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翻修正】金融创新与证券交易所考察：马克思、1866年危机笔记与资本主义的结构变迁

作者：若昂·安东尼奥·德·保拉、乌戈·达·伽马·塞凯拉、卡洛斯·爱德华多·苏普林亚克、莱昂纳多·戈梅斯·德·德乌斯、爱德华多·达·莫塔·阿尔布开克

https://doi.org/10.1007/978-3-031-22011-1_4

1.引言

本文认为，马克思的B102-B108、B101-B109与B105-B113号笔记本身就是对1866年危机的一次系统考察。就研究性质而言，这批笔记的撰写工作，可与马克思早年整理英国议会关于1847年与1857年危机报告的笔记相提并论——后者后来被纳入《资本论》第三卷。这批笔记完成于1868至1869年间，也可视为对1847、1857、1866年三次资本主义危机序列分析的补充。

1857年危机笔记是1866年危机笔记的前身。这说明马克思在撰写后者时，能够借鉴此前针对单场危机整理数据与信息的经验。已有学者对1857年笔记的内容范围与学术价值做过梳理，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对前后两组笔记进行比较。1857年的笔记数据被马克思用于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中;而1868—1869年完成的这批笔记，是危机过后整理的，且目前未见他在已刊著作中使用过这些材料。不过，借用米夏埃尔·海因里希的说法，1866年危机笔记的意义或许远不止于“知识储备”。从马克思对精选报刊(尤其是《经济学人》与《货币市场评论》)的阅读摘录之细致、编排之系统来看，它们更有可能是为《资本论》的后续修订工作准备的——笔记涉及的主题，与他1863—1865年第三卷手稿的内容高度契合。

贯穿马克思不同阶段研究的一条主线，是他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以及信用体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危机主题串联起了第三卷不同部分的论述，比如第三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与第五篇(资本主义总动态中的货币、信用与金融)。

本文同时指出，马克思始终强调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不同危机的成因不同，演化路径也各异。他所面对的资本主义体系正经历着快速而深刻的变革，这一点他在多处都有提及。正因如此，从最初评论1866年危机开始，马克思就着重指出其全新特征：这场危机“呈现出鲜明的金融性质”。最后，本文将说明，马克思在考察过程中批判性地研读了当时关于1866年危机及其后续影响的相关文献。就此而言，马克思与同时代研究商业周期的朱格拉、研究金融监管的白芝浩，至少部分处于同一个知识场域之中。

除引言与结论外，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将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三卷置于马克思更宏大的思想计划中，说明MEGA²项目如何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完善著作的努力的理解。第二部分考察马克思撰写第三卷的工作，说明第五篇中对1847年与1857年危机的分析，如何成为他研究1866年危机的指引。第三部分先简要说明1866年危机的特殊性，再概述马克思对《经济学人》与《货币市场评论》的研读成果。本文的研究起点，是武永健对马克思B102-B108、B101-B109与B105-B113号笔记的内在逻辑与编排结构的开创性梳理。正如武永健所指出的，马克思逐步完善了笔记的索引体系，留下了他不断深化对1866年危机理解的轨迹。本文主要依据B101-B109号笔记中马克思整理的索引大纲，勾勒其危机阐释的基本逻辑。本文结论认为，1868—1869年的这批笔记推动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解，是修订《资本论》第三卷的核心素材，对于准确把握第三卷的内容具有重要意义。

2.MEGA²与《资本论》第三卷：研究方法与新探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的未完成性，引发了诸多争议。MEGA²项目极大拓展了我们接触马克思著作的渠道，通过对比已刊与未刊材料，我们得以更全面地理解其思想体系。如果追踪马克思在持续阅读各类资料的过程中形成的笔记与分析框架，就会对“马克思放弃了1857年拟定的六册计划”这一假说产生质疑。本文无意重述罗斯多尔斯基在这一议题上的经典论断，只是要说明，随着MEGA²研究的推进，这一论断的有效性依然成立。

基于这一目标，更有价值的做法是寻找证据，证明马克思始终一以贯之地推进其理论构想，严格遵循着一套包含双重方法论与辩证运动的研究方法。这套方法的核心特征，是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在叙述层面，概念必须呈现为一个不可逆的展开过程，从最抽象的形态逐步走向最具体的形态。就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言，其目标是清晰展现资本——这一资本主义的真正主体——的发展历程：从商品这一最初、最基本的存在形式，直至其对世界的全面统治。

