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整理2：（新稿）高校分层、“五唯”拜物教、第一学历歧视的社会观念与极端应试教育模式在中国出现的历史与原因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句话放在教育领域，比放在任何地方都更加触目惊心。今天的中国人谈论教育，总喜欢把它当作一个独立而先验的领域：骂应试教育僵化，骂第一学历歧视不公，骂高校分层不合理，骂家长们鸡娃疯狂，仿佛这一切只是教育部门的政策失误，只是学校的逐利行为，只是社会观念的病态，只要深化一些表面功夫的“教育改革”，就能皆大欢喜。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揭开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去追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教育制度从来不是独立的，它不过是一个时代生产关系的投影，一个自由市场下资本主义的切片;教育竞争的烈度，从来对应着社会流动的窄度;分数与文凭的重量，从来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筛选强度。

首先我们认为，教育本身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市场化。

千万不要被那些关于“知识神圣”、“有教无类”的漂亮辞藻给骗了。高考，这套看似由分数决定一切、最公平不过的交易机制，它的底层运行逻辑从来都是市场的逻辑。分数线是怎么来的?它不是依靠教育官僚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定出来的行政指令，它是千百万考生和家长用脚投票、在每一年的志愿填报中博弈出来的市场信号。当无数家庭根据各自的经济承受底线、信息获取能力、以及对未来阶层跃迁的预期，把高分考生的选票砸向某些院校和专业时，分数线便应声而涨;当预期集体转向时，分数线便随之跌落。考生在考场上计算的是人力资本的回报率，而不是在追求什么纯粹的知识。这套以“公平选拔”为意识形态外衣的机制，内里包裹着的是一套彻头彻尾的市场逻辑——它甚至比一般的商品市场更残酷，因为这里交易的不是商品，而是一个人的青春、前途与自我认同。

要理解今天的教育问题，我们必须回到生产本身，回到人们怎样劳动、怎样被组织进经济生活、怎样被分配到不同的阶级位置中去的事实中去。我们反复重申：教育本质上是阶级再生产的机器。它用看似公平的考试与分数，完成着社会阶层的代际传递;它用文凭与学历的层级，对应着劳动力市场的层级;它用“读书改变命运”的意识形态，掩盖着阶级结构日益固化的现实。一部中国当代应试教育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社会生产关系转型的历史;一部高校分层与第一学历歧视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劳动力市场筛选机制不断前置、不断精细化的历史。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一套彻头彻尾的精英等级体系。清末民初到1949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形成了三重金字塔：顶端是教会大学，背后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与经济势力，学费昂贵，培养买办与精英知识分子;中间是国立大学，由国家财政支撑，主要培养官僚与技术干部;底层是各类私立大学与专科学校，多为富家子弟的镀金场所。1949年全国高校在校生仅11.7万人，不足总人口的万分之三，其中工农出身的学生不足一成——当然，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教育是有产阶级的特权，是阶级身份的证明，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无关。一个农家子弟想上大学，比登天还难——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而是因为整个教育体系的功能，本来就不是为了培养劳动者，而是为了再生产统治阶级本身。这种精英教育的逻辑，埋下了两个危险的地雷：第一，教育与社会地位直接挂钩，文凭是进入上层社会的入场券;第二，教育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名校，名校身份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本。这两个传统，没有随着1949年的革命成功而消失，反而在新的制度形态中找到了延续的方式。

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新中国对旧教育体系的一次大手术。为什么要教改?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铺开，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国家接管了所有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仿照苏联模式对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进行重组：保留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少数文理综合大学，将清华大学等改造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同时新建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大批专门学院。工科院校从调整前的寥寥数所，猛增至38所。这一刀的历史功绩不容否认：它在极短时间内为工业化输送了海量技术骨干，建立了完整的高等工科教育体系。但是，彼时教育领域“防修反修”意识尚弱，它也确立了一套新的教育分层逻辑：国家按照计划经济的劳动分工，有差别地配置教育资源，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高校，对应着不同的干部身份与职业出路，不过，52教改的确打破了许多旧知识精英的象牙塔美梦。

