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 | 外卖配送的劳动与控制

原编者按:本文先梳理了1970年代后因学术体制收编、产业转移及劳动分化导致知识界与劳动界联合削弱的历史背景，更以此引出劳工社会学承袭的主动参与实践精神，并切入当下最前沿的新就业形态——外卖骑手。笔者通过亲身租车跑单的一手实证资料，结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布洛维的“制造同意”以及布雷弗曼的劳动控制理论，展开了层层递进的批判性论述：首先揭示了平台如何将工服、超标电车及换电能源等实体生产资料的成本与法律风险社会化外包，实现数字控制;其次剖析了众包模式下“去劳动关系化”的模糊用工如何利用积分、算法定价和惩罚体系对骑手施加更严密的隐形雇佣控制;接着论证了平台通过延迟发薪、捆绑租房、骑士餐和电话卡，将资本触手全方位延伸至劳动力再生产的日常生存领域;随后精准指出了外卖App中的冲单、梯度奖励等活动本质上是布洛维赶工游戏的数字化翻版，极高效地制造了劳动者的自我压榨与认同;最后，文章直面体制和技术双重挤压下众包骑手空前原子化的严酷现实，却也敏锐捕捉到了骑手们利用“骑士圈”、微信群及自媒体进行情感宣泄和低限度互助的抵抗微光。

外卖配送的劳动与控制

基于亲身经历的一份报告

01 引入

从在”Roots of Rebellion: Workers'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s in St. Petersburg and Moscow, 1900-1914“ 中描写的俄国彼得堡工厂中的知识分子-工人联合现象到在《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中所记录的韩国1987年劳工大攻势前后的遍布工厂的劳工小组，社会运动中的知识界-劳动界联合在过去的百余年中屡见不鲜。然而这种联合以及对劳动界的关注在1980年代后第三次市场化浪潮(布洛维语)的过程中被削弱了，二十世纪初期到1960年代知识界广泛的走进工厂的浪潮在发达工业国家不复了。

究其原因，首先，伴随着学术制度的建立和形成，知识分子群体在高校内面临着更高的管控压力以及更清晰的学术和体面就业发展途径，这使得主动参与和干预劳动界的意愿被削弱了。其次，曾经引领发达国家社会运动的工人政党如英国工党和德国社民党深陷于选票政治的泥潭，而进步派知识分子的探索实践的方向也被归拢于选举制度和改良议题。除了知识分子本身的发展趋势影响和工人政党的政治倾向外，劳动阶层的削弱和分化也使得干预劳动界的希望降低。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自从1970年代以来就开始不断剥离工业系统，将其迁移到东亚等发展地区以进行资本的空间利润修复(大卫哈维语)，其与泰勒制这样的精密劳动控制和去技能化方式普及使得传统产业工人的队伍在数量和劳动议价能力上被削弱了(参考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更多的劳动力留向了工会普及率低，劳工组织松散的服务业。而伴随着二战后以电子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劳动队伍的分化不断加剧，白领工程师和蓝领劳工之间的收入差异可能达到数十倍之多(如SK海力士内存制造厂)，而白领工程师也更加容易被企业福利收买而成为“劳工贵族”群体，这种分化破坏了劳动阶层的同质性，也影响到其的内在团结(参考具海根在《韩国工人》中对韩国劳工运动退潮的反思)

劳工社会学在1970年代后的兴起正是为了回应发达国家知识分子干预劳动界潮流衰弱的现象，其既是一个可以登堂入室的社会学学科，更继承了二十世纪进步派参与和干预劳动界的实践态度，劳工社会学还在理论上丰富和深度化了二十世纪各国社会主义者对于工人阶级斗争和工厂劳资冲突的分析。美国社会学家和工人活动家布雷弗曼在大学辍学后到金属加工行业当工人，并在劳动界中思考劳动，最终其著作《劳动与垄断资本》标志着劳工社会学这样一个学科的诞生。美国前社会学协会主席布洛维更是有着丰富的融工经历，其在美国，赞比亚和匈牙利都当过工人，而丰富参与劳动界的经历也为其深邃的社会学著作《制造同意》，《生产的政治》，《公共社会学》奠定了基础。在我国走向市场化后，劳工社会学也被引入以作为干预和分析的工具，以参与创办民工夜校的沈原，进入世界工厂和社会机构的李静君，在珠三角工厂劳动并研究的潘毅等人的研究和干预为代表，劳工社会学在国内成为了一门致力于走出象牙塔的显学。

