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富全：大国民办教育退出潮的观察

今年秋季，某大国一所近十年的民办学校西安高新新某学校在开学后宣布停办，剩下的都是回声。彩带还没扫干净，停办公告就贴出来了;家长刚交完费，学校先交出了自己。所谓“妥善安置”，翻译成人话往往就是：学生转学，老师仲裁，家长加群，政府兜底，资本退场。效率之高，令人怀疑他们是不是把“开学”和“关门”写进了同一份日程表，只不过一个用红字，一个用黑字。这不仅是这一所学校如何挥手告别，而且是它身后那支浩浩荡荡的“退出大军”。

一、撤退的不仅是学校，还有一整套神话

曾经民办教育被包装成一条鲶鱼，说它游进教育池塘，能把公办学校吓得拼命提高效率。结果鲶鱼没见几条，池塘倒是先干了。该国教育部门的数据说，截至2025年全国民办学校还有13.79万所，占学校总数31.29%;在校生 4344.49万人，占在校生总数15.49%。数字看上去还挺壮观，像一场盛大宴席。可宴席的另一面是：2019年至2025年，民办学校累计减少逾5万所。5万所是什么概念?不是5万个补习班，是5万所正儿八经的学校。它们不是集体搬家，而是集体消失。

与此同时，该国粤省在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办学校重大事项变更与退出办法》，号称全国首个系统规范民办学校重大事项变更与退出的省级制度文件。翻译成人话就是：以前民办学校想跑就跑，现在至少得学一套“优雅退场礼仪”。可问题是，船都要沉了，发一本《弃船姿势指南》，能改变乘客落水的事实吗?羊城市教育局回复媒体时说得也很艺术：人口结构变化、生育政策调整、民办教育政策体系不断完善，部分民办学校确实面临招生压力，个别学校存在办学困难。这话像医生对病人家属说：“患者确实有点不舒服，个别器官存在停止工作的困难。“

某南方系媒体还对话了国家督学、该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刘某，苏州某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某涛。专家们看到的是结构性变化，可老百姓看到的是:昨天还在交学费，今天学校没了;昨天还在上课，今天老师开始群发简历。教育市场化的神话，就像一张被反复复印的钞票，远看是钱，近看全是模糊的墨迹。

二、谁在教育市场里发财，谁在买单，谁在跑路

先看办学主体。民办教育集团，本质上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进入教育，不是为了普度众生，而是为了利润最大化。招生计划是现金流，学生是客户，老师是成本，校舍是资产，品牌是估值。赚钱时他们是“教育家”，张口闭口“国际化”“个性化”“精英培养”;亏钱时他们是“金融家”，开始算折旧、算负债、算止损;跑路时他们是“战略家”，说这是“业务调整”“资源优化”“生态布局”，反正话术比课程体系还丰富。

该国民办学校近两年的报名数据，堪称黑色幽默。例如刚刚倒闭的这间民办学校，2024年计划招生135人，需补录130人，最终无人报名;2025年计划数依然为135人，最终报名人数为27人。这数字冷得像冰箱里的相亲角。招生广告写得再漂亮，也架不住家长钱包和生育意愿双双躺平。学校以为自己在挑学生，其实是学生在挑学校，最后发现双方都没来。

再看家长。家长本应是公共教育服务的享有者，结果被市场化教育裹挟成“教育消费者”。过去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后来变成“再穷不能穷老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家长掏空六个钱包买学区房，结果学区房还在，孩子没了;或者孩子还在，学校没了。教育消费像一场击鼓传花，鼓声停时，花在谁手里，谁就负责转学、租房、接送、安慰孩子和解释“为什么你的学校突然变成一家奶茶店”。

学生是最无辜的，既没有选择出生率的权力，也没有选择学校停办时间的权力。新学期已经开学，学校宣布停办，承诺妥善安置。这话听起来很负责，但实际操作像出租车司机在高速上跳车前回头说：“乘客请自行导航。”孩子被塞进转学流程，像包裹被重新贴单。教育公共属性的缺失，最后由未成年人用适应成本、心理波动和学业中断来支付。