1954年，教育部确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所高校为首批全国重点大学;1959年扩充至16所;1960年再增44所;1963年最终定格为68所。重点大学制度的本质，不是“重视教育”这么简单，而是计划经济下资源集中配置的必然结果。既然国家包分配、包干部身份，那么就必须有不同层级的高校，生产不同层级的干部与技术人才，这样的资源分配不公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残余，随时会变为资产阶级的复辟工具。重点大学毕业的学生，分配到中央部委、大型国企与科研院所;普通本科毕业生分配到省市机关与地方企业;专科与中专毕业生则到基层单位与工厂。毕业时的定级制度，把这种分层写得明明白白：重点大学本科毕业定行政22级，普通本科23级，专科24级，中专25级。级别不同，工资不同，待遇不同，发展路径天差地别。

这就是“第一学历”最初的制度根源。它其实是计划经济干部人事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一个人的第一学历，直接决定了他进入体制的起点级别，决定了他一生的职业天花板。这种“一考定终身”的逻辑，不是1999年扩招后才有的，它随建国初期重点大学制度建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非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产物，因此，其产生的不平等可以说是必然的。

资产阶级法权导致教育分层，而教育分层必然带来应试竞争。1957年6月，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爆发学生罢课、请愿甚至冲击县政府的事件，史称“汉阳一中事件”。事件的直接起因就是当年高中招生比例大幅下降，大量初中生无法升学。这起被当时称为“小匈牙利事件”的风波清晰地表明：只要教育资源分层存在，只要升学与社会地位挂钩，应试竞争就必然存在，学生的反对就不会停止。1966年高考被废止，就是应试竞争造成的社会紧张以及对教育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重视而导致的。

但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可以发现：应试教育始终没有走向极端。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流动渠道是多元的。除了考大学，还有招工、接班、参军、提干等多条路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与收入水平实际上并不低于干部与知识分子;中专与专科毕业的技术工人，在工厂里同样受人尊重，有完整的晋升体系，并且意识形态上工人享有绝对的“长子权”。换句话说，在计划经济的生产关系下，阶级分层是相对扁平化的，职业体系是多元的，教育并不是唯一的阶级晋升通道。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应试竞争的烈度。

真正的剧变发生在市场化转型的年代。

1977年高考恢复，五百七十万考生争夺二十七万个录取名额，录取比例达到惊人的29:1。这真是一个被“反复歌颂”的“伟大”历史时刻!人们开始津津乐道于“知识改变命运”的神话，津津乐道于老三届的传奇。但：是谁在热烈拥抱高考?是谁把高考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稻草?答案是小资产阶级。在城市，是革命者的臭老九，反动派的生力军们，即知识分子家庭、干部家庭与市民阶层;在农村，是回乡知青、民办教师与基层干部子弟。他们是对“文凭改变身份”最敏感的群体，是最想利用脑体差异换取特权地位的群体，也是最有能力通过教育实现阶层巩固与跃迁的群体。而无产阶级家庭——尤其是普通工人与贫下中农家庭——对高考的态度则复杂得多：对他们而言，考大学是一件风险极高的奢侈品，考上了固然一步登天，考不上则耽误务工、耽误招工反而得不偿失。

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中国教育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属于过渡时期的多元格局。这种格局的核心是专科与中专教育的余晖。1978年，全国恢复和新建专科学校98所，招收专科生12.37万人，在校专科生占本专科总数的45.3%。整个八十年代，专科院校数量持续增长，到1998年达到432所的峰值。中专教育更是盛极一时：八十年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挤的不是大学，而是中专。农村孩子优先报考中专，因为毕业包分配、吃商品粮、转城镇户口，是跳出农门最稳妥的路径。当然，这同样不是教育部门的刻意设计，而是当时生产关系的自然结果。改革开放初期，地方工业蓬勃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国营企业不断扩张，整个社会对中等技术人才、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极其旺盛。专科与中专毕业生，进入地方国企、工厂与基层单位，成为技术骨干与基层管理者，他们的收入水平、社会地位与职业尊严，并不比本科毕业生低多少。

