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越跑越快，困住他们的不只是算法

几年前，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报道刷爆了朋友圈。文章讲述了这样一个现象：外卖平台的配送时间被系统一再压缩，同样的距离，几年前给三十分钟，后来变成二十八分钟、二十五分钟。为了不超时、不被扣钱，骑手们只能越骑越快，逆行、闯红灯、在车流里穿梭，成了交通事故的高风险人群。很多读者第一次意识到，手机上那个准时送达的小图标背后，是一个个被时间追赶的普通人。

人们很自然地把矛头指向了算法：是冷冰冰的系统把人逼成了这样。这当然有道理。但如果只停留在“算法太狠”这一层，就容易忽略更深层的东西。算法是谁设计的?它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它服务于什么目标?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讨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其实已经描绘过类似的逻辑，只不过那时候的“算法”，是工厂里的机器和监工。

上一篇我们讲到，工作日的长度是有界限的，而且这个界限最终会被法律固定下来。那么，当资本不能再随意延长工作时间时，它会怎么做?马克思区分了两种获取剩余价值的方法：“我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相反，我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

通俗地说，绝对剩余价值是靠“拉长”，相对剩余价值则是靠“压缩”。工作日的总长度不变，但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技术和组织，让工人用更少的时间就能创造出抵偿自己工资的价值，剩下的时间就都成了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在第四篇里依次分析了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讲的就是资本怎样通过不断改造生产方式来实现这种压缩。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种更直接的方法，就是提高劳动强度。马克思在分析机器大工业时发现，英国工厂法缩短了工作日之后，工厂主们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迫使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也就是说，使劳动凝缩到只有在缩短了的工作日中才能达到的程度。”机器转得更快了，一个工人要看管的织机更多了，工作时间虽然短了一点，每一分钟却被塞得满满当当。

“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这句话简直像是为今天的外卖配送写的。在传统的送餐模式下，骑手送完一单，可能要等一会儿才有下一单，中间有喘息的空当。而智能调度系统可以精确计算每个骑手的位置、路线和速度，一单还没送完，下一单、再下一单已经派了过来，顺路单、叠加单把时间的缝隙填得严严实实。系统还会根据骑手们的实际表现不断“学习”，大家越跑越快，系统就会认为这条路本来就只需要这么点时间，于是再一次压缩时限。骑手们追赶系统，系统又反过来追赶骑手，形成了一个停不下来的循环。

马克思还看到，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劳动是日复一日、有规律地进行的，那么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要延长工作日就只有降低劳动强度，或者反过来，要提高劳动强度就只有缩短工作日。”人的身体承受不了既长又紧的劳动。可现实中，不少骑手为了多挣钱，既要跑得快，又要跑得久，一天在线十几个小时，等于同时挑战着两条界限。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防疲劳机制”要限制骑手的连续接单时长，它保护的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的身体界限。

马克思对机器有一个非常辩证的判断：“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算法也是如此。从技术上说，智能调度本来可以让配送更高效、让骑手少走冤枉路，完全可以用来减轻劳动强度。可如果设计算法的唯一目标就是更快、更多、更省成本，它就会变成一根越收越紧的鞭子。所以，困住骑手的不只是算法，而是算法背后那个只看效率、不看人的目标设定。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关键在于它被用来做什么、为谁服务。

骑手们的处境，还有另一层原因。他们大多不是平台的正式员工，而是通过众包、外包等方式接单，按单计酬，劳动关系比较模糊，社会保险长期缺位。这意味着劳动强度提高带来的风险，比如交通事故、职业伤害、年老无依，很大程度上落在了骑手自己身上。马克思当年描写的工人至少还在同一个厂房里，能够彼此联合起来争取权益;今天的骑手分散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各自面对着手机屏幕，讨价还价的能力就更弱了。

值得欣慰的是，这个问题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并且正在一步步得到解决。2021年，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发布指导意见，要求外卖平台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而要通过“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准时率、在线率等考核要素，适当放宽配送时限。同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出台意见，专门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保障权益。2022年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也明确，向劳动者提供工作调度服务的，应当保护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等合法权益。算法不再是法外之地，它必须服从保护劳动者的规则。

在社会保障方面，变化同样明显。2022年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北京、江苏等7个省市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平台按单为骑手缴纳保费，骑手在送餐途中受伤可以获得保障。2025年，几家主要外卖平台相继宣布为骑手缴纳或补贴社会保险：有的平台从3月1日起为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有的平台按照收入条件为骑手补贴一半的养老保险费，不区分专送和众包。一些平台还取消了超时扣款，上线了防疲劳机制。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也明确提出，要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同时也要看到，平台之间的激烈竞争，常常会把压力层层传导到骑手身上。2025年，几家平台围绕外卖市场展开了一轮补贴大战，市场监管部门多次约谈相关平台，要求它们理性竞争、共同构建良性的行业生态。平台之间拼补贴、拼速度，如果最后拼的是骑手的时间和安全，那就背离了竞争的初衷。规范竞争秩序，本身也是保护劳动者的一种方式。

这些变化说明，马克思揭示的那种逻辑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宿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既要发展平台经济、鼓励技术创新，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技术的进步惠及劳动者，而不是让劳动者成为技术的附庸。算法可以算出最快的路线，但算不出一个骑手家里的老人孩子;系统可以压缩每一秒钟，但不能压缩一个人的安全和尊严。让算法有温度，靠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制度的约束和价值的引导。

对我们每一个点外卖的人来说，这件事也并非与己无关。平台之所以不断压缩时限，部分原因也在于消费者对“更快”的追求。当我们因为晚了几分钟就给出差评时，那个差评最终会以扣款、降级的形式落在骑手身上。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下雨天对淋湿的骑手说一声“慢点骑，注意安全”，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这场改变。

马克思当年研究机器和工厂，是为了揭示技术进步背后的社会关系。今天，算法就是新时代的机器。我们读《资本论》，不是为了怀念没有算法的旧日子，而是为了学会追问：技术进步的成果，究竟落到了谁的手里?

说到机器，很多人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担忧：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会不会有一天把我们的工作都抢走?下一篇，我们就来聊聊马克思怎样看待机器和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