在这一理论架构的整体规划中，这一最终阶段将是《世界市场与危机》分册的主题。它将代表资本作为诸多特殊形态的集合体的完全现实化，代表着一种断裂的生成：资本对原本由价值规律自由支配的机制的控制不断加深，最终催生了这种断裂。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看来，资本对价值规律运行的这种控制，对原本应当是“价值真理”的东西的操控，最终会导向价值规律本身的消解：

在世界范围内，经济竞争自由相对最充分、价值规律运行条件最有利的阶段，是资本主义的古典时代，也就是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之前的时期。竞争自由受到的限制，同样会制约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其表达遭遇一系列阻碍，进而被资本主义框架内所能达到的那种生产与分配组织形式部分取代。价值规律正通过自身的运行，步入自我转型与逐步消亡的阶段。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辩证叙述，在第一卷中从价值规律最纯粹的运行形式展开：暂时撇开价格与价值的现实差异，假定所有产出都能被市场吸纳，危机仅作为一种可能性存在。到第二卷，生产与流通之间开始出现扰动因素，并对利润产生影响。在这一语境下，形成了将危机归因于不同生产部门比例失调的观点。第三卷则是各类资本形态登场的场域：不同资本之间的差异——包括资本有机构成与部门分布的差异——以及现实的竞争形式，不再是预设前提，而是成为具体资本主义动态的组成部分。危机表现为一种趋势，而那些阻碍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保护机制，会对这一趋势形成反作用。这些机制可能意味着，一个由货币与权力主导的管控型社会秩序的建立，也不排除出现混合型社会组织形态的可能。

众所周知，第三卷始终未能完成，马克思直至晚年都在持续打磨相关内容。他重点研究的主题包括：经济危机、信用与银行，以及美国、俄国、印度、爱尔兰的地租与农业问题。1867年之后马克思持续研究的这些主题，绝非无关紧要。选择经济危机作为研究对象，本身就意味着要从每一次危机爆发带来的日益复杂的现实中汲取认识。马克思有生之年还见证了1873年与1882年的另外两场危机。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他选择美国与俄国的农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直面非经典的社会现实。事实上，俄国与美国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不同路径。将它们作为研究对象，意味着马克思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异质的、复杂的整体，力求把握具体事物“作为多种规定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的本质。

3.手稿草稿与摘录笔记

要理解1866—1868年的马克思，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此前的几年——当时他已经搭建起经济学著作的完整逻辑框架。事实上，只有在头脑中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之后，他才觉得可以出版自己的经济学理论。随着MEGA²出版了《资本论》的四份草稿，我们如今可以详细追溯三卷本计划的形成过程，而恩格斯后来的编纂工作正是以这一计划为基础的。为了充分理解马克思对1866年危机的研究路径，本文提出两个前提：第一，马克思在1863年就已经确立了第三卷的写作计划;第二，当他着手撰写第三份草稿时，也就是1866年恐慌爆发前夕，这一计划要求他展开新一轮的实证研究。

1861—1863年手稿完成后不久，马克思便在1863—1868年间起草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初稿。其中，1863—1865年手稿包含了第三卷最重要的草稿，共分为七章：(1)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2)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3)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4)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业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5)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与生息资本;(6)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7)收入及其源泉。不难看出，尽管仍有大量工作待完成，但早在第一卷出版之前，马克思心中就已经有了相当完整的“艺术整体”。此外，虽然他在前两份草稿中已经探讨了很多主题，但这是第一次将它们整合为一个逻辑连贯的整体。当马克思开始研究1866年危机时，其理论的主体框架很可能已经确立，也就是说，1868年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寻找什么。

自二十多年前1863—1865年手稿首次出版以来，所谓“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就引发了大量争论，焦点是恩格斯如何使用这些草稿。本文无意复盘这场争论，仅旨在说明马克思本人如何遵循1863年的写作计划，以及1865—1866年间他的研究工作经历了怎样的复杂性。

早在1861—1863年手稿中，特别是在“收入及其源泉”部分，生息资本就已经作为“完成的拜物教”出现：G-G’这一公式，浓缩了从生产到流通、平均利润率，最终到资本的终极拜物教形态的全部运动。资本的物化——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拜物教——恰恰是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在1863—1865年手稿中，马克思对股份公司的分析也从类似视角展开。在他看来，股份公司这种资本形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这种新形式将包含垄断、国家干预与新的金融贵族，是“没有私人财产的私人生产”。信用所承载的将是社会风险，而非私人风险。