职业分层的多元性，决定了教育出口的多元性;教育出口的多元性，决定了应试竞争的有限性。很多经历过八十年代高中生活的人回忆，那时学习虽然紧张，但远没有后来“高考工厂”那种窒息感。没有军事化管理，没有每分钟都精确计算的作息，没有把每一次考试都当作生死决战。原因很简单：赛道足够多。考不上本科，可以读专科;读不了专科，可以读中专;就算都考不上，还可以招工、接班、当兵。人生当然不是只有一条路。应试教育的本质，是赛道收窄的产物。当赛道足够宽的时候，没有人会拼到极致。

尽管应试烈度有限，但分层的逻辑已经开始向下传导。1978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的通知》，全国重点中学制度正式复辟。与重点大学的逻辑一样，重点中学的本质也是资源集中：把最好的师资、最好的生源、最好的经费集中到少数学校，打造“升学预备队”。重点中学制度的建立，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完成了第一次分层筛选。小升初、中考，成为高考之前的两道预演。分数的重要性，从高中向下延伸到初中、小学。“片面追求升学率”成为教育界批评的高频词，但可笑的是升学率始终是衡量一所学校好坏的核心指标。但只要专科与中专的出口依然通畅，只要工人阶级的职业依然有尊严，应试竞争就始终有一个天花板。它不会演变成全民性的疯狂，不会吞噬整个童年，不会让每一个家庭都投入全部资源进行军备竞赛。

这个天花板在九十年代后期轰然崩塌。

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生产关系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伟大转折，这是压倒社会主义教育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98年起，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国企改革全面推开，数千万工人下岗。地方国营企业大量破产、转制、私有化，乡镇企业要么升级要么消亡。曾经支撑起专科与中专就业体系的地方工业基础以及上层建筑(管理岗)，在短短几年内土崩瓦解。随之消失的，是“技术工人”这条曾经宽广的职业上升通道。工人阶级不再是社会的中坚阶层，“工人”从一个令人尊敬的身份，被所谓的历史车轮狠狠撵成了弱势与底层的代名词。蓝领与白领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收入鸿沟与地位鸿沟。进工厂、当工人，从一条体面的职业出路，变成了“读书不好才去干”的下层选择。

当蓝领职业失去尊严，当工人阶级的上升通道关闭，所有的竞争就都挤向了“白领”即脑力知识分子这唯一的赛道。而进入白领赛道的门票就是大学文凭。我们惊讶地发现：专科教育的衰落，与国企改革的进程，以及1999教育改革扩招，在时间上是高度重合的。从1998年到2005年，全国专科学校数量从432所大幅缩减，大量专科院校被合并、升格，或被收编为综合性大学的二级学院。许多曾经特色鲜明、服务地方经济的专科学校，在“升格”的名义下丢掉了办学定位，变成了廉价本科文凭的生产车间。专科的衰落，不是因为专科教育本身质量差，而是因为它所对应的职业阶层衰落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工人阶级不再是社会的主体和意识形态宣传的中心，当技术工人不再有体面的社会地位而被毫无遮掩地剥削，培养技术人才的专科教育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升学赛道在大家眼中心照不宣地从多元变成了一元：所有人都必须考本科，所有人都必须挤向白领职业——因为这样子可以有“光明的前途”!应试教育的极端化，从这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

同样几乎在专科衰落的同时，高校分层的顶层设计也完成了最后的制度化。1995年，“211工程”正式启动，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高校和一批重点学科。1999年，“985工程”紧随其后，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最终选定39所高校。这两大工程的意义，远不止是“加大教育投入”这么简单。它用国家工程的名义，把高校之间的资源差距、地位差距彻底制度化、标签化了。985、211的头衔，不仅仅是经费的差别，更是学科地位、科研资源、就业认可度的天壤之别。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重点大学制度，对应的是干部级别的分层，而彼时分层受到意识形态的保护;那么985/211工程，对应的就是市场化劳动力市场的人才分层，此时就出现了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时，市场经济不需要“行政级别”，但需要筛选标签。当企业招聘时面对成千上万的毕业生，它需要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筛选标准，而985/211的标签，完美地承担了这个功能。它就像一个品牌，一个认证，一个不用费脑子就能判断“人才质量”的快捷方式。高校分层从此从体制内部的资源分配，变成了全社会公认的价值排序。一所大学是不是985、是不是211，比它的实际教学质量、学科水平重要得多。这种分层向下传导的结果，就是高考竞争的烈度呈几何级上升。既然大学和大学不一样，既然985文凭和普通本科文凭在就业市场上天差地别，那么高考就不再是“考上大学就行”，而是必须考上好大学。分数的每一分，都对应着未来收入与地位的差距。

