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富全：绩效倾斜的春风，能否吹动校长的宝座？

教育部近日宣布，将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共保联动机制，绩效分配向教学一线、班主任和乡村教师倾斜，同时持续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杜江峰表示“教师有尊严，教育才有力量”，王光彦则强调要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深化教师教育体系改革。简言之：钱要往一线流，负担要从一线走，地位要往高处抬。

一、谁在分蛋糕，谁在等蛋糕?

政策一出，教育系统内各色人等纷纷登场，宛如一场盛大的分蛋糕仪式。只是这蛋糕怎么切、谁来切、谁先尝，向来是一门比教育学更复杂的学问。

中央教育决策层站在高处，手握顶层设计的大笔，心怀教育“强国”的宏图，大声宣布：“今天咱们改善伙食，肉要多给干活的人!”话音未落，满堂掌声。至于肉从哪来、锅够不够大、灶火旺不旺，那是下面的事。

地方教育行政与财政层则像被点名请客的亲戚。中央说“共保联动”，地方心里盘算：保是必须保的，联动嘛，最好联动到隔壁财政局。财政宽裕时，绩效是“激励“;财政紧张时，绩效是“预期”;财政特别紧张时，绩效就成了“精神鼓励”。于是中央的政策到了地方，往往要经过一道神奇的化学反应：文件上的数字不变，但单位从“元”变成了“元概念”。

学校管理层尤其是校长和中层干部是这场分蛋糕仪式的主厨。他们掌握着校内绩效分配方案、考核标准和任务分派权。校长们通常对上负责，对下管理，像一位既要应付上级检查、又要安抚下属情绪的餐厅经理。菜单是上面定的，但菜怎么炒、先给谁端，那是经理说了算。于是一线教师常常发现，自己明明是招牌菜，最后却成了配菜。

教学一线教师是政策倾斜的重点对象，人数最多，直接承担教学任务。他们像后厨里真正掌勺的师傅，油烟熏、汗水流，但绩效分配时，往往发现自己的那份被“统筹”了。统筹是个好词，像一块万能抹布，哪里需要往哪擦。擦着擦着，一线教师的份额就擦到了行政管理的盘子里。

班主任群体是后厨里既掌勺又洗碗还要兼前台的人。责任重、事务多、心理压力大，政策说要倾斜，但倾斜的角度往往取决于校长的量角器。班主任津贴可能涨了，但涨的那部分，常常被新增的表格、会议、打卡、评比抵消得干干净净。班主任像一头被胡萝卜吊着的驴，胡萝卜是绩效，但拉磨的绳子永远比胡萝卜长。

乡村教师群体是政策倾斜的另一个重点。他们扎根偏远，资源薄弱，流动性强。政策说“向乡村倾斜”，就像给偏远分店发补贴。但补贴能不能到手，要看总店的财务制度、分店的店长良心，以及城乡之间的那条隐形鸿沟。乡村教师常常发现，倾斜政策像一场及时雨，但雨下到半路，被层层截留，到了田里只剩几滴。

非教学行政与教辅人员是这场分配中的微妙角色。他们不直接教学，但参与绩效分配;他们不站讲台，但掌握考核表格。他们像后厨的帮工，菜不一定炒得好，但分菜时手很稳。一线教师与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无声的资源竞争：蛋糕就这么大，你多一块，我就少一块。

家长、学生与社会公众是教育服务的对象，也是旁观者。他们期待教师职业有吸引力，教育质量有提升，但他们对校内分配没有发言权。他们像餐厅的顾客，只关心菜好不好吃，不关心后厨谁分了多少。

其他职业群体则在一旁观望。听说教师要有“优先’了，有人羡慕，有人嘀咕：凭什么?这种社会心理，既影响教师地位的真实提升，也考验“教师优先”的边界智慧。

二、蛋糕刀法引发的暗战

政策虽好，但一旦落地，便不可避免地陷入层层冲突的漩涡。这些冲突，有的明争，有的暗斗，有的像办公室里的空调，看不见风，但冷热自知。

第一个是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财政执行能力之间的悖逆。中央说提高待遇、健全共保联动，地方说“收到，研究，酌情"。财政宽裕的地方，绩效是“锦上添花”;财政紧张的地方，绩效是“画饼充饥”。于是同一份文件，在不同地方长出不同的果实：有的地方是苹果，有的地方是核桃，有的地方是塑料模型。

第二个是绩效倾斜导向与学校行政主导分配之间的对立。政策要求向一线、班主任、乡村教师倾斜，但校内分配方案往往由管理层主导。教师参与有限，教代会可能沦为橡皮图章。于是倾斜变成“名义倾斜”：文件上写着一线优先，实际操作中，行政岗位的系数悄然上调，一线教师的课时费原地踏步。