在国内的特殊社会环境和治理体制背景下，劳工社会学具备了多张脸谱，其既是社会学界的显学，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为学术爱好者提供晋升空间，又是成体系的专业化的调查与干预的方法论，更是一张余额尚存的社会信用卡，使得有志者可以堂而皇之的进入工厂和工业区调查乃至干预，结果甚至可以公之于众。

沈原在《中国劳动社会学三十年》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向新就业群体的转变趋势，这种转变源于政策制定部门的需要，社会舆论的关注，以及研究新就业群体的容易性和适宜性(引用一位研究者的话是“资本控制的工厂太难进入了”)。在劳工社会学的框架下，对于新就业群体中的外卖员的研究以陈龙的《数字疾驰》和孙萍的《过渡劳动》两本专著最为详尽，时效性也较好，这两位作者在专著的导言中也都提及了布洛维和主动参与劳动界的进步理念对他们的影响。陈龙在外卖行业刚刚兴起的时候就加入了北京的饿了么外卖骑手团队并送了长时间的外卖，记录了详细的田野笔记。孙萍则是通过对数百人外卖骑手的访谈来获知外卖骑手的城市化过程和过渡劳动细节。笔者参考了陈龙和孙萍的研究过程，通过租电瓶车加入美团和阿里蜂鸟两大外卖众包平台进行一周以上的配送并和若干名骑手交流开展了对于外卖配送的劳动过程的精细分析。

02 劳动生产资料自有者

在传统的工厂中，由资方掌控生产资料，而劳动者不占有劳动资料，仅仅作为劳动力被购买并被资方控制以生产劳动产品。然而，对于平台经济中的外卖行业，骑手需要自行购置生产资料如电动车，工服，餐箱，智能手机等等。美团和阿里系这两大众包平台对于专送和众包骑手的装备都不会提供，骑手均需要自行购买或者从工资中扣除。众包骑手上工所需要的装备主要是一顶电动车头盔和手机支架，而专送骑手上工还由于专业性的需求会额外要求购买印有平台Logo的工服。各大外卖平台也会运营装备销售业务，其甚至会开发新潮的送单装备，如带有袋鼠耳朵形状装饰物的头盔，平台在骑手购买装备上也要追求专营垄断并从中获取利润(如美团出售的装备价格要高于在淘宝等平台的价格)。更进一步的，在当下平台经济中，除了骑手群体，像运输货车司机和货拉拉司机群体也需要自备生产资料(货车)，这在沈原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一书中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下图为美团官方提供的装备购买页面

对于送外卖所使用的电动车，其购置可以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是自行购买整车加电池，第二种是租用车架并且租用电池。由于送外卖行业对于配送时间有硬性的需求，电动车的速度的需求也不断水涨船高，现在熟练的骑手所需求的电动车速度往往需要能达到六十千米每小时以上。而由于外卖电动车经常要在全城市多个区划之间穿梭，这也对于电池的容量有着更高的需求，现在常见的租用电池平台铁塔换电会在全城市各处的社区都准备换电站，租用铁塔换电平台电池的骑手可以随时更换电能不足的电池为充满的电池。

下图为安置在城中村中的线下换电站，其上张贴有车电合租的广告

在实际的租用电车的过程中，线下的租车行(位置大多位于各种城中村中)往往会和电池供应商合作推出车架加上 电池的合租计划，在中部地区合租一个车架加上电池每月最少需要四百元(笔者所购买的外卖车就是最低的租金)。美团平台也会和线下的租车行合作，通过提供各种优惠券来促使骑手到线下与其合作的租车行租车。

下图为笔者在租车行租用的外卖专用电瓶车

总之，包含骑手工服和电车在内的骑手劳动中的生产资料的成本被平台转嫁给了骑手，资方也节省了相应的维护成本。平台经济并没有消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生产资料成本的社会化外包。包含工服、车辆、能源在内的全部生产成本与维护成本，被完美地从平台的资产负债表中抹去并全额转嫁给骑手个体。这种模式使资方在免除资产折旧与安全风险责任的同时，实现了对整个劳动过程更为隐蔽且高效的数字控制。除了生产资料的外包外，更重要的是平台对于劳动力的雇佣也采用了外包的模式。