1999年，是中国教育史上真正的分水岭。这一年，全国高校招生规模从1998年的108万骤增至160万，增幅近50%，史无前例的高校大扩招正式拉开序幕。扩招的官方理由是“提高国民素质”“满足人民群众的高等教育需求”。但公开的秘密是：它同时也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拉动内需、缓解就业压力的经济政策——把上千万年轻人暂时吸纳进大学校园，推迟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缓解下岗潮带来的就业冲击。无论初衷如何，扩招的后果是决定性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时代进入大众时代，大学文凭从稀缺资源变成了标准配置。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突破500万;2022年，突破千万。短短二十年间，毕业生数量翻了十倍。当本科生从“天之骄子”变成“遍地都是”，劳动力市场的筛选标准必然会水涨船高。原来“有没有大学文凭”的筛选，变成了“是什么大学的文凭”的筛选;原来只看最高学历，现在开始追溯第一学历。第一学历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概念，本应随着毕业分配制度的消亡而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在观念层面的残留，却被文凭通胀的现实重新激活，并且获得了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强大的生命力。因为筛选永远会向下游寻找更稀缺的标签。当最高学历泛滥，人们就会去看第一学历;当本科泛滥，人们就会去看高中是不是名校;当高中也开始分层，人们就会去卷初中、小学、幼儿园，甚至学区房。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军备竞赛。

赛道收窄，文凭贬值，筛选升级，直接催生了极端应试教育模式的泛滥。衡水中学的崛起，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标本。1992年李金池担任校长时，衡水中学还是河北一所普通的地区中学;1995年拿下衡水地区升学率第一;1999年扩招之后，衡水模式开始加速成型;2000年以后，考入清北的人数爆发式增长，最终成为全国闻名的“高考工厂”。衡水模式不是某一个校长的发明，也不是河北一地的特产。它是赛道收窄后的必然产物：当所有学生都在挤同一条独木桥，当一分就能干掉上千人，那么把每一分钟都用来刷题、把每一个动作都标准化、把所有与高考无关的东西全部剔除，就是效率最高的生存策略。军事化管理、题海战术、激情教育、精确到分钟的作息、每月一次的排名、无处不在的竞争氛围——这一切不是反人性的疯狂，而是高度理性的计算。在一个只以分数为唯一标准的赛场上，任何对人性的让步，都是对竞争力的削弱。随后，超级中学模式在全国遍地开花。河北衡水、湖北黄冈、江苏南通、安徽毛坦厂……每一个高考大省，都诞生了自己的“高考工厂”。它们通过跨区域掐尖招生垄断高分生源，用极致的应试管理榨取分数潜力，用清北录取人数打造品牌效应。“一所学校站起来，一片学校倒下去。”超级中学的崛起，同时也宣告了县中模式的衰落。曾经支撑起农村孩子上升通道的县级中学，在掐尖招生面前迅速溃败，师资流失，生源下滑，升学率一落千丈。教育资源进一步向城市集中，向少数名校集中。农村孩子想要考上好大学，变得越来越难。教育分层与城乡分化、阶级分化，形成了互相强化的闭环。