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我们可以梳理出截至1866年马克思的研究进展，以及他对1866年危机研究的预期方向。这也让1865年手稿第五章的第四、五节显得尤为重要。在这部分内容中，马克思指出，《经济学人》能够把握问题的表面现象——资本拜物教，但无法解释其根源，也就是生息资本如何成为连接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工具。因此，1863—1865年草稿中对信用的分析，核心目的是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具体特征。当时马克思仍在通过做笔记来厘清和界定自己的分析，且1863—1865年手稿的叙述顺序，与最终第三卷的版本存在差异。

手稿从生息资本及其与生产资本的关系入手，也就是利息与利润的关系。由此出发，马克思得以从整个体系的视角，探讨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与危机主题。按照叙述顺序，他接下来本应探讨后来构成第三卷第五篇的主题，即银行资本、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之间的关系。但手稿在此处中断，因此值得我们深入考察。

这部分论证的核心特征之一，是信用的扩张与收缩和生产体系之间的关系——生产体系中同时包含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在繁荣时期，收入增长带动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资本家对信用的需求也随之上升。这是“信用最富弹性、最易获得”的阶段。换言之，等量货币能为众多资本带来更多收益;资本家甚至在商品实际售出之前，就已经实现了收益。这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信用本身是经济扩张的动力，仿佛收入流通货币与信用货币之间存在本质区别。马克思指出：“当客户把更多票据当作货币返还时，银行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在萧条时期，价格、工资与交易量全面下跌，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随之收缩。信用萎缩导致“货币融通”的需求上升。用马克思的话说：“毫无疑问，当信用减少——而信用减少本身与再生产过程的收缩同步——时，流通所需的货币量会减少，但用于信用的货币需求会增加。”在危机中，信用的作用是确保货币首先以货币资本的形式运行，保证一部分资本家能够支配社会储蓄中的更大份额。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与利息水平毫无关联。

不过，马克思所说的“货币融通压力”，涉及的并非资本本身，而只是银行资本，无论其具体形态如何。国家债券、有价证券、银行券与抵押品，在这里都只表现为货币资本，更确切地说，是对资本本身的所有权凭证。马克思指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往往将银行资本面临的这种压力、相对于需求而言的相对稀缺，与现实资本的减少混为一谈——而在危机中，现实资本恰恰是充斥市场的。”这导致银行资本减少，重新转化为货币;社会上的可用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直至最终转化为世界货币，伴随国家黄金储备的下降。

归根结底，危机期间银行最担心的就是黄金外流。危机时期增长的不是对资本的需求，而是对货币本身的需求——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危机中各种形态的资本都处于过剩状态。表面上看似乎是货币供给减少了，但实际上，货币只是在发挥支付手段的职能。正是在这一点上，危机展现出其最完整的形态：它迫使资本与金融工具回归到货币的本质存在。因此，危机会在整个范畴体系上撕开一道裂口，而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资本总量与虚拟资本的存量并不相等。

马克思借此机会解释了虚拟资本——无论公共还是私人形态——的起源。在虚拟资本中，“价值增殖的现实过程的一切联系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资本作为自行增殖价值的自动机的观念则得到了巩固”。问题在于，这种资本是否对应着现实的积累过程，抑或只是过剩的、生产过剩的资本的堆积。马克思认为，危机之后可贷放的货币资本会增加，因为更多货币在寻找投资机会，而机会却已经不复存在。生产资本的收缩，意味着货币形态的资本相对甚至绝对地增加。

危机始于生产受限与物价水平下跌，这会同时导致多国使用价值量的增长，进而引发普遍的国际收支问题。

马克思首先想要阐明的，是危机的含义与起点，其次是危机如何影响货币供给、信用与银行资产负债表。在他看来，“每一次危机过后，上一个产业周期可贷资本的最高水平，都会成为下一个周期的基础或最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从这里开始，手稿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货币供给与流通量，以及可贷资本的规模。这就要求研究国际贵金属流动与银行账目——这些现象处于生产资本与可贷货币资本的交界地带。

