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问题青少年产业”成问题——摘要与导言

编者按：

本文为Sarah Golightley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为所谓“问题青少年产业”，文章以女性主义和“疯癫研究”(Mad Studies)为工具，通过对既有文献、历史、统计和访谈的广泛使用，批判性的讨论了美国的“问题青少年产业”。

所谓“问题青少年产业”，其发生的背景，相当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或(部分的)前资本主义条件下，父权制家庭遭到挑战和动摇之后，由家庭内的主导者将“父亲”的功能与位置委托给家庭之外的机构代为执行的现象。此时，资本主义父权制家庭的种种叛逆者：青少年、性少数、成年女性和少部分成年男性，被此种家庭之外的父权执行机构所转移、监控、隔离、控制与虐待。

除了作为父权制家庭的“委托执行者”之外，此类集训机构还作为在市场上盈利的企业而运作，伴随着该行业资本的积累，它们形成自己的行业协会、游说团体、宣传机构，并跨国运营其产业。

【】的同类情况，读者们或许多少已有所耳闻。本文或可用作理解【】同类情况的参考。但编者需要预先提醒一点：【】的封闭式集训机构和美国的同类机构，毕竟产生于不同的经济-政治环境之中，其面向的受众、其置身的资本积累之外部环境、其受害者群体的主要画像与阶级分布、其内部组织形式和所援引的优良行为之“模范”(“宗教”与“军队”)，都有重大差别。

在美国，此类机构所面临的资本积累的外部条件，由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及其法律制度定义。因此，它需要考虑立法和监督，并通过游说来使制度环境有利于自身。但在【】，同类机构所面临的资本积累的外部环境，由复杂的??关系和不同层级国家机器的财政资本积累需要定义。

此外，美国的此类机构，由于其高昂的花费，所面向的主要群体是保守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其受害者画像集中于白人中产阶级及以上家庭的青少年。但在【】，受众和受害者群体都更为下沉，据笔者有限的了解，相当比例的受害者来自农村和小县城地区，在离开集训学校之后(并经常因此患有难以康复的心理疾病)进入最无进入门槛、最无保障的行业，并成为这些行业的无产者。

摘要

在美国，每年有数以千计被贴上“问题青少年”标签的年轻人被送入治疗性寄宿学校。治疗性寄宿学校是全年运营的私立封闭式住宿治疗项目。它们是“问题青少年产业”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为“高危”青年提供私人改造项目、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网络。青少年可能因为各种行为和特征被送到这些项目中，从物质滥用和自残，到拒绝服从父母、同性恋，或者是与“不良群体”混在一起。通常由父母支付项目费用，他们可以在有或没有年轻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其子女送到治疗性寄宿学校。一旦进入该项目，年轻人在高度结构化的日常作息下生活，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受到规则、奖励和惩罚系统的管理。学生与外界的接触受到限制，并且往往受到监控。具体方法各不相同，但许多项目使用对抗性和基于羞辱的干预措施。为了毕业并获准离开项目，学生需要满足机构的期望，并证明自己已经被充分改造。年轻人可能会在治疗性寄宿学校里待上几个月甚至几年。

直到最近，出版物和研究主要还是由产业控制的成功故事。由于缺乏政府监管，关于该产业及其长期影响的可靠数据非常匮乏。作为一名前治疗性寄宿学校的学生，我觉得现有的研究很少能与我的经历产生共鸣。我攻读这个博士学位的动机是产出以治疗性寄宿学校前学生的经历为中心的作品。这项研究批判了“越轨”年轻人被病理化的方式，以及以关怀之名可能造成的伤害。

该研究分多个阶段进行，使用了几种方法：在线问卷调查，随后是半结构化访谈，最后是参与者反馈。如果治疗性寄宿学校的前学生年满18岁，并且不再就读于治疗性寄宿学校，就有资格参与。在线问卷收集了关于参与者背景和整体治疗性寄宿学校经历的数据。访谈旨在更深入地了解参与者在进入治疗性寄宿学校之前、期间和之后的经历。基于访谈记录创建了案例研究，并邀请参与者对其案例研究提供反馈。作为一项由幸存者主导的研究，我的亲身经历被作为宝贵的见解加以利用，并进行了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结合，而不是将其视为需要被最小化或消除的偏见。

本论文介绍了与治疗性寄宿学校相关的概念和文献。概述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路径。接下来是问卷回复的总结报告，广泛概述了前“问题青少年”及其在治疗性寄宿学校的经历。这些经历在聚焦于几个特定主题的结果章节中得到了更深度的描述：LGBTQ+“扭转治疗”、隔离与身体约束，以及机构内的儿童性虐待。本论文探讨了前学生如何经历制度性暴力，他们应对、适应和反抗的方式，以及长期的影响。并对社会工作、社会政策和社会研究的启示进行了讨论和批判性审查。