教职工则是雇佣劳动者，权益最容易受损。公办教师有编制，民办教师有合同或者口头协议。合同这东西，在资本眼里是护身符，在教师眼里是纸糊的伞。学校关门时，欠薪、补偿、社保、再就业问题集中爆发。上课时他们是园丁，下课时他们是临时工，学校停办时他们成了考古对象--需要挖掘欠薪记录。人类灵魂工程师，最后发现自己的灵魂也需要法律援助。

政府则扮演兜底者。民办学校赚钱时，教育补贴、学费、利润归资本;民办学校倒闭时，学生安置、教师维权、社会稳定归政府。收益私有化，风险社会化，这是教育市场化的经典配方。政府像宴会散场后留下来打扫卫生的人，锅不是它砸的，但卫生必须搞。

三、教育想当公共服务，资本却想当老板

这场退出潮的主要冲突，是教育的公共属性、公平保障要求，与民办教育市场化、私有化、逐利性之间的冲突。教育本该是公共服务、公民权利和国家未来。可市场化把它变成商品，私有化把它变成生意，逐利性把它变成财务报表上的一行数字。当这行数字不好看，资本就撤，留下学生、教师、家长和社会面对一地鸡毛。

主要冲突的主要方面，是民办教育的资本无限逐利和风险外部化。资本退出，公众不能退出;资本止损，孩子不能止损;资本转移，教师不能瞬间转移。这个主要方面决定了民办学校退出潮的性质：它不是简单的“经营不善”，而是教育市场化制度设计在人口与经济衰变下的必然危机。

次要冲突同样精彩。生源萎缩与招生计划、办学成本刚性之间的对立，像一家餐厅按一百桌备菜，结果只来了一桌客人，厨师工资还得照发。人口结构变化、结婚率生育率下降与教育供给结构之间的悖逆，像月老和送子观音都开了直播带货，销量依然惨淡。家庭收入预期下降、贫富悬殊与民办教育高收费之间的背离，像让一个钱包减肥的人去买健身私教课。教职工权益保障与资本退出之间的对抗，像让乘客和船长一起讨论沉船责任，船长已经坐上救生艇。地方财政压力与教育公共服务责任之间的张力，像物业撤了，业主发现最后还得找居委会。

这些冲突运动起来，就是一条清晰的链条：市场经济持续低迷，家庭钱包瘦身;贫富悬殊，教育支付能力分化;房价高企，养育成本压顶;结婚率生育率暴跌，适龄生源减少;民办学校招生困难，收费模式难以为继;资本选择退出，学生和教师成为代价;政府被迫兜底，社会重新呼唤公共教育。于是民办学校大量倒闭不是偶然，而是市场化、私有化逻辑与人口经济形势共同作用的必然结局。

四、把学校还给公共，把童年还给孩子

教育属于公共服务，不是商品。市场化、私有化把教育变成逐利工具，本身就是错误方向。该国民办学校退出潮，不是几家学校运气不好，而是一整套逻辑走到尽头的表现。在市场经济持续低迷、贫富悬殊、房价高企、结婚率生育率暴跌等形势下，民办学校大量倒闭，是必然的结局。新某学校停办只是这幕大剧里的一个小角色，台词不多，但结局早已写好。

应全面恢复公办学校，才是正确之道。政府承担经费、编制、学位、教师待遇和学生安置责任。规范民办学校退出，妥善保障学生和教职工权益。把教育从市场逻辑中解放出来，回归公益性和公平性。

因此教育不能市场化、私有化。民办学校退出潮暴露了教育商品化的深层危机。全面恢复公办学校体系，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责任，才是符合人民利益和教育规律的正确道路。否则今天停办的是一所小学，明天就是一代人对教育的信心。学校可以跑路，但孩子的童年不能;资本可以退出，但国家的未来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