由此可见，1865年撰写1863—1865年手稿第五章时，马克思已经构建起了自己关于资本与信用市场的分析框架。他在1865年8月19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宣布，这将是一个新的起点：“对这种混乱的批判，我只能在以后的著作中展开。”他对信用体系具体方面及其与危机关系的研究，与第三份草稿的撰写同步展开。

事实上，通过第三份草稿，马克思确立了后续研究的议程：此时，他的理论在新的层面上与研究对象相遇，这与《大纲》和1861—1863年手稿时期都有所不同。一个能够将商品与阶级连接起来的逻辑架构已经形成——尽管在马克思的“艺术”视角下仍显粗糙——这为他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4.马克思的笔记与1866年危机分析

关于1866年危机的研究，普遍将其与铁路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与19世纪50年代起形成的新型资本市场密切相关。武永健梳理并评述了相关研究，指出“1865年底至1866年初的股市崩盘，以及奥弗伦-格尼公司重仓投资的两家大型铁路公司的破产，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奥弗伦-格尼公司的经营困境”。与此相关，科特雷尔探讨了铁路、货币市场、证券交易所与1866年危机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

1865年秋，随着利率上升，承包商利用——更准确地说是滥用——汇票维持运营的做法愈发难以为继。许多企业因无法获得更多信贷而破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大型承包商佩托-贝茨公司的倒闭。这场崩盘在1866年5月10日“黑色星期五”触发了伦敦最大贴现商号奥弗伦-格尼公司的停业，引发了1825年以来最严重的恐慌。——Cottrell, P. L. Domestic finance, 1860-1914

科特雷尔还梳理了金融市场的制度演进，重点关注有限责任公司，并将其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初步采用阶段(1855—1885年)与广泛普及阶段(1885—1914年)。

关于铁路与金融的关系，维尔解释道：“铁路在诸多资本市场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开创与推动作用。铁路公司本身就是维多利亚中期规模最大的私营企业，也是诸多公司制度创新的先驱。”钱德勒则指出，这些企业推动了资本市场的演化，因为“对铁路资本的新需求，催生了优先股与信用债券等新型金融工具”。艾奇逊等人的研究提供了1825—1870年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数据，表明铁路是当时最重要的交易证券：在他们统计的681家公司样本中，铁路公司有180家，其发行的329种证券占全部1015种证券的近三分之一。

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还原1868—1869年马克思所处的具体经济语境。武永健整理解读的马克思留下的研究痕迹，清晰展现了其研究的推进过程。本文第二部分曾提出，马克思在摘录时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寻找什么。研究的起点是B108号笔记的索引，马克思在其中整理了英格兰银行的数据，并摘录了1867年《货币市场评论》的文章。这些材料分为五大类：(1)英格兰银行与货币市场;(2)股票与证券市场、投资等;(3)各类公司;(4)贸易;(5)铁路。仅铁路主题就占了整整一页。大量统计数据体现了这批材料的实证属性：86页笔记中，有56页包含各类表格。

这一结构从一开始就凸显了货币金融问题的重要性。马克思在1863—1865年手稿中关于“信用体系的作用”的论述，很可能是他展开研究的起点。在这里，马克思的目标显然不止于理解1866年危机本身——他必然也希望弄清楚，信用体系如何为铁路的建设提供支撑。

正如武永健所指出的，马克思转录了1844年《银行特许条例》颁布后22年间英格兰银行贴现率的波动数据。这一工作后来在B101-B109号笔记中得到延续：马克思系统梳理了贴现率达到10%的历史时段——1866年5月11日，为应对奥弗伦-格尼公司破产，英格兰银行将贴现率上调至10%。马克思的表格显示，在整个考察期(1193周)内，贴现率处于10%的时间仅有20周零2天，其中13周都出现在1859年之后。

马克思还摘录了1867年1月12日《货币市场评论》上的一篇文章，其中统计了876家“股份公司，主要为有限责任公司”，并按行业分类：283家制造与贸易公司、147家矿业公司、108家银行与金融公司、44家铁路公司。这份表格清晰呈现了1860—1866年前后证券市场的整体状况。另一方面，米奇提供的伦敦证券市场各行业数据显示：1863年，铁路证券约占股市总市值的25%，英国政府证券约占57%。因此，马克思在1868—1869年重点关注铁路与证券交易所的关联，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对货币市场与证券交易所两大核心领域形成整体把握后，马克思整理了B109号笔记，其中首先收录了《经济学人》的摘录。这份笔记的摘录索引列出了17个主题，其中专门设置了“1866年危机”条目。马克思完整转录了《经济学人》1866年5月19日刊发的一张表格。表格的引言指出：“一眼就能看出，这场灾难的发展速度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迅猛得多。”