03 模糊用工所掩盖的劳动控制

在当下对于专送骑手群体，其一般被认为和平台间具备劳动关系也因此需要签订相应的劳动合同，但是在实际中，平台会通过和各种第三方人力派遣公司合作，让骑手和第三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从而使得其自身在法律上和骑手是劳务合作关系。

而对于众包骑手群体，其用工的模糊性和灵活性比专送骑手更甚。对于美团众包，阿里的蜂鸟众包和京东众包三者在新骑手注册时就会让骑手阅读并签署知情书，其中内容有“骑手在使用本软件时候，平台没有与骑手直接建立劳动或者劳务或者雇佣关系的意向，在使用软件的过程中，骑手和平台之间按照《民法典》解决争议，双方的法律关系不适用于《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平台预先的认为自己和众包骑手之间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双方之间是单纯的合作关系而不涉及雇佣，平台这么做是为了在自己和劳动者之间构筑其一道法律防火墙，而这种去劳动关系化又是和骑手实际的劳动过程不符合的。

当下京东众包，蜂鸟众包和美团众包三大平台都对骑手群体开展了多方位的管控。

首先在劳动者评价体系中，其建立了涵盖派单分和服务分的综合方式，派单分受到骑手接纳平台对骑手的一对一指派单的次数的影响，而服务分则受到骑手送达时间和客户对骑手评价的影响。众包骑手在平台等候大厅中接单，其不仅仅会参与抢单，有时还会被动的接受派单。派单行为指的是平台会把那些特殊的或者没有骑手愿意去送的单子派发给指定的骑手，在这个过程中骑手可以拒绝派单，但是每天会有拒绝次数的上限，并且拒绝会扣除派单分。当派单分低于一定程度会严重的影响到骑手的单量。

其次在劳动定价和惩罚维度，骑手被平台完全的控制。每一单外卖的单价都是不同的，其受到包括距离，商品价格，送餐时间，以及天气因素的影响，而劳动定价对于骑手群体呈现的是半透明的情况(美团平台甚至不会显示单价，而蜂鸟众包会显示单价)。在大城市中一般一单骑手能收入四元到六元，而在县城或者小城市，骑手一单仅仅能收入二元到四元，对于一个不熟练的骑手，因为其仅能同时派送一单，所以小时的收入常常低至八元上下。在遇到恶劣天气如暴雨的时候，平台会适当的上调单价一元以内，但是这种价格的增加难以弥补在恶劣天气中配送危险程度的增长。在对于骑手群体的劳动惩罚维度，平台建立了包含安全惩罚，超时惩罚和顾客评价惩罚在内的惩罚体系。安全惩罚指的是平台会对骑手送单过程中的超速和闯红灯等现象识别并扣除其相应的服务分乃至罚款，超时惩罚近年来不会明显的扣除罚款，而是通过变相的扣除服务分，设定每日最多超时次数等来进行惩罚。顾客评价惩罚往往会指向罚款，并且平台考虑市场竞争的需要会过于满足顾客，一名小象超市专送骑手提到一些顾客会故意指出蔬菜的不新鲜并将其归因于配送过程来获得补偿，而补偿来自于对骑手的罚款。

下图为在《数字疾驰》中的抽象化的顾客评价界面

骑手在配送过程中也处于平台无所不至的控制中。骑手在上线前需要进行扫脸识别，默认需要佩戴头盔，美团在这一过程中还会对众包骑手强行要求穿着工服。在骑手主动抢单或者被迫接单后，其需要先导航至商家并先后按下确认到店和确认取餐按钮，而在导航到顾客后，骑手被要求上门送货，可以选择的送到方式有当面送交和交付到顾客指定地点。在骑手从接单到送单上门的过程的时间中，其均处于平台的控制中，路线由平台为其规划，地点和联系方式由平台指定，骑手在这一过程中不具备劳动的自主性。

最后，对于专送骑手，其还受到线下站点的劳动控制，线下站点大多为第三方公司，和美团之间呈现商业合作关系。众包骑手仅仅在名义上归属某个地区的虚拟站点，其也无法联系到站长。而专送骑手则需要加入站点的微信群，每日受到站点的管理规训，比如经常性的站长会在群中命令骑手上线开跑，即使此时骑手群体正在午休。

