值，而是通过一系列技术和经济中介，参与商品交换与资本流通。平台利用抽象生活世界识别消费者、组织广告和促成交易，并从中获取收入。用户的一次浏览或点击并不因此直接成为创造价值的劳动，但它留下的数据痕迹可以在后续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

因此，平台对生活世界的支配并不限于屏幕上的内容推荐，而是贯穿用户活动的记录、数据加工、广告销售与商品流通等环节。企业通过技术形式组织交往，又通过商品形式将交往产生的数据纳入资本循环。平台的市场垄断、劳动者面临的不稳定就业，以及公众对数据用途缺乏控制，都与这一过程密切相关。

结语

Bilić的文章为媒介与传播批判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分析框架。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有助于说明文化和技术如何塑造日常经验;价值形式理论则促使我们进一步追问，这种支配依靠怎样的生产关系、商品形式和流通机制。两者结合，使我们能够将平台的技术权力和经济权力理解为同一社会权力关系的不同表现。

这一分析尤其提醒我们区分平台上的不同活动。雇佣劳动者生产技术、服务和商品;用户在日常交往中留下数据;平台则通过数据处理和商业运作，将这些活动与资本积累联系起来。它们共同构成数字资本主义的现实，却不能被一概称为生产性劳动。保留这些区别，才能准确把握不同主体所处的社会关系及其面临的矛盾。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还可以进一步追问：数字媒介除了利用日常活动促进商品流通，是否也进入并改变了生产过程?例如，国内学者谢富胜和邓可为在《媒介何以重塑生产方式?——互联网演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同样批判了将一切用户活动概括为“劳动”的观点。这篇文章借用了马克思的“交往方式”概念，指出媒介是交往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直接等同于生产方式。但媒介能通过信息流通、分工协作和劳动控制等环节作用于劳动过程。其对生产方式变革的影响，既取决于技术条件的变化，也取决于企业内部的组织关系和外部的媒介组织形式。在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以广告、交易和信息匹配为主的流通性应用，可能因平台垄断和租金提取而抑制生产方式革新;而工业设计、生产协作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生产性应用，则可能通过推动生产方式的有效变革。

沿着这一思路，数据归属和用户权利固然重要，劳动者对技术应用及工作组织的控制同样值得关注。新的数字媒介即使改变了数据的分配方式，也未必改变劳动者所处的生产关系。因此，分析数字技术的社会影响，既要考察日常交往如何被数据化并纳入资本循环，也要考察技术如何改变劳动过程、生产协作与车间内的权力关系。只有将这些不同层面的变化联系起来，才能更完整地判断数字技术如何巩固既有的支配，又可能为改变这种支配创造什么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