本论文的基调是“疯癫研究”(Mad Studies)对治疗性寄宿学校作为结构性暴力的批判。我讨论了年轻人是如何被权威人士“精神病理化”(psychiatrised)的，这些权威将他们的行为和感受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一旦被贴上精神病或“问题”的标签，年轻人就会被视为缺乏可信度，成年人则在保护和关怀的幌子下替他们做决定。我使用“认知不公”(epistemic injustice)一词来描述被精神病理化的年轻人的见解是如何被周围人贬低或否认的。在“问题青少年产业”中，治疗性寄宿学校的专业人员拥有权力，被视为对挣扎中的青年的处境具有专业洞察力的专家帮手，从而在他们与被剥夺了生活自主权的“问题青少年”之间造成了巨大的权力不平等。这些社会条件导致了暴力的制度文化。

第一章.导言

15岁那年，我被禁锢在一个大多数人闻所未闻、产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产业中。作为一名所谓的“问题青少年”，我深陷于一个脱离公众视线、法律触及不到、也游离于儿童保护机构监管之外的项目里。这家住宿机构自诩为“治疗性寄宿学校”(therapeutic boarding school)，它采用高压手段强行改造年轻人。我们没有受到心理治疗的“娇惯”，而是遭遇了“对抗/质问”(confronted)，被迫为自己生活中所有糟糕的事情承担责任。基本的生活条件成了必须拼命挣来的特权，而我们的基本权利则沦为工作人员可以随意没收的筹码。这里的治疗制度要求我们绝对服从。这就好像我们是被送进工厂回炉重造的次品。这种做法极端至极，却被冠以“为了我们最大利益”的堂皇借口。这是一种披着关怀外衣的彻骨残忍。与大多数在这里待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学生不同，我的父母不顾校方劝阻，仅仅几周后就把我接走了。当我最后一次跨出学校大门时，社工警告我：“三个月后，你要么乖乖滚回来，要么就死路一条。”这就是我与“问题青少年产业”的初次交锋。

逃离治疗性寄宿学校后的头几年，我对此绝口不提。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这段经历，在某些方面，甚至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当时，几乎找不到由曾就读于治疗性寄宿学校的学生亲述其经历的相关研究。该产业的宣传网站和小册子上，满是美丽的校园和笑容满面的青少年(The CEDU School, 1988)。里面充斥着各种成功案例：无论是自我毁灭、善于操纵他人、具有攻击性、吸毒成瘾、抑郁和有自杀倾向、性活跃、走哥特风，还是沉迷电子游戏的青少年——无论问题出在哪里，这些青少年的生活似乎都在治疗性寄宿学校里迎来了彻底的逆转(Resolution Ranch Academy, 2020; P.U.R.E., 2023b; Help Your Teen Now, 2017)。相关书籍也鼓励父母将这类学校视为一种挽救生命的干预手段(Case, 2008; Haid & Donnelly, 2013; Reamer & Siegel, 2009)。虽然新闻偶尔会曝光虐待丑闻，网络论坛上也不乏令人不寒而栗的幸存者自述，幸存者的维权行动也始终存在，但该产业总能游刃有余地将这些声音淡化或驳回(Szalavitz, 2006; Rowe, 2004; Colloff, 2001; Atkinson, 1993; John, 2002)。毕竟，在公众眼里，他们才是专业人士。

在美国，每年有成千上万被贴上“问题青少年”标签的年轻人被送入治疗性寄宿学校(TBS)(Szalavitz, 2006; Kelner, 2023b)。这些住宿治疗项目声称要改造那些被认为存在心理健康、行为和物质滥用问题的年轻人。它们将教育和团体治疗结合起来，通常在全年无休的私立封闭式设施中运作。青少年可能因为形形色色的行为被送进这些学校——轻至叛逆和轻微违规，重至对自己或他人构成致命的伤害风险(Mooney & Leighton, 2019)。治疗性寄宿学校是更庞大的“问题青少年产业”的一环，该产业由一系列缺乏监管的私有化项目组成，对外包装成专为处于困境中的年轻人提供强化治疗的机构(Stockton, 2022; Chatfield et al., 2021)。由于缺乏联邦层面的监管或审查，关于该产业真实规模和范围的全面数据极为匮乏(Whitehead et al., 2007; Rouse, 2022)。对于一个在全国范围内运营着数百个项目、产值高达数百万美元的产业来说，相关信息的极度匮乏令人毛骨悚然。我发现，在公众认知或专业论述中，像我这样的人的经历完全是一片空白。正是这种现实，促使我倾注如此多的心血与漫长的时间，去攻读这个极具挑战性的博士学位;我渴望这些前学生和幸存者的声音能够被世人听见。