下图来自网络，为选择多单同时配送后平台规划的送单路线

综上所述，骑手和平台呈现出了被雇佣和受到平台管控的不平等关系，也就是劳动关系，但是平台在大多数情况下逃避了相应的责任，比如不给骑手提供工伤保险而仅仅强制性要求骑手每天上线前购买由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人身意外商业保险。对于养老保险，由于近年来对骑手参保实践的关注，美团也上线了养老保险补贴功能，骑手可以自愿选择缴纳，美团为符合条件的骑手补贴(美团要求骑手每月的收入要达到当地养老保险缴费基数)。

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当骑手因为配送遇到工伤时，平台因为逃避用工责任降低成本而不和骑手签订劳动/劳务合同的弊端就往往由骑手承担。在新就业群体发展壮大过程中，不完全劳动关系作为一种能够适应对骑手群体劳动保障和平台灵活用工的需要被提出，在论文《特殊劳动权的保护： 基于不完全劳动关系视域》中提到了我国当下新就业群体的劳动保障缺位的问题，不完全劳动关系要求对平台经济劳动者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并在司法实践中细化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三要素的认定规则。其中提到更重要的是需要构建一套专门的职业伤害保险制度，放宽职业伤害的认定范围并简化保险赔偿的手续。

04 平台对劳动再生产的干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开辟了后世左翼政治经济学沿用的工资分析范式。马克思把工资按照表现形式和计算方式进行了分类，按照表现形式分类，工资被分为名义工资(货币形式发放的工资)和实际工资(按照购买实物能力结算的工资)。按照计算方式分类，工资被分为了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

对于众包骑手的兼职化的劳动形式，其所发放的工资是高度的计件工资。骑手会为了增加收入而抢单乃至同时配送多单。美团平台由于其不给骑手展示单价，骑手所能看到的只有每日的配送单数和日总收入，平台会根据骑手之前的表现在上工之前为骑手预测该工作日的收入。而蜂鸟众包更加透明，骑手的收入可以直接由累积的单价计算而来。

众包骑手类似于零工中的日结，其工资按日结算，如笔者能明确的知道自己一晚上跑了十单，能总共收入四十余元，而对于像小象超市这种专送模式，其工资按月结算。笔者和小象超市的专送骑手交流得知，小象超市一些线下站点对于工资发放会在时间上采用两种模式。一种是扣押十天以上再发放上个月工资，一种是对于部分骑手会有预支制度。这两种模式都是平台经济干预劳动力再生产的证明，笔者所交流骑手每月的总计收入为四千余元，扣除租车租房和吃饭的花费，最多能结余两千元左右，而其往往还需要赡养老人抚养子女，因此每到下个工作月月初往往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平台扣押工资十余天相当于是强行干预了劳动力十余天自主再生产的可能，促使骑手群体走向金融平台。

除了通过直接的薪酬机制进行劳动规训外，数字平台还试图通过干预骑手的居住、饮食及通信等日常消费，实现更深层、更严密的劳动力垄断与全景式控制。 首先在居住空间上，平台与长租公寓、租车行等第三方资本达成了跨界联盟。笔者和一名专送骑手交流得知站点负责人(站长)通常会向新入职骑手定向推荐“合作公寓”。骑手一旦入住，平

台的经济控制便成功突破了工作时间的边界，深度渗透到其“劳动再生产”的物理居所中。 其次在饮食消费领域，平台亦在加速其全产业链的圈禁。例如，美团推出的“骑士餐计划”，表面上是通过小额度补贴为骑手提供福利，实则是将骑手的用餐消费再度导入其自身的生态系统，实现了资本在生产与消费两端的闭环。 最后在数字日常生活中，平台联合电信运营商推出的“骑士王卡”专属套餐，利用高频流量需求，将骑手的通信生活也锚定在特定的体制内。 至此，平台不再仅仅是一个接单工具，而是通过对“住、食、讯”等再生产要素的全面网罗，建构起一种超越工厂围墙的、对劳动力全生命周期的精细化控制网络。