比高考工厂更冷酷的，是就业市场的第一学历歧视。教育部多次明确表态，官方从未使用过“第一学历”概念，学历认定以最高学历为准。人民日报也曾经发文质问：“用第一学历筛选人才，这是啥逻辑?”但官方的否认阻挡不了经济上市场的选择。今天的中国，第一学历歧视已经渗透到就业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国企招聘，明里暗里要求本科985/211;高校招老师，不仅要看博士毕业院校，还要查本科出身;甚至很多普通企业、事业单位，也把“第一学历全日制本科”“本科211以上”写进了隐性招聘条件。很多人把这归咎于企业的偏见，归咎于HR的懒惰。但这只是表象。第一学历歧视的本质，是文凭通胀下的筛选效率问题。当每年上千万毕业生涌入市场，当硕士博士都不再稀缺，企业的简历筛选成本急剧上升。它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去逐一考察每一个人的真实能力。它需要一个简单、粗暴、但大概率有效的标签，来快速过滤候选人。高考，被默认为是最公平、最能反映一个人智力与自律水平的考试;第一学历，被默认为是一个人“原生能力”的证明。比起考研、考博可以通过刷题突击，高考的竞争更充分、更残酷，也更被认为“靠谱”。于是，第一学历就成了最便宜的筛选工具。它不一定准确，但它高效;它不公平，但它节省成本。在一个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市场上，雇主永远有挑挑拣拣的权力。比企业筛选更严重的，是体系内部的自我复制。高校招聘教师，强调第一学历出身，本质上是学术精英阶层的自我再生产——只有同样出身名校的人，才符合这个圈子的认可标准，才拥有共同的话语体系与人脉网络。体制内的晋升、项目评审、人才称号，同样处处渗透着出身的门槛。第一学历歧视，本质上是阶级壁垒在教育领域的体现。它用一个人十八岁时的考试成绩，定义他一生的职业天花板;用教育出身的标签，固化社会阶层的边界。它告诉每一个年轻人：你输在起跑线上，就永远输了;你高考没考好，一辈子都翻不了身。这种逻辑反过来又向基础教育传导，进一步加剧了应试竞争的疯狂。既然第一学历这么重要，既然高考决定终身，那么从小学开始就必须拼，从幼儿园开始就不能输。

高校分层、第一学历歧视、极端应试教育，共同催生了笼罩整个社会的“五唯”拜物教：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从小学到大学，从学生到教师，从学校到科研机构，所有人都被这套量化指标所绑架。学生拼分数，教师拼论文，学校拼排名，科研拼帽子。一切都可以量化，一切都可以排名，一切都转化为数字的竞争。这不是教育的异化，这是资本逻辑在教育领域的体现。当教育被纳入市场化的轨道，当人才被当作一种人力资本，当学校变成了生产文凭的工厂，那么量化与排名就是必然的管理手段。资本需要标准化的产品，需要可比较的指标，需要高效率的筛选。分数，就是学生的标准化产品指标;文凭，就是人才的标准化认证;名校头衔，就是高端产品的品牌。在这套逻辑下，人被抽象成了分数、文凭与出身。教育不再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不再是为了培养劳动者，而是为了生产符合劳动力市场要求的“人力资本”。一直如此，小资产阶级家庭是这套逻辑最虔诚的信徒，也是最焦虑的受害者。他们是教育军备竞赛的主力军：买学区房，报补习班，请家教，陪读，鸡娃。他们倾尽所有资源，就是为了让孩子拿到一张尽可能好的文凭，保住自己的阶层地位，避免滑落到无产阶级。而真正的无产阶级家庭，很多连参与这场竞赛的资格都没有。他们的孩子在教育资源薄弱的学校读书，早早被中考分流，进入职业学校，然后进入工厂、外卖、快递等行业。他们甚至感受不到第一学历歧视，因为他们连被歧视的门槛都够不到。教育竞争，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阶层保卫战。城乡差距、家庭财富、父母文化水平，这些看不见的阶级因素，早在考试开始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大部分人的“命运”即阶级未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如同“市场是绝对公平公正”，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笑话!