第三个是一线教师、班主任、乡村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互博。前者承担直接教学和育人压力，后者掌握考核、分配、任务分派权。这就像足球比赛，前锋拼命进球，裁判却兼着中场，还负责发奖金。最后前锋发现，自己进球越多，裁判的中场跑动数据越漂亮。

第四个是减负目标与形式主义、非教学任务层层下压之间的背离。政策要求减轻非教育教学负担，但上级检查、填表、留痕、评比依然如故。减负文件像雪片一样飞来，每片都写着“减轻负担”，但每片都要求填表汇报减负成果。教师一边批改作业，一边填写“减负工作台账”，一边参加“减负专题会议”，一边在群里回复“收到”。减负减到最后，教师成了兼职文员，教学成了副业。

第五个是乡村教师倾斜与城乡、区域、校际资源不均之间的张力。 政策向乡村倾斜，但优质资源、生源、管理人才仍向城镇和重点校集中。乡村教师像在沙漠里种树，政策给了水，但水管被沙子堵了。倾斜的绩效，常常抵不过城乡之间的生活成本、子女教育、医疗交通等现实差距。

第六个是“教师优先”与社会公共服务公平感之间的相悖。教师优先有助于提升职业吸引力，但若边界不清，可能引发其他职业群体对公平性的质疑。比如医院挂号教师优先，银行排队教师优先，景区购票教师优先…….优先多了，教师成了“特权群体”，社会观感反而复杂。这就像给一个人戴高帽，帽子太高，走路容易撞门框。

第七个是教师职业尊严期待与现实待遇、工作环境之间的错位。官方强调提升地位，一线教师更关注实际收入、减负、被尊重和可申诉。尊严不是口号喊出来的，是工资条上多出来的，是家长会上被尊重的，是校长拍桌子时能拍回去的。

这么多冲突，像一锅乱炖，什么食材都有，但火候不对，味道就怪。那么主要冲突是什么?

主要冲突是：教职工尤其是教学一线、班主任和乡村教师对公平待遇、减负和职业尊严的诉求，与学校内部行政权力主导、教师缺乏实质参与和监督权之间的冲突。说白了政策文本上教师是“倾斜对象”，实际分配中教师仍是被管理者。绩效怎么分、考核怎么定、任务怎么派，主要由校长和管理层决定。教师缺少否决权、监督权和罢免权。

而主要冲突的主要方面是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和校长权力来源问题。校长主要对上负责，而非对教职工负责。绩效分配权、考核权、任务分配权集中在管理层。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等民主监督机制缺乏实权，难以形成硬约束。于是“倾斜“被重新定义、稀释、平均化，甚至变成行政截留。校长像一位土皇帝，手握分封大权，教师像臣民，只能祈祷皇帝圣明。但历史反复证明，靠圣明行不通的。

三、结论

教育部的绩效倾斜、共保联动、减负和惠师服务，方向上有积极意义。它至少承认了教师待遇和负担问题，也试图用政策杠杆撬动现实。然而若只依靠行政层层转发和校长自觉执行，改革容易停留在文件、会议和表格中。

因为校长掌握校内分配权和考核权，教师没有真正的监督与罢免手段，政策利好就被扭曲：绩效倾斜变成“名义倾斜”，减负变成“留痕减负”，共保联动变成“财政困难时再研究”，教师优先变成口号优先。这就像给农民发种子，但土地归地主，灌溉归地主，收成也归地主。农民再努力，也只是为地主打工。

只有让教职工能够随时或定期通过票决罢免校长，才能形成校长真正对教职工负责的硬约束。票决罢免权，不是要搞无政府主义，而是要让权力来源多元化，校长如果只对上负责，就必然忽视下情;如果既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就必须在绩效分配、减负落实、待遇保障上拿出真东西。否则教职工一人一票，就能让校长卷铺盖走人。例如参考北京第十一中学的做法，全体教职工每年8月底对校长进行信任投票，采取无记名投票，并当场公布投票结果。达不到60%的信任票，校长必须自行辞职;达到 60%但连续3年未达80%时，校长也必须自行辞职。这样校长还敢把绩效蛋糕偷偷切给行政吗?还敢用表格淹没教师吗?还敢把“倾斜”变成“斜着倒”吗?

所以除非教职工们拥有随时或定期通过票决罢免校长的权利，否则这些改革必然流于形式。 教师有尊严，教育才有力量;但教师的尊严，不能只靠校长的良心发现，而要靠教职工手里的那张罢免票。有了那张票，校长的宝座才不是铁打的，绩效的蛋糕才不会馊掉，教育的温度才不至于凉透。非如此，春风再暖，也吹不动紧闭的校长办公室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