下图为美团推出的骑士电话卡

05 制造同意和赶工游戏

布洛维在《制造同意》一书中基于在美国芝加哥的一家大型引擎制造厂(联合企业公司)的为期十个月的参与式观察经历(车间一线操作工)探索了在20世纪末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工厂控制的新动向，即资方的管理模式由封建威权家长制走向了更精密科学的管理制度，工人们从被强力规训过渡到了被“制造同意”。在流水线旁的工人被教育一种名为“赶工”的竞赛，在赶工竞赛中获得名次的可以获得相应的奖金激励。在资方制造的虚拟游戏中，工人的关注点被转移到了能否完成超额的工作并获得物质激励。

赶工游戏在平台经济这种高度依赖数字化和算法管理的劳动控制模式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平台发明了多种模式来开展赶工游戏并进而制造骑手群体的“劳动同意”。在陈龙的《数字疾驰》一书中提到了多种的活动奖励，如周奖励计划和夏季战役等等。

平台的物质激励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的货币红包，另外一种是积分类的金币。对于金币这种抽象的物质激励，平台通过设置各种活动(包括培训和每日登录)让骑手参与其中赚取金币，但是金币实际上只能用在平台设置的抽奖中，抽到奖品的概率微乎其微，到最后，这种金币又回归到了平台自身。

而对于货币红包，平台将其和赶工游戏直接挂钩。以蜂鸟专送平台为例，其跑单活动就分为了凌晨冲单奖，午高峰冲单奖和下午茶冲单奖。而美团平台的日常赶工不像蜂鸟这么密集，但是其会在特殊天气下推出赶工游戏(如笔者在平台看到的“高温关怀金--感恩有你【畅跑活动】，完成带有跑单礼的订单，累积最高可获得51元”)。笔者在跑单过程中就亲身参与过蜂鸟平台的晚高峰冲单活动，在赶工游戏的设计中，平台既为了激励骑手多跑单，好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也在设计中兼顾平台送单的特点。

蜂鸟众包对于冲单奖的设置是梯度奖励，如送4单以上可以获得13元。但是对于计数的订单，其需要满足如下特点：1.其必须不能超时。2.其必须获得平台的冲单认可，这类订单，往往有着路线过远，远离市区，单价较低的特点。3.骑手必须在平台规定的时间完成要求的单量，如晚高峰活动是晚上六点到十二点。笔者在参与跑单活动中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想要抢到带有冲单奖的订单愈发的困难，因而最终尽力也未能达到设置的奖励门槛。

经过这种精密的设计，骑手在参与赶工游戏的过程中既被不断的规训使得其认同平台构建的物质激励系统，也被剥夺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对于平台，其开展赶工游戏必定不会使其亏损反而会让更多的订单被按时完成，进而使得其能够在资本竞争中更具有竞争力。

下图为美团众包平台在下线后的鼓励语

06 原子化劳动的现实

在布雷弗曼写下《劳动与垄断资本》后的半个世纪，无人能预料到劳动力的原子化会如此空前。劳动力的原子化指的是在工作空间中，劳动者之间彼此难以认识，更难以联合与团结。在传统工业领域，劳动力原子化的表现是新自由主义时代工会参与率连年下降(以美国为例)，而对于美国的边缘就业群体和新就业群体，其特征是连工会尚且没有规模化的组建(近年来的在沃尔玛和星巴克中的工会组建运动正在改变这一事实)。

下图为近四十年来美国工会参与情况的变化曲线

对于我国，由于特殊体制，劳动三权长期无法落实，仅在名义上保留了团结权和谈判权，行动权仅仅在部分发达地区有相关的条例规定。笔者和一名专送骑手交谈时问他是否知道全国总工会在推行新就业群体建会，出乎笔者的预料，他不仅不知道有一个能在节日发礼品的工会，还不知道什么是工会。我国新就业群体寻求联合和团结的道路实际上被堵死了，名义上存在的工会仅仅能开展福利发放以及偶尔的集体协商，真正自发创建的劳动组合是被严打禁止的并且还会对参与者扣上“寻衅滋事”的罪名(参考外卖盟主的遭遇)。因此，对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劳动原子化，我国是比其余国家要更加严重的。