这张表格呈现了危机的两个核心信号：英格兰银行储备券减少，以及最低贴现率上升——1847年为8%，1857年与1866年均为10%。结合此前关于过去22年英格兰银行贴现率的笔记，马克思将贴现率波动与三次危机的演变结合在了一起。

在同一本笔记中，马克思还摘录了《货币市场评论》的内容——武永健认为这是一份专业性更强的报刊。这份笔记的索引更为详尽，其阅读总结被归入“1866年危机”主题下，分为七个子项：(A)英格兰银行与1844年《银行特许条例》;(B)恐慌理论;(C)证券与恐慌;(D)合股银行与其他公司;(E)铁路;(F)货币过剩;(G)1862年《有限责任法》。

从这些主题可以看出，马克思此时研究的资本主义，已经以货币金融制度为核心。事实上，在A项下，马克思收录的摘录围绕英格兰银行的举措，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1844年《银行特许条例》的争论展开，触及了英国金融体系日益复杂的现实，以及应对这种复杂性所需的制度变革。B项包含对一般危机性质、尤其是1866年危机特殊性的更宏观分析。马克思摘录的《货币市场评论》文章中，至少评述了三本相关著作：福勒1866年出版的《1866年危机》、一位匿名“伦敦金融城经理”所著的《1866年的金融教训》，以及加西奥的《货币恐慌及其应对：兼论1866年5月11日恐慌》。

福勒在著作中总结了过去几十年反复出现的危机的共性模式：单个事件引发公众不信任，人们纷纷寻求流动性，导致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倒闭;这些倒闭进一步打击公众信心，最终酿成全面恐慌。但1866年危机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规模之大、爆发之突然。触发恐慌的事件，是伦敦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贴现商号之一倒闭，而应对危机所需的措施也相应极为严厉，这都让这场危机具有标志性意义。福勒写道：“这场危机创下了史上最大规模倒闭的纪录，10%的利率持续了十四周，注定将被载入史册。”

福勒是通货学派的支持者，因此他捍卫1844年《银行特许条例》作为金融政策工具的合理性。为了论证自己的立场，他大量引用了1857年危机后奥弗斯通勋爵与英格兰银行行长向议会提交的证词。

《1866年的金融教训》则提出了不同观点，《货币市场评论》分两部分刊载了相关内容。第一部分用大量篇幅讨论有限责任公司，引用恐慌爆发前写给《经济学人》的信件，说明1862年《公司法》如何催生了大量“泡沫公司”。作者将分析重点放在“不良经营”上，认为这类经营“引发了至少是极大加剧了去年的危机”。在他看来，应当重点关注那些依托1862年法案募集资金的企业——这部法律催生了诸如伦敦-查塔姆-多佛铁路公司之类的欺诈项目。《货币市场评论》指出，书中提出的修订1862年《公司法》的建议，与该报此前一篇文章的方向“不谋而合”。

最后，对加西奥著作的评述，则被用来支持报社“全面废除限制银行券发行的恶法条款”的立场。因此，马克思在“恐慌理论”条目下选取的文章，凸显了1866年恐慌与一项特定金融创新——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关联。

马克思还摘录了1867年10月19日的一篇文章，其中收录了利物浦商会关于“商业危机与借贷资本经营”的分析。文章评估了法英两国当前危机的共性原因，主要与美国战争相关，以及“各国特有的”具体成因。英国特有的成因包括：1862—1866年对铁路企业的过早投资、过度投机与过度贸易、各类股份公司的盲目资本投入、数家银行倒闭以及两次歉收。这一条目表明，马克思正在收集证据，证明这场危机的金融性质，说明一项制度创新如何为投资的膨胀与随后的崩盘创造了条件。

第三个主题“证券与恐慌”，可视为马克思对当时证券交易所的系统考察。

《货币市场评论》在“每周证券市场”栏目中细致分析了各类证券的价值波动，其中重点是铁路股票，包括英国国内与海外铁路，这也是马克思持续关注的内容。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证券交易所的整体状况。例如，1866年5月19日的刊文就提到了政府公债、印度铁路担保债券、外国公债、金融公司股票、铁路股票与银行股票。栏目结尾的评价认为，“当前大多数证券的价格绝对低于其实际价值”，因此“买家此刻入场，可从投入的资金中获得可观回报”。