今天的我们，嘲笑科举制度的僵化，批判八股取士的腐朽，但我们从不敢扪心自问：今天的教育体系，在底层逻辑上，难道和科举制有区别吗?都是用一次标准化考试，分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都是用教育出身，定义一个人的终身阶层;都是用“学而优则仕”的意识形态，维持整个社会的流动预期与秩序稳定，所不同的是——一个为地主老财服务，一个为资本家头头服务!科举时代，考中秀才、举人、进士，对应不同的功名与官职;今天，一本、211、985、清北，对应不同的就业出路与社会地位。科举有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筛选;我们有中考、高考、考研层层选拔。科举时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今天“好好读书才能有出息”。形式变了，技术变了，内容变了，但核心逻辑没有变：当一个社会的上升通道高度依赖教育选拔，当权力与资源高度集中于上层，考试与分数就必然成为整个社会崇拜的图腾。一百多年前，科举制度被废除，理由是它僵化、落后、阻碍中国的现代化。但一百多年后，它的幽灵又以新的形式回来了。因为只要生产关系没有根本改变，只要阶级分层依然存在，只要社会流动的通道依然狭窄，这种用考试筛选人才、用教育再生产阶级的机制，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它只会换一个外壳，重新出现在每一个属于私有制的时代。

这些年，我们喊过很多口号：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破除五唯，反对第一学历歧视，给学生减负，教育均衡发展。不错，每一个口号都政治正确，每一项政策的初衷都值得肯定，但几十年过去，应试教育反倒是愈演愈烈，第一学历歧视反倒是愈演愈烈，学生负担反倒是有增无减，教育分层反倒是越来越固化。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所有的改良，都只会停留在上层建筑的层面，没有触及经济基础本身。只要蓝领职业依然没有尊严，只要工人阶级的收入与地位依然低下，只要社会流动的主要通道依然是白领职业，那么所有人就必然会挤向高考这条独木桥，应试教育就不可能真正缓解。只要高校分层的格局不变，只要985/211的标签依然在就业市场上拥有巨大溢价，那么第一学历歧视就不可能真正消失。的确，可以禁止企业在招聘启事上写“第一学历211”，但它依然会遵循市场逻辑地在简历筛选环节悄悄执行。概念可以被否认，结构不能被否认。只要劳动力市场依然供过于求，只要好工作依然是稀缺资源，只要阶级固化的趋势没有扭转，那么筛选标准就只会越来越细，竞争就只会越来越卷。只在教育领域做文章，不改变生产关系与阶级结构，所有的减负都会变成增负，所有的均衡都会变成新的不公。这是几十年来教育改革唯一的教训。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我们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可是：为什么一个人的价值要由分数来定义?为什么一个人的命运要由十八岁的一次考试来决定?为什么大多数人必须在教育的赛道上拼个你死我活?最终答案在生产里。只要劳动还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只要大多数人还必须靠出卖劳动力换取生存资料，只要阶级与阶层的分化依然存在，教育就必然是阶级再生产的工具，分数就必然是社会筛选的标准，文凭就必然是阶层跃迁的门票。分数拜物教的本质，是劳动力商品化的必然产物。第一学历歧视的本质，是资本对劳动力进行分级筛选的必然要求。极端应试教育的本质是社会流动通道收窄后，个体为争夺稀缺位置而展开的生存竞赛。

认识到问题的根源，本身就是改变的开始。至少我们可以不再被表象所迷惑，不再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到学校、老师和家长身上，不再相信“只要改革教育制度就能解决一切”的神话。真正出路，唯有革命。真正的出路在于：让劳动重新获得尊严，让蓝领职业拥有体面的收入与社会地位，让工人阶级重新成为社会的主体;在于缩小贫富差距，打破阶级固化，拓宽社会流动的渠道，让人生不再只有一条赛道;在于把教育从阶级再生产的工具，变回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马克思说，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到那个时候，教育不再是谋生的敲门砖，考试不再是阶级的筛选器，分数不再是衡量人的唯一标准。孩子们可以为了兴趣而学习，而不是为了生存而竞争。那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走向那个目标的每一步，都必须从正视现实开始，正视教育背后的生产关系，正视分数背后的阶级逻辑，正视应试教育背后的社会根源。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最终打破那些脚镣和铁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