研究概况

本研究聚焦于成年受访者对他们在治疗性寄宿学校(TBS)度过的青春期经历的反思。数据收集分为三个递进阶段：在线问卷调查、深度访谈，以及案例研究的参与者反馈。超过100人完成了在线问卷，我们从中抽取了16名参与者的子样本进行访谈，随后又选取了9份访谈记录进行案例研究分析;除1人外，其余所有案例研究参与者均参与了关于其案例的讨论并提供了反馈。研究的每个阶段都提供了不同维度的洞见，这些洞见共同构筑了整篇论文的基础，并将在后续章节中展开论述。绝大多数参与者将其整体的TBS经历评价为“负面”或“非常负面”，因此，我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问题青少年产业”的批判性视角。研究收集了大量关于虐待(包括身体虐待、性虐待、情感虐待和忽视)的令人不安的重磅陈述。侵犯人权的现象在这里司空见惯。许多人表示，TBS给他们造成了深重的伤害和难以磨灭的长远创伤。

本研究旨在实现几个目标：将前TBS学生视为自身经历的专家，将其见解置于核心地位;记录并剖析他们的陈述;分析TBS制度文化所扮演的角色;同时提高公众对TBS乃至更广泛的“问题青少年产业”中虐待和侵犯人权行为的认识。尽管开展这项工作最初是为了完成博士学位的要求，但我的核心信念始终是：为前学生和幸存者创作出具有实际价值且能印证他们经历(validating)的作品。我将“疯癫研究”(Mad Studies)的理念融入研究中，把研究本身视为一种维权行动(activism)，试图通过凸显幸存者的声音，来打破传统知识生产中的权力失衡(Faulkner, 2017; Beresford, 2020)。“疯癫研究”对一种现象提出了批判，即那些情感与认知现实被“心理学界”(psy professions，如精神病学、心理学、社会工作及相关“关怀”职业)病理化的人群，是如何遭到社会建构和规训的(Gorman and LeFrançois, 2017; Bruce, 2021)。

我的博士学业始于2017年，绝大部分问卷和访谈工作在2018至2019年间完成。然而，始料未及的世界性事件(尤其是全球疫情)，加之我个人生活中不可预见的种种挑战(包括在情感上艰难消化本研究的沉重内容)，导致这篇论文的完成时间远超我的初步预期。此外，循序渐进的多阶段数据收集过程也需要在各阶段之间留出缓冲时间。期间，我选择抓住机遇，基于这项研究发表了开放获取的同行评审期刊文章(Golightley, 2020, 2023)。作为一名行动派学者，优先确保研究成果对公众开放并发挥其潜在影响力，对我而言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不过，优先顾及论文发表，不可避免地挤占了撰写这篇博士论文的时间。

自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以来，整个社会的文化语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20年秋，知名企业家兼网络红人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发布了她的纪录片《这就是帕丽斯》(This is Paris)。作为“问题青少年产业”(她曾就读于几所治疗性寄宿学校)的幸存者，她首次公开讲述了自己在这些项目中遭受的种种虐待。这部纪录片的观看次数已突破7500万，为“问题青少年”这一话题带来了空前的媒体关注度与公众认知度(Dean, 2020; Hilton, 2023)。几乎在一夜之间，我的研究成了切中时弊的热门议题。尽管“问题青少年产业”的幸存者和维权人士几十年来一直在大声疾呼，但这一次却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轰动。如今，获取幸存者故事的渠道比我刚着手研究时要顺畅得多，而且现存的控诉数量如此庞大，产业利益相关方再也无法将它们统统污蔑为“疯癫”且满腹心机的前学生的胡言乱语。这篇论文，正是诞生于“问题青少年产业”幸存者维权运动的关键历史节点。

论文结构

在接下来的第二章文献综述中，我将向读者介绍治疗性寄宿学校与“问题青少年”的概念。该章梳理了理解本研究所必需的背景细节。在第三章中，我阐述了本研究的理论路径，以及“疯癫研究”与幸存者主导研究背后的核心原则。第四章重点讨论研究目标与方法，详细说明了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案例研究的运用，并剖析了这一方法体系的优势与局限。在呈现研究结果的首个章节(即第五章)中，我报告了问卷调查的反馈。该章勾勒了参与者的人口统计学轮廓，并按主题梳理了他们关于治疗性寄宿学校经历的答复。第六章借助三个案例研究进行理论构建，探讨心智健全主义(sanism)、成人主义(adultism)以及认知不公是如何在治疗性寄宿学校中大行其道的。其余的结果章节则聚焦于机构暴力的特定表现形式：LGBTQ+“扭转治疗”、隔离与身体约束，以及机构内的儿童性虐待。最后，在第十章的结论部分，我探讨了本研究对社会政策、实务操作及学术研究的启示，并对整个研究过程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本章还穿插了参与者的自述原话，以呈现他们对未来政策与实务的期许，并用生动的实例展现了开展此类研究时面临的复杂现实。我在此呼吁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变革，倡导以更具赋权性和关怀感的方式，去回应年轻人的需求与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