D项“合股银行与其他公司”是索引中篇幅最长的部分。相关文章既涉及具体银行，重点是奥弗伦-格尼公司，也包括利兹银行、利物浦皇家银行、欧洲银行等，也涵盖俄罗斯炼铁厂、地产投资公司等企业，以及“资本运用规模的增长”等主题。还有一些文章涉及更宏观的议题，比如1867年2月2日刊发的一篇文章，试图为“合股融资”制度辩护，反对其滥用现象。笔记中也记录了司法机关正在调查的合股融资欺诈案例，以及新型有限责任公司面临的经营困境。

第五个主题是铁路。在马克思的思考中，这一主题与信用体系深度交织，因此可以将他对铁路的大量研读，理解为探究单个资本家的资源之外如何为大型项目融资的尝试——这也是对前述B102-B108号笔记相关研究的延伸。索引中列出的主题勾勒出一项关于铁路的宏观研究，涵盖了这类高科技投资所涉及的诸多金融特征。在B102-B108号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讨论每周证券市场、铁路股息、铁路崩盘、铁路账目与铁路改革的文章。在B101-B109号笔记中，则能看到对以下主题的系统考察：(1)铁路与证券交易所;(2)铁路金融;(3)铁路股息;(4)铁路债券;(5)铁路改革。

在F项“货币过剩”下，收录了两篇文章。第一篇题为《货币将投向何处》，文章梳理了各类投资机会后得出结论：

因此，在我们看来，尽管银行与金融股票、英国铁路股票、电报业的投资空间有限，但北美证券目前仍有充足的投资空间;印度与其他殖民地也有望为我们的大量盈余资金提供良好的安全标的。

第二篇题为《货币过剩》，文章对比了“依然十分充裕”的货币供给，与“不断积累的资本缺乏投资渠道”的现状。

最后是最后一个主题，讨论1862年《有限责任法》。崩盘后的首期《货币市场评论》就刊发了《恐慌与金融公司账目保密的弊端》一文，将有限责任公司的普及与崩盘直接关联。文章进一步指出，“《公司法》中存在诸多错误与疏漏，亟待议会关注并采取行动”。马克思摘录了这些文章，以及这一时期议会围绕金融监管密集立法过程中出现的其他相关论述。关于《有限责任法》，当时已经成立了议会委员会调查其实施情况。同一篇文章还对这项待改革的制度做了宏观概述：

沃特金斯先生提供的一些合股公司统计数据极具参考价值。数据显示，英国目前共有2200家合股公司，资本总额不低于10亿英镑，股东或相关利益方达75万人。随之兴起的另一个群体——董事阶层——人数达1.25万。沃特金斯先生指出，自《有限责任法》通过以来的四年间，依该法成立的公司资本总额达1.5亿英镑，其中实缴资本3000万英镑;而令人痛心的是，其中近三分之一的资本，属于目前处于清算状态的公司。

上述统计数据都被马克思完整转录。马克思的摘录记录了一个各类改革举措层出不穷的时代，人们试图修正危机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如G项所示，关于有限责任的讨论或许是其中最受关注的议题，但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其他方向：铁路、股票、债券、英格兰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股东权益保护、资本账目透明度等等。马克思可能正在观察一场由1866年危机催生的强劲制度改革浪潮，而这场浪潮即将重塑资本主义的面貌——这套改革议程自然也包含了通过直接立法实施国家干预的强烈呼声，而这或许为学界所说的“1866年危机后铁路金融的复苏”创造了条件。

正如武永健所指出的，这批笔记有其自身的内在演进逻辑。循此思路，B101-B109号笔记的索引，有助于我们解读B105-B113号笔记的内容——后者收录了马克思对1868年报刊文章的摘录，以及对两本著作的评述。一个表明马克思正在转向其他维度的线索，是其中一个条目的标题直接指向危机后的环境：“危机及其后续影响”。

5.结论

这批笔记如同一个迷宫，它们展现出，对当时金融世界的相关数据整理，能够开辟出怎样的研究新路径。它们也让我们得以追踪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展开过程，其内在逻辑已被武永健捕捉并阐释。这批笔记既是对单场危机的全面研究，也是考察资本主义特定阶段的研究大纲，同时还是对危机应对措施的梳理。从中我们可以依次发现：