对于专送骑手，其原子化程度要比众包骑手轻，因为其毕竟有着工作性质的线上微信群和线下的站点，每日站长训话时候一个站点的骑手也总是站在一起，在休息的时候他们也经常三五扎堆，在这样的劳作与休息过程中，一种联合在他们之中诞生了，骑手会集体对站点的不合理制度产生反抗，如对每日征收的当日收入的4%服务费用集体不满。

而对于众包骑手，其原子化劳动程度可谓是登峰造极。众包骑手不受到站点的管理，其只会与平台发生互动，如果不是刻意的去认识，恐怕一名众包骑手送外卖一个月也无法结交几名工友。但是尽管如此，依赖于线上平台的众包骑手之间的交流仍旧存在。笔者自跑众包以来观察到的特殊线上交流现象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骑手群体会依赖于平台提供的内置于平台的骑手社群进行交流，比如蜂鸟众包软件中的“骑士圈”。骑士圈论坛中骑手交流的信息多包括对单价的吐槽，对平台的仇恨，也偶尔会有骑手在上面发自己创造的劳动诗歌。除了骑手的自发情感宣泄，在论坛中还有很多办健康证假证的网络贩子在贩卖。笔者摘录了在论坛中看到的两首外卖诗歌，其中的三块钱白缴指的是每日上线跑单前要强制缴纳的保险费。

开局一条命， 武器是电驴， 技能选闪现， 强制无冷却， 三块七公里， 必需要闪送， 重量三十斤， 不送也得送， 不然封你号， 骑手变走手， 高层随便爬， 罚款是常态， 中途血条减， 不许你回城， 天天半管血， 途中若挂了， 定无人问津， 三块钱白缴， 做鬼也风流

述亡众包诗

众包城上竖降旗，资本墅中笑呵呵。千万骑手卷低价，更无一个是男儿。

第二，骑手们会借助骑手自发搭建的线上交流群和更多的由健康证造假者搭建的线上交流群进行交流，乃至于同城交流。在交流群中骑手们所反馈吐槽的信息和在官方论坛中相同。但是在交流群中的交流更加即时，对于同城交流群，外卖骑手还会在其中发布天气预警和事故发生求援的信息。这和沈原在《中国卡车司机调查》这本书中所观察到的卡车司机线上社群发挥了相同的互助功能。

第三，一些劳动意识较强的骑手会自发的创办外卖抖音号，视频号或者公众号，在其中其采用一对多的形式发布外卖相关的信息和骑手群体关注的劳动话题。长沙外卖骑手就是一个有很多关注者并且自愿发布骑手劳动议题的公众号。

面对原子化劳动的现实，骑手群体仍然自发性的构建了各种线上交流平台，而在这些平台的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交流中，骑手的阶级意识也在不断的发展，从而促使他们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发展。在具海根的《韩国工人》和刘建州的《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研究》两本书中都提到了最明显最总结性的阶级情感是“恨”，而“恨”这种阶级情感在线上平台的交流中也随处充斥，完成了从线下劳动体验向集体体验的过渡。

07 总结

本文先梳理了1970年代后因学术体制收编、产业转移及劳动分化导致知识界与劳动界联合削弱的历史背景，更以此引出劳工社会学承袭的主动参与实践精神，并切入当下最前沿的新就业形态——外卖骑手。笔者通过亲身租车跑单的一手实证资料，结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布洛维的“制造同意”以及布雷弗曼的劳动控制理论，展开了层层递进的批判性论述：首先揭示了平台如何将工服、超标电车及换电能源等实体生产资料的成本与法律风险社会化外包，实现数字控制;其次剖析了众包模式下“去劳动关系化”的模糊用工如何利用积分、算法定价和惩罚体系对骑手施加更严密的隐形雇佣控制;接着论证了平台通过延迟发薪、捆绑租房、骑士餐和电话卡，将资本触手全方位延伸至劳动力再生产的日常生存领域;随后精准指出了外卖App中的冲单、梯度奖励等活动本质上是布洛维赶工游戏的数字化翻版，极高效地制造了劳动者的自我压榨与认同;最后，文章直面体制和技术双重挤压下众包骑手空前原子化的严酷现实，却也敏锐捕捉到了骑手们利用“骑士圈”、微信群及自媒体进行情感宣泄和低限度互助的抵抗微光。

稿件由来自于忍冬青

由NLS编辑部呈现