第一，1866年危机相关事件的清晰脉络，以及相应的分析与阐释;

第二，大量现成统计数据的汇总，包括储备金、银行券、票据交换所、股份公司、资本结构、交易所交易证券、股息等——借用海因里希的说法，是一座“知识储备库”;

第三，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的转型迹象：一方面，铁路、股份公司等龙头企业依赖新型信用机构得以出现和扩张;另一方面，金融制度本身也在发生变革，债券、股票、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等形态不断演化;

第四，对股份公司与有限责任企业的考察，将其视为利润率下降的有力反趋势因素;

第五，对金融市场复杂机制多方面的详细描述，串联起银行储备、股票、证券与外汇等多个环节;

第六，对危机后应对措施的考察，尤其是为遏制恐慌而暂停实施1844年《银行特许条例》的举措;

第七，对议会应对危机的密集立法活动的记录：议会着手修订、调整与完善相关法律，以适应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这同时表明，重要的政治与经济主体不会容忍政府的无所作为：股东、投资者、审计师、报刊、英格兰银行、银行从业者整体，以及商会，都在采取行动，推动完善投资者保护与机构金融健康相关的法律;

第八，可供未来修订第三卷使用的丰富素材：关于1863—1865年手稿中描述的制度，有新的数据、新的信息与新的视角。已出版的第三卷中极少提及有限责任公司，这进一步佐证了马克思原本计划开展大规模修订工作。马克思在B101-B109号笔记的《货币市场评论》阅读索引中，对新型企业金融组织形式的高度关注，正是这类修订方向的有力证明;

第九，本身就是一份独立的分析文本，适用于对1866年危机的研究与理解。

因此，这批笔记不仅是对单场危机的考察，其意义远不止于此。从更宏观的层面看，它们也是对资本主义结构变迁的研究——1866年危机引发的密集立法活动就是明证。马克思对证券交易所及相关结构变迁的研究，似乎为他考察资本主义变革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例如，这些研究可能帮助他更清晰地建立起信用、股份公司与铁路之间的关联。有研究指出，马克思在法文版《资本论》中补充了关于资本集中的论述——这部分内容后来仅被收入德文第四版——其中有一段长文突出了信用、股份公司与铁路的关系：

但是，积累，即由圆形运动变为螺旋形运动的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同仅仅要求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的集中比较起来，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这段文字明确了证券交易所在资本主义新阶段中的革命性作用，而这很可能是马克思1868—1869年研究的成果。

一方面，这些变革指向的进程，最终在美国——另一种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形态——发展得最为充分。伦敦证券交易所与英国企业金融结构的转型，在此之后并未取得太大进展。站在后世视角回望，希法亭早已说明，德国以及美国将这一进程推向了更深入的阶段，真正从“现代企业”(铁路)迈向了“现代工业企业”;在金融层面，这意味着从股份公司向法人企业的转型。钱德勒则指出，英国在这一转型中落后于德国与美国，保留了“个人资本主义”形态，而后两者则诞生了“经理资本主义”。马克思或许已经察觉到了这一进程——1880年9月6日他接受《太阳报》记者采访时，就提到了自己对美国信用体系的兴趣。资本主义的结构变迁，有时与新的积累核心中心的崛起相伴相生。

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也可能帮助他更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向俄国等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的复杂性质。1868—1869年笔记中考察的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了马克思分析框架的一部分;由此，证券交易所、资本主义及其向俄国的扩张，得以被纳入同一个分析整体。例如，他在致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中写道：

从理论下降到现实，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俄国公社如今正面临着强大势力与利益集团的合谋。国家不仅对它进行无休止的剥削，还以农民为代价，扶持了一部分资本主义制度——证券交易所、银行、铁路、贸易……

选择俄国与美国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意味着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路径，更意味着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异质的、复杂的整体。这意味着要将具体事物理解为“多种规定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而这正是《资本论》第三卷所预设的抽象层次。

这批笔记的具体用途很难确定，或许只能停留在推测层面。但1857至1867年草稿之后，马克思的研究始终围绕着清晰的议程展开，聚焦于货币市场、国际贸易、信用与危机。这一时期的笔记本身就是经济史的重要记录。当我们审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四个部分时，其意义就更加凸